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的现实意义

论文的现实意义（精选8篇）

篇1：论文的现实意义

《寻乌调查》的典型意义和现实意义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寻乌调查》为我们深入调查研究树立了榜样。《寻乌调查》具有典型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 者：程贤章  作者单位：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 广州 510000 刊 名：嘉应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AY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1 19(4) 分类号：A841.2 关键词：《寻乌调查》   典型意义   现实意义  

篇2：论文的现实意义

炎帝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创始者，海峡两岸人民都是炎帝和黄帝的后裔。今年5月22日新闻报道，台湾人民做大寿司，纪念炎帝神农诞辰（农历四月二十六）。1992年、1993年在炎帝神农生辰期间，湖北随州市先后举办了“炎黄文化与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和首届“中国湖北烈山炎帝神农节”。以后每年炎帝神农的诞辰都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为了弘扬炎帝神农文化，促进海峡两岸交流，湖北省今年又举办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论坛，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文拟就炎帝神农开创农耕文化来分析他的伟大贡献和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炎帝神农首创农耕的伟大贡献和历史意义

（一）农耕是伟大的历史变革

在我国众多的古籍中，有许多炎帝神农开创农耕文化的记载，摘录几段如下：

“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果木之实，食赢蜮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

“民人食肉、饮血、被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

相应的条件下，农耕才能成为可能。这些条件主要有生产工具、居住条件、储藏条件等。这种对农耕条件的需求，推动了农业生产工具的创新、居所条件的改善和储藏器皿的发明。炎帝神农在发明农耕的同时，也创造和改善了相应农耕生产条件。

1、首创耒耜等农耕生产工具。从采集狩猎生产转变为农耕生产，两者劳动对象不同，方法不同，使用的工具也不同，后者比前者远为复杂细致。采集狩猎生产只需要简单的收割、打击、射杀（弓箭）等工具。而农耕生产从整地、播种、中耕、施肥、灌溉、到收获、储藏等有一系列的工序，没有相应的工具，生产就无法进行。元代农学家王祯曾说过，“非器田不成”。炎帝神农适应这种生产客观的要求，发明耒耜，《易〃系辞下传》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耒和耜都是木制启土工具，是当时从事农耕生产最主要的工具。从当时的水平来看，是一项很重要的发明。

2、建造定居住所。在神农发明农耕以前，人们靠采集渔猎为生，经常流徙不定，只能“缘水而居”（《列子〃汤问》）、“穴居而野处”（《易〃系辞》）。极不适应农耕生产的要求。种植农作物，需要选择适宜的土地，定居守护和管理。这就需要建造人工居所，摆脱依赖天然洞穴居住的被动局面。所以原始农业和定居生活是密

影响农耕生产的发展。相传神农为了解除人类生存受到的威胁，更好地发展农耕生产，深入山野,辩尝各种草木的性味，从而发明用中草药医治疾病和创伤的方法。《世本〃作》说：“神农和药济人。”《帝王世纪》说：“神农氏……尝味草木，宣药疗疾，就夭伤之命……。”《史记〃三皇本纪》也说：“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这些说明，自神农开始，古代才有中医中药，神农是我国医药学的创始人。也正因为如此，秦汉之际成书的第一部药物学典才名之曰《神农本草经》。

（三）农耕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原始社会晚期，在当时广袤的中华大地上逐渐形成了炎黄、东夷、苗蛮三大氏族集团。根据各种记载和传说，大致可以认定上古中华民族就是由这三大氏族集团融合而成的。炎黄集团中，黄帝由于战胜了炎帝神农族、东夷九黎族（以蚩尤为首），成为氏族部落联盟的盟主，成为最先统一中原地区的领导者，以后又战胜三苗族，加速了三大氏族集团的融合。黄帝就自然的被推崇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而炎帝神农族由于较早地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农耕文化，有较为发达的农业，人口得到迅速的增长，地盘不断扩大，在三大集团中占据有利地位。即使在今天，我们从历史遗迹，依然可以看到炎帝神农活动广阔的范围。如陕西宝鸡渭河流域一带是炎帝神农最早农耕种粟

（四）农耕文化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根据炎帝神农发明农耕推断，神农的时代，大体上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当时是氏族社会，没有国家，没有阶级，不属于文明社会。随着农耕生产的发展和繁荣，中华大地上逐步地出现一些文明因素、出现一些文明地点和文明核心地区，这正是文明起始阶段的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炎帝神农发明农耕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为文明社会的诞生打下了物质基础。神农时代，我国的农耕文化，已逐步发展起来。根据考古发现，当时驯化栽培的主要农作物有芋、粟、稻、黍、油菜、小麦、大麦、高粱、稷、葫芦、白菜（或）芥菜、麻、花生、芝麻、甜瓜、蚕豆、莲子、菱角等，从种类上分，已栽培成功了粮食作物、纤维作物和蔬菜作物。

驯化饲养的主要动物有猪、狗、羊、牛、马、鸡、驴、鸭、蚕等，除了食用、役用外，还建立了原始的蚕丝业。中植业和饲养业并存，互相促进，推动了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从而引起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有，农产品的增加、手工业的进步，社会分工的扩大，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剩余产品的增长，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分化、文字的创造、文化科学的兴起和国家政权的形成。这些变化，最终导致了文明社会的诞生。可以说没有农耕文化就没有文明

