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呐喊随笔（共6篇）
篇1：读呐喊随笔
读呐喊随笔：终将沉默
读《呐喊》的时候，我经常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本书的名字为什么叫“呐喊”？虽然鲁迅先生已经在《呐喊》自序中提出了铁屋子的比喻，但是我并不能确切地理解。呐喊之所以称之为呐喊，一者在于其声音之洪亮，能够震响被困在铁屋子里的沉睡的人们，再者则体现在发出呐喊者情绪之激越，以至于情之发于肺腑，不用“呼喊”而非“呐喊”不可了。但是当我欲求从《呐喊》一书里读出“呐喊”的感觉，却实在觉得不能体会得到，于是我觉得，也许鲁迅先生的呐喊，更像是沉默中一声低沉的控诉，更像是惊雷，更像是一个冷眼旁观的人发出的一声叹息。
就是这样的一声叹息，在那个沉默的年代，却像一声呐喊一样，震彻了多少人的内心。当时的中国，内部政府腐败，人民愚昧落后，外部又受西方列强的侵蚀，丧权辱国的条约像流水一样签署了下来。不心痛吗？我相信不会有人麻木如斯。但是如果日日如此、年年如此，我们不会习惯吗？这可实在难说。古有云：“烈士徇名，众庶冯生”又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皆先贤之所谓真理。由此观之，在中国，自古就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老百姓尚且吃不饱穿不暖，遑论救国救民，一家上下数口人，就靠着一双手的劳力，若是让着双手去举起起义的大旗，那么民生又要靠谁来保证呢？靠官僚阶级吗？还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呢？老百姓最后还是要靠自己的。
那么，那些仕宦、文人又如何呢？他们的生活也是一样的朝不保夕吧。中国数千年都有“穷则思变”的思想基础，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国家一个体制走到了自己的末路，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终结，要么改变，而“变则通通则达”成了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也是唯一的希望。但是一谈到怎么变，我们又将回归缄默了，也许有人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但是如果没有真正合理的变革方案，不过是将戊戌变法洋务运动之类，换汤不换药地重演一遍，救国依旧是空谈。这就无异于气势汹汹地找到了你认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指着他的鼻子痛骂了一翻，最后却没有将他绳之以法的力量，搞不好还被他“剿灭”。有几个人敢于做这种有去无回的尝试呢？自古以来也只有荆轲一个人吧。
所以，为了生计，我们无心呐喊。于是我们的故乡沉默了，从上至下，由内而外地不发出一点声音，他垂死，他任人蹂躏。即算是真正的勇士，我们的鲁迅先生，也只能在绝望中呐喊而已，叹息而已。
可是鲁迅有何尝不沉默呢？
在鲁迅先生的《呐喊》自序里，谈到了尊父的去世和家境的没落。周围人的冷漠对于当时还是孩子的鲁迅会是多大的伤害我们无从知晓，但是从鲁迅先生自己的记叙之中，我们除了平淡的语言和讽刺的语气之外并不能感受到什么，父亲的去世也只余下“父亲终于日重一日地亡故了”这样的叙述。
至亲的人，唯一的依靠，他的父亲，在他的笔下没有得到多一点的笔墨，这样的无声的哀伤，就是所谓的“死孝”吧，但是与王戎不同的是，鲁迅是将希望与父亲一同归于黄土了。他对于肮脏而充斥着野蛮的社会不再抱有任何的期待，他在沉默中默默酝酿着一声惊雷，他就要改变着世界了，再不济也是要将世界的丑恶完全披露出来。
于是，我们可以说，鲁迅，是一个“沉默的勇士”。
我们还可以由此作出推断，沉默并不是麻木，也许这只是一种对于情感的压抑。
1874年11月14日，隶属于太平洋邮轮公司的“日本号”蒸汽船从旧金山启程前往香港，统舱之内有426名中国人，带着他们在美国攒下财物，和自己同胞的灵柩。一位叫康奈尔的洋人曾经这样写道：“一大群中国苦力从统舱里涌上来„„然而，其他人冷冷地坐着，竭力抑制自己，不露出任何表情„„悬崖近了，更近了，拂晓时分的天光益发明亮，他们依然不动声色的坐着„„这些万里而来的贵人，脸上依旧木然，连起码的好奇心也没有。”
是沉默，是木然，但不是麻木，而是比任何语言都要震撼的静默。归来的远人，只为多年拼搏的结果可以使自己的梦想变为现实，哪怕只是缩写和改写，那样的激动和沉默是不相违背的，甚至是相辅相成的。
统舱里的中国人是这样，铁屋子里的中国人有何尝不是！
于是我们看见单四嫂子的愚昧迷信，也看见她的爱与悲伤，我们看到孔乙己迂腐而死要面子，也看到他的生活潦倒，凄惨孤单，我们听到《狂人日记》中的年轻人说：“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的错”，但也感受到他的惶惑无措，他对于安定的渴望，盼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梦会是真的。
这些事情，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沉默，都是丑恶，都是对于社会的恶疾避而不谈，但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痛楚，从来都是一样的强烈！思及此处，每当我想要像鲁迅先生一样指着那个肮脏的社会控诉时，我就会不知道如何开口。我甚至不知道该指责谁，谁是完完全全的受害者，谁又是彻头彻尾的坏人呢？我们甚至不能将错误归咎于社会，因为社会的模样，也从来不是凭着他自己的意志所呈现的。到头来，我们只能把矛头指向自己，而不能再直视沉默的故乡，好像看了他一眼，就成了麻木的围观者。
而我们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沉默，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旋律，有时候能压倒一切声音，有时候显得微弱了，但从来没有消失过。
