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寻访老知青

知青岁月：寻访老知青（共9篇）

篇1：知青岁月：寻访老知青

寻访老知青

郑启五

难忘的1969年，三万名厦门知识青年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狂潮席卷至闽西山区的上杭、武平、永定（俗称“三县”）插队落户，这是建国以后厦门一次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几乎每一个老厦门的记忆中都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此后的年月里，这三万人的大军几乎都陆续调离了“三县”，其中大部分回到了故乡，成为目前厦门职工队伍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岁月的小河又悠悠流淌了二十一年，当年知青中年龄最小的我也已年近不惑！去年夏末，我做为厦门知青作家代表团的一员重访当年一代厦门青年挥洒过青春血汗的闽西山区时，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清晨，当我们的小面包车在那连绵的群山中飞驰，目视近处的小树与荒草在山岗中摇曳，远处的炊烟桑冉冉飘升，突然一个问题抓住了我渴望中的喉咙——“在这梁野山下，平江两岸，是否还见得到当年的厦门插队知青？”我的心跳加速，呼吸也急促了起来。

当我们参观著名的上杭才溪乡时，我激动地获悉该乡的供销社主任就是当年的厦门知青，可惜他刚外出开会，未能谋面。

我们印有“厦门”字样的东小想上杭城关街头，有一位骑着自行车的不速之客迎了上来，与司机搭话。他匆匆离去之后，我才得知他是留在该县县办企业工作的厦门老知青。两次失之交臂，反倒使我寻访老知青的欲念越发地强烈了起来。我调离闽西山区已有十八年了，可我永远忘不了自己在闽西的生活历史，更渴望见见那些还留在“历史”中的同龄人。蜿蜒的柏油公路终于把我送回了记忆深处的武平县城，那水泥长桥，那中心广场，那广场中的毛泽东塑像，一切的一切，都太熟悉了！我从有关方面获悉目前尚留在武平县工作的厦门老知音还有二十余人，为该县当年接收的一万零四百名厦门知青人数的百分之零点五左右。他们基本上都是因为早年与当地青年通婚成家而留下的。

是夜，我顾不得长途旅行的劳顿，急不可待地来到了在县文化局工作的厦门老知青李世俊的家中，终于见到了一张陌生而又熟悉的面孔。尽管武平的同事们依然称他“小李”。但岁月已在他的眼角刻出了皱纹。一套功夫茶具使我们一见如故，随即便用厦门话长时间地交谈、在小家庭温馨的灯光下，一时免令人分不出窗外那幽幽长着微微拂来的是山民还是海风了！他的妻子贤淑面貌美，墙上贴满了独生子的三好生奖状。当我们握别时，只见他嘴角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隔天，副县长陪我回访了我当年插队的十方镇处明村，我拜访了老房东、老队长之后，又私下继续寻访起老知青。我叩响了尚在该镇供销社工作的最后一个厦门老知青车阿朝的家门，不巧男主人因把儿子送回厦门老家过暑假不在，他在镇农械厂工作的妻子接待了我。原来男主人一直怀有调回厦门工作的念头，与他同情况的十余例都已先后调离。女主人表示自己有一手电镀手艺，也很愿意为特区建设出力，只是叹息“无门路”。我爱莫能助，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县里。抢在县长接见的前夕，我又找到了一位在县商店站柜台的厦门老知青。他所在的店门正好面对着当年操管知青的县“四面办”旧址。他列举了离厦工作给家庭生活造成的种种困难后，情绪冲动地表示，自己当初是厦门出来的劳力，目前特区的发展理当考虑他回厦工作的要求。然而他又不愿影响本职工作而回厦门跑调动，结果日拖一日。目前经各方关照，他调回厦门所需的六个大印已经盖了五个，就盼着厦门劳动局最后那关键的一个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我知道厦门的劳动人事部门多年来为知青回城呕心沥血，完成了数万人调回的巨大工程，这是一座功德无量的丰碑！现在面对着这些未归的老知青中的一部分要求回厦工作的同志，是否能再次尽可能地亮起那温馨的绿灯？

从人口社会发展的进程进行宏观审视，人口的城市化是文

明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逆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动，而大动，反其道而行之，最终必将以知青大回城而告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在这个梦幻般眼花缭乱的复杂变更的过程当中，不断演绎着人与人、人与地、地与地之间错综的矛盾纠葛与情感交融，知青与农民的被动与互动中的特殊生存状态，书写出局部曲折的社会发展段落，成为20世纪60和70年代的中国社会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构成。

1991年1月写于第一次重返武平之后

篇2：知青岁月：寻访老知青

------------纪念上山下乡四十周年------------时光如流水，弹指一挥间。上山下乡、插队农村的“知青”生活己经过去了四十年，不知有多少人还能够回忆当年的“知青”生活。我们——当年“知青”大家庭中的一个组成部份，却对那一个历史时期有着较深的回忆，有痛苦，也有幸福；有忧伤，也有欢乐；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在其中。“知青”生活带给我们的是一段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也是我们踏入社会迈出的第一步，是人生中的一个起点，让我们从这个起点开始吧：

一九七O年十一月十六日是我们一生都难以忘怀的日子，在那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代，以“老三届”为主的“知识青年”群体，怀揣懵懂青年的热情，高呼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的革命口号，由铜仁城区几所中学初中的往、应届毕业生组成的“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团队，分别乘上了十几辆满载男女青年学生的汽车，响应毛主席的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号召，告别家乡和亲人，奔赴到石阡县的石固、龙塘、白沙、本庄、乐桥等人民公社所属的生产队落户当农民，经过一天崎岖山路的颠簸，傍晚时分到达离铜仁三百余华里的石阡县城，县”知青办”招待了简单的晚餐后便安排全体学生在石阡大会堂的木椅和地板上休息了一晚，十七日上午开了一个简短的迎送会后，同学们就各自奔往插队落 户所在的生产队。当天中午我们乘车到达了离石阡县城一百二十华里的本庄公社所在地——本庄镇。当时本庄街上刚遭遇一场大火灾，滿地残垣断壁，一派凋零，本来在闲天就非常冷清的街上，显得更加凄凉，我们的到来，就象一股春风，猛然间，萧条的街上来了这样一群年轻的学生小伙子和俊巧姑娘，街上顿时热闹起来，纷纷围上来打听我们的行踪。本庄公社的知青共20人，分别落户在5个生产队。我们一行五人（三男二女）是最后一个离开本庄街上的知青队，随着生产队的村民从本庄街上向东约走6华里的山间小路就进入我们新家所在地——本庄公社黎坪大队沙湾生产队。我们临时的家就在进寨小路的途中，一幢三开间的木质二层小楼，楼上是生产队办公室，楼下粮食仓库，暂时腾空二楼两间房屋安排我们住宿，男女生各一间。门前是一个大坝子约一亩地左右，用三合土浇筑，是用来晾晒稻谷、小麦和油菜籽的。坝子的西侧临时搭了个棚子作为我们的伙房。