生了原始的歌舞和乐器，还有装饰文化、集市文化、茶文化等等，传说这些都与神农有关，是神农对原始精神文化的贡献。

另一方面，神农及其族人，在长期的农耕生产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一代代地传承，使他们在思想观念中产生了总结经验，改造自然，人和自然和谐相处，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的思想。这些思想有的后来成为道家思想的源头，有的成为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综合技术体系思想的源头。炎帝神农在制耒耜、创耕耘、植五谷、尝百草、疗民疾、驯畜禽、养动物等劳动实践中，培养了勤劳勇敢，不怕困难，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这些精神后来都成为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成为我们民族的重要精神遗产。

二、原始农耕文化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

（一）原始农耕的发展

农业可以分为原始农业（使用木石农具）、传统农业（使用金属农具）、现代农业（使用现代化农具）三种历史形态。自炎帝神农发明农耕进入原始农业阶段后，原始农业不断发展，至夏朝时出现了金属农具，已有精耕细作技术的萌芽。至战国、秦汉时期，精耕细作已发展为成熟的技术，终于形成为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综合技术体系。这个综合技术体系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精华，它是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包括改善农业

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个方面。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人们看到了生物体这一部位与那一部位之间的联系，这一生育阶段与那一生育阶段之间的关联，看到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生物之间的关联，并加以利用。也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我国古代农业重视农业系统中废弃物质的再利用。在“三才”理论系统中，人不是以自然主宰者身份出现的，而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与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因而产生保护自然的思想。人可以干预自然，但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违反客观规律。因此中国的传统农业总是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即所谓“三宜”，把这看做一切农业举措必须遵循的原则。但在客观规律面前，并非无能为力，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就有了主动权，可以“盗天地之时利”，可以“人定胜天”。“三才”理论要求，精耕细作要在遵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争取高产。总之“三才”理论中包涵很多辨证的科学思想，为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原则，在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2、重新认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对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有重要意义。众所周知，西方式的农业现代化，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由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是把自然界分解成各个部分，分别进行研究的，对事

篇3：论文的现实意义

约翰·亨利·纽曼 (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 是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神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语言学家。1816年入牛津大学三一学院 (Trinity College) 读书, 1820年获学士学位, 1822年获奥里尔 (Oriel College) 院士称号, 1825年成为英国国教牧师。接下来的几年, 他身兼两职, 既做学院的教员又做圣玛丽教堂牧师, 1833年, 英国国教内部兴起了被称为牛津运动 (Oxford Movement) 的宗教运动, 其宗旨在于强化国教的天主教因素, 并按照早期基督教教会模式整顿国教, 抵制政府对教会的干预, 纽曼为该运动的领袖之一。1845年他在利特莫尔受洗, 皈依罗马天主教, 他在罗马完成了天主教教义学习后被封为牧师, 教皇下发教谕准他在英国建立奥拉托利会教堂 (Oratory Church) , 1848年他在伯明翰建立教区。1851年库伦 (Archbishop cullen) 大主教邀请纽曼到爱尔兰都柏林主持建立一所天主教大学, 纽曼接受了邀请。他在爱尔兰的学术成就之一就是写就《大学的理念》一书。1853年纽曼在都柏林发表了《伦大学教育的范围和性质》一书。1873年著有《大学的理念》一书, 1890年与世长辞。

二、纽曼教育思想概括

纽曼的教育学思想体现了自由教育的思想,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大学的主要职能是传授普遍知识。也就是说, 大学作为一个传授知识的载体, 世界各地的人都是为着同一个目标也就是寻求知识而汇聚到这个地方, 为着普通的知识作积极探索。因此, 大学承载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授业解惑, 也就是师生共同探索知识、汲取知识营养的场所。第二, 纽曼的教育思想突出强调大学是应该向学生传授普通的知识、完整的知识。换句话说, 纽曼的教育思想主要涉及知识的普遍性原则和整体性原则。普通知识涵盖各方面的知识, 这些知识是所有知识的集合。传授普通知识就等同于传授所有的知识, 知识的传授应该是没有差分的;对于高校而言, 应该本着普遍的原则, 对不同学科的设置持一样的观点, 而不应该将知识划分出高低贵贱。人文、社科、自然等领域的知识, 都有普遍存在的必要, 知识的完整性体现出知识的系统性。知识作为一个系统的存在, 任何知识都是相通的, 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某一学科。纽曼认为, 大学作为知识传授的场所, 应该平等地传授相关知识, 涵盖所有知识, 这样才能称之为大学。纽曼这句话中, 体现出大学制度必须包含三个特性, 即公平、包容和统一。大学正因为这些特性的存在, 才体现出对知识的保护性力量, 才能够真正体现知识的普遍性和完整性。第三, 大学在知识传授的方式上应该考虑到普遍性原则和完整性原则。大学不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特定技能而设置的, 而应该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场所, 让那些志同道合之人能够在学术的海洋中徜徉, 相互交流观点, 相互启发, 让知识与知识相互碰撞。大学要为学生提供一个自由宽松的教育环境, 尤其是高校作为人才的聚集地, 必须发挥人文特性和自由博学的宽度与广度。这是纽曼一个重要的教育学观点。大学要培养的人才, 是那些敢于追求自由学术, 能够观察总结并得出真理, 理论联系实践的创新型人才, 也是能够适应社会, 自我调整的社会建设人才的培养。