但我又不禁想，没有沉默，何来呐喊呢？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篇2：读呐喊随笔
那一声呐喊
-----------读鲁迅短篇小说集《呐喊》有感
合上书本，书页中最后那一抹余香仍萦绕在我心头。坐着那近乎绝望却又有一丝希望的呐喊仍在我耳畔不断回响，冲击着我的内心。《呐喊》是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这些小说反映了五四前后中国社会被压迫者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鲁迅，一位爱国的热血青年，希望通过自己铿锵有力，一针见血的文字来呐喊，唤醒旧中国愚昧无知，受尽压迫的人民，希望唤起他们的理智与良知。一个人竭斯底里的呐喊是为了更多熟睡中人的觉醒。这便是小说集《呐喊》的由来。
《孔乙己》是《呐喊》中的代表著作。这篇短篇小说塑造了一个封建社会中没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穷困、潦倒、迂腐、麻木的孔乙己，在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摧残下终被封建社会所吞噬。作者抨击了国民精神的麻木和社会对苦难者的漠视，同时对腐朽的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尖锐的谴责。本篇的艺术特色在于结构严谨，先是开端，交待了环境和气氛；其次发展，介绍人物；再是高潮，即小说中心——揭露了社会的冷酷无情。小说经营谋篇，工于匠心。特色之二在于以侧面描写来塑造人物性格。作品用第一人称“我”——酒店小伙计耳闻目睹的情况来写孔乙己，他的肖像刻画，对话，经历，都通过“我”的概括叙述来表现，由此塑造的人物，显得真实可信，从而把人物描绘的栩栩如生。小说的语言也极精炼简洁。作者刻画的酒店掌柜，小伙计，短衣帮顾客，孩子们，众多人物都是以简练几笔勾画出来，惟妙惟肖。孔乙己结结巴巴地为自己靠不住的清白辩解时，那一句自欺欺人的“窃书不能算偷”，将旧时代知识分子自命清高而又迂腐不堪的形象毕现无余，令人叹服！
另一篇令我印象深刻的作品是《药》。这篇小说是以1907年民主革命英雄秋瑾就义为背景，经过艺术加工和典型创造而写成的。小说描写了革命者为民众流血牺牲而不被民众所理解，他们的鲜血反被做成人血馒头去医治痨病这样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悲剧，发人深省的剖析了辛亥革命之所以不成功的历史原因。本篇独具匠心的采用了双线结构。一条线索写华老栓为儿子治病；华老栓买人血馒头，华小栓吃人血馒头，华大妈上坟；一条线索写夏瑜的革命活动和牺牲。两个悲剧交织起来，形成了一幅悲壮的图景。作者精细的构思，突出体现在采用特殊的反衬和暗示的写作手法。用“华”“夏”这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姓氏作为流血者和食血者的代称，其意蕴极为丰富深长。全篇其实只是写一个革命者牺牲事件的反面，通过一群不觉悟的人对此的印象及其反应，来反衬出革命者的惨烈。夏瑜被杀没有明写，而是从围观人的动作描写中暗示出来；其被杀地点也分明点出为古某亭口，这正暗示着秋瑾被害的绍兴古轩亭口；其视死如归的精神是通过狱卒和听众们愚妄的反应反衬出来的；其坟上的花圈则暗示：他的同志们仍在坚持斗争。小说末尾以阔人祝寿的馒头比喻坟头，其中的暗示意味就更加深远，令人警醒了。小说的全篇笼罩着浓重的阴冷气氛，也是作者为突出人物和主题而成功营造出来的，使吃人血的故事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篇3：读呐喊随笔
我是带着寒意去学校会议室浏览老师们写的随笔的。谁知这一看不仅眼前一亮、心底炽热, 还让我在会议室“折腾”了三天。我悲喜交集, 从末有过的一种圣洁和空灵的感觉, 促使我心里的小溪涓涓流出。我想, 还是首先把镜头对准这样几段文字吧……
(一) “学生两次沸腾, 有的流下激动的泪水, 场面持续20多分钟。要期中考试了, 我仅仅和他们握握小手啊, 竟然产生这样意想不到的效果。我真为自己以前对他们的态度感到羞愧。沟通太少, 方法简单。” (《握握学生的小手》———肖庆召)
(二) “世上没有两张相同的绿叶。我们的学生不见得都应该是我们喜欢的人。整个社会不可能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喜欢的东西。但是, 他依然存在。” (《老师, 你怎么了呀》———彭继文)
(三) “当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是那么的可爱, 那么的善解人意。平日不是自己报怨得太多, 唠叨得太多?看着他们一个个在我面前无拘无束、幽默风趣的样子, 比我看到一副副冷漠的神情有趣多了。在他们面前一个眼神, 一个微笑都能得到热烈的回应, 还有什么比这更开心的事呢?做老师真好!” (《对不起, 我迟到了》———彭清岚)
(四) “面对顽皮学生的‘故技重演’, 老师惊奇地发现他心中的底线, 就是不愿离开学校。这样的‘底线’其实也就是学生的心理防线, 老师要善于把握。再顽皮的学生也是如此。” (《刘世柱的哭泣》———周易)
(五) “讲台上乱七八糟, 到处是桔子皮。老师顺手把本子整理好, 又把桔子皮拾到垃圾桶里……老师没有暴风骤雨般的责骂, 而是默默地这样做着……奇迹发生了, 几个学生快步走上讲台, 拾桔子皮、擦黑板, 一切都在无言中进行……” (《无意中的榜样》———蔡冬香)
其实, 这不是电影的蒙太奇, 而是笔者从老师随笔中采撷下来的几片“绿叶”。读着这样的文字, 我从心里产生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愉悦。我仿佛又一次看到讲台的神圣、黑板的宽敞, 感受到一股巨大的暖流温暖着校园。不知你是怎样看的, 怎么想的。不过那时的我, 的确心动了, 的确被那些看似质朴却充满真诚的文字所感动。我觉得寒意早已离去, 只剩下一片燃烧的激情!
“感”为何物?
