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彷徨语言特色

呐喊彷徨语言特色（共5篇）

篇1：呐喊彷徨语言特色

一声来自黑暗社会的呐喊

一个于无声处响起的惊雷

一部中国人自警必读的教科书

一部认识中国人、剖析中国人的经典

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榜首

影响中国历史的经典著作

构建中华文明阶梯的重要典籍

在《亚洲周刊》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作家联合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呐喊》高踞榜首，为世纪之冠。

呐喊读书笔记

篇2：呐喊彷徨语言特色

《呐喊》是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写于1918——1922年“五·四”运动前后，鲁迅说他“呐喊”几声，目的在于慰藉那些斗争中“奔驰的猛士”，使他们勇敢直前。作者创作《呐喊》的目的是：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使他不悼于前驱。他应《新青年》编委的约请，“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中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又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

篇3：呐喊彷徨语言特色

关键词：《呐喊》,《彷徨》,生命,自由

长期以来,中国封建专制主义蔑视人的价值,践踏人的尊严。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上形成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肯定人的价值的思潮。鲁迅率先发出了旨在近代启蒙的激进“个性主义”的呐喊。鲁迅认为,“欧美之强,莫不已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世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然而,“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垢,苟被其谥,与民贼同”。鲁迅感到了思想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呐喊着的同时,也苦闷着,彷徨着。《呐喊》《彷徨》就是他当时思想情绪的见证,其中充满了使命感,同时也表现出深重的孤独感、愤世感和悲剧感。

从整体上看,《呐喊》和《彷徨》是以写人为主的。鲁迅在其中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也写出了这众多人物的悲剧。可以说,他笔下的主人公,都是一个个孤独者。这样的孤独者有两类,一类是在封建传统观念和伦理道德的重压下觉醒的人;一类是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牢笼里因其不幸而被大家嘲笑和唾弃的人。通过对他们悲剧命运的描写,鲁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与之对立的庸众以及造成这所有现象的根源:封建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并试图唤起所有人的觉醒,以期待在中国大地上有真正的“人之子”出现。

一、鲁迅描写了诸多小人物的不幸,同时对他们充满了深切的同情

在这众多不幸的人物中,他很明显地突出了两位“木偶”形象。一是《祝福》中的祥林嫂。她的生活总是充满了不幸,而且常常是雪上加霜。两个丈夫都先后死去,最后儿子也被狼叼走了。还有就是《故乡》中的润土,“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了”。

“木偶”形同“呆滞”。鲁迅之所以把他们都刻画成一个个“木偶”形象,可见他对他们苦难的体会是相当深的。只有深重的苦难,才会使他们变成这样一种毫无生命力的所在。在生活的重压下,完全失去了活力和生机。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无所思、无所想,只是机械地、本能地活着。在封建专制体制下,他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也不能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这意味着他们自由和自由意识的双重失落。

这些人物在屈辱求生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他们的自我意识和尊严。只不过这种自我意识是一种被扭曲了的自我意识,它不是在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念系统里形成的。比如《孔已己》中的孔已己、《阿Q正传》里的阿Q、《祝福》中的祥林嫂。尽管他们有一定的自我意识,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要求着自己的尊严,但他们还是生活得很卑微,从来没有象一个真正的“人”那样活着。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自我意识、自我定位,是自觉地遵守着传统的封建价值观念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自尊常常也不过是表现为一种虚荣。这注定了他们的不幸和悲哀。

二、封建的伦理价值观念势必造成这些人物生存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僵化及奴性的形成

他们不可能有自己的个性和追求,这意味着自主性和自由意识的失落。而自主性和自由意识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标志。可以说,他们的存在,都是一种被封建伦理价值观念掏空的存在。他们面对生存丝毫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于是,在面对严重的生存困难时,他们就只有靠幻想来减轻负担、消解矛盾。

自觉地或潜意识地认同封建传统观念,对封建传统观念的压迫不自知,对自己的地位和处境无法获得一种正确的认识,于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就必然地占据了他们的心理空间以代替希望。费尔巴哈就说过,“人的知识越缺少,他的幻想就越强大”。而且,人的行动能力越缺乏,幻想必然也越强大。封建专制的社会背景,必然导致他们认识能力和行动能力的双重缺乏。

