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介绍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介绍（共6篇）

篇1：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介绍

《武林旧事》

记录南宋遗闻轶事、典章制度，并记及都城胜迹杂录，十卷，周密撰。《武林旧事》成书於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以前。作者按照“词贵乎纪实”的精神，根据目睹耳闻和故书杂记，详述南宋朝廷典礼﹑山川风俗﹑市肆经纪﹑四时节物﹑教坊乐部等情况，为瞭解南宋城市经济文化和市民生活，以及都城面貌﹑宫廷礼仪，提供较丰富的史料。如“诸色伎艺人”门著录的演史﹑杂剧﹑影戏﹑角觝﹑散耍等五十五类、五百二十一位名艺人的姓名或艺名;“宫本杂剧段数”门著录的二百八十本杂剧剧目，对於文学﹑艺术和戏曲史的研究，尤为珍贵。

今有：《武林旧事》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武林旧事》裴效维选注，学苑出版社，历代笔记小说小品选刊，版;《武林旧事》中华书局《中华经典随笔》版。

《东京梦华录》

记载北宋都城开封都市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历史轶事类笔记，十卷。南宋孟元老撰。孟元老，原名孟钺，号幽兰居士，开封人。生卒年不详。据《宋会要辑稿》及苏辙等人著作，可知他是北宋保和殿大学士领都水﹑将作二监事务孟昌龄的族人孟钺，曾任开封府仪曹，北宋末叶在东京居住二十余年。生平事迹不见他书记载。现在仅能据其自撰的《东京梦华录》序，了解其生平大概。他生于北宋末年，崇宁二年(1103)随其父到东京，至建炎元年(1127)北宋覆亡后南逃，在东京共生活了二十三年。

《东京梦华录》十卷，约三万言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1102一1125)年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为我们描绘了这一历史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京城的外城、内城及河道桥梁、皇宫内外官署衙门的分布及位置、城内的街巷坊市、店铺酒楼，朝廷朝会、郊祭大典，东京的民风习俗、时令节日，当时的饮食起居、歌舞百戏等。如：卷一记载东京内外城的规模，河道桥梁的分布，宫内门殿阁的座落;卷二、卷三、卷四所述开封各街巷各种商店、货摊，名目繁多的的食品和酒楼、夜市;卷五、卷六记载京瓦伎艺和娶妇、育子、正月元旦朝会、立春元宵等各种节令民俗。其中“娶妇”条记述由由起草帖到婚后新女婿到女家拜门的经过;“育子”条记述孕妇临产前由娘家送衣物“催生”到来年小孩“周岁”的种种讲究，可以考证古今风俗的演变。卷六、卷七中记载的皇帝出行仪制、看百戏的情景、亦可补《宋史·礼志》之阙。

由于《东京梦华录》对徽宗政和、宣和年间汴京的城市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均有翔实的记载和详尽的论述，这就为后人留下了探索那个时代汴京城里各个阶层居民生活面貌的大量宝贵资料。自从它于南宋初年在临安刊行以来，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封建社会里的文人墨客，在谈到北宋晚期东京掌故时，莫不首引此书，如赵甡之的《中兴遗史》、陈元靓的《岁时广记》以及陶宗仪的《说郛》，对本书的部分资料，都有所选录。到了近代，由于其所反映的内容具有很高的社会经济文化史的价值，更引起了中外许多从事各种专史研究的学者专家们的高度重视，交相征引利用。人们往往把本书与《清明上河图》视同姐妹之作，二者对于我们考察研究北宋城市经济发展史的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东京梦华录》也开创了以笔记描述城市风土人情、掌故名物的新体裁，为以后反映南宋都城临安的同类著作《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如梦录》﹑《续东京梦华录》等书所沿用。

今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东京梦华录》邓之诚注，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2年版;《东京梦华录笺注(上下)》伊永文箋注，中华书局版;《东京梦华录注》，邓之诚注，商务印书馆1959年初版;《东京梦华录》贵州人民出版社版;《东京梦华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梦梁录》

记载南宋都城杭州都市面貌、市民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历史轶事类笔记，二十卷，南宋吴自牧撰。吴自牧，临安府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事迹不详。该书成书年代，据自序中“时异事殊”，“缅怀往事，殆犹梦也”之语，当在元军攻陷临安之后。书中所署“甲戌岁中秋日”(即宋度宗咸淳十年公元1274)，疑是传抄有误。

该书仿效《东京梦华录》体例，记载南宋临安的郊庙、宫殿、山川、人物、市肆、物产、户口、风俗、百工、杂戏和寺观、学校等情况，如卷一：元旦大朝会、立春、元宵、车驾诣景灵宫孟飨;卷七杭州、大河桥道、小河桥道、西河桥道、小西河桥道、倚郭城南桥道、倚郭城北桥道、禁城九厢坊巷;卷十六：茶肆、酒肆、分茶酒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附诸色点心)、米铺、肉铺、鲞铺等，为了解南宋城市经济活动，手工业、商业发展情况，市民的经济文化生活，特别是都城的面貌，提供了较丰富的史料。其中卷十九“瓦舍”和卷二十“百戏伎艺”记述了讲唱文学的名目、演员人名和演出场所，为文学史研究留下极为宝贵的资料，如“百戏伎艺”中写道：

百戏踢弄家，每于明堂郊祀年份，丽正门外宣赦时，用此等人，立金鸡杆。承应上竿抢金鸡。兼之百戏，能打筋斗、踢拳、踏跷、上索、打交辊、脱索、索上担水、索上走装神鬼，舞判官，斫刀蛮牌，过刀门、过圈子等……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更有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装饰，不至损坏。

此条所记杂技名称达数十种，还有踢瓶、弄碗、花鼓、弄熊、藏人、烧火、吃针等，可见此时已有大型魔术和驯兽等表演。另外傀儡戏又分为悬线傀儡、杖头傀儡和水傀儡等门类，极为丰富。

有《知不足斋丛书》本，《说郛》本、《稗海》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今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梦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梦梁录》符均张社国解说，三秦出版社“历代名家小品文集”版;《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中华书局20版。

《游宦纪闻》

记载宋代历史轶事、人物掌故、风土人情笔记，十卷，南宋张世南撰。张世南，《文献通考》作“士南”，字光叔，鄱阳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理宗宝庆初前后(1225)在世。与刘过、高九万、赵蕃、韩淲诸人游。张世南系当时文献故家，曾随其父官于蜀，在蜀活动时间较长，自称“游蜀道，遍历四路数十郡，周旋凡二十年”，又尝官于闽之永福，游历浙闽。《游宦纪闻》就是他笔记半生游历的结晶。

《游宦纪闻》卷帙虽不多，仅十卷计一百零八条，但所包括的内容，却很广泛。举凡当代掌故，逸闻轶事，风士人情，文物鉴赏;以及艺文，小学，考古，历法，术数，医药，园艺等方面，均有所论及。而又注重实际，不尚空谈。其中如：蕲春铁钱监、谒见刺字、赐绯借紫、高丽国使人状、杨临式等条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四库总目》称其为“多记杂事旧闻，为说部佳本之一”。

有《知不足斋丛书》本、《稗海》本，《说郛》本，

今有：《游宦纪闻》，张茂鹏等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游宦纪闻》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历代笔记小说大观》1983年版;《游宦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20版。

《枫窗小牍》

记载宋代人物轶事、典章制度类笔记，二卷。南宋袁褧撰，子袁颐续。袁褧字尚之，吴县人(今江苏苏州)。早年为诸生，可是乡试屡试不第。晚年躬耕于谢湖，自号谢湖居士。工诗、文、书、画，与兄表、弟褒、袠及从弟砄、裘，时称袁氏六俊。书法俊迈，宗法米芾，与文征明齐名，又善画花鸟。诸生贡太学。法米芾，与文征明齐名。画山水潇洒，林丘掩映。任意写竹枝花朵，饶有生趣。卒年近八十。有《田舍集》及《奉天刑赏录》。《枫窗小牍》由其子袁颐续成，书名也由其子定名于渡江之后。其序云：“余迫猝渡江，侨寓临安山中，父书手定都为乌有，第日对窗西鸟，相省念旧，闻得数十事录之，以备遗忘。时晚秋萧瑟，喜有丹叶残霞来射几案。会录成，辄呼酒落之，名曰《枫窗小牍》”。

《枫窗小牍》多记汴京见闻，亦及临安杂事。有关北宋后期南宋前期礼仪、风俗、政事、艺文等佚闻，可与史传相参较。如记张思训在仁宗时制作的浑天仪，可补中国科技史之阙：“太平兴国中，蜀人张思训制上浑仪。其制与旧仪不同，最为巧捷，起为楼阁数层，高丈余，以木偶为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钟击鼓。又为十二神，各直一时，至其时即自执辰牌循环而出。余大王父赞善公尝入文明殿漏室中见之”。书中所记宋初到北宋末年徽宗朝户籍增长情况以及南渡初尚存的户籍，更为经济史中宝贵资料：“国初，杭粤蜀汉未入版图，总户九十六万七千五百五十三。至开宝末，增至二百五十万八千六十五户。太宗拓定南北，户犹三百五十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七。此后递增至徽庙，有一千八百七十八万之多。噫!可谓盛矣。及乘舆南渡，江淮以北悉入虏庭。今上主户亦至一千一百七十万五千六百有奇。生息之繁，视宣和已前仅减七百万耳”。

