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下乡的历史背景

2024-05-09

知青下乡的历史背景(共6篇)

篇1:知青下乡的历史背景

小知青下乡作文

今天,妈妈带我和同学们一起去瑞安集云风情山庄去玩,妈妈说:“那里可以让你体验一下乡下农民的生活。”我听了妈妈的话,兴奋得不得了。

到了瑞安集云风情山庄,我们迫不及待地跑向售票处。买完票,进去一看,哇,好多娱乐项目呀,有跳跳床、荡秋千等等。妈妈说:“还有织布、做棉花糖、赶猪等项目呢。”我赶紧换好军装就开始参加各项娱乐活动了。

我们玩的第一个项目是织布,讲解员说明了织布要点,我就赶紧进行操作了,结果我的手太不争气,不仅没有织出一小片布,还把线弄成了一团。哎,首战告败,我不禁苦了脸。妈妈看到了,急忙走过来安慰我说:“别急,一回生二回熟,妈妈来教你。”妈妈就手把手地教我,一会儿铺上线,一会儿拉紧,一会儿转动线轴,这样一直反复,我和妈妈竟织出了一块布来。哈哈,终于成功了,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妈妈也连连夸我好棒。

第二个项目是做棉花糖,讲解员教我们跟他一起做。我们先把白糖放到一台机器里进去,只见机器慢慢地转动,吱吱吱吱地响个不停,白糖就神奇地变成了一条条丝,拿竹签将丝绕起来,就像蚕宝宝结茧一样,越绕越大,很快就像从天上采来的一层云,也像一团棉花了,怪不得叫棉花糖呢。

后来,我又去玩了赶猪、磨豆浆、滑沙等项目,可有意思啦。

妈妈告诉我,今天我可是当了一回小知青,可是真正的.知青却要放弃城里的优越生活,到农村学习当农民,有的就一辈子待在农村了,生活可真不容易呢!我生活在21世纪,真比他们幸运多了。

篇2:知青下乡的历史背景

人们是否记得,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中,降生了一大批“50后”,他们青春年少时,赶上了““””,未及弱冠,就到农村插队去了,“老三届”、“老知青”是这一代人共同的名字。

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笔者系北京三中66届初中毕业生,亲身经历了“”浩劫和知青运动,每每忆起,感慨万千。

我们这一代,人称“老三届”(指1966、1967、1968年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基本与共和国同龄,命运与共和国息息相关:1950年代初,新中国如旭日东升,朝气勃勃,我们亦度过了一个金色的童年;从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接二连三,我们也被折腾,经历“上山下乡”,成为“插队知青”,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度过了一个“没有春天的青春”;1976年“”结束,我们的命运开始转折,__十年代是“老三届”“老知青”大展才华的年代,我们正值年富力强,为改革鼓呼,为发展尽力,被称作是社会中坚、“跨世纪的桥梁”。

转眼间,“老三届”早已经完成了历史重任,退隐江湖。弹指间,50年过去,恍如隔世。庄稼地里的青春,历历在目,虽尘封已久,但挥之不去。

时代:神州大地红潮滚

50年前,一个举国疯狂的年代,一个荒.唐愚昧的年代。

我们本该于1966年初中毕业。正值青春年少,懵懵懂懂,满腔的热血极易沸腾,伟大领袖一挥手:“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红卫兵小将扯旗造反,“”狂飙突起。运动起来了,学校停课了,大学不办了。积压在校的千百万“老三届”毕业生何去何从?

1968年年底,伟大领袖又是一挥手,一句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可为的。”于是,一场知识青年大迁徙的狂潮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上山下乡高潮初起,我们“老三届”首当其冲,除极少数人当兵或进工厂外,几乎95%以上的“老三届”都去了农村插队或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大约有1700万中学生卷入了这场长达十数年之久的“知青运动”。

1968年初,北京一群思想激进的青年人自发组织赴内蒙古牧区草原插队,拉开了““””中知青上山下乡的大幕。5月,赴黑龙江的军垦战士开赴北大荒;9月,赴内蒙古阴山下的知青启程;12月,赴山西黄土高坡的列车西行。到陕西延安去的、到云南西双版纳去的一列列运送知青的火车驶出京城,奔赴农村广阔的天地。

运送知青的专列从北京火车站开出,向大西北,向大西南,向北大荒驶去。火车站的月台上满是黑压压的人群,父送子,母送女,师送生,同学送同学。亦有父母均被打成“黑帮”者,不能来相送,可怜的孩子只好趴在车窗上默默地哭泣。刺耳的广播喇叭,不断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伴着嘈嘈杂杂的吵闹声,哭喊声。

记得当时流行的一首知青歌曲这样唱道:“火车一声吼,我们就分了手。告别北京城,何日再相逢?!”

都是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天真浪漫的城市青年。在他们想象中,内蒙古大草原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北大荒是一望无际的黑土地、亭亭玉立的白桦林。他们根本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黄土坡,是暴风雪,是大荒漠。

1968年12月,我们来到下乡插队的山西雁门关外的大同县。凛冽的寒风中,火车把我们几百个北京知青甩在了坑坑洼洼的大同火车站月台上。

万万没有想到,曾是北魏都城的大同古城,竟然如此凋敝:残破的土城墙,没有城砖,没有城门,尚有日伪时期“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标语残留在城墙上。城里只有条不足千米的十字街,街道破烂不堪,街上车少人稀,偶有身披老羊皮袄的车倌赶着粪车穿城而过。

我们来自北京男三中和北京女一中的18个知青分在了大同县杜庄公社千千村大队。我们身背沉重的行李,怀着激动的心情,手举伟大领袖的画像,高唱着毛主席语录歌,在贫下中农震耳欲聋的欢迎锣鼓声中进了村。

眼前的情景和我们想象的大相径庭:塞外雁北的山村,充斥着贫穷、愚昧、饥饿、寒冷。村外是黄土翻滚的沟沟壑壑、坑洼不平的盐碱土地,满眼是破旧不堪的土坯房、土窑洞、土炕席,以及一群衣衫破烂的青壮男子、形容枯槁的妇女儿童——这就是我们知青将接受再教育的广阔天地吗?

