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经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

《江村经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共8篇）

篇1：《江村经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

《江村经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

07物流管理 郑汉桂 20070709011

终于读完费孝通先生的著作《江村经济》，应该说这是我迄今为止完整读完的第一本人类学著作。学校图书馆是把它归到农学类书籍中的，但我还是觉得把这部著作定义为人类学著作或者社会学著作会更加恰当，更加符合该书的精神主线。

本书是费孝通先生1938年在伦敦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1936年作者本人在开弦弓村的实地调查时该书的创作源泉和实证依据。实地调查获取的一手资料加上作者本身对农村文化、经济的深刻认识和思考是成就本著作的两股最基本的力量。一本好书之所以为好书，是因为它吸引别人的地方不止是它本身所具备的科学性和专业性，更重要的是要能够体现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和时代变迁主线。自调查文学诞生以来，该领域从来就不缺乏作品，但无数的调查报告由于缺乏文化内涵或时代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已经湮没在历史中，鲜有问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江村经济》却仍被无数学者奉为调查文学领域的典范。究其原因，就在于这部著作本身所具备的内在价值的不可替代性。下面我将从文话内涵和时代价值两个方面谈谈对《江村经济》的解读。

在我国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大背景下，“三农”问题日益受到经济学者、社会学家的关注，关于“三农”问题的调查深受重视。但据我接触到的文献资料来看，绝大部分的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只把目光投注在政治或者经济领域，比如“二元制”户口制度、农业税、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农民工问题等等，当然不是说这些方面不重要，只是这样子的研究方向并不全面。要知道，很多的“三农”问题其实跟文化，特别是风俗习惯是分不开的。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甚至不同的村庄所具有的文化是有差异性的，这种差异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去，而受此影响着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就不是一条法令或者一次金融危机就可以改变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律上规定了近一个世纪的女方继承权在农村至今无法得到肯定与执行；为什么“户口制度”可以回答户籍问题，却不能回答家族问题。

而这些被很多当代学者所忽略的问题，费孝通先生都敏锐地捕捉到了，并与特定的文化现象相联系，做出了最恰当的人性化解释，比如说对农村婚姻制度的描述，对农村家族制度的描述等等，这无不是作者通过细心地观察、探访、记录、思考和总结，并最终上升为本书的人文精神。这就是为什么开篇的时候我会认为这是“一本人类学著作”。作为一个农村长大的读者，我惊讶地发现，就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我所生活的环境虽然接受着工业文明的强烈冲击，但很多生活方式和习俗早在1936年就有这么一篇叫做《江村经济》的调查报告翔实地描述过，而且是如此的相似。即使书上描述的很多场景如今是鲜有听闻，但还是可以再记忆中找到根源，这让我发自内心地再次感受到文化的力量。

《江村经济》的文化内涵还体现在它能很好地激发起读者的共鸣，在阅读过程中，应该说是同时承受着思维的痛苦与快感。阅读这样的著作，一边是在阅读一部沉重的历史，一边是在阅读自己关于家乡的记忆。没有什么比这样的著作更能给读者带来思维上的冲击，人文精神在此发挥了强大的力量。

近半个世纪来，农村的经济天翻地覆，而生活方式变化缓慢，究其原因正是由于文化的传承性。如果说在研究“三农”问题时放着文化这个最本质的东西不理而一味地强调经济、政治对农村的影响，那样难免有违科学精神，很难挖掘深层次的内容。依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说法，之所以说它重要，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发展轨迹。它倡导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应该从“野蛮人”转向文明社会，因此引起了西方一阵研究东方的风潮

还想提一提的是《江村经济》诞生的时代背景，贯穿此书的两条主线是“农村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作者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从细微处着手，历时两个月对开弦弓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予以研究，包括社会习俗、家庭生活、亲属关系、农业、贸易等各个方面，对中国农村的历史现状有了清晰明确的定位。全文的精华部分是第十二章《蚕丝业》。这这一章里，费孝通先生通过客观记录当地蚕丝业的发展和变迁，揭示了来势汹汹的外界资本主义力量和承受巨大压力的传统小农经济力量之间的互相博弈。中国村民的诉求欲望、国际蚕丝市场的变幻、利益集团的贪婪、经济改革的左右为难等等。这一切都透过30年代一个叫做开弦弓村的小村庄折射出来，让生在七十多年后的我们对这一切都清清楚楚。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可以感受到作者通过本文传达出来的历史使命感。在客观分析开弦弓村的农民土地利用问题和再生产问题后，作者提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作为一份调查报告，作者没有在《江村经济》中直接表露自己的情感，但很显然作者希望通过对客观现象的描写表达他对中国农村经济现状的担忧，论证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另外，“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满足每个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通过前面对农村经济生活现状与社会道德准则的阐述，作者在这里点明写作的目的，更多的是想唤起读者共同承担社会责任的使命感。

对于《江村经济》，阅读的时候实际上感触是很多的，只是很多感受暂时还想不出该怎样用文字表达出来，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是有这么一种魅力，认识越深，写出来的评论越不满意。总而言之，这是一部有时代意义的著作。用布·马林诺斯基在序中的话说就是，《江村经济》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篇2：《江村经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