《枫窗小牍》有明万历年间刻本，《稗海》本，《知不足斋》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今有：《枫窗小牍》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枫窗小牍》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年版;《枫窗小牍》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篇2：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介绍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又称《玉壶野史》，十卷，北宋文莹撰。《玉壶清话》是文莹于神宗元丰元年(1078)作于荆州的又一部野史笔记，内容、体例与两年前所撰《湘山野录》、《续录》相仿。本书前八卷近一百六十条，杂记北宋开国至神宗朝百年间君臣行事、礼乐宪章、诗文逸事、市井见闻等;而第九卷《李先主传》、第十卷《江南遗事》，则详细记录了五代后期南唐政权“累世之隆替”、“圣贤治乱之迹”，是研究五代史和北宋史的珍贵资料;其中谈诗论文之语，清曹溶则冠以“玉壶诗话”辑入《学海类编》，显现它的诗话价值。

明初编修《永乐大典》后，逐渐散阙，仅得前五卷流传，天一阁范钦等人抄访得后五卷，遂合成十卷刊行。《玉壶清话》现通行本有《知不足斋丛书》本、《笔记小说大观》本、《说郛本》;称《玉壶野史》则有《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

今有：《玉壶清话》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版;《玉壶清话》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一编，年版。

《鸡肋篇》

宋代考据辨证类笔记，三卷。北宋末年庄绰撰。庄绰字季裕，约宋钦宗靖康年(1126)前后在世清源(今福建泉州)人，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说是太原人(历史上太原也曾有清源之称)，误。生卒年均不祥，约北宋末前后在世。状貌清癯，人目为“细腰宫院子。”北宋末年，历摄襄阳尉、原州通判等。宋室南渡后，历任建昌军通判、江西安抚制置使司参谋官，最高官职是“朝奉大夫知鄂州、筠州”。庄绰学有渊源，是一个考证学家、民俗学家、天文学家、医药学家，对针灸尤有研究。著有《本草节要》、《明堂灸经》、《脉法要略》，皆已散佚;今尚存世的有《膏肓腧穴灸法》二卷和《鸡肋篇》。

庄绰博物洽闻，又喜游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见闻广博，《鸡肋篇》中记载了大量全国各地民俗、物产、饮食和医药知识，对我们认识宋代社会以及生产生活状况有一定帮助，如记载“皂荚”的制作过程：“京师取皂荚子仁煮过，以糖水浸食，谓之‘水晶皂儿’”;定州丝绸织花的独特方法：“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杼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当时寒食祭祖风俗：“寒食上冢亦不设香火，纸钱挂于茔树。其去乡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帛于空中，谓之掰钱”。湖南沣州“社日”祭祀瘟神，然后装载在船上送走，为之“送瘟神”毛泽东《七律·送瘟神二首》诗题可能源于此俗。书中记载的一些医药知识如针灸、偏方也可作为今日借鉴参考。

今有：《鸡肋篇》萧鲁阳校点，唐宋史料笔记丛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鸡肋篇》上海书店1990年版。

《墨庄漫录》

记载两宋典章制度、历史故实、诗文的笔记，十卷。北宋末张邦基撰。张邦基，字子贤，高邮人。生卒年、生平事迹均不祥，约宋高宗绍兴初(1131)前后在世。喜藏书;有《墨庄漫录》十卷行於世。

《墨庄漫录》杂录宋代杂事，间有考证，多有见地。尤留意于诗文词的评论及记载，较多地保存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资料，本书为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有诗词欣赏：着重举出当代人的作品(或完整地举出，或摘句)，并概括评论，评论颇为精当，如如称杜甫《丹青引赠曹霸》诗“微意深远”，王令《假山》诗“笔力豪放”，舒亶“香泛”联“刻削”，韩驹“倦鹊”联“太工”等。评论也颇具见地，认为作诗、读诗、概关于际遇：唐人行役，怀归感叹，故诗多“佳作”;蔡绦身“处富贵”，辄不悟杜甫晚居西川之“闷”;有诗词考释，如谓杜甫玄都坛歌“王母画下云旗翻”之“王母”乃蜀鸟，谓李商隐《锦瑟》中间四句乃形容瑟谱四曲，谓苏轼儋耳山“君看道傍石”之“石”当“者”，或出自个人发明，或祖述他人，往往有独到之处。关于文的评论;如谓苏轼、黄庭坚善题跋，属散文;谓孙觌(仲益)、汪藻(彦章)工四六，属韵文，谓张舜民(芸叟)、秦颧(少游)文法干愈(退之)，属师承渊源。皆可资参考。有文人轶事，如关于苏轼者，即达二十则，除个别则外，皆不见他书。以上四个方面加在一起，略及本书一半篇幅略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许为“宋人说部之可观者”。但论诗重“箴讽”，谓元稹《连昌宫词》高过白居易《长恨歌》，以前者“微而显”，后者“终篇无所规正”，未脱儒家诗教窠臼，失诸片面。

《墨庄漫录》十卷，宋代书目未见著录，《四库全书》收于子部杂家类。《宋诗纪事》称引其文达三十八条。

今有：《墨庄漫录过庭录可书》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85年版;《东坡志林》(附老学庵笔记·考古编·演繁录·墨庄漫录)京华出版社20版;《墨莊漫錄》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三编，20版。

《默记》

主要记载北宋时期朝野遗闻的笔记，南宋王铚撰。王铚，生卒年不详，字性之，汝阴(今安徽阜阳)人。王铚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是宋初著名学者王昭素的后裔。父亲王萃(字乐道)是歐阳修的学生。家中藏书甚富，绍兴(1131-1162)初，官迪功郎，权枢密院编修官。因纂集祖宗兵制，受到高宗赵构的赏识，诏改京官，晚年，遭受秦桧的據斥，罷为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观。避地剡溪山中，日以角咏自娱，人稱雪溪先生。王銍少而博学，善持论，强记闻。據说他读书能五行俱下，别人才三、四行，他已尽一纸。南宋的大诗人陆游很推崇王铚，在老学庵笔记中写道：“王性之记问该洽，尤长于国朝故事，莫不能记，对客指画育说，动数百千言。退而質之，无一语缪。予自少至老，惟见一人。”王铚对北宋一代的历史有著很深的造诣。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会要》等书的记载，他曾经编修过祖宗兵制、七朝国史、哲宗皇帝元祐八年补录，著有《太玄经义解》、《国老谈苑》、《默记》《补侍儿小名录》，《雪溪集》、《四六话》。《宋史翼》等。可惜的是这些书大都没有保存下来。

《默记》主要记载了北宋时期的朝野遗闻。由于王铚“尤长於国朝故事”，所以在他的《默记》中保存了很多北宋时期的遗闻轶事，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对于研究宋代的历史有一定的参攷价值。其中如记宋太祖攻取滁州清流关的经过，李煜因思念故国写《虞美人·春花秋月》而被害经过可补史料文学史之缺。其中记人物又颇幽默风趣，如记宋初宰相王溥之父王祚的父道尊严以及被瞎子糊弄的经过，颇为风趣：

王溥，五代状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宫师罢相。其父祚，为观察使致仕，待溥甚严，不以其贵少假借。每宾客至，溥犹立侍左右，宾客不自安，引去。

祚居富贵久，奉养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寿尔。一日，居洛阳里第，闻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问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贵极富溢，所不知者寿也。今以告汝，俟出，当厚以卦钱相酬也。”既见，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惊曰：“此命惟有寿也。”祚喜，问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问曰：“能至百岁乎?”又叹息曰：“此命至少亦须一百三四十岁也。”祚大喜曰：“其间莫有疾病否?”曰：“并无。”固问之，其人又细数之曰：“俱无，只是近一百二十岁之年，春夏间微苦脏腑，寻便安愈矣。”祚喜，回顾子孙在后侍立者曰：“孙儿懑切记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汤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铚熟于掌故，所言可据者居多。但提要也指出：“惟所记王朴引周世宗夜至五丈河旁见火轮小儿，知宋将代周一事，涉于语怪，颇近小说家言，不可据为实录耳。”

《默记》有涵芬楼宋元人说部本、明嘉靖二十三年雲山书院刻本、清张载华、瞿巸邦两抄本汪季青古香楼本。通行本有《稗海》本、《津逮秘书》本、《知不足斋》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源》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今有：《默记》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年版;《默记·燕翼诒谋录》朱杰人点校，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本，1981年版;《默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版。其中中华书局朱杰人点校本较佳。

《挥麈录》

宋代历史轶事笔记，南宋王明清撰。王明清(1127-1202)字仲言，著名学者王銍次子，汝阴(今安徽阜阳)人。自幼继承家学，酷爱文史。孝宗即位之初，以父荫入仕。乾道间奉祠山阴。淳熙十二年(1185)以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光宗绍熙三年(1192)，为杂买务杂买场提辖官。四年，任宁国军节度判官。宁宗庆元元年(1195)，添差泰州通判。嘉泰初(1201)，为浙西参议官。与尤袤(字遂初)、陆游(字敄观)、李焘(字仁甫)等有过交往。王明清以博闻洽识著称于世，其父王銍善治史，著有笔记小说《默记》。明清承修父业，亦以史才冠有宋，史笔精湛，态度严谨，所撰《挥麈录》为其三十余年心力所灌就，另著有笔记小说《摭青杂说》、《投辖录》、《玉照新志》等。