五十年后,三个人又在一起照了张相,豪气尚在。

磨砺:黄沙碛里本无春

我们插队的小山村自然环境还不错,尤其是冬去春来的时候。

大地披上了绿色,有了些许暖意。穿过村外的小树林,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走八里地,即是著名的桑干河。抬望眼,五岳之一的北岳恒山即在远方,群山莽莽,绿荫浓浓,偶有飞鸟掠过,好一幅安闲的风景画: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

然而,我们不是来这儿度假郊游的,我们要在这农村广阔天地里插队落户,磨出两手老茧,锤炼一颗红心,男生要炼就铁肩膀,女生要变成铁姑娘。

艰苦的磨砺开始了。

冬季的雁北高原,寒风刺骨。我们要干的第一件农活是送粪。将牛棚中一层层的牛粪起出来,装车运到地里。牛粪冻得铁板似的,我们用镐刨,用锨铲,掺着粪渣的冰花不时溅到身上、脸上,但谁也不在乎。

赶大车到城里拉粪是件很刺激的农活,当然,车倌是经验丰富的壮汉,我们跟车的只是“副驾驶”。清晨即起,装好几麻袋牲口草料,带足自己的口粮,从村里到大同有50多里地,要五六个小时才能到。进城后先到定点的粪坑装满粪车,然后到我们村“驻大同办事处”——大车店,先搅拌好草料,喂好牲口,自己再热热带来的干粮,喝两口凉水,饱了。晚上就住在大车店的火炕上,没有被褥,就拿草料袋子当铺盖,好在土炕很热乎。第二天一早,朦胧中套好牲口,又扬鞭催马回村了。坐在臭不可闻的粪车上,望着满天星斗,晃晃悠悠地摇呀摇,有时居然能睡着一小觉,很香。

春夏之交时的锄地间苗是农村的几大累活之一。握着近一人高的锄柄,将一小撮玉米苗中最健壮的保存下来,其余的都锄掉。村民们干起来得心应手,飞快地锄向地的另一端,我们的速度就慢多了,锄头怎么也不听话,实在没办法,只好蹲下用手来拔苗。

最苦最累的农活,要数脱坯烧砖窑了。听说那活儿工分最高,我们几个知青壮小伙子自荐去砖窑干活。先是活泥脱坯,用一套原始的木格子脱坯,土坯晒干后摆成坯子垛,然后该装窑了。我们一次背二十几块、共重百余斤的土坯出入砖窑,装满土坯后就点火烧窑,担水饮窑,灭火晾窑,最后再将青砖背出砖窑。我们仅穿一条三角裤,进入尚带一定温度的窑内,将热乎乎的青砖叠成垛,背出来。背一天窑,浑身上下都是煤灰,如黑人一般。收工后,我们呼着喊着,跑进村里,最舒服的是赤身裸体跳入水缸中洗个热水澡。虽然后来享受过淋浴、盆浴、温泉浴、桑拿浴,但都无法和插队时的水缸浴相比。

农活再苦再累还能忍受,就是填不饱肚子实在难熬。十七八岁的年龄,正是长身体、能吃能喝又能睡的时候。那时每天有个农民大爷给我们十几个知青做饭,开饭时,人不分男女,饭不分干稀,没有淑女,没有骑士,谁也不会让谁,抢过来塞进嘴里就是胜利。

食物单调得不能再单调了。雁北属高寒之地,根本不产小麦和水稻,除了春节公社发给知青每人2斤白面外,其余时候都是小米粥、大窝头、蒸土豆、腌酸菜度日。最好的饭是黍子糕,雁北称黄糕,逢年过节才吃;顶级的是炸油糕,但在缺粮少油的年月,只有谁家结婚办喜事时才能吃上一顿油糕。

那时每顿饭吃四五个窝头是小饭量,女生一点不比男生少吃。记得有次村里让知青出民工修公路,那可是个累活,有位知青一顿饭吃了6个窝头,而且没有菜。回北京后,他曾一口气吃光了全家的两屉馒头,共12个。爸爸惊奇地看着儿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妈妈伤心地躲在屋角偷偷擦眼泪。另一位知青回家创造了吃129个饺子的最高纪录,至今说起来还得意得很。

在插队的日子里,我们担过粪,修过渠,赶过车,送过粮,割过谷,扬过场,打过井,盖过房,背过砖,代过课。我们穿老羊皮袄,草绳系腰,抽旱烟袋,赤脚盘腿上炕,在煤油灯下学习“九大”文件,宣讲最高指示,朗读导师语录,开展批林批孔。什么苦活累活都体验过了,什么政治风浪都经过了,在今后人生的道路上,任凭寒风凛冽,任凭恶浪惊涛,都不在话下。这,正是我们“老知青”一代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北京知青又回到了当年的知青小院。

嬉戏:少年不知愁滋味

虽然农活又苦又累,但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躺在炕上就睡着了,第二天又是精神抖擞,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年轻人喜好在大自然里撒欢儿,撒野,在黄土地里打滚,喊叫,将心底抑制不住的野性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

置身于纯自然、真优美的塞外山村里,中学生的小资情调油然而生。春夏之交时,一天的农活之后,我们常结伴到村外小树林中漫步,到桑干河畔玩耍,青春的浪漫与少年的顽皮交织在一起。我们还自导自演了几幕轻喜剧——偷瓜、偷鸡、偷跑。

插队第一年,我们磨肿了肩膀,将金黄的沙子担到瓜地里铺好,一棵棵秧苗栽下,一碗碗水、一勺勺肥饲候,终于,瓜秧长大了,开花了,结了核桃大的小西瓜了。一个月过去,西瓜长得碗口粗了,又一个月过去,有足球大小了。望着自己亲手栽的西瓜,我们兴奋极了,西瓜六七成熟时,就按捺不住了。

那是一个没有月光的夏夜,我们一行8个小伙子摸黑出了村,向着村东南方的瓜地进发。我们趴在瓜地里,像鬼子偷地雷似的摸摸这个,敲敲那个,不知哪个更熟些。

突然,一道道手电光向我们射过来,接着就是山西味儿的喊叫:干什么的?都站起来!

大家不约而同地嗖地爬起来,一直朝村南的小树林中跑去。一口气跑个了近千米,在小树林里停住了,猛然发现,一位知青手里还抱着一个生瓜,大家哈哈大笑起来。稍做休整,大家统一了口径:“我们集体到村外散步,从没去过瓜地。”

到了村口,突然窜出五六个基干民兵,大喝一声:“站住!”手电筒上下乱照。不容分说,将我们连推带搡,带到了村大队部。没用10分钟,我们就都成了“叛徒”——全招了。

偷鸡的经历至今想起来还觉内疚。那些年,天天窝头咸菜,肚里没食,口中无味,我们将两眼盯住了满村乱跑的鸡。

一天下午,一只花母鸡跑进了我们知青小院觅食。我们眼睛一亮,立即围拦堵截,用一把小米将花母鸡“引诱”进伙房,然后关上门。深夜,我们两个人悄悄进入伙房,用手电一照,花母鸡正缩在墙角睡觉,它还没醒过劲来,我们就扑过去,一把攥住了它的脖子和腿,许久不敢松开,怕它叫出声来。大约过了5分钟,花母鸡浑身软绵绵的,死了。我们的手和腿却一直在抖,脑袋上冒出了虚汗。

我们半夜悄悄生起了灶火,烧开了水,褪尽了鸡毛,开始炖鸡。神不知鬼不觉,美美地吃了一次鸡。鸡肉吃光了,我们将鸡毛、鸡肠、鸡骨头包到一张破报纸内,扔到了院外南侧的粪坑里。

第二天,丢鸡的妇女到处叫着喊着找鸡,我们躲在屋里不敢笑出声。现在想起来,内疚极了,真想说一声:“对不住了,我们的山西大嫂!”