《药》中的华老栓、《故乡》中的润土,他们对生活都有着自己的希望。华老栓把儿子的生死寄托在人血馒头上,润土则认为香炉是能给他的生活带来希望的象征。其实,他们的希望都是一种毫无根据、虚假的希望,准确地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不过是以此来慰藉和维持这苦难和毫无希望的人生。尤其是《阿Q正传》中的阿Q,更是常常把幻想当现实,以此来缓解苦痛和平衡心境,然后再心安理得地活下去。

对于这样一种自欺和苟活,鲁迅是最痛恨的。他曾尖锐地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正是这种在封建传统下所形成的国民性造成了整个中国的暗淡和死寂。因此,对这种愚昧麻木的国民性进行揭露和抨击以唤起民众的觉醒,成了鲁迅不渝的追求。

三、这些不幸的人都是孤独的

周围的人们赏鉴着、咀嚼着、嘲笑着他们的不幸,由此把他们隔绝起来。除此之外,被隔绝的还有那些在传统伦理价值观的重压下觉醒了的孤独者。

这些觉醒者包括《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药》中的夏瑜、《在酒楼上》的吕维甫等。他们明白封建传统观念是对人的精神的一种禁锢,于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要求实现一种真正的人的存在。可事实是,他们非狂即死,即使活着的,也被一种孤独无聊深深地围困。历史学者汤因比对此有过一段很真实的论述,他说:“一个创造者,当他开始出现的时候,他总是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麻木不仁毫无创造性的大量群众的压倒优势之下,如果这个创造性的天才不能够在他的周围环境中实现他自己达到的那种改革,那么他的创造性便会陷害他自己的生命”。鲁迅把一些先觉者塑造成狂人的形象,可见他对他们的命运是很有预见的,对整个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说,“中国实在是太难以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几乎也要流血”。这样的铁屋子是“万难破毁的”,对此,鲁迅真正表现出了一种“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哀”。

四、在鲁迅笔下,与这些孤独者构成对立的,是那些愚昧无知、麻木不仁的群众

他们通常以“看客”的形象出现。这些看客,在《示众》

简述“降B大调柴金手风琴协奏曲”的思想内涵

江影陈若良(云南艺术学院云南昆明650000)

摘要:尼古拉·柴金(N.Chaikin 1915-2000)是当代著名的手风琴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他的“降B大调手风琴协奏曲”是手风琴作品中的经典名作;正确地理解这首作品的思想内容对完美地演绎它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降B大调柴金手风琴协奏曲;思想内容

一、作品时代背景

1946年,前苏联在付出了惨重牺牲后,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胜利不仅使苏联在政治、经济、物质财富等各方面得到了巨大补偿,也直接获得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人才等等,苏联由此一跃成为了世界强国。

这场战争的胜利,也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人民的高度认同。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建设祖国的热情都空前高涨。进入1950年,苏联的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各行各业欣欣向荣,国家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

刚刚过去的艰苦战争,已经来到的辉煌美好时代,促使柴金写下了这部手风琴名著。

二、作品风格特点

这首协奏曲表现了俄罗斯坚强不屈的民族性格和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它具有鲜明浓郁的俄罗斯民族音乐特色。它选取了俄罗斯传统音乐中的船夫曲、摇篮曲和舞曲,分别作为三个乐章的音乐主题。作品曲式体裁与思想内容相得益彰。它既是柴金个人的代表作,也是世界手风琴乐曲中的名篇,还是上世纪50年代俄罗斯音乐文化宝库中的经典名著之一。

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们那种渴望刺激的痴呆,对别人痛苦无动于衷的残酷,被鲁迅揭示得惟妙惟肖。与此同时,鲁迅也把对他们的愤激和讽刺于不动声色之中抒发得淋漓尽致。在鲁迅看来,那些觉醒者的孤独和悲剧命运是与这些冷漠、愚昧的群众分不开的。这种麻木的精神状态正是觉醒者奋斗途中的巨大障碍。而且,这些冷漠的群众还不惜加重那些不幸的人们已有的精神苦痛。