三、在大学教育中如何应用纽曼的教育思想

首先必须明确大学教育。大学教育作为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 应该是自由的教育。纽曼的教育思想中处处透露自由的学术思想, 坚持培养通才的原则。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 不要刻意地培养某一专业性的人才, 而应该更加全面地全方面地构建学生的知识面和价值观, 更加系统性地传授相关知识, 更加自由地拓展学生的研究领域和思想交流。学生过早专业化, 对于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发散性思维能力的培养都有不利的一面。纽曼提出的培养通才的原则很大程度上指明了高校培养人才的方向, 而且各个学科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促进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 使得他们的心智都变得开阔, 提高了他们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

高校在培养人才时, 应该奉行自由学术的思想, 不能一味追求高校的排名、学术论文的质量等, 而要坚持自由教育, 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在学科配置上要平等对待, 一视同仁, 不要一味地追求经济的富裕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换句话说, 学校的人才培养应该与行政等相分离, 使得教有所得, 学有所成, 真正让大学成为培养通才、自由交流的学习场所。

在这科技高速发展、物质文明不断丰富的时代, 我们应该重审现有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从纽曼的自由教育思想中, 我们不难看出, 现在少部分高校所采用的通识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无疑是对纽曼的自由教育的改造, 通识教育是非专业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 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其内容而言, 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希望不久的将来, 这种教育思想能得到进一步推广。

摘要：自由教育思想是纽曼教育思想的灵魂。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 纽曼对自由教育思想做了详尽的阐述。本文通过对此书思想的解读提炼自由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以辩证地把自由思想应用在当下的教育中。

关键词：纽曼大学,自由教育,现实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英]纽曼著.高师宁, 何克勇, 何可人, 何光沪译.大学的理念[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3.

[2]刘宝存.纽曼大学理念述评[J].复旦教育论坛, 2003, 1 (6) .

[3]姜风春.纽曼的大学教育思想及现实意义[J].江苏高教1997 (6) .

[4]徐辉, 顾建新.纽曼及其大学的理想[J].中国大学教学.2003 (4) .

篇4：论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与载体意义

摘要：儒家思想使中国封建社会“礼义之邦”的文明特征凸现，使儒学具有一种自我超越自我更新的精神价值，这在当前社会呼唤诚信、道义、公正的时候，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所包含的精神价值及哲学遗产，仍值得我们反思研究并揭示。

关键词：儒教 现实意义 载体意义

儒家天人合一本体学说，将封建道德伦理范畴上升为最高的“道”与“理”。从世界哲学史与思想史的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独特的理性形式。它的思辩意义在于杜绝了世界各古老文明所共通的最高本体的人格化形式在中国的发展，使中国传统思想始终处于世俗与入世的形式，使中国人在几千年来始终保持一种完整的对道德的理性认识，亦即一些学者所称之的“民族集体理性”。同时，人们对民族、国家、社会的认同，基本上是持一种以文化价值认同的积极入世的“中和”态度而非传统宗教人格模式的狂热崇拜。因为儒家道德本体论范畴中所涵育的“中和”“中庸”，以及“温良恭俭让”的认知方式及行为态度，让人们始终保持了一种温和的行事方式及价值认同，从而避免了中世纪以人格化偶象崇拜为中介带来的一些情绪化的东西。

儒学具有一种自我超越的精神价值。儒学道德论强调对“善”的主动欲求。这种自我内蕴的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对“善”的积极追求，使儒学具有一种自我超越的精神价值。自孔孟开始，儒学就主张对社会、人生的理想主义即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追求、探索，并把超越人生自我情欲，实现以“德”为内涵的人生价值作为人生命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使儒学不仅具有自我更新的调节与开放机制，也使士人具有一种对国家、民族人文关怀的情怀。张载重塑儒学伦常，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后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的豪情壮志，范仲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儒学士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情怀，应当说都是在道德律令、范式之下的一种对理想社会和圣贤人格的追索。这种自我超越精神，使儒学历经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动荡、大变动、大分裂的年代而继往如新，通过升华道德规范来促使人们去遵循道德，完善主观世界，超越自我，在儒学家看来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

儒学道德论主张“中和”的天人合一论，将“天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作为自然的伦理法则，使中国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上保持着一种和谐、协调的关系。儒学道德论，不仅将社会，亦将自然之道即自然规律看成是一种“圣人化之”，“功德参合”的伦理法则，将天地自身的“体仁行义”看作“生生不已”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以籍此获得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涵上的一致性。这种本体论思想，使人们对自然采取了一种中庸、随和乃至妥协的态度。自然界在人们认识中不是作为社会的对立物与征服的对象，而是作为人们对社会改造和自身修养及超越的一种伦理律令的参照物。所谓“格物致知”，“致知在格物”，则是“穷极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是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关联的三纲领、八条目，是人间治道的参照系。因此，人类社会“善”的属性至自然界就成为“生”的寄托。人与自然的这种情怀，使自然多了拟人化的面貌。中国的士子常常在天人合一的意蕴中去体味自然、宇宙所内含的“道”，从自然山水中去观赏宇宙的道德律令与伦理法则，由此人和自然在一个同化的进程中发展其谐和的关系。儒学这一法则，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则是“文以载道，艺以载道，书以载道，乐以载道。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含蓄、内蕴、回味的艺术理论与审美理念，也构成人和自然的妙合关系。这种理论在与当前地球环境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尤其有着现实意义。

