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论

决定论（精选6篇）

篇1：决定论

决定论与非决定论孰是孰非

决定论与非决定论在逻辑起点、处理对象、科学背景及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但它们的对立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它们的结合与互补才能更准确地反映出自然界的.规律性.与之相联系,非因果联系与因果联系一样都是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方式,偶然性与必然性一样也都体现自然界的本质属性.

作 者：葛一竹 黄根喜 作者单位：安徽财贸学院,马列室,安徽,蚌埠,233041刊 名：兰州学刊英文刊名：LANZHOU ACADEMIC JOURNAL年，卷(期)：“”(4)分类号：B017.8关键词：决定论 非决定论 对立 结合与互补

篇2：决定论

作者

高俊 班级

172101班 学号

20101002508 地理环境决定论把人看作是自然条件的产物, 认为人类的体质和心理状态, 人口和种族的分布, 文化的高低, 经济的盛衰, 国家的强弱, 社会的发展, 都听命于地理环境的支配。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 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外因论, 因为它夸大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作用, 用自然规律代替社会规律, 把外部自然条件看成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合理因素与积极意义仅在于, 它试图用物质的因素来说明社会发展, 对于反对神意决定一切的宗教唯心主义观点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实质上, 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但它只是一种外部因素,它对于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决不能取代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这种看法虽然是符合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 是正确的, 但尚有一个理论缺陷: 它没有区分社会的产生和社会的发展。以上观点实质上仅说明了: 在社会的性质和发展动力、方向等方面地理环境决定论是错误的, 但对于社会的产

生问题却没有论及。事实上, 我们说生产力以及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上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性质及其发展的时候, 是把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有机体来看待的, 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性质状况又从何而来? 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 但经济基础又由何决定? 当我们在最原初的意义上追究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时, 就必须超出社会之外, 即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去分析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从社会制度、文化等的产生来看, 地理环境决定论则是正确的。孟德斯鸠在5论法的精神6 中探讨法律制度与气候、土壤等地理环境的关系时, 也主要是在法律的起源意义上, 但他却把其结论扩展到社会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等的发展上, 这就不正确地夸大了地理环境的作用。

从人类起源的过程来看, 文明最早产生于地理环境优越的地方。以埃及为例。埃及地处东北非洲, 是欧、亚、非三大洲的联结点。在地形上, 埃及是一个狭长地带, 尼罗河由南而北流贯全境。在炎热而干燥的埃及, 尼罗河每年的定期泛滥, 不仅灌溉了万千农田, 而且带来了丰富的腐殖质和沃土。河水退下去后, 埃及的劳动人民便在这肥沃的土地上进行耕种。自然科学已充分证明, 地球上的人类最早都产生在水草丰美、食物充足的地方, 如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等。在这一历史阶段, 显然是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 便无法设想人类能够诞生。这一点在探索地外文明的科学研究中尤其显得重要。实际上, 在人类刚刚产生的过程中,还谈不上对于自然环境的独立性, 人类与其周围的自然环境尚处于混沌未分状态之中。因此不是经济基础而是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具有决定性作用。这样说来, 是否与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性质面貌的原理以及唯物辩证法的内因论相矛盾呢? 当然不是, 因为在人类社会获得完全的独立性以前, 其面临的主要矛盾并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而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主要矛盾概念(对于一个事物来说)有一个前提条件，即一个事物的独立存在。不能独立存在的事物谈不上其(内部)主要矛盾, 在主要矛盾意义上, 不能独立存在的事物还构不成一个事物, 而是一个事物的内部组成部分。如一个婴儿的成长(不是纯生物学意义上的成长, 而主要是社会意义上的成长, 作为人的成长)主要取决于其父母亲友的照顾关爱等外部条件而不是其自身, 只有当这个婴儿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等一系列生活独立性之后才谈得上自己的成长, 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果要说这个婴儿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则应是婴儿与父母等周围环境之间的矛盾, 而不是这个婴儿自身内部的某种矛盾。在婴儿尚未长大成人的意义上, 婴儿自身内部的矛盾只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矛盾, 不可能是社会和人意义上的矛盾。只有把婴儿与社会环境(尤其是人)之间的矛盾看作婴儿成长中的主要矛盾, 才能真正说明并理解婴儿的成长过程。同理, 在人类社会最初产生时期, 人与其周围的地理环境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产生的主要

矛盾。可见, 地理环境决定论仍是内因决定论, 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不矛盾。

人类社会形成后自身的内部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有一个逐渐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这一过程是与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从决定性作用到影响作用的演化过程相对应的。显然, 只有在人类社会产生后, 即从自然界获得了自身发展的独立性后, 地理环境决定论才变成了错误的理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从决定作用逐渐下降到影响作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其影响作用变得越来越小。社会自身内部矛盾运动的生命力越来越获得充分的发展, 人与自然的矛盾逐渐从人类所面临的主要矛盾降为次要矛盾, 并越来越以隐蔽的形式反映在社会内部矛盾中。但是, 这一演化发展的方向并不是绝对的,如果人类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超过了一定限度, 就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可见,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客体。至少在人类社会产生的过程中, 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之间不是外部差异, 而是内部矛盾即对立统一。

篇3：决定论

在本书的《导论》部分, 波普首先对“历史决定论”的具体含义作了简要阐述:“我说的‘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 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 并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之中的‘节奏’或‘模式’、‘规律’和‘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从他这一解释可以看出, 波普所理解的历史决定论具有两个最基本的思想:一是肯定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二是肯定能在认识这种规律的基础上作出社会历史的预言。

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序》中, 波普给出了他反对历史决定论的所谓五条论纲: (1) 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 (2) 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干预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 (3) 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过程; (4) 这就是说, 我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 即摒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 (5) 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

五条论纲中, 第 (1) 条是常识, 作为一个讨论前提, 也可以接受, 关键是第 (2) 条, 在我看来, 其正确性值得商榷, 为什么我们不能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呢?按照波普科学哲学的解释, 科学知识的进步与发展是猜测与反驳的结果, 既然是“猜测”, 其前途当然无法预测, 所以, 按照波普自己的理论体系, 这一条尚能自圆其说。但问题在于, 按照波普的科学划界标准, 科学哲学如果算是一种科学, 它的“知识的发展在于猜测与反驳”的结论本身就是一种猜测。把“猜测”的东西作为推论的大前提, 即使逻辑严密, 论证详尽, 其所得出的结论也大可怀疑。 (3) 、 (4) 、 (5) 每一条均是前一条的结论;如果第 (3) 条不成立, 则后面的几条均不成立。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集中批判了历史决定论的两种表现形式。“根据他们对物理学方法可应用性的观点, 我们可以把这些学派分为泛自然主义的或反自然主义的;如果他们赞成物理学的方法应用于自然科学, 则称他们为‘泛自然主义的’或‘肯定的’;如果他们反对这些方法的应用, 则称为‘反自然主义的’或‘否定的’。”

首先, 我们来看他认为的反自然主义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历史决定论断言, 由于社会规律具有历史相对性, 因而大多数的物理学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学。这种观点所根据的典型的历史决定论涉及到概括、实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精确语言的困难以及方法论本质主义的意义。”以上是本书第一部分波普列举反自然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几条理由, 随后, 波普对这些观点逐条分析并稍加评述。在本书第三部分“对反自然主义学说的批评”中, 波普逐条批驳了反自然主义的这些理由, 并重点阐述了“渐进工程与乌托邦工程的对立”。

其次, 我们来看他泛自然主义的观点:持这种主张的历史决定论者认为, “社会学同物理学一样, 是知识的一个分支, 其目的都是达到理论的和经验的知识。”“当我们把社会学相对的成功与物理学的成功相比较时, 我们假定社会学的成功基本上在于对预测的确认。因此, 某些方法 (借助规律进行的预测, 以及用观察来检验规律) 对物理学和社会学必定都是一样的。”