其实,这些庸众的生活也是一种被抽空的存在。在封建伦理的框架下,他们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活,也不可能意识到人应该有独立的追求以显示自己独立的价值。因此,生活定然是一片空虚无聊。恰恰因为生活是一片无穷无尽的虚空,他们才那样迫切地需要一些外在的东西来充实他们的生活,从而打破这种沉闷,使之增添一种趣味。因此,看“热闹”、以别人的不幸作为谈资,就成了他们主要的消遣方式,甚至是主要的生活方式。

总之,鲁迅笔下的这些人物,都是一种非常态的存在。他们呆滞、麻木、虚空、幻想,要不就精神崩溃。在封建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的专制下,他们的生活死水一潭,没有自己的个性、思想和追求,更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偶尔有几个这样的先觉者也会被当时的社会所扼杀。真正的人的生活离他们很遥远。所以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有感于此,他急切地想唤醒所有的民众,让他们都成为具有个性,具有真正独立意识、自由意识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鲁

三、作品分析

作品是传统的协奏曲式,分三个乐章。全曲由快、慢、快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乐章:奏鸣曲式,分为引子,呈示部,连接部,副部,华彩再现部、尾声等。[1]

引子以恢弘的气势,隆重的气氛,以和弦加强正拍的八度音阶进行,拉开了这一描写祖国苦难与辉煌乐章的序幕。在隆重、庄严的引子之后,进入乐段1[2],呈示部的主部,先由乐队演奏主部主题。主题宽广,庄严,富于历史的沧桑雄浑感。从乐段2第一小节,手风琴开始进入。手风琴以两个八度叠加进行主部主题的复述,音乐庄严、深沉、宽广、坚定。主题动机是来自俄罗斯古老的船夫曲片段(b7·6|1 7),它代表着苦难、坚

毅、抗争。这个动机贯穿了整个乐章。到乐段3连接部之后,乐曲进入了歌唱性副部。副部包括4、5、6三个乐段。副部是船夫曲音乐动机节奏的演变。它是一首无限深情,舒展,宽广的颂歌,是对辽阔、美丽祖国的深情赞颂。到乐段5,手风琴跨越三个八度音区的、分解和弦的三连音,似深厚情感的补充,似情感抒发后的余波,似层层荡漾的情感涟漪。

经过乐段6的十个小节后,从乐段7进入了乐章的展开部。随后的8、9、10、11、12几个乐段,作者或是以转调、移调、和弦加强等方法复述主题动机,或以自由散板似的三度音程分解后的半音阶上下级进,或以手风琴与乐队的问答对比等多种形式,使主、副部音乐主题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到乐段13,乐队快速的长达18个小节的补充强化,使展开部愈加丰满。

迅的小说是一种呼唤,一种对生命和自由的呼唤。

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篇文章中,鲁迅说,“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这社会”。所以,他就借了他的文章为武器,来揭示群众精神上的严重缺陷,“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只有每个群众觉醒了,整个民族才会觉醒;只有唤醒了个人,才能唤醒整个中国,从而完成对中国社会整体的改造。

从作品的情感基调看,《呐喊》比《彷徨》多一些激情,《彷徨》比《呐喊》多一些苦闷和绝望。不管怎样,鲁迅的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对一切压迫、禁锢的反抗。他要争取真正自由的、有生命、有活力的存在。对于一切非常态的存在,一切扭曲人性的存在,都是不能容忍的,要进行不屈不饶的抗争使之消灭。惟其如此,整个民族才有活力,才有振兴的希望。这就是鲁迅《呐喊》《彷徨》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篇4：彷徨与呐喊

【关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拉斯科尔尼科夫；人格分裂；文化冲突；宗教情结

“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的作品，得到的第一印象总是恐怖，其次方觉伟大，”陀氏的文学视角是向内的，他始终关注的是人隐秘而真实的内心世界，其作品中的主人公总是处于“恶”的我与“善”的我相互斗争、相互撕咬的痛苦境地，但这展示的是其主人公内心的真实，这是一种无人能窥的潜隐心理。这与陀氏独特的内心体验密不可分，陀氏的作品给我们展现的是人们内心的真实，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