我们的新家-------沙湾生产队座落在一座海抜1200米的大山——马耳朵山脚下，生产队得益于千工堰水渠的水滋养，灌溉靠它，人畜饮水靠它，盥洗靠它。全队以稻田为主，而稻田又以梯田为多。旱地很少，分布在蛇皮山、冈家沟、土地脑以及马耳朵大山的半山腰以下的几个地方，主要栽种玉米、红苕。水田一般大季种水稻，小季种植以油菜居多，小麦极少。生产队的副业收入来源主要靠挖煤卖煤、卖水牛、烧砖瓦、卖树木和卖粮食油菜杂粮。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是本庄区的粮油主产区，在当时的那个 年代算是个“富裕”村了。

我们六个知青（老哉十二月来的）都来自铜仁中学，男生中老

三、老哉、大毛是小学同班同学，老三和老二是中学同班同学，女生大梅和小勇来自不同的班级，按年纪排轮依次为大梅、老

三、大毛、老

二、小勇、老哉。这是一群十七八岁还在初中读书的学生，经过小学毕业到初中毕业的四年无政府状态的“文化大革命”，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來到农村，在这里我们将挽起裤脚，扛起犁耙，放下城里学生的架子，认认真真向“贫下中农”学习，领悟春播、夏锄、秋收，冬藏的真谛，学习各种农活，劳其筋骨、冻起肌肤，树立老老实实做事，忠忠厚厚做人的人生准则，“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我们这一个特殊年代临时组成的特殊家庭将在远离家乡四百多里的异域他乡的农村与全国千千万万的同样的家庭一样无期限艰难的运转和生存着。

农村生活首先是从学习和解决吃饭等生活问题开始。因为大家要吃饭要生活就必须学会砍柴、煮饭、炒菜，洗衣、缝被子、做家务以及持家过日子。离开父母一切靠自已，好在来的同学们在家时并不都是些懒汉和小姐，每人都有自已的特长。一般女生都会煮闷锅饭，炒家常菜，男生会做一些砍柴、挑水，烧火的事情。不时会有一些热心的大嫂大姐、大哥小弟们来我们住处，指教一些简便的如蒸甑子饭，做腌菜等生活技巧，使我们的生活逐渐融入到农村普通家庭中。真正像农村人家一样生活，是一九七一年生产队专门给我们盖了新房子后，那时我们喂了猪有了菜园子。新房子共三间，男生一间，女生一间，还有贮藏室一间，左侧为猪圈厕所，右侧盖有厨房。新房子在寨子右侧沙沟旁，背后是一座长滿柏树的小山，左右不远都是村民住家，门前是条溢洪沟，还有一条水渠，渠上架有一渡槽，渡槽中流着千工堰清澈的水，挑水用水很方便，夏天我们就在堰沟中洗澡。门前有四五十平方米的坝子，一半种菜，一半平整为院坝。由于住在寨子中，左邻右居往来更频繁，年轻人晚上常来聚会吹牛，唱歌和聊天、下棋、打扑克，有时也在一起打个平伙，不时也有中老年人和相邻的乐桥公社沙子湾的村民过来玩，同时也把年轻的媳妇和姑娘们吸引来了。我们那里就好像农村文化中心一样，吸引着周围那些渴望文化娱乐，寻求精神刺激和猎奇世界的村民，一些老年人曾说“知青是个宝，群众离不了，带来新鲜事、欢闹半个天”。那时候生产队办了夜校，知青是老师，搞了农村科研小组，知青是骨干。把一些尚未安排有知识青年的生产队撩拨得往公社去要知青。

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不同，由于没有电灯，我们都是用自制的煤油灯照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我们每天亘古不变的劳动时间，经常天黑了还在回家的路上，吃了晚饭巳经九、十点钟是常事，特别是农忙季节。沒有星期天，沒有节假日，只有农忙和农闲。农忙男女劳力轻伤不下火线，知青也一样。比如栽秧季节一干就是半月二十天，每天早晨天未亮要扯100个秧子才能回家 吃早饭，吃了响午又耍扯100个秧子并栽完才能回家。基本上是天黑下来才收工（约傍晚七八点钟），农忙时一天吃四歺（早饭八点左右、中饭十二点、响午四点、晚饭八点以后），农忙吃菜很随便也简单，一般是早饭时炒一大盆西红柿和碎碎辣椒，少油多放盐，可以吃到响午那歺，饭除了早晚是热饭，其余两歺是冷菜剩饭。农忙季节是很累很累的，栽秧时由于一整天都是弯着腰，右手手指要不断插进田中泥巴里，每天累得腰杆直不起，手指起倒签，腿上的汗毛都被田地里的泥巴磨擦得一根不剩。好在人年轻睡一觉第二天恢复如初。农闲时则可以玩一玩。但农闲分夏闲、秋闲和冬闲。夏闲、秋闲就是每一个农忙季节后的短暂闲暇时段。如夏闲时段主要有栽秧上坎后的大小端午节，秋闲时段主要为稻谷抽穗至成熟收割期间。夏闲和秋闲期间我们会洗衣被，砍柴，还能去赶集，有时也到各知青点去串门子，逢生产队某家迎娶媳妇或嫁女也去帮忙湊热闹，有时干脆休息看书读报听广播。冬闲主要是忙过年和玩农历正月。当然也抽空结伴到附近的景点去采风探秘，如到河闪渡领略乌江大河的奔騰，去神仙洞探秘土匪盘据地险峻和隐秘，回忆解放军攻洞时情形。赴茶溪享受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美景，更少不下到石阡古城参观红二、六军团指挥部旧址——天主堂，到城南温泉泡澡，去狮子桥一带吃石阡名小吃——绿豆粉。