偷跑的故事就更带有离奇色彩了。1969年7月,插队已8个月了,知青们筋疲力尽,人又黑又瘦,像头小黑驴子。大家天天盼下雨,下雨可以不出工,在屋里学语录,抽旱烟,聊大天。

有一天,天黑沉沉的,大雨倾盆,从早晨一直下到中午。我提议,1963年北京下了一场雨,一下就是十几天,这次的雨很像那年,可能也要连下十几天,我们不如偷偷回北京几天,谁也不会知道。

提议很快得到一致的赞同。下午2点,我们一伙8人披着雨衣,戴着草帽,分散着出了村,踏着泥泞的土地,淋得浑身湿透,走5里地到公社,用了一个多小时,再搭汽车到大同,花5分钱买张站台票,当夜登上了大同到北京的火车,第二天一早,到了!

当时没有电视,更没有全国的天气预报,电话还是手摇的。也不知大同下雨不下雨。在北京住了一周后,几个人灰溜溜地回了村。

老乡说,那雨就下了一天多,第二就艳阳高照了,出工咋不见知青了?贫协主席、大队书记给我们开了两天会,我们对照最高指示,狠斗私字,深挖根源,将自己臭骂了一顿,偷跑的事总算画了个句号。

回村:乡音未改鬓毛衰

50年过去了,“老三届”快进入古稀之年了。但是,一旦追忆起上山下乡这段往事,总有说不完的话。

前些年,北京冒出了许多诸如“老插酒家”“老三届食城”“黑土地酒家”“大草原餐馆”等带有明显怀旧情结的餐馆,成了老知青聚会的场所。一壶老酒,几盘小菜,对酒当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十几年前,北京举办了一场反映知青生活的“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生活回顾展览”,数十万人前去参观,一时轰动京城。北京音乐厅也曾推出了一台“呼唤——老三届的歌”。台上一人唱,台下千人和。北京还曾举办了一场名为“共和国儿女——老三届”文艺晚会,参加者几乎都是当年的老知青。

此类纪念活动动静太大,官方怕引发不测,故不提倡、不支持、不批准举办老知青怀旧类大型活动,但民间自发的中小型怀旧活动此起彼伏。

这些年来,老知青们常寻踪怀旧,重返第二故乡,为的是一了多年的心愿。有的结伴驾车,有的携儿带女。有的发达了,为尚在贫穷之中山村捐钱捐物;有的做了政界高官,悄悄地利用其影响力,使当年下乡的地方尽快脱贫致富。

终于,我们有了一次难忘的回村之旅。

那是秋天,我们下乡插队整整40年之际,我们十几位老知青驾车从京城出发,沿京藏高速公路,穿八达岭,走怀来宣化,一路在黄土高坡上狂奔,三个多小时就抵达了大同,再沿村庄小路继续前行数十里,桑干河畔的那个小村庄已依稀可见了。

近乡情更怯。

寂静的小山村沸腾起来了。我们与村民聚在一起,任凭热泪止不住地流,大家相互寻找着熟悉的面孔。善良朴实的乡亲们围拢过来,仔细打量,居然能叫得出我们大部分人的名字来。他们拉着我们的手久久不放,不停地说着40年前的往事。虽然时隔多年,我们还能清晰地认出,这里是唱样板戏的小庙,那里是碾谷米的磨房,还有买过香烟的供销社、代过课的小学校,一点也没有陌生感。

我们步入了当年居住的知青小院,我们寻找着各自住过的房间:门窗还是原来的门窗,土炕依旧是原来的土炕,只是光泽不再,破烂了许多。

小院现在成了村委会的临时办公之地。当年我们插队之时,国家给知青发放200元安家费,在每月工资三四十元的年代,200元是一笔大数目了。村里决定,用这笔“巨款”为我们盖一座知青小院。村里找来三五个技术娴熟的农民主持盖房,十几个男女知青齐上阵,搬砖和泥当小工。我们到村外小树林砍树,粗的当梁柱,细的当椽子,把村里砖窑的青砖搬过来。经过两三个月的忙碌,我们的知青小院——一排七间的新砖房终于建成了,成为村里最豪华的建筑。

这座原汁原味保存至今的知青小院,几年前已经被列入“大同县文物保护单位”了,小院门口树碑明示。

当年在这个小院里,我们说说笑笑,洗衣做饭,养猪养狗。闲暇时在院内读书,下棋,打扑克。十几名男女知青曾在一口大锅里吃饭,抢过小米粥,偷过山药蛋,藏过玉米面窝头,腌过老酸菜。当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也免不了磕磕绊绊,打打闹闹。

听说北京的知青回村了,热情的乡亲们越聚越多,纷纷拉着我们的手说:“今天,你们回到了家乡,见到家乡的人,还要吃顿家乡的饭!现在日子好过了,有的是油,给你们炸油糕吃!”