《挥麈录》二十卷。其中前录四卷，后录十一卷，三录三卷，余话二卷。主要记述两宋典章制度、文人士大夫轶闻，兼及诗文碑铭，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等。如谈及徽宗朝对布衣荐举的不重视和民间对荐举的轻蔑，包括由荐举获得高位人品的卑劣：“本朝以来，以遣逸起达者，惟种明逸、常夷甫二人而已。徽宗朝，王易简、蔡崈、吕注自布衣拜崇政殿说书，然荐绅问多不与之也。王君仪、尹彦明后亦登禁从，距今亦三十年矣。虽屡下求贤之诏，州郡间有不应聘者，而羔雁不至于岩穴也。易简即寓之父，九江人，大观中家祖守郡，首荐之。其后改节，以媚权臣，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寓仕靖康，骤拜二府，被命使虏，托梦寐以辞行，钦宗震怒，窜岭外。”这也可能就是北宋灭亡主要原因之一。另外谈及当时避讳和世人对此的态度：“本朝刘温叟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至其孙几，乃自度曲，预修《乐书》，可笑。”

作者不仅能够继承北宋传统笔记的编修体例及其记事特色，而且还能凭借博闻强识的自身优势，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采取存录基本文献史料、注重汇聚当时诸多人物及事件的记事方法，主要用来补足处在南北宋之交时的史料史实不足。因内含丰富的当代文献史料，多是作者亲历的当代史事，其资料来源大多得自当时的文献以及亲友的口述，加之作者选择和笔录的态度比较严谨，因此它在问世后就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的称道，被官私历史著作屡加征引，是宋代史料笔记的上乘之作。

《挥麈录》有明汲古阁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知不足斋丛书》、《学海类编》本等。

篇3：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介绍

关键词：古代文学,作品选读,专题化,教学形式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是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及部分文科、 艺术类专业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 该课程不仅对于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 而且对于传播中国文学经典、传承中华文化精髓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历来备受师生重视。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课程需要涵盖 “文学史上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及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作”[1], 具有时间跨度大、名家名作众多等主要特点。 因此, 该课程的主要教学模式, 通常遵循教材的编排方式, 即以朝代为经, 以文体为纬。 这一教学模式固然有其显而易见的优势, 可以使学生对历朝历代的主要文体、重要作家、代表作品有比较直观的了解, 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些不容忽视问题:首先, 教学内容庞杂而零散, 但教学时间又相对有限, 如何在讲解作品的过程中使学生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有一定程度的把握, 着实不易;其次, 教学对象多为大一新生, 学习基础、接受能力不尽相同, 如何在短时间内使更多的学生更好地适应大学课程的教学节奏, 亟待解决;第三, 除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以外, 汉语言专业还需要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 以及一系列与古代文学有关的选修课, 如何使作品选读课程和文学史等相关课程互相配合, 需要兼顾。

有鉴于此, 笔者认为, 在遵循传统教学模式的同时, 有针对性地进行专题化教学, 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在进行专题化教学的过程中, 课程内容的专题化是关键, 可以从文体、思潮、题材、意象、技法等诸多方面着手展开。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每一种文体都有各自的发展线索。 如果教师按照教材的编排方式, 在讲解每一个历史阶段时谈及各类文体, 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每一种文体的演进历程都会遭到割裂, 而学生也就很难建构起某一文体的发展线索。 因此, 从文体的角度进行专题化教学, 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以诗歌为例:从《诗经》到汉乐府, 再到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民歌, 民歌的发展脉络可以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从唐诗到宋诗, 其艺术风貌是否有高下之分, 亦可加以讨论。 借助这样的内容整合, 学生就可以站在一定的高度审视某一文体的传承与发展, 得到相对初步的认识, 这也可以为其日后的文学史学习埋下伏笔。

即便遵循现有教材的编排方式, 教师也可以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思潮来整合教学内容, 比如, 魏晋时期有所谓的“文学的自觉”, 唐朝有新乐府运动、古文运动, 宋代有诗文革新。 当课程内容推进到某一历史阶段时, 教师不妨根据当时的文学思潮来选择相应的名家名作进行教学, 使学生能够在学习作品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对文学思潮产生直观的感受, 一举两得。 以北宋诗文革新为例, 教师在讲解王禹偁、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等人的作品时, 不妨突出各家对于文、道关系的论述, 从而顺理成章地勾勒出革新思潮的发展主脉。

除了文体、思潮这些比较大的方面以外, 题材、意象、技法等相对较小的方面也可以作为专题。 在古代文学史上, 伤春、悲秋之作比比皆是, 思乡、悼亡之作亦代不乏人, 教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将相关作品进行串联, 使学生对某一题材的创作历史有较为全面的体认。 以悼亡文学为例, 潘岳有《悼亡诗》, 苏轼有《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纳兰性德有《浣溪沙》 (谁念西风独自凉) , 学生完全可以通过细致的比较来剖析不同作品的艺术特点。 另外, 在探讨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诗词时, 意象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通常情况下, 诗词中的意象并非孤立地存在, 而是根植于业已形成的文学传统。 比如, 芳草连天这一意象往往与离愁别绪有关, 从汉乐府的《饮马长城窟行》到范仲淹的《苏幕遮》, 再到李叔同的《送别》, 概莫能外。 值得注意的还有技法。 比如, 李清照《声声慢》中的“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凄凄惨惨戚戚”貌似劈空而来, 可如果联系到自《诗经》以来历代诗词对于叠字的精彩运用, 就不会认为这七组叠字的出现纯属偶然了。

与此同时, 教学形式也需要根据教学内容的变化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

第一, 改进教师的讲授方式。 尽管课堂上的师生讨论在很多场合被提到了相当高的位置, 甚至大有取代教师讲授的趋势, 但是, 在这样一门相对传统的课程中, 教师讲授的重要地位一时间恐怕难以撼动, 特别是在面对大一新生的情况下。 不过, 教师的讲授绝不等于照本宣科, 毕竟“依注上书, 学生自会”[2]。 因此, 教师讲授的重心应当从“授人以鱼”转移到“授人以渔”上, 不仅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 更重要的是将获取知识的方法呈现给学生。 在很多情况下, 与学生分享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考过程, 往往比仅仅提供结论更具示范作用。

第二, 确保课堂的讨论环节。课堂上的讨论环节之所以在这门课程中不太常见,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门课程的内容较多而课时较少, 时间紧任务重。 有些教师认为, 一旦提高讨论环节在课堂上的比例, 无形中就会影响教学进度。 这一担忧不无道理, 毕竟学校要求教师在规定课时内完成一定的进度。 但是, 课堂上的讨论环节又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启发、锻炼学生的思维, 能够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这也为以后的课程学习打下更好的基础, 磨刀恐怕不至于耽误砍柴。

第三,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兴趣永远是最好的老师, 大学自然也不例外。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 不同的学生会对不同的内容产生兴趣, 教师可以借助课堂统计、课后交流、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加以了解。 学生对于课程的兴趣是值得珍视的, 教师应当因势利导, 带领学生精读相关作品, 开始比较初步的学术训练。 当源于兴趣的自由阅读逐渐转变为基于兴趣的自主思考时, 学生就可以更好地适应大学课程的学习了。

第四, 完善课程的考核机制。 现阶段对于学生的考核, 大多轻平时而重期末。 其实, 期末成绩只是一次测验的结果, 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平时成绩则不然, 教师可以通过课前准备、课堂讨论、课后作业等方式考察学生的投入程度、进步速度, 打出的分数相对而言更为客观、公正。因此, 适当调整平时成绩、期末成绩的比重, 可以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另外, 如果条件允许、准备充分, 以面试的形式对学生进行考核也未尝不可。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课程中进行专题化教学的尝试, 对于教学任务的承担者———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 任课教师需要在古代文学领域不断提高专业素养, 注意及时了解学术前沿动态, 以自身的专业推动教学的创新;其次, 任课教师需要在专业领域之外不断开拓视野, 注意充实文献学、文艺学、历史学、地理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知识, 以自身的广博开阔学生的眼界;第三, 任课教师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与学生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倾听学生提出的意见、建议甚至质疑, 及时进行反馈, 以自身的诚意赢得学生的信任。

当然, 上述针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课程专题化教学的论述, 只是笔者根据有限的教学经验提出的初步设想, 浅陋之处, 在所难免。 不过, 笔者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课程的教学与研究, 使这一充满历史感的课程焕发出新的更大的光彩。

参考文献

[1]郁贤皓.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内容简介.

