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

论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精选6篇）

篇1：论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

论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

【内容提要】经济法的价值目标是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的重心。但既往研究却过于分散。从体系化、分层次的角度，可将经济法价值目标体系界分为两个层次：工具性价值包含结果公平、经济安全和体制效率，目的性价值包含可持续发展。二者相互支持、相互弥补，构成一个完备的经济法价值体系。

【关键词】经济法/价值体系/工具性价值/目的性价值/可持续发展……

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一直是经济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经济法学者们基于自身的理念与价值观，阐释、构建出各自不同的观点。概言之，可将它们分成以下三种类型：(1)一元论。持此观点的论者认为，经济法只应具备唯一的代表经济法根本特点与基本精神的价值目标，这一目标或者是“整体效益”，(注：参见欧阳明程：《整体效益：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主导价值取向》，《法商研究》1997年第1期。)或者是“权力与权利交融的系统化秩序”。(注：参见李金泽、丁作提：《经济法定位理念的批判与超越》，《法商研究》1996年第5期。)(2)二元论。持此观点的论者认为，经济法具有相辅相成的双重价值目标，或者是“社会整体效益、公平”，(注：参见莫俊：《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或者是“社会公平、经济民主”，(注：参见李昌麒、鲁篱：《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或者是“公平、效率”。(注：参见徐士英等：《经济法的价值问题》，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1卷，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8页。)(3)多元论。持此观点的论者认为，仅仅将经济法的价值目标概括为单一的或双重的价值目标，不足以适应经济法规范与制度日益复杂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多元化的价值目标或者是“发展、安全、公平”，(注：参见程信和：《发展、公平、安全三位一体》，《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或者是“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民主与经济秩序的统一”，(注：参见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158页。)或者是“存在价值、法权价值、资源价值、社会价值”。(注：参见单飞跃：《经济法的法价值范畴研究》，《现代法学》2000年第1期。)毋庸讳言，上述观点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反映出经济法的某种价值属性，但它们却或多或少地存在以下问题：沿用哲学、法理学通用的概念却不曾赋予其有别于哲学、法理学的特别意义与属性;价值目标十分零散未能体系化，致使经济法的价值目标范围任意扩张或收缩;各种观点纷繁但论证不足，未免说服力不够。鉴于上述种种缺陷，本文将在对经济法价值作出基本分层的基础上，着重阐释经济法独特而个性化的价值目标，力求反思、整合经济法的价值体系。

一、经济法价值目标的分层

法律的价值目标是社会价值系统中的子系统，一般包括公平、自由、平等、安全、效益和秩序等内容。然而，由于各个部门法固有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自身功能的差异，使得各部门法在具体体现各自主要的价值取向时有所侧重。作为晚近发展而来的新兴法律部门――经济法必然具有不同于传统法律部门的价值目标内容与体系，因此，研究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反映经济法律制度、规范所追求的应然状态，有助于经济法治的理性运作，也有助于使经济法的研究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高度而免于浅薄，实现经济法律体系的内在和谐统一。

价值一般可理解为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作用或积极意义。在法理学中，“法的价值”这一概念主要在三种含义上使用，可分别称为法的“目的性价值”、“评价标准”和“形式价值”。(注：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81～282页。)借助于此种分类，我们大体可以把经济法的价值目标界分为两类：“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其中，目的性价值居于主导地位，反映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目的与理想;(注：某些经济法学者用“根本价值取向”来表达与“目的性价值”相同的含义。参见李金泽、丁作提：《经济法定位理念的批判与超越》，《法商研究》1996年第5期;颜运秋：《论经济法的根本价值取向及其实现》，《法商研究》1999年第4期。)工具性价值，是经济法为实现其目的性价值(法的理想)应具备的基本属性或共性价值。可见，经济法所蕴含并实现的法律价值是一个由多层次价值构成的有机系统，体现着目的与工具的统一：目的性价值统率、整合着经济法的动态运作，反映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它只能有一个，不能将其他的一些工具性价值归入其中;反之，经济法要实现其目的性价值，必须依靠工具性价值的支持与具体实施，处于第一位阶的工具性价值无疑是目的性价值的手段与实现方式。(注：参见孔德周：《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中系统科学应用初探》，《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通过此种分类，我们可以初步构建出体系化的、具有层次性的经济法价值目标，摆脱长期以来经济法学界对于价值目标研究过于零散、徘徊不前的局面。

其实，法律目的性价值或法律行为的目的性研究是现代法学研究中的一种适应法制变革要求的重要内容，在西方国家，被认为是改变传统法学方法论上自然法与法实证主义二元对立局面、赋予国家制度以自我修正精神的一种法律变革模式。其意义在于使法律不拘泥于形式主义和仪式性，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进一步探究法律、政策中所蕴含的社会公认准则(价值)。“如果法律强调原则和目的，那么就有了一种丰富的资源可用于批判具体规则的权威。……虽然一项规则可能带有官方权威的烙印――即通过了法律效力的‘血统检验’――但它却被认为是可以按照它对那些利害悠关的价值的影响重新评估的。”(注：[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学者们主张，现代法制应该是具有开放性和弹性、缓解法律的完整性与开放性矛盾的“回应型法”模式。(注：美国的伯克利学派从法制改造的目的出发，对传统法律和现代法律进行了研究，他们将社会上存在的法律现象分为三种类型：“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其中，“回应型法”是法制进化的最高阶段，是符合社会变革需要的规范性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构思是使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统合在一定制度之内，通过缩减中间环节和扩大参与机会的方式，在维护普遍性规范和公共秩序的同时，按照法的固有逻辑去实现人的可变的价值期望。我们以为，这一研究方式与基本思路是属于应该借鉴也可以借鉴的新的研究方法。)在这种模式下，“制度有必要由目的来引导。目的能够设立批判既存的规章制度的基准，并据此开拓出变革之路。同时，如果真心实意地贯彻目的，那么目的也自然可以制约行政裁量，从而也可以缓和制度屈服(于社会压力)的危险。”(注：[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

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代译序)第7页。)

目的性价值是法律根本属性的体现，其研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一，提高法律推理的合理性，通过法律目的性价值的研究，使人们可以将看似杂乱无章、毫无逻辑关系的各类法律规则条分缕析，使法律规则形成系统性网络;其二，减少对法律规则执行的恣意或法律执行者的越权行事，以保证法律的正常实施。在社会变革的情况下，法律的理解经常要求离开规则而求助于目的，要求对变革中的行为模式选择在“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法性”之间根据目的进行;其三，目的性价值研究更便于对整个法律系统的把握和基本理论的建立，这种研究是以结果为指导的，它将法律的价值目标普遍化，并将其与法律判断的逻辑与道德判断和实际判断的逻辑变得紧密和谐起来，要求法律特别注重在法律规则与原则的相互作用、注重在法律的变革中公众参与的意义，这样，就为建立一个开放性的法律体系提供了理论框架。

经济法作为法律系统的组成部分，展开目的性价值研究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过去理论研究重视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将经济法简单地看作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工具，而对其目的性价值或主观目的研究不足，这种现象对于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经济法是不能适应的：工具性价值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目的性价值，否则经济法的实施就无所适从;经济法的理论体系是对同质性规范的归纳和总结，也必须以一定的目的为导向，将具有相同目的和功能的规范进行分类;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更需要有明确的目的作为指导，具体法律法规的适用也需要明确的法律目的，在法律法规规定不明确或由于情况的变化法律不敷使用的时候，法律目的更要发挥决定性作用，而由于经济法作用的对象是复杂、纷繁的社会经济生活，是公共权力向市场机制领域的渗透，这种情况更会经常发生。

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研究意义昭然，简单将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形式化为“促进经济增长”或“保障经济发展”也是不够的。经济法作为法律的一个部门，要求明白无误地判断人们有关的行为是否合法，而且，在法治社会中，人们越来越要求从国家的非人格权力中获得保护和保障。经济法作为建立经济法律秩序的运行机制，其合理与否以及合理性程度的高低，决定了经济法治的有无及实现的程度。经济法目的性价值则是整个法律具有合理性的前提和基础。这样，就必然要求经济法目的性价值的合理性研究对经济法实践产生影响，并且将其法律渊源化，赋予经济法以现实性与生命力;必然要求对经济法目的性价值的研究能使经济法趋于普遍化和深入化，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某一立法的条文形式解释之上。