与托尔斯泰同为俄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丰碑的陀氏，其命运是悲苦的，他的生命是悲剧的乐章，“人们想不到付出了多少鲜血”。陀氏终生与疾病（癫痫）作斗争，在屡次的生死中，陀氏对世界的理解，对人“斯芬克斯之谜”的理解是独特的，“涅瓦河的幻影”使陀氏看到了另一种现实，彼得拉舍斯基事件对陀氏的精神折磨，种种苦难使“其承受欢乐与痛苦，无人能与我比，在情欲中煎熬，便是我的幸福”。陀氏正是从一个痛苦的巅峰奔向另一个苦痛的巅峰，在痛苦中饱尝欢乐，这一切使陀氏形成了独特的内心体验，这种独特的内心体验在作品中的表现便是主人公的内心分裂、人格变形，这像钳刀一样撕扯着主人公及陀氏的灵魂，作家自己对人的探索的呐喊、彷徨格外沉重。

陀氏的代表作之一《罪与罚》，给我们展示的是俄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青年拉斯科尔尼科夫（以下简称拉氏）在社会压迫下寻求出路而内心分裂的现实。

拉氏是一个善良、有进取心的贫困大学生，“但从某个时期以来，他一直处于一种很容易激动和紧张的状态，患了多疑症。他经常陷入沉思，离群索居，甚至害怕见到任何人，而不单单是怕与女房东见面。他给贫困压垮了……”生活的贫困使拉氏患了病，他的生理机制受到损害，这源于他长期烦躁、焦虑的内心，生理机制的病变是拉氏内心激动、紧张的外化，而生理机制受损又增加了拉氏内心受损的程度，这皆因贫困的现实而起，这为拉氏的人格分裂的形成提供前提。

现实的贫困使拉氏被迫辍学，走进了斗室，为生存而忧虑。在忧虑中，拉式以他所接受的尼采的超人哲学为基础，创造了自己的犯罪学说。拉氏根据自己对超人哲学的理解把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类，第一类人是低级的弱者，第二类人是有天赋的人或天才，能在自己的社会上发表新的见解的人。“第一类人一般都是些保守的人，他们循规蹈矩，驯服听话，也乐于听话；第二类人却都会违法，都是破坏者，或者倾向于违法和破坏，这要根据他们的能力而定，这些人的犯罪当然是相对的，而且有很多区别：他们绝大数都在各种不同的声明中要求为了更好的未来，破坏现有的东西。但是为了自己的思想，如果需要，哪怕是需要跨过尸体，需要流血……第一类人永远是当代的主人，第二类人则推动世界的发展，引导它（第一类人）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段论述中，拉氏理所当然地划定了人的等级关系，第一类人处于社会底层，第二类人处于上层，他们之间存在有权犯罪和做出牺牲的关系，即第一类人只是第二类人支配的对象，第一类人可以维持世界的安定却使社会处于停滞状态，第二类人为推动社会发展破坏现存社会，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如果我们套用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在拉式心理，第二类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以牺牲第一类人为代价的，而且符合规律。这一理论在拉式的头脑中扎下了根。根据这一理论，拉氏把自己划入第二类人的行列，然而现实的贫困却使拉式无法从根本上确认自己的地位。因此，拉氏时刻准备证明自己的理论及地位，拉氏的犯罪理论以及对自身地位的证明都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是实现自己所谓梦想的自私的个人愿望，这是拉氏本性中恶的成分的凝结，违背了本性中的善，善恶的较量长期撕扯拉氏的灵魂，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拉氏并未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拉氏这一理论的产生是俄国传统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相撞击的产物，是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忽视他人的自私的个人主义的表现，是人性中恶的积累与扩大，然而支撑拉式的理由之一便是：犯罪的权利和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是实现个人理想的手段和结果，其荒谬性可见一斑。