篇4：从古代文学作品中看中国体育文化

关键词：体育文化 古代文学 发展 多样性

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品中不乏有关于体育文化方面的题材，其文学体裁涵盖了诗词、歌赋、笔记、戏曲、小说、散文等，这些文学作品以独特的风格为我们逼真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体育活动状况，展现了我国古代人民在各种体育活动中的场景。尽管历经漫长的岁月，我们依然能够从这些文学作品中了解到我国的体育文化精神，我国体育的发展历史，及其多样性的体育文化内容和形式。

一、从古代文学作品看中国体育文化精神

《礼记》中有记载：“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可见先秦时代人们进行体育活动比赛，并非将名次及成绩作为争夺的首要目标，这也奠定了中国体育文化精神与西方体育文化精神的差异。如果说西方是一幅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赛跑图，那么中国则是一幅古代的养生图。早在2300多年前，庄子就在其著作《庄子·养生主》中提倡动静结合，以保养生命。他秉承“抱神以静，形将自正，神将守形”的思想，开创了中国体育文化精神的养生观的先河。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古代文化的日趋成熟，人们逐渐确立了动以养身的思想，即主张通过身体运动来达到养生健身的效果，只有加强身体保健，才能防病于未然。在《后汉·华佗传》中，记载了中国汉代名医华佗模仿虎、鹿、熊、猿、鹤5种禽兽的神态和动作所创编的一种医疗体操——“五禽戏”，五禽戏可谓中国古代健身术的代表，关于它的功效，我们可从该书中略见一斑：“身有不快，起做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体轻便而欲食。”另外，从太极拳的创造及推广，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国体育文化所具备的浓厚的人文精神，太极拳体现出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在和谐持中的理念中实现道法的自然，彰显人文关怀，同时也与庄子动静结合的养生观不谋而合。与西方浓厚的竞技性不同，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更多的是强调娱乐性，养生性，讲究参与体育活动的个人的切身体会，每个人均可身体力行，体育运动不仅注意到人体外部的肢体活动，更注意到身体内部机能的锻炼，由此可见我国古代体育文化精神反而更接近体育的真精神。

二、从古代文学作品看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

纵观我国体育文化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雏形期、成长期、定型期、发展期，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准确地记载了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中国体育文化的雏形期距今大约2.8万年，当时的人们将劳动生产时的砍、扎、刺、割、射等动作相应转变为军事技能。《史记·五帝本记第一》中记载了“轩辕乃习用五兵干戈，以征不享，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的场景，为顺应战争而展开的原始的体育教育就此拉开序幕。此外，《淮南子》中说到“燧人氏以匏济水，伏羲氏始乘桴”。可见我国在燧人氏时代就有了木筏，伏羲氏时代就开始使用独木舟，《帝王世纪》记载了尧时期出现击壤，《世本》“尧造围棋”；《别录》中的黄帝发明蹴鞠、角抵等，可见先古时代人们已经有了体育文化的雏形。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成长期是夏朝到战国时期，当时各国的体育竞技活动俨然成为日常娱乐手段。《礼记正义》中描述了“孔子射于瞿相之圃，围观者如堵墙”，我们可看到孔子和当时的社会民众很注重体育。由《诗经竹竿》中的诗句：“淇水悠悠，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普遍有了进行体育活动排解心理郁闷的意识。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定型期在秦汉至南北朝这一时期，秦朝将体育技能“射”作为官职称谓，《文献通考》记录了秦统一中国后将角觚作为阅军大典的内容，可见当时对体育的重视。《汉书·武帝本纪》也记载了汉朝“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的盛况。《后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一书中系统整理并总结了射法、戈法、剑道、手搏、蹴鞠等体育项目，推进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

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期是隋唐时期到清朝，进入隋唐以后，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人民生活富足，体育活动已然成了全民运动，杜甫《哀江南》中写道：“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中双飞翼。”可见唐朝女子参与体育竞赛活动的英姿。武则天创办“武科举”，以及宋朝办武学的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民间武术的发展，明朝总结了我国武术的套路，其代表作品有《纪效新书》、《武备志》等作品，是我国古代体育文献的经典著作。明清时期，许多小说也对体育活动进行了详细描述，在《金瓶梅》一书中，对象棋、围棋、击壤、双陆、秋千、毽球、击球等运动进行详实的描写，《水浒传》中记载了武术和拳击场面的描写，《红楼梦》中出现了放风筝、下围棋等体育活动，可见，那时中国在体育文化上已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三、从古代文学作品看中国体育文化的多样性

从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千年的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体育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特性，先人在劳动和战斗间隙将体育独立出来，并跟随时代变迁的脚步不断做着调整和完善，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仍得以传承下来，我们择其几个加以表述。

其一，作为现代竞技体育足球的雏形，蹴鞠在历朝历代几乎都有所涉及并被保留至今。

蹴鞠最早被记载在《史记·苏秦列传》中，苏秦游说齐宣王时形容临苗：“临苗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竿、鼓瑟、蹋鞠者”。而我国古代蹴鞠活动主要盛行于寒食的时候，从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寒食蹴鞠的传统，到了唐朝，人们对蹴鞠进行了改进并加以创新，使蹴鞠活动使得更多的民众喜爱和接受，唐朝诗歌中不乏关于蹴鞠活动的描写，例如王维在《寒食城东即事》：“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竟出垂杨里。”杜甫的《清明》：“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到了明代，蹴鞠甚至已经普及到女性，例如钱福在一首七律诗中写道：“蹴鞠当场二月天，仙风吹下两婵娟。……几回蹴罢娇无力，恨杀长安美少年。”诗中所述的女子蹴鞠比赛盛况，令人读来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

其二，马球，又称“击鞠”、“击球”等，球状小如拳，游戏者乘马分两队，在马背上用长柄球槌拍击木球，以打入对方球门为胜，比赛场地多是草原或旷野之地。我们可以从三国时期著名才子曹植的《名都篇》中的表述：“名都出妖女，京洛出少年。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揪间。连骑击鞠壤，巧捷惟万端”中看出马球运动至少在当时就已经存在。而到了唐代马球更为风行，对骑术要求也更高。武则天就曾写诗称赞唐太宗李世民高超的马术，由于马球主要流行于军队和宫廷贵族中，该运动到了清代便开始没落。

其三，剑术，是我国最传统，也是传承至今最流行的体育项目之一，早在描述公元前206年楚汉战争之初的名作《鸿门宴》中，就记载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情形，可见剑术在当时颇为流行，在汉代还出现了《剑道》三十八篇等有关剑术的专门论著，唐朝著名的诗仙李白不仅是个高产诗人，同时也是位体育明星，可谓是文武双全，他毕生对剑术颇有造诣，在其《与韩荆州文》一诗中，自称“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可见其对剑术的痴迷程度。现存的《李白全集》共有964首诗歌，其中关于剑术的描写就高达100首，诸如“起舞拂龙泉，四座皆扬眉”，“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等，可见剑术亦成就了诗仙李白的豪放与洒脱。

其四，角抵，即摔跤，是极为古老的竞技项目，两人徒手相搏，按一定的规则，以各种技术、技巧和方法摔倒对手，早在四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就有了这些体育运动，当时人们通过角抵获取食物，与自然界做斗争。根据南朝《述异记》中的相关记载，“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翼州有乐名蚩尤戏，其两两三三，头戴牛角以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其中说到的蚩尤戏便是摔跤的雏形，是为纪念与黄帝逐鹿中原的蚩尤而出现的一种民间的竞技活动，到了东周时期，这种角抵戏比较普及，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中非常多见，甚至是当时周朝军队操练的主要军事科目之一。唐朝大诗人杨万里在观看朝廷举办的“角抵”大赛，写下一首《角抵诗》：“广场妙戏斗程材，才得天颜一笑开。角抵罢时还摆宴，卷班出殿戴花回。”彰显了“角抵”比赛的盛况及皇家恢宏的气势。

其五，秋千，在春秋时期传入我国中原地区，秋千运动不仅是极为精彩的竞赛活动，还十分锻炼人的意志，促进人体生理机能的健康发展，因其简单易学，深受人们的喜爱，到了汉代，秋千成为我国许多传统节日必备的民间体育活动并流传至今。宋词中就有许多描写女子荡秋千的情景，诸如苏轼《蝶恋花》：“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欧阳修《蝶恋花》：“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李清照《点绛唇》：“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这些描写女子进行秋千运动的真实情景是极其富有情趣的。著名小说《金瓶梅》其中一回标题是“吴月娘春昼打秋千”再现了明清时期女子对秋千的喜好与秋千的普及程度。

篇5：古代晚唐文学人物作品介绍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他是宰相杜佑之孙。二十六岁举进士，因为秉性刚直，被人排挤，在江西、宣歙、淮南诸使幕作了十年幕僚，“促束于簿书宴游间”，生活很不得意。三十六岁内迁为京官，后受宰相李德裕排挤，出为黄州、池州等地刺史。李德裕失势，内调为司勋员外郎。官终中书舍人。

杜牧看到唐帝国的种种内忧外患，政治上想有一番作为。他读书注意“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善于论兵，作《愿十六卫》、《罪言》、《战论》、《守论》，又注《孙子》。任地方官时也给人民做了一些好事。

他的某些作品表现了一定的爱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文宗太和元年朝廷派兵镇压沧州抗命的藩镇，他写了《感怀诗》，慨叹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急征厚敛造成的民生憔悴，很想为国家作一点事。《郡斋独酌》一诗更直接表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岂为妻子计，未去山林藏?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又如《河湟》一诗：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自发丹心尽汉臣。惟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诗人通过河湟无力收复的事件，对朝政的昏乱和国势的衰微，表示无限的忧愤。这个时候，朝廷里连元载这样曾经想到收复河湟的人也没有了。尽管河湟的人民还在戎服下面怀着系念祖国的丹心，但是，举国上下却以麻木不仁、醉生梦死的态度来听取从河湟凉州传来的歌舞。他的《华清宫诗》：“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乡”，也和这诗后两句具有同样沉痛的心情。《早雁》一诗则用比兴的手法，以雁象征边地人民：

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一回?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菰米岸莓苔。