《江村经济》读书报告

一、书名：江村经济

二、著者：费孝通

三、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四、页数：220

五、内容大意：

全书计16章，分为前言、调查区域、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养羊与贩卖、贸易、资金、中国的土地问题。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调查区域

调查区域的界定、地理状况、经济背景、村庄、村里的人、选择这个调查区域的理由

第三章 家

家、扩大的家庭、“香火”延续、人口控制、父母和子女、教育、婚姻、家中的儿媳妇、表亲婚姻与“小媳妇”

第四章 财产与继承

所有权、家产、财产的传递、继承对婚姻和继嗣的影响、赡养的义务、新的继承法

第五章 亲属关系的扩展

父系亲属的扩展、母系亲属的扩展、名义上的收养、村庄的亲属关系基础

第六章 户与村

户、邻里、宗教和娱乐团体、村政府、保甲－－强加的行政体制

第七章 生活

文化对于消费的控制、运输、衣着、营养、娱乐、礼仪开支、正常生活的最低开支

第八章 职业分化

农业－－基本职业、专门职业、渔业

第九章 劳作日程

计时系统、三种历法、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时间表

第十章 农业

农田安排、种稻、科学与巫术、劳动组织

第十一章 土地的占有

湖泊、河流及道路、农田的所有权、雇农及小土地出租、不在地主制、完全所有制、继承与农业

第十二章 蚕丝业

变迁过程图解、促进工业变迁的条件、变革的力量及其意图、当地对变革的支持、养蚕的改革计划、合作工厂、政府的支持、改革的困难、对亲属关系的影响、第十三章 养羊与贩卖

第十四章 贸易

交换方式、内外购销、小贩、零售商、航船、消费者的购买代理人、航船、生产

者的销售代理人、其他收集方式、贸易区域和集镇、销售与生产

第十五章 资金

积蓄与亏空、互助会、航船、信贷代理人、高利贷、信贷合作社

易 第十六章 中国的土地问题

书末还有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作的序及附录“关于中国亲属称谓的一点说明”。

六、读后心得：

《江村经济》的作者是费孝通先生，这本书是他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对开弦弓村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之后而写成的。读完这本书，我不仅获益良多，而且在脑海里浮现出一幕幕的江南农村社会生活的鲜活画面，让我感同身受，如临其境，文章里虽然没有运用到什么太过华丽的词藻，也没有太多由作者心里产生的主观的评论，只是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这本书流露出作者客观的严谨科学态度，以及对社会对国家对农村人民生活的强烈的人文关怀，这不得不让我们读者产生非常深厚的敬佩之情。现在，就让我们从两方面来评论这本书:一方面，是从文章的内容来说，另一方面，是从文章的方法论的来说。就文章的内容而言，《江村经济》这本书是采用了以小见大的方法，主要通过对中国的一个江南小村庄的农民的实际生产还有其生产过程的调查，来对中国的农村结构和社会变化的过程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进而探讨中国在那时候的条件下应该往哪方面变迁，往哪方面建设，往哪方面改善，才能使人民生活过得更富足。就文章的方法论而言，作者把江村看作为一个整体，然后研究江村的经济生活与其社会结构的关系。如，“对文化的某一方面进行变革，自然会引起其他诸方面的变化。这样的过程一旦开始，便顺理成章地继续下去，直到整个系统完全重新开始为止。”这就反映了系统论的观点。

篇3：中国梦的科学内涵与时代价值研究

一、中国梦的基本内容

2012年11月29日, 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说:“现在, 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并强调:“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1]据《辞海》解释, 梦想也指理想, 目标指想要达到的境界或目的, 二者含义相近, 梦想就是大的目标。因此, 中国梦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梦可分为近期中国梦、中期中国梦和远期中国梦。近期中国梦就是建党100周年 (即2020年) 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期中国梦就是建国100周年 (即2050年) 时基本实现现代化, 远期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内著名理论家、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认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21世纪头20年的“中国梦”, 这是实现21世纪头50年“中国梦”和后百年“中国梦”的最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2]。

二、中国梦的基本内涵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 习近平在讲话中9次提到中国梦, 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中国梦, 对中国梦的基本内涵作了精辟的概括, 他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3]国家富强是实现中国梦的政治前提, 民族振兴是实现中国梦的可靠保障, 人民幸福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目的。

2013年4月8日, 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召开深化中国梦宣传教育座谈会, 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说:“学习领会中国梦的精神实质, 要把握好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基本内涵。”[4]同年7月8日, 刘奇葆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指出:“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5]

三、中国梦的实质

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 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6]这次讲话共有44次提到“人民”, 由此可见中国梦的人民性。中国梦是人民的梦, 不仅反映了人民是实现中国梦的主体和动力, 实现中国梦要紧紧依靠人民, 而且体现了中国梦的本质和归宿, 实现中国梦是为了造福人民, 这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党的群众路线是完全相一致的。

2013年5月2日, 习近平在给北大学子的回信中写道:“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 也是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每个中国人的梦。”[7]在此, 习近平再次强调了中国梦是人民的梦这一实质。刘云山在谈到中国梦的本质时明确指出:“把握好中国梦是人民的梦这一本质属性。”[8]