儒学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学说, 它兼容并包、与时俱进,最全面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为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载体,各式各样的思想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儒学在中国文化思想中的载体性主要分三个层次: 一是和官方意识形态相关的政治载体; 二是与文学艺术联系密切的个体精神载体; 三是从宋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新哲学载体。

儒学与官方思想联合在一起,成为统治者手中的利器，这一作用不在于儒学思想本身, 而在于它可以承载统治者的各种思想, 从董仲舒“天人合一”的“理论派”, 到公孙弘、张汤的“实战派”, 都可以在儒学中找到位置。这种做法正确与否此处不论,但它在中国文化思想上的重要地位却是不可质疑的。儒学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他给统治者提供了行动的指南, 而在于它使统治者的做法合理化,既不违犯“祖宗家法”，又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大众得到合理的“解释”,“顺理成章”地接受统治者的行为, 上下一心,社会在一定层次上保持住和谐稳定的状态, 这并非“无一利”的事情。儒学对政治有包庇粉饰之嫌, 但其作为载体的积极作用, 是不可忽视的。

个性精神的载体主要表现在个体知识分子身上, 常常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成为后进者学习的榜样。于此, 儒学的载体不再为封建统治者服务, 而是正直知识分子灵魂的花园,让他在茫茫雾海中, 看到一盏灯光,照亮濒临绝望的心灵。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学家身上有集中体现。在儒学的继承人眼中, 儒学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荣华富贵、光宗耀祖”的敲门砖, 更是灵魂的导师、精神的依托、道德与行为的理论依据。儒学深入到知识分子阶层的内心深处,得到知识分子的重视、认可。知识分子是影响文化的中坚力量, 是文化的传播者,在加上统治者的鼎力相助, 儒学文化被播撒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成为公认的准则。

儒家思想成了有着固定内核的综合体，除了不可动摇支柱性的理念, 其承载的东西是可以因人而定、依时而变的。宽容而又不失原则, 可见儒学思维系统的开放性和稳定性。从物质形式上看, 能够较为直接反应孔子思想的著作为《论语》、《春秋》,再者便是散见于《左传》等著作中。《论语》为孔门后人整理而成, 其中沒有孔子对某一个问题集中论述,所有的观点均是点到即止。《春秋》只是提纲性的点拨,所谓“微言大义”, 之中的深意要靠读者体味。这就说明,儒学思想从流传开始, 便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特征的集成体, 给了后人极大的思维自由, 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其进行诠释。

儒家思想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它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 也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体现。

参考文献：

[1]李景林.儒学关联于民众生活的现实载体[J].河北学刊,2004(6):35-38.

篇5：坚守诚信的现实意义

人可以粗陋，可以清贫，可以平凡，但是不可以欺诈!海涅 说: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因此，做人一定要坚守这样一个信念：诚实守信。诚信，是一个人，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要求。参天大树挺拔耸立，靠的是深扎大地的根默默的支撑；凌云高楼气势撼人，来自厚重坚硬的基石无语的支撑；那么，人又是靠什么来支撑起无比睿智的人生 呢？那就是诚信！坚守诚信，就是坚守气节和操守；坚守诚信，就是坚守做人的 根本；坚守诚信，就是守住心灵的一方净土，守住成功、赢在未来。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想先谈谈大学生坚守诚信的意义。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和人才，诚信问题尤为重要，因为这关乎一个民族未来的价值体现和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诚信是大学生进入社会的“通行证”，恪守诚信是每个大学生应当有的生存和发展理念之一。大学生在校学习只是一个暂时的阶段性的过程，最终我们还是要走入社会，走入市场。在将来的求职中，诚信将成为用人单位对求职着的素质要求，诚信必将成为大学生的安生立命之本，这就要求我们要做诚信规范的力行者。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其中把“明礼诚信”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之一来要求全体公民，在全社会都在倡导“诚信”的今天，作为接受文明教育最充分的大学生，更应该身体力行，领文明之先风，不做有损个人名誉和国家利益的事情。考试作弊、毕业不还贷等失信行为大大降低了大学生的道德水准，也降低了社会对大学生的信任度。考试作弊危害的不仅是作弊者本人，它使所有学生都面临道德的考验和灵魂的拷问。对考试作弊、毕业不还贷的理解和宽容，也就是对社会不正之风的淡然和认同，自己也就不知不觉加入其中，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更重要的是造成社会对大学生的信任危机。社会把大学生一贯视为高素质人群，给以充分的信任和关心。但是由于考试作弊的屡禁不止，欠贷不还等现角的频频出现，使得社会对大学生的信任度大打折扣，工商银行镇江市分行邱处长不无痛心地说：“我们不得不认为大学生出现了诚信危机。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他们的信任度，„„”并希望找到有效的制约措施，规避风险，确保银行利益不受损。可见，由诚实、守信方面出问题而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不信任，导致社会信任度的降低，不仅在量的方面大幅减少，在质的方面也大幅下降，会使信任危机强化为社会危机，直到社会系统的崩溃。