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研究与工具性价值研究又是相互联系的。前者认为通过法律形式对传统的个人意志自由和绝对权利进行限制，建立经济法的正义标准――可持续发展是正当的;后者则认为经济法是对经济法律秩序的维护，因而建立经济法的`公平、安全和效率观是合理的。在此意义上，经济法应蕴涵并实现的法律价值是目的性与工具性的统一：经济法价值以主体的需要为基准，而主体的需要又只有通过法律客观存在的功能而得到满足，这正是人们在实践中经常交互使用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原因之所在。“法律的价值是其主观作用，法律的作用则是其客观价值。”(注：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法的主观价值，实质公平、经济安全与体制效率是经济法的客观价值。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正是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的体现。因此，对于经济法目的性价值的解释也必须从分析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入手，研究其合理性。

二、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

我们认为，公平、效率与安全作为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在相同的概念下体现着由经济法赋予的特殊含义，共同作用于经济法的动态运作之中。

(一)结果公平(注：在经济学中，对于公平一词有一种最为基本的分类：机会公平(水平公平)与结果公平(垂直公平)，这两种观念分别体现于不同的法律部门与制度规定之中。)

公平是最古老而又持久的法律价值之一，作为一个含义颇丰、使用含混的范畴，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有不同的领悟和阐释。因此，建立于不同公平观上的法律及其所保障的公平或追求公平的取向是大相径庭的。传统民商法的公平是以个人主义为指导，以抽象的人格平等为假设条件，以等价有偿为原则建立的公平体系，它对社会的贫富差距、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不协调发展等问题无能为力。而经济法却赋予公平以更丰富的含义，对公平的关怀更趋实质，使其在经济生活中得以更有效地实现，亦使结果公平成为经济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现代社会的发展导致人们相互之间在能力、禀赋、财富等方面的差别愈加显著，如果法律对这些先天性不平等的现象视而不见，依然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只能使“不平等变得天经地义，甚至加剧这种不平等。”(注：[美]彼德・斯坦等：《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因而，导源于人道主义的现代思潮以及社会福利的理念，经济法将结果公平引入自己的价值目标中，在认同分配差距所具有的经济意义上的合理性的同时，更兼顾社会意义上的合理性。(注：参见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7～29页。)体现出法律不同于经济学的人文关怀特性。具体而言，经济法帮助经济弱者恢复因财产、收入和天赋、能力不平等所导致经济机会的不平等，强调以形式的不平等达到实质的平等，更新与拓宽了公平的传统含义。例如经济法表现出对经济弱者具体人格的特殊倾向性保护，要求国家通过经济法律规范对不平等的收入和财产实行直接干预，利用社会财富的目标再分配和对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予以一定补偿或救济，即是对结果公平这一工具性价值目标的生动写照。

从理论上讲，在可持续发展观念下，经济法所追求的结果公平，应该是更深刻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平。它除了包括以上所述的个体意义或一般人际关系意义上的公平外，还要关注以下两方面的公平：

1.代内公平。(注：参见蔡守秋：《环境政策法律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代内公平即“在任何时候的地球居民之间的公平”，(注：Ronniehardingetal.,InterpretationofthePrinciplesfortheFennerConferenceontheEnvironment:Sustainability――Principlestopractice1(Unisearch,Unive

rsityofNewSouthWals,1994).)它是指处于同一代的人们和其它生命形式对来自资源开发以及享受可持续的生存条件这两方面的利益都有同样的权利，它可以体现在国家层次和国际社会层次：在一个国家内，代内公平是指同一代的人公平地获得当地的对于生存和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共有的环境资源;同时，也要为公平的目的对私有财产进行限制，不允许以破坏环境资源的形式使用自己的财产。在国际社会，代内公平是指公平地分配国际间共有的环境资源。代内公平意味着所有人都有权得到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基本满足。这一目的实现的基本方式是建立可持续发展法及其相应的法律制度。

2.代际公平。(注：代际公平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国际环境法学家伊迪丝・布朗・魏伊丝女士于1989年在《为了未来世代的公平：国际法、共同遗产、时代间衡平》一书中提出，其主要观点是“在任何时候，每一代既是受后代委托而保管地球的保管人或受托人，也是这种行为结果的受益人。这就赋予我们保护地球的责任，以及某种利用地球的权利。拟议中的代际公平理论假定，所有国家对后代都有代际责任。”在实践中，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环境立法中，如1969年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就有“为当代人和今后世世代代人”保护环境的条文。后来，这一含义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许多国家的宪法均有类似表述，法国还专门成立了后代人委员会，以保证将后代人的利益与政府决策相联系。在国际法文件中也有多方面的支持，许多文件都明确表示人类对保护全球环境资源的共同利益、共同关心，以及充分考虑代际利益、后代人利益的观念。有关专家还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一个《后代人权利法案》。我们认为：虽然这一观念主要是从环境资源保护的角度提出来的，但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涵义，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环境资源的可持续性基础之上，并且，在事实上，任何国家或政府的经济决策都将对环境资源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经济法应该对这一理论高度关注。但中国国内立法目前并无这方面的内容，这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的要求相差甚远。)全人类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共同拥有这个星球的资源，当代人和后代人对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有相同的选择机会和相同的获取利益的机会;不要求当代人为后代人作出巨大的牺牲，也不允许当代人的消费给后代人造成高昂的代价;当代人有权使用资源并从中受益，也有责任为后代保护资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每一代人都有相同的地位，没有理由偏袒当代人而忽视后代人;人类所有的成员都具有平等的权利，每一代人都希望能继承至少与他们之前的任何一代人一样良好的地球，并能同上代人一样获得地球资源;由于无法准确地预测后代人的喜好与能力，当代人应提供健康的资源以供后代人满足他们自己的喜好和能力;代际公平应该与各国的文化传统相一致。可见，代际公平的目的主要是体现当代人为后代人代为保管、保存地球资源的观念。

可持续发展的公平观，现在还没有直接进入经济法的研究视野，这是不太正常的现象。

(二)经济安全

在法律价值目标体系中，安全是其他法律价值的前提。但是不同背景下不同性质的法律部门所追求的是不同意义的安全。与民法促进微观的、个体的市场交易安全不同，经济法侧重于国民经济整体安全的维护与追求，我们将这种安全简称为经济安全。

所谓经济安全是指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利益或行为的保障程度及其遭受损害的可能性，(注：参见何文龙：《经济法的安全论》，《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即一国国内经济整体上基础巩固、有序运行、稳健增长、持续发展的程度，同时在国际经济生活中所具有的自主性、自卫力、竞争力。基础巩固、有序运行、稳健增长、持续发展，就能够自主稳定，就不会自己打倒自己;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自卫力、竞争力，就能够防御和化解来自国外的不利影响，就不会被他人所打倒。相反，所谓国家经济不安全，主要是指国内的经济基础不稳、秩序混乱、大起大落，在国际经济生活中缺乏自主性、自卫力和竞争力，以致损失过多的国民经济利益，甚至出现经济危机，整个经济趋于或近乎崩溃或被打倒。与经济运行在社会生活中日趋显著的影响相适应，保障经济安全正凸现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安全主旨，内含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在积极意义上，表现为保障国民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的协调状态;在消极意义上，表现为抑制经济系统中不协调因素与力量，控制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防止经济疲软、过热和动荡以及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消极经济状态。(注：参见何文龙：《经济法的安全论》，《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

经济法上的经济安全至少有以下三个重要特性：

1.整体性。它强调的是一国经济整体上的安全性，而不是某一部分或局部的安全性。客观上，一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可以分之为粮食安全、战略资源安全(含能源安全)、信息安全、科技安全、制造业安全、金融安全、财政安全、货币安全等等。一国经济可能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是安全的，但不一定在全局的整体上都是安全的。而经济安全恰恰强调的是全局的整体上的经济安全。换言之，局部经济安全并不一定能保证整体经济安全。在某些情况下，过分强调某一局部的安全，可能反而会损害整体经济安全。这就要求使各局部安全处在某个均衡域上，以确保整体经济安全达到更高程度。

2.界限模糊性。经济安全与不安全并无严格的界限，只能用界限模糊的多维空间来描述。只要一国经济在“经济基础、运行秩序、增长与发展、自主性、自卫力、竞争力”等组成的多维空间的某个区域内，国家和纳税人不会损失过多的经济利益，就可以认为整个经济是安全的。相反，如果前述某“一维”或“多维”出现了较大问题，以致国家和纳税人目前或今后要损失较大的经济利益，就可以认为整个经济是不安全的。

3.本土性。对于不同国家来说，经济安全具有不同的涵义和特征。因为一国经济能否在整体上处于基础巩固、有序运行、稳健增长、持续发展的状态，能否不因为某些问题的演化而使整个经济受到过大的打击，损失过多的国民经济利益，与该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市场机制、产业结构、国际环境等是紧密相关的。各国之间恰恰在这些方面有极大的差别，从而也使经济安全在不同国家有了不同的涵义和特征。如果再考虑到政治制度的分歧，人们对它的理解就会产生更大的差异。