四、中国梦的路径选择

有所思就会有所梦, 有所梦就会去圆梦, 而要圆梦就要选择一条科学的道路。梦的基本内涵不同, 实现梦的道路也就不同, 中国梦的基本内涵, 决定了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梦唯一正确的道路。

纵观1840年以来中国近现代史可知, 什么时候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什么时候国家的发展就充满了生机活力;什么时候迷失了正确的道路, 什么时候国家的发展就坎坷曲折。纵观党的九十二年历程可知, 什么时候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什么时候党的事业就会取得胜利;什么时候迷失了正确的道路, 什么时候党的事业就会遭受重大挫折。因此, 道路问题是关系到中国梦能否实现的首要问题。

习近平在阐释中国梦时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强调指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 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 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 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 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 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9]历史和现实都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梦唯一正确的道路。

2.中国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

毛泽东曾经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10]革命战争年代, 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 革命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就是因为有那么一股劲, 那么一股精神;新中国成立后, 在一穷二白的历史背景下, 逐步建立起来了比较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化体系, 就是因为有那么一股劲, 那么一股精神;改革开放之初, 经济发展缓慢, 经济实力落后, 如今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 综合国力名列世界前茅, 就是因为有那么有一股劲, 那么一股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同样需要那么一股劲, 那么一股精神。这股劲、这股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就是习近平在阐释中国梦时概括的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习近平强调:“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11]

3.人民群众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力量。

“梦”是人民群众生活中常用的一个词, 习近平把本世纪“两个百年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用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而又通俗易懂的语言概括为“中国梦”, 促使“中国梦”与人民群众的“梦”零距离对接, 增强了中国梦在人民群众中的亲和力和感召力。“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 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12], 习近平的重要讲话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梦与个人梦的内在联系, 既指明了个人梦实现的目标方向, 又指出了中国梦实现的力量源泉。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就是要让每个中国人把自己个人的梦与中国梦统一起来, 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统一起来, 找准个人梦想与中国梦的契合点, 让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中国梦, 让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结成“命运共同体”, 凝聚成实现中国梦的正能量。

刘云山在出席深化中国梦宣传教育座谈会时说:“每个中国人都是‘梦之队’的一员, 都是中国梦的参与者、书写者, 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 就能够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13]“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 中国梦的实现必将惠及每个中国人, 个人的人生价值也必将在奋斗中化为现实。

五、中国梦的价值支撑

所谓中国梦的价值支撑, 就是中国梦获得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取向。根据中国梦的基本内容、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 中国梦的价值支撑主要有三个层次。

一是中国梦在人民群众个体层次上的价值支撑。个体是群体的基础, 没有个体, 就没有群体。个体层次上的中国梦, 就是个人通过努力能够获得事业成功和生活幸福, 实现人生价值, 其基本的价值支撑就是习近平指出的“三个共享”, “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 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14]。“三个共享”体现了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群体利益的一致, 让个体看到了实现中国梦的前途和希望, 认清了“中国梦”就是“我的梦”、“我的梦”就是“中国梦”的内在联系, 坚定了个体实现中国梦的期望和信念。

二是中国梦在民族层次上的价值支撑。民族层次上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基本的价值支撑是没有一个统一、独立、富强的国家, 就没有人民人格的尊严和生活的幸福。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历史告诉我们, 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 民族好, 大家才会好。”[15]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历史已经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三是中国梦在世界层次上的价值支撑。世界层次上的中国梦就是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 其基本的价值支撑是中国梦既造福于中国人民, 又造福于世界人民。中国梦既具有梦的特殊性, 又具有梦的一般性。中国梦的特殊性在于中国梦是中国人的梦, 具有中国的风格、中国的气派、中国的特性。2013年3月25日习近平在访问坦桑尼亚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人民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非洲人民正致力于实现联合自强、发展振兴的非洲梦。”[16]中国梦与非洲梦、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梦是不同的;中国梦的一般性在于中国梦与世界梦是相通的, 中国梦既造福于中国人民, 又造福于世界人民。2013年6月7日习近平在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时说:“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 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17]刘奇葆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也指出:“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 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 与各国人民美好梦想是相通的。”[18]

六、中国梦的动力源泉

中国梦的实现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 必然会遇到重重困难和艰难险阻, 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近现代历史告诉我们, 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不改革就不能解决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 就不能创造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 中国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米之炊, 就永远只能是梦想。

习近平在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就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没有改革开放, 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19]可以说, 改革开放过去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动力, 现在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动力, 将来仍然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动力, 当然也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动力。2013年7月23日, 习近平在武汉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时强调:“事实证明,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20]

七、中国梦的时代价值

实践没有止境, 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 怎样发展”的问题;党的十八后,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 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 呼应广大人民的期盼, 提出了中国梦这一重要战略思想, 回答了“什么是党的历史使命, 怎样实现历史使命”的问题。

中国梦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历史使命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 昭示了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宣言。中国梦不仅记录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让“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非凡历史,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讲述“春天的故事”的伟大历程,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走进新时代”的美好时光,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走科学发展道路的辉煌岁月, 还承载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开创美好未来的宏伟愿景。刘奇葆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 中国梦“这一重要战略思想, 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历史担当和使命追求, 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全体人民的庄严承诺, 是党和国家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21]。

中国梦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的客观需要,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中国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新内涵”, 刘奇葆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基本思想观点, 打开了理论创新发展的宽广视野,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和鲜活力量。”[22]

中国梦明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 彰显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美好夙愿, 道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热切期盼, 最具广泛性和包容性, 是党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思想。刘奇葆在署名文章中指出:“习近平同志提出和深刻阐述了民族复兴中国梦, 这是着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这一重要战略思想, 反映了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美好夙愿, 进一步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走向, 指明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23]

参考文献

[1][15]习近平.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 (2012年11月29日) [N].人民日报, 2012.11.30, (1) .