学做农活比家庭生活难得多，比如割田坎、上田坎、薅草薅秧、犁田犁土、使喚耕牛、栽秧打谷、除裨选种、杀虫施药等、毕竟我们多少有点文化知识，懂点科学，脑子又不笨，学起农活技巧来一般三两遍就能懂其要领，不一会能操作应用，当然要精通就靠自己多做多炼，俗活说“熟能生巧”。一些体力活如挑重担打赤脚靠的是日积月累的磨与炼。学做农活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比如犁田犁土，牛在前面不紧不慢的走，会使用犁口的农民边稳犁口边踩泥坯还要唱山歌，轻松悠闲像城里人平常散步一样，而我们初学时双手按不住犁口扶手，犁得深浅不一，弯弯曲曲，留下很多田埂（未犁到的地方），不但人累得腰酸背疼，牛也不高兴。其实会使用犁口后才知道技巧就在手上，犁口的扶手就象汽车的方向盘一样，要犁得深一点就向前推压，要犁得浅一点就向后压。泥坯大一点犁口向外拐，泥坯小一点就向内拐等等。而嘴就是刹车，要停下来、要掉头，就得凭嘴对牛的吆喝了。经过一年的艰苦磨炼后，农村的基本农活如犁田犁土，割田坎、上田坎、做秧地、撒谷种，扯秧栽秧、薅秧除裨、割稻打谷等都能熟炼操作，挑重担有了质的飞跃，挑百把斤是常事，二百斤重担也敢试一下，脚底板磨起了老茧，碎石路走起来如飞一样。

农村的农活做不完，每天都能找到农活做，由于人民公社制度形成的“大锅饭”和“人七劳三”的口粮分配制度，平常村民做农活十分懒散，比如薅油菜田的草，十一点钟上工，先到的等后到的，到齐后摆个龙门阵，然后一人一行薅个两个小时就休息一下，再薅二小时放工，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再比如上田坎，一个棒劳力一天从早到晚最多上两三丘田约一、二百米的田埂，如 果是小包干可干上五百米还要放早活。当时农村每家每户小孩很多，一般家庭有三、五个，多的七、八个，人多可以多分基本口粮。因此，那时的农村表现出家庭壮劳力多的人家粮食不够吃，而小孩多的人家粮食反而够吃的怪现象。

那个年代农村会议也多，但农村开会绝大多数是在晚上，村民们收了工在吃晚饭时就在各自挂在家中的喇叭里，听到队里通知晚上到某地或某家开会的信息后，大家仍然会和平时一样不紧不慢吃完饭把猪喂饱，牛关好，喝足茶过足烟瘾后才慢慢吞吞点个火把出门赶往会场。一般到会场早的是未婚小伙子，他们无牵无挂是“耍耍公子”沒有家务，其次为儿女已大或刚娶儿媳妇进门的中年人，因为一切家务有儿女或儿媳妇们去做，他们只管“大事”在家算闲人，最后是那些年轻的父亲们。因为刚成家立业或分家出来，什么事都要操劳，在家是忙人，所以来得晚。农村本来晚饭就晚（夏秋八九点、冬春七八点），再加上人家住得分散，等人到齐开会巳经是晚上九、十点以后了，开一二个小时的会就散场，然而散场后大部分人已睡眼朦胧但是仍然不走，还要在烟雾缭绕的会场谈天阔地吹个把小时牛，少部分要玩到半夜两三点钟。“开会二小时才到齐、散会一小时才走完”是那个年代农村开会的真实写照。

一九七二年以后，农村也悄悄的搞点小包干，农民很高兴，我们也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一些活路我们可以自已作主了。如上田坎分片包干，一天的活路我们一上午就完成了，下午就该 玩。又如到土地坳打干田，生产队要我们知青三天完成，我们二天就完成了。收割稻子是按一个戽斗四个人分片包干，先拈阄子分地段，然后定时间完成，每打一百斤出田谷不分远近争工分十分。有一年我们拈到瓦窑冲，那可费了老力，那里是一个漏斗形的梯田，相对高差约七八十米，没有路靠的是一丘田翻一丘田，最窄的田只有几十公分寬，泥脚深达大腿根，有些地方田坎有二三米高，打一圈稻谷（上面周长近二百米、最下面只有二三十米）仅收一二百斤，30挑（习惯称6挑为一亩）的面积，可收稻谷二千五六百斤，我们四个男知青整整在那里干了三天，可把我们搞惨了。我们喜欢挑公余粮到本庄粮食仓庫，每一百斤稻谷争工分十分，一个来回十一二里地，每天要挑三趟，每人一天可挣工分三四十分。在农村，我们挖过煤|，烧过石灰，烧过砖瓦和喷洒农药防病灭虫，还没日没夜的干过抽水打干田的事，同时还学会了旱地育秧的农业新技术。

农村的确很苦很累，生活简单枯燥，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农村经济十分萧条，好在边远农村集市还比较活跃，农家自喂的鸡、鸭、鹅及禽蛋，住宅地周围自种的各种时鲜水果如桃子、李子、杏子、柿子、柚子、桔子等等，还有自留地上种的棬籽，旱烟，洋芋，红苕和各种时鲜蔬菜，可在市场上換成钱用来购买盐巴和煤油等生活用品。我们自留地有十余棵棬籽树，每年打下棬籽也可換一二十元钱，用来聊补知青点上生活之需。

这里的居住人大部分生活习俗相同，妇女包白棉布头帕，男 子也包头帕，但颜色有白、黑、蓝等，男人出外带一支小巧短长的瓷咀瓷头烟杆抽草烟，在家用铜头铜咀的长烟杆在火塘或灶门前抽草烟，男女在家在外只要做事都喜欢围一个围腰。妇女赶集走人家会梳妆打枌一下，头上梳起转转头，围起白棉帕，身上穿起阴丹士林布做的裙边上绣了花的对襟衣，脚上蹬上绣花鞋，用做工十分精巧的绣花红背披风背起嫩娃娃，成群结队，煞是好看，真是一道好风景。这里人家嫁女十分热闹，除众多嫁妆衣被外，出嫁头一天晚上要“哭亲”，即“哭嫁”。哭嫁时，新娘在闺房内由要好姊妹相陪伴，每一个去贺喜或看热闹的亲朋好友，同学知已，同寨乡亲都由伴娘告诉新娘，某某来了，新娘将按照来人的辈份，身份开始边哭边唱。如是读书人就唱“高山打锣印得宽，读书之人要当官”。如是女青年就唱“妹妹长得像朵花，定要嫁过好人家”。新娘唱完后来人应回唱，如不回唱就得给哭钱。这里的婚姻大都是父母包办定的娃娃亲，有些青年要自由恋爱，就要退亲。而退亲（特别是女方退亲）往住把家退穷了，所以退亲的极少极少。