中国目前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能否实现理想的经济发展，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安全状态。“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互为因果，在此意义上，“经济安全战略”与“经济发展战略”同等重要。假若失去了经济安全，不可能实现稳健的经济增长和持续的经济发展。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更是如此。世纪末前后是我国改革、开放、调整、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我们应该比发达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心我国的经济安全问题。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不利于经济安全的任何问题，都可能波及到21世纪上半期的国家经济安全状态。因此，我们应该更为清楚地分析和认识究竟有哪些问题已经或即将对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带来大的负面影响，据此来有效地安排和实施维护经济安全的行动

。

(三)体制效率

词源意义上效率是个经济学概念，指的是投入与产出即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较，其实质在于表明如何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效率可分为个体效率和整体效率、局部效率和全局效率、短期效率和长期效率。一般认为，民法的私法性质与个人利益本位决定了它追求的是个别的、微观的效率，而经济法的社会法属性与社会利益本位决定了它将致力于促进社会整体效率。(注：参见欧阳明程：《整体效益：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主导价值取向》，《法商研究》1997年第1期;莫俊：《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我们以为，社会整体效率一词本身含义模糊不清，且多由经济法的“社会性”特性论证而来，难免说明力不足。而将经济法所追求的效率价值解说为经济体制效率，将更符合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所谓经济体制，是指承担了激励、配置、保险和约束四种分类功能的一组经济制度安排，(注：参见刘世锦：《经济体制效率分析导论――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问题的应用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4～50页。)是对一国经济组织形式的整体概括。在将政府与市场纳入到经济法的研究视野时，可以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不同的组合设计，二者不同程度的组合方式构成了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制。事实上，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制，具有不同的构造性特征，四种分类功能的效率优劣分布也不同。无论何种经济体制都不可能达到四种分类效率的最佳状态，但同时都在某些方面具有自己的效率优劣。正是由于各分类功能的效率优劣分布不一，才导致了各类型经济体制整体效率的高下之分。换言之，经济体制的整体效率体现在它拥有的四种功能的分类效率上，并在度量各分类效率的同时得到衡量。(注：参见刘世锦：《经济体制效率分析导论――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问题的应用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4～50页。)

将经济法置放到政府与市场的对比、组合关系中去考察，可以发现，其实际上是作为政府干预、调控市场运行的具体规则而存在的。经济法对效率的关怀应立足于整个经济体制资源配置的优化与绩效。政府能够通过调控、干预作出制度创新，降低既存体制的运行成本，提高、增进体制效率。(注：参见徐士英等：《经济法的价值问题》，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1卷，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8页。)具体而言，在宏观意义上，经济法能够促进政府与市场这两种不同性质资源配置方式的有效结合，实现政府对市场的有效干预与指导;在微观意义上，经济法作为资源优化配置的内生变量，通过制度创新，影响、塑造经济主体的利益偏好与追求，以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促进体制效率。

三、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

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是一个能涵盖工具性价值目标，集中反映、体现经济法自身特质与精神的范畴。由经济法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根本任务决定，我们认为，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应该是可持续发展。

(一)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使用范围相当广泛且具有自然、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属性的概念。目前尽管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解释多有分歧，但根据《我们共同的未来》、《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两个国际性文件的阐述，我们可以用最简洁的方式将可持续发展概括为：指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环境，不仅需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还应该为后代人的持续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和可能性。(注：参见李康：《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模式，应当包含以下基本点：一是人类应坚持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要求人们从传统的以“人是自然的主人”为价值导向的工业文明发展方式转向以“人是自然的成员”为价值导向的新兴发展方式;二是强调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都要注意代际平等、代内平等。当代人在制造与追求今世的发展与消费时，应当承认和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机会与后代人的机会平等，绝不能剥夺和破坏后代人(或相邻地区)本应合理享有的同等发展与消费的权利;三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能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利用资源，保护和改善环境等。实现社会与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多元目标相互协调的新型战略。(注：参见袁亚愚等：《中国社会问题》，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自然―社会―经济复杂系统，概念内涵极其丰富，它不仅使人们摆脱了传统发展思想的束缚，从更高更全面的角度看待人类的发展史与文明史，构成了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挑战，而且为人类谋求新的发展模式和消费模式从而形成新的发展观奠定了基础。(注：参见王军：《可持续发展》，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事实上，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给政府经济决策乃至整个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带来了全面而且深刻的影响。

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就是要将环境与发展问题纳入决策过程，改善管理体制与制度，有效地使用经济手段与其他鼓励措施，将国家经济发展引向持续发展的方向。历史经验证明，人类过去实行的许多非持续发展性政策，正是导致今天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过去的许多政策，从一时一地的角度来看也许是正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或更大的范围来看，却有很多缺陷甚至错误。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现今历史时期和面临许多重大的甚至全球性问题的新形势下提出的新发展目标，在此背景下，可持续发展需要从新的角度、从更大范围、更长远的未来利益考虑经济决策的取向、决策的重点、决策的实施手段和评价政策的可能后果。所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政府经济决策应包含以下要求：其一，超前性，即它是一种始于今日、延伸至未来的决策，要从现实问题着手，从未来目标着眼。其二，综合性，即从更大范围、更广的领域来考虑问题和制定政策，作出具有长远的和最宏观效益的综合规划和决策。其三，协调性，即克服目前人与人、人与自然不协调这一矛盾。(注：参见毛文永、李世涛：《中国持续发展战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280页。)在我们看来，政府经济决策应当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内化为优先的政策取向与选择，在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中始终贯穿这一价值目标。

可持续发展的政府经济决策必须具备正确的政策取向。为获取持续性的经济发展，就必须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高新技术开发及其运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质量、优化配置节约能源、降低损耗、增加效益，实行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减少有害废弃物的排放，使经济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致对后代人构成危害。如前所述，可持续发展的政府经济决策不同于传统政策的显著之点，即在于它不仅仅处理经济问题，而且要全面协调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总的政策取向是实现人与人(包括代与代)和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二)可持续发展对经济法的影响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发展的全新发展方式，是一次全方位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必然会对各国的法治环境产生影响。目前，可持续发展对传统法学

和法律制度的影响，已得到包括发达国家政界人士和法学家在内的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研究;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基于对“传统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的反省正在兴起一场对法学和法律制度的审查和批判。为实施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的《21世纪议程》，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中国也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简称《中国21世纪议程》)。该议程承认，中国过去所采用的生产方式也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因此，与联合国《21世纪议程》相呼应，《中国21世纪议程》立足中国国情，广泛归纳集中了各部门正在组织或行将实施的各类计划。该议程于1994年3月得到国务院批准，成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一个指导性文件。《中国21世纪议程》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与重大行动”中明确表示，目标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其首项行动是“开展对现行政策和法规的全面评价，制定可持续发展法律、政策体系、突出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联系与协调。通过法规约束、政策引导和控制，推进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与此相对应，《中国21世纪议程》第一批优先项目计划62个项目的首位项目即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定和实施》。其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立法的系统化，要按照“全面评价、制定体系、突出联系、协调发展”的原则，完成制定新法、修订原法、国际条约配套立法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行动，并要完成现状调研、公众教育、监督制度、实施措施、司法与行政制度改革等5项实施保障任务。在评价中，凡发现不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条款都要抓紧修改，法规约束、政策引导和调控措施则要及时补充，国际配套立法也刻不容缓。从国际国内对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方案不难看出其对整个法律制度体系的冲击和影响，并且可以预见这种影响的广度、深度、规模、前景和后果都是空前的。当然这种影响也包括了对具有更多现代因素的经济法学的影响，可以认为：可持续发展对经济法的影响是一种长期的、根本性的、整体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价值理念和实践两个方面。