说实在话, 仅三天要读完七十位老师写的355篇教育教学随笔, 困难的确很大。但是我真的读完了, 不过正如文章开头所言是“浏览”。尽管如此, 我还是感到收获颇丰。我的心一次次欢腾, 一次次震撼。我看到了学校潜在的一种力量和生机, 那就是我们的老师学会了“思考”, 开始了“探究”, 重新在给自己定位。
学校是一部运转着的大机器, 每一个零部件都很重要。机器要正常运转“核心”固然重要, 但也离不开每一个零件的功效。老师好比这部运转着的大机器上的一个个零件。我感受到我们的老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已经不再只满足于按学校要求去做了。他们对自己的工作, 甚至对学校的一些工作决策多了一些理性思考。高远洲老师提出的“点面结合, 不搞一船拖”的体育教学设想颇有新意。他在分析了本县几所体育教学强校具体情况后, 结合我校实情, 思考我校体育教学工作如何“突围”, 如何“物尽其用, 人尽其才”, 让教学资源最大限度地得到运用。假如说, 我校108位教职工都学会这样的“思考”, 那么我们将有108条“杀出重围”的道路。“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种“罗马效应”真令人拍案叫绝!事实上, 还有很多老师也学会了“思考”。《如何面对初三特长生》是姚宁老师针对初三年级美术特长生训练时间少, 内容单一, 人数多, 学生不重视学习作出的“思考”。在文章里, 他在提出教学对策的同时, 还感到“一位老师如果真的关心学生, 那么你就是再严厉, 学生也会喜欢你!”黄晓老师用一位初涉教坛新人的眼光思考着自己的教学工作。面对突如其来的角色转换以及多层次的“复式教学”, 她虽然很茫然, 却用《二胡小组课的初探》一文思考自己的教学工作。文章虽然稍显幼稚, 其精神可嘉。王永芝、刘艳菊、张艳等老师也对自己的工作岗位及新教材教学问题和学生学习困难进行了“思考”。
如果说“思考”是调整教学的航标, 那么“探究”则是老师走上教育教学的航程。令人欣慰的是在实施新课改的今天, 我校教师已经启航, 把一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足迹留在了教育教学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无论是学法研究还是教法探讨, 无论是教育的聚焦还是教学的反省, 都无不体现老师两种思想、多种观念碰撞的“阵痛”, 无不闪现思维火花的睿智和心灵沟通的深邃。
《走进孩子心灵》是彭娱老师与学生的一次心灵交流的体验。在六年级两个班上音乐欣赏课, 由于老师运用两种不同的心境对待学生, 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她真正“体验到走进学生心灵的快乐!”陈永红老师《用爱心去画……》, 教孩子们“用爱心去画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不管它们是否具有生命, 我们都一样去对待。”陈老师把一颗爱心的种子播种在一片幼小的心田里。在教育教学工作中, 我们难免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面对学生的顽皮、懒惰, 不听话或表现出来的后进现象, 请您记住“冲动就是魔鬼。”你应该马上冷静, 迅速恢复理智, 你将得到意外惊喜。看看这几位老师是怎么做的:
《面对那不足两行的日记》向坤老师压制住将要爆发的“怒火”, 选择了“引导”, 取得良好的效果。胡宇同学的日记只写两行:“今天早上爸爸说爷爷要来, 我很高兴。穿好衣服, 可爸爸又说爷爷不来了, 我很生气。”看到这样的日记的确令人生气, 但向老师却把本要批评发怒的话语变成表扬的语气, 并抓住他对爷爷的感情加以引导 (自己心怎么想, 爷爷对自己怎么疼爱……) , 效果很好。《上课插上几句幽默语, 能激发学生上数学课的兴趣》, 这是顾建新老师面对学生如此“简便计算”的现象进行的教学处理。
他说:“我没有骂这个学生, 而是说, 这位同学真喜欢走弯路, 走了几步又转回来了, 再往前走。”
《鼓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是杜君老师给我们讲述的一名“后进生”在上“副课”时表现优秀的故事。她深感:“好孩子是表扬出来的, 我会多鼓励孩子。”面对复杂的教学工作, 面对浩瀚的知识海洋, 为师者也有很多困惑。即使你装了一桶水, 有时也会满足不了学生的渴求。但是, 只要你在探索, 成功的希望就在前面。在生物课上, 彭黎老师讲到《开花和结果》这一植物自然生长变化现象时, 她按教材要点述说到植物开花就是为了结果, 结果就能产生种子。然而, 学生却提出:茶花为何开两次花只结一次果的自然现象。尽管老师一时难以回答学生的问题, 但她对学生表现出来的观察、思考和求知的品质给予赞赏, 学生对老师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很满意。向波老师在《凸透镜成像规律的教学感受》一文里, 毫不掩饰地展现出自己的“教学困惑”。教学效果不理想, 却又没有找到更好的教学方法, 表现出他对教学工作的沉思和焦虑。陈继全、曾传操等老师结合教材及学生学习出现的问题及时总结, 写出了自己的“教学偶得”。
反省是为了更好地定位!