这里村民十分朴实、忠厚与善良，并且十分好客。印象最深的是刚下乡那年春节，当时年轻人狂热的激情、冲动和新鲜感，使我们留了下来要与贫下中农一道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当时的农村过年不象城市那么喜庆闹热，但也表现质朴实在，也有它独特的地方，值得我们怀念的是村里人的好客和真诚。从农历庚戍年腊月十五左右起，每户村民杀年猪就主动邀请我们去吃年饭，直至农历辛亥年的正月底，全队37户人家，一户一天，我们接连吃了37天，过了37天年，朴实的村民为争先后甚至还发生了争执。晚上不管到谁家去串门，都还要煮夜霄给我们吃，就是在平常只要那家有好吃的，都会叫上我们一块吃，用他们的话说，是吃过喜庆。我们知识青年在那特殊年代的艰难岁月里，在村民的呵护和帮助下，已经完全融入到了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之中，知青和农民己经形同了一家，我们有什么事情他们会来帮忙，遇到什么难事烦事他们会来安慰，而他们有什么事我们也会站出来，什么迎嫁妆抬嫁妆，修房子上柱子，垒猪牛圈抬石块，看碾房守场院等等。农村磨炼了我们，更教育了我们，几年的农村生活使我们认识了农村，了解了农业，懂得并爱上了农民，我们感谢农村，留念教我养我的大山深处最朴实的农民。三、四年的知青生活结束了，可经历和记忆是抹不掉的，非常年代的非常号召促使的非常行动，的确磨炼了我们这一代人。四十年的光阴在历史的长河只是一瞬间，我们也快进入甲子之年，追忆当年轰轰烈烈的知青经历，它留给我们的不光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同时也影响着我们这四十年的人生和工作。我们既要酣畅淋漓地杼发自已的真实感情，也要避免不负责任甚至自暴自弃的徧颇发泄。农村的知青生活避开政治来说的话：首先锻炼了我们吃苦耐劳和认真踏实的实干精神，其二磨练了我们的遇难不退坚韧不抜的意志，其三教会了我们艰苦奋斗勤俭过日子的作风，其四学会了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人生哲学。纯从感情上來 看，农村是广阔天地，沙湾是我们的第二故乡，因为我们大家时刻都想着它，念着它，也时常去看看它。

本庄公社沙湾生产队铜仁知青

訾大建

铜仁地区医疗器械所

叶欣朝

奉建生

董伯新

邓忠梅

郑晓勇

铜仁地区科技局 石阡县农业局 铜仁地区乡镇企业局

铜仁市灯塔中学 贵阳市乌当东风中学

篇3：老知青的归城往事

一段特殊年代似远犹近的艰难回家路, 再次在现实中勾勒那段悲壮的历史画面, 我们感慨, 人们回家的方向变了, 出行的方式变了, 但中国人一年一度回家过年的情结始终没有变。不管回家的路有多长、多艰难, “回家团聚”的信念一直在中国人的倔强中坚持着、延续着。

下乡劳动

2009年1月5日, 农历腊月初十, 北京市海淀区小营东路的一家成都小吃店, 57岁的马克印照例坐在自己已经习惯了的靠窗位置, 要了两瓶燕京啤酒, 就着自己用塑料袋拎来的酱牛肉和酱鸡爪, 开始了一个下午的独饮。

而在30多年前的这个时候, 他正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的哈素公社筹划着怎样回北京过春节。

马克印一家是满族人, 正黄旗后裔, 祖上是吃俸禄的。当年, 满人入关后跑马占地, 祖上在河北津兴弄了一大片地, 后来划成分的时候, 他家自然成了地主。

马克印的爹军统出身, 在重庆受过训, 还有一把中正剑。马家一共11个孩子, 马克印最小, 他有6个姐姐和4个哥哥。

解放前, 老马弄不清形势, 就索性把家里成年的男孩子, 一个送到了共产党军队, 在四野, 跟着林彪的部队;另一个送到国民党军队, 当空军, 给蒋介石开侦察机。

家庭出身的复杂性, 使得马家在1966年8月25日受到了清算, 全家被红卫兵扫地出门, 父母被迫离开北京城, 回到了河北定州老家。哥哥姐姐均已成家, 只剩下马克印一个人独自生活。

当时, 他是北京市西城区北海中学初二年级的学生, 那段时间, 他不敢出门, 整日把自己关在家里。

母亲临走前告诉他:“将大白菜炝起来, 加上水, 烧开, 再把面疙瘩煮进去, 就能做成疙瘩汤。只要会做这种饭, 就饿不着。”就这样, 他靠着还在北京城的大姐和二姐的接济, 不变花样地吃了两年多疙瘩汤。

直到1968年9月9日, 随着知青上山下乡浪潮的裹挟, 他自愿离开了北京。仅这一年, 全国下乡知青就有200多万人。而在之前的几年里, 每年都会有数百万知青走向农村。

他在北海中学填完报名表, 又独自跑到派出所消了在北京的户籍, 回家把被子打好包, 便到北海中学集合。临行前, 学校组织了盛大的送别仪式。姐姐、姐夫还有外甥到北京站为他送行。

他乘坐的一列绿皮车厢的火车上, 一共有1300名知青。首次下乡的知青, 车费都是国家支付, 他们没花一分钱。

火车走了一晚上, 第二天上午10点多到了内蒙古察素齐车站, 在察一中住了一晚上, 次日清晨, 他们一行20多人又被一辆军用卡车载到了土墨特左旗哈素公社。马克印和另外6个学生被分到二家大队的1小队。

正好赶上秋收, 休息了一天, 队长便组织他们与村民一起收割粟子。“第一年还觉得很高兴, 国家每个月都发钱发粮食, 大家一起劳动, 一起吃饭, 也没什么不适应。”马克印说, 自己在农村的8年时间里, 在劳动上一点都不吝啬力气, 放羊、放牛、放马、种地、打柴, 什么活儿都干过。