1.可持续发展对经济法价值理念的影响

可持续发展对经济法的价值理念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大致包含以下两点：第一，对经济法公平观的影响。在可持续发展“公平性法则”的冲击下，法的灵魂正受到审查和谴责，法的“真正的正义性、公平性”正在受到审查。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法则揭示，可持续发展只能建立在社会公平及社会正义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基础上。用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看，当今世界由法律维护的不公平、不正义、不平等现象相当多，主要表现为：发展条件(基础)不平等;发展获利(结果)不平等;历史发展上的不公平(时间生态序不公平)，如代际间的不公平，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遗产和欠帐不公平等等;地域发展上的不公平，如一些地区和行政区享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策的种种特权，而另一些地区和行政区却受到种种歧视、压制或限制;社会制度上的不公平，包括体制、阶层、行业间的不公平及部门行业内部的不公平;种族和性别之间的不公平;法律政策方面的不公平，包括政策制定和实施、法律制定和实施方面的不公平。这些都将对经济法过去赖以存在的公平观产生冲击，要求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公平观。第二，对经济法效益和价值观的影响。在可持续发展的“高效性原则”的冲击下，法的作用、效益和价值正在被重新评估。在经济法治建设领域，无论是立法、执法还是司法，都一直存在着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眼前效益和长远效益、局部效益和整体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人的价值和自然的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与传统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相适应，一些法律在某些方面加以保护的只是眼前的、局部的和直接的利益，或单项的、非综合性的利益。由于经济法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资源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其效益和价值观对实施可持续发展就更为重要。在经济法治建设中，树立新的效益观和价值观也就更为必要。

2.可持续发展对经济法实践的影响

可持续发展对经济法的实际运作与实践的影响相当广泛、全面和实在。首先表现在对经济法律行为决策制度、机制的影响上。只有从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从有利于改变传统的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出发，才能更进一步改进和健全经济法律行为的决策机制，例如，如何建立健全决策公开制度、决策责任制度、决策影响评价和效果评估制度等。其次，可持续发展也极大地影响着经济法律行为的实施，要求从新的角度，从更大范围、更长远的未来利益考虑经济法律行为的取向、行为的重点、行为的实施手段和评价行为的可能后果。现阶段经济法律行为以发展经济、摆脱贫穷为核心，以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为基础，必然要求在摆脱贫穷、促进科技发展、发展教育以及谋求人口、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协调等领域有所侧重，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确立可持续发展价值目标的意义

1.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互为支持，相互补充协调，构成了一个完备的经济法价值体系。一般认为，工具性价值代表了社会经济生活各领域得以正常、协调运行所需要的基本价值目标：经济安全作为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前提基础而存在，结果公平表现为社会共同发展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体制效率成为衡量经济体制效率优劣的制度性目标。可见，具有不同功能取向的工具性价值目标共同作用，为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在工具性价值共同作用的基础上，作为目的性价值存在的可持续发展，代表了人类未来的发展模式与方向，亦代表了中国经济法所追求的法制理想。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至攻坚阶段，众多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问题、前景与后景的矛盾层出不穷，错综复杂。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加之行为失当，则可能引发各种矛盾，相互纠缠，延缓甚至扭转目前中国良好的发展趋势。只有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模式，才可能赋予中国经济法更为深刻、长远的使命，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的良性协调发展。

篇2：论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

关键词：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正确的生命价值观教育，有利于促进大学生个体生命的健康发展，从而更好地融入到现代社会生活中，对各种错误的社会思潮加以抵制，从而明确自己的人生方向，不至于走上歪路和邪路，以进取的精神在社会实践中来创造和实现生命价值;同时，有利于帮助大学生认识和感悟生命价值，热爱自己的生命，进而尊重、关怀、欣赏他人生命，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具有十分重大的社会意义。

一、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及相关概念的内涵

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是旨在帮助大学生认识生命、珍惜生命、敬畏生命、欣赏生命，从而创造、提升生命价值的教育活动。工业社会追求效益的工具理性的冲击，使他们逐渐迷失了自我，遮蔽了灵魂，失去了生命价值的意义。教育与生活的断裂，与生命的远离，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遮蔽，物质取向对意义取向的僭越的直接反映。

工具理性一词最早出现在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论述中。韦伯把哲学上的“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种。工具理性又叫技术理性，是一种只强调手段的合适性与有效性而不管目的恰当与否的理性。它追求的是人对自然而言的中心地位、物质需求的绝对优先，至于人生的目的、意义、人文精神和终极价值则被抛弃。价值理性又叫实质理性，是一种强调目的、意识和价值的理性，是涉及终极关怀的一种理性。它关注的是知识的效用与人类目的的一致和自然整体的和谐。

二、工具理性扩张对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的冲击

科学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只是人类在科学技术的耀眼的物质光环中，迷失了方向，仅仅看到了它物质层面的东西，仅仅关注工具理性的一面，并把它无限的扩大和加以利用，而对精神、价值、信仰等方面的价值理性则被搁置一旁。这使得大学生和我们的教育在世俗化、功利化的过程中迷失自己，投入了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怀抱。

(一)对大学生自身生命价值观的冲击

工具价值在社会中的扩张，大学生也不可避免地被淹没在不断追求外物的世俗社会与人流中。由于大学生自己的人生定位、价值理想、精神追求未能与社会合拍，未能融入社会转型、社会改革的大浪潮中。自己狂妄自大却没有资本，自己看不惯不正之风却又自己在做，自己没有真才实学却又抱怨社会不理解自己、无用武之地。大学校园是理想插上翅膀的地方，是青春洋溢的地方。然而，却找不到人生航标，无处抛洒洋溢的青春。在享受着物质与技术带来的充裕的生活，并将这些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和生活的全部，然而，精神生活却日益匮乏，内心感到彷徨、迷茫，不知道生命应该走向何处，将要走向何处。人生坐标、价值信仰的缺失使他们方寸之心无以托付，进而对自身生命的价值产生了怀疑，甚至将生活承受的压力与遭受的挫折当作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而选择用极端的方式来解脱。还有部分人就会跟着感觉走，行为表现出即兴和冲动。

工具理性的扩张，造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疏离。人们发现，人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化了，而情感的、伦理的、精神的纽带弱化了。(德育管理论文 )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被当作人生的目的来追求，到头来必然导致道德的滑坡、精神的危机和人生意义的失落。甚至为了金钱和利益，不惜践踏生命，别人的生命在其实现自己的目的下被视如草芥。

(二)对学校生命价值观教育的冲击

教育家蔡元培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与人类文化上能进一份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而当今的教育在追求知识、技术、实用技能的过程中过多的进行功利性的训练。使他们仅仅获得了认识外部世界的知识、技能，而忘却了如何去认识自己的内在心灵，如何使生活过得有意义，如何使生命过的有价值，如何使自己的精神高尚，如何使自己的道德纯洁。缺少了内心的宁静与信仰，学生变成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工具，成为批量产品。

鲁洁教授直言：“当今的教育从根本上偏离了他的本真意义，成为了一种在工具理性操作下的功利主义教育”。随着工具理性的扩张和价值理性的遮蔽，使得教育迷失了自己的对象、偏离了自己的真谛。如今我们的教育越来越多的关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设备，校园的建设、师资队伍的建设等，但是对灵魂的教育，对人性的完善，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却被提及的少。教育对知识、技能、技术的追求中不经意把对生命价值的教育遮蔽了，在追求中失去了精神，迷失了自我。

三、提高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的对策

(一)帮助学生提高生命认知，确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

为了摆脱工具理性对教育的冲击，教育必须引导大学生正确处理好物质追求与精神提升的关系。一方面承认物质追求的合理性，因为这是人生存发展的基础。任何人离不开物质条件而生存，总要追求物质的消费和精神的享受。另一方面，要培养学生的价值理性，提升人的精神使他们具有更高尚的道德品质，使他们具有坚定的信念、远大的理想，具有使用、把握物质的能力，成为金钱、物质的主人，而不是奴隶。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首先应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生命、理解生命，形成正确的生命意识，这是开展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的基础和首要前提。因为只有生命存在，才能谈得上发展和质量问题。

1.认识生命的有限和脆弱，珍爱生命。没有生命的世界，是残缺的世界，世界因为有了生命而精彩。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的短暂、唯一与不可重复是人类无法回避的生命事实，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的存在和对生命的珍爱。生命又是脆弱的，一场灾难、一次疾病、甚至一件器具就让生命悄然逝去。生命往往就是这样不堪一击，所以要倍加呵护和珍惜生命。人的生命是一切的基础，更是教育的基础，同时也是实施教育的归宿。教育必须重视对人的生命的认识和揭示，对大学生生活的关注。只有这样才能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独立人格、感情丰富、意志坚强、性格开朗、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的一代，而避免把他们培养成“知识动物”和“机器零件”。教育要回归自我，很好地完成使命，就必须从工具理性的阴影下走出来，关注学生的生命，培养学生尊重生命、理解生命并能够提升生命作为基本要求。大学生到学校来，接受教育，掌握知识，学习技能，培养精神，树立理想，培养信念，最终都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生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生命总是在流逝，珍爱生命，意味着珍惜现在，努力在生活中展现自己，获得现实生活的充盈。珍惜现在拥有的，珍惜身边的人和物。雅斯贝尔斯说“我们既不能落入过去，也不能转向未来，而是完完全全存在于现实之中・……假如过去和未来并没有加强现在的话，那么他们就毁灭了现在。”只有珍爱生活的人，才能处处享受生活的快乐，深切体会生命的意义。