拉氏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成为第一类人，拉氏选择了杀死自己的女房东（一个依靠房租而生存的孤老太婆），拉氏是在预示性的梦的指引下完成杀人计划的。在完成杀人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两个梦，一个是具有预示性的梦，一个是现实的梦（杀死自己的女房东和她的妹妹），现实的梦是具有预示性的梦的延续。拉氏在具有预示性的梦的指引下完成现实的梦，是其人性中兽性作用的结果，却为其内心分裂点燃了导火索，使其思想、行为处于反复、易变的病态之中。

拉氏杀死房东回到斗室之中，对血迹和拿回的东西的处理：“突然”“突然”“突然”“一跃而起”“立刻发狂似的扑向”，这些突如其来的行为，是其内心恐惧不安的表现。在杀死房东之前，拉氏确信自己是有权利这样做的，一为自己，二为母亲，三为人类，因此拉氏认为自己是有权而无罪的，而在杀死房东之后回到现实中，拉氏意识到自己是平凡人，是有罪的，血迹、脏物都是罪证，拉氏内心是慌乱的，而且失去了常态，拉氏的行为处于异常状态，人格分裂，这是拉氏潜意识中认罪而在现实中不认罪相矛盾的体现。

为摆脱贫困，拉氏由尼采的超人哲学而引发出的犯罪理论以及为证明自己属于“不平凡的人”的杀人行为与十九世纪的俄国的传统文化相背驰，与基督教的赎罪思想相矛盾。拉式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异常的，拉氏因无法承受道德的谴责而内心分裂，这在心理学上属于人格分裂，即病态人格（又叫人格異常，即偏离正常人格的一种，它不属于精神病与神经症，是正常人脑对客观现实的歪曲反映，其产生与社会病态文化有关）。面对俄国传统文化与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的冲突，在贫困中拉氏看到了权力的重要性，拿破仑等历史人物的伟大功绩使他看到一旦跨越尸体即获成功，人们也便忘记了自身的罪恶，于是拉氏竭尽全力去实现自己造福人类、解救自己的梦想。然而十九世纪的俄国却与拿破仑时期有质的不同，拉氏仅执“不平凡的人”一端去实现自己的理论，自然被击败。然而，拉氏的理论产生的根源是俄国传统文化与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相撞击的现实。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拉式不知自己身处何处，不知自己的出路何在，于是想当然地将自己划归为有权犯罪的“不平凡的人”之列，这是拉氏在贫困这一生存危机的威胁下寻求自身出路的盲目的病态的试探，自然被现实摧毁，自然铸成拉氏病态的人格。拉氏的杀人举动是其寻求自身出路的具体表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拉氏无法生存，生存危机胁迫他寻求更好的出路，于是拉氏本性中恶的因素开始抬头并促使他去实现自我价值（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而道德力（俄国传统文化）却与犯罪论相抗衡，且持续不断，因而拉氏便成为另“我”与自身合二为一的综合体。

现实的罪恶被拉氏的犯罪论推翻，宗教意义上的罪被其排除在思维之外，而道德上的罪却惩罚着拉氏，因此，在拉氏的内心，女房东是杀不死的，真正死的是自己，因而他无法逾越自己的良心。因而拉氏在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和自我赎罪意识的索尼娅面前憎恶另一个我——真实的自我，在潜意识中拉氏是认罪的，而犯罪论却支撑着拉氏，认罪与否认罪恶的争斗最终以自首和服苦役在表面上结束，而理论的支撑依然未曾减弱。

罪，从宗教的原罪说开始，人就自觉与不自觉地进行着自我惩罚，以期洗清自身的罪恶，内心世界处于和谐的境地。“噢，不要相信人的内心有和谐”，拉氏在被贫困压垮之后，在犯罪论的支持下，这是其进行自救的举动，然而却是有罪的，所以其内心痛苦不堪。拉氏杀人的实质是在无可奈何之下在社会中寻求出路的几经疯狂的呐喊，是出于对生的维护，却不自觉地犯了宗教、社会、道德三重罪责。犯罪论与确实存在的三重罪责的较量使拉式因内心分裂而痛苦。

