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职务犯罪侦查信息系统的构建

谈谈职务犯罪侦查信息系统的构建（精选6篇）

篇1：谈谈职务犯罪侦查信息系统的构建

谈谈职务犯罪侦查信息系统的构建

谈谈职务犯罪侦查信息系统的构建

兵法有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意思是说在作战中首先要知悉敌我双方的情势，方才能够在战斗中立于不败之地。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亦是如此，我们要想在这场与犯罪嫌疑人较量智慧勇气的斗争中掌握主动权，最终将其绳之以法，关键的问题不光是我们要有高素质的侦查队伍，精良的装备，娴熟的法律技能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利用这些条件能够了解对手多少，了解到什么程度。这就是一个由知好范文版权所有己而知彼的过程，这就需要我们有揭露和证实犯罪的能力，恰恰这个能力是构建在要求我们充分掌握的一个以犯罪嫌疑人为核心的信息资源基础之上的。由此，构建职务犯罪侦查信息系统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一、设立专门的职务犯罪侦查信息管理部门

香港廉政公署之所以能够在世间范围内享有盛誉，是与其组织完善、实力雄厚的情报系统的出色工作密切相关的。在廉署执行处，其中有以个调查科专门负责情报工作，包括收集政府机构、公共机构、私营机构的有关情报，收集报刊杂志上的有关贪污案件线索和资料，负责线人的物色、发展和培训，监听电话等通讯工具。此外，与情报工作密切相关的资讯科技组为廉署的工作提供电脑资料的技术支持，并负责将廉署的电脑网络与警方、移民局、海关等部门联络，方便廉署调查人员获取有关情报资料。

因此在组织架构上，可效仿香港廉署，在侦查指挥中心内设立一个专门机构，配备必要的人员和设备，赋予相应的职权，专职负责职务犯罪侦查信息情报的收集、整理、储存、检索、研究、分析、对信息情报工作进行组织管理，对职务犯罪侦查信息系统内的信息情报进行维护更新。就目前检察机关的管理体制而言，应调整当前在情报资料的收集、储存、管理上相互封闭、各自为战、难以充分发挥信息情报作用的状况，确立集中统一领导的原则，从而为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决策提供有力依据。

二、建立一个网络化运转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建立侦查情报机制，必须充分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先进技术，逐步建成一个与办案实践紧密结合、技术手段先进、网络化运转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并通过积极与公安、工商、电信、税务、海关、金融、国土房管、纪检监察等相关部门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将与职务犯罪侦查密切相关的信息，通过互联网终端连接到检察院，纳入该综合管理信息系统。职务犯罪侦查信息系统包含的内容有：

1、案件线索信息库。该库的主要内容包括案件线索来源、被举报人的有关情况、举报反映的主要问题、线索的处理情况、办案中发现线索的登记和处理、待查线索的加工和储存等。上述线索的内容的有序编排、合理归类、检索查询，综合分析等工作应统一交由省市级检察院完成，基层院主要是负责线索的收集，初步整理等，形象地说就是由基层院源源不断地向这个信息库注入水源，上级院负责统一的调度使用，从而进一步增加线索的横向、纵向交流，提高有关线索信息的综合利用率。

2、立案侦查的案件库。一是已办结的案件库，这些案件的有关情况是宝贵的资源和信息，充分地利用这些信息，可以清楚地了解办案情况，总结经验教训，有针对性的进行定量分析和专题性研究，为改进工作选准目标，避免因盲目性给工作带来被动局面；二是正在办理的案件库，通过对案卡相关信息的输入，整个案件的进展情况一目了然。无论是案件所处的阶段还是相关法律文书，该库都有详细的记载，并通过在界面不停的滚动提示及超期预警机制，提示承办人办案的期限，从而避免了目前司法机关仍然存在的超期羁押问题，对规范办案程序，提高司法率，促进司法公正都有积极作用。

3、相关单位部门基本情况信息库。这部分资料包括了检察机关范围内的党政机关、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等单位基本信息，包括这些单位的人员信息、岗位职责、办事流程、规章制度、法律依据五方面的内容，是辖区内各单位信息的概述和汇总，既有助于确定嫌疑人的主体身份，同时通过对岗位职责和办事流程的了解，有助于确定嫌疑人有无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4、行贿人档案资料库。建立行贿人的长期档案，包括行贿人基本情况、行贿对象、行贿主观目的、行贿手法和行贿结果等内容。一是便于今后加强对记录在案行贿人的监督，比如向招投标单位提供行贿人记录等，二是利用这些数据，通过该系统强大的统计分析功能，对行贿问题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和研究，并使用各种类型图表从不同角度对其作出直观、清楚的表现。

5、资产动向信息库。以金融、证券部门的开户交易信息系统、国土房地产交易中心信息系统和审计、海关、国有资产管理和外汇管理等部门信息系统为依托，建立涉案资产快速查询查证系统，包括设立职务犯罪重点行业、部门和特定人员的大额财产资金流向的监控档案信息库。

6、其他有关信息库。包括：（1）谋

略库。不仅包括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在查办案件中的侦查策略、审讯方法、追逃手段等成功办案经验，还囊括公安刑侦部门的侦查经验，对办案具有指导作用；（2）判例库。将本院及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的关于贪污贿赂、渎职侵权典型案例整理入库，尤其是对特殊的典型案例及长期存在争议的相关案例，利于从中进行案情分析，探索职务犯罪发生的规律；（3）法律法规好范文版

权所有库。涵盖了现行所有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同时通过互联网络适时更新，做到最新、最全、最准，而且通过系统强大的搜索功能，能够准确定位所需要的相关司法解释；（4）学习信息库。干警的侦查业务知识、经验相对缺乏，成长往往需要岁月的磨练，较为被动，通过建立用户交流的平台，办案人员可以在网站上交流办案经验和教训，同时将办案流程、侦查理论、专家讲座等加入，有利于干警主动学习，启迪侦查思路，提高侦查技能。

篇2：谈谈职务犯罪侦查信息系统的构建

一、当前经侦协作机制的现状及成因

当前，经侦协作机制虽然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各部门也都召开过不同层次的联席会议，方案措施文件规定也是非常具体清楚，但这些协作机制的研究制定没有考虑现有实际状况，以致理论上的机制与现实脱节，使得经侦协作机制最终沦为纸上谈兵，落到起来变成一句空话，背离了建立协作机制的本意，在机制上不具有可操作性。具体分析起来有以下五大机制上的缺陷：