在今天市场经济环境下提到诚信问题我们不得不说说现代企业，企业诚信是指企业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对客户履行交易时的承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诚信，不仅是社会和广大用户对企业的要求，更是企业自身发展壮大的首要条件和立足之本。企业拥有诚信，标志着企业的 成熟与发展，也是企业和企业家人格力量的表现。因此，诚信对企业生存发展有着极其重要 的意义。其一，诚信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如果一个企业对内对外都讲信用，就会赢得 创业和发展的机遇。企业内部真诚相待，能够形成强烈的凝聚力，企业对外诚实守信，就会形成巨大的吸引力，人们就会愿意与之打交道、谈生意。反之，企业如果不守信用．不讲信誉，践踏道德，就会造成内部人心涣散，外部恶名远扬，终 究会轰然倒地。去年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事件”无疑是这一点的铁的证明。它所造成 的社会危害和人的信任危机尤其严重，它的垮台也是给其它企业敲响的一个强有力的警 钟。其二，诚信是最好的竞争手段。企业竞争，既要比拼商品的质量和价格，又要比拼 企业的管理和服务。这些，除了外在的表现以外，更重要的是内部蕴含的信誉。同样的 产品，质量、价格、服务不相上下，但名牌企业生产的更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有时即便 是价格高一些，也在市场上占据优势，这就是信誉、口碑在起作用。这是任何一个消费 者都能亲身体会的。换句话说，一个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或处于领先地 位，就要在商品质量、价格、管理、服务方面坚持信用至上。其三，诚信是企业交易安全的保证。现代社会的经济关系较之以往更为复杂：生产 技术快速提高．协作范围日益扩展，交换数量迅猛增长，交换手段不断改进，交换风险 急剧加大。要求交易主体以更为真实守信的主观心理和客观行为参与到实践中去。因此，企业诚信地履行交换义务，有利于降低交易风险。其三，诚信是中国市场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通行证”。我们已跨入世贸组织的大 门，宏观经济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要求企业必须按世贸规则办事。另外重要的是由于 我们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竞争力相比普遍较低，这样就要求我们的企业在生产经营中 更要诚实守信，一心一意做好生产发展。否则，很难参与国际贸易往来，甚至很有可能 会在国外企业的激烈竞争下悄然零落。我们看到，随着我国正式加入 WTO，全社会的诚信意识也随之不断提升，共同的 认识是：国无德不强，诚信是打开市场大门的钥匙，也是拓宽市场大门的钥匙，诚信是 顾客心中的天秤，是走遍天下的通行证，也是进入名牌行业的准入证。有了诚信，企业 就有力量，就有巨大的吸引力、竞争力。有了诚信，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占领制高点。所 以，我们说：诚信是一种美德，诚信是一种法律制度，诚信是一种行为方式，诚信是一 种最大的效益。诚信对企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篇6：法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和“立公弃私”的法治观，能够为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智识支持和历史镜鉴。

全面依法治国，要求法律具有绝对权威、至上性地位和据此产生的支配性效力。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根本要求，就是强调宪法和法律在社会治权结构中的绝对性支配地位，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宪法和法律为最终行动准绳。

法治能否实现，关键是政府权威服从于法律的权威，任何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和社会团体和政党(包括执政党)，都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任何公民(包括国家机关公职人员)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反对存在超越于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行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

西哲柏拉图就曾在其晚年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

”[[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

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在法律享有绝对权威这一点上，先秦法家思想和西方主流哲学是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的。

先秦法家思想文化的核心主张，就是“以法治国”，“任法而治”。

在先秦法家看来，法治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就内在地要求对统治权力必须予以必要的法律约束和控制。

必须任何人，包括君主，都应当服从作为公义的法律，因为“令尊于君”，所以“不为君欲变其令”[ 《管子·法法》]，最终实现“立公弃私”。

而当下执政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重申执政党的行动不能超越于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强调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这些主张都与法家的基本思想存在实质上的共通性。

与此同时，法家强调法律的明确性和稳定性(商鞅指出“立法，必使明白易知”[ 《商君书·定分》]，韩非子强调法治必须“易见”、“易知”和“易为”[ 《韩非子·用人第二十七》])、

主张维护法律的统一(“法莫如一而固”[ 《韩非子·五蠹》])等主张，对于当下全面推进法治建设，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法治建设目标，以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次，法家的改革发展观，能够为当下全面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智识支持和历史镜鉴。

改革发展是当下中国政治的首要主题。

深化改革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和建设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根本动力。

当下中国正在处于历史发展的新阶段，面临着无限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着一系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国际地缘政治斗争日益复杂、国内地区发展不均衡、城乡二元结构仍未彻底打破、东西部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扩大、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人口老龄化加剧、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诸多约束、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以及改革红利并未遍及全民等，

都制约着中国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从而制约着“中国梦”的实现。

因此，有必要反思和重视先秦法家“不法古、不循今”、“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改革变法观。

先秦法家的变法实践辨明，为了实现“国富”、“兵强”和“统一天下”的政治战略目标，必须凭借政治自信，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冲破思想观念和体制上的束缚，打破利益固化状态，全面深化改革。

邓小平同志早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就旗帜鲜明地指出，要以“三个有利于”来作为判断工作得失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种政治判断，无疑符合并发展了先秦法家关于“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的改革变法主张。

而当下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也应该批判性继承和发展先秦法家的改革观，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动力。

法家思想的作用

法布于众

法要“布之于众”既然法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是人民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那么法律就应当以成文的形式出现，并做到公布于众，并争取做到“家喻户晓”。