惊飞四散的哀鸿，象征在回纥侵略蹂躏下逃回祖国的边地人民。诗中既表现了对难民的体贴同情，也暗示统治者对他们的漠不关心，“仙掌”、“长门”，并非泛泛的修词设色，“岂逐春风”也不仅仅是写鸿雁秋来春返的自然现象。这两首诗的思想内容和现实背景，和白居易《缚戎人》、《西凉伎》是相近的，但他用的是近体，写得更简练浑括。

他的咏史诗也很著名。有的诗是借历史题材讽刺统治者的骄奢荒淫。如《过华清宫三绝句》中的两首：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诗里通过人们所熟知的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含蓄而有力地讽刺了晚唐帝王们的荒淫享乐。其创作意图和他不满“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而作《阿房宫赋》是完全一致的。他另一些咏史作品，则带有较为明显的史论特色。如《赤壁》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乌江亭》诗：“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都是对历史上兴亡成败的关键问题发表独创的议论。他这种论史绝句的形式，后来颇为许多文人所仿效。

杜牧的抒情写景的七言绝句，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例如：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江南春》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泊秦淮》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山行》

这些诗词采清丽，画面鲜明，风调悠扬，可以看出他才气的俊爽与思致的活泼。前两首在写景中还流露出对时事的忧伤。但他的诗中也有一些思想感情很不健康的作品，有的诗带有浓厚的个人潦倒失意的感伤情调，缺乏理想的光彩。而《遣怀》、《赠别》、《叹花》等诗，更是专写征歌狎妓的颓放糜烂生活。饮酒狎妓是唐代文人中流行的风气，杜牧的这类诗更为后代无行的文人们所称道。这些作品无疑是他诗中的糟粕。

杜牧作诗是比较重视思想内容的。他认为文章应“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兵卫”(《答庄充书》)。他很推崇李杜，说“李杜泛浩浩”，“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他的《李贺歌诗集序》一方面肯定李贺歌诗是“骚之苗裔”，同时也指出他缺乏《离骚》那种“言及君臣理乱”，“有以激发人意”的思理。他说自己的创作是

“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这些话，可以看出他在诗歌理论上的主张和创作上的积极追求。但在创作实践上，他那些以华丽词藻写颓放享乐生活的诗，显然和“不务奇丽，不涉习俗”的主张是自相矛盾的。

李商隐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奚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他初学古文，十九岁以文才得到牛党令狐楚的赏识，改从令狐楚学骈文章奏，被引为幕府巡官，并经令狐掏推荐，二十五岁举进士。次年李党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爱其才，辟为书记，以女妻之。牛党的人因此骂他“背恩”。此后牛党执政，他一直遭到排挤，在各藩镇幕府中过着清寒的幕僚生活，潦倒至死。

李商隐是一个关心现实政治的诗人，这在他的早年表现得更为突出，如他二十六岁时写的《安定城楼》：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宛雏竟未休。

从这首曾被王安石称赞的名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晚唐国运的关心以及在事业上的远大抱负。这种心情，在其他早年的诗篇中也有明显的表现。他二十五岁写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就是一首长篇的政治诗，虽然艺术不够成熟，但它反映了较为广阔的现实。作者写他当时在长安西郊所见的农村景象是：“高田长槲枥，下田长荆榛。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他又通过农民的话，陈述了贞观、开元到安史乱后农民生活的变化。从今昔对比中，诗人提出了仁政任贤的主张，指出政治的理乱“在人不在天”。这些都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他对当时宦官专权的黑暗政治也很愤慨不满。甘露事变中宦官杀死宰相王涯等几千人，他写了《有感》二首和《重有感》三诗，后诗尤为悲愤痛切：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击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在宦官熏天势焰之下，当时许多诗人都不敢正面发表反对意见，有的甚至顺从宦官的言论，而年青的李商隐却从国家安危出发，毅然呼吁诛讨宦官，这种勇气是难能可贵的。他的朋友刘贲因“耿介嫉恶”被贬死，他也连写了几首诗为他呼冤。在《井络》、《韩碑》中他还反对了藩镇的割据。

李商隐还写了许多咏史诗，曲折地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这些诗主要是讽刺历史上帝王们的荒淫奢侈，引为现实的殷鉴。如《北齐》诗：“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隋宫》诗：“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讽意极为鲜明强烈。《富平少侯》诗：“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则用咏史含蓄地讽刺了耽于女色不视朝政的唐敬宗。有的咏史是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例如《贾生》：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号称贤明的汉文帝召见贾谊，尚且不问苍生，他自己生在昏乱时代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呢?

随着他在政治上的失望，关怀现实的诗篇减少了，更多的诗，是用忧郁感伤的调子，感叹个人的沦落，世运的衰微。如《杜工部蜀中离席》：

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

诗里虽然对边事还有所关心，但那种颓然自放的心情已经掩盖不住了。又如他的《登乐游原》绝句：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这一片转眼就会消失的夕阳，不仅象征着他个人的沉沦迟暮，也象征着大唐帝国的奄奄一息。其他的小诗，如《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也同样是这种暗淡低沉的末世哀音。比之他早期的作品，气概是大不相同了。

李商隐的作品中，最为人所传诵的，还是他的爱情诗。这类诗或名《无题》，或取篇中两字为题。关于这类诗他自己曾经解释说：“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又说：“楚雨含情俱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但是，现在看来，他这些诗可能有少数是别有寄托的，如“万里**”，“八岁偷照镜”;有的可能是悼亡之作，如《锦瑟》;更多的是有本事背景的言情之作。这些本事，作者既不肯明言，我们也无须作徒劳的追究。这些诗中交织着他爱情的希望、失望、以至绝望的种种复杂心情。如下两首不同时作的《无题》：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复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这两首诗是他情诗中有代表性的名作。前一首里，写出男女双方虽然透过重重封建礼教的帷幕达成了爱情的默契，但是也带来了无法达到愿望的更大的痛苦。鲜明而清晰的种种细节的回忆，都和这种欢乐与痛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后一首里，执着的爱情在濒于绝望中显出了无比强烈的力量，春蚕、蜡炬两句，已成为描写爱情的绝唱。后四句，写对女方的深刻体贴，咫尺天涯的距离，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线希望，也是深刻动人的。这些诗很典型地表现了封建时代士大夫们那种隐秘难言的爱情生活的特点。他们一面向往爱情，一面又对封建礼法存着重重的顾虑。因此，这些诗和诗经、乐府民歌中那些表现强烈反抗的爱情诗歌又完全不同。至于他的那些狎妓调情的诗，则和这些有真挚爱情的诗不能同日而语。

在晚唐诗人中，李商隐的诗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他的古诗，继承前人的方面较广。五古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学杜甫，《海上谣》学李贺，七古《韩碑》学韩愈，但风格不大统一，成就也不够高。他成就最高的是近体，尤其是七律。这方面他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在用典上，他掌握了杜甫用典不啻从口出的技巧，借助恰当的历史类比，使不便明言的意思得以畅达，使容易写得平淡的内容显得新鲜。他爱情诗中还善于化用神话志怪故事，点染意境气氛，深得李贺诗神奇中见真实的想象的本领。这些精湛的技巧在他七绝中也有很好的表现。但是，他用典也有很多晦涩难懂的地方。元好问《论诗绝句》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是有根据的。

李商隐的诗歌，特别是他的爱情诗，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从晚唐韩屋等人、宋初西昆派诗人、直到清代黄景仁、龚自珍等都在诗的风格上受过他消极或积极的影响。此外，唐宋婉约派词人，以及元明清许多爱情戏曲的作家，也都不断地向他学习。曾经和他齐名的温庭筠，诗的成就不及词高，留待“唐五代词”一章再来介绍。

皮日休 聂夷中 杜荀鹤

晚唐后期，由于阶级矛盾的极端尖锐，出现了一些继承中唐新乐府运动的精神，“惟歌生民病”的现实主义诗人，其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批判的锋芒相当尖锐，但才力学力却不及中唐新乐府诗人。

皮日休(834?—883?)，字逸少，后改字袭美，襄阳人。他出身贫寒，从“老牛瞪不行，力弱谁能鞭”这类诗句看来，他是参加过一些劳动的。懿宗咸通八年(867)，他以榜末登进士第。次年游苏州，为刺史崔璞军事判官，与陆龟蒙唱和。后入朝为太常博士，复出为毗陵(江苏武进)副使。大约于八七八年左右，他参加了黄巢的起义军。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入长安称帝，他做了翰林学士。八八三年，黄巢兵败退出长安，他很可能就死在这一年。

皮日休的富于思想性的诗和散文都是在举进士之前写的。收在咸通七年自编的《皮子文薮》里。在诗歌方面，他最推崇李白、杜甫和白居易，他的文学主张受白居易的影响尤深。《文薮序》说他自己的散文作品“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桃花赋序》也说“非有所讽，辄抑而不发”。在《正乐府十篇》的小序里，他更明确地强调乐府诗的政治作用：“乐府，盖古圣王采天下之诗，欲以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又说：“今之所谓乐府者，唯以魏晋之侈丽，梁陈之浮艳，谓之乐府，真不然矣。”所有这些，显然是白居易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继续，和汉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文薮》的诗文便是他这种文学主张的实践。