一是部门协作机制沦为空谈。部门不配合、不协作首先表现在该移送的案件不移送，该提供证据、资料的怠于提供，该协助冻结、扣押的物质、资金等财产推诿、消极，该提供的相关鉴定不按期作出，以及给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给侦查制造障碍等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怠于协作的情况，是因为由于各部门隶属不同的系统，各部门重心各有侧重，加之部门为考虑自身利益关系，从而会导致因利益冲突各部门与经侦机关合作和配合过程中首先以是否会影响本部门利益为前提来决定是否参与配合和协作。基于这一前提，各部门在配合公安经侦机关在打击经济违法犯罪中就不是以是否真正能以打击经济犯罪、维护整个社会经济秩序为已任，而是以这种配合是否能给本单位或本部门换取单位效益为衡量标准来定取舍。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部门配合和协作机制也就难免会流于一种形式，配合和协作可以说是“貌和神离”。其次是在目前单位负责人负责制的情况下，单位内部因害怕打击报复、压制而不敢就单位或部门负责人个人的经济犯罪向相关部门反映和举报；第三是单位或部门内的一般人员的经济犯罪，各单位本着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的思想，因害怕被查实后影响单位和部门的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等一票否决的指标，影响单位的形象而主动“自我消化”，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二是信息共享机制尚未起步。就公安内部而言，经侦与刑侦部门相比，经济犯罪的信息网络建设和情报资料库建设起步比较晚，质量差，情报信息量少；而对秘密力量的物建、管理和对税收、金融、证券等经济犯罪高发领域的控制等还处于初始阶段，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办案质量的提高和经侦的深入开展。其次，公安经侦部门与行政执法部门、经济、金融部门之间尚未建立起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对这些部门中的违法案件缺乏了解，不能有效的合作。第三，网络信息闭塞，缺乏畅通灵敏的信息反映渠道。造成这一失误的重要原因在于公安机关与其他部门之间信息网络不畅，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信息沟通、收集、反馈制度，信息闭塞，反应迟钝。

三是群防群控机制缺乏引导。突出表现在群众对参与经济案件的侦破没有积极性，有些表现为心态上的麻木。经济犯罪一般都不会危及自身利益，即使危及也是隐性而非显性的，加上怕遭打击报复，本着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传统思维，采取不管、不问，不配合。

四是独立办案机制尚待努力。虽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多年一直呼吁并倡导司法独立，公正办案，但现实的情况是案件办理要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干预和压力，尤其是经济案件由于其与权利部门或多或少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使得经济案件的侦破变得更是难关重重，扑朔迷离。一旦有某个经济案件进入经侦视线，说情者、权利层打招呼者就会络绎不绝，以阻挠侦查进一步深入。

五是公众信赖机制严重缺损。公众信赖机制缺损重建主要是针对公安系统内部而言。时下公安经侦机关在对涉嫌查处一些经济个案中的一些做法，就连从事这项的局内人从心底来说也不敢恭维。其中的一些蔽端仍然是体制上、机制上的问题所带来的，从而影响了经侦机关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使得公众信赖机制严重缺失，也使许多经济上的受害人不愿与公安经侦机关打交道。之所以公众对公安部门经侦不信任，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公安经侦经费不足所导致，由于经费掣肘，很容易形成“有经费就办案，无经费就瞪眼看”和“你出钱，我办案”的局面。

上述五大机制缺失和不健全的原因是所引起的后果是多方面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归纳其突出的危害表现主要有三：一是案源来源渠道不畅；二是部门间的信息不能共享甚至人为封锁，容易陷入一种有案查不透，有案无处查，有案不会查的局面；三是部门配合不力，造成经侦部门陷入了一种单打独斗，孤军奋战、孤掌难鸣的尴尬境地。

二、构建现代经侦协作机制的思路及构想

针对前述经侦协作机制存在的缺陷及所带来的蔽端，笔者认为当

今要想建立起一个立体化的经侦协作机制，必须从务实求新的角度出发，重点从人性化的角度、可操作的层面以及制度规则的制订层面为经侦协作机制探求出一条切实可行的现代经侦协作机制来。

一要加大硬件投入，尽快建立起一整套集收集、整理、登录、更新为一体的本辖区内全社会、各部门的经济信息共享、情报资料交互平台。由于当前经侦缺少信息资料的支撑，同时从今后发展的趋势来看，信息资料能否实现共享，不仅关系到当前能否使经侦快捷提速的问题，更关系到经侦能否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问题，以及能否实现事前预警，事中监控，事后追踪，以利有效实现全程控管，将经济违法犯罪消灭于萌芽状态，以真正体现出打防结合，避免损失的根本目的。而加大硬件建设的投入这一工程仅靠基层公安机关自行解决是极不现实的，建议采取自上而下纳入财政预算，实行上级统一配置调拨，这样有利于建立起一个全省乃至全国一盘棋的信息收集、交换网络平台，为今后现代化的经侦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建立一个能适应现代经侦的集信息采集、情报交换、网络管理、资料综合利用为一体的信息共享网络平台。

二要加大经侦在社会上的宣传力度，形成一个全社会关注经济，经济关注经侦这样一个氛围。由于当前社会公众对经侦的不理解和不信任，导致有案不报的现象时有发生。只有通过加大对经侦的宣传力度，让社会了解经侦、理解经侦、进而支持经侦，才能真正让经济活动者感到经侦机关是他们的保护神、贴心人。在宣传方式上可以定期通过媒体向公众发布重大案件查处的进展情况，重大案件查结公示，举办经济案件查处成果展，试行重大案件查处过程中的信息透明化的公众听证、各部门专家会诊等相关情况报道，让社会公众充分享有对经济案件查处中的知情权。

三要加大对群众参与经侦的引导，深入发动群众自觉投身到支持经侦、协作经侦这一方向上来，形成只有群众监督才是最有效监督的机制。一是可以试行建立群众对经济案件的信访接待机制，让群众对举报的问题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答复；二是健全群众举报奖励机制，重点做好对举报人的保密和保护措施，对查实的经济案件要给举报人以物质奖励为主的奖励机制；同时对出现利用权利对举报人打击报复的行为，公安要机关要从严查处，切实保障群众检举，揭发的权利，促进经侦开展。

四要加大对经侦案件办案经费的投入，确保经侦案件自身无经济阴影，提升经侦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树立经侦为民的良好形象。

五要加大对经侦干警的业务和技能的培训。当前许多经侦干警知识结构老化，业务技能跟不上现代经济发展的步伐，很难适应智能化、科技化、隐蔽化经济犯罪的侦办需要，当前必须把加强经侦干警业务培训摆在突出位置，在培训形式上，在强化民警自学的同时，采取以会代训、集中轮训、以案讲评、模拟测试、组织庭审旁听、评选办案能手等多种形式，提高民警办理经济案件的意识和水平，增强民警的综合素质。

六要加大对各专业人才专家的聘用。鉴于目前经侦面对社会各个层面，现有经侦人员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就打造成一支具有各方能力的全才精英实际，可以有计划地在对各部门、各行业聘请一些专、尖、精人才，遇有疑难问题，技术问题，定期召集这些专家权威人士集中会诊，以提高案件侦破效率，杜绝错案的发生。

七要加大对部门协作机制上立法和执法层面的研究。通过立法环节上的修订，堵塞漏洞。

今要想建立起一个立体化的经侦协作机制，必须从务实求新的角度出发，重点从人性化的角度、可操作的层面以及制度规则的制订层面为经侦协作机制探求出一条切实可行的现代经侦协作机制来。