[2]以“中国梦”凝聚中国社会正能量.光明网—理论频道, 2013.1.14.http://theory.gmw.cn/2013-01/14/content_6358515.htm.

[3][6][9][11][12][14]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2013年3月17日) [N].人民日报, 2013.3.18, (1) .

[4][8][13]刘云山.推动形成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N].人民日报, 2013.4.9, (1) .

[5][18][21][22][23]刘奇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认识[N].人民日报, 2013.7.8, (6) .

[7]习近平.勇做走在时代前面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 (2013年5月2日) [N].人民日报, 2013.5.5, (1) .

[10]毛泽东.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M].毛泽东文集 (第7卷) :162-163.

[16]习近平.中非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2013年3月25日) [N].人民日报, 2013.3.26, (1) .

[17]习近平同奥巴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N].人民日报, 2013.6.9, (1) .

[19]习近平.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朝着十八大指引的改革开放方向前进 (2013年1月1日) [N].人民日报, 2013.1.2, (1) .

篇4：南梁精神的内涵与时代价值

南梁精神，是陕甘边根据地党政军民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用生命凝聚而成的精神财富，是革命成功的强大精神支柱，具有其丰富的内涵和重大时代价值。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形成的以‘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为主要内容的南梁精神，不仅造就了陕甘边根据地，也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历经80年峥嵘岁月的磨砺，南梁精神更加熠熠生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南梁精神，对于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大精神力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面向群众，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面向群众，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南梁精神的核心内涵。南梁根据地是在革命处于低潮和遭受严重挫折时期创建的。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边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在组建革命武装、创建和发展根据地、建立和巩固红色政权、在根据地局部执政中，始终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陕甘边党和红军、苏维埃政府经过英勇奋斗、无私奉献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赢得了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人民群众把切身利益与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密切联系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清楚共产党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要全党时刻牢记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党和群众的关系就是鱼和水的关系。“鱼不可脱于渊”，党不能脱离群众。革命战争年代脱离群众战争必然失败，今天脱离群众党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本。十八大以来在全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全党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就是要每个党员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群众路线是南梁精神之魂，是根据地生存发展之根，也是党发展壮大之根，更是党执政兴国的坚实基础。

二、坚守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坚守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南梁精神的灵魂。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及其根据地广大军民始终坚持了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坚守信念和奋斗精神。

一个政党从诞生时的56名党员起步，浴血奋战，不懈奋斗。一路走来，历经94年不断成长壮大，成为今天拥有8700多万党员的超级大党，所依靠的正是信仰的力量。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和各种艰难险阻，每个党员正是抱定“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信念，凝聚成无坚不摧的革命力量，最终取得革命胜利。

陕甘边根据地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开始创建和发展的，不仅要与强大敌人开展反“围剿”的斗争，面对艰难困苦的复杂环境，还屡次受到來自党内脱离实际、“左”倾冒险错误执行者的影响和干扰。但是，即便在根据地斗争最为艰苦的岁月，每个党员和党的领导始终坚守信念，始终坚信真理必将战胜邪恶，光明必然战胜黑暗，革命信念矢志不渝。特别是在与中央断绝联系的情况下，他们始终怀着坚定信念，在敌人重重围困的艰苦环境之下坚持斗争。最终把弱小的根据地拓展到陕甘边，从南梁走向延安，走进中南海，走向全国，建立人民政权，取得今天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靠的就是坚定的信念。

今天的社会功利盛行，物欲至上。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同样需要每个党员坚守信念，用信仰的力量抵制各种诱惑，始终保持党员先进性，保持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信仰的力量无坚不摧，坚定的信念是党克敌致胜的法宝。

三、顾全大局，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始终抱定一个信念——那就是顾全大局。即使在个人遭受错误批斗和打击之下，依然不顾个人安危，始终坚持维护党的领导，服从组织决定。在错误得到纠正之后依然捐弃前嫌，不计个人恩怨得失，以顾全大局的精神谋求党内团结，最终保全了根据地并不断发展壮大。我们党历来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反对搞个人崇拜，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坚持五湖四海，反对拉帮结派，不搞小团体主义。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党的领导人始终坚持凡事从大局出发，因此保证了党的集中统一，保证了党的战斗力，每次在危机关头转危为安。

苏共亡党，殷鉴不远。历史反复证明团结是党的生命线，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源泉。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央明确提出坚决反对“山头主义”，反对“团团伙伙”，抵制“圈子文化”，清除利益集团对党的影响，确保党的集中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党员都要“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就是要每个党员以顾全大局的精神，维护党的尊严和权威，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