韩非强调：“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法之所以公布，其目的有二：一是“使万民知所避就”，能以法律自戒，二是为了监督官吏公开断案，防止罪犯法外求情。

依法办事

要严格依法办事，维护其权威性。

法家坚决反对在“法令”之外讲仁爱、道德，韩非子明确指出：“明其法禁，察其谋计。

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计得，则外无死虏之祸。

故存国者，非仁义也。”他认为，“任法而治”要排除一切人为的因素，以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正所谓“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

故曰：上法而不上贤。”

刑无等级

法家认为，法一旦颁布生效，就必须“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君臣要“任法去私”。

强调“法”作为规范社会的统一标准，乃“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

”形象说明了“法”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在运用过程中不因人的主观因素不同而发生变化，对任何人都应当做到一视同仁。

所谓“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皆体现了法家公平执法的决心。

保持法律稳定

“壹法”、“一尊”强调统一法律的内容、立法权，并保持法的稳定性，即:“壹法”、“一尊”。

“法莫如一而固”，“一”指的就是“法”的内容，不能“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固”则指保持法的稳定性，“朝令夕改”只会是亡国之道，这也反映了战国末期，法家从“变法”到“定法”的立场之转变，

只有“政法独制于主”，才能保证“政不二门”，达到统一立法权之目的。

法家思想的局限性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

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 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

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

法律绝对

我们知道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

比如涉及人们思想、认识、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他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评价标准，而这些东西用法律强制，只能促成逆反心理。

又如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不宜采用法律手段，而应用道德来约束，给人们一个自我约束的空间。

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法自君出

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主(国家)手里，臣下不得行使，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

皇帝本人则凌驾于法之上，超越于法之外。

至秦始皇时更加刚戾自用，法完全成了君主实现个人欲望的工具。

我们知道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是可怕的，《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

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

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

然候早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但在封建专制社会，一切用法来衡量和判断，是很难做到的。

那些权贵是不会甘心受法律约束的，所以法家代表人物，如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最后都为变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法家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法家认为是农战，但法家认识到“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民之外事，莫难于战”。

农事之苦，战事之难是推行农战的极大障碍，那么如何驱民耕战昵?法家认为，必须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已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

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法家的“强国弱民”理论上，体现了国家与人民的权利义务界限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力而缩小人民的利益，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危机。

如果当人民贫弱到不能生存时，他们就不会再抑仪国家的食禄，而会起来夺食，届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强盛将不复存在。

这个简单的对立统一规律法家没有认识到。

“刑用于将过”

法家认为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应处以刑罚。

《商君书.开塞》说：“刑加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两赏不能止过者，必乱。

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

就不应定罪处罚。

因此，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

法家将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等同起来，给予同样的刑罚，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法理是极不相符的。

此外，法家这种“刑用于将过”的理论，还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无疑是重刑主义的表现。

思想概论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性论评价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表现性质

篇7：李白故里的现实意义

虽然如此，但近年李白故里之争有白热化的趋势，湖北安陆与四川江油就围绕它而展开了口水战。事实上，如果四川的争论还有点靠谱的话，湖北安陆的可信度就更低了。当然，正如如今兴起的许多名人故里之争一样，李白故里之争实际上仍然是利益之争，而不完全是学术之争。而缺乏学术精确性的历史之争，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确定名人故里，必须以历史事实为根据，需要的是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这种学术精神注重对历史记载，出土文物等等文字的和实物的证据的考证辨析，在抛开任何历史偏见和利益纠葛基础上，让事实说话。

通过严谨的研究，确立李白故里所在地，其意义在于给历史一个说法，给后世一个交代。李白这么伟大的诗人，如果人们一直弄不清楚其故里籍贯等，是对于这个大诗人的不敬，是对中国文化的不敬。但是，由于李白研究中外在因素的干扰，这个问题复杂化了，因而其故里也云遮雾罩起来。上世纪中苏交恶的时候，郭沫若就力证李白出生于前苏联境内的中亚碎叶城，作为苏俄侵占了中国的领土的佐证。虽然苏俄历史上侵占中国领土是不容抹杀的事实，但为了论证此事而把李白故里移到那里，就不足取了。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管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历史的真相不能改变。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开始了对李白故里的争夺。他们不对史实进行考证辨析，而是通过曲解概念，玩弄文字游戏方法，移花接木，偷梁换柱，以达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目的。比如将“故里”定义为某人长期生活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对“故里”这个概念的有意曲解。这种做法得出的安陆是李白故里的`结论，对于当地知名度的提升，对于当地经济的影响，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建立在虚幻的基础上的名人效应，无异于沙上建塔，是不牢靠、不负责的。

篇8：公允价值的现实意义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定的会计要素计量属性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五种,会计计量属性反应的是会计要素金额的确定基础。在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交易等方面采用公允价值,现就公允价值相关问题进行简单分析。