土炕上,并排摆两个炕桌,喝山西汾酒,吃雁北黄糕、油糕、凉粉、土豆熬酸菜,凡我们当年吃过的,都摆在了炕桌上。又吃上当年的饭菜了!我们盘腿坐在土炕上,边吃边聊,边唱边流泪,频频举杯,不醉不休。

篇3:知青下乡的历史背景

(一)历史现实在荧屏上“重现”

知青题材电视剧着眼于对人生轨迹的追溯,着重对历史现象的拷问。以电视剧《年轮》为例,作品不满足于揭示“文革”伤痕,或是描写知青返城以后,经过短时间彷徨终于有所作为,也没有正面反映和评说历次运动以及重大事件,而是把数十年的社会历史变化作为大背景,在展现主人翁艰难曲折的成长过程中深入描摹人物的心灵,知青的“理想情绪”始终贯穿全剧,倾注全部激情抒写他们理想的破灭、迷失和重建。同时,将人物在不正常的政治运动中的迷惘和抗争,同改革开放大潮下新的社会背景、思维模式相结合,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某种新的精神失衡和执着的人生追求,始终引领作者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该剧所展现出来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得到了观众由衷的认同和呼应,产生了强烈的情感激荡,迸发出炙人的思想火花。[1]

(二)知青群体精神上的“抚慰”

知识青年们在“上山下乡”的几年里,无论是在精神、思想还是身体上,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但是,那些在他们看来不愿提及的往事却始终没有被淡忘,深深地烙印在知青们的心灵深处。他们渴望社会给予他们尊重和关怀。知青题材电视剧的出现,最大限度地弥补了知青们的缺憾,一种从未有过的认同感和被关怀感油然而生。电视剧作为电视艺术的一种表现手法,就是要传播社会主流思想,将大多数人认可的观点广泛传播,这种来自思想层面的重视情绪会被知青年代亲历者们紧紧地凝聚,唤起他们的集体意识。以36集电视连续剧《北风那个吹》为例,该剧讲述下乡知青帅子、刘青与当地大队革委会主任牛鲜花三个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和人生经历,将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元素相融合,谱写了一曲凄美的知青序曲,呈现给观众的是那段充满理想、激情、忧伤和苦难的青春岁月。这使得广大知青在观看电视剧的同时,情不自禁地回忆起那段往事,给他们以精神上“抚慰”。

(三)特殊年代行动上的“反思”

现在看来,有很多学者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符合特定历史条件的举措,对于缓解城镇大规模青年就业、锻造知识分子的意志品格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造成知识分子的断层缺失、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国民经济的下滑、国民意识的下降等问题,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当时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环境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愈加显得雪上加霜。而且,这些负面影响的直接承担者就是每一个知识青年个体。历史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逝去,但留在知青心中的情结和回忆却不会轻易抹去。知青题材电视剧的问世意味着国家、社会开始着眼现实地反思当年的特殊政治运动,真实的历史背景让广大受众都了解过去发生的点滴往事,从行动上进行“反思”。

二、知青题材电视剧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

(一)“上山下乡”时代文化的积极探索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持续了近十年,这期间反映出的意识形态、思想觉悟、实践行动、深刻影响等巨大变化,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活秩序和状态,并形成了这一特定时代的文化。知青年代虽然过去了,但是中国电视人却没有停止对知青文化的积极探索,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30年来,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部部旨反映知青年代生活、弘扬知青时代文化的电视剧作品越来越多。这对人们,特别是80后、90后的新青年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确理解党和政府的实际举措具有重要意义。事实证明,这些知青题材电视剧给予了经历过知青岁月的亲历者极大的关怀和关爱;对于90后的青少年来说,给予了他们心灵上的洗礼,让他们全面认识、了解知青岁月的经历和过往。

(二)构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的有益实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依据我国现阶段发展特征和现实需要提出的。这一大框架下包含着构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包容的、全面的、开放的、兼收并蓄的文化)的内在要求。毋庸置疑,知青文化也在其构建的范围之内。而直面反映知青年代生活全貌的知青题材电视剧,在具体筹划、拍摄、制作等方面全方位、多视角地对这一文化加以实践。这一实际举措,丰富了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发展了社会主义文化内涵,深化了社会主义文化主旨,并且随着30年来的不断探索和实践,积累了很多富有创造性的、有很强适用性的经验。

(三)历史原貌与影视剧文化的和谐共荣

前文已经提到,不论是反映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还是影视艺术作品,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原貌是重中之重。换言之,没有了真实性,知青题材电视剧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水之源,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我们知道,影视剧的创作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具体的剧情设置、情节编排上或多或少地要运用到虚幻的艺术表达方式,借以表现出影视艺术作品的感染力。而这二者之间的融合往往会出现问题:过于追求历史真实性,就会缺失电视剧艺术的整体表现力;而较少地向受众呈现历史原貌,则有悖于主题的宣扬,造成剧作华而不实,空洞无比。但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的知青题材电视剧对于历史原貌和影视剧艺术文化之间的关系,做到了和谐共荣。电视观众既能重温逝去的难忘岁月,又很好地通过电视艺术陶醉其中。

摘要:距离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50余年,但知青题材作品始终是新时期文学创作和影视艺术创作的热点。众多影视剧全方位、多视角、客观地反映了知青们的生活原貌,为我们进一步探讨知青时期的历史现象、研究历史意义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关键词:知青,电视剧,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徐景熙.知青题材电视剧创作漫评[J].盐城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1-15.

篇4:新知青“上山下乡”

“我觉得我现在跟我们村的村民没啥两样。”被村民亲切称为“葫芦妹”的胡一萍一脸憨厚。

胡一萍是北京农学院国贸系2006届毕业生,她是“土生土长”的城里孩子,她放弃了在城里工作的机会,选择京郊延庆县永宁镇西山沟村担任起了一名大学生“村官”。

初见胡一萍,瘦小但不乏干练稳重,实在是无法让人把她和“葫芦妹”这个称呼联系起来。

“没错,她就是我们村的村官‘葫芦妹’。”身边的老支书宋德富的话打消了《经济》记者的疑虑。

目前,在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胡一萍们放弃了在城市就业机会,开始“上山下乡”。他们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新知青。

我把青春献给你

2006年7月4日,胡一萍怀揣着“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和一份“支援新农村建设”的愿望和决心来到了只有百十来户人的西山沟村。

“起初也迷茫过,也担心村民不接纳我。”胡一萍坦言,但是聪明的她刚来不久就“攀上”了村支书宋德富为干姥爷,一下子成了村里的红人。“当时觉得人生地不熟,攀个亲戚心里踏实,这也是一种打开工作局面的一条捷径吧。”她在给记者介绍这段经历时颇为得意。

胡一萍的“村官”生涯是从简单地适应农村生活开始的。

“第一件事就是了解村情,当然还要迅速记住村里人的名字,我嘴比较甜,也喜欢聊天,很快地就适应了新环境。”说起这个她一点也不谦虚。

现在,村里人都把她当成了自己人,今天这家大爷给她送来几棵菜,明天那家大妈叫她去尝贴饼子。

实际上,刚走出象牙塔就真枪实弹地干,这些村官们面临的不仅仅是交通、购物的不便、信息闭塞等现实困难,还要面对如何与村干部、村民沟通、如何让村民心服口服这些现实问题。胡一萍用她的真诚和智慧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还有了一个“葫芦妹”的称呼。