在浏览随笔时, 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老师们针对参加本学期开展的“课堂创优暨专家答辩活动”写出了自己的感受和收获。特别是三位创优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行为作了较为深刻的剖析。老师们都感到启发很大。大家认为本次活动对自己的教育观念、教学方法及思维进行了全方位的“洗礼”, 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随笔中, 老师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 触动了教学观念的“中枢”。且看曹媛老师是如何从滔滔不绝的讲述中醒悟过来的。“我一再叮嘱:同学们你们一定要仔细听, 听清旋律变化后作品所表现的意境有什么不同?只要认真听, 就一定能听出音乐所描述的情境。”正当“我”感觉良好而滔滔不绝时, 发现有一位同学眉头一皱, 脸上露出欲言又止的神色。“我”示意她站起来说话, 她犹豫片刻, 还是鼓足勇气说:“老师, 请你别说了, 我在听音乐, 你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曹媛老师在《尴尬》一文里说:“我大吃一惊, 颇感尴尬。自认为学生不能把握作品主题, 希望通过自己反复强调、讲解帮助他们理解作品, 进而喜欢音乐, 学会欣赏。然而, 事与愿违, 我全然没顾学生在想什么。自己总认为是一个尽责的老师, 总想把知道的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 没想到学生会如此反感。在深深的自责之余, 决心在以后的教学中多听取学生意见。”
应该说, 在教学中“一厢情愿”的现象比比皆是, 其结果苦了自己, 害了学生。他们只能“望师兴叹”, 哀其不幸!这样的反省敞开了老师的心扉, 学生拍手称赞。彭岩玉老师用一个班主任特有的经历和灵感, 反省自己班主任工作, 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身教重于言教”的典型案例。有一段时间, 她发现书写整洁美观的学生越来越潦草;本来很和气的学生嗓门也越来越高, 脾气越来越大;小肋手安排班上任务像家长在安排家务似的盛气凌人;组长收交作业像地主逼债……原因何在?一个组长的行动使她恍然大悟!彭老师说:“那天, 我很早就进了教室, 叫组长收作业。只见她 (小组长) 很严肃地走到一个经常欠交作业的同学面前厉声说到:交作业!写完了吗?正当那位同学在找作业本时候, 她又不耐烦地说:快点儿, 是不是又没写完?‘我’就知道你没有写完。她不等那位同学寻找作业本, 就把已经收到的作业本交上讲台, 并生气地说:‘老师, 他又没做完!’这一串举动太像自己。”在随笔里, 彭老师这样写到:“我终于明白了让他们发生如此变化的原因是我。作为班主任, 我常常为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做得不到位而生气, 遇到违纪学生就一通批评乱骂, 然后就扣分。特别是那些后进生就更没有说话的份儿了。课堂上, 有时为节省时间, 我的板书也潦草起来。原来学生在学老师, 他们认为这样很威风, 也能体现自己的权力, 能让手下的同学听话。只有这样才更像他们的老师。从学生的行动上可以看出, 老师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都会给学生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模仿他们的老师, 可见老师身教重于言教的意义有多大。”
教育的反省是每位教育工作者必须要做的事情。说实在的, 在浏览随笔时, 我喜忧参半。面对有些老师的随笔有时也显得十分无奈。对一部分教师摘抄的现象我感到实在难以接受 (指用摘抄内容抵任务) 。要知道学校已经说得很清楚, 宁愿少写一点, 也要真实记录教学工作的感受。还有那些马虎了事, 为了完成任务而写的随笔, 不仅质量低劣, 而且让人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我很痛心。写教育教学随笔本来是在总结反思自己的工作, 应该是一件严肃而又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可是, 有的老师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有的上交的随笔本子不规范, 像一个大杂货店的记录;还有的老师写的字就像“天书”, 似乎存心不让人阅读, 我实在看不懂!由此, 我又想到文章开头摘选的五位老师随笔的片段。我敢说, 像他们所提出研究的这些教育教学中的现象你一定经历过, 这样的思维火花也在你的脑海里闪现过, 这样发自内心的感受你也一定感受过。然而, 别人写了出来, 作了一番探讨和研究, 你却无话说出, 原因何在?!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不善于总结过去的人是傻子, 不珍惜现在的人是愚蠢的人, 看不到未来找不准自己位置的人是疯子。只有认真反思, 才能不断进步!
当代伟大的教育家霍懋征女士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一精辟的话语, 说出了做一名教师的实质, 阐述了博大精深的爱才是教育的灵魂。我们只有满腔热情地从教育工作的每件小事做起, 才会点亮盏盏心灯, 才能使心灵的震撼化作润物的春雨, 洒向孩子们的心里。
篇4：读《一个人的呐喊》札记
一、关于“左联”五作家遇难事件
五十年前作者写出了他的第一本鲁迅传，即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传略》。这本书关于“左联”五作家遇难事件是这样写的：
反动派像害怕革命人民一样害怕革命文艺……为了想消灭革命文艺。反动派不惜用了最末的卑劣的手段，动手来杀害革命作家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作家、共产党员柔石、胡也频、白莽(殷夫)、李伟森、冯铿等五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经过多方营救，但是没有效果，二月七日深夜，这五位作家和另外十八位革命者一道，在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里被秘密枪杀或者活埋了。(第145～146页)
二十六年后，作者于1982年又出版了修订本《鲁迅传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修订本对“左联”五作家遇难事件的论述与五十年代的说法就很不同了：
为了坚持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反对王明集团，同时为了使党的工作不陷于内部辩论之中而将革命继续向前推进，反对四中全会的史文彬、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罗章龙等人于一月十七日在上海东方饭店召开一次党内会议。当时李求实负责文化方面的工作，他又邀请了持有相同观点的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到会。当会议开到一半时，工部局就突然包围会场把所有与会者逮捕了。除了在东方饭店一地外，搜捕还在其他几个地方持续进行了两三天。(第268页)
书中在这段论述之后还加了一个注释，引用了四中全会参加者、中共六届中央委员罗章龙的《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一文，指出这次惨案与王明集团有关系。修订本披露了此案涉及到党内斗争，应该说这是一个大的突破。
从1931年到1982年过去了五十年。人们对于这一段历史已经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但彻底澄清史实，还需时日，还需要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公之于世。