一要加大硬件投入，尽快建立起一整套集收集、整理、登录、更新为一体的本辖区内全社会、各部门的经济信息共享、情报资料交互平台。由于当前经侦缺少信息资料的支撑，同时从今后发展的趋势来看，信息资料能否实现共享，不仅关系到当前能否使经侦快捷提速的问题，更关系到经侦能否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问题，以及能否实现事前预警，事中监控，事后追踪，以利有效实现全程控管，将经济违法犯罪消灭于萌芽状态，以真正体现出打防结合，避免损失的根本目的。而加大硬件建设的投入这一工程仅靠基层公安机关自行解决是极不现实的，建议采取自上而下纳入财政预算，实行上级统一配置调拨，这样有利于建立起一个全省乃至全国一盘棋的信息收集、交换网络平台，为今后现代化的经侦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建立一个能适应现代经侦的集信息采集、情报交换、网络管理、资料综合利用为一体的信息共享网络平台。

二要加大经侦在社会上的宣传力度，形成一个全社会关注经济，经济关注经侦这样一个氛围。由于当前社会公众对经侦的不理解和不信任，导致有案不报的现象时有发生。只有通过加大对经侦的宣传力度，让社会了解经侦、理解经侦、进而支持经侦，才能真正让经济活动者感到经侦机关是他们的保护神、贴心人。在宣传方式上可以定期通过媒体向公众发布重大案件查处的进展情况，重大案件查结公示，举办经济案件查处成果展，试行重大案件查处过程中的信息透明化的公众听证、各部门专家会诊等相关情况报道，让社会公众充分享有对经济案件查处中的知情权。

三要加大对群众参与经侦的引导，深入发动群众自觉投身到支持经侦、协作经侦这一方向上来，形成只有群众监督才是最有效监督的机制。一是可以试行建立群众对经济案件的信访接待机制，让群众对举报的问题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答复；二是健全群众举报奖励机制，重点做好对举报人的保密和保护措施，对查实的经济案件要给举报人以物质奖励为主的奖励机制；同时对出现利用权利对举报人打击报复的行为，公安要机关要从严查处，切实保障群众检举，揭发的权利，促进经侦开展。

四要加大对经侦案件办案经费的投入，确保经侦案件自身无经济阴影，提升经侦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树立经侦为民的良好形象。

五要加大对经侦干警的业务和技能的培训。当前许多经侦干警知识结构老化，业务技能跟不上现代经济发展的步伐，很难适应智能化、科技化、隐蔽化经济犯罪的侦办需要，当前必须把加强经侦干警业务培训摆在突出位置，在培训形式上，在强化民警自学的同时，采取以会代训、集中轮训、以案讲评、模拟测试、组织庭审旁听、评选办案能手等多种形式，提高民警办理经济案件的意识和水平，增强民警的综合素质。

六要加大对各专业人才专家的聘用。鉴于目前经侦面对社会各个层面，现有经侦人员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就打造成一支具有各方能力的全才精英实际，可以有计划地在对各部门、各行业聘请一些专、尖、精人才，遇有疑难问题，技术问题，定期召集这些专家权威人士集中会诊，以提高案件侦破效率，杜绝错案的发生。

篇3：谈谈职务犯罪侦查信息系统的构建

一、技术侦查措施的概念

技术侦查措施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的技术侦查措施指侦查活动中的一切具有技术内涵的调查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方法, 即技术性实施的侦查措施和一部分秘密侦查措施;狭义上的技术侦查措施指的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作案人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 包括电子监听、秘密录像、秘密拍照、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手段。技术侦查措施在本质上是一种秘密侦查措施, 是侦查机关为对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犯罪而发展起来, 其特点在于不经当事人知晓而运用技术装备秘密调查、秘密取证。

对于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和内容, 各国法律有不同的规定, 因为采取某种特殊技术得出的结论能否作为科学证据而被法庭认可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 所以以法律规定的形式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概念和种类, 对研究和正确运用具有基础性的意义。目前, 我国对查处职务犯罪案件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二、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规制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 犯罪现象也日益复杂起来, 现代的犯罪日益向技术化、智能化、隐密化发展, 给侦查机关的侦查带来重重困难, 很多案件因缺乏有效的侦查措施而无法侦破或难以侦破。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 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也日益向技术化、高隐密性方向发展。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运用, 许多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被用于侦查之中, 这就使得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丰富起来, 技术侦查措施由此产生并日益成为打击犯罪的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因此, 我国法律将技术侦查措施纳入正式合法的侦查手段。《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 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

在新时代, 职务犯罪也向着智能化、隐蔽化发展, 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和制度作保证, 案件往往难以侦破, 正如联合国大会所说的“贪污舞弊是隐蔽行为, 如无强有力的执法手段, 永远也查不出来。”[1]由于我国法律对职务犯罪的侦查程序没有作出特殊的规定, 仅仅是使用普通刑事案件的侦查, 并未如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那样建立有利于查办职务犯罪的特殊的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 这样使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陷入两难的困境。一方面, 技术侦查措施已成为有效的、不可或缺的侦破职务犯罪的手段;另一方面, 我国检察机关在使用这些技术侦查措施查处犯罪时又缺乏合法性的依据。因此, 我国尽快制订或修改法律规定, 赋予检察机关合理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职权, 完善技术侦查措施制度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三、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

实践中, 各国因地制宜地建立了有利于惩治犯罪的特殊侦查措施和诉讼程序。但是技术侦查措施因其高隐密性而难免与公民个人的隐私权相冲突, 势必在某种程度上侵犯公民的私密, 因为技术侦查措施倘若在使用范围上不作特别限制, 实施方式上不进行法律规制, 势必带来一个侵犯无辜者合法权利的后果。例如, 在“911”事件以后, 美国联邦调查机构扩大了对恐怖分子的调查, 部分调查是利用技术侦查措施进行, 这样使人们处于极度的不安之中, 害怕手机短信息在另外一个地方被别人监视, 自己的背包不知何时会遭遇突如其来的“合法搜查”, 使得人们越来越担忧美国的基本人权正处于危险之中。[2]

技术侦查是一把双刃剑, 既能有效地控制犯罪, 又容易侵犯人权。基于此种特性, 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过法律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的合法性, 又从程序上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如日本《关于犯罪侦查中监听通讯的法律》第1条所指出的:“本法的目的是:鉴于有组织犯罪严重危害安定、正常的生活, 且对数人共谋实施的有组织的杀人、非法买卖药品及枪支等重大犯罪, 如果不予监听犯人之间的联络电话或其它电讯, 查明案件真相显著困难的情形在增多, 为适当应对此种情况, 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要的监听通讯的强制处分, 确定其要件、程序及其它必要的事项, 以期在避免不当侵犯通讯秘密的同时, 准确查明案件真相。”[3]因此, 我国法律确定技术侦查措施的合法性的同时, 也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严格的限制:

(一) 适用范围特定原则, 即技术侦查措施只能针对特定犯罪类型而采用。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在重罪或轻罪案件中, 如果可能判处的刑罚为二年或二年以上监禁、预审法官为了侦查的必需, 可以决定截留、登记和抄录邮电通讯。”《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98条第一款规定:“有足够的事实依据表明:1.在麻醉物品、武器非法交易领域内以及伪造货币、有价证券领域内;2.在涉及国家安全 (《法院组织法》第七十四条, 第一百二十条) 领域内;3.在公共危险罪领域内;4.对人身体、生命、性交自主或者人身自由;5.职业性、常业性地, 或者;6.由团伙成员, 以其他方式有组织地, 实施了重大犯罪行为的时候……允许对具备估计是行为人所具有的特定审查要件之人员, 采用技术设备, 将他们的个人情况数据与其他数据一起排查, 以便排除无嫌疑人员, 确定出对侦查意义的进一步审查要件的人员。”[4]由此可见, 技术侦查措施只能适用于两大类型犯罪:一是重罪;一是组织化、技术化、隐密化的特殊类型的犯罪。前者反映出被害法益的重大性, 需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提高办案效率, 保证破案率, 针对这类犯罪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足以抵消因侵害公民隐私权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后者由于其犯罪行为的特点, 给侦查机关的侦查带来重重困难, 侦查机关采用一般侦查措施常常无济于事, 不采用技侦措施, 难以侦破犯罪。