拉氏犯罪论的破产及内心所承受的痛苦，体现了十九世纪俄国社会转型时期内心的焦虑与恐慌，其中包含着文化撞击的悲剧意蕴。拉氏是当时俄国社会寻求自身出路的人们的缩影，是陀氏作品中的一员而已。

《双重人格》中高略特金在现实中处处碰壁，为摆脱“抹布”命运，而在思想中幻想一个小高略特金，小高略特金是高略特金本性中恶的因子的凝结、扩大从而自身分离出去的一个，与高略特金同源异体，是高略特金在一生中幻化的个体，由于现实挤压而使高略特金企图违背道德而得到金钱与权力的幻想而产生的精神实体。高略特金与小高略特金的对峙是高略特金人格分裂的现实，而高略特金终因无法逾越道德而发疯。

《白痴》中的伊波利特的自杀与拉氏、高略特金的实质是相同的。伊波利特看透了社会的实质，即要适应社会就必须抛弃良心、道德、感情等人性中美的东西，然而在选择中，伊波利特终因无法与社会相抗衡而内心分裂终致自杀，这是一种无言的抗争，是对社会的抗争，是人性的至善在现实面前的呐喊：人的出路在哪里？

拉氏、高略特金和伊波利特都是因为社会现实挤压而内心分裂的，是寻找自身出路酿成的悲剧，其根源是俄国传统文化与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相撞击给人的认识带来的混乱与迷茫。

陀氏终身都在探索人是什么，因人的出路而困惑。以拉氏为代表的那一部分人因无出路而痛苦不堪。陀氏通過作品向我们阐述了这样一条真理：在十九世纪的俄国，以个人力量跨越良心寻求出路的方法是惘然的，处于文化冲击中焦虑彷徨的那一部分人以病态的方式向社会发出呐喊：人的出路在哪里？《卡马拉佐夫兄弟》中陀氏希望以宗教来解决，然而“人是上帝”因阿廖莎的形象过于惨白而归于失败；《罪与罚》的结尾，陀氏给读者描绘了自己的理想：用爱与宗教来救助正在苦难中的人们，即用精神去救赎，用精神自救，用俄国的传统文化来洗涤欧洲资产阶级文化所激发的人性中的恶，这是陀氏“在人身上发现人”的理想，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在俄国社会转型期，要拯救人，就必须用一种新的思想来洗刷欧洲资产阶级文化在人们心理上的阴影，然而用俄国传统文化去完成这一使命则是软弱无力的，这是陀氏内心对俄国传统文化的依恋而产生的一种宗教情结。透过作家笔下的病态人物，我们仍能感觉到陀氏因人的出路问题无法解决而彷徨呐喊的最强音。

参考文献：

[1]威格.三大师[M]姜丽，史行果译.北京：西苑出版社，1998.

篇5：呐喊与彷徨

关键词：《后宫·甄嬛传》；现代女性；精神困境

《后宫·甄嬛传》在2012年受到了群众尤其是女性的热烈追捧，在很长时间内均有着很好的收视率，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这些来自于清宫深处的情爱故事与斗争，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后宫·甄嬛传》无疑是一部女人大戏，在这群女性身上能够看出现代女性存在的精神困惑，下面就从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的阐述。

一、从“以色侍人”角度中折射出现代女性身体的无奈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甄嬛传》中，处处可以表现出女性对美的一种追求与神往，其中的女子各个都是风华绝代、风姿绰约，然而，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她们对美的追求也渐渐扭曲。现代社会的女性虽然经济独立，但是在传统男权思想当道的形势下，外界对于女性价值的评价依然放在外貌与性别特征之中。从《甄嬛传》中也可以看出这种男权主义价值观对于女性的深刻影响，皇上赞赏甄嬛有无暇胜雪的肌肤，而安陵容入宫则是由于皇上认为她的头花别致，安陵容为了取悦皇上不惜残害自己的身体，这就深刻的表现出男权思想对于女性美的影响。毫无疑问，女性的容貌是其事业与爱情的敲门砖，《甄嬛传》的最后，甄嬛重获圣宠，揽镜自照时感叹自己不得不以色侍人，可以看出，美也成为了女性获得一些东西的重要手段。