一、五个会计要素计量属性的相关定义

1.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市场情况的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可比前提是指公开市场上要有同样、同类或类似资产(即可比的资产)及其交易活动。资产及其交易的可比性体现在:一是可比资产与计量资产在功能上具有可比性,包括用途、性能上的相同或相似;二是可比资产与被计量资产面临的市场条件具有可比性,包括市场供求关系、竞争状况和交易条件等;三是可比资产成交时间与被计量资产时间间隔短,同时,时间对资产价值的影响是可以调整的。公允价值分为三个层次:(1)存在活跃市场的资产或负债,由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期公允价值。例如,对于存在活跃市场的存货、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非货币性资产,应当以该资产的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其公允价值。(2)不存在活跃市场、但同类或类似资产存在活跃市场。对于同类或类似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存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非货币性资产,应当以同类或类似资产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其公允价值。(3)不存在活跃市场,且不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应当采用估值技术等确定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该公允价值估计数的变动区间很小,或者在公允价值估计数变动区间内,各种用于确定公允价值估计数的概率能够合理确定的,视为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2. 历史成本。

历史成本又称为实际成本,就是取得或制造某项财产物资时所实际支付的现金或者其他等价物。在历史成本计量下,资产按照其购置时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或者按照购置资产时所付出的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负债按照其因承担现时义务而实际受到的款项或者资产的金额,或者承担现时义务的合同金额,或者按照日常活动中为偿还负债预期需要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

3. 重置成本。

重置成本又称现行成本,是指按照当前市场条件,重新取得同样一项资产所需支付的现金或其他现金等价物金额。在重置成本计量下,资产按照现在购买相同或者相似资产所需支付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负债按照现在偿付该项债务所需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

4. 可变现净值。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预计售价减去进一步加工成本和销售所必须的预计税金、费用后的净值。在可变现净值计量下,资产按照其正常对外销售所能收到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扣减该资产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金后的金额计算。负债按照现在偿付该项债务所需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

5. 现值。

现值是指对未来现金流量以恰当的折现率进行折现后的价值,是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因素等的一种计量属性。在现值计量下,资产按照预计从其持续使用和最终处置中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入量的折现金额计量。负债按照预计期限内需要偿还的未来现金流出量的折现金额计量。

二、引入公允价值的现实意义

历史成本会计以其含义简明、易于操作、可靠性强等特点,在现代会计中长期据于重要地位。它以企业经营环境的一系列假设为基础,这些假设主要包括相对稳定的技术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币值稳定、持续经营、会计分期等。相应地,有关确认、计量的原则与方法,也是这些假设下的产物。如果企业经营环境相对稳定,历史成本会计就能比较忠实地履行资产计价和收益决定的功能,如实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否则,资产计价和收益决定的可靠性就会受到相应的影响。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越不稳定,会计确认、计量的结果就越不可靠,财务信息的质量就越差。这是因为,不稳定的经营环境会引起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公允价值的导入既是新会计准则的一大亮点,也是引发诸多争议的焦点。新会计准则在上市公司实施后,伴随着资产价格的上涨和股市楼市的红火,对公允价值的看法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引入公允价值,使财务报表更加逼近经济现实,极大地提高了会计信息对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决策相关性。反对者则认为在会计计量中大量运用公允价值,不仅导致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大幅波动,而且为盈余操纵提供巨大空间,降低了财务信息的可靠性。

公允价值会计在中国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对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公允价值缓和了经营业绩的波动。

如果上市公司对被投资企业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投资的股票存在着活跃的交易市场,则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将其股票投资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这两类金融资产均必须以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基础,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在各个资产负债表日计入当期损益,而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在各个资产负债表日先计入资本公积,待出售时再将资本公积转出,作为投资收益。就交易性金融资产而言,由于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均按公允价值计量,出售金融资产时确认的损益对当期的影响将明显小于按历史成本计量的影响。换言之,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属性且将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通过多次而不是一次性反映收益,缓和了经营业绩的波动。

2. 公允价值具有更强的决策相关性。

2007年第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向好,股权分置改革给投资者带来财富效应,如果采用历史成本将抹杀这些“改革红利”,而采用公允价值则将改革成果予以明示,更有利于投资者制定合理的投资和经营决策。以雅戈尔为例,该公司2007年第一季度实现了9.46亿元净利润,其中出售中信证券股份获利11.34亿元(税前)。据分析,雅戈尔2007年第一季度出售中信证券获得的税前收益应当是3.6亿元左右,而不是11.34亿元。这是因为,该公司2006年末共持有中信证券18 366.56亿股股份,总成本为3.15亿元,每股成本约1.72元。按照新会计准则的要求,雅戈尔将所持股份中已过禁售期的12 407.5万股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将持股成本与2006年底中信证券收盘价27.38元之间的差额(即公允价值变动),进行追溯调整,调增了股东权益31.84亿元。这样,当雅戈尔2007年2月以每股约39.36元的均价出售3 012.13万股中信证券股份时,只应确认约3.6亿元的投资收益。倘若没有采用新会计准则,则雅戈尔应确认的投资收益将高达11.34亿元。雅戈尔对外界披露的经营业绩增幅如此之大,势必影响投资者制定符合客观情况的投资和经营决策。此外,公允价值更加符合会计的谨慎原则。谨慎原则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企业“对预计可能发生的损失,应计入本期损益;对预计可能产生的收益,不应计入本期收益”。企业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运用到对可能发生的损失进行计量上,如按历史成本计量,可能会偏离现行市价,低估损失费用,造成所选择的方案缺乏稳健性。