2007年新版鲁迅传《一个人的呐喊》，是作者又经过了二十五年长时间的思考、研究之后的收获。关于“左联”五作家遇难案，新版本已经拿出了足以使事情真相能够大白于天下的资料了。1982年本《鲁迅传略》只能用很短的一段文字将事情作一交待，而《一个人的呐喊》则用了“柔石之死”一个章节来讲述，并且语必证实，完全依靠史料进行阐释。书中引用了罗章龙回忆录中的最新资料，此案的祸根确为共产国际操纵的四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和博古都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王明甚至还成为了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的许多中央委员当时即表示抗议，群起集体退席。会后，罗章龙、史文彬等二十六人联名致信米夫，再次声明会议非法，应宣布会议所有决议及选举结果无效，强烈要求采纳多数中央委员的意见，重新召开紧急会议，或召开中共七大，解决党内分歧。米夫感到事情不妙，于是邀约反对四中全会的人在上海静安寺路地区的一所花园洋房里开会，企图将事情压制下来。在这个后来称为“花园会议”的会上，双方争执不下没有达成妥协，“最后，随同米夫前来的一个外国人说：‘我们对于今日会议完全感到失望，这证明你们是有组织、有纲领地来反对四中全会，已经走向反国际反党的道路。你们反对四中全会领导就是反革命，叛徒特务，一律开除中央委员和党籍!’说罢，米夫等三个外国人就怒气冲冲地踉跄下楼而去”(第262页)。
书中还写到散会以后的一个重要细节：三个国际代表走之后，顾顺章在会场出现了，他要求大家在会场里再住一夜，说外面有警情，如果走难保安全，并且将门上锁，以阻止人外出；大家感觉他不怀好意，就冲破他的阻拦，分批离去。事后了解，顾顺章是奉命留难，这说明当时米夫就已经计划消灭这些反对派了，如果反对分子不就范的话。
“花园会议”在整个事件中比四中全会更为严重，它已经显露了杀机。这个会议在1982年版《鲁迅传略》里没有提到，当然是由于资料缺乏。
“花园会议”清除异己的计划未能得逞，那是1月10日的事情。可是一个星期以后，1931年1月17日，“非委”(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在三马路东方饭店原苏准会所租的房间里举行扩大会议，整个会场已经被大队英租界工部局老闸捕房巡捕及中国政府便衣警察五十余名包围，参加会议的人全部被捕，计二十九人。当晚和第二天又在别的地方抓了李求实等十二人。(第263页)这里新版本订正了1982年版《鲁迅传略》里写得不准确的一个地方，即罗章龙和史文彬临时有事并没有出席此次会议，因而死里逃生；李求实当时也没有在场，他是在别处被捕的。
地下党如此重要的一次重要干部会议，不是内部人出卖，国民党当局不可能这样稳准狠地进行连续打击。也许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国民党当局的这种“鼎力相助”，四中全会所产生的临时中央能否控制全党，尚是个未知数。现在只有一个疑问：谁是告密者?当年的幸存者罗章龙提供了当时就已经引起人们注意了的重要线索：“对此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顾顺章打电话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种说法是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学生与龙华惨案有关。此人叫唐虞，他与王明很要好”(第263页)。这两种说法都与王明集团直接有关。罗章龙的这个重要回忆，1982年版《鲁迅传略》也写进注释文字里了。
书中还披露了一个至今不大为人所知的事情，就是“左联”五作家在当时已经是罗章龙等人领导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所属的“中国革
命文艺联盟”(简称“革文联”)的成员；并且，冯铿还是“非委”候补委员。(第263页)这说明“左联”五作家是以“非委”组织成员的身份参加上海东方饭店秘密会议的；“左联五烈士”，实际上应该是“革文联”五烈士。但1982年作者在修订《鲁迅传略》时，尚未掌握这个资料，所以那时这样写道：“当时李求实负责文化方面的工作，他又邀请了持有相同观点的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到会。”
关于这一惨案作者最后总结说：
1月17日在东方饭店被捕的这一批政治犯，其中二十三人，于2月7日深夜至8日凌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秘密处死了。他们之中有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领导人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还有非委革文联的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频，还有非委候补中委、非委妇女部的冯铿。这里的柔石、殷夫(又名白莽)、胡也频、冯铿和李求实(又名李伟森)原是“左联”的成员，他们就被称为“左联五烈士”。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在“左联”的活动中被捕，也不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被杀的。他们其实是中共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据罗章龙的回忆录中说，“后来临中(临时中央，指六届四中全会所产生的中共中央)文件公认何(孟雄)等二十三人为反党，为叛徒，公然宣称他们不是烈士。”直到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作了这样的结论：
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这里把冯铿、柔石、殷夫、胡也频也都算在“党的重要干部”之中。求仁得仁，他们可以死而无憾吧。(第268页)
关于营救被捕人员问题，第一本《鲁迅传略》没有写。1982年本也只是写到丁玲和鲁迅的营救。《一个人的呐喊》不仅写了丁玲和鲁迅进行营救，而且首先写到了“非委”进行了营救。正当临时中央宣布被捕的共产党人为叛徒之时，“非委”中央却积极进行营救，责成史文彬等人筹措营救款项，并且先通过关系给被捕者送去了食品和衣物。
此时非左翼人士对被捕的共产党人也给予了热心关爱。胡适1931年1月20日的日记说：
沈从文来谈甚久……其中有一人为文学家胡也频。从文很着急，为他奔走设法营救，但我无法援助。(第266页)
胡适感到为难是实情，但他还是致信蔡元培，请他设法。2月20日蔡给胡回信说：
适之先生大鉴：
自京回沪，大驾已北上，不克恭送，甚歉。沈从文君到京，携有尊函，嘱营救胡也频君。弟曾为作两函，托张岳军设法，然至今尚未开释也……(第267页) 实际上丁玲、鲁迅在营救力度上也不可能超过沈从文和胡适，他们也只能做到此种程度了。丁玲去找过邵力子，邵即去信张岳军请其设法；鲁迅去找过蔡元培，却未遇见。
虽然事实证明所有的营救都无济于事，然而即使营救成功，等待“叛徒”的下场又会是什么呢?事实上“叛徒”们未入狱时，他们的结局就已经被注定了。
在四中全会上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的瞿秋白。由于接受批判，承认错误，并且违心地发表声明与罗章龙等划清界限，因而当时没有受到进一步制裁。他的最后命运《一个人的呐喊》中写到了，这是在四年之后的事情：
1934年10月初，中央苏区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10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八万六千余人向西突围，开始了历史上所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瞿秋白可是没有能够获准随队突围。1943年张闻天在延安整风中写的笔记《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说：
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第320页)