四、求实开拓，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始终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上锐意进取，不断创新，在建立革命武装、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实行统一战线、加强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有创新性的发展。坚持实事求是、立足实际的求实精神，是贯穿于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和发展历程中的一条主线，也是南梁精神显著特色的核心。立足实践开拓创新，是南梁根据地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南梁根据地创建之初，领导人就立足南梁特殊环境和民情实际，制定符合实际的斗争策略，积极开展“民运”和“兵运”工作，创造条件不断壮大革命力量。在与中央断绝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把党的正确路线与陕甘边的实际相结合，制定和实施了符合创建陕甘边根据地实际的方针和战略，使陕甘边革命斗争进入了大发展时期，走出了一条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成功道路和模式。而这条成功道路和模式的核心，就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坚持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与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南梁精神显著特色的核心所在。

篇5：《江村经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

论文摘要：不同的时代对人才的看法和观点不同，新经济时代人才的侪值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相对于贵奉而言里得更曲稀缺，出现人才雇佣资奉的新现象。组织要想不断创新并拥有竞争优势就必须创造良好的文化氛禹吸引人才。应创建一种咀正确的人才观为基础，以嗄引留用高素质人才为目的．以创新激励、协作共丰和心理契约为特征的组织文化。人才观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基本间题.它渗透在识人选人用人留人等一系列人力资源管理的环节中，成为组织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如何从人才观角度实施组织文化建设。直接关系到人力资源管理的成效。本文拟从人才观角度探讨组织文化的建设同题。

一、新经济时代的人才观 社会对人才的看法一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农业经济社会重视的人才是那些体格强壮精通拱作。具有经验型认知和技能的人;工业 经济社会的人才是那些能够熟练操作各种机器、制造机器.在工厂进行各种物质生产的人。从表而上看农业社会的人才标准与工业社会迥然不同，但它们对人才的本质看法基本一致，即人才受到资本的雇佣，资本第一位，人才第二位，资本相对于人才而言是稀缺的。后工业社会则认为人才是那种能移灵活运用信息。有创造性的人，随着上世纪末新经济的悄然兴起，人才流动全球化趋势增强，人才的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人才作为独特的生产要素。排在产业资本、金融 资本之首，从而开始了人才雇佣资本的新时代。在知识型 企业 里，创新型脑力劳动者取代资本所有者成为委托人，和管理者共同分享企业剩余;资本所有者成为债权人，获取相对固定的投资收益;生产者负责生产，获得固定的工资报酸。如今人才表现出更多方面的特性:一是专长性。人才都是有所专长和能力的人，是本领域的行家里手，人力资本价值高:二是进取心，人才拥有较高的成就动机水平，他们竭力想发挥自己的才干、发展 自己的才干，对工作价值的期望高;三是自主性，人格的自主性明显，对人、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和处理问题的程序。不轻易受他人左右，自我管理的能力强;四是流动性，人才的流动性远远高于普通员工.他们容易凭借自己的实力和知名度独立于组织之外获得聘用。更倾向于职业承诺而非组织承诺，特别是组织承诺中的感情承诺和继续承诺较低;五是稀缺性.人才不外乎是个体的先天潜质、后天 教育 以及环境熏陶锤炼综合作用的结果，缺少任何一方都难以成材。所以人才对社会来说总是稀缺的，是一种珍贵的资源;六是创新性，它是高素质人才的典型特征，表现出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或生产出有价值的新产品、新观念、新方法的能力。人才作为一个具有人力资本属性和自由意志的主体，总是不断地从组织环境中汲取信息和知识以实现自我价值的成长.而组织也需要不同人才能量的发挥达到自身的且标，二者的关系状况体现着一个组织所特有的文化特色。而所谓的组织文化是“特定群体所发明、发现和发展的、用于学习应对外部环境和内部整合问题的基本假设的形式，这些形式运作良好足以显示出成效、因而它们成为教育员工用以知觉、思考和感受组织间题的实际形式’。组织要想不断创新并拥有竞争优势、就必须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吸引并留住最好的人才。由此可见，新经济时代要求组织创建的是一种以正确的人才观为基础，以吸纳留用高素质人才为目的，以创新激励、协作共享和心理契约为特征的组织文化。

篇6：《江村经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

一、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汉族，江苏吴江人。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他4岁进入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1928年入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因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决定不再学医，而学社会科学。1930年到北平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

1936年夏，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中文名叫《江村经济》，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

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

1944年费孝通访美国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曾任国务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第六届中央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中央民族学院的副院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教授。

1957年3月24日费孝通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人民日报》，划为“右派”。

1959年12月5日，报纸公布了中共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摘掉一批确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共142人，其中就有费孝通。

1980年春费孝通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1981年春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奖章，1982年被选为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院士，1988年费孝通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年费孝通获《大英百科全书》奖。曾在加拿大作《中国的现代化和少数民族》演讲。

1992年费孝通发表《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收入自己80年代以来考察沿海乡镇企业的主要研究报告，就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在改革和国民经济中的位置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1998年中国非国有经济年鉴创刊，费孝通任名誉主编，对国家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非国有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成书背景