《正乐府十篇》和《三羞诗》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大起义前夕极端黑暗的社会面貌，是皮日休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品。在《三羞诗》中，他描写了淮右蝗旱，民多饥饿的惨象：“夫妇相顾已，弃却抱中儿。……儿童啮草根，倚桑空羸羸。斑白死路旁，枕土皆离离。”并沉痛地指出：“厉能去人爱，荒能夺人慈。”(其三)同时，他还痛斥了军阀的贪暴：“军庸满天下，战将多金玉。刮得齐民痈，分为猛士禄。”(其二)《正乐府》中的《卒妻怨》、《贪官怨》、《农夫谣》、《哀陇民》，对官吏贪暴、战争灾祸和农民被剥削的痛苦更作了全面的反映。而《橡媪叹》写得尤其深刻动人：

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岗。伛偻黄发媪，拾之践晨霜。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几曝复几蒸，用作三冬粮。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当。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厢。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乃于春，橡实诳饥肠。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

这里，橡媪的形象和她的遭遇，可以看做是封建社会里农民悲惨命运的缩影。他们不仅要忍受地主的高利贷盘剥，而且最终还难逃贪官明目张胆的掠夺。皮日休的现实主义诗篇差不多全收在《皮子文薮》里，其它三百余篇，则多数是举进士以后和陆龟蒙唱和之作，缺乏现实性。值得注意的是《汴河怀古》其二：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在批判隋炀帝开运河的主观动机的同时，也不抹杀他在客观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并把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和治水的大禹相比，是很有见地，也很有胆量的。

皮日休在散文方面，最推崇韩愈，继承并发扬了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的精神。他的许多小品文，具有比他的诗更为强烈的战斗性。往往是托古讽今，三言两语，一针见血。如《鹿门隐书》：

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

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

在《读司马法》中，他更揭露了历代所谓开国之君的凶残面目：“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因此，在皮日休看来，皇帝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如果他是暴君，老百姓就可以将他处死并灭族。《原谤》说：“呜呼!尧舜大圣也，民且谤之;后之王天下者，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揪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这样光辉的思想，很鲜明地反映了大起义前夕农民激烈的反抗情绪。

聂夷中(837—?)，字坦之，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他出身贫寒，曾“奋身草泽，备尝辛楚”(《唐才子传》)。咸通十二年(871)成进士后，在长安仍过着“在京如在道，日日先鸡起”的奔走衣食的生活，最后，才做了华阴县尉。这种生活经历，使他对农民的疾苦和贵族的豪华都有较深切的了解。而这也就构成了他的诗的两大主题：一是讽刺贵游公子。这可以《公子家》为代表：

种花满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

这班公子们就是这样“五谷不分”和“不知稼穑之艰难”的。在《公子行》二首中，还讽刺了他们的无知和横行霸道：“一行书不读，身封万户侯。”“骑马踏杀人，街吏不敢诘。”另一主题是同情农民的痛苦。在这方面

，他的《伤田家》可以和李绅的《悯农诗》并传千古;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

前四句先写农民“卖青”度日的痛苦境况，接着用“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来比喻，既形象，又恰切，遂成千古传诵的名句。后四句虽然流露了对君王的幻想，但主要还是对昏君的讽刺和教训。作者用“绮罗筵”和“逃亡屋”作鲜明的对比，更增强了诗的艺术力量。又如《田家》：

父耕原上田，子属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

一边是辛苦的劳动，一边是无厌的剥削，但更不道破，而寓讽刺于叙事之中，显得更为冷峭有力。聂夷中的诗现只存三十七首，但其中用乐府古题和自创新题的竟有十几首，可见他确是一个有意识地写乐府诗的作家。

杜荀鹤(846—907)，字彦之，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埭)人。他出身寒微，尝自谓“天地最穷人”。四十六岁举进士，曾为宣州田君的从事。唐亡，依朱温，为翰林学士，但只五天便死了。现存《唐风集》是他亲自编定的。

杜荀鹤很有政治抱负，他说：“男儿出门志，不独为身谋。”(《秋宿山馆》)又说：“共有人间事，须怀济物情。”(《与友对酒饮》)他的文学主张和白居易很接近，如《自叙》诗：“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又《秋日山中》诗：“言论关时务， 篇章见国风。”因此，他的诗能够相当广泛地反映唐末的黑暗现实和人民的灾难。八八年，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唐僖宗逃往四川，这时各处地方军阀不仅没有接受教训，反而趁火打劫，屠杀人民。对此，诗人在《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一诗中作了尽情的揭露：

握手相看谁敢言，军家刀剑在腰边。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开作瓦城砖。郡侯逐出浑闲事，正是銮舆幸蜀年。

他更多的诗是描写农民的悲惨命运，如《山中寡妇》：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在《乱后逢村叟》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沉痛的描述：

八十衰翁住破村，村中何事不伤魂。因供寨木无桑柘，为点乡兵绝子孙。还似平宁征赋税，未尝州县略安存。至今鸡犬皆星散，日落前山独倚门。

诗人对人民的同情和对那些军阀官吏的憎恨，表现得最集中、最鲜明，也最有力的，是他那首《再经胡城县》的七言绝句：

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

在《题所居村舍》中，他更反映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如此数州谁会得?杀民将尽更邀勋!”

杜荀鹤专攻近体，所作三百多首诗，没有一篇古体。在近体中，又以七言律诗为最多，也写得比较好。虽然在艺术上不够锤炼精密，但他不用典故，不堆砌词藻，而是把律诗的声律对偶和浅近通俗的语言结合起来，平易委婉，如话家常，可以说是律诗的通俗化。杜荀鹤虽然没有沿用乐府古题，也没有自创新题，但他的创作精神却和新乐府运动基本一致。

第四节 陆龟蒙 罗隐

晚唐时代，散文的创作虽然不及中唐那样波澜壮阔，但是，讽刺小品文这种形式却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而得到了更广泛的运用，更深入的发展。代表作家除上述的皮日休外，还有陆龟蒙和罗隐，他们二人也写诗，但成就却不及小品文。

陆龟蒙，字鲁望，吴郡(今江苏苏州)人。举进士不弟，隐居松江甫里。著有《笠泽丛书》、《甫里先生集》。

陆龟蒙的讽刺散文都收在他乾符六年编的《笠泽丛书》中。他这些作品或用譬喻、寓言，借物寄讽，或用历史故事，托古刺今，都有较强的讽刺力量。如《野庙碑》，开始是哀悯农民祭奠庙中土人木偶的迷信，接着便把讽刺的笔锋转向现实，无情地揭露那些大小官吏凶狠而腐朽的面目：

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梁肉，载车马，拥徒隶者，皆是也。解民之悬，清民之曷，未尝术于胸中。民之当奉者，一日懈怠，则发悍吏，肆淫刑，欧之以就事。较神之祸福，孰为轻重哉?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回挠脆怯，颠踬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此乃缨弁言语之土木耳，又何责其真土木耶!

这些尖锐的讽刺，表达了人民的愤怒情绪。其它如《祀灶解》、《记稻鼠》讽刺皇帝，揭示官逼民反的道理。《冶家子言》用历史故事，讽刺统治者穷兵黩武。《蚕赋》用曲折的手法，斥责官吏掠夺人民，都是比较出色的讽刺小品文。

陆龟蒙的某些小诗，讽刺也很尖刻。如《筑城词》讽刺将军们不顾民命以求高功：

莫叹将军逼，将军要却敌。城高功亦高，尔命何足惜!正话反说，显得更加沉痛有力。又如《新沙》：

渤解声中涨小堤，官家知后海鸥知。蓬莱有路教人到，亦应年年税紫芝。

讽刺统治阶级剥削的无孔不入，也很新颖、尖刻。此外如《村夜》、《刈获》等诗，反映了农民大起义前后广大农民的悲惨生活，与他讽刺小品文的精神是一致的。至于他收在《松陵集》里与皮日休等人唱和的诗，在晚唐“另开僻涩一体”，思想和艺术都没有多大价值。

罗隐(833—909)，字昭谏，新登(今浙江新登)人。咸通元年至京师，应进士试，历七年不第。咸通八年乃自编所作为《谗书》，益为统治阶级所憎恶，所以罗衮赠诗说：“谗书虽胜一句休”。黄巢起义后，避乱归乡。晚年依吴越王钱戮，任钱塘令、谏议大夫等职。

罗隐的讽刺散文的成就比他的诗要高。收在《谗书》里的讽刺小品又都是他的“愤懑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方回《谗书》跋)。罗隐自己也认为是“所以警当世而戒将来”的(《谗书》重序)。如《英雄之言》：

物之所以有韬晦者，防乎盗也 。故人亦然。夫盗，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让之心，贞廉之节，不恒其性耳。视玉帛而取者，则曰牵于寒饥;视国家而取者，则曰救彼涂炭。牵于寒饥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噫!彼未必无退让之心，贞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当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为人所窥者鲜矣!