波普对这方面的论述就显得比较杂乱, 远没有对“反自然主义”观点陈述的那样清晰明了, 但其基本思路还是可以理清的, 那就是泛自然主义历史决定论的主张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认为社会学和物理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本质上是一致的或类似的, 他们归属知识的一个分支, 其目的都是为了取得理论的和经验的知识。二是他们在方法上也有一致性、类似性, 知识具体的表现形式上稍有差异。本书第四部分, 波普也对反自然主义历史决定论进行了批判。在波普看来, 历史发展并无规律, 只有趋势, 二者具有严格的限界, 不能混淆。波普甚至不无嘲讽地说:“我们可以说,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是想象力的贫困。”波普认为, 泛自然主义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在于认为自然科学的归纳、概括、经验证实等方法运用了社会科学, 这是传统的经验的科学方法论。按他的一贯观点, 科学是大胆的猜测。理论先于观察, 社会科学尤应如此。

波普在对“历史决定论”的“泛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反驳中, 直接阐述了他本人的观点。作为一名反历史论者, 他认为, 科学方法作为方法是同样既适用于自然, 也是适用于社会与历史的, 但仅以它涉及整体的某一或某些特殊的, 个别的方面为限。社会科学与历史科学是可以发现并阐明人类某些方面行为结果的规律;但是, 就 (作为一个单独的、唯一的) 整体而论, 却是没有规律。因此, 社会或历史的进步, 就只能靠波普推崇倍加的“渐进工程”。

波普是个自由主义者, 因此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思想上的专政;他说:“这种试图控制人们的精神的做法, 势必会毁掉发现人们真正思想的最后可能性, 因为它显然与思想自由, 特别是批判思想的自由不相容。”在他的眼中, 历史决定论恰恰具有这种企图, 而法西斯专制在德国的统治和斯大林集权主义的模式在西方世界所造成的恐慌又强烈震动了波普这根敏感的神经。本书在《序》之后有一句话, 充分暴露了他的敏感的神经, 他说“一些最有眼光的本书评论家对它的标题表示困惑。这个标题意在暗示马克思一本书的标题《哲学的贫困》, 后者又是暗示普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而该书的标题下的一句话更清楚地揭示了波普写作本书的意图:“纪念各种信仰的或各个国家或各种族的无数男女, 它们在历史决定的无情规律之下沦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受难者。”客观地讲, “历史决定论”的确有强烈集权主义的内在要求, 在极端情况下, 他只见规律不见个人, 其造成的历史悲剧有目共睹, 波普如果在这种意义上对“历史决定论”攻击也无可厚非。但他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 完全否认社会历史领域的规律, 而他论证的基点恰是他虚虚实实, 真真假假的知识论, 这就使人很难信服。因此, 就我个人而言, 与其说相信历史非决定论是由于波普逻辑方面的严密论证, 倒不如说是出于“人道与热情”的感化。

摘要：在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书中, 他通过自设的五条论纲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 但就其五条论纲、泛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知识论深入研究下去, 发现他不承认甚至否认社会历史领域的规律逻辑矛盾, 很难令人信服, 所以他的攻击只能说是他出于对“人道”与“热情”的辩解。

关键词：质疑,波普,历史决定论

参考文献

[1][英]卡尔.波普.杜汝楫, 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导论)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1-2.

[2][英]卡尔.波普.杜汝楫, 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序)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1.

篇4：再议“技术决定论”

【关键词】服务器抓取技术；网络舆论；技术决定论

【作者单位】杨涵，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薛阳阳，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基金项目】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专项面上项目“新媒体时代新闻专业主义重构之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CQDXWL-2012-160。

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将现代信息社会称为“弹片文化”社会，认为社会将充满密集而快速飞逝的信息弹片。密集的信息与有限的时间之间的矛盾促使浅阅读出现，加上移动工具的发展和微博、微信等新平台的出现，都推动着浅阅读迅猛发展。

浅阅读时代，热点排行是受众选择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这些排行都是通过抓取技术实现的。以新浪网为例，其门户网站设有实时新闻排行榜，分别以点击量和评论数为标准，显示24小时内各频道新闻的排行情况；微博则推出热门微博榜，其按微博热度（转发、评论、点赞等）由高至低排序。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浅阅读反映的是一种非常态的大众传播过程：一条微博信息所含搅动舆论的能量，可能超过一篇深度报道；排行榜几个关键词，基本决定了受众的关注方向。那么具体到晒娃事件，这个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抓取技术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一、本无对错：范玮琪晒娃事件

2015年9月3日上午阅兵仪式直播时段，明星范玮琪在新浪微博上晒出双胞胎儿子的照片，引来4万多条评论，其中大多数是批判其不爱国的。微博作为社交媒体，晒娃行为本无可厚非，范玮琪在阅兵当天晒娃，却引来网友激烈反应，事件甚至上了新闻头条。一个简单的社交媒体行为，引发轩然大波，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反思这一事件，我们必须先接近真相。新浪微博官方数据显示，范玮琪晒娃微博于9月3日10时29分发出，11时25分至12时25分登上了新浪热门微博推荐的小时榜，随后又上了24小时榜。9时至11时30分是阅兵直播时段，公众的注意力理应集中于此，晒娃微博是怎样上了小时榜的呢？通过分析新浪微博的官方数据，事件为营销炒作的可能可以排除，且大多数恶意评论用户是通过提示性链接知道微博内容[1]，因此，事件经过的合理推论应如图1所示。

由此可见，此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基于服务器抓取技术的热门排行。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的重要效果来自于它的形式，而非内容；媒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影响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不再纠缠事件本身，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舆论正在进入数字时代，服务器抓取技术改变着舆论，有时甚至决定舆论。

二、新现象：服务器抓取技术改变舆论

当前是浅阅读盛行的时代，服务器抓取技术对舆论的影响逐渐凸显，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服务器抓取技术改变网络舆论的话题

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介通过选题策划，选择适合报道的话题传播给公众，告诉公众该想些什么，进而影响舆论话题。对网络媒介来说，任何群体或者个人都能成为网络媒介的把关人，他们具有发送者与接收者的双重身份。

在数字时代，技术充当了把关人，点击量、评论量、转发数、搜索量等数据成为能否形成话题的重要依据，热点排行基本构成舆论关注的焦点。不可否认，这些数据确实是受众创造的，但是微观的个人行为与宏观舆论话题之间的相关性并不能确定，我们不能直接认为网络舆论话题就是由公众设置的。如果范玮琪晒娃是公众设置的话题，那平时也应成为舆论焦点，但事实并非如此，晒孩子的微博在平时可能被各种新闻和话题淹没，根本进不了服务器抓取技术的法眼。

2.服务器抓取技术改变网络舆论的走向

舆论并非一成不变，其走向随着话题讨论的推进和转移发生改变。在网络这个舆论场中，网民、意见领袖、传统媒体、网络媒体、政府介入通常被认为是影响舆论走势的五个因素[2]。但现在看来似乎并不全面，隐匿在背后的技术因素对舆论走向的作用不可小觑。

未来的舆论场是一个有抓取技术参与的战场，网络媒体通过服务器抓取技术实时形成的微博热门推荐、今日头条推送新闻、自动弹出的窗口消息等，促使公众围绕话题进行议论，推动舆论焦点的转移，影响舆论的演变和走势。试想新浪微博若没有推出小时榜，看阅兵和晒孩子两个舆论场也不会有交集；没有24小时榜，晒孩子微博可能很快被其他话题刷下榜，而不会引来更多关注，造成舆论升级。

3.服务器抓取技术改变网络舆论的效应

一般来说，一个热点事件的出现会引发公众意见围绕几类观点进行激烈的讨论，然后在意见领袖的作用下舆论逐渐趋于理性。在浅阅读环境中，人们看得多了，思考得少了，对社会的认知变得简单、片面和机械。受众往往根据抓取技术提供的关键词和标题，将事件和人物按固有思维模式去认知和定性，从而形成舆论的“标签化”。