2.树立学生自身与自然及他人和谐的生命价值观。没有一个生命不贵重，虽然生命是脆弱的，但所有的动植物都有顽强的生命力，都是一个奇迹，并与我们息息相关。人类生命首先是一个自然存在物，生命来自于自然，又必须在自然中发展完善。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平等的都是有尊严的，都有存在的价值，无论是人类还是动植物，漠视其他生命其实就是漠视我们自己，尊重生命也是在尊重我们自己。不仅仅是因为怜悯之心和道德品质，还因为人类也是生物链的一个环节，一切生命的命运就是我们自己的命运，人类并不能独活于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的教育要从工具理性出发，强调要从人对自然的优先与物质需求的绝对优先转向对价值理性的关注，强调意识、精神和价值的追求。生命存在本身就是最高的价值，对于任何生命我们都不应该轻易藐视践踏，应对生命充满关怀、怜爱与尊重，这也是人类生命存在的责任。

3.激励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真”就是真理、真实。求真就是对知识、技能等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的追求，讲求实事求是的态度。“善”指一种人本主义关怀，是一种胸怀一种品质。包括善待自我、善待自然、善待他人和社会。“美”是人类所追求的美好理想。有了美我们的人生才充满幸福快乐和价值。三者有着不可分割的本质上的联系，美是真与善的统一体，是对真与善的综合与超越。真转化为美，必须经过善的中介才能成为美，表现为以真为内容，以善为形式的生命美。无论呈现为哪种形态，美作为真与善的统一体，在程度上都高于单纯的真或单纯的善，其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与统一。存在主义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在其思想中，把审美意识与审美能力看作人性完善和超越科学技术对人造成异化的一种呈现方式。要培养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不能没有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的培养。对真善美的追求有助于大学生摆脱世俗的工具理性的影响，淡泊现实的功利，净化自己的灵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超越和完美生命价值。也正是对真、善、美的追求，人类的精神境界才能不断得到提升，生命意义才不断的得到丰富和发展。

(二)重塑生命信仰，在教育中提高价值理性的地位

生命信仰是人生实践的最高指南，它解决人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的问题，作为一种终极价值目标，是人类精神生命的最终依托。信仰即体现了主体对最高价值的追求，也体现了主体对真、善、美的向往。人是有信仰的生命的存在，他对于人的意义不是具体的现实的功利价值，而是主观上设定一个终极目标作为动力和精神支柱。部分大学生对工具理性过分强调，表现为对物的占有欲望，对金钱、财富、地位作为人生价值予以追求。往往没有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价值，缺乏信仰，导致在生活中迷茫和无所适从、无所畏惧，以及无法在心中形成约束自己的道德律令。

因此学校教育要引导学生慎重的选择信仰，做到科学、理性和崇高，加强对个体信仰的教育和价值入手，争取在自觉的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塑造符合社会发展和人生价值实现的科学规律，体现人的本质属性及个人与社会的正确关系，能够提供精神支柱和终极关怀的信仰。引导学生走出精神迷茫，真正领受生活的真意，体会生命的崇高，实现生命的无限发展。关键是要引导学生投入到实践的生活中去，在丰富人生体验、科学的理论学习和积极的人生追求中获得对生命的认识、对社会的情感，并把这种信仰追求转化为生命活动的动力。

(三)将生命价值观与社会实践相融合

篇3：论民法与经济法的价值差异

1 民法与经济法价值取向差异的根源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 是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民法以权利为核心, 以尊重、保护市民的私人利益、自由意志为其出发点, 更多的依靠契约自由分配权利义务, 依靠个人的谨慎小心避免损害。民法所有的规制都旨在保证个人利益的充分实现, 强调人的个性的充分发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 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 一切规制都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经济法着重于以社会利益为导向, 协调个体的利益的矛盾与冲突, 实现利益均衡, 促进社会共同价值目标的实现。

民法和经济法的根本区别在于民法采取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在性质上属于私法;而经济法则采取国家干预经济的原则调整国家机关与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之间的纵向经济关系, 其宗旨在于克服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 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 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在性质上属于私法。民法与经济法的价值差异的实质在于二者追求的利益不同。民法注重个体利益, 经济法则注重社会整体利益。

2 民法和经济法价值差异的具体表现

2.1 正义价值上的差异

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正义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正义是一个相对的、历史的概念。正义是始终与法律相伴随的基本价值, 正义包含了自由、平等、安全等基本要素, 法必须满足最低限度的正义标准。

民法的正义价值属于个人正义, 它与民法的意志自由和权利本位是分不开的。传统民法以自由竞争为基础, 其正义观中自由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实现民法正义价值的理想状态。在市民社会的民法上, 个人只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负责, 这种责任一般来源于他的过失所造成的损害。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决定经济法的正义价值是社会正义, 这源于经济法对现代人类社会给予普遍关怀的现代思潮。经济法实现社会正义的目标是实现群体利益的最大化, 它将平等观念引入民法的自由正义观。经济法加强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 同时注重社会对个人的关怀。

民法上的正义价值是一种形式正义, 这是一种具体存在于具体的人、行为或事件中的具有实际内容的正义。民法要求社会主体一律平等, 对所有人普遍平等地执行法律。民法上的平等只要求平等的对待, 而无法到达实质结果的公正。经济法追求的是实质正义, 这是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 是社会的正义。经济法以实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为目标。

2.2 秩序价值上的差异

秩序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现象。秩序意味着在自然界和社会中存在某种程度的稳定性、连续性、确定性和安全性。秩序是法的基础价值和前提条件, 秩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任何部门法从某种意义上讲, 都追求并保持一定的社会秩序。民法维护的是一种自然经济秩序。民法的秩序价值体现在它为市场提供一般规则及市场活动的行为规范。民法的所有规制都是为了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作用, 以期实现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经济法维护的是一种制定经济秩序。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理论被公认为是经济法产生的经济学观念基础, 经济法所有的规制旨在限制、修正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以使市场经济按照人类设计的理想状态运行。

民法排斥国家权力, 主张以经济自律为基础。经济法体现国家权力对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关系的干预, 经济法不仅涉及宏观市场主体、调控领域, 还涉及微观的市场主体、市场秩序规制等民商事关系领域。

因此可以说,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所形成的“平位”秩序;经济法建立和维护的是一种“立体”秩序。

2.3 自由价值上的差异

自由包括自然自由和社会自由。自然自由指在自然状态中的自由, 人们的行为受自然法的支配。社会自由指人在政治社会中的自由, 人们的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法律设定的目的不是限制自由而是保障自由。

民法最基本的原理是私法自治原则, 它是建立在个人自由主义观念之上的, 主要表现在财产交易上。民法的目的是保障人民最大的经济自由。市场的自由竞争特性要以参加竞争的市场主体的人格独立和身份自由为前提, 以行为自主和意思自治为核心。民法维护个人的自由和尊严, 实现自由参与竞争和竞争机会均等, 极大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民法对契约自由和所有权绝对原则加以限制, 并确立了无过错责任原则, 只是对权利的自由行使加以限制或增加了较多的社会主义义务罢了。

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属性决定了它对自由的追求并且也对自由作出适当地限制。经济法代表国家意志介入私法领域, 但是这种介入要以尊重意思自治原则为前提, 只有在必要时才以牺牲个人自由去争取绝大多数人乃至社会整体的自由。经济法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是以社会利益作为其依据, 经济法体现了干预和自治 、规制与自由的统一。

2.4 效益价值上的差异

法的效益价值与法的正义、自由和秩序等价值相比, 具有现实性的特征, 法律的其他价值必须通过法律效益才具有现实性。法律效益作为法律的价值, 总是与某种评价相关联的, 包括法的经济效益价值和法的社会效益价值, 个人效益价值和社会整体效益价值。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 市民社会的本质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民法的真谛在于对权利的认可和保护。民法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础, 确认和保障经济个体依据意思自治原则来参与市场交易和竞争, 它的效益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个体、微观经济效益的追求上。经济法追求的是效益的整体性, 它的目的是促进市场运行的整体效益, 取得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最大化。与民法的经济效益价值相比较, 经济法以更高的经济理性观念使得经济法的效益价值具有整体性、宏观性和长期性的特点。

总之, 经济法与民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相互独立的法律部门, 是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核心, 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经济法与民法相互依存, 取长补短。经济法产生于民法之后, 以民法为补充。经济法开始于民法存在局限的地方, 是对民法局限性的克服和弥补。两者分别以权利本位和社会本位为自己价值取向的依据, 指导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龙卫球.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法治出版社, 2002, (12) .