(二) 次序性原则, 即只有在采用一般侦查措施收效甚微或无收效时, 才可退而使用技术侦查措施。

也就是说, 在考虑采用侦查措施时, 技术侦查措施具有补充性, 应在最后作考虑。因此, 必要性原则也可称之为“最后选择原则”。确立必要性原则的法理在于:国家权力的行使, 以仅达目的为已足, 不可过度侵害人民的自由权利, 当国家权力机关为达同一目的有多种适合的手段可供选择时, 应选择对当事人损害最少的手段。如前所述, 技术侦查措施严重侵害公民隐私权, 属于一种成本或曰代价较高的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与一般侦查措施相比, 其对公民自由权利侵害甚巨, 在采用技侦措施和一般侦查措施均能达到同样的侦查目的的情况下, 当然应选择对公民自由权利侵害较小的一般侦查措施;只有在采用一般侦查措施无法达到侦查目的的情况下, 侦查机关迫不得已才采用技术侦查措施。

(三) 审批原则, 即侦查机关采用技侦措施必须向有侦查控制权的其他权力机关报批。

《法国刑事诉讼法法典》第100条第2款规定, 电讯截留的决定以书面形式。贯彻书面原则的目的在于:法官或预审法官以决定书和批准命令的形式载明了采取技侦措施的对象、时间等, 侦查机关必须严格遵守。同时, 即使法官或预审法官决定或批准采用技术侦查措施的, 也是附有期限的。《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第2款规定:“此项决定规定的截留期限最长为四个月。继续截留必须按同样的条件方式和期限重新作出决定。”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规定:“命令的执行期间是获得窃听所需要的唯一的时间周期, 并且如果超过30天就会自动失效。在该法令的实施中不能添改, 如需要添改, 必须进行重新申请。”[5]若不对技术侦查措施的采用限制期限, 则等于是将决定权交给了侦查机关, 因为侦查机关只要获得了审批, 即可自行决定随时采用, 而当事人的隐私权则长时间、不定期地笼罩在国家权力的阴影之下, 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我国法律应对技术侦查措施的施行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 以尽可能地减少对公民隐私权的侵害。

注释

1[1]1993年4月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上, 联合国秘书长向会议提交的《有组织犯罪对整个社会影响》的报告, 转引自郭翔《国际社会犯罪趋势及预防和控制犯罪战略》载《法学学刊》1995, (2) .

2[2]《什么是警察》尤小文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4.

3[3]《西方国家刑事侦查中的技术侦查措施探究》万毅.

4[4]《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李昌珂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篇4：谈谈职务犯罪侦查信息系统的构建

关键词：信息引导；侦查；职务犯罪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职务犯罪日益向高科技、强隐蔽性、反侦查化的趋势发展。侦查人员面临着线索少、取证难、难突破的严峻问题。如何应对信息化环境下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也是各个侦查机关需要正视和解决的新课题。近年来，叠彩区检察院在查办职务犯罪的过程中，不断引入信息化技术，以信息引导侦查，开拓线索来源，提高科技侦破工作的水平，将侦查人员的业务能力培养与科学信息化机构的创建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发现犯罪，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的发展道路上取得了创新突破，其具体做法如下：

一、建立技术与侦查联动信息工作领导机制

叠彩区检察院在检察长的统一部署下，成立了职务犯罪信息工作领导小组。信息领导小组在检察长和侦查指挥中心负责人的统筹规划和领导下，不断强化与各个单位、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尤其是固化侦查部门与技术部门的联动工作机制，通过内部信息网络资源中提供的各种技术处理平台，将外部取得的数据进行整合，并对信息进行分类、汇总、比对，引导技术人员和侦查人员使用各种技术手段破解和分析信息之间的外在联系和内部规律，从而发现案件线索，寻求案件突破口，最终形成能够引导侦查的决策性指导意见。

该院成立信息技术领导机构以来，在查办的多起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发挥出了重大作用。侦查人员通过对信息的分析比对和与外部信息的数据交换，发现了新的案源，挖掘出了新线索。例如，在某医院泌尿外科的科室负责人受贿案件中，侦查人员在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收集了该犯罪嫌疑人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以及工作关系等外联信息，同时结合从其自身发掘的包含消费、社交以及出行记录等内联信息，通过信息的分析、重组、再现等技术处理，获得了反映犯罪嫌疑人自身内在属性的生活轨迹图，以技术手段锁定了行贿人的范围，为扩大案源和突破案件找到了新的途径。侦查人员通过小组分析出的结果信息，不断发掘出了一连串行贿人，又从这些行贿人的社会关系中查找、锁定了另一名涉案的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有效地拓展了作战范围，扩大了战果。

二、不断强化侦查人员的信息技术与处理分析能力

在应对新时代下职务犯罪智能化、信息化、隐蔽化发展态势的情形下，叠彩区检察院充分重视电子证据这一信息证据形态的特性，在收集、分析各类涉案信息的同时，会着重勘查相应的电子数据信息。通常，在收集、处理这类特殊信息时，需要较强的技术手段和较高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该院在信息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协调下，会将侦查部门与技术部门联动进行信息侦查处理，侦查人员将独立或联合技术人员一道对电子数据进行审查、分析，例如在查办叠彩区某村委干部涉嫌贪污土地附作物补偿款的案件中，该院侦查人员就在技术人员的协助下，成功利用手机取证技术从犯罪嫌疑人的手机中提取了一份反映案件行贿线索的电子数据。

在取证过程中，侦查人员使用了多种电子数据取证手法，通过信息比对、深度查询、数据挖掘等技术手段，终于从一些被犯罪嫌疑人删除的信息片段中找到了所需的对话内容，为正在查办的案件补上了证据锁链上缺失的那一环。该院侦查人员从一个全新的数据领域撕开了案件突破口，完全改变了以往以调取口供为工作重心的侦查模式。

此外，在办理某高校法学院院领导涉嫌贪污的案件中，该院侦查部门同样协同技术人员通过电子取证方法，从犯罪嫌疑人使用的计算机中提取出了一段有关犯罪嫌疑人的QQ聊天信息，从而在认定犯罪数额的证据种类中成功添加了该份电子数据证据。

侦查人员在处理各类信息的过程中，其取证技术方式也在不断进行发展、完善。侦查人员的电子数据取证能力也在不断提高。通过与技术人员的联合取证工作方式，成功将电子数据收集的范围延伸至手机、计算机及网络等高科技领域，同时，还能够全面分析被调查人员的交游、个性、兴趣爱好等私有信息，从而能在办案过程中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之时提供切实有效的参考依据。