“最难忍受的是孤独”, 见不到亲人, 看不到书籍报刊, 听不到广播, “往家里寄一封信, 送到大队部, 常常过了好几天, 还放在那儿”。

回城过年

很快便临近1969年的春节。马克印再也按捺不住急切的思乡之情, 他要回北京, 和他一起插队的几名同学也要回北京。全国各地数千万的知青也和他们一样要回城回家。

刚到内蒙古的时候, 马克印怀揣着姐姐给的4元钱, 劳作了几个月, 要回家了, 兜里连10元9毛钱的车费都凑不齐。“当时就是能拿出那些车费, 也不会去花, 干一天活儿才能得1个工分, 也就3毛5分钱”。

几个知青一合计, 决定扒火车, “不管怎样, 只要能回北京就行”。

也没带什么东西, 几个人搭老乡的马车到了察素齐火车站, “人山人海!大部分都是要回城的知青。”

开往北京的列车一进站, 人群蜂拥着朝着车门挤, 马克印仗着自己年轻力壮, 很快便招呼着同行的知青上了车。可刚走了没几站, 他们便在一个车站被轰了下去。

天也冷, 肚子又饿, “好歹是个城镇, 比在农村好得多, 我们合伙花4块钱买了一只烧鸡吃, ”马克印笑着说, “买车票, 我们舍不得花钱, 买吃的我们可豁得出去。”

吃完烧鸡, 几个人在城里转了一圈, 又回到了火车站。候车室里有一个大火炉, 等车的知青们都争着往炉子跟前挤。

几个小时后, 来了一辆开往北京的列车, 大家还是像先前一样也不买票, 争着往上挤。“力气大的就上去了, 力气小的就被挤下车,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赶上下一趟车。”

走了一段, 在集宁车站, 他们又一次被轰下车, 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车再过来, 几个人只能一直等着, 也不知道又过了多久, 终于看到一辆开往北京丰台的车。这次上车走得久, 他们一直站到了山西大同火车站才又一次被赶了下去。

大同开往北京的运煤车多。随后他们便扒上了一节运煤车的车厢, 一群人蜷缩在煤堆上, 火车带着他们冒着凛冽的寒风前行, 被风扬起的煤灰不断往身上、脸上、鼻孔、耳朵里钻。

两天后, 火车终于到达北京丰台车站, 这时, 几个人已经谁也认不出谁了, 连嘴巴里都是煤灰。“我们在车站找了一个水管冲洗, 一直洗了半个多小时水还是黑的。”

回到了自己曾经生活成长的北京城, 马克印“心中又是欢喜又是悲伤”, 家都没了!

在城市青年大量分流到各地农村的特殊年代, 也在每年春节形成了从农村返回城市的巨大浪潮。马克印的经历, 也成了众多知青艰难回城的时代缩影。

无家可归的马克印从丰台花5分钱坐公交车到了东直门的大姐家。无法和父母团聚, 与姐姐、姐夫一家吃了一顿并不团圆的“团圆饭”。即便如此, 这在当时的马克印看来, 也是“非常值当的事”。

转眼开春了, 北方又将进入农忙, 马克印再次和同伴扒火车返回了内蒙古。仍然没有买票, 仍然几次被赶下车, 旅途依旧艰险刺激。

经过在农村的一段生活, 他深刻体会到了农村各种生活物资的极度匮乏, 这次, 他从北京偷偷带了十几包火柴和几双尼龙袜, 到自己插队的村子卖, 一次下来, 挣了十几块钱。“那个时候的农村根本买不到这些东西, 尼龙袜一般卖给要娶媳妇的人家做聘礼, 一双袜子可以挣一两块钱。”

城市诱惑

从第二年开始, 国家不再给这些知青发钱, 队里每年给他们发500多斤没去皮的毛粮, 其中, 一部分是大米和白面, 算作细粮, 其余的便是玉米和小米, 叫粗粮。

别的知青都算计着怎么样才能把发下来的粮食对付吃一年, 马克印却不一样, 粮食一到手, 转手就卖出去。“我也不想那么多, 管他去呢, 能过一天是一天。一次我把粮食卖了90元钱, 等到农闲的时候, 我拿着钱偷偷回到北京, 先到老莫 (前苏联人开的莫斯科餐厅) 吃了一顿西餐, 再去买了块手表, 然后, 买了两件新衣服, 穿着就回村里了。”马克印说他一直都惦记着北京城的丰富生活。

潇洒过后, 回到村里吃饭便成了问题。“东家蹭一顿, 西家蹭一顿, 反正周围的知青也多, 总能吃上口饭。”但毕竟大家的日子都紧张, 马克印还是饿了肚子, 实在没辙了, 他便把衣服拿出来, 换两个鸡蛋吃, 再后来, 把衣服、手表也全换了吃的。

1980年, 在旗里每年举行一次的知青大会上, 马克印认识了一位女知青, 这让他的生活彻底发生了改变。当时, 他是全旗知青乒乓球比赛男单冠军, 这位女知青是知青乒乓球比赛女单冠军。马克印向女知青吐露了爱慕之情, 于是两个人开始了长达4年的曲折恋爱。

在孤独艰苦的劳作之余, 一段纯真的感情原本该给他们单调的生活增添一些精神慰藉。但是, 女知青的父亲是原中央某领导的女儿, 而马克印出身的复杂性, 使得她的家人对两人的交往非常不满。

女友顶着家人的发对, 毅然和马克印交往4年, 一直到1984年, 女知青还是在家人的百般阻拦下无奈独自回了北京。

而在前一年, 1983年, 周围的知青已经全部返城, 马克印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之后两年, 他春节回京看到周围人们生活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便再也难以忍受孤独的插队生活。他开始四处打听回城的消息。

1985年春节, 马克印又一次回家, 在地坛庙会上他首次将河北的风筝引进了北京, 7天时间净赚了7000多元钱, 他也因此成为将风筝引进北京庙会的第一人。这使他更加坚定了回城的决心。

几经周折, 1986年, 他终于以生病为借口办了返城手续。“我哪有什么病, 要有也是当时精神压抑下的精神病。”