美已然成为决定女性人生的东西，实质上，对于美貌的推崇是男权主义思想的体现，现代社会中，女性思想依然受到男权思想的影响，难以真正的得到发展，备受现实社会摧残的姿色平庸的女性可以在虚拟的电视剧中找回自信，从而释放出自己心中的无奈与委屈，从这一层面而言，无论是《甄嬛传》中的女性们，还是现实社会的女性，都难以摆脱男权思想的影响，她们只能够在这种矛盾之间求得生存。

二、从她们对爱情的看法中折射出现代女性对于爱情的困惑

《甄嬛传》中的女性要成功，必须要依靠男性的提携，剧中的男主角与甄嬛都有着感情上的纠葛，在她成功的道路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少女时代的甄嬛对真爱有着深切的渴望，她不愿入宫，为了躲避宫廷纠纷，称病避宠，在除夕夜祈福时，她巧遇皇上，却匆匆逃离，在荡秋千时再次巧遇皇上，自此倾心，也将自己的爱情寄托在皇上身上。但是，在册妃大典上，她才明白自己所谓的爱情不过是一场泡影，一句“菀菀类卿”彻底打破了甄嬛对于美好生活的幻想，为了尊严，她在生下胧月之后依然离宫修行，结果却遇到了心中挚爱——果郡王，在甄嬛最落魄的时候，果郡王给了她最纯真的爱，终于，甄嬛决定追求真爱，和果郡王厮守终身。然而，甜蜜的日子始终太短，不久后，她接到果郡王遇难的消息，为了保护孩子、保护亲人，她依然回宫，但是却发现接她的人正是魂牵梦萦的果郡王。命运弄人，圣旨不能违，甄嬛只能含恨回宫，真爱没有了，给予皇上的只有虚情假意。她用身体与皇上交换地位、获得荣宠，在这一过程中，她逐渐失去了自我，即使最后大权在握，但是却已经沦为行尸走肉。

在现代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女性的利益追求也被激发出来，对于一些自身条件不高但是又渴望权利的女性，他们一方面希望追求真我，领导一方面又可往往得到男权的庇护，他们往往通过婚姻等获取到地位与利益，然而，她们的内心也被虚幻的物质刺激麻痹，感到疲劳、虚无，这也是从古到今女性的悲哀。

三、从改变与被改变中窥探现代女性的道德迷惘

甄嬛在刚刚入宫后，是一个天真、浪漫的小姑娘，对于生活有着美好的憧憬，然而，爱却给她带来了伤害，只要心中存有爱和美好，就会受到外界的伤害，最后，她抛弃了自己的心，回到后宫，玩弄权谋，从此大获全胜，逐渐登上了权利的巅峰。不仅仅是甄嬛，皇后、安陵容、沈眉庄，她们都受到了爱的伤害，在一次次的斗争之后，他们的灵魂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她们再也不能回到当初，爱情、友情、亲情也随着美丽的梦想一同消逝。

从《甄嬛传》中可以看到现代女性的缩影，他们面临着残酷的竞争，一方面渴望自强不息、自尊自立，但是在社會的变革之下，她们婚姻观、价值观也随之被肢解与扭曲，在《甄嬛传》之中，一直都在强调甄嬛的不得已，这也恰恰迎合了现代女性的心理，所有的人都能够在其中找出自己的影子。

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缩影，虽然《甄嬛传》并未将善与美放在主要的位置，但是却为我们揭示出世界的规则以及潜规则的残酷性，反应出现代女性的一种迷茫、挣扎与失落，以上的种种都是现代女性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然而女性要怎样摆脱这种困境呢，《甄嬛传》也未给出答案，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究与思考。

参考文献：

[1]黄瑛，李艳.呐喊与彷徨——从《甄嬛传》看现代女性的精神困境[J].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3（07）

[2]陈力士. 爱的葬歌，情的颂歌——电视剧《后宫·甄嬛传》主题探析[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02）

[3]袁园.职场·民族·女性：从《甄嬛传》看新世纪的意识形态显影[J]. 南方文坛，201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