1936年暑假，在赴英国学习前，他偕同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在调查时迷路，误入捕虎陷阱，腰腿受伤，王同惠出外寻求支援，因失足而不幸溺水身亡。伤愈后，他听从姐姐的劝告回家乡农村休养时，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在养伤期间，他含泪写成了他俩此行的调查报告《花篮瑶社会组织》。

1936年秋天，费孝通登上“白公爵”号邮轮从上海赴英留学，从师现代应用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马林诺夫斯基教授。漫长孤寂的旅程，使他有时间把在开弦弓村的所见所闻，整理并汇集成册。就在这时，费孝通认定：这一生的目标是了解中国的社会，依靠自己观察的最可靠的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去治疗来自社

会的病痛。

1938年，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就叫《中国农民的生活》。《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步入世界人类学著名学者行列，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

三、主要内容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这本书以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生活（主体部分）；二是重访江村和三访江村。

其中第一部分详细剖析了开弦弓村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二部分，则更多的是受到当时特殊环境的影响，以致具体的方向都是在论证新社会建立以后给人们带来的变化，当然必然会提及起社会结构的不足。第三部分则是笼统介绍开弦弓村所发生的变化，是一篇演讲稿。下面我将具体讲一下主体部分的内容。

第一章是前言。

第二章主要讲了调查区域的界定，人工河渠、交通发达的地理状况，以种植水稻为主，蚕丝业为辅的经济形势，并说明在世界经济的冲击下蚕丝业的衰落对开弦弓村人的影响。同时以地图辅助来概述村庄格局，详述村里人由本村人和外来人组成，并阐述了二者的特点，最后解释选择开弦弓村作为调查区域的理由。

第三章以家这个基本单位为中心，介绍了该村的社会背景，主要分析了父母与子女、夫与妻这两种家庭组织的基本关系。前五小点主要是讲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后三点主要是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又主要围绕重视香火绵续的父系传代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儿子才能接续家系，传承香火）、父母对待子女的态度及孩子接受教育的社会化过程。夫妻关系则主要围绕婚姻关系的建立过程，夫妻、婆媳的关系及表亲联婚、小媳妇等特殊婚姻形式。

第四章第一部分揭示了所有权是什么及财产的分类。第二部分分析不同种类的物如何为不同的成员所拥有，以及不同类型的所有权是如何在各成员之间分配的，最后指出家长的权威性。第三部分讲述了财产的传递过程主要在三个阶段，结婚、分家及去世。第四部分继承对婚姻和继嗣的影响以一个人没有孩子或有女儿无儿子为例来详细阐述，说明赡养老人的义务不仅靠法律的力量来维持，而且靠人的感情来保持。第五部分说明孩子对父母的赡养不仅在他们生前，也延续到祭祀等对灵魂的福利。第六部分简述了新继承法与开弦弓村实际情况的不同。

第五章第一二部分分别讲述父系、母系亲属关系如何扩展。第三部分讲述亲属关系扩展的另一种方式——名义上的收养，并说明名义上收养的社会关系与亲属关系相似。第四部分说明亲属称谓的延伸使用也很普遍。

第六章第一部分讲述户的定义和非家成员进入一户的办法。第二部分讲述邻里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讲述村民祭祀灶王爷和刘皇的习俗，分析了灶王爷的警察职能，揭示人们聚会的真正意义是娱乐多于宗教或迷信。第四部分说明村长通过村政府履行职能。第五部分讲述了保甲这种强加的行政体制。

第七章讲述了节俭思想对消费的控制，住房格局，以水运为主的运输方式，衣着特点及其功能（说明衣着不仅在于保护身体，也是进行社会区别），开弦弓村人的主食及供给方式，说明娱乐活动多出现在生产活动的间隙以及村民正常生活的最低开支。

第八章说明农业是村民共同的基本职业，从事专门职业如手工业和服务行业的人员非常少，并说明了两类渔业户的不同。

第九章概述了计时系统，并说明三种立法均被使用及各自使用情形和村民的活动时间表。

第十章讲述了农田分布及灌溉，水稻种植过程，农民合作的劳动组织，详述了科学与巫术都只是用来对付自然灾害的手段，只要科学无法提供更为有效的认为控制自然的方法，巫术就难以完全消除。

第十一章讲述了湖泊河流道路的所有权，农田的所有权，雇农及小土地出租的具体情况，完全所有制下的税收和土地继承对农业的影响。主要从土地的特性说明农民为何很抵触将土地卖掉，不在地主制下地主如何收租，农民如何交租以及随着时局的变化这种交租制度的变化。

第十二章画出了蚕丝业变迁过程的图解，分析了促使变化的外界力量与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相互作用的变迁过程，讲述了变革的力量及意图，当地政府对变革的支持，养蚕改革计划的实施过程，合作工厂的运营情况，政府对改革的支持，改革中的困难和挣工资对亲属关系的影响。

第十三章讲述了养羊及贩卖的具体情况。

第十四章主要讲述了交换方式，内外购销相互依存，来自其他村的小贩和来自城镇的两名小贩做买卖方式的不同，说明航船作为消费者的购买代理人是无偿的，而作为生产者的销售代理人才是它获利的主要途径。