在服务器抓取技术的影响下，社会大众越来越热衷于给人或事贴标签，这些标签一旦形成将很难改变。范玮琪在阅兵仪式直播期间的晒娃行为被贴上了不爱国的标签，追捧她的粉丝几日间减少了18万，其负面形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恐怕难以扭转。

三、“技术决定论”的当下释义

“媒介即讯息”是麦克卢汉媒介理论最核心的内容，也是他被认定为“技术决定论者”最重要的依据。何为技术决定论？将技术视为变动因素，以此来对全部的社会结构变化进行说明，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主张被称为技术决定论[3]。

在当前数字时代，按照“媒介即人的延伸”的说法，媒介在时空上延伸了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以崭新而独特的方式创造出一个幻觉世界。但当人们对媒介技术的态度从使用逐渐转向依赖时，我们便成为媒介技术的一部分，即“我们变成我们的观察对象”或是“机器控制人”，也就是罗伯特·洛根所说的“使用者变成了技术的延伸”[4]。海德格尔提示人们对技术保持警惕：“在现代技术中隐藏着的力量决定了人与存在着东西的关系”[5]。也就是说，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会改变人与世界的关系，改变人的思维方式，技术会变成人不能控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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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时代与浅阅读的环境下，“技术决定论”呈现为“人变为技术的延伸”。媒介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给人类带来海量的信息与多样的服务，我们的感官由此延伸得无限广阔，但个人却很容易在这种使用与满足下逐渐形成对技术的依赖。当人们完全依靠技术存在而彻底丧失自我时，技术就如同获得意识的生命体一样操纵人的生活，人沉沦在技术形成的虚拟世界中延伸着感官幻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决定论”具有相当的前瞻性。

在数字时代，由抓取技术形成的热点排行，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阅读和思考习惯，网络媒体纷纷以关键词的搜索量、转载量等指标为依据进行新闻选择与话题设置，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解构着专业主义。抓取技术改变着舆论，并通过舆论改变世界。人们通过新媒体形成的拟态环境认识世界、形成舆论的同时，服务器抓取技术也通过人们对舆论的反应改变着现实世界。人有理性，但服务器抓取技术并无理性。服务器抓取技术表面上是由人创造，遵循程序设计者设定的计算机算法，但它造成的结果却是不可控的。具体到网络媒体来说，服务器抓取技术引发的舆论话题很可能失控。

阅兵仪式直播期间在网络上发生的这起晒娃事件，原本就是服务器抓取技术制造出话题引发了网络热议。事件最后无果而终，形象地说就是技术跟人开了一个玩笑，人却较真了起来。当技术开始主导人类的生活方式与规则时，我们应当对此保持充分警惕。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要完全抛弃技术，而是要不为技术的外在所迷惑，更合理使用技术为人类服务。正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所写，“哪里存在着危险，哪里便冲腾着拯救的力量”，“当危险是危险时，拯救的力量已在升起”。技术的发展需要人性的关怀，需要理性的回归，虽然当下信息的“弹片”横飞，但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应当也必须掌握主动权。

参考文献

[1]邹振东. 范玮琪事件：服务器改变舆论[EB/OL] . [2015-09-08]. http：//www.mediacircle.cn/？p=27243.

[2]周志平. 微博舆论影响力研究——基于突发公共事件视域[M].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69.

[3][日]仓桥重史. 技术社会学[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71.

[4][美]罗伯特·洛根. 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M]. 何道宽，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316.

[5][德]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6.

篇5：经济决定论与教育的危机

在我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迈进的进程中，教育被高度地重视了起来，教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成了时代的主题。社会对知识、技能的需求前所未有地刺激着教育，个人和社会对教育的功利性追求分裂着教育。终于，教育的工具化倾向被凸现出来了。

家长送子女上学主要是为了使其获得谋生的本领，他们关注的更多的是考试的成绩及能否考入大学，以便在日后激烈竞争的社会中获得最佳的位置；学生被身不由己地卷入知识与技能的理性训练之中；教师或主动或不情愿地充当着应试教育的帮凶……

长期以来，社会、家长、学校、教师的目光集中在了少数――在个别学校也可能是多数――“成功”学生的身上，而那些被遗忘的失败者只有带着沮丧的心情忐忑不安地走上社会，那不甘的“升学情结”便会变本加厉地追加在下一代的身上。教育对于受教育主体――学生的意义到底应在当下的教育过程中展开，还是应放在尚未触及的未来实现？如果说那些“成功”的学生虽然失去了很多，但毕竟也算成功了，而那些处于我们视线之外的学生，他们得到了什么？

受应试困扰的基础教育如此，那相对自由的高等教育如何呢？

在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的背景下，作为直接面对就业市场和生产并传播知识的大学，浮躁之风日渐盛行。教师忙于科研疏于教育，学生也急于投入社会一显身手，没有硝烟的应试教育仍大行其道。专业化知识的加深，使人文知识相对贫乏，“快餐知识”却炙手可热。各种资格证书漫天飞舞，人格证书却难觅踪影。先天不良，后天欠补，难怪有人惊呼，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太贫乏了。不知是应试教育的惯性使然，还是为了使迷航的心灵得到慰籍，投身新一轮更加实际的功利性追求成了大学生消除迷茫的`必然选择。

我们不妨再换个角度来看一下今天的教育。

随着人力资本理论和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和实践，教育活动本身已经逐渐成为知识要素和人力资本的生产性活动。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使用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离，使专业化知识更显示出了其优越的经济价值。由于知识本身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受到重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和直接。

于是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呼声日渐其高。教育成了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的领导也抓住了挽救教育补给不足，促进教育规模发展的救命稻草。市场经济的概念和运行方式冲进了校园，仿佛一夜之间，学校、教师、学生都赤裸裸地置身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了。教育的经费来源、办学模式、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招生分配、内外部管理体制等开始转向了经济的要求，学校创收、开发不得不列入学校的主要工作日程。盲目的扩招、合并、设立分校成了某些部门、某些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合理的运行方式。教育的这种功利性追求不但在形式上得到了体现，同时也更深入的影响着教育的其他方面。

由此，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在教育与社会诸关系中正超乎寻常地凸现出来，教育的功能被狭隘地以经济上的功利主义所涵盖。正在膨胀的功利性追求越来越模糊和遮障着人们审视教育价值取向的视线。仅在教育与经济关系圈内争论的，经济决定教育还是教育与经济相互作用，无异于置身庐山而欲辨其本来面目，其结果是进一步强化了教育对经济的依附，使教育沦为经济的附庸，从而使教育丧失了其在建构人的精神上的主体独立性。教育的价值取向不得不服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并受制于不健全的社会需求及评价，从而导致教育的裂变。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教育的举办和发展正在以片面地追求和促进经济的发展为主要目标，经济意识和经济行为日益渗透到了学校教育活动中。在教育的诸功能中，过分强调教育的经济功能，相对忽视教育的其他功能的经济主义倾向已经出现。

如果说工业化时代的教育在批量地生产着“技术理性工具”的话，那么，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却在更高层次上快节奏地生产着“知识理性工具”。如果说教育的社会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忽视着个体的人的话，那么，教育的经济主义倾向则把所有的人拉回到了“经济人”的樊篱之中。这样的教育不但违背了为社会培养和谐发展的人的初衷，长远地看，也未必会对健全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既然，知识已成为了一种经济因素而通过教育再生产和传播，那我们就更应重视另一个古老的话题：什么样的知识最有价值？促进完整的人和健全的社会全面发展的知识最有价值。能克服单面的人和单向度的社会产生的知识最有价值。能引领人求真、求善、求美而不致于在知识经济的大潮中迷失自我的知识在今天看来更有价值。