[2]王利明.民法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2) .

篇4：论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

关键词：人性化教育人力资本人性的价值经济价值

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人类通过教育发展科学技术来不断的征服大自然，进而发展生产力，教育的目的似乎就只是单纯的为创造高科技文明，渐渐的迷失了关于人性的东西，也遗弃了教育是培养人的这一最初目的。经过时间的推移，人与自然的危机、人与人的危机、人与自我关系的危机正慢慢的将人类推到生命的临界点上。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1999年撰写出《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并在“中文版序”中明确指出“科技给人民送来神奇的创新，然而也带来了具有潜在毁灭性的后果……”能对科技做最有成效的思索角度就是人性的角度：我们是谁？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去实现？这样的三个问题其实就是回到了教育的出发点与最终目的。

一、关于教育的价值

（一）什么是教育的人性价值

教育的人性价值是指教育通过传递知识和技能促进个体自身身心素质和社会属性的发展，实现个体身心完善。教育的人性价值体现了教育的内在本质性价值。

（二）什么是教育的经济价值

教育的经济价值是由教育创造产生的对受教育者个人、家庭经济收益的增加、对社会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以满足个人、家庭和社会的物质经济需求。

（三）教育的人性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关系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通过传递生产知识和技能提高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和素质，以此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促进生产的发展，从而实现教育的经济价值。所以教育的经济价值强调的是教育对经济的外在工具性价值。教育经济价值的实现需要教育培养特点的人才，即教育的经济价值以人性的发展为前提，而教育的经济价值是人性的价值表现形式之一，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二、教育对人性疏离的主要表现

（一）经济对人力的要求导致教育对人性的疏离

教育经济价值体现为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德鲁克在其1954年出版的《管理实践》一书中提出，“从广义上讲，人力资源是指智力正常的人；从狭义上讲，人力资源是指在劳动中为创造某种价值和组织绩效而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教育的经济价值就直接表现在开发教育对象体质、智力、知识和技能，受这种经济要求的推动和制约，现代教育在现实中远离了人自身的特性，出现了教育与人性的疏离。

（二）教育目的对人性的疏离

教育强调适应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的社会需要，在人才培养的规格上，首先，教育重视人的知识技能和智力的发展、体格的健全以及社会适应性行为的训练，即着力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人的现实整体性决定了人不等于德、智、体、美的简单相加，人的内涵远比这几个因素丰富。所以现代教育所强调的全面发展实际上只强调了行为规范、智力、体格的片面发展，以片面的目的取代全面的目的。长期以来，政治、经济的现实要求构成我们科学教育的双重压力，科学教育作为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未能等到充分的培植和保护，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更是没有成为民族的教育理念，更没有成为科学教育的内源性精神资源，这意味着我们的科学教育尚处于贫血状态，缺少内在的教育理念的支撑，现实的功用和外在的依据压倒了一切，使科学教育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功利主义外在目的的泥沼中，并和传统的求功名的教育理念达成了内在的一致。其次，在一味的追求人才对经济的适应性过程中，教育以统一的教育技术、统一的课程、统一的教育程序制造出统一标准的教育成品。人被简单规定，被标准化、机械化，人性的个体性、整体性、具体性和独立性从根本上被忽视，人成了抽象的存在。这是以抽象目的取代具体目的。最后，现代教育强调各种社会品质的塑造，并把各种社会品质的提高作为衡量教育的标准，这种止于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期待的各种品质的做法忽视了人的未完成性，更使品质成为了一种隔离现实生活的封闭性存在，结果导致教育中的好学生有可能不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生活中健全的人，教育没有完成教育中人的品质向现实生活中人的品质的过渡，以中间目标取代终极目的。

（三）教育内容对人性的疏离

现代社会工业化的发展需要个人掌握足够的科学知识和技能，在19世纪科学技术广泛运用并深入到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以后，人们也更想相信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依靠科学知识，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实用的科学知识，而不是古典的净化人的灵魂的知识。“这些才艺、艺术、纯文学以及一切组成我们文化之花的东西都应该全部放在打基础的教育和训练之下，它们在生活中占闲暇部分。”这样，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占了主导地位，人文教育退居教育的边缘。科学教育强调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而非科学精神的培养，所以培养了人的生活技能，但无法深入和触及人的内在精神培育，并从根本上改善内在状态；科学教育强调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经验，而不能给人以完整的生活经验，引导人践行真实的人生。随着人类的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其结果似乎是使物质力量更具有理智的生命力，而人的生命却成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四）教育过程对人性的疏离

科学主义的浸染使教育过程在科学化、技术化和专门化的同时，从计划、组织到测量、评价都过度的追求标准化和技术量化，由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影响三要素组合而成的过程变得机械化和僵化，由此构成了一个远离真实生活的闭合体系。受远离人性价值的教育目的的制约，教育过程成了依葫芦画瓢，按部就班的完成某些既定程序的过程，教师和学生都成了这一生产线上的工具，扮演着确定的角色，服务于教学任务和要求。由于现代教学技术—多媒体教学的发展，整个教学过程就是教师忙于演示而学生则忙于看演示，师生信息的传递通过冰冷的屏幕来完成，人际之间的爱和温情逐渐的被削弱。教育听命于考试，学生听命于分数，家长听命于升学，最终导致人的创造性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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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的人性价值体现为教育对人的三个意义

（一）教育引导人去成为人

人不能仅靠自己去成为人，人需要不断的接受外在影响，这是由人的开放性所决定的。人最终又只能靠自己去成为人，教育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代替人去成为人，教育只能引导人的生成。教育引导人去追问自我，发现自我，实践自我，超越自我，体验并获得人生的意义。因此，人通过教育能不能成为人或者走向人的存在成了评价教育的一个重要指标。

（二）教育关注人

教育关注人不是简单的把人列为教育作用的对象，而是意味着对人性的关注，把人当作人，关注的是整体的人，是具体的、独立的、有创造性的活生生的人。教育关注人也不是关注人的要素，而是关注生存在教育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人。

（三）教育不能限定人

每个人作为现实的整体总是独一无二的，人不等于社会性、生物性、思维和语言能力、发展性，自我肯定、自我创造等的简单想加；人也不等于德智体美的简单相加。现实的人只是一个涵盖了德智体美等要素的有机整体，是一个以精神整合的社会性，文化性和历史性的复杂存在。如果教育试图在上述方面去限定人的“所是”教育就会限定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人是开放性的、创造性的存在，如果教育总是以僵化的形式作用于人，就会束缚人的自由发展。教育只能引导人全面、自由、积极的生成，可以引导人去认识自我，追寻自我，规范自我，提升自我。

四、人性价值的发挥对教育经济价值的直接意义

教育的经济价值需要人来实现。教育对经济的价值不是直接生产出有价值的劳动产品，而是通过培养合格的劳动者来生产有价值的劳动产品。教育的经济价值必须通过人对社会的作用来实现，而人力的形成则是以人的价值的实现来体现的。

人的经济价值和人性价值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人通过实践满足社会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是人的社会价值的体现；同时社会也满足个人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实现其个人价值，即人性价值。两者互为前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削弱或忽视任何一方就是造成另外一方的削弱或没落。因此教育对人的经济价值与人性价值是共生共灭的，教育经济价值的实现离不开人性价值的支撑。

教育经济价值的实现需要人性充分体现。教育有没有经济价值和经济价值有多大都取决于教育培养的人能不能创造经济效益和创造的经济效益有多大，即创造经济价值的问题。个人人性发展到一个什么水平，个人自由、自主和创造性就达到一个什么水平，个人运用知识和技能创造的经济价值就达到一个什么水平。在这个意义上，教育还有什么理由在追求经济价值的同时冷落人性的价值呢？

五、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科学教育人性化的问题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也是科学教育的必然选择。从教育的经济价值出发，更加注重科学教育本身具有的人性价值。为此，我们我们要超越狭隘的科学观和教育观，发挥科学教育内在人性价值的作用，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或技术，真正体现科学教育的“人力价值”与“人性价值”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俞文钊.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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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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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黄济.教育哲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

篇5：论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意蕴深邃，风格朴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相对独立完整的体系，多年来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给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带来了革命性变革。从这一理论形成以来、特别是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召开以来，理论界对其在内容上的丰富性，思想上的创新性、深刻性和体系上的相对完整性，已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和卓有成效的探讨。相比之下，关于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科学价值及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的研究却较薄弱。本文拟就此提出如下概略性意见，供学界同仁指正。