重返北京的马克印,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 摆过地摊, 在西单卖过羊肉串。从2000年开始筹备, 到2004年, 他在北京顺义的一处山区专门建成了一处集展览、座谈、休闲于一体的“知青部落”。2008年12月23日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40年, 马克印的“知青部落”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参观交流, 他也因此引来了京城各路媒体的追逐采访。

篇4：追逐，知青的岁月

忆惜，毛主席在1955年批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由此掀起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1975年9月的一天，我也随着市政府欢送大会，代表工程局首批知青，在工区父老乡亲的欢送下，在震天的锣鼓声中，加入了声势浩大的队伍。我们知青点共三十名男女学生，都是刚迈出中学校门，就背起简单的行囊，踏上了“接受再教育”的道路，掀开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蹉跎生活。我们被安排到一座贫瘠荒凉的山头上，从事着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的挖山筑梯田的劳作，两年光阴，难忘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勤劳和汗水，凝固成一段沉重而又难忘的青春记忆。

当年我们风华正茂，带着热情、单纯，心中还充溢着青春的激情与美好的向往，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到偏僻山区去。插队到户之初，我们向善良、纯朴、勤劳的村民，学插秧、割麦、犁田、挑尖担，与他们一起干农活、吃农饭、住农家、唱农曲、聊农趣，抗酷暑、抢双季，修水利、战严寒，并肩作战，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凡日子。没过多久，我们经历了几个月由学生到知青再到和村民打成一片的艰苦的角色转变，小白脸晒成黑包公，细白手炼出硬茧花，稚嫩的肩挑起了百斤担，再也不是手无肌力，五谷不分的学生。知青点房屋建好后，我们三十名知青又从各生产队收编到林场，从此大伙过起了集体生活，开始扛锄拿锹舞大锤，挖山筑田种橘树。父母亲单位为了协助加强知青管理，从企业中抽调一名优秀干部到知青点带队，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她没有领导的架子，对人很亲切，与大家一起开荒种地，插秧、锄草、收庄稼，样样活抢着干。论年纪，她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但她在我们心中却是一位可敬的大姐。她既是领导，也是同事还是知心朋友，更是学习的榜样。

“上山下乡”，过的第一关就是学插秧。经过两天培训，“左手拿一把秧苗，右手大食中三指合力抓两至三棵秧苗，锥形状插入田里，”动作要领己熟，迫不及待想下田实地操作，老场长特意选了块已整好的水田，让大家大显伸手。我们戴着草帽弯着腰，卷着裤腿站在刚能淹没小腿肚的水田里，像模像样一字排开，学着村民抓起抛入水田的小捆秧苗，一边插秧一边往后退。因为新奇我们很兴奋，精神倍增，相互间还掀起了插秧比赛，干得正如火如荼，突然听见一名女知青大声尖叫起来，大伙不约而同将目光聚焦过去，只见一条蚂蝗附在她的小腿肚上吸血，吓得她在水田里连哭带跳，胆大的男知青上前用手一拉，把蚂蝗扯掉，血迅速从腿肚内流了出来，过了会才止住，大伙都为她捏了一把汗。经过半天的忙碌，半亩水田秧苗终于被我们插完，老场长一声收工令下，大家个个拖着疲惫的双腿，艰难地直起了腰身，看着对方的劳动成果，脸上露出了笑脸。

第二天一大早又有人尖叫起来：“不好了，我们昨天插的秧苗一半漂浮在水面上了。”怎会这样？大伙连赶带跑想看个究竟，到秧田前一看，都傻了眼，好好的秧苗怎么都睡在水面上了，一时个个脸上像霜打的茄子“怏”了。随我们赶来的老场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用安慰的语气向大家说道：“知青们，不要灰心，这很正常，你们第一次插秧有一半能活已不错了，看似插秧简单活，也有技巧的，大家只要认真练，会熟练掌握的。”

不服输的知青们“憋”着气，展开了插秧练习，热心的村民们也手把手耐心细教，没有秧苗就拿扑克牌双手配合练，没有柔软的水田，就拿自己棉被当水田练。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天苦练，待知青队伍再度被拉到生产队插秧时，熟练的动作，横竖成线，间距均匀的秧苗，展现在大家眼前，村民们个个竖大拇指赞叹。

简单农活，想要做好也有难度，通过插秧一事对我们启发、教育很大，也使我们改掉了年轻人浮躁、眼高手低的毛病。我们还开展了虚心好学的行动，一份份表决心订上宣传窗，一篇篇心得体会粘上宣传墙，一个个找村民学农技成为时尚。与村民同住一个屋檐下，同耕一块土地，同享丰收喜悦的苦与乐，同奏锅碗瓢盆生活曲，成了我们充实生活乐趣的主导。生存环境差，用双手来改变。生活物资匮乏，养猪养鸡种菜来改善。正因为知青岁月的艰辛，才给我们留下了这永恒的回忆，也磨砺了我们积极向上、不屈不挠的性格。正是那段岁月的历练，使我们体魄变强壮，意志变坚强，精神变充实，才使我们在今后生活、工作中遇到困难，迎刃而解。

光阴似箭，少壮的当年，而今已年过半百，满头青丝渐染白霜。下乡时结识的玩伴们都已由平房改住小洋楼，儿孙满堂，享受着天伦之乐。岁月的洗礼使人成熟，也催人变老，但它抹不掉我们对知青点那段时光的怀念，隔不断我们与翟家大队村民凝结的深情友谊。而今重迈这块土地，追逐青春的岁月，寻找难忘足迹，那一山一水一木，都可追述起知青生活插曲，点燃起一段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更让人眷恋难舍，因为我们把踏上社会的第一春奉献给了这片热土。

责任编辑：肖华

篇5：学习知青岁月方案

南麻街道北刘庄小学

2017.11

品学七年知青岁月”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我校全体师生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而发奋学习、不懈奋斗。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和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围绕《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的故事开展教育活动。以饱满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学校举行“喜迎十九大—品学七年知青岁月”班会活动。

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7年11月

二、活动对象

全校辅导员及全体少先队员

三、活动主题

“喜迎十九大—品学七年知青岁月”