目前，该院已经通过政法专项经费采购了一些列专业的电子取证设备。该院侦查人员在查办案件时，都能综合地使用这些电子取证设备，实现电子数据的多元方式提取，并对电子数据证据进行快速挖掘恢复和准确分析，不仅仅只对犯罪嫌疑人的通讯设备进行单向提取，还会对犯罪嫌疑人周边的其他电子设备进行一并勘查，绝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取证范围完全覆盖至台式计算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移动存储介质等等外联设备。通过对各种设备提取出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很快就能得出该犯罪嫌疑人的生活背景及涉案数据信息，这些信息为下一步审讯工作提供了强大的后背支持，为侦查人员能在短时内突破犯罪嫌疑人创造了先决条件。

三、创建侦查信息数据库及各类技术服务平台

叠彩区检察院近年来着手对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已经收集、整理的各类数据信息进行了分类、汇总，将其作为侦查信息数据源存储在内网数据库中，同时也积极与外单位进行联系，建立检察机关与社会各协作单位的信息资源共享系统。这些数据资源包括与公安机关、法院、电信运营部门、组织部门等机构联合的关于社会人员的户籍、车辆管理、出入境信息、位移信息、诉讼档案信息等各类人员基本数据信息；还包括与工商部门、质检部门等机构共享的关于各大企事业单位信息，机关、团体、法人等组织机关信息；以及与移动、联通、电信等运营商的定位信息，与电子商务网站的各种订阅消费信息等。

该院通过与以上各机构、部门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结合查办职务犯罪过程中所掌握的各类线索数据库，综合创建出了用于参照、指导办案的侦查信息数据库，并通过在该数据库中搭建各种数据处理技术服务平台为侦查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如智能查询信息系统、移动话单分析系统、社交网络综合分析系统等，这些服务平台能够在办案中实现对涉案对象的运行轨迹实行快速查詢和定位跟踪，准确掌握其在特定时间内的各种旅游出行、接入网络、出入境情况等等特定信息，在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停留地点、不在场证明及实施抓捕等侦查活动中发挥重大作用。

例如，在侦查某医药公司药品营销员的行贿案件中，该院就成功通过查询犯罪嫌疑人的移动通信、通话信（下转第页）（上接第页）息、移动位移信息，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位置信息及移动轨迹，定位并抓捕到了两名犯罪嫌疑人。同时，通过对该案中的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关系信息进行查询、分析找到了其余与案有关的一名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信息，从而扩大了侦查范围，对案件取得突破性进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此外，在对该案的侦查过程中，该院侦查人员通过内网信息数据平台，结合互联网及公安、移动、电信公司等外单位网络提供的大量数据信息进行提炼、分析，先将犯罪嫌疑人的家庭情况、住址、职业、工作单位及个人简历、生活轨迹信息分类汇总，掌握了该犯罪嫌疑人的常去的场所和相关消费记录信息，并根据这些分析总结得出了侦查行动方案。

在成功抓捕到犯罪嫌疑人之后，该院侦查人员则立即结合收集到的各类信息资料，针对不同犯罪嫌疑人的背景资料，有针对性地优化审讯方案，成功利用掌握的各种信息，巧妙运用心理攻击策略，很快就突破了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查清了几名犯罪嫌疑人的行贿事实。

四、全面提升侦查人员的信息技术水平

叠彩区检察院十分重视侦查队伍的信息化专业培养力度。该院技术人员在院领导的统一规划下，不断强化与侦查人员进行信息技术的交流与互动，技术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职务犯罪侦查活动，努力为案件侦查提供各种信息和技术支持，逐步建立了信息引导侦查的模式。在强烈的信息技术支撑氛围中，该院的每一名侦查人员都牢固树立了信息技术意识，做到相信信息技术、依靠信息技术以及敢于挖掘和利用信息技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让信息技术在案件侦查过程中的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2014年以来，叠彩区检察院共使用信息技术引导侦查17件21人，其中利用手机取证技术实现案件突破10件12人，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取证6件7人。利用信息技术分析、锁定、抓捕犯罪嫌疑人11起，其在所办案件中均采用了信息数据平台进行相关数据的分析，综合处理了犯罪嫌疑人的背景、身份、人员关联性及其他生活轨迹信息。做到边分析边制定侦查方案，边调整审讯策略。以信息轨迹为蓝本，指导侦查工作方向。此外，该院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逐步掌握了一套完整的电子数据取证分析技术，并不断在实践中加以巩固和完善。2015年，新培养了掌握电子取证技术的侦查人员2名，1名干警取得了电子取证鉴定技术資格。

参考文献：

[1]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信息引导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研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2）：122.

[2]马忠红.美国禁毒情报机制.中国公安大学学报，2001，（4）：32.

[3]游巳春、王亚明.情报信息主导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探讨.人民检察，2014，（4）：65.

篇5：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的探讨

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中包括了对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有直接受理侦查的法定职权，也赋予了其批准逮捕及提起公诉的权力。其中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是检察机关一项极为重要的职权。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也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权。那么，现行法律所规定的检察院的自行侦查权、对自行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有决定逮捕权、提起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之间如何行使，在我国法治发展过程中用监督的方式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何解决，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定的法律监督职责同时，如何确保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的公正、公平，完善自行侦查工作制约机制，建立多层次、多环节的监督制约体系等都成为了检察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监督机制的现状

职务犯罪是一种权力腐败和滥用的现象，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是反腐倡廉，依法治官的需要。法律明确规定了检察院的职务犯罪侦查包括了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犯罪，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1996年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中的一部分划分给公安机关，实际是防止职务犯罪案件范围过大冲淡检察机关的其他职责。可以看到多年以来，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形成了工作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规律，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社会和谐建立起到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也为职务犯罪侦查的有效开展保驾护航。

（一）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内部制约机制的若干规定》，提出自行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由检察机关内部不用机构承办、互相制约的监督机制。自行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具体由举报中心负责举报线索的受理、管理工作，反贪污贿赂侦查部门、法纪检察部门，审查起诉部门负责审查起诉工作，控告申诉部门负责申诉复查工作。这些部门之间相互制约，互为监督。《人民检察院执法办案内部监督暂行规定》的颁布对加强检察人员执法办案活动起到更为有力的监督作用。

1侦查工作与案件线索的受理、审查工作相互监督制约。由举报中心统一管理案件线索，按管辖规定移送侦查部门立案前审查。侦查部门应当将是否立案的决定回复举报中心，逾期不回复的，举报中心要进行催办。

2侦查工作与审查决定逮捕工作相互监督制约。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逮捕或不予逮捕。同时对于应当逮捕而本院自侦部门未移送审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审查逮捕部门应当向侦查部门提出移送审查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建议，如果建议不被采纳，审查逮捕部门可以报请检察长提请检察委员会决定。职务犯罪案件的逮捕报上一级检察院备案。

3侦查工作与审查起诉工作相分离。侦查案件需移送审查起诉或移送审查不起诉的，由审查起诉部门审查，提出起诉或者不起诉意见，对需要补充侦查的，移送侦查部门补充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的不起诉报上一级检察院批准。

4侦查工作与对不立案、撤案决定的复议、复查工作相分离。对经立案审查决定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的，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收到复议申请或者申诉后，可以调阅有关案卷材料进行审查，认为决定确有错误的应当写出复议或者复查意见。