第十五章第一部分说明积蓄与亏空存在的现状及原因，第二部分讲述因大笔款项需求产生的互助会多是为办婚事筹集资金或为偿还办丧事所欠债务和互助会的具体操作办法。第三部分说明村民稻米储备不足时通过航船进行借贷，主要是借米。第四部分说明产生于城镇与农村之间的高利贷的具体操作方法及产生原因。第五部分说明信贷合作社的失败。

第十六章中国的土地问题是本书的点睛之笔。深入浅出的说出了中国农民生活问题关键之所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收入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接着就道明了其来源是中国的土地政策问题，比如在地主剥削土地所有制下，从事农耕不足以维持生计，在条件许可下必然会带动副业、手工业的发展。一旦副业、手工业受到打击（如外来技术的冲击）直接后果便是生活贫困，最终引发冲突。在发现问题后，作者提出了解决中国农民生活问题的方法，即恢复农村企业。

重访江村是21年后，写的是1957年的事。当时，开弦弓村在进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土地为国家所有，人们集体劳动。作者在看到农业社显著成绩的同时也发现了增产不增收、农民的生活状况还不如1936年的现状。究其原因是过于注重农业和地区分工，从而造成传统的养蚕业急剧减少，在农闲期的贩运也全部停止。副业的收入下降从而影响到农民的收入。同时，农民们的生活支出较从前更多，所以产生了粮食不够吃，钱不够用的情况。由此作者提出解决方案：在生产上利用水面，使农副业互相支持；在生活上要勤生产，俭消费。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提高有赖于劳动人民自觉的积累，要勤俭建国。

三访江村写的是1981年改革开放后进行包产到户的开弦弓村。在三访江村中，简述了开弦弓村五十年的经济、生活、人口变化，即纠正了片面的发展粮食生产，而落实了多种经营的方针，大力发展多种多样的副业，不仅包括已纳入集体经济的养蚕业，而且扩大了各种家庭副业，从而使人们生活水平达到温饱状态。但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改变了农村经济结构，但仍未解决生活资料的更新问题。为此作者提出了“工业下乡”的办法来发展农村工业，带动经济发展。

四、评价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 这也恰恰就是费先生写作《江村经济》的基本视角。

马林诺夫斯基教授给予这本书高度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是没有一个社会学者从中国乡下的一个普通村庄的“消费、生产、分配、交换”入手，来探讨中国基层社区（“社区”一词为费老创译）的一般结构和变迁的。此种探寻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欲改变贫穷命运，从乡土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只能独辟蹊径，而不能重蹈西方发达国家模式。费孝通细密地解剖了一个面临着饥荒的小村子他的家乡江村，办的是“个案”，却在人们面前打开了一个大千世界，把握的是中国广大农村的“全貌”。

网友 Minjie 在《再读《江村经济》》中说：“江村不在是一个普通的江南小村，费孝通在这本书里，试图通过对农民生活状态、经济状态、家庭关系的详尽描述，来解释西方文化科技与本土文化的交锋与共荣。你要了解现实的中国，江村经济是你的窗户。”

——http://book.douban.com/review/1216093/

费孝通自己也说：《乡土中国》就是我企图从农村社会基础上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而构成一种乡土社会的类型。这就不限于一个具体的农村，而是指向农村的基本性质。”

中国社会学派的高度原创力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即已表现出了一种“反必然性的社会理论之品格。《江村经济》所初步提出来的乡土工业重建问题，看上去非常不符合时代潮流，但它所涉及的其实却正是现代性进程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即:

一、现代工业的发展是否只能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或今日所谓“福特生产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分散化工业发展的道路? 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

二、社会政治的现代转型是否只能采取这种或那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从社会最底基自上而下的社会重组道路?如果说，中国社会学派在三十年代或许尚未完全意识到乡土工业重建必然牵涉到的这些问题，那么，其四十年代的一系列探索已经相当自觉地以这些问题为明确指归了。

——甘阳《<江村经济>再认识》,1994-2012,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除此之外，当代学者正试着用当代的眼光来解读《江村经济》，将作品与现实问题联系起来，着重从经济学而不是人类学的角度来解析《江村经济》，如：

费孝通在三十年代所得出的这些初步看法，其突出之点在于，他力图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本身的内在思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出发，去探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转化的可行路径。正因为如此，他慧眼独具地抓住了乡土工业这一被人忽视的边缘问题作为分析中国问题的一个中心环节，指出了它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它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这样的一种产业化途径后来被证明是有效的。

——宋文娟《从<江村经济>看“三农”问题》，池州师专学报，2006年2月 作品用了绝大部分的篇幅来介绍了开弦弓村的方方面面，看似客观冷静，但这些都是为了突出作者的中心：发展乡土工业。虽然费孝通对乡村经济的看法

不乏缺憾，正如他自己所说：

“回顾我这十年的研究成果总起来看还是没有摆脱“见社会不见人”的缺点。我着眼于发展的模式，但没有充分注意具体的人在发展中是怎样思想，怎样感觉，怎样打算。我虽然看到现在的农民饱食暖衣，居处宽敞，生活舒适了。我也用了他们收入的增长来表示他们生活变化的速度。但是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忧虑和满足，追求和希望都没有说清楚。”