四、活动内容

育目的的故事讲解，开展教育活动。

篇6：知青岁月：山中奇遇

郑启五

我插队落户的闽西武平县永平公社唐屋村离城关百余里路，四周群山连绵，是全省最偏远的自然村落之一，进村后仿佛与世隔绝。

年未的一天，出工时．生产队长请我们抽江西的“爱民”牌经济香烟。所谓“经济香烟”，就是最便宜的一种香烟。我对这种商标的卷烟闻所未闻。我喜欢集邮，连带对香烟盒也有点关注，可能是当时江西出了一个解放军的“爱民模范”叫“李文忠”的，所以有了这样特别的商标。我们福建的经济香烟叫“丰产”，一包9分钱。他轻描淡写他说是从江西买来的，并说离这里最多二十里山路就是江西会昌的洞头公社。“这么近啊！”知青们惊叹道，于是情不自禁，都想尝一尝出省的滋味。几天后我们按捺不住探奇之心的知青使兴冲冲地上路了．沿着一条嵌着鹅卵石的黄泥小路，穿山越岭，走着真走着我们发现林木之间隐约有个小村，不一会儿便看到村头的水田里有三个知青模样的姑娘，有一个高卷的裤腿下涂着斑斑点点的紫药水。我们便下意识地用厦门话与她门招呼，结

果她们愣住了，象撞上外星人似地了解望着我们，然后相互用上海话嘀咕了几句。这下我首先猜出她们的身份，使改用普通话激动地问；“这里是江西吧？你们是上海知青吗？”没容她们回答，我又迫不及待地做了自我介绍“我们是福建的厦门知青！”她们三个也异常高兴，争相从水田里拔出湿淋淋的泥腿子踏上田埂来，口中说：“是呀，是呀，你们怎么会来到这里？”并热情地招呼我们“来，来，来，来喝水！”连续四个“来”字使我心头骤然一烫。在当时厦门人的印象中，上海人总有高人一等的自负，而关于上海姑娘，也有“赤脚羞于见人”的传闻，但一下就在陌生的碰见里烟消云散了！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随后，她门带我们周游了这个微型的江西小山村，并到知青窝里作客。大家在交谈中都为做了几个月的“邻居”而互不知晓，大为感慨了一番。而我好奇的眼睛一直打量着周遭的一切：她们分发的生活、生产用具与我们的大同小异，只是锄头的式样有些奇特。特别难忘的是我随手翻了床头的一手抄歌本，里面全都是全文革前的电影插曲与外国民歌，与我们厦门知青点上的手抄歌本，简直如出一辙。主人们用几个印着“上山下乡干革命”字样的搪瓷子缸盛了热腾腾的白糖开水请我们喝。我至今仿佛还能感受得到那杯开水腾腾扑面的热息。在那个大队供销社买了一包一毛四分的“爱民牌”香烟后，我们就带着莫大的满足，匆匆告别了那个深山中的江西村子和那三位不知名的上海女知青。

那回是我们当中的好些人平生第一回的“出省经历”。事后我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向同公社的厦门知青吹嘘说，我们交了几个上海知青朋友，那三位热情的上海姑娘已在我们加油加醋描绘中变成了天仙一般。当然，也是仅此而已。往后的几年里．会昌的上海知青与武平的厦门知青不时有一些人来往。不少上海男知青春节返沪就从福建走，有的还先在武平的厦门知青点睡一夜，然后搭长途汽车到龙岩换上火车，经来舟转福州到北京的特快到上海，旅程三天半。据说这样还可以比从江西走快上半天。

篇7：知青岁月：芦芨草

郑启五

在我们插队落户闽西武平县30周年的前夕，该县县委和县政府诚邀老知青们回去观光联谊，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厦门老三届热心同学决定为此次活动设计一枚请柬式的《返乡指南》，设计工作由知青画家庄南燕操刀。时间紧任务急，当然不敢指望这急就之作有多少精彩，只要方便通递有利宣导就谢天谢地了。五天后当我第一眼见到成品，大喜过望的感觉顿时溢出心岸。首先被它扑面而来的底色所感动：不是什么大红，也无须什么烫金，而是纯绿的！画家用大笔饱含绿汁在画布上一笔一笔苍劲而有力的竖抹，使整个画底的质地凝结成一方绿莹莹的大理石。画面文字只有亲切的一句——“乡亲们盼望你重返武平，看看第二故乡！”仿佛是从远山之中飘来金秋的召唤，“重返武平”四个橙红色的大号字，沉甸甸地浮挂在绿的世界里，亲切而醉人！最是那画面的主体横置着两叶碧草，我活似撞上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楞了片刻随即失声叫出：“芦芨”，我的“芦芨”！

“芦芨”是一种在闽西山地匍匐前行漫野覆盖的草本植物，只要进入那片红土地你的视野你的足迹便与它相拥相吻形影难离！它的生命力极为顽强，贫山薄土之上郁郁葱葱植被如毯；与林木灌木携手，成为涵养水分保持水土的主力；看那野火烧秃的岭头，总是它义无返顾呕出第一片坚忍的新绿。它还有鲜为人知的药用价值，我们几个男知青初在武平时曾一度小疱疹满身，其痒难忍，老农以“芦芨”的芽叶为偏方，将我等怪病一举除之。

“芦芨”与山居村居的生活难以割舍：收工时疲惫的农妇往往要再作冲刺，猫腰在田头坡地马不停蹄的挥割草镰，直至一捆沉重的收获压上肩头。烧水做饭，引火极佳的它总是首当其冲，“呼”地一阵猛烈燃烧，余烬里也饱含火种，久久温暖着灶膛，而草灰最终还回归田土，肥沃一方。它潜行的根向来不露声色，却周而复始地导演着生了被割割了又生的绿色活剧。奇的是刚割回的鲜草照烧不误，情急之时往灶内塞入碧绿的一团，只见它略喘几屡烟气，即刻吐出满膛的火舌。记得当我们知青集体户自己开火时，村民们送来的“芦芨”高高地堆满了房前屋后。壮实的芥菜杆切片，在“芦芨”燃出的快火中爆炒，那山草的薪香绿菜的脆爽是我一生的回味！

知青初来咋到时依“芦芨”的叶状取名“蜈蚣草”，后来便入乡

随俗，跟着耳熟能详的客家方言发音，“芦芨芦芨”地叫了起来。曾在闽西生活了十年的厦门知青作家谢春池在《岁月的隐秘》一书中将其谐音写为“乌箕”，而另一位闽西老乡则在散文里称其“露芨”，但画家南燕一口咬定“芦芨”为佳，说是惟有用上两个草字头才能尽兴尽意！十分抱歉，“芦芨”的学名叫什么，我至今没搞清楚，推估它大概是蕨草类的一支，于是就埋头在武平客家学会赠送的那部厚重的《武平县志》中查找，结果傻了眼：全县生长的蕨类植物分属32科，共有91种，好一个草本中的大户！其实不知学名也好，敢情真的知了，叫起来还怕拗口哩。