篇6：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威廉姆

——西方学者卷（下）》

P598-601

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

（选自《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威廉姆 肖

至此我阐明了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两个基本概念。既然人们一直不太注意去阐明这两个重要概念，因此第一章的研究，只要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各种问题能提出一种新的看法，可能就会由于其本身的正当权利而具有某种价值。然而鉴于目前研究的特殊目的，我们需要认真揭示这两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概念。澄清这两个概念对于准确地介绍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必要的，同时还可以表明，马克思的见解至少在概念上是连贯的。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马克思所展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既考察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同时也考察与我们的题目尤为密切的、处于不同生产方式过渡之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本章坚持认为马克思把生产力看作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并力图揭示哪些是马克思考虑到了的内容。对马克思的这一主张作错误的理解(常常是由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曲解所引起的)．曾导致一些人否认马克思有赋予生产力以其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这一意图。然而，如果调查研究表明，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远非通常所理解的那些明显谬论，那么．人们或许就不会感到有必要把马克思从其自身困境中解救出来了吧。

详细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历史上的辩证法并非易事。马克思本人很少致力于说明生产力决定论的特征，他的解释者们也与他一样。马克思把精力花在具体地研究这一动力的作用上。所以，以后的一些章节将联系马克思论述过的特定历史过渡，来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这些具体的研究将会为我对马克思所作的“工艺的”解释提供证明，同时还有助于阐明其中所包含的决定论的模式。对比之下．这一章的考察将是比较一般的、初步的。在这里必须提出的一些问题．是为我以后考察马克思的一系列思想一牛产力决定什么，怎样决定，为什么决定等等作准备的。但是，由于缺乏了马克思本人关于这些问题以及有关问题的任何详尽评论，所以这一章不允许我求助于我早先所求助过的那种逐字逐句按原文解释的方法。

尽管如此，我在这里还是打算把马克思理论学说的性质尽可能全面地、连贯地、明白地展示出来。不幸的是，人们对这种理论提出的一些问题，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经常有一些人暗示我们，马克思有理由持一种特殊的见解，而这些暗示，在他们能够帮助说明马克思的更为清楚的观点的地方，就成为问题了。在某些论点上，马克思的不足之处，必须成为我探究的终点。我的目的不是重新刷新马克思的历史模式，以便使它能够经得起当代的批评，即使能够做到的一点。相反，我的日的在于。揭示马克思所发现的历史发展的动力，因为我没有把显然站不住脚的观点---马克思不可能认可的观点强加于马克思。

我认为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马克思把生产力看作是历史中具有动力性的、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如上所述)，这种决定因素的性质和后果，并没有得到广泛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也不乏反对“技术决定沦”者——反对马克思强调的“技术决定论”。因此，作为开始，我将公布一些马克思强调生产力第一性地位的、附加的引语．在阐述这种第一性地位以后，我将提出作为这种第一性地位的根据，分析马克思提供的历史解释的一般质．并考察这种第一性地位对生产决定论所产生的影响。

一、生产力的第一性地位

以上的讨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本身的内容都很清楚地说明，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关键在于人们的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是一切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标志着社会的进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家们因各种原因想阻止把这一论点归之于马克思，冲淡《(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重要意义，这一点值得注意。《(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表述了一种为马克思毕生赞同的观点。甚至在《哲学的贫困》这本马克思在其晚年仍十分重视的早期著作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观点也是很清楚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了的唯物主义观点的进一步提炼。可以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提出了关于较高关系的出现有赖于生产力的观点。

“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

马克思恩格斯这时用“交往形式”以及一些有关词语来表示他们后来称为的“生产关系”，但是已经有了贯穿于马克思成熟著作中的这一观点：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是他们的物质生产、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下举三例：

“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的形式。当一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国家的经济关系，以及社会的、伦理的和政治的状况随着物质生产力量的变化而变化。（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474、488～4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在这些段落中所阐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主旨，是关于历史的发展。虽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它在非原著文献中被令人作呕地强调着)，但是，马克思还是认为，生产力是历史变革的长远的决定因素，区别以下两种类似的论断，对于澄清马克思的观点，也许是有益的(因为马克思本人没有作这种区分)：(1)生产关系的变革始终是生产力变革的结果；(2)生产力的变革总是要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是论断(1)而不是论断(2)声称生产力的变革为生产关系的变革所必需；是论断(2)而不是论断(1)声称生产力的变革可以满足生产关系变革的要求。

生产力的变革既包括现存生产力的改进——即一个社会内部既有生产力内部的变革，也包括那个社会据以作为生产力的要素的创新。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人们对生产力和与其他人的关系在性质上的变化，是“劳动”关系或“所有权”关系的变革。这些变革不包括作为这些变革条件的特定的人或生产力的变化，是由有关变革的关系的性质或类型决定的。同样，马克思通常并不关心特殊的、个别的关系的变化。试想一家停业的制造商，这家特定企业的劳动关系不再存在这一事实，意味着这种特定社会经济结构起了变化(尽管这显然是无足轻重的)，意味着它的生产关系起了变化。然而，马克思事实上只对这些关系的类型(不管是“劳动”类型还是“所有权”类型)上的变化感兴趣。

上面的论断(2)是说明生产力的变革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但这一论断是有问题的。首先，生产力的变革可以由现存的生产关系加以调节。试想一个木匠使用一种新的稍加改进的铁锤代替他的旧铁锤，或者试想在同样的工作中，一个较有技能的木匠代替了一个才能较差的木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论及的关系可能有更高的生产关系，但是这些关系都是同样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很显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协调时生产力也可能进步。

其次，更好地调节现有的生产力，或利用以前未开发出来的劳动力，不一定马上可以见效。无疑马克思主张，生产力的变革引起生产关系的变更，但那是在一种彻底的历史形式中的变更：当人们的生产力发展时，他们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不得不去适应它们。马克思所想象的是一种先于任何重大(上层)建筑质变以前的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增加的压力。

这种压力在根本性的变化实现以前，实质上已经逐渐集结起来，而且，社会生产关系根本转变的确切性质和时间选择(尽管对于马克思来说不是这种根本转变的基本的必要条件)，往往还要取决于上层建筑方面的因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虽然这些斗争领域不纯粹是经济关系的附带现象，但它们对于马克思来说——只是由于生产力的更为基本的压力，才在历史变革中发挥它们的作用。由于生产力所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可能不会马上产生，并且可能为上层建筑方面的因素所影响，这一思想揭示了马克思历史进化观念中的某些重要内容。但是确切地说，它并不降低这种生产力变革引起的生产关系变化的效能。关于第一点(即生产关系不必为适应生产力的进步而总是变化)，它明显地损害了关于生产力的效能的观念，但是，人们可以认为(这与马克思的观点比较接近)，对于任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来说，存在着生产力的某种进一步的发展，足以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至于这种进一步的发展是什么，需要经验的研究才能确定。

这一点与前面提到的两个论断的第一个论断有联系。因此，马克思确实坚决主张生产力的变革对任何生产关系的变革都是必要的；不能认为上层建筑因素对这些变更有重大的作用。所以论断(2)教导人们用生产力的变革来解释生产关系的变更。没有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关系就不可能改进——也就没有变革的动力。这一论断具有以下保留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有时也容许上层建筑现象对经济基础有(某种)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生产关系，使它们发生变化。虽然这种公式不太明确，但是很清楚，他们认为这些改变只限于规定的限度内。所谓规定的限度，就是为生产力所规定的限度。所以，尽管生产关系的变革不总是生产力变革的直接结果，但在一般情况下，或在其他任何实质性的关系变化的情况下，情形仍然是这样。因此，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担负着解释生产力的重任。