“我非常喜欢这个称呼,它不仅蕴涵着村里人对我的喜爱,也是对两年来我在‘村官’岗位所做工作的一种肯定。”

说起这个称呼的由来,还有一段小故事。

虽然对农村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基本适应了,但是胡一萍的心里还是有点迷茫、有些发虚,“我能做点什么?我该怎么去做?”她经常这样问自己。

为了更快地进入“村官”角色,胡一萍参加镇里的大大小小各类培训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她与村民间的距离进一步拉近,同时也发现了这个小村庄竟然蕴藏着大商机。

胡一萍说,在调查中,她发现西山沟村有四百多年种植葫芦的历史。西山沟人不单种葫芦的技术好,旋葫芦条的技术也堪称一绝。任凭手里的葫芦形状千变万化,西山沟人都能迅速旋出均匀细长的葫芦条来,可谓是“家家会种葫芦,家家种葫芦;人人能旋葫芦,人人旋葫芦”。

虽然村民们祖祖辈辈都种葫芦,但村民还只是把它当成日常蔬菜来食用。为了搞清楚葫芦的作用,胡一萍专门回学校请教了老师。老师的答案是,葫芦不仅可以吃,最关键的是一剂药,有很好保健和药用价值。

老师的话让她萌生了一种想法,那就是要把葫芦做成产业、推向市场,让葫芦成为西山沟村乃至永宁镇的绿色名片。没想到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她的干姥爷,他担心种出的葫芦如果卖不出去,既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也受埋怨。

“我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镇领导,镇领导非常支持,并帮我一起做村两委干部的思想工作,打消他们的疑虑。同时,还制定了每种植一棵葫芦补贴一元钱的鼓励政策。”胡一萍说。

如今葫芦已经成了西山沟村的一项产业,葫芦也从原来的10钱每斤,变成了现在的20多元每斤,胡一萍也就有了“葫芦妹”这个村民送给她的新名字。

国贸专业毕业的胡一萍的确很有经济头脑,她盘算着,虽然眼下西山沟的葫芦条虽然卖到了25元钱一斤,但作为一项产业来讲这还只是最初的起步阶段。今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今年我们就给我们的葫芦申请一个商标,让它真正地走向市场。”她有些兴奋地说着。

记者问她工作满三年以后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她不假思索地说:“我还留在我们村,把葫芦产业继续做下去。”

“下乡”进行时

“葫芦妹”只不过是全国几万名村官助理队伍中的一员。他们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在充分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特长,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径为农村的发展、农民的富裕默默奉献着。

这支被称为“新知青”的“村官队伍从1995年江苏省率先开始招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开始,一直持续发展并壮大着。

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2月底,全国共有28个省市区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其中17个省市区启动了村村有大学生“村官”计划。

2008年春,经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部门决定,用五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至此,我国大学生“村官”计划正式转入国家主导的工程建设阶段。“这是对13年来各地大学生村官计划工作的肯定,也是新的、更大规模、更高水平建设阶段的开始。”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跃高告诉《经济》。

北京今年又从北京地区应届毕业生中选聘3095名大学生“村官”,目前北京市大学生“村官”总数达到8136名,超额完成三年招聘8000名高校毕业生到远郊区县工作的任务,基本实现了“村村有两名大学生”的目标。

今年西藏也将迎来首批300名大学生“村官”,与内地省(区、市)都是采取聘用的方式不同,西藏通过公开考录,被录用的大学生“村官”都是正式公务员身份。

不难看出,这个“新知青”的队伍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

《南方日报》2008年5月4日一篇名为《高校毕业生争当“村官”说明了什么 》的文章中写道:“今年山西省将继续选聘1万名大学生‘村官’,截至4月30日报名基本结束,全省报名总数突破15万人,报考比例达到1∶15,报名人数之多、热情之高、社会氛围之好,为山西省近年来少有。”

时下流行一句话:“宁要城市一张床,不要农村一间房。”当越来越多逆“潮流”而动的胡一萍们投身农村成为一个个“村官”的时候,其实,这股“潮流”也在慢慢动摇,因为胡一萍们的到来,让农村真的变了个样。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英语专业的张庆玲,在渤海镇苇店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助理。她看到从事民俗旅游的村民们在接待外宾时因不懂英语错失了很多商机,就办起了培训班。如今,许多村民已能用简单的英语与外宾进行交流了。

2003年以来平顶山市先后帮助制定新农村建设规划2600多个,个人带头上项目200多个,与群众联合上项目1290多个,帮助引进资金10多亿元,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胡跃高介绍说,大学生“村官”在农村传播了新的观念,大学生有学识、有见地,他们的到来,为农村带来了新气象、新观念,同时也推广了新技术、新方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改进了工作方式,提高了工作效率。

安徽大学中国“三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德元认为,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不但为大学毕业生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缓解了就业压力,同时也为农村干部队伍输送了“新鲜血液”,提升了村官的知识结构,并且“村官”生涯对其自身也是一种锻炼、提升,这将会是他们人生中一段难得的经历。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村官

尽管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已经、正在或者将要投身农村,但并不是所有的大学生“村官”都能像胡一萍一样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当“村官”的工作与理想相去甚远的时候、当抱负无法施展的时候、当缺少认同感时候,有少数人无奈地当了“逃兵”。

北京朝阳区农工委宣传科席俊克此前对媒体表示,目前朝阳区在聘用的80个大学生“村官”中有2个人辞职,其他区里也有离开的,但不多。

胡跃高认为,造成大学生“村官”不能融入农村的基本原因有两个:第一,农村人际关系复杂。各种政治关系、家族关系、帮派关系、经济关系、宗教迷信、传统习惯盘根错节、经年积累,形成了特殊的网络。因此,使任何农村工作都具有琐碎、繁杂、敏感、关联性强、难度大的特点;第二,近代大学生多数是独身子女,高中之前即使是农村孩子也是封闭读书,社会知识,特别是农村社会知识贫乏,然后直接进入大学,所学多为专业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招聘为大学生“村官”,以“飞鸽牌”身份进入农村,要从事解决农村具体问题,可想而知其难度将有多大。

在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大学生“村官”课题组的一篇名为《2008年大学生“村官”发展研究报告》调查发现,进村第一年的大学生“村官”多数面临工作难以“深入”问题。感到专业不对口、所学东西用不上、村里矛盾很复杂、人际关系难处理、村里人缺乏认同感、生活不习惯、水土不服、工作无从下手的分别占3.02%、5.17%、3.88%、2.59%、3.88%、1.29%、0.43%、4.31%,合计占24.57%,对前途感到迷茫的占19.83%。两项合计占44.4%。其困扰程度超过了关注收入问题的2倍(21.98%)。还发现,相当比重的大学生“村官”“两张皮”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三年。