3. 引入公允价值会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促进金融创新。

美国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金融危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1980—1994年,大约1 300家资产总额超过6 210亿美元的储蓄与贷款机构(Savings&Loans Institutions)倒闭。这些机构主要是由于遭受巨大的利率风险而倒闭的,因为它们80%以上的贷款是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而资金来源则主要是短期存款。当这些机构接受的存款利率从1978年的7%上升至1982年的11%时,它们的资金成本已经超过抵押贷款的平均回报率。若按公允价值对贷款和存款计量,这些机构已经资不抵债1 180亿美元,但若按历史成本计量,这些机构的财务报表仍然体现出较强的资本实力和支付能力。这次金融危机的最深刻教训之一是,历史成本计量模式粉饰太平,掩盖了这些金融机构面临的经营风险,延误了监管部门的拯救时机,结果付出了巨额的社会成本。

4. 公允价值更有利于评价公司的管理层是否有效地履行其受托责任。

历史成本模式虽然体现了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但是历史成本体现的投入使用的是历史成本,产出使用的是现时成本计价,将资产的时间价值和外部经营环境对价值的影响都归结为经营成果。此外,投资者为了评价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受托责任,除了关心投入要素的历史成本外,更关心投入要素的现行价值,是否保值增值。从信息需求的角度看,投资者对自己投入多少十分清楚,不需要上市公司利用定期报告反复提醒他们投入了多少,投资者最需要获取的是投入要素在报告日的价值变动信息。仅仅依靠上市公司提供以历史成本计量的会计信息,投资者显然无法获取投入要素的潜在产出价值,而缺乏这类信息,要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受托责任进行有效评估,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换言之,受托责任的界定和评价应当拓展和延伸,既要考虑投入产出比,还要考虑上市公司管理层对投资者投入要素的价值管理。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软资产”对于上市公司的价值创造和核心竞争力的维持和提升至关重要,“软资产”具有投入与产出严重不对称的特点,历史成本模式过分关注“软资产”的投入面,无法让投资者评估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是否对“软资产”的产出面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

5. 公允价值计价在可靠性方面不逊于历史成本计价。

通常认为,以公允价值计量所生成的财务信息,其可靠性不如历史成本。在评价公允价值和历史成本的可靠性时,不应一概而论。根据中国新会计准则和FASB于2006年9月颁布的第157号准则《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公允价值可分为三个层次:活跃交易市场对资产和负债的报价;类似资产和负债可观察到的市价;运用估值技术所确定的价值。第三层次的公允价值,由于需要在估值模型中大量运用假设并对资产和负债的未来现金流量进行预测,其可操纵性明显高于历史成本,可靠性却逊色于历史成本。但第一和第二层次的公允价值,其可靠性毫不逊色于历史成本,且比历史成本更不容易被操纵。只要存在着活跃交易市场,公允价值信息能够随时获取、能够可靠地加以计量,以公允价值计量所生成的会计信息,甚至比历史成本计量的会计信息更加可靠。历史成本并不总是可靠的,以历史成本作为计量属性的会计模式,同样需要大量的估计和判断,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诸多带有主观色彩的待摊和预提。为了进一步保证会计计量的可靠性,要增强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加强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意识,从而使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所产生的会计信息能够被证明是十分可靠的。

6. 公允价值极大地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伴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大量无形资产及衍生金融工具等软资产的出现,使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提供的会计信息正在失去其应有的真实与公允,而公允价值不仅能够体现一定时点上资产或负债的实际价值,而且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资产能够为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或清偿负债需要转移的资产价值,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目前,国际会计界已经普遍接受了公允价值的概念,公允价值的运用呈现出从金融工具向其他领域延伸的趋势。在中国,现行会计模式仍然是历史成本占据主流,公允价值的运用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践方面的应用都处于刚起步阶段,新会计准则对于公允价值的运用采取的是适度的原则。新会计准则仍是站在历史成本的基础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用公允价值计量,但是可以预见公允价值的应用将日益广泛。

7. 公允价值具有国际通用性,运用公允价值可以加快中国会计的国际化发展。

会计国际化意味着国内会计准则要与国际准则逐步接轨,同时,中国的会计具体环境决定了会计准则国际化并不是全盘照搬国际会计准则。对可以取得公允价值的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价是国际会计准则、美国及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做法。所以说国际惯例是倾向于公允价值计量这一属性的。中国运用公允价值计量,也是顺应国际经济一体化和会计准则国际化的这一潮流,向与国际惯例充分协调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结论

公允价值之所以风靡21世纪的全球会计和其他经济管理领域,源于其理论上相对于历史成本的显著的优越性;公允价值会计是基于价值和现值,面向现在、未来、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具有“真实和公允”本质特征的会计模式;公允价值会计是财务会计领域的模式性和范式性革命,是会计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将公允价值引进中国会计准则体系,既是实现国际趋同的客观需要,也是适应金融创新的必然选择。当然,公允价值并非十全十美,需要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我们坚信,通过加强公允价值会计相关准则的探索、改进和完善,公允价值会计的实践会愈来愈深入,并极大地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摘要：资产和负债必须有相关的计量属性,计量一直是会计的核心问题。传统的会计模式是以历史成本计量为基础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会计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传统的计量模式已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FASB提出了“公允价值”,并随之逐步应用和推广至会计准则中。通过例证,得出公允价值会计信息不仅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还有较强的可靠性,为公允价值在中国的运用扫清了认识上的障碍。在讨论资产和负债的五个属性,即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的基础上,重点阐述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与其他计量属性进行对比,结合中国的经济环境,明确指出新会计准则引进公允价值的现时意义。

关键词：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可靠性,历史成本,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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