二、为什么生产力占支配地位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其他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些经过他们深入思考并作为奠定他们唯物史观基础的观点。所不幸的是，他们为支持这些观点而提出来的论据，往往是轻浮的、草率的。说什么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的“现实的前提”；说什么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活动等等。这些论据很难表现这个领域在理论解释上的首要地位，它们仅会使人深信物质生产对其他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解释物质生产占有支配地位。正是这一点，可能使他们失去判断力，从而导致这样一种不完全的推理。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证上有某些偶然的失误，但他们是在试图说明和捍卫他们关于历史的一般观点。对比之下，他们没有去陈述他们为什么深信生产力在物质生产的社会基本领域中起决定作用的情况和理由——虽然他们常常主张生产关系确实随着生产力增大的结果而变化，但他们对于为什么一定会是这样，只不过暗示了一些线索。人们可能设想，他们不过是把这个论点看作为一种经验常规，因此无须寻求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实际上似乎不是这样。由于马克思是以唯理主义的眼光看待科学，他当然不会认为物质生产在社会领域中的支配地位是不可知的，而是认为物质生产处于支配地位是一种经验观察的规律。其次，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但人们感到，他们给予了物质生产以某种本体论意义的第一性地位，并由此决定了它对于社会科学在解释上的重要地位。同样，他们似乎在实际上已经认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一直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真实。如果他们只是陈述一种观察到的经验规则，他们就不会(人们这样设想过)在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前，如此随便地假定生产力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是生产关系的决定力量。

我认为，马克思或许把生产力在物质生产中的第一性地位看作是一望而知的、显而易见的真理。如果我们考察到他们选择的——在他的一般观念范围内——是生产力决定论，这一点就可能更易于理解。第一种选择是，生产关系既可以被上层建筑的因素决定，也可以被折中的因素决定；第二种选择是，生产关系可以自我发展；或者作最后一种选择，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可以相互决定。第一种选择，显然在无形中破坏了物质生产在理论解释上的地位。社会的经济关系被认为构成了一般社会领域，如果生产关系本身为非基本因素所支配，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关系是更为基本的因素呢?说某种非基本因素或关系系统地决定了经济结构，是与马克思的理论背道而驰的，甚至承认生产关系为各种不同的因素(也许随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况而异)所影响。显然，从方法论出发，也可以把生产关系看作是任何历史研究或社会研究的出发点，但它还是同样地损害了马克思基本观点的精神实质。与物质生产第一性地位相适应的，不是什么别的，正是生产力才可以是生产关系的决定因素，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像是把生产力决定论看作是真理的缘故。

当然，生产关系是可以自我决定的。马克思谈到生产关系内部矛盾的展开时，就暗示着第二种选择，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例如，成熟资本主义的危机和难题，在马克思看来，是资本主义关系本身所固有的。然而，生产关系并不是作为某种内在的、独立的经济演进的结果而发展的。生产关系到底为什么会发展?为什么它们“固有的矛盾”只是在时间的某一点上才成为不可解决的难题，只是生产力的变革、人们生产能力的发展，才使生产关系得到进步(生产能力的发展，使生产关系的矛盾得以显现出来)。如果人们的生产能力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没有扩大，那么——在马克思看来，这十分清楚——人们的生产关系将不会进到高一级的程度。

第三种可能的选择——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决定——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中颇为流行(人们认为，那是因为他们不能使自己承认生产力决定论，所以他们就勉强地把这种观点转嫁给马克思而造成的)。然而这样一种观点不能自圆其说。它明显地与本章开头的引语相冲突；并且，由于在任何一种经济结构发生时，它得不到历史唯物主义为这种发生提供一般的理论解释。因而实质上与马克思思想的整个精神相违背。马克思深信，新的生产关系的引进，在这样的一种方式上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方式中，这些生产力不依赖于(生产)关系。马克思为什么持有这种观点的理由虽然不太明显，但是，这种观点却是他关于生产的总概念的源泉——我一会儿就来讨论这个总概念。

不过，首先什么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的更为真实的理由?说到底，为什么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要同他们不断扩大的生产力相适应?对此，马克思给了两点相互交织的回答。第一，他写道：“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

人们为了适应现存的或将来的生产力，会改变或正在改变他们的生产关系——人们不会放弃生产的进步——这一信念像是关于人类本性的一个假定。马克思对这一假定深信无疑，并可能把它同那些关于人类状况的更为“思辨的”主张区别开来。在他的著作中，这一信念是为一种像历史过程的原因那样广泛的、社会历史的、颇带目的论的社会规律，而不是作为一种应用于个人行为的规范而出现。

第二，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力与其生产关系发生冲突时，以前刻画这个社会特点的基本经济平衡就被破坏了。这可以是由于一定的人或一定的阶级，企图趁机利用可以由社会自由支配的、潜在的或现存的生产力所引起(如中世纪胚胎中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也可以是由于统治阶级本身(如成熟的资本家阶级)已经解放了为它所不能够控制的生产力而引起。经济的不平衡动摇了其余社会关系，大大增强了符合要求地利用生产力的刺激力。既然马克思相信社会不会牺牲它已经获得的生产力，所以他自然认为，只有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才会使社会重新稳定。

马克思在这里的推论意在说明，为什么生产关系要适应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它并不表明，这些关系不同时也为其他的(如意识形态的)因素所决定。马克思是这样主张的，但他并没有去直接论证它。他确实相信，新的生产关系只有在这些关系的前提——适当的生产力——存在时才会形成。这一点对于劳动关系来说是容易理解的。但是，马克思同时也认为，对于所有权生产关系来说，情况也是这样。即使资本主义的其他前提条件已经具备，资本主义也还是只有在必要的生产发展已经出现时才会产生：古罗马就是马克思常常引证说明这一点的例子。同样，他和恩格斯认为，阶级差别的废除，只有在生产发展到某一较高水平时，才有可能。没有足够水平的生产能力，公社式的生产关系只会造成生产方式的停滞和衰落——阶级差别将因此重新出现。批评家即使接受这一点，可能还会争辩说，假定已经有了足够高的生产力，但是，一定的上层建筑因素仍然是为生产关系变革所必需的。这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是会同意的，但是他断言，这些其他因素的出现，来源于新的生产力的存在。这些新的生产力的出现(并且可以设想，人们关于这点的意识)，既刺激了新生产关系的引进，同时又使这种引进成为可能。

于是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的发展依赖于人们生产力的变革，而且暗示了为什么这种变革可以激起关系进行调整的原因。但是生产难道不也是依赖于生产关系吗?——(生产)关系难道不也决定生产力吗?这样一些问题，也许就是上述相互决定论的动机。当然，生产力“依赖”于利用它们的生产关系，因为生产不能在生产关系之外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

虽然生产力是通过人们的活动自然地改进的(即使这种进展可能是逐渐的)，但是它们的进步可能在较高或较低程度上为现存的生产关系所激发。以具有不同生产方式为特征的不同社会形态，在不同程度上刺激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推翻生产力决定论原理。现代工业是已经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的产物，但是现代生产力要求并确保实现社会化的生产关系。此外，具有这种刺激生产力迅速前进特点的生产关系，其本身就是对过去存在的生产发展水平的一种适应。生产关系刺激生产力非但绝对不会使马克思感到为难，而且在事实上可以把他称为这种理论的创始人，即逐步发展的特定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够逐步发展，正是因为它们在历史上最适于容纳生产力的持续发展。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处于支配地位，这源于他关于物质生产本身的思想。作为人类生存前提的生产和再生产，构成社会组织的基本功能。由于这种不断进行的生产过程，人们的生产能力扩大了。显然生产力要受外来(非生产力的)因素的影响，但是它们却提供了关于人们的生产进步、关于人们控制自然程度的最清楚标尺，并且正是这种发展，对于马克思来说，具有第一位的意义。

马克思好像是把这种生产的进步、生产力的扩大不依赖于生产的社会形式，看作一种既定的东西。在他看来，这种发展是一种自然发生，它包含在人类生产活动的真正本性之中。“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他既不询问为什么会是这样，也不寻求更为原始的因素来解释生产力为何可以得到发展。但是，由于不断的生产进步，迫使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向前发展。虽然马克思并不把历史归结为技术变革的历史，但是，他却通过人们与其周围世界的物质冲突这种发展的辩证法，使人类史与自然史成为一体。