5侦查工作与监察、督察工作相分离。人民检察院的纪检监察部门对侦查中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查处。全面贯彻落实检务督察制度，省级以上检察院均开展了督察工作，通过明察暗访等形式，对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履行职责、遵章守纪、检风检容等情况进行监督监察。

（二）检察机关外部监督。除检察机关自身内部监督外，检察机关外部也有着相应的外部监督机制。

1、接受人大监督。各级检察机关贯彻监督法，主动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积极配合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专题调研和执法检查，严格执行接受人大监督的各项制度。

2、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检察院建立和完善了特约检察员、专家咨询委员会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其中人民监督员制度是特别针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工作所设立的监督制度。

二、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监督机制的不足

（一）从内部监督而言，一些检察机关还存在着监督意识、监督能力、监督方式上的问题。

1、存在重对不立案的监督，轻对立案的监督的问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予立案的，如果是被害人控告的，应当制作不立案通知书，写明案由和案件来源、决定不立案的原因和法律依据，由侦查部门在十五天内以送达控告人，同时告知本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在收到不立案通知书后十日内申请复议。对不立案的复议，由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办理，并在收到复议申请的三十日以内做出复议决定。对于上述法条的规定不难看出规定的侧重点在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案件，忽视了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上。

2、存在重事后监督，轻事中监督，易造成检察工作被动的问题。检察实践中，往往是侦查监督部门、审查起诉部门在对本院侦查部门以形成证据的报送逮捕、审查起诉的材料中，发现侦查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存在程序违法或是证据瑕疵的问题。而此时，违法或者不规范的侦查行为已经发生既成事实，只能通过事后弥补的方式纠正问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改以后，律师介入侦查的时间提前，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阅卷权扩大，使得侦查机关在上述报送材料中已经出现的问题难于更改，监督效果不易体现，律师抓住问题后易使检察工作造成被动。

3、存在法律监督意识不够，监督能力不强的问题。尽管，检察机关不同部门之间有明确分工对职务犯罪侦查能够起到监督作用，但一些检察人员对“检察一体”错误理解成检察机关各部门是一个整体不需要监督制约，导致实践中，无论是审查批捕还是审查起诉，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的监督流于形式；一些检察人员没有树立监督意识，不能正确处理监督与配合、打击与保护、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也有检察人员碍于同事间的“情面”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监督不到位，使得监督软弱无力，影响监督的权威性。

（二）从外部监督而言，我国现有的外部监督虽已具规模，但在检察工作实践中仍存在一些体制性、机制性、保证措施等不完善、不健全的问题。一些规定过于笼统、原则，可操作性不强。而且在外部监督中有部分监督属于事后监督，易产生监督的滞后性效果，部分监督确实因没有规范性意见指导，监督只停留在口头或会议上，没有刚性的要求，监督不能落到实处，因此，现行机制下的外部监督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三、完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的正当性基础

（一）这是保护被追诉人权利的现实需要

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侦查权的行使有可能侵犯被追诉人的权利。刑事诉讼中的被追诉人由于处于被追诉的地位，其权利最容易受到侦查基于打击犯罪心切或对犯罪仇恨心理而实施的非法行为的侵害。这里的侦查当然的包括了职务犯罪侦查的范围，因此，如何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就成为侦查程序的重点和难点。其实，从保障人权的范围角度讲，对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实质上也是对所有公民的保障。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怀疑犯罪而受到刑事追诉。但被追诉人既可能是有罪的，也可能是无罪而基于无罪推定的要求，“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与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二）这是有效打击职务犯罪，维护经济社会良好发展的需要

职务犯罪侦查承载着国家惩治腐败的重任，充分而有效的发挥职务犯罪侦查的职能关系着国家反腐倡廉体系的建设，关系着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一旦在案件办理的初步阶段——侦查阶段出现问题，整个案件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职务犯罪侦查过程完成现刑事法律所追求的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的任务。

（三）这是正当程序理论在侦查程序中扩展的结果

正当程序作为一种观念，其根源于古罗马时代的“自然正义”论。二战后，随着比较法学的发展，正当程序的适用范围也逐步扩大至侦查程序。在职务犯罪侦查阶段，侦查部门与被追诉人之间的力量明显不平衡，需要借助正当程序来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

（四）这是现阶段我国司法改革的需要

2009年1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曹建明在主持召开高检院机关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中指出“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强化对自侦案件的监督制约，强化检察队伍的素质建设”。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8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有关2009年检察工作的主要安排中提出“健全对重点执法岗位和环节特别是职务犯罪侦查的监督制约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接连提出健全职务犯罪侦查的监督制约机制明确了我国现阶段的司法改革方向。

四、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的构想

（一）树立观念

1、从被动监督到主动监督的转变。“监督者同样必须接受监督”，要从过去那种消极的、无奈的、形式的被动监督中走出来，不断增强职务犯罪侦查监督的主动性，以强烈的监督意识、清晰的监督思路、周密的监督模式，实现自侦监督机制的更新和完善。

2、从事后监督到同步监督的转变。以往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多是对已发生的行为进行纠正性监督，而自行侦查权一旦没有进行监督对当事人所造成的侵害往往难以弥补，因而要改变和消除事后监督的弊端，必须选择和建立同步监督的方式，将事前防范性监督、事中过程性监督、事后纠正性监督结合起来，形成自侦监督的同步监督机制。

3、从表象监督到内在监督的转变。目前的社会监督限于各种因素和条件，多为事后且为表面监督，很少能够触及深层的问题和原因。因此需要深入自侦活动的办案层面，围绕侦查行进的程序，实行对办案流程的全方位监督，以保证监督的深化和实效。

（二）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的制度构想

1、内部监督制度构想

（1）充分发挥“检察一体”的效用。依据现有的检察模式，已经建构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与其他检察工作的关系，且从理论上讲，职权的划分是合理的，可以在此基础上，正确理解并强化“检察一体”的架构，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衔接配合，确保形成监督合力。

（2）充分发挥检察各职能部门的效用。因为每个部门的职能和特点不同，其对职务犯罪侦查的监督角度就有所不同，充分发挥每个部门的监督效用，形成一种动态监督状态，创建侦查监督互动机制。

①完善侦查指挥中心制度。可将侦查指挥中心从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分离出来，从院中选派专门人才充实到其中，可以改善目前的监督机制，提高监督效能。

②充分运用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机制。侦查监督部门和审查起诉部门在重大、疑难、复杂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完全可以引导侦查部门取证，将后续工作向前延伸，务求在侦查阶段夯实证据基础，有利于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动态监督，避免事后监督的滞后性，被动性。对于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的范围，可对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范围、形式；方法、途径；证明内容进行引导，以期达到明确证明标准、排除非法证据、保证人权的目的。

③形成纪检监察同步机制。在侦查活动开始之初，由纪检监察部门同步行使监督权，在向犯罪嫌疑人告知权利等阶段，纪检监察部门到场，听取犯罪嫌疑人的意见，将投诉的情况认真审核，如发现有问题及时记录、汇报。

2、外部监督制度构想

（1）注重听取群众意见。走群众路线，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举报、申诉和新闻媒体反映司法不公的意见，注重人民监督员办公室等有关部门移送的反映行事诉讼活动违法行为的线索，最终结合案件审查工作认真分析，发现监督事项。