张德元建议,在完善政策的同时还要改变思路,不要指望把大学生“村官”永远“留”在乡村,这是不现实的,应对大学生当村官应当实行动态管理,有进有出,像溪水一样,流动起来,才能激励更多的大学生到农村当村官。

篇5:知青下乡心得

一双布鞋闪烁着钻石之光,在记忆之河里晶莹可鉴。

那是我亲手缝制的一双布鞋。

说来奇怪,不擅家务,一根缝衣针拿在手上,不亚于铁棒般沉重,至今尚未缝纫、编制过什么,一动手的露出弱智本性的我,却为自己做过一双颇为像样的布鞋。

如此的不可思议,又是今生唯一做过的事情,就印象特别深,又幽梦般悬浮。悖逆本性,却开出旖旎的花儿,深嵌着那个错乱年代无法绕过的苍凉与悲伤。当然,也有人性的温情,在寒冷的冬日里燃烧,使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还有一缕光亮仍绕心间,引我前行。

那是知青时。

一个山清水秀、闭塞贫困的山村。每日劳作之余,无书可读,我就到社员家串门,以打发寂寞难耐。

常去的是顾大婶家。大婶四十多岁。人长得干干净净,家也收拾得整洁清爽。她性情温和,眼角眉梢时常堆着笑意,咧开的嘴巴里露出当地人少有的白洁牙齿。我一直喜欢干净的人,和大婶性情相合,和她的走动就多了起来。

冬天昼短夜长,收工早,晚饭也吃得早,农活也不累,血气方刚的我们,谁也不想早早钻进被窝睡大觉。闲来没事,我就常往顾大婶家跑。一天晚上,我俩坐在暖融融的炕头有一句无一句地东扯西拉,大婶不耽误手里的活计,飞快地纳鞋底。乡村女人忙完队里就是家里,每天只有睡下才得闲。只见她右手握住的锥子飞快地往左手捏住的鞋底“嗖”地一下扎出孔眼,随之将针插入,牵引麻绳“刺刺”地穿行其中。她的两只手翻花似地轻盈舞动着,又配合得环环相扣,宛若行云流水,大珠小珠落玉盘。原来鞋底也能纳出花儿来啊,我竟痴痴地看呆了。与此同时,随着“刺刺”之声此起彼伏,一种裹挟着阳光、泥土、乡音的气味源源而来,直入肺腑,绵软而亲切。儿时,我常常在母亲、继祖母纳鞋底的“刺刺”声中进入梦乡,偶尔醒来,昏黄的油灯下,麻绳穿过袼褙特有的声音和气味,在茅草泥屋里弥漫,我香甜地咂砸嘴巴,即刻,又沉沉地睡着了。此刻,温软的,甘甜的气息将我缠绕润泽,仿佛又回到了故乡的老屋,我找到了在家的感觉。

见我半天没吭声,大婶用锥子轻轻地插入头上的发丝,笑呵呵地问我,村里比你小的姑娘家全会做鞋,想不想学?

反正闲着太无聊,正闷得慌,不如鼓捣点什么。心是这么想的,嘴上却说,我连针都拿不好,手笨着呢,能行吗?我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

没啥大不了的,这不还有大婶我呢,我这袼褙、麻绳都现成的,哪天你有空,到供销社扯点儿布头做鞋面用。

按照顾大婶的吩咐,一日到公社开会,顺便到供销社买了一块浅灰布头,又买了2尺白花旗,用来做衬子及滚鞋边用。看到柜台里炉果、桃酥、饼干等糕点,口水忍不住往外涌,我责怪自己没出息,还是经不住诱惑,下意识去兜里掏钱。囊中羞涩啊!在生产队出一天工,挣满10分也就值贰角多钱,一年到头即使出满勤,勉强挣回一个人的口粮,见不到现钱是自然的了。我一跺脚,从兜里掏出6角钱,买了一斤桃酥。那时节,长年缺少油脂的肚里总有馋虫潜伏,一包玉米面制作的粗糙点心,胜过任何佳肴。我在回去的路上,边走边吃。油乎乎、香喷喷的味儿顺着口舌、肠胃传遍全身,令我飘飘然。这一来自舌尖上的美感,在心中回旋至今。这就是我们那代人极度贫瘠的青春岁月!

几天以后,下工的路上,顾大婶告诉我鞋面的袼褙(鞋面与里衬两层)已干透,今晚到她家剪鞋样。

在青年点吃过晚饭,我兴冲冲地来到大婶家。大婶已经收拾完毕,猪也喂好了,正在炕头坐着等我呢。她家三间房,见我进屋,打过招呼后,顾大叔转身就到东屋去了,顾大婶和我会意的相视一笑。我美滋滋地脱下帆布绿的农田鞋,上炕坐下了,大婶让我往炕头挪挪,说这儿热乎,离火盆儿又近,咱就别磨蹭了。说着,她哈腰从地上拿起我的一只农田鞋,放到早已准备好的一张泛黄的旧报纸上,用铅笔画出沿线,再用剪子剪出鞋底的大样。又从一本书里拿出她收藏的鞋样(也是报纸剪的),按照剪出鞋底纸样的大小,边合计着,边对照手中的鞋样,修修改改,很快剪出鞋帮的纸样。她将2张纸样分别用针线别在一新一旧的两块袼褙上,在她的一手操办下,鞋底、鞋面就齐全了。剩下的,就由我这个徒弟去完成了。

起初,无论是用锥子在几层袼褙粘连的鞋底上扎眼,还是穿针引拽麻绳,我都不得要领,两手根本不听使唤。即使大婶在鞋底上画出点位,我只要照着扎眼,用针将麻绳引进针眼里,再把麻绳套上锥把绕上几圈,用力拽实就行了,我却好半天纳不上一针。右手中指箍的顶针与我离心离德,老是串位,躲在一边看笑话,手指肚不时被针尖戳破,就有血痕渗出。大婶见状,心疼地抓住我的右手,长长地叹了口气说,真难为你了。

手指疼,对一向皮实的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我主要是心痛。眼下的日子,没有任何盼头可指望。回校继续读书、乃至上大学都成了泡影,那种与书本、笔墨相交甚欢的好日子一去不返了;远在百里之外的父母身体软弱,弟弟妹妹还太小,一家人活得疙疙瘩瘩的,我又不能给父母减轻一点负担。。。。。。不由得悲从中来,眼圈也湿漉漉的了。为了掩饰囧态,就嚷嚷我怎么这么笨啊。大婶笑着安慰说,万事开头难,这活儿只要上手,慢慢就熟练了。就这样,在大婶的鼓励和帮助下,虽然别别扭扭,鞋底纳得不整齐受看,每晚下来,还是有进展的。