通过刘邦、项羽的两句所谓“英雄之言”，深刻地揭露了那些以救民涂炭的“英雄”自命的帝王的强盗本质。最后更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了警告。类似这样的光辉思想在罗隐的杂文中是不时流露的。《说天鸡》、《汉武山呼》、《三闾大夫意》、《叙二狂生》、《梅先生碑》等篇，也都是嘻笑怒骂，涉笔成趣，显示了他对现实的强烈批判精神和杰出的讽刺艺术才能。

罗隐也颇有诗名，有一些警快通俗的诗句流传人口。如“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筹笔驿》)就是一例。又如讽刺小诗《雪》：

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

瑞雪兆丰年，但对贫苦的人民说来，却成了灾难。他的咏史诗《西施》一首也写得比较好：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第一句多少有一些宿命论的意味，但他反对把吴王夫差的亡国归罪于西施，的确是对传统成见的有力翻案。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对晚唐小品文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非常精辟的见解。他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第五节 韦庄 司空图

晚唐农民大起义前后，还有一些沉湎于歌舞声色或隐遁于山水田间的诗人，韦庄、司空图就是这类诗人的代表。虽然深重的时代灾难，尖锐的社会矛盾，也不能不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所反映，但他们对待矛盾的立场和态度，和皮日休等作家显然是有所不同的。

韦庄(836?—910)，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乾宁元年进士，曾官右补阙，后入蜀为王建书记。唐亡，王建称帝，庄为宰相，死于蜀。

僖宗中和三年(883)，他因为应科举，居京洛一带，目睹耳闻黄巢入长安前后的情事，写成了长篇叙事诗《秦妇吟》，诗中假托一个被起义军俘虏的妇女的自述，对进入长安的起义军加以诬蔑和嘲笑，对起义军所诛杀的公卿贵族则表示同情。但诗人即使站在维护腐朽唐王朝、仇恨起义军的立场上，他对官军的腐败和残暴的面目，也不能不深表愤慨。例如下一段：

路旁试问金天神，金天无语愁于人。……一从狂寇陷中国，天地晦冥风雨黑。案前神水咒不成，壁上阴兵驱不得。闲日徒歆奠飨恩，危时不助神通力。我今愧恧拙为神，且向山中深避匿。寰中箫管不曾闻，筵上牺牲无处觅。旋教魔鬼傍乡村，诛剥生灵过朝夕。妾闻此语愁更愁，天遣时灾非自由。神在山中犹避难，何须责望东诸侯?……

在长篇叙事中，突然插入这一段神怪的自白，显然是讽刺那些不敢和英勇的起义军交锋、却躲在深山诛剥普通百姓的官军。诗人还通过一位东畿老翁的哭诉，描绘了官军残酷搜刮人民的面目：

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残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朝饥山草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

这些地方，客观上反映了历史现实的部分真相，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这首叙事诗，长达一千三百六十八字，是现存唐诗中篇幅较长的诗篇。结构的完整严密，语言的生动流丽，都和白居易叙事诗有相似之处。韦庄其他诗，如《悯耕者》的“如今暴骨多于土，犹点乡兵作戍兵”;《睹军回戈》的“昨日屯军还夜遁，满车空载洛神归”：或沉痛地谴责不义的战争，或含蓄地讽刺官军掳掠妇女，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后一诗可以和上引《秦妇吟》的片段互相映照。

韦庄现存的诗，绝大多数是怀慕承平繁华的往日生活，或抒发及时行乐的颓放心情。这些诗，绝大多数是采用近体形式，诗风有时近于轻浮，颇有形式主义倾向。只有几首绝句，艺术上较有成就。如：

晴烟漠漠柳参参，不那离情酒半酣。更把马鞭云外指，断肠春色在江南。

——《古离别》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台城》

这里，无论是写离情，或写怀古，都流露出浓厚的凄惋感伤的末世情调。这是晚唐诗中普遍的情调。后一诗中，雨丝风片，满堤烟柳的景色和“六朝如梦”的怅惘心情交融在一起，更把这种情调表现得格外凄艳。韦庄也是著名词家，在第十三章里，我们更可以看到他的词和他的近体诗情调的一致。

司空图(837—908)，字表圣，河中虞乡(今山西虞县)人。咸通末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黄巢起义后，遁隐中条山王官谷，成为著名的大庄园地主。朱温代唐后，不食而死。

司空图的诗，较近王维一派，主要是写山水隐逸的闲情，但内容非常单薄，有形式主义的倾向。他所自鸣得意的也不过是个别佳句，如“草嫩侵沙短，冰轻着雨消”(《早春》);“雨微吟足思，花落梦无聊”(《下方》)之类。在文学史上，他主要是以诗论著名。

盛唐、中唐时代，王、孟、韦、柳一派诗人不大发表诗歌的理论主张，只有在中唐皎然所著的《诗式》中，在论一般形式、格律问题之外，也谈到“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的“文外之旨”。稍后，李德裕《文章论》中，也提到“文外之意”，而且作《文箴》，以十二句韵语论文章。司空图受了他们的启发，在理论上有更大的发展。他的主张，见于他的几封书信和《诗品》中。他的《与李生论诗书》说：

文之难，而诗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酸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停蓄、温雅，皆在其间矣。……王右丞、韦苏州澄淡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遒举哉?……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辨味”和“韵外之致”是司空图诗论的核心。南朝锺嵘论诗也曾经提到“滋味”，但他只是要求诗歌应该有“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艺术效果，并不忽视诗歌的思想内容。司空图却把“辨味”当作诗歌创作和批评的主要原则，而且大谈其玄虚的“味外之味”，这显然是锺嵘观点的片面发展。

他的《诗品》，主要是发挥他“韵味”论的。这里，他把诗歌的风格分为雄浑、冲淡、纤侬等二十四类，每类各以十二句形象化的韵语来形容比喻其风格的面貌。从表面看来，他提到的风格是多方面的，既有冲淡、含蓄、飘逸，也有雄浑、豪放、悲慨，他似乎并不专主一格。但是，我们仔细体会，就可以看出，他所谓的“雄浑”，是要求“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他所谓的“豪放”，是要求“真力弥满，万象在旁”，他所谓的“悲慨”，也更多地是注重“萧萧落叶，漏雨苍苔”的空灵气氛。总而言之，在各类风格中，他都在极力鼓吹远离现实生活体验的超脱意境。正因为他在各种风格中都贯穿着同一理论、同一美感趣味，所以各品之间的风格面目，往往模糊相似。如“超诣”和“冲淡”，“沉著”和“典雅”，都很难从概念和形象比喻上加以区分。

但是，在《诗品》中，也有些描写比喻，相当形象地概括了某些诗的风格、意境。如“自然”一品：

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予不夺，强夺易贫。幽人空山，过水采苹。薄言情晤，悠悠天钧。

这里不仅写出“自然”诗境给人的亲切感受，也启发人们了解达到“自然”风格的途径，颇能表现作者在诗歌创作上的修养和体验。其他如“洗炼”、“清奇”诸品，也有恰到好处的刻画形容。他的文字很优美，如“绿杉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步，时闻鸟声”，“露余山青，红杏在林，月明华屋，画桥碧阴”等，不仅音韵铿锵，而且饱含诗意，所以读者往往深受吸引，不再考虑他理论的实质。

在对具体诗人的评论中，他一方面反复称赞王维、韦应物的山水诗，另一方面又说：“元白气京而力孱，乃都市豪估耳。”(《与王驾评诗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观点显然和热烈赞扬白居易的皮日休等现实主义诗人的理论和实践是针锋相对的。

篇6：古代文学剧本介绍

赵氏孤儿(有杂剧版本，中国孤儿版本，电影版本，小说版本): 元杂剧《赵氏孤儿》全名《冤报冤赵氏孤儿》，又名《赵氏孤儿大报仇》。元杂剧《赵氏孤儿》是一部历史剧，相关的历史事件记载最早见于《左传》，情节较略；到司马迁《史记·赵世家》，刘向《新序》、《说苑》才有详细记载。戏剧情节叙春秋时期晋贵族赵氏被奸臣屠岸贾陷害而惨遭灭门，幸存下来的赵氏孤儿赵武长大后为家族复仇的故事。

为了赵氏孤儿的安全，一批舍生取义的壮士牺牲了。先是赵氏孤儿的妈妈(晋灵公的女儿)把孤儿托付给一位经常出入驸马府的民间医生程婴，为了消除程婴对于泄密的担忧，自己立即自缢身死；程婴把赵氏孤儿藏在药箱里，企图带出宫外，被守门将军韩厥搜出，没料到韩厥也深明大义，在韩厥迟疑当中，他指挥程婴把婴儿带了出去，为赵氏留下唯一的血脉放走了程婴和赵氏孤儿，自己拔剑自刎；屠岸贾得知赵氏孤儿逃出，竟然下令杀光全国一月以上、半岁以下的婴儿，违抗者杀全家诛九族；程婴为了拯救赵氏孤儿，决定献出自己的独子，以代替赵氏孤儿，并由自己承担“窝藏”的罪名，一起赴死；原晋国大夫公孙杵臼硬要以年迈之躯代替程婴承担隐藏赵氏孤儿的罪名，然后撞阶而死……20年后，程婴告诉了赵氏孤儿这一切，他就把复仇的烈火射向了血债累累的屠岸贾。

霍小玉传: 《霍小玉传》，唐代传奇小说，蒋防所作，收入《太平广记》卷487。描写了陇西李益与妓女霍小玉的爱情悲剧。

李益初与霍小玉相恋，同居多日。得官后，聘表妹卢氏，与小玉断绝。小玉日夜思念成疾，后得知李益负约，愤恨欲绝。忽有豪士黄衫客挟持李益至小玉家中，小玉誓言死后必为厉鬼报复。李益娶卢氏后，因猜忌休妻，“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作者同情霍小玉的悲惨命运，谴责李益的负心，爱憎分明。与元稹《莺莺传》为张生抛弃崔莺莺辩护判然不同。