（2）注重人大、政协的意见。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从中发现问题，当然，此种监督方式，根据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往往在调研或在对检察机关的报告提出的问题特点，可侧重于进行整体监督。

（3）注重律师监督权利。借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修改，在律师权利扩大的同时，通过律师从辩护的角度对案件证据进行判定的过程，发现违法犯罪线索，进行有针对性、有实效的监督。同时，可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引入西方刑事法律中已成熟的律师讯问在场制度。在侦查部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有条件的允许其聘请的律师在场为其提供申辩。

3、内外部相结合监督制度构想

听证审查制度。听证源于英美普通法“自然公正原则”，是一种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法律程序。构想中的职务犯罪侦查案件监督听证程序，是指在侦查过程中，当被控人就某项侦查措施提出异议时，在上一级检察院主持下，充分听取侦查人员、被控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见后，由上一级检察院作出决定的程序。

合理划定听证的范围，是建立听证审查制度的首要环节。如果对所有职务犯罪行为实行听证，那么侦查时机将丧失殆尽，整个侦查过程将繁复冗长，司法效率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许多侦查措施一经实施已不可逆转，如存款查询、传唤结束，听证已无法对之进行救济。因此，只有将那些严重影响人身、财产权利且对权益的影响呈持续状态的侦查行为纳入听证范围，才是比较合理的。据此，在现有条件下可对逮捕、羁押期延长和扣押等三项措施，在当事人提出申诉时开展听证审查。

听证程序是：在执行逮捕、羁押期延长以及扣押时，侦查人员应当告知被追诉人如果不服有权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听证申请。听证由上一级检察院主持，听证的参加人包括申诉人及其律师、侦查人员、特派检察官。主持人宣布听证开始后，依次由申请人、申请人的律师、侦查人员、特派检察官，对争议的焦点进行陈述与论辩，必要时双方可通知证人出席作证。

多轮陈述和论辩充分阐明观点和意见的基础上，由主持人当场或择日作出听证决定。经过听证发现侦查措施不当或者有违纪违法情况的，上一级检察院有权作出改变或纠正的决定，以确保职务犯罪侦查活动始终健康有序进行。

检察机关的权力配置使职务犯罪侦查格外引人瞩目，在我国司法改革过程中，它成为检察机关惩处腐败的重要职能。当下探讨完善职务犯罪侦查的监督机制就是为适应司法改革的需要，有效打击职务犯罪，维护经济社会良好发展。注释: 2008《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2008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3543件41179人，已侦结提起公诉26684件33953人，人数分别比上年增加1%和10.1%。

2008年《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在当时，为了实现自然正义，审判程序上“有两项基本要求：（1）任何人不得作自己案件的法官（neo jiudex in parte sua）；（2）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audi alreem partem）”。详见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参考文献】

①《对我国控辩平等的检视与思考》：《法学论坛》，2007年，第6期

②《中国检察机关内部执法办案监督经验材料汇编》：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③[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④郭立新主编：《检察机关侦查实务——侦查概况·侦查机制·司法协助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⑤朱孝清：《职务犯罪侦查学》，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⑥龙宗智：《论检察官侦查的特点和要求》，载《检察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63页。

⑦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法学081

篇6：简论职务犯罪侦查监督体系的完善

一、职务犯罪侦查与侦查监督的关系

（一）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必然性

职务犯罪侦查权，也称自侦案件侦查权（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权），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自己应当受理的案件（其范围主要包括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案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其他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具有受理必要性并经省级检察机关决定受理的犯罪案件），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的职权。

将职务犯罪侦查权赋予检察机关是具有内在必然性的。原因在于：一是职务犯罪是一种权力腐败和滥用的现象，是国家公职人员在履行法定职责的过程中实施的利用、滥用以及误用人民赋予其的国家权力，侵吞国家财产，损害国家利益，或者行使职权时严重超出法律授权对公民合法权利造成侵害的行为，其直接危害的是国家正常的管理秩序。如果对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则必然会形成对合法权益的侵害，因此将职务犯罪侦查权归属于检察权，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权的职权之一。二是通过对职务犯罪范围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职务犯罪案件都具有以下特征：它们的主体都是根据法律或者受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派或委托从事公务活动的，在国家职能活动中或者在国家权力的运作过程中拥有一定权力的人；犯罪所侵害的客体都是国家管理秩序；更为重要的是，犯罪的发生是行为人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或者误用权力的结果，犯罪与行为人的职务有着内在的联系。由于职务犯罪所具有的上述特征，如果将职务犯罪侦查权设置于行政权之内，则彼此利害关系一致，官官相护，则监督机制必将失去其独立性，而成为行政权的依附。因此只有将职务犯罪侦查权赋予特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才能保证打击职务犯罪的公正性、独立性和有效性。

（二）职务犯罪侦查与侦查监督的关系

职务犯罪侦查权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重要手段。职务犯罪侦查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个独立诉讼阶段，是检察机关同职务犯罪作斗争的强有力的手段。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也明文规定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项专门的权力制约机制。也就是说，法律监督的客体主要是国家权力行使过程中执行和适用法律是否合法的问题。职务犯罪行为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误用，对其进行纠正是法律监督的必然要求。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正是这样一项监督手段。

职务犯罪侦查权需要接受有效监督制约。“监督者同样必须接受监督”是构建和完善我国法律监督体系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2009年曹建明检察长在主持召开高检院机关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中指出“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强化对自侦案件的监督制

约，强化检察队伍的素质建设”。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健全职务犯罪侦查的监督制约机制体现了我国现阶段的司法改革方向。

此外，在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与国家赋予了侦查权的执法者的地位并不对等，其权利不易得到保障。职务犯罪侦查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因此，如何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就成为监督职务犯罪侦查程序的重要内容。

二、职务犯罪侦查监督体系的现状与不足

（一）职务犯罪侦查监督体系的现状

现阶段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体制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内部、外部相结合的法律监督与制约机制。

职务犯罪侦查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当前的职务犯罪刑检程序基本可以概括为：“同一检察院自侦、自捕、自诉”，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8年制定了《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内部制约机制的若干规定》，将职务犯罪侦查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主要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是检察业务职能部门的相互监督和制约，纵向是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和监督，但是由于检察机关具有整体性和对外的一致性，难以解决其内部监督有时流于形式、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监督不到位的现象，影响内部监督制约体系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所以，有必要结合外部监督，确保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正确行使。

职务犯罪侦查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职务犯罪侦查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主要包括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社会监督，主要表现为各级检察机关依据宪法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严格执行接受人大监督的各项制度，同时接受行政机关人事考核任免、财务审计等方面的监督，检察机关自行建立的特约检察员、专家咨询委员会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

（二）职务犯罪侦查监督体制存在的不足

实践中比较重视对案件事实和定性的把握，而轻视对程序问题的监督。具体表现为：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中对于职务犯罪侦查案件的定性和证据把握较为严格，但对侦查程序往往认为是检察机关内部的活动，则不太重视；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中的监督主体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业务知识，对程序的监督也不易入手。制度原因是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当前刑事诉讼程序中同一检察院对职务犯罪自侦、自捕、自诉的规定，使内部监督流于形式；此外也有思想原因，即长期以来在司法机关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造成的消极影响依然存在。