然而，却有人寻求过比生产力更为基本的因素，这种因素既可以系统地决定生产力，又可以更一般地解释生产的进步。普列汉诺夫似乎曾经认为，地理就是这样一种因素。然而这种观点不能看作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一种准确解释；马克思著作中论述地理的有关段落，并不包含有这种看法。地理条件虽然在人类早期发展中很重要，但是它们的变化太缓慢了，因而不能够把它们看作生产力的决定因素。此外，大多数地理性的东西(煤的储藏、河流、土地、气候)本身就包括在生产力之内。另一方面，像卡尔·费顿这样的批评家，却曾经指责过马克思忽视了“智力”或某种其他人类能力，声称它们比生产力更为基本，并且事实上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既然人类的知识以及生产的智力已经包括在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之内，所以费顿的批评就落空了。对马克思来说，人们不能忽视生产力的理由，也就是为了给人类社会的研究以更坚实的基础，因而不能忽视物质生产的理由。生产和再生产的循环往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他不归结为一种固定不变的生活方式。宁可说，人类生产本身包括了它的生产能力的发展。所以，对于马克思来说，生产力的发展是在一种为生产关系的发展所不具有的方式上和生产的真正本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生产关系的发展却不尽然，关系的改变只是为着适应于由人类能力的改进而开辟出来的可能性而变革。

三、唯物主义与历史解释

探讨生产力决定论是本章的目的，为了便于探讨，必须考察马克思对生产关系及其在历史唯物主义更大结构中的地位所作的研究的性质。

目前很少有人认为：“唯物主义的”动机(所谓“唯物主义的”是指与心灵或精神上的追求相反这种通俗意义)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有什么地位。确实，经济上考虑的支配地位(在狭窄的控制个人行为的意义上)，在他的理解中似乎限于商品社会，或至少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尽管这种粗略的“物质的”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已经消失了，但是，马克思的观点却还是常常与一种狭隘的经济决定论}昆同起来。这种经济决定论在本质上断言，历史完全是由经济变量决定的，其他社会因素和社会关系同经济变量并不相互作用，只不过是经济关系的傀儡。整个现实被等同于经济领域，国家、法律、意识形态等等反而具有各自不同的较低程度的实体性，这种理论无疑是错误的，马克思并不赞同，很难认为，它与马克思著作的精神相符合。虽然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解释不断发生，但是它还是不断地得到纠正。所以对这种观点无须在这里作过多的说明。我将只是考察恩格斯晚年关于唯物史观的著名通信，不管这些信件在正确、清楚的理论表达方面是如何令人不满意，但是毫无疑问，他和马克思是不能对上述的那种经济决定论负责的。

从上述事实中，很难得出如某些人曾假定过的结论：马克思只是坚持一种一般的相互作用论的观点，从这种观点看来，对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比对另一因素更加看重。确实，我们承认，马克思首先研究经济关系，但是他只是赋予它们在一切都是相互作用着的社会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强调社会现实一切方面的相互关联性，虽然有德国唯心主义和历史主义为之先驱，但它却非常符合20世纪含糊的功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许多情趣。对马克思的这种解释有利于使他的理论为任何人所接受。但是这种解释彻底冲淡了马克思的理论。针对以下的指责，即：“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适用于物质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现今世界，但都不适用于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也不适用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雅典和罗马。”马克思写道：“很明白，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尽管马克思在解释为什么生产方式决定整个社会组织时挥舞那精彩的“不根据前提推理”，但是很清楚，马克思不仅相信社会形成统一的整体，而且相信，这些在功能上联系起来的社会整体是由它们的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上的考虑不是历史事变中的唯一力量，但是，经济领域由以构成社会生活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人们的动机会是它们所表现的那样。1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不是封建生产关系的附带现象，对马克思来说，正是这些关系，掌握着理解宗教战争在其中成为可能的世界的钥匙。

如果马克思那时——由于提出一种在其各种不同的因素中社会经济因素占第一性地位的社会世界的图景——企图在简单的相互作用论和粗俗的经济唯物主义之间采取中间立场，那么这就提出了自从恩格斯以来，使马克思主义者为难的、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确切联系的整个问题。对这个迷宫地带进行令人满意的勘察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一方面，问题不在于描述决定论的特殊类型——例如上层建筑的因果关系，这种决定论允许上层建筑“相对独立”的只是在最后被表现出它的决定性。另一方面，答案不单纯是基础——上层建筑关系是某种只能根据特殊事例理解的，并且每一事例都可在其全部经验的丰富性上被研究的东西。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无疑相信，根据他们的理论，一切历史“必须重新研究”，但是他们的理论却还是指望去做只是比推进历史研究更多的事情。如果基础——上层建筑关系在每一个别社会都不相同，以至于只有通过专门研究才能揭示，那么马克思的隐喻性暗示所应加以探索的道路，就不会导致使历史科学显示有规律的类型。（本尼德托·克罗斯似乎认为像在这里主张批评某事一样，在他的信念中，没有一种原 因或多种原因，会导致从某一个社会经济形态转变到另一个社会形态，通常因为这些原因和环境在每个具体情况下是不同的。克罗斯迎来的不是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对于他来说，他的观点对理解历史只是一种帮助。历史唯物主义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历史哲学，仅仅是强调某些先前(即经济的)被忽略的历史方面。即使克罗斯在这点上是正确的，然而他几乎不能想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者们的意图是如此的朴素）

马克思的模式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列为一种等级体制，这使得他在研究更为基本的关系时，在方法论上可以撇开一定的社会存在领域；但是，我认为也可以假定第二级和第三级社会领域的派生特征是具有系统性的。这样，派生物的性质就会易于进行科学分析和加以公式化。艾迪斯曾抓住以下结论：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马克思关于整个社会相互作用论的理论范围内)主张经济因素第一性就是主张：如果人们要是考察社会的一切相互作用规律和一切社会横断面规律，那么就会发现或能够推出„„(2)，某种从经济到非经济(例如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析)的‘如果——那么’型的统计学上的类似规律；以及可能推论出(3)，一些或者按‘如果——那么’或者按‘如果——并且——只是——如果’方式联结经济和非经济变量的非统计学上的类似规律。”（艾迪斯：《自由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哲学》）

我认为这是一个在澄清以下两个问题条件下会为马克思所接受的结论：第一，虽然马克思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发现了一个一般的等级体制，但是他所论述的规律的形成，不仅总是适用于一般社会，而且总是适用于每一个特殊类型的社会经济组织。正如对马克思来说，虽然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但是却没有实质性的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见马克思致 巴·瓦·安年科夫信中关于经济范畴的问题），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也是如此。对马克思来说，上层建筑派生于经济基础是一个规律，但这是一个规律中的规律：在每一个社会形态中，更为特殊的规律支配着这个一般的派生出来的规律的确切性质。对这一点，恩格斯似乎很欣赏：“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恩格斯l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他说：“到现在为止，还仅仅做一点研究，因为只有少数人是严肃地认真对待它。”）在这里，恩格斯几乎不主张放弃历史研究的理论，宁可说，每一生产方式的上层建筑派生的规律必须出自严肃的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理论指导人们的研究，但是它决不等于作出了确切的、历史上特有而又符合规律的、相互联系的结论。

第二，虽然(或者不如说“因为”)合乎规律的规则不能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发现，但是(所以)，社会复合体的不同方面不是独立的变量。拉布利奥拉和普列汉诺夫很久以前猛烈抨击“因素论”，即一种认为历史或社会是各种不同的、独立自主的社会领域(比如文化或经济)作用结果的理论，赞成关于社会生活更为综合的观点，他们从来没有因此被谴责为暗中破坏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关系第一性地位的坚持。确实，普列汉诺夫无论如何是那个传统的主要支柱。反过来说，对社会世界中一般的相互联系的确认，并不排除对那个世界内因果联系的确认。虽然恩格斯晚期哲学著作强调既在自然领域又在社会领域发生的“普遍的相互作用”，反对“形而上学”的静止的思维方式，但是，他并不放弃对经验规则和规律的科学关注：“只有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了解现实的因果关系。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就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且在这里不断更替的运动就显现出来，一个为原因，另一个为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574～5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古代希腊辩证思想的不完全性，正是它不可能去解剖和分析自然——它不可能去掌握分离现象）恩格斯这一段话是论述自然界的，但是对于社会领域，他也会同样坚持这一观点。虽然他的“辩证法”的锋芒在于提倡越出原因和结果的狭隘偏见而采用一种包含更为广泛的世界观，但是这种世界观必须包含关于现象之间富有规律的规则性的理解。