正如书中所说，红军大队撤出江西苏区的时候，瞿秋白没有能够获准随队突围，留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这对于一个文弱书生、严重的肺痨患者来说，他最后的结局是已经决定了。此时瞿秋白内心是明白的。他终于与因反四中全会而殉难的烈士们殊途同归了。
不过，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之下从上海调到江西苏区去，并非王明集团所为。《一个人的呐喊》中引用了陈琼芝访问冯雪峰的谈话记录，冯雪峰说：
一九三三年末，我担任中央苏区党校教务主任，党校校长是张闻天同志。有一次他和几位中央领导闲谈，谈到一些干部的人选，当时我也在场，他们谈到有人反映苏区教育部门的工作有点事务主义。张闻天想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问我他能不能来。我说他是党员，让他来一定会来的。后来由我起草了电报拍到上海，秋白就服从党的决定到苏区来了。议论中，博古认为也可以让鲁迅来担任这个职务，说鲁迅搞教育行政很有经验。后来我向毛主席讲起，毛主席是反对这种意见的，他说：“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第319页)
显然，当时博古认为这个职位安排鲁迅更为理想，尤其是当时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刚刚作出《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1933.9.22)的时候，那时王明集团宣称开展对瞿秋白的批判是取得反五次“围剿”战争胜利的一个保证；在这个节骨眼上启用瞿秋白，博古不会是很情愿的。可惜历史是无法改写的，如果当时博古执意反对瞿秋白赴江西苏区就任教育人民委员一职，那么瞿秋白可能就会与鲁迅一样，“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了。
二、关于“两个口号”论争
冯雪峰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奉中央命令回到上海工作，附带还管一管文艺界的事情。他到上海不久即引发了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
关于此事，1956年本《鲁迅传略》是如何阐释的呢?下面摘录几段话就可以看出它的时代局限了：
暗藏在左联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利用革命文艺界工作中的缺点钻空子，进行破坏活动。(第173页)
由于胡风的兴风作浪，一时革命文艺界内部发生了一些问题。本来毫不冲突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这两个口号竟引起了争论。(第174页)
八月间，鲁迅发表了长篇论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论文中间虽然有因为胡风的蒙蔽而对某些情况的误会，但是总的精神是完全正确的。(第174页)
这里当然不会有任何事实来说明问题，一切罪责都加在了已经成为反革命分子的胡风身上。不过有一点可以注意，
就是这本书出版时(1956年底)，反右派运动还没有开始，所以由冯雪峰起草的《答徐懋庸》这篇文章还能够说它“总的精神是完全正确的”，即使有点瑕疵，也是“因为胡风的蒙蔽”所致。这比1957年版《鲁迅全集》的注解还接近事实一点。
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新口号的提出，1982年本《鲁迅传略》是这样写的：
鲁迅在冯雪峰和胡风的参预讨论之下，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作为当前文学运动的口号。(第351页)
因为病，当时鲁迅没有能够自己写文章。直到后来发表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才第一次用他自己的名义提出这个口号来。(第353页)
这其实基本上是依照《答徐懋庸》这篇文章以及冯雪峰的回忆文章的口径。对于新口号提出的过程，则是依据茅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记录稿进行阐述的。实际上茅盾并不是当事人。
《一个人的呐喊》也引用了茅盾的回忆，但此处仅引了他谈“国防文学”来源的一段话：
我曾听到夏衍讲，“国防文学”的口号是根据当时党驻第三国际的代表王明在《救国时报》上写的一篇文章和第三国际出版的《国际时事通讯》上的文章而提出的。我问周扬是不是这样，周扬说是的……(第345页)
“国防文学”的提出者王明本人证实了这一点。王明在《中共五十年》里说：
周扬以及中国共产党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中的其他一些人，1936年初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根据，是1935年8月1日为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发表的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其中宣布了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口号。(第346页)
“国防文学”口号的来源是没有争议的，而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问题就要复杂一些。在1982年本《鲁迅传略》出版多年之后，胡风的回忆文字陆续发表出版了，新的著作有条件采用更可信的第一手资料了。1991年《上海鲁迅研究》(5)发表了胡风于1977年在监狱里写的《关于三十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二十二条提问》一文。(此文刊登后还有一点曲折，这一期《上海鲁迅研究》印成后当时却禁止发行销售，因为九十年代初还有人不愿意真相大白。)胡风在这篇材料里说明：冯雪峰到上海后，认为“国防文学”不好，于是授意他写文章，这样新口号就通过他所写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提出来了。
胡风这篇材料还说明了《答徐懋庸》一文其实是鲁迅为顾全大局而作：
后来问题闹大了，周扬夏衍们组织大围剿，冯雪峰才请鲁迅公开答复徐懋庸，并请鲁迅声明是鲁迅提的，请我写了文章。这是为了抵抗周扬夏衍们的攻势，好像为我解脱，其实是为他自己在“上海文艺界地下党组织”即周扬夏衍们里面受到的围攻解围。为顾全大局，鲁迅只好承担了这个责任。(第356页)
原来，新口号本来与鲁迅关系并不太大。胡风的材料既纠正了茅盾所说，同时也订正了冯雪峰所说，包括《答徐懋庸》一文中的说法。
由于鲁迅逝世及后来形势的发展，这场论争不了了之。但是，二十年之后，1957年反右派时，周扬等人已经飞扬跋扈，他们无所顾忌地干脆否定了鲁迅的《答徐懋庸》这篇文章，让冯雪峰承担欺骗鲁迅的责任。已被打成右派的冯雪峰，只能私下与友人诉说委屈。吐出了实情。《一个人的呐喊》(第346页)引了“文革”时楼适夷写给黄源的信：
冯雪峰对我说过，“民族解放战争文学”这个口号，实际是冯从陕北带来的，鲁迅先生接受了这个口号，加上了“大众”的字样。这件事还是在反右以后私下说的，他一直不敢公开说这个话。(见《黄源楼适夷通信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上册，第3l页)
现在事实已经清楚，冯雪峰执行的是遵命文学，他只听从来自陕北中央的命令，并不直接奉行共产国际的旨意。冯雪峰私下与友人吐露真情的话与胡风所写的材料得到了互相印证，证明了胡风和鲁迅只是站在台前的人物，幕后指挥者是陕北来的特派员冯雪峰。
尽管鲁迅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作了合理的解释，但其理论根源与“国防文学”一样，同是出自第三国际。王明在《中共五十年》里说：
事实上这两个口号都是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提出的……