我怕同学笑话,一直没把鞋拿回青年点里做。差不多每个晚上,我都在大婶家,一边学纳鞋底、滚鞋帮、上鞋,一边与手里断不了活计的大婶扯些闲篇。有事儿忙活着,时间过得就快,一转眼,就到熄灯睡觉的时候了。我便下炕穿鞋,在门外与大婶告别,伴着满天的寒霜,踩着一地的冰雪回青年点。那时,村里的治安好,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也没什么让人担心的事情发生。

泥墙纸窗的屋子里清静又温暖,火炕热热地烘着我的屁股和双腿,身边的炭火盆里硬木柴的余烬长久地发散着暖暖的热气,暖着前胸后背;当时偏僻的山村也无法避开的、此起彼伏的斗批改声浪被远隔在外。舒心的安静中,只响动着宛若母女的轻言细语与手工活计的轻音乐。哈,如此美好的夜晚,如此美好的环境,还能有什么烦心的事儿滞留心中,让人焦虑伤怀?在大婶身边学做鞋,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快乐,一点点的长进和成果,都让我激动不已;大婶的深情厚谊,从她的眼神、话语、动作和气息里漫溢而来,让我格外的温暖、踏实,就觉得时间不那么难过了。偶尔,抬头看看我和大婶投在泥墙上做活的影子,不禁哑言而笑。谁能想到——当初向同学信誓坦坦地宣布,我这一辈子只做学问,让那些家务活滚得远远的吧!惹得周围一片哄笑。这个书呆子啊,现在不仅整天与泥土打交道,还为一双鞋子忙得甚欢,真是世事难料,沧海桑田啊。

前前后后忙活了一个多月,一双有拉带的布鞋就大功告成了。

等我做完最后一针,将麻绳在鞋底打个小结,用剪子将麻绳剪断,一双崭新的布鞋就竣工问世了。现在,两只容光焕发的新鞋子,喜气盈盈地对着我,这是多大的收获啊!对我而言,破天荒地做成了原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它是值得骄傲和庆祝的——我的第一个作品!那里面的每一针,每个绳角,都融进了我的手纹,我的呼吸,我的体温,我的心路,连同顾大婶的`关心和体贴,堪为心灵牧场里的一湾绿洲。我情不自禁地将鞋子捧在手里,紧紧地贴在脸上摩挲着,呼吸袼褙和麻绳散发的乡土味儿,心里开花似的,一片锦绣。连连说道,这是我做的么,这是我做的么?

孩子,说实在的,送给你一双现成的新鞋,倒不是什么难事,比你自己学做容易多了。我是不忍心看你一到收工就像丢了魂似的,故意给你找点事儿做,手上有活占着,心也就静了,你说是不是?

我一头扑入顾大婶的怀里,夺眶而出的眼泪哒哒地往下掉,哽咽地说,大婶啊,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大婶用衣襟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水,又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傻孩子,要是我的孩子独自在外,不也一样?嘿,别光顾着说话了,还不赶紧试试,看合不合脚?

说罢,她用斧头将两只鞋子分别锤了锤,再用手撅了撅,告诉我这是为了将新鞋揉熟,好柔软些,穿起来好舒服点儿。

我笑看了大婶一眼,转身下地,郑重其事地一只一只地穿上新鞋。哈,想不到这么随脚,不松垮也不紧巴。走两步,看看!大婶话音未落,我又笑看了她一眼,手舞足蹈地在屋地上来回走了起来。鞋子那个透气、舒适有弹性啊,熨帖、爽爽的感觉洋溢心头,美美地回应着拍手叫好的大婶,我在屋地上两只脚腾空连连蹦了好几下。

这天夜里,我好久睡不着觉。一种直觉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我所遭遇的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离家远了,上不了学了,没书可消遣了,笨手笨脚干农活虽纠结郁闷,毕竟有饱饭可吃。当地社员每年的口粮才300斤毛粮(知青是600斤粮),一年到头除了过年能吃几顿像样的好饭食,大部分的日子里是喝稀粥,瓜菜代,却从没见到哪个人愁眉苦脸的,相反,他们却有说有笑地安渡苦日子,他们,不也是活生生的人吗?

顾大婶教我学会做布鞋,也教我学会如何与命运和解——无论命运将我带到何方,都要自觉地尊重并珍惜命运给予的困境及苦痛,从中寻找、顿悟让自己解脱,进而超拔出来的点点滴滴,在脚踏实地与放飞视野中,步入安然、豁达、温暖、快乐的境地,更好地活出质量,活出风采来。

无疑,这双布鞋,成了我人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拐点。

篇6:知青下乡的历史背景

1“互联网+”的内涵

“互联网+”的理念最早是易观集团的董事长于扬2012年11月在第5届移动互联网博览会上提出的,其认为“‘互联网+’是一种化学公式,是未来多屏全网跨平台用户与现在产品和服务的结合”[2]。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郑重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3],使“互联网+”这个理念全面普及。李彦宏则认为“互联网+”是互联网与其它传统产业结合的新模式[4]。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5]认为,“互联网+”是互联网的新阶段,是互联网应用的拓展及功能增强。

“互联网+”的理念认识不同,说法不同,但“互联网+”的本质就是使传统行业数据化、在线化。应用互联网公开透明,覆盖面广的优势,使其与传统行业碰撞,转化为高效、新型的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发展,方便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2“互联网+乡医教育”的意义

在我国农村人口数目大,其卫生服务很大程度上依靠乡村医生提供。他们是卫生保健“三级网”的网底,肩负着向广大农村居民提供基本的医疗、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等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的任务,乡村医生的业务素质和水平,直接关系着农村居民健康保障水平的高低[6]。因此,乡村医生的教育一直都是医学高校重点关注的问题。乡村医生责任大,任务重,但是真正在校学习的时间有限。如何有效地提高乡医的教学实效,医学高校做了大量的教学改革,成效不是十分令人满意。“互联网+”理念的提出,为乡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互联网+乡医教育”既是对“互联网+教育”的教育模式改革的补充,同时也有利于“互联网+医疗”在乡村的发展。“互联网+乡医教育”对提高乡医的教学实效,提升农村医疗卫生质量,保障广大农民的身心健康有着重要意义。