一、邓小平经济理论初步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规律

举凡社会科学，无不是以揭示其特定研究对象的运动规律为己任的。如果说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和成功之处在于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时代眼光回答了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那么，作为它一个重要部分的邓小平经济理论，其首要的科学价值也在于比较系统地初步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规律。

通观邓小平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在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问题时，总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符合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坚持以富民为目的，在各种建设与发展问题中抓住生产力发展这个决定性问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关联和互动中探求发展的动力与机制，从发展的目标与阶段、速度与效益、产业关联、科技与经济等诸方面的关系上疏理经济发展的战略原则和指导方针，从而成功地解决了经济建设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出发点上，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建设与发展道路。我国最大的实际和最基本的国情是，现在还处在并将长时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说，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逐步摆脱不发达，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至少需要年。在我国，搞经济建设，求经济发展，必须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和最基本的国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也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经验。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地位上，坚持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改善人民生活，增强综合国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要求生产力要有更快更好地发展。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扭住这个中心不放。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制度保证与目标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两条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应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调节手段上，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要坚持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加强宏观调控，把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合起来。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外部条件上，主张走开放发展之路，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我国的经好范文版权所有济发展。对外开放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对外开放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要办好经济特区，使其成为引进国外技术、管理、知识的窗口和对外改革的窗口。

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与方针上，要实行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第一步，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暖饱问题；第二步，到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要突出重点，带动全面，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依靠科技教育发展经济。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在经济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上，既要突出和保证经济工作的中心地位，又要坚持经济与社会、经济

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经济建设与民主法制建设同步前进。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使经济建设与发展有一定良好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

总起来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方向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根本任务与发展目标、发展过程

与最终目的的统一，贯穿和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要求。

由于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就使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呈现为一个建立在生产力的解放发展基础上的，具有一系列符合中国特定国情、反映时代特点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机制做保证，其基本运动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客观历史过程。这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就不再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单纯依照领导人物的主观判断随意运作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发展由此被置于坚实的基础——具有客观运行规律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基础——之上。

由邓小平经济理论所初步揭示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规律的正确性，已经和正在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实践所证明。改革开放多年来，我国不仅解决了普遍贫穷问题，而且基本实现了从暖饱到小康的跨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力不断增强。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历史创造的主动性和自信心。之所以如此，就因为邓小平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航船导入了正途，引导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与发展中找到了规律，获得了较多的自由。

二、邓小平经济理论为正确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供了认识坐标

社会主义由理论向实践的跨越，从俄国年十月革命迄今，已有多年历史。在这期间，社会主义既经历了二战后由一国变为多国的大发展，也经历了世纪年代末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造成的大面积倾覆，更出现了自年代以来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历史景观。多年来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原因很多，经济没搞好是一个重要原因。经济是基础。一个国家经济建设的路子是否对头，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国运的盛衰。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真加以总结，对于更清醒地选择建设道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纪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以什么为认识坐标？像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之类的“新思维”当然不行，单纯从马、恩的本本出发也不行。正确的选择只能是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邓小平经济理论作为价值判断坐标。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多年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的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理论。只有以这个理论作为判断成败得失的标识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以邓小平经济理论为指导，分析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起码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搞经济建设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首先在于它提供了观察和认识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基本点就是邓小平同志一再倡导和坚持的实事求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列宁是一位善于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的伟大革命家。但在十月革命后领导俄国经济建设过程中也曾有过正反两方面经济教训。他曾先后领导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前者虽然适应了战争的需要，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但在经济上包含着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过早搞共产主义式分配等因素，脱离了俄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情，因而不完全成功。后者则强调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自由贸易，调动农民和各方面的积极性，比较符合俄国国情，因而取得了成功。邓小平在谈到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成就时明确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其次，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之后，必须迅速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始终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生产力均有迅速和巨大的发展。但有两种情况的出现曾严重影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导致“中心”错位。一是大搞阶级斗争。斯大林曾于年后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大搞党内清洗。毛泽东于世纪年代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而导致“文化大革命”十年**。二是生产关系剧烈变动和升级，追求一大二公三高，急于向发达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过渡。结果，贻误了经济建设，没有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能以别的什么为中心；只能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而不能以其他来代替这个根本任务。

第三，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认为，商品经济是与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的一种经济形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商品经济就会消亡。实践已经证明，这种认识不符合社会生活发展的实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因此，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武器、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武器，而不是祸害。

第四，社会主义经济应当走开放发展之路。社会主义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是在同资本主义的合作、竞争和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能否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同资本主义做斗争的同时，加强同资本主义的合作和竞争，走开放发展之路，是关系社会主义经济能否快速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在经济国际化和知识经济、网络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开放发展更是必然趋势。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在战后提出“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依赖“经互会”搞内部交流，中国一段时间内不能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批“洋奴哲学”。这都助长了孤立主义，影响了经济素质提高和经济高速成长。教训是深刻的。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大力倡导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强国之路。证明了开放发展之路不是可走可不走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五，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战略，切实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处理好重大比例关系。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的起点普遍较低，革命胜利后，出于各方面的需要，大都执行了一种以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有其积极的作用。但不分条件地长时间执行这一战略，则造成了许多重大经济关系的失衡。主要是：过分注重生产资料生产；忽视生活资料生产；积累率过高，积累与消费失衡；经济发展的速度高，效益差，人民得实惠不多；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基础不牢。以苏联为例，年（斯大林逝世）与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比，生产资料工业生产增长了倍，消费资料工业增长了倍，农业增长了倍。农、轻、重增长速度之比为∶∶。粮食产量年还比年减少了吨［］。此后苏联虽然在农业发展上着力不少，但成效一直很差，为了同美国争霸世界，以军工为龙头的重工业比例一居高不下。在这个方面，中国在建国后的前年中也有很深的教训。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制定了分三步走、用年时间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在经济工作中既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又始终坚持速度、效益、质量的统一，坚持以富民为目标；既强调发展新兴产业，科技先导，又不放松农业的基础地位，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说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正确处理好重大的比例关系，把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搞对头。否则，则欲速不达，事倍功半。

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归结起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和建设方向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和时代眼光，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指明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目的，从而廓清了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种种谬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认识。在这一新的认识指导下，邓小平还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观点，大胆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中的根本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通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这样，邓小平就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出发，以实践为依据，成功地总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世纪发展的基本经验教训，并初步作出了系统、科学的回答。

三、邓小平经济理论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发展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在发展。邓小平经济理论作为成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初步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理论，同时也就必然成为能够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未来实践发展指明基本方向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一再庄严宣示，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充分表明了，在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将长期坚持邓小平经济理论指导的决心和必然性。

鉴于邓小平经济理论还在发展中，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内部条件都会有变化，在考察邓小平经济理论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意义时，应着重从更具一般意义的理论层面上加以把握，既要坚持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具体理论观点，更要坚持其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把握其精髓。

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国情特点的经济建设道路。在这个前提下，还应遵循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指导，正确把握和处理好如下重大关系。

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社会主义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尤其是在初级阶段，把经济搞上去，实现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经济上去了，一切经济社会问题会迎刃而解。但要牢记，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民的利益，发展人民的利益，达到共同富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发展，或如马克思所说，是为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的发展由贫穷——温饱——小康——富裕，进而达到全面、自由发展状态，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的基础是经济发展，核心是人的发展。必须把两者统一起来，使人的发展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使经济发展为人的发展服务。

发展生产力与解放生产力的关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抓住不放。但是任何生产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的生产。当着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性质及其发展需要时，这种生产关系就会阻碍生产力发展，这就需要变革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所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又要坚持改革，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既不能脱离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需要任意提高、随意变革生产关系，也不能固守已经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生产关系不变。要善于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合理调节，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经济制度完善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必须坚持，不能动摇。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长期稳定。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具体实现形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则要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不断加以改革调整。不坚持和稳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和基本点，改革就会走偏方向。不改革经济体制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不能很好地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改革，必须正确把握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区别和联系，掌握好变与不变的辨证法。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搞建设，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充分运用价格、供求、竞争等调节机制和杠杆提高资源配置效益。这是积社会主义经济在本世纪发展的基本经验而得出的认识。对此，应坚定不移。但市场机制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如自发性、盲目性、短期利益指向等。基于这一原因，在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与加强宏观调控有机地结合起来。要通过计划手段的合理运用，如合理确定发展目标、制定发展规划、搞好总量控制、抓好重点建设等，实现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结合，实现经济资源配置的灵活、高效和经济运行的协调、稳定。