作品中写李益少有才思，丽词嘉句，时谓无双；又写韦夏卿为其“密友”。因此研究者认为蒋防所写即是唐肃宗时宰相李揆族子、著名诗人李益。鲁迅评《霍小玉传》说：“李肇（《国史补》）中云：„散骑常侍李益少有疑病‟，而传谓小玉死后，李益乃大猜忌，则或出于附会，以成异闻者也。”（《稗边小缀》）汪辟疆也说：“（李益）夫妇之间无聊生者，或为当日流传之事实。小说多喜附会，复举薄□之事以实之。”（《唐人小说》）至于本篇的艺术价值，前人给予很高评价。明代胡应麟称赞唐人小说纪闺阁事绰有情致，并认为“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故传诵弗衰”（《少室山房笔丛》）。明代汤显祖演作戏曲《紫钗记》。

汉宫秋: 元曲四大悲剧之一，《汉宫秋》的主角是汉元帝。作品通过他对文武大臣的谴责和自我叹息来剖析这次事件。作为一国之主，他连自己的妃子也不能保护，以致演成一幕生离死别的悲剧。《汉宫秋》为元·马致远作的历史剧。全名《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写西汉元帝受匈奴威胁，被迫送爱妃王昭君出塞和亲。全剧四折一楔子。

梧桐雨: 白朴杂剧代表作《梧桐雨》，全名《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取材于唐人陈鸿《长恨歌传》，取自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诗句。剧写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故事。其情节是：幽州节度使裨将安禄山失机当斩，解送京师。唐明皇反加宠爱，安遂与杨贵妃私通。因与杨国忠不睦，又出任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明皇仓皇逃出长安去蜀。至马嵬驿，大军不前，兵谏请诛杨国忠兄妹。明皇无奈，命贵妃于佛堂中自缢。后李隆基返长安，在西宫悬贵妃像，朝夕相对。一夕，梦中相见，为梧桐雨声惊醒，追思往事，倍添惆怅。全剧结构层次井然，诗意浓厚。剧情梗概

描写安史之乱前后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的悲欢离合。共四折一楔子。剧情是：安禄山有一次未能完成军令，幽州节度使张守圭本欲将他斩首，惜其骁勇，将他押至京城问罪。丞相张九龄奏请明皇杀掉安禄山，明皇不从，反而召见授官。此时贵妃正受宠幸，奉明皇命收安禄山为义子，赐洗儿钱。后来安禄山因与杨国忠不和，出京任范阳节度使。七月七日，贵妃与明皇在长生殿欢宴。明皇将金钗钿盒赐给贵妃，酒酣之际，二人深感牛郎织女的坚贞，对星盟誓，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好景不长，天宝十四年，贵妃正在品尝她喜爱的荔枝，安禄山谋反的消息传到，明皇携贵妃仓皇入蜀。驻扎马嵬驿时，军队起了骚乱。龙武将军陈元礼请明皇诛杀祸国殃民的杨国忠，明皇依言而行。但军队仍不肯前进，陈元礼又请诛媚惑君王的杨贵妃。明皇无奈，令高力士将杨贵妃带到佛堂中，由她自尽。这样，军队得到了安抚，保护明皇逃亡。肃宗收复京都后，太上皇（明皇）闲居西宫，悬挂贵妃像，与之朝夕相对，追念不已。一夜，明皇正在梦中与贵妃相见，却被梧桐雨惊醒。他追思往日与贵妃欢爱情景，惆怅万分。

桃花扇: 是清初作家孔尚任经十余年苦心创作，三易其稿写出的一部传奇剧本，历来受到读者的好评。近代戏剧家欧阳予倩对《桃花扇》情有独钟，曾分别在话剧、京剧、电影等领域涉猎过这一题材。剧情以明代才子侯方域来江南创“复社”邂逅秦淮歌妓李香君，两人陷入爱河并赠题诗扇为主线，揭露了魏忠贤的亲信阮大铖陷害侯方域，并强将李香君许配他人，李不从而撞头欲自尽血溅诗扇，侯方域的朋友杨龙友利用血点在扇中画出一树桃花…… 情节梗概

明代末年，曾经是明朝改革派的“东林党人”侯方域逃难到南京，重新组织“复社”，和曾经专权的太监魏忠贤余党，已被罢官的阮大铖斗争。结识李香君，并与其“梳栊”（和妓女结婚非正式叫梳栊）。阮大铖匿名托人赠送丰厚妆奁以拉拢侯方域，被李香君知晓坚决退回。阮大铖怀恨在心。弘光皇帝即位后，起用阮大铖，他趁机陷害侯方域，迫使其投奔史可法，并强将李香君许配他人，李坚决不从……南明灭亡后，李香君入山出家。扬州陷落后侯方域逃回寻找李香君，最后也出家学道。

全剧其中穿插当时历史事件，南明君臣如何花天酒地，四镇带兵打内战，史可法坚守扬州城破投河自尽等。

东周列国故事(新编故事书): 故事以时间为轴纵向编写，五十一个小的独立篇章，分别讲述不同的人物事件，用简练通俗的语言将历史事件变得生动鲜活，用画龙点睛的插图让历史人物变得触手可及。将春秋战国前后五百多年的历史概貌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记述了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五百多年的历史故事，在东周这个动荡的乱世中，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等历史人物轮番登场推动着东周历史车轮的前进，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历史剧目，翻开本书，去重温几千年前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感受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吧！烽火戏诸侯 郑庄公 手足 齐襄公 管仲拜相 齐桓公 秦穆公 重耳复国 晋文公图霸 西戒霸主 赵盾弑主 楚庄王 晋国逞强 赵氏孤儿 铁笔太史 庆封乱齐 楚灵王好细腰 伍子胥过昭关 晏子辅齐 孔子 卧薪尝胆 卫、楚之乱 三家分晋 魏文侯图强 同室衰微 商鞅变法 孙膑斗庞涓 五牛分尸 能言苏秦 善辩张仪 合纵术 连横策 鼎杀人 秦胡人师平原君赵胜 盂尝君田文 十大罪 黄金台 火牛阵 将相和 范雎蒙难 远交近攻 信陵君魏无忌 毛遂自荐 窃符救赵 秦王灭周 春申君黄歇 谏逐客书 廉颇老矣 荆轲刺秦王 大一统

屈原(郭沫若著名话剧，雷电颂出处): 话剧《屈原》取材于战国时期楚国的历史，写伟大诗人、政治家屈原的政治挫折和个人遭际。郭沫若首次将其形象塑造于舞台之上，他以神来之笔，在从清晨到午夜这段非常有限的舞台时空里，概括了这位诗人一生的悲剧。剧一开始，即写屈原以橘喻志，教育学生保持高洁的灵魂。

《屈原》这个剧本取材于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生的故事,以楚怀王对秦外交上两条路线斗争作为全剧情节线索,构成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戏剧冲突。剧情简介：

屈原给弟子宋玉讲自己的《橘颂》一诗，赞美橘树“独立不倚”、“至诚一片”的品格，告诫宋玉在这大波大澜的时代“生要生的光明，死要死得磊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这实际也是屈原光明磊落、爱国爱民伟大襟怀的诗意概括和自我抒发。秦为破坏楚齐联盟派使者张仪游说楚王，诡称秦以商于六百里之地与楚，条件是楚齐绝交。左徒屈原识破秦国虎狼之心，从维护楚国独立和关东六国人民利益出发，力劝楚王坚持联齐抗秦。张仪阴谋受挫，转而与楚王宠姬南后勾结。南后郑袖是个狠毒自私的女人，楚王长子正在秦国作为人质，南后为了固宠便接受张仪奸计，以离间楚王与屈原关系，破坏楚齐联盟换取秦国对立稚子子兰为王位继承人的支持，二人共同设下宫廷“构陷”的阴谋。南后以帮助指导“九歌”为名，把屈原骗入宫廷，当面吹捧屈原：“文章又好，道德又高，又有才能，又有操守”，待见到楚王回宫时，便诈作头疼，倒入屈原怀中，反诬屈原调戏她。昏庸暴戾的楚王，不辨真伪，便以“淫乱宫廷”的罪名，免去屈原左徒官职逐出宫廷，并宣布和齐国绝交，同秦国修好。屈原悲愤满腔，告诫国王：“要多替楚国的老百姓设想，多替中国的老百姓设想”。痛斥南后：“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楚国呀！”“是我们整个儿的赤县神州呀！”屈原被贬，谣诼四起。无耻文人宋玉叛离屈原，投靠贵族集团。屈原愤而出走，路遇楚王、南后、张仪，情不可遏，痛骂张仪，怒责南后。楚王大怒，下令把屈原关进东皇太一庙。侍女婵娟坚信屈原是纯洁和正义的，不为南后威逼和宋玉、子兰利诱所动，也被囚禁。屈原身陷囹圄，眼见祖国陆沉，一腔悲愤喷涌而出。他呼唤雷、电、风，“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他渴望雷电化作他胸中的长剑“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壮美的“雷电颂”把屈原光辉品格升华到最高峰。这时庙祝郑太卜受南后之命，以毒酒与屈原，婵娟和救她的卫士赶到，婵娟误饮毒酒代屈原而死。卫士刺杀郑太卜，焚庙。熊熊火光中，屈原展读《橘颂》，祭奠婵娟，并随卫士潜往汉北，和人民一起继续坚持斗争。该剧气势磅礴，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把屈原一生放在一天来表现，剧情紧张激烈，波澜起伏。风格刚健悲壮，酣畅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