那种认为人类社会中的因果关系要求现存的有关方面在现实中完全彼此分开的想法，当然是荒谬的。但是此类天真想法，似乎助长了流利的、认为用“传统的”因果关系模式来讨论马克思理论是不适宜的看法。例如，奥尔曼遵循的方针是：马克思并不是赋予任何单个领域以因果上的第一性地位，而是把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它的一切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看成一个有机整体。这种因果关系的缺乏，似乎正是由马克思观点的有机论口授在奥尔曼的头脑中的。奥尔曼和同一派别的其他人，不仅像是在同一种台球式的因果模型工作着，而且他们还错误地认为，事件或社会关系在概念上的相互联系，禁止它们之间有因果联系。马克思确实有一个真正“有机的”社会概念，然而因果观念对于他的社会历史观，以及对于他自信是正在举行的科学工作来说，都是在构成整体时所必不可少的。

既然构成一定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只会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范围内，决定与之相适应的各种不同上层建筑关系，所以，如果一个特定社会的确切性质和历史要是得到阐明，那么其他的规则和规律就会自然得到利用。对马克思来说，生产关系构成一般的社会世界，但是它们单独不能显示某一特定的社会形态的独特特征。虽然可以像《(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样，“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对生产方式进行分析，但它并不直接允许推断出生产方式在一个特定社会形态中的独特表现。至于在《资本论》的分析中，独特的历史事件是偶然的——虽然在这里，“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鸿沟在某种程度上是由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桥梁沟通的。

早先人们论证，对马克思来说，阶级是按照它们各自对某一类型生产关系内生产力的关系规定的。马克思的经验主张是：一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它特有的观念和意向。如果一般地说生产关系构成社会形态，那么对马克思来说，正是阶级分析，揭示了人们的集团如何倾向于从他们各自利益的观点来解释社会世界和他们在这个世界内的各种可能性；现实把它自己不同地“呈现”给不同的阶级。于是像马克思这样的人们，就根据他们的(主要是由阶级决定的)世界观，作出有人性的、难免有错误的决定：工人可能号召或不号召总罢工，他们的对手可能坚决或不坚决地进行斗争，如此等等。历史不是一个封闭的过程，在其中预先注定的东西，只是必然地显现出来。

虽然有这样一种意见，根据这种意见，生产关系的“必然性”特征和历史的“偶然性”事件之间的鸿沟，正像“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鸿沟一样，由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而缩小了(因为被马克思归属到阶级范畴中的人们，都内含于这两种关系之中)，但是，鸿沟还是依然存在着。戴着阶级斗争的眼镜观察社会，可能是也不可能不是一种有益的、启发式的研究。但是，在没有发达的行为科学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有成熟的科学解释或科学预言。当然，往往正是某一个别人或个别事的独特性与历史的理解有关。当马克思的论述转向像帕默斯顿勋爵的外交政策这样的题目时，就显然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了，他的评述断然变成了新闻记者式的、普通平凡的。这样一种特殊历史现象，几乎不可能同关于生产方式长远趋势的“更深刻的”分析直接地、立即地联系起来。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那么，马克思实际上并不企图以他解释更为基本的社会经济现实的方式，来解释“偶然性的”历史事件和上层建筑现象。他的理论在本质上不过是为他从第二级和第三级的因素中抽象地研究这些现实提供许可证。马克思的毕生工作，在于研究一种与日常事件相去甚远的、现实的必然特征。从这个基本的然而又是抽象的社会经济现实的着眼点出发，许多历史和许多关于特殊社会世界的细节是不可能预见的。他的理论引导人们注意到的经济结构决定论，是以十年为单位，而不是以一天为单位计算的。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是以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乐观主义，相信对于它的一切“细微差别”和“细枝末节”的“历史的偶然外貌”来说，科学上全面的解释，在原则上是可能的，但重要的是要懂得：这样一种全面的历史解释所必须凭借的某些法则(例如个体心理学)，不是那些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对象的法则。它(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解释水平要高得多，它提供了历史领域的鸟瞰图，而不是虫眼图。

例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描述，就是在一种很高的抽象水平上进行的。他以英国作为例子，阐述他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但是《资本论》不是对英国的研究(更甚于万有引力定律不只是关于牛顿身边所落苹果的研究)。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草稿中，论述了抽象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马克思自己认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是在一大堆混乱的经济偶然性、复杂的经济形式和现象上的表现中间开辟了道路，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最内在的联系；在理解了这些联系之后，能逐步上升到复杂的经济范畴；最后到达于对日常生活的经济事件作出说明。按照这一程序，《资本论》开始于最基本的然而是抽象的关系，逐步前进到在这些更深刻的关系中把自己显露给表面观察者的那些更“具体的”经济现象和表面范畴。即使这样，对一个特定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并不是论价值的那一章是抽象的，像“生产价格”和“利润率趋向下降”这些更．“具体的”规定性同样也是抽象的。马克思的模型描述了社会经济现实的若干层次。但是，与任何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于其中的社会形态——例如l860年的英国或1900年的德国——相比较，一切都是高度理论化的。

重要的是要记住：马克思是在其整体上，即在其构成一种生产体制或生产方式的范围内，考察了一定的(所有权)生产方式，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律性。对马克思来说，一种生产方式的系统的规律性既是共时的(例如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中)，又是历时的(例如在递增的资本积累中)。任何特定的个别生产关系的历史，大都是生产方式的综合倾向的结果。例如，如果个别关系停止产生，那么这很可能是其他生产关系压力的结果，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生产的社会特征的结果。个别生产关系不可能成为生产力决定论的试金石，它们——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从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功能方面，一般地做到这一点。

虽然生产关系被说成是适应于生产力，但是，正是这些关系，成为马克思的研究对象。第一，马克思所从事的是解剖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解剖它的社会经济骨骼，而这种骨骼，是由社会关系——不是由生产力——组成的。马克思研究了社会世界和社会关系，但是生产力不是关系。甚至于人的劳动力，人们在把它作为一种生产力来考察时，也是撇开其社会特征而考虑其技术方面，而不是因为生产力构成社会世界，因而从他们本身把它们看作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抽象方面。

第二，虽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关系并不归结为它们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可以由人和生产力规定，但是，即使它们在这种意义上不是整体论的，也还是没有任何个别行为的规律——更没有任何技术规律——可以产生生产方式的规律。经济关系具有能使对它们的研究易于达到严格的科学分析的规律性；从个别的偶然性中进行抽象，生产关系的重复性特征就可以得到确定。例如，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就不是一种独特性的事件：劳动力每H被雇佣千百万次，因此这种社会关系固定不变的特征就可以由分析显示出来。这样，生产关系在某种方式上就能成为科学理论的对象，而在这种方式上，生产力本身则不能成为科学理论的对象——而这就是第三点。曾有人提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上的自主性，但这在实际上是从人的较大的意向方面说的，而不是着眼于技术进化特定过程的合乎规律的必然性。对马克思来说，人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人的生产关系——不是生产力——是社会世界的建筑材料，并且是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的真正对象。

生产关系必须在它们本身的层次上来理解，而不能作为它们所适应的生产力的“结果”来理解。然而似乎可以说，生产力在它们与生产关系发生冲突并把社会推向新的生产关系的限度内，在继续不断地向历史的舞台迈进。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说明了为什么正好是此种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而不是彼种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发生的原因。要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发展概念，需要我们抓住生产力的这种决定作用，而这就是我下面将要论述的问题。