对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监督往往更注重的是事后监督，而轻视同步监督。具体表现为，侦监部门和起诉部门都是在本院侦查部门立案后或侦查终结后才能收到报送逮捕、起诉的证据材料，而此时违规或违法的侦查行为已成为既成事实，只能通过事后纠正的方式来弥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职务犯罪侦查的保密性和独立性，侦查机关往往认为如果在侦查过程中其他因素介入过多，将使侦查活动陷于被动，不利于侦破案件。

我国现有的外部监督机制虽已具规模，但外部监督中很大部分属于事后监督，易产生监督的滞后性效果；部分监督因没有具体实施细则，只停留在口头或会议上，缺乏可操作性，致使监督效果不能落到实处。因此，现行机制下的外部监督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三、完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体系的建议

完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应当重视更新和完善指导思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应当实现从被动监督到主动监督的转变，不断增强职务犯罪侦查监督的主动性，彻底抛弃过去那种消极的、无奈的、形式的被动监督。

（一）纵横结合，创新内部监督机制

1、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中更好的发挥横向监督的实效

构建职务犯罪侦查全程联动机制，完成从事后监督向同步监督的转变。职务犯罪侦查的具体程序大致分为线索初查、立案（不立案）、提请决定逮捕、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撤销案件）五个阶段，除反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侵权局作为侦查主体贯穿全程外，控告申诉部门、侦查监督部门、审查起诉部门均涉足其中某一阶段，如控告申诉部门负责职务犯罪案件的举报线索的受理、管理工作，侦查监督部门负责职务犯罪案件的审查决定逮捕工作，公诉部门负责职务犯罪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职务犯罪侦查全程联动机制就是要求从职务犯罪侦查启动伊始，各相关部门就行动起来，对线索初查到移送起诉的每一个环节进行监控，使整个侦查程序不再是侦查部门一家之责。

初查启动报告、初查过程跟踪和初查结论审查机制。现行初查行为启动至结束只有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单方决定，监督制约机制还没有渗透到这一“程序”中去，有必要对其进行监控。笔者认为，启动初查应制定初查方案，是否启动由检察长批准，并向移送职务犯罪侦查线索的控告申诉部门备案，消除初查行为的随意性；当初查行为正当启动之后，初查实施情况应形成书面材料，供侦查部门的指挥中心及时审查初查手段是否正当、初查目标是否明确、初查成果是否有效；最后，初查结束作出立案或不立案决定后，应当由本院负责立案监督工作的侦查监督部门审核，判断立案或不立案的理由是否合法，如出现违法立案或不立案的情况，可以及时启动立案监督程序。

侦监部门捕前介入和公诉部门引导侦查机制。在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对某起案件立案侦查并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后，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考虑在侦查部门主动要求的情形下，侦查监督部门于提请逮捕前介入侦查；同样，公诉部门也可以在侦查部门移送起诉前介入侦查。这两项介入机制主要目的有三：一是要引导职务犯罪侦查人员确立符合逮捕标准或起诉标准的侦查方向；二是要监督侦查人员调取证据的手段是否合法，调取的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三是要监督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是否得到保障，以确保程序正义得以实现。

2、强化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纵向监督

最高检侦监厅于2009年2月起草了《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由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通过向各省级检察院调研和征求意见，最终定稿并确定于2009年7月起正式施行。这一举措体现出检察系统把强化上下级院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的纵向监督作为贯彻落实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精神的重要内容。在仔细研究该试行稿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要使强化纵向监督的改革落到实处，仍需对某些细节作出更加明确、严格的规定：

根据该试行稿的规定，省级以下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案件由上一级检察院行使批捕权，作出的逮捕决定交由下级检察院执行，但实践中可能出现下级检察院在执行上一级检察院的逮捕决定时发现不当应当变更强制措施的，试行稿没有明确规定哪一级检察院行使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力。比照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在执行检察院作出的逮捕决定时，发现逮捕措施不当应当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的，可以自行变更，事后通知作出逮捕决定的检察院即可，据此有一种意见认为，下级检察院发现逮捕不当，可以自行做出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但笔者认为，上述两种情形不能一概而论，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案件的批捕权上提是为了加强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制约，体现了检察系统内部上下级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因此应当在程序上限制下级检察院随意变更上级检察院的逮捕措施，捕后变更逮捕措施应当由执行逮捕决定的下级检察院提出书面意见后报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职务犯罪的批捕权上提一级后，相应的立案监督与侦查活动监督职责应当由谁履行？根据《规定》稿第十七条规定，逮捕环节的审查工作由上一级检察院承担，审查逮捕环节发现的问题也由上级院监督制约，但其它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仍由下级院侦监部门承担。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体现了改革的保守一面，使下级检察院侦监部门对职务犯罪侦查活动有效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成为一纸空谈，因为举报线索由控告申诉部门直接移送自侦部门，从初查到立案（不立案）的环节完全由自侦部门掌控，除却审查逮捕环节以外，侦监部门几乎没有接触职务犯罪侦查的机会，审查逮捕是侦监部门履行法律监督最主要、最有效的途径，如今批捕权被提走了，下级院侦监部门从何入手监督自侦部门的侦查活动呢？与其作这样几无操作性的规定，不如索性将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监督权同样上提一级，使监督职能更为完整，监督的权力更加集中，提高监督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强化检察机关纵向监督引发的新问题。在省级以下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批捕权上提一级的基础上，会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是否应考虑采取一些措施对省级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更好的实施内部监督制约？或者采取一些措施使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更全面的覆盖整个刑事诉讼程序？批捕权上提一级为我们探索相应的改革措施开拓了视野，起诉权是否也应上提一级？自侦案件是否可以适用异地审查逮捕、异地审查起诉的模式？等等。这些都是强化检察机关纵向监督引发的新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二）建立常态化、专门化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

强化权力机关的日常监督能力。现阶段，各级人大除定期审议检察机关工作报告以外，平时对刑事司法程序监督的随意性较大。这主要是由于人大代表来自社会各行各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于刑事司法程序包括职务犯罪侦查程序并不十分了解，欲监督而不知从何入手。笔者认为，各级人大可以在内部设立专门的行使刑事司法程序监督权的机构，成员主要由具备一定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士组成，除对检察机关查处重特大、有影响的要案及时行使监督权外，还可根据人大代表平时在调研或在对检察机关的报告提出的涉及刑事司法程序的问

题，侧重于某方面的专项监督和指导。

充分发挥律师对职务犯罪侦查程序的监督权和对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帮助权。律师作为法律专业工作者，具备相应的法律专业知识，理应在法律监督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早在最高检于2004年2月20日颁布了《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时，就体现出检察机关欢迎外部监督和保障人权的积极态度，但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改后，律师介入刑事侦查程序的时间提前、介入程度加深，才使律师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积极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无论侦查机关、法律监督机关和审判机关的执法者都应当明确，律师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虽然处在对立的地位，但不是敌对的，双方都是站在法律的天平上博弈，只有充分发挥律师的积极作用，才能通过律师从法律帮助、辩护的角度对案件事实和性质进行正确的判断，发现违法犯罪线索，进行有针对性、有实效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