鲁迅等人于1936年5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时，所依据的是中共中央1931年9月19日因日军9月18日侵占沈阳而发表的宣言。宣言提出了武装民众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
周扬和鲁迅据以提出各自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口号的上述两个中共中央文件，都是由王明撰写的；其中的两个口号，也都是由王明提出的。(第346页)
读了《一个人的呐喊》才知道原来这两个如此对立的口号却有着这样的亲缘关系，这恐怕不单是现在的研究者，就是冯雪峰、胡风、鲁迅他们本人当年都未必意识到这一点吧。对王明的话，作者分析说：
看一看王明所说的他撰写的两个中共中央文件的历史背景就明白了：《九一九宣言》是共产国际执行“第三时期”理论时候的文件，反映的是“第三时期”的理论；而《八一宣言》已经是由“第三时期”转变为“人民阵线”时期了。这两个时期对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提法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从这个大的背景来看，两个口号之争可以看作是由“第三时期”转入“人民阵线”时所引起的一点新旧之争。周扬、夏衍这些党的干部，当然紧跟着共产国际路线的转变而转变，而鲁迅，却仍然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立场，有点跟不上路线的转变了。(第346～347页)
可以说，不仅是鲁迅有点跟不上这种新旧路线的变化——这在他对待解散“左联”的态度上早就表现出来了，就是陕北的中共中央，在接受和执行国际路线时至少也存在一个时差的问题。《八一宣言》传到陕北之后，红军仍东渡黄河讨伐阎锡山，发动东征之战；而且发动宣传攻势。东征结束，红军撤回黄河西岸之后，中共于5月5日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在此种态势之下，作为中共特派员，冯雪峰确实不能自作主张唯共产国际之马首是瞻，他只能听从陕北中央的指令。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1956年版和1982年版《鲁迅传略》虽然已经完全被2007年《一个人的呐喊》取代，没有什么可读性了，但是它们仍然各具其研究价值，因为它们都显示了自己的时代特征，反映了不同的学术氛围、历史环境。这三本书可以说是作者学术道路上的三个里程碑，我以为都能够保存下去，只要记住它们各自的年代。
这篇札记仅仅就左翼文学方面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对读，而鲁迅的生平包括其身后，值得关注的事情实在太多。如关于《新青年》同人的分化，对于新月派文人的再认识，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问题，鲁迅与胡适的异同，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假如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等等，这些都是上个世纪值得人们思考的一些事情，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细读的内容。但是这些留待以后再记吧。
(《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朱正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版，29.80元)
篇5：读《呐喊》有感
——重读《呐喊》有感
李敏
汉语言文学2012级一班
2012014307
*** 一身朴素的中式长衫，短短的头发根根直立，浓密的胡须汇成一个“一”字。深陷的眼窝中，炯炯的眼睛直视前方，刚定不阿的气势要将所有的黑暗燃尽„„这就是我们的民族魂——鲁迅先生。他，在一片吃人的黑暗中呐喊，呐喊声振聋发聩，惊醒了沉睡的中华魂。
我最喜欢的鲁迅先生的作品是他的《呐喊》。每次读起来都有不同的感受。《呐喊》共收作品十四篇，起于1918年的《狂人日记》，迄于1922年的《社戏》。这些小说反映了五四前后中国社会被压迫者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作品的选材，“多采自病态的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当时的鲁迅认为最须急切地疗救的，是人的“病态”的灵魂。
《呐喊》序文，勾勒出了鲁迅先生前期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时对游荡在当时背景中的自弦灵魂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序文里，“医病”的问题，成为鲁迅先生用于表述过去的一个基本线索。首先是为父亲买药医病，结果，“我的父亲终于日复一日的亡故了”。接着是上日本的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决心“求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但鲁迅先生看到的“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示麻木的神情”的一群中国看客。鲁迅先生从这群看客的身上，看到不再是身体的疾病，而是精神上的病症。鲁迅先生由关注身体的病痛到关注精神的病痛，展示了鲁迅先生思想发展的进程。这一思想转化的进程，对鲁迅先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从艺术表现上，鲁迅先生思想的
这种转化，又仅仅是通过并不曾为他人所注重的几则小事的表述来实现的，这显示出鲁迅先生准确、精到的把握能力和艺术表现力。在序文里，鲁迅先生并没有回避自己曾有的犹疑和孤寂，体现出了坦荡率直的艺术品格。而作为一篇序文，作品又恰当地提示了他所以要作小说的缘由：“铁屋子”作为鲁迅先生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象征，它既显现了鲁迅深居其中的寂寞孤苦，同时也昭示了鲁迅先生要领着国人从精神上走出它的决心。于是，“呐喊”就成为鲁迅先生从深寂孤苦中所喷射出的一腔激情孤愤。
从《呐喊中》所收作品看，也明显地保留着鲁迅先生于“五四”高潮时期，在结束一段的沉默之后奋起呼唤的特色。《呐喊》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而《呐喊》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三篇小说，分别是《狂人日记》、《孔乙己》、《药》。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发表于1918年5月的《新青年》，鲁迅先生首次采用了鲁迅这一笔名。这篇塑了一个反封建战士——“狂人”的形象。鲁迅先生通过狂人的叙述，揭露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实质上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披着“仁义道德”外衣的封建家庭制度和封建礼教，其本质是吃人。同时，鲁迅先生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呼吁人民觉悟起来，推翻封建制度。这篇小说以鲜明的反封建思想和强烈 的艺术感染力，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从而为整个中国新文学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篇在艺术手法上的特色，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鲁迅先生用写实主义手法描写狂人的多疑敏感、妄想，都符合迫害狂的病态特征。而且用象征主义的手法写狂人含义双关的表述。狂人对封建势力作得象征性描绘，将写实的手法和象征的手法结合得天衣无缝。从而产生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其次是语言性格化。《狂人日记》使用的是现代文学语言。鲁迅先生精心构思了一个“语言杂错无伦次”的狂人。语言似杂乱而实敏锐，即符合精神病人的特点，又道出了被压迫者的心声。性格化的语言成功的塑造了貌似狂人而实具象征意义的战士形象。