速度、效益、质量的关系。社会主义建设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使经济发展保持较高的速度。但不能不切实际地追求高速度。我们所要的是有效益的、没有水分的、扎扎实实和能够保证产品质量的速度。只要产品质量好，经济和社会效益高，发展速度越快越好。只有实现速度、效益、质量的统一和结合，才会有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科技、教育的关系。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将日益突出。社会主义经济的未来发展必须紧紧依靠科技和教育，自觉地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要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科技进步，尤其应注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经济与科技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教育发展必须跟上。科技教育要通过构建充满活力的体制和机制，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以经济、科技、教育的良性互动与有机结合，加快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

发展、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发展动力，稳定是发展与改革的基础，三者互为条件。在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发展中，既要进一步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各项配套改革，又应注意研究改革的方式，方法，尽量减少改革成本，避免过大的社会震动。切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和群众的承受能力，过急过频地搞生产关系变动。应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比例关系和利益关系，兼顾公平与效率两个方面，最大限度地消除一切不稳定因素，为改革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发展与改革中求稳定，在稳定中推进发展与改革。

总之，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着眼于邓小平经济理论与未来经济建设实践的结合，着眼于邓小平经济理论基本立场、观点的应用，通过对影响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关系的正确认识、分析和处理，不断赢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发展，新成就。

四、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诞生以来先后形成了互相联系的两大部分。一是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为己任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这一部分的理论任务是由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来承担的。虽然，资本主义至今仍在发展之中，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也还在继续和深化，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剩余价值学说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其理论的严整、科学却是不容置疑的。在千年交替之际马克思在由西方权威媒体根据公众意见遴选的千年思想家中名列榜首，充分说明了他的科学思想——首先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思想——至今仍受到包括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广大民众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认可。

另一个部分是以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为己任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部分的一些理论原则是由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作为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提出来的。其基本理论形态和体系则是在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化为实践后，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从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至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生存发展了多年。在这多年中，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先后经历了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年月至年代初社会主义在苏联—国实践阶段。这一阶段产生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形成了斯大林经济学说。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特别是他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探索和晚年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国情的结合，提出了若干有别于马恩预测的新思想、新观点，极具科学价值。但由于他领导俄国经济建设时间短，逝世过早，探索没有进行到底。斯大林经济学说是斯大林在长期领导苏联经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是苏联多年经济建好范文版权所有设经验的反映。这一学说集中体现于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全面贯彻于年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由于这一学说所反映的苏联经济建设经验在那个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史上具有原创性和唯一性，且理论系统、体系完整，因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史上产生过重大而广泛影响的理论形态。这一学说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传播苏联经济建设经验，鼓舞社会主义者的信心和斗志，培养经济理论骨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容抹煞。但由于苏联经济建设经验自身具有的历史局限性，由于这一学说总起来看只不过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写，排斥商品经济，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因而具有明显的理论和历史的局限性，已不适应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需要，被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称之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或“苏联范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多国实践及理论探索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国，对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斯大林经济学说先是学习、照搬，继而是批判、探索。苏联自身从年代后期开始也对原有体制进行了调整改革。中国在成功地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之后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年探索。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八大上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此后，又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商品经济、现代化建设目标、社会主义发展动力以及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管理经验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正确意见，形成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也造就了一批思想活跃的经济理论家，产生了一批各具特点的探索性改革理论。利别尔曼（苏联）以利润为中心的经济改革思想、卡德尔（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和自治制度理论、奥塔·锡克（捷克斯洛代表）的“第三条道路”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理论、布鲁斯（波兰）分层决策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科尔奈（匈牙利）的短缺经济理论等，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这一阶段的探索总的取向是批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探索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主张给企业以经营自主权，扬弃苏联式的重重轻农、重生产资料生产、轻生活资料生产的建设路子，主张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由于这一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各国均未根本摆脱苏联经济模式和传统经济理论的束缚，作为现实经济运动过程反映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还是分散的，不系统的，远未实现根本性变革和创新。其积极作用是，为以后经济理论的进一步探索发展提供了前进的基础和丰富的思想素材。

第三阶段是从年代末至今，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剧烈震荡。作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发源地的苏联和东欧各国政治经济改革全面转向，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宣告失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也因此走到了历史尽头，宣告了失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从年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社会主义发展低潮和逆境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实现了全面创新和发展，其标志就是作为邓小平理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产生。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实践中产生的，是邓小平同志以战略家的眼光总结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和本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得失，特别是在总结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已被中国这个社会主义东方大国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正确的理论。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评价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时曾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同样，我们也可以对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历史地位作这样的评价：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当代的最新发展。

邓小平经济理论之所以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当代的最新发展，是因为：

第一，邓小平经济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本国实际出发，继承借鉴而不照抄照搬，走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道路，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法的新内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思想路线，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遵循的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的精髓。邓小平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分析国情，观察和思考中国经济建设道路问题，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进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划了分三步走、到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提出了诸如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提高质量，讲求效益，抓战略重点，重视农业和基础产业，优先发展科技教育等一系列理论和政策，解决了中国经济建设的道路问题。邓小平经济理论主张，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注意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注意学习借鉴外国经验，但搞本本主义、照抄照搬别国情经验从来不能成功。正确的道路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大胆探索，走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经济建设与发展道路。

第二，邓小平经济理论坚持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整体思考和把握中，探索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和科学回答，指明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内容发展的新方向。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论证并研究其实现的经济条件的科学。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回答表明，我们要实现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具有经济的性质，是一个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客观经济运动过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今后发展的方向，就是依照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揭示在生产力解放发展基础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必然性及其条件和机制。这样的经济学从根本上区别于鼓吹或默认阶级剥削及两极分化合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也不同于鼓吹普遍贫穷，忽视生产力发展，急于搞生产关系变动，只讲速度不讲效益，忽视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以鲜明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以生产力解放发展为基础和动力，以人的发展为目标，以经济关系的平等为特征的经济学。

第三，邓小平经济理论坚持从社会主义发展全局出发观察世界经济发展大势，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成败得失，对困扰和制约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若干关键问题作出科学判断，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观点的新突破。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国力的竞争，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市场机制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制度文明对经济运行发展的有效调节和积极促进作用不可替代。而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恰恰在这些事关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上，缺乏锐敏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囿于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失去应有的生机和活力。邓小平同志站在历史发展的潮头，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全局出发，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先后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开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引致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刻变革和发展，使这一理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原则又体现了时代特点，较好地适应了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需要。

第四，邓小平经济理论比较系统地回答了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中一系列重大问题，初步揭示了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规律，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新形态。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出发点、地位、制度保证与目标、调节手段、外部条件、战略方针、经济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自始至终贯彻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是涵盖社会主义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个环节以及生产力理论、所有制理论、分配理论、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微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等各个部分的较为完备的科学体系。

篇6：执行力培训的目的与价值

--明阳天下拓展培训

现在执行力对企业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要深刻的认识企业的执行力，执行力也是企业的一种竞争力，我要进行专门的培训，这样才能更好的解决企业的执行力问题。

国内大量企业在运作过程中，多是依靠一级一级领导的推动来完成工作的：一项工作如果没有领导过问，就没有人处理，也没有人承担责任；一项工作只能在两个部门领导之间“同级别“进行……这种现象产生了众多“企业病”：

1.内部运作效率低下；影响领导者对重要工作的关注和思考； 2.营销人员能力缺乏锻炼，滋生依赖思想； 3.各部门间缺乏顺畅沟通，营销计划难以执行到位。要想改变这种现象，必须进行企业执行力培训。

其实老板累与员工没有执行力二者并非因果，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也就是说它们都是问题的表面!其根源在于企业没有管理体系。笔者在五年前就曾著文阐述“执行力是企业管理体系的副产品”。有好的管理体系，就一定有好的执行力，反之，没有好的管理体系，就一定不会有好的执行力。

我们曾经服务过的中小企业无不经历了从老板一人管理到依靠系统管理的转变，前面关于舵手与水手的比喻就出自一位曾经的能人老板。他的企业在建立了规范的管理体系之后，他不再事必躬亲，即使外出十天半月，企业仍然运转自如。工作效率和企业效益都比他一人管理时提高了许多。管理出效益对他不再遥不可及，而是触手可及。只有老板观念变了，才有可能逐步建立起企业的管理体系。就是因为这位老板参加了团队管理和执行力专家杨阳老师的《高效执行力》课程，强有力的执行才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所在。

什么是执行力？怎样加强公司执行力度？这是所有企业都在思考和实践的问题。

其实，执行力就是管理者为实现战略和阶段性目标而具有的计划、指挥、跟进、协调能力。那么，作为企业管理者，你拿什么提高团队的执行力？ 确保执行力贯穿始终，对执行的过程进行监督、控制、执行力不畅的病因分析及解决方法，如何激励你的团队、员工开始，提高执行力是企业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