四、生产力的巨大动力作用

生产力的历史水平决定了无论是业已存在的或即将产生的特定生产方式。以上讨论的结论就是必须从理论模型方面理解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理论模型揭示了一定社会形态中榨取剩余价值的一般方式。虽然特定生产方式的特点对于了解历史变革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种变革的契机并不单纯在于生产关系本身潜在的矛盾的展开，可以说，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作用，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交替的冲突和适应。当然，这种辩证法的特点在每一个历史变革中随生产方式本身特点的不同而不同，但这里的要点是，生产关系仅仅是由于社会生产能力的扩张才发展到较高的阶段。马克思所提出的这种支配历史的辩证法，其各种不同情景，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加以考察，但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确实提供了一些洞悉其一般特征的见解。第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是不必赘述就可以适当理解的，这是把决定生产力的潜力，生产发展的最高水平赋予每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一本未发表的原稿，通过科恩对我们的帮助搞清了这部分和以下的章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上下文中，这种主张意味着生产力只有在达到这种水平时，才会同生产关系发生严重的冲突。

第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以及在let社会的胚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里马克思又是从整个社会形态方面说的)。人们认为，马克思所谓的“物质条件”，可能是指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或为形成以上二者所必不可少的要素。驱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冲突的同一发展，促进了将要解决这种冲突的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第三，人类社会经济的演进是以可辨认的生产方式、可区别的社会形态为标志的，这些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的演进大体按以下方式重演：(1)随着社会生产能力的扩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日益转变成不协调；(2)二者矛盾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以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得到解决，生产力获得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3)在更高的水平上建立起平衡。然而认为历史的进步是以生产方式的升降为标志的观念，不只是包含生产力决定论的命题在内。不过，如果已经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由于它们在容纳生产力时具有适应性，而被为了自身利益维护这种秩序的阶级保护起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那么，马克思有理由认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协调时，生产关系也可以维持，这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这种对抗、推翻或稳定的模型，似乎就被赋予了某种合理性。

最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列举了人类进步的几个重要阶段，其中所包含的若干历史过渡，本书将在以后部分加以考察。然而，马克思似乎曾经修订了他的特殊的历史时代表(至少是前封建时代)，因为他没有把那么多的精力花费在对它们的详尽阐述上，而且他对它们的经济演进所作的说明，确实是不太令人满意的。马克思不大可能预先就有这种想法，即认为历史演进是通过确定的社会经济类型、确定的生产方式进行的，这些类型和方式的发展在生产力扩张的控制下，导向着它们各自的后继者的产生。

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归属到少数几个范畴之中，其中每一个都是以确定的生产体制、特定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为其特征的。在这种社会体系内，生产的劳动关系经常得到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有效地利用社会生产能力的发展，这些关系一定要定期调整。一定的所有权关系可能促进这种调整，或者它们可能被迫发展——或容许必要的劳动关系，或适应于已经变革了的劳动关系。因此，要想获得适合于生产力的劳动关系，经济结构的社会形式本身可能就需要变更。当生产力和劳动关系在一定生产关系体系中发生脱节(矛盾)时，或当新的劳动关系同它们欲发挥功能于其内的所有权关系形式 之间的冲突变大时，要求变革一般生产方式本身的压力也就增大了。这种情况可能通过阶级斗争发生，因为人们在他们的生产关系中分 裂成具有不同物质利害关系的阶级。其次，对马克思来说，代表与 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阶级，享有历史上的优越地位：只有它的利益才是为刚刚开始的、适应于刚出现的生产力的迫切要求的生产关系所服务的，而且只有它的统治才会导致稳定的经济结构。“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实行 统治的条件。”

历史人物并不常有的历史意向性，在即将逼近的生产方式面前的阶级斗争中显示出来了。人们常常在不完全理解他们实际上在做 什么的情况下，调整着他们的生产关系。确实，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是第一个在充分意识到它的历史地位(这应部分地归功于 这个理论本身的作用)的情况下变换生产方式的阶级。作为对比，资产阶级也想过他们正在为自由和平等而进行革命，然而按照马克 思的理论，他们事实上是在巩固资本主义。

人们的生产关系在适应生产力地持续不断地增长和发展，虽然只是在特定时期，但这些生产力确实与特殊的、刻画经济结构特征的所有权关系的形式发生公开冲突(在经济危机或阶级斗争中)。这就导致同生产力的目前发展及其持续发展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体系给社会构架以新的形式，而且对马克思来说，作为一种结果，它在不同程度上铸造了或重新铸造了其余的社会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特定动力把历史推向较高的、并伴有人类生产能力持续改进的社会经济形式，而对这种基本的历史推进作出全面阐明，需要一种论述有关特定生产方式的理论。

这样一种理论对于任何特定社会都是非常抽象的，这一点可以用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加以说明，我将在下一章中讨论这种过渡理论。马克思从任一特殊的民族——国家的特定面貌，描绘了被抽象化地考虑的资本主义演进。《资本论》给以下的声明作了保证签名：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由于同样的原因，它不授权人们去预言社会主义在什么特定时间或地点来到——但只肯定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是如此这般以致带来社会主义。很清楚，预言或解释一个特定的社会主义革命，需要有比懂得资本主义体系合乎规律运转以及工人阶级倾向于社会主义(当然，这种知识是必要的，但还很不够)更多的知识。然而，革命在某一特定地点由于特殊的(地方的)原因而爆发，这并不破坏比这更广泛的生产力决定论。

要使马克思的理论进一步巩固，只要表明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是由人们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也就足够了。每一社会形态的特定发展，不纯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般理论上的相互作用的重复。世界上的每一个社会集团，不是注定要走同样的四个或五个经济发展阶段，任何特定社会形态的演进不只是一个内部生产活动的事情。《(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列出了整个人类社会经济演进的一般阶段——它们不是由历史所责成的，每一个国家都要毫无例外地攀登的阶梯。社会很少孤立地存在，生产的进步促使它们彼此发生反响。马克思几乎不相信任何国家的历史发展只是它内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民族——国家能够跳过经济阶段，然而它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必须用历史发展的综合模型以及这种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来加以说明和解释。

国家也可能落后甚至倒退。但是当人们举出16世纪(东欧一些地区)封建关系的复活，或19世纪初德国落后的经济状况这种复杂的例证时，上述理论并不强迫人们去一个劲地抓住生产力水平不放。毋宁说，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必须讨论这些社会中生产力的进步与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结，并须讨论它们的各种不同的经济关系的作用——以及伴随而来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如何为周围国家的经济运动所影响。在响应别处资本主义建立时的封建关系的重新加强，并不一定反映这些国家生产力的下降；相反，它反映了影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辩证关系的一些变量的变化：比如，比起一个软弱的、面临着外部竞争的资本主义体制，封建关系暂时也许可能更好地利用生产力。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继续把一种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理想模型研究下去，但是在任何特殊的历史情况下，这种生产方式将和其他生产方式一道一既在这个特定社会之内，也在这个特定社会之外发生作用。把各种各样的生产方式，也许是不同类型的生产方式之问的相互作用，以及把这些生产方式与生产力扩张的联系考虑进去，会使图景复杂起来。但是，只有这样一种分析才能把理想生产方式和抽象研究同某个特定国家特殊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应当指出，马克思对任何个别国家演进的特殊社会经济进程，从来不更多地提供一种说明性的蓝图)。

既然生产力是历史进程的基础，可见马克思是在对这一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决定论”的解释，但是这个标签颇有些不大愉快的含义。这是因为那些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是技术决定论理论的人们，对它作出了不适当的解释。一般说来，这种解释由于从生产力中勾销了劳动力(技巧、知识、经验)或企图把它直接用于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特殊的、个别的变更上去，因而使马克思的理论显得难以置信。因为这些解释显得如此站不住脚，所以马克思的朋友们常常采取这种立场：马克思并没有真正打算把生产力当作生产关系的决定因素。既然我已经对生产力如何决定生产关系提出了有条理的(虽然是抽象的)说明，所以就没有必要再进一步去详细论述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概括。马克思的“决定论”解释家们，不管是如何地不充分，至少强调了这一事实：马克思确实把生产力的增长看作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者。这一点同特定的社会形式以及阶级斗争的联系，形成了他的独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