《孔乙己》是我最喜欢的作品。它塑造了一个封建社会中没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穷困、潦倒、迂腐、麻木的孔乙己，在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摧残下终被封建社会所吞噬。鲁迅先生抨击了国民精神的麻木和社会对苦难者的漠视，同时对腐朽的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尖锐的谴责。这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在于结构严谨，先是开端，交待了环境和气氛；其次发展，介绍人物；再是高潮，即小说中心——提示了社会的冷酷无情。小说经营谋篇，工于匠心。特色之二在于以侧面描写来塑造人物性格。作品用第一人称“我”——酒店小伙计耳闻目睹的情况来写孔乙己，他的肖像刻划，对话，经历，都通过“我”的概括叙述来表现，由此塑造的人物，显得真实可信，从而把人物描绘的栩栩如生。小说的语言也极精炼简洁。鲁迅先生刻画的酒店掌柜，小伙计，短衣裳帮顾客，孩子们，众多人物都是以简练几笔勾画出来，惟妙惟肖。初中时曾学过这一篇小说，对那句“窃书不能算偷”记忆尤为深刻。孔乙己结结吧吧地为自己靠不住的清白辩解时，这一句的自欺欺人，将旧时代知识分子自命清高而又迂腐不堪的形象毕现无余，令人叹服！当时只觉得孔乙己很可怜但又很可悲。如今再读，有了更深的思考，不禁为鲁迅先生的独具匠心而折服。咸亨酒店就是一个小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穿长衫的人在店内雅间喝酒，短衣帮则在门外喝酒，这是两个阶层的差别——上流社会及劳力阶层。孔乙己虽穿长衫，但却又脏又旧，且在柜台上独个喝酒。不在店内雅间，被上流社会不齿；不在店外，被劳力阶层排斥。在社会中，孔乙己没有立身之地，他的结局终究是死亡。
《药》是以1907年民主革命英雄秋瑾起义为背景，经过艺术加工和典型创造而写成的。小说描写了革命者流血牺牲而不被理解，他们的鲜血反被做成人血馒头去医治痨病这样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悲剧，发人深省的剖析了这一革命之所以不成功的历史原因。这篇独具匠心的采用了双线结构。一条线索写华老栓为儿子治病；华老栓买人血馒头，华小栓吃人血馒头，华大妈上坟；一条线索写夏瑜的革命活动和牺牲。两个悲剧交织起来，形成了一幅悲壮的图景。鲁迅先生精细的构思，突出体现在采用特殊的反射和暗示的写作手法。用“华”“夏”这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姓氏作为流血者和吃血者的代称，其强烈深远的意蕴极为丰富深长。全篇其实只是写一个革命者牺牲事件的反面，通过一群不觉悟的人的印象及其反映，来反射出革命者的惨烈。夏瑜被杀没有明写，而是从围观人的动作描写中暗示出来；
其被杀地点也分明点出为古轩亭口，这正是秋瑾被害的绍兴古轩亭口的暗示提供；其视死如归的精神是通过牢卒和听客们愚妄的反应反射出来的；其坟上的花圈则暗示：他们的同志们仍在坚持斗争。小说末尾以坟头比喻阔人祝寿的馒头，其中的暗示意味就更加深远令人警醒了。小说的全篇笼罩着浓重阴冷的气氛，也是鲁迅先生为突出人物和主题而成功营造出来的，便吃人血的故事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当然，在《呐喊》这本书中，像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多多，鲁迅先生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了以后，能够清醒过来。鲁迅先生用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愤怒而又带有鼓励的语气，激励着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用带有指责和批判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表现了鲁迅先生急切的希望沉睡中的巨龙——中国，早日苏醒，重整我中华雄威！
篇6：读《呐喊》有感
说起鲁迅先生，可能大家都不陌生。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浙江绍兴会稽县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在1918年5月15日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但是可能看过的人不多，所以可能我们更熟悉的反而是他所作的《孔乙己》；毕竟，我们在初中时曾学过这篇文章。而这两篇小说都被收录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集《呐喊》中，时至今日，我们可能已经记不清老师所讲了，所以乘着这次学校的读书活动，我准备再细细拜读一番《呐喊》全书，望能收获更多。
打开书，首先看到的便是目录，上面第一篇，便是《狂人日记》，正当我准备直接看正文的时候，突然鬼使神差的打开了自序。说实话，看了这么多年的书我第一次看书的序。
读完鲁迅先生的自序，使我内心久久不能自已。
鲁迅先生言，其在年青时候也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其却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时光。而其却难以忘却完全，这余下的一部分，到现在变成了《呐喊》。那一部分未完全忘却的，是在日本课堂画片中麻木的国人，还是在创办《新生》时的奋斗，亦或是那一天天长大起来的寂寞……可能都在其中吧。而正是这些使得国人有了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有了希望才有未来的可能，所以有了后面的《狂人日记》等十余篇文章。对于鲁迅本人而言，这些便是他的呐喊，以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是他们不惮于前驱。
看完鲁迅先生的自序，可以感受那种在寂寞中的针扎，以及不甘的呐喊，令我迫不及待想去看正文了。而当刚读完《狂人日记》，我看着文中最后“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突兀的令我胆战心惊。这一个绝望的语气，让我一阵后怕，“或者还有？”那种苦涩又带着些许期待，让我更加了解了那样一个人吃人的社会的可怕，那里或许都已经见不到真正的人了。然而鲁迅始终是一位直面现实的勇士，即使他内心中已经感到绝望却仍然站起来进行绝望中的反抗。“救救孩子……”，虽然这呼声非常微弱，但是却给国人带来一丝曙光。
接着我一口气读完了整本书，从《孔乙己》到最后的《社戏》。读完后，我久久不能回神，一直沉浸其中。
《孔乙己》是我们在初中便学过的一篇文章，当时初读觉得孔乙己很可笑，一个可能读过些许书的人，竟想教一个孩子写茴香的茴，还带着些许炫耀着说茴字有四种写法。却未曾想过纠结这些写用处不大。为人懒惰，整日无所事事，满嘴的仁义道德，为生活所迫，却也去做小偷，结果被人打折了腿沦为了众人笑柄。最终死去了；然而对于处于封建压迫下的他来说，死可能是一种更好的解脱。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读至《阿Q正传》，我不由心里一紧，这是鲁迅非常有名的一篇，也是其最具有代表的一篇，仔细研读下去，发现其阿Q精神，跟我们的当时国民精神很相似，盲目自大，在失败中不断安慰自己，麻醉自己，自欺欺人，不敢反抗。而鲁迅先生的作品强力的抨击这一切，同时又想鼓励国人能自己站起来，所以
又不免有些悲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鲁迅先生希望通过这些讥讽来唤醒当时半睡半醒的中国人，让他们清醒过来，使得中国这头雄狮能觉醒过来，重新站立在世界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