可见费先生是一个善于自我反思的人，学界对费先生的评价也很高：“费先生始终是一个坚持以学术服务于理想，以社会科学理论服务于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学者。理想与生活的结合和张力，早在费先生的《江村经济》中己经破题。”

篇7：《江村经济》读书笔记

婚事从简？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大操大办一度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声演员们还专门拍过一部电影来讽刺这种风气。我一直以为这是中国农村的传统陋习，现在看来，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费孝通观察到，在协商婚事时，女方会提出极高的彩礼要求，而男方则讨价还价，最后谈妥的彩礼一般在200-400元（54页）。作为比较，估计四口之家一年的货币支出总计263元（125页），可见彩礼之沉重。我以前想当然地以为所谓彩礼就是卖女儿，然而事实上，女方家庭不仅不留下彩礼，还要再贴上一份财物（一般应高于彩礼）。女方家庭将两份财物以嫁妆的形式送还给男方家庭（传统上，妻子为夫家的家庭成员）。来自双方家庭的这两份财物就成为新组建的小家庭最初的物质基础。如果彩礼、嫁妆从简（经济萧条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小家庭经济拮据难以自立，此后还得继续伸手向父母要钱（121页）。

收彩礼卖女儿也许并不是坏事。由于不仅不能留下彩礼，反而还要贴出去一份嫁妆，溺杀女婴的现象相当严重（55页）。

婚礼开支也在200-400元（55页）。费孝通估计四口之家年均礼仪开支为60元（包括礼品），占总货币支出的近1/4。在我看来，这是很可以节省一些的。从另一方面看，“礼仪开支不全然是浪费和奢侈的。这些开支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如果婚事从简，将使“亲属纽带变得松散。从长远看，就可能封闭了一些经济援助的渠道”（121页）。换言之，在传统中国的人情社会，礼仪开支是必不可少的交易成本。

篇8：《江村经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

一、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因素

1、主体因素

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 它包括教育组织和个人, 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起着主导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作用的发挥。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和能力, 如扎实的理论功底、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方法等。

2、客体因素

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是指人的思想。人是生活在特定社会环境里的, 思想会受很多因素制约和影响, 使其呈现出自身特有的特征, 如社会性、能动性、差异性和变化性等。因此,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深入社会, 在其教育过程中, 要激发客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要针对不同特点的受教育者采取不同的方法和内容来开展教育活动, 学会因材施教、因人制宜, 同时要注意人的思想会受客观环境和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要适时掌握变化情况和规律, 运用科学的引导, 使他们的思想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变化, 从而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

3、环境因素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产生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它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确立和内容的选择, 以及教育方法和教育效果, 乃至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产生, 而且这种作用贯穿思想政治教育的始终。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胜利,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也随之变化, 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形成也产生了更大制约。

二、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

1、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方向的保证价值

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弘扬先进的经济文化和经济思想, 倡导进步的发展观、生产观和消费观, 来帮助人们树立经济可持续发展观, 告诉人们如何正确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从而帮助人们形成科学消费观念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同时,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传播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 通过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念, 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

2、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生产力发展的精神动力价值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 我们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 需要不屈不挠、攻坚克难的革命精神, 需要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而赢得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胜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正是以其独特的方式, 帮助人们树立中国建设必将成功的信念, 养成不怕牺牲、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 并以昂然向上的精神风貌去推动生产力发展、推动经济建设, 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为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精神动力。

3、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发展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价值

无数事实证明, 市场经济一旦缺乏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便会带来市场秩序的混乱, 从而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这和谐稳定的环境就是指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 这里充满诚信, 充满公平正义。而思想政治教育在这里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是, 它帮助人们扫清精神障碍, 全面辩证地看待市场经济的进步与局限, 科学分析经济形势, 从狭隘的纯经济增长的旧框中解放出来, 形成更加全面、系统的发展理念, 从而共同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有组织、有计划、有针对性的活动, 为经济发展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4、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价值

朴素的经验告诉我们, 人除了有经济和物质的需求外, 还有社会、心理和道德层面的追求。当人的物质利益极大丰富之后, 个人投入经济发展的主动性、积极性方面会有所减退, 而此时更多的需要精神激励和智力支持。思想政治教育则以其特有的教育方式, 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一方面, 思想政治教育中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的人性化原则, 能极大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使劳动者的潜能在经济建设中得到充分发挥, 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经济发展水平也会随之提高。劳动者有了明确的精神追求, 使他们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 自觉行动, 为养成健全人格和高尚道德而不断努力。另一方面, 它能在企业内营造团结协作、拼搏进取的文化氛围, 让人们自觉地处理好人际关系, 增强人们团结协作的意识, 形成企业价值观, 成为企业生产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如海尔集团“无私奉献、追求卓越”、长虹“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的企业精神, 都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这些核心价值观念增强了企业劳动者的归属感和团队精神, 他们会自觉地将个人的生产劳动同企业的生存、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从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驱动力, 实现企业的不断壮大。

摘要：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时代, 出现了轻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象,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原因很多, 但最主要的是没有充分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只有充分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 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这对于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