3“互联网+乡医教育”的机遇

3.1 教育资源的共享

互联网+依靠互联网、云计算以及大数据技术等信息技术,实现了教学资源的整合,真正实现医学教育资源的共享。教师能通过互联网+的教育平台,方便快捷的获得教学中需要的文字、数据、图片、视频等资料,使教学内容更加的丰富多彩,同时也能保证知识的时效性,使乡医学生学到的较新医学知识。乡医学生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教育平台,预习、复习教学大纲中要求掌握的内容,更可以从中获得书本上没有的医学知识。因此,教学资源的共享对乡医教育的帮助是很大的。

3.2 学习针对性突出

互联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大数据,通过云端计算,高校教师很容易就获得了乡医学生主要服务乡村的患者信息。常见病、多发病以及发病时间等内容,及时修订乡医培养方案、针对性的教学。乡医学生的学习内容针对性更明确,对提高乡医的服务能力、医疗水平都很有帮助。同时,乡医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对患者资料的了解、掌握,也是向互联网+医疗的有益的过渡,真正地提高乡村医学水平,保证患者的身心健康。

3.3 终身性教育

教育的过程应该是终身性的。乡医的教育由于其特殊性,往往集中在一定的时间内,并且乡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通常还要承担一定的乡村医疗卫生工作,很多乡医学生在授课结束之后,很难再有机会系统、全面的接受医学教育。对新的医学理念、新的医学技术、新的药物等没有机会接触和了解。互联网+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微课、慕课等教学内容,乡医学生在工作之余就可以通过手机、平板等在线学习,通过短时间的视频、动画、图片等,快速的学习到一个医学知识点,并且这些学习的内容是不断更新,使乡医的教育从以往的阶段性教育,变成终身的教育,有利于提高乡医的医疗水平。

3.4 方便性和及时性

互联网的一个特点就是方便性和及时性,乡医能获得及时的医学资讯,培养教师能获得最新的医学资源。并且可以随时随地的查阅,这种教育方式是传统教学方式所不具有的。随着“互联网+教育”的发展,一个全民皆学的学习化社会将逐步形成[7]。

3.5 考评多元化

考评是教育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是对教育质量的一个有效的检验。传统乡医学生的考评主要是在培训期间,采用理论为主,操作为辅的考评方式。此种方式有其局限性。而互联网+的引入,使乡医教学的考评方式变得多元化,除了传统的理论,操作等方式外,还可以实时的在线问卷,线上答题等,使乡医的的考评时间和地点不在仅仅局限在培训期间,能更加准确的考评乡医学生的真实掌握情况。

4“互联网+乡医教育”的挑战

4.1 开发资源面临挑战

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势不可挡,对乡医的教学资源平台要求随之升高。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教育热点,都是对网络技术及网络资源的应用。不论采用哪种方式构建乡医的教育平台,都会面临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医学专业教师运用网络技术的能力有限,并且很多人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专业技术的学习上,不具备把知识转化成网络资源的能力;同理擅长网络技术的人员,医学知识不足,不能准确的在教育资源中表述相关的知识点。因此,乡医教育的优秀资源库的建立,是所要面临的一个挑战。

4.2 教育师生角色变换面临挑战

传统乡医的培养过程中,教师通常扮演了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在传授乡医医学知识的同时,帮助乡医建立正确的医德观。乡医学习的内容是教师安排好的,乡医在学习内容的自主性及选择性上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在互联网+的教育背景下,教师更多的是考虑如何用互联网技术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更多更准确的掌握医学知识,考虑如何在有效整合资源的情况下,更能有效的吸引乡医主动学习。教师和乡医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以前教与学的关系,而是变成了利用互联网沟通的2个方面,一个是互联网+教学资源,一个是互联网+学习。两者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乡医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习内容的顺序自己可以选择,学习的内容也可以自己选择。在互联网+的教育模式中,教师不再是主导的地位,甚至变成了辅助的地位,而学生在新教育模式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教师的教学热情是否会受到影响,学生是不是能正确处理自身的教育地位的变化,这种角色的变化,对传统的教育思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4.3 教育方式的变化面临挑战

医学教育侧重主动学习和评判性思维,不同的症状病因可能不同,一样的病因症状可能不一致,这就要求医生能够具有较高的自主学习能力[8]。互联网+乡医教育的模式,使教育方式发生了变化,在教育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强调、引导乡医学生正确的处理信息的能力、自主思考的能力、总结归纳的能力等。教育的方式由传统的讲授、带教等方式,转变成乡医自主学习,自主安排时间等学习方式,并利用各种信息技术实现网络沟通。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如何发挥更佳的引导作用,乡医学生在新的教育方式中如何获得更多的知识,如何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医学高校如何合理的实现教育方式的转型,这些都是新教育方式提出的挑战。

4.4 教育管理面临挑战

乡医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包括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心理的发展我们可以通过提高认知等方面达到教育效果,生理方面主要依靠体育锻炼等。互联网+的教育模式存在着几个不可避免的不足:乡医学生在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取知识的同时,还可能会获得一些负面的资源。网瘾、宅男等名词的出现就反映出学生身心发育不健康,甚至有些学生能用互联网沟通,但是不能面对面与人交谈。因此,乡医教育管理将面临重大挑战。

4.5 价值观所面临的挑战

互联网能使乡医学生及时准确、大量地获得医学信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价值观念的教育很难体现出来。传统教学中身教的环节,在互联网+的模式中如何有效的表现出来,并行之有效的提升乡医学生的核心价值观,也将是互联网+乡医教育所面临的巨大问题。

总之,“互联网+乡医教育”在丰富乡医培养教育的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严峻的挑战。人们应该认识到:“互联网+乡医教育”是对传统乡医培养教育的提升,而不是对传统教育的颠覆。因此,医学高校应该以互联网+为乡医教育改革为契机,探索出一个适合我国乡医培养教育的新的教育模式。

参考文献

[1]方诗旭.“互联网”医疗:打通健康干预全过程[J].世界电信,2015(5):57-62.

[2]飞象网.“互联网+”终成国家意志[EB/OL].2015-03-09/2016-05-08.http://www.cctime.com/html/2015-3-9/201539176211196.htm.

[3]李海霞.“互联网+”首现政府工作报告将对我国产生深远影响[EB/OL].2015-03-06/2016-05-08.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5/0306/c394090-26651519.html.

[4]李彦宏.让线上生意线下体验无缝对接[N].人民日报,2015-04-30(14).

[5]邬贺铨.从互联网到“互联网+”[N].人民政协报,2015-04-09(3).

[6]韦显威.广西兴业县乡村医生现状分析[J].华夏医学,2008(6):1191-1192.

[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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