芦芨，我永远的芦芨，当海城的“市花”年年岁岁红红火火，你这山区的“县草”是否苍翠依然？

篇8：知青岁月：寻访老知青

“敬业正直为民解忧无愧标兵优质服务”, 这是近日张女士等四人代表甘井子区红旗公社 (街道) 水产大队 (现渤海水陆公司) 二百多名知青给大连市档案馆档案查阅处送来的一面锦旗。

2011年9月的一天, 原甘井子区红旗公社水产大队员工张女士等四人来到大连市档案馆重, 向档案馆工作人员诉说了自己的经历:1971—1979年间, 张女士等二百多名学生中学毕业后, 先后下乡到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公社水产大队劳动。1980年左右, 水产大队将他们留用在红旗公社所属企业, 当时也未办理招工手续, 一直工作到退休。2004年以后, 这批下乡知青相继到了退休年龄。在办理退休时, 现红旗街道要求填写《农转城退休人员审批表》, 他们顿时一头雾水, 不知缘由。从出生到现在一直是城市户口, 怎么成了“农民”了?而且按农转城退休, 退休金每人只有三四百元钱。于是, 从2006年起, 张女士等四人代表水产大队二百多名知青先后到街道、区、市及省劳动、仲裁等部门逐级上访, 但并没有得到解决。张女士等人并没有气馁, 来到大连市档案馆寻找相关政策性文件。工作人员为其从市劳动局全宗中查找到了辽宁省人事局辽宁省劳动局关于转发劳动人事部《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辽劳险字[1985]76号) 文件。有关部门按照此文件精神, 将原红旗公社水产大队二百多名知青按每人从下乡之日 (即1971—1979年间) 起到1985年止找回十几年不等的工龄, 并且每人每月增加了300—360元工资, 从2012年1月起补发。上访六年的奔波之苦, 终于有了回报, 为此, 她们专程送来锦旗表达谢意。

篇9：深山偶遇老知青

进得院门，见一个年纪在５０开外的汉子，便大声和他打招呼。他一边应答着，一边继续着手里的活计，示意我们随便找个木墩儿坐着。

听他说话的口音，显然带着浓重的江浙方言；看他身上的穿戴，皱皱巴巴的外衣上溅着不少脏污点，但打扮上有别于本地老乡。他一边忙着手中活计，一边大声地但显得很随和地学着本地人说：“哪点来？”（从什么地方来？）我即起身，向他讲明了身份和来意，并向他递上一支烟。他没接，却取下原先夹在耳旁的一支烟叼在嘴上。我见他手不闲着，忙凑过去为他点着了火。

忙完了，他用大海碗为我和我的搭档斟上大叶子茶。那茶嫩橙色，没多少茶味，我知道那是山里人家自栽自制的粗茶。

“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我试探着问。他很憨厚地笑笑，说：“老家在上海。”

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上海人怎跑到这安家落户我不是不知道边疆来过许多知青，但那年知青回城的文件一到，知青们呼啦一声几乎全跑了。

“老知青啦！”他使劲吸了一口烟，烟火狠狠地亮了一下。“怎么，２０年前你没回城？”我很是诧异。“哪里的黄土不埋人？主要是良心搁不住，舍不得困难中帮过我的爱人（他这样称呼妻子）和她的家人啦！”

汉子对我说，他叫麦冬。1968年他刚初中毕业，便从上海到这里插队。什么都不会干，力气又小，挣的工分连糊口都不够，还欠了生产队的债。后来得到荞花（现今的妻子）一家帮助，才度过了难关。后来他做了倒插门女婿。

“那时她可是全寨子的一朵花啦！”他搔了搔开始有点斑白的短发，像想起什么，进屋拿了个镜框出来给我看，并逐一指点他的家人向我介绍。

从照片上看，他妻子荞花年轻时果然称得上是一枝花，照片上还有二男一女三个孩子。如今都长大了，又都不在家。

麦冬说，２０年前那个冬天，生产队开了个知青会，宣读了可以回城的文件。有些动作快的，当晚就连夜步行赶去镇上，以便搭第二天上县城的早班车。“我开完会回到家时，见荞花已哭红了眼，在默默地为我收拾回城的行李，还为我准备了路上的干粮。见此情此景，原先也准备回大上海的我，一下子心软了，一把搂过她，说‘莫捡了（不要收拾了），我不走！’荞花擦了一把泪水，抬起头，问：‘是今晚不走，明天再走么？’我说：‘今生今世都不走了，守着你！’当时三个娃儿都还小，都还不懂事，看着够可怜的。况且，当时我还是民师，教十几个娃组成的复式班。”

后来政策放宽了，他边教书边搞养殖。再后来，“麻雀学校”合并了，他因为学历低，方言又难懂，民师就没得当了，他干脆承包了这里几十亩山地，营林、种果、养猪，又开挖山塘养鱼，一家５口人，年收入有两万多元。他说，在城里，这个数不算什么，但在这里，是个很可观的数字了。

正说话间，有汽车声由远而近，他耳朵尖，忙站起身说：“他们回来了。”不多一会，便有一辆人货两用车停在了院子里。原来，开车的是他二儿子，今天他妻子荞花及三女儿搭顺风车去赶场。

他妻子荞花如今显老了，就像我们通常见到的山村农妇，但镜框里年轻时的俏模样依然依稀可辨。而他家幺妹子出落得亭亭玉立，“闺女像娘”，这也反映出荞花年轻时模样肯定不赖。开车的老二，像民歌里唱的，壮实得像一座山。

我问麦冬：“还有老大呢”

他说：“他不愿呆在山里，早两年到南方打工去了，人各有志啦！”

麦冬告诉我，早几年他拖家带口回了一趟上海，探访过一些当年一起上山下乡的知青农友。他们当年由于错过了求学年华，学历偏低，又没什么专业技能，现今一个个都下岗了。

麦冬对我说：“现今城里人都以有楼有车为时尚追求，这些我早都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