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县中学

萧县中学（通用7篇）

篇1：萧县中学

奋进中的萧县新庄中学

萧县新庄中学是萧县新庄镇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是县“示范初中”，成立于1958年。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新庄中学愈老弥坚。如今在张华校长的领导下，我校确立了“质量立校，管理兴校，科研强校” 的办学思想，以“拼搏，自强，慎独，有为”为校训，坚持“敬业、爱生、合作、创新”的教风和“诚实、好学、团结、进取”的学风，树立了“奋发图强，永不言败”的新中精神。细化制度，强化管理，革新教育教学模式，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创建和谐校园，新庄中学正以稳健的步伐、昂扬的姿态向着“学生成才，家长放心，社会满意”的办学目标迈进。

一、规范办学，精细管理

我校建立健全了《教育教学管理基本要求》《班级量化管理细则》、《食堂卫生管理制度》、、《宿舍量化评比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大到学校五年规划，小到年级月考检测，每一项制度都体现出了精细化的特点。从细处入手，从小事做起，是我校强化管理的基本方法。为确保学生安全，校干24小时轮流值班。吃饭期间，安排学生执勤；为解决学生饮水困难，学校为每个班级配备了一台饮水机；为了让学生能及时与家长取得联系，校长室的电话可以随时免费拨打；为了不让学生在寒冬里冻伤手脚，食堂为住宿生免费提供热水„„这些点点滴滴，折射出学校以生为本的理念。这些精细化的管理措施温暖了同学们的心。

二、科研兴校，打造高效课堂

目前我校掀起了向杜郎口中学学习的热潮。秉承杜中的教学理念，我校教师积极探索新的课堂教学模式，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这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的精神面貌大为改变，以前沉默寡言的学生敢站到讲台上发言了，以前上课睡觉、玩手机的学生把视线转移到了学习上，黑板上也留下了他们书写的痕迹。违反纪律的现象越来越少，体验到成功快乐的学生越来越多。老师们更忙碌了，但他们为学生的成长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三、特色文化，创建和谐校园

在“以人为本，以德治校，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指导下，我校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努力创建和谐校园。坚定信仰的升旗文化，友爱竞争的课堂文化，舞文弄墨的书香文化，互相谦让的排队文化，清净舒适的寝室文化，让真善美的真谛在学生心里扎下了根。

为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我校定期举办了一些文体活动。如乒乓球比赛，运动员们奋力拼搏的身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庆元旦师生联欢会，一曲歌罢一曲起，师生放歌联欢的情形让人难以忘怀。还有拔河比赛、踢毽子比赛„„

关爱留守儿童是我校创建和谐校园的一项重要工作。给留守儿童过生日、举办留守儿童歌唱比赛，每天中午向留守儿童开放半个小时，随时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辅导，“留守儿童之家”成了留守儿童们温馨的家，心理辅导老师成了他们心中的“妈妈”。

新的一年里，我校新建的南大门竣工了，教学楼前后的空地上修建了花园，重要路段的两旁栽上了绿化树。到那时崭新的新中将张开双臂迎接你的到来。

新庄中学郑重承诺：2013年秋季成立杜郎口特色教学班。每班人数30人（收满为止）。择优录取，实行小班教学，教师一对一辅导，保证三年后升入重点高中。该特色班配备全校最优秀的教师（家长可以选教师），利用公立学校的教师资源，采取私立学校的管理模式，学习杜郎口成功教学模式，创造新庄中学新的辉煌。

篇2：萧县中学

来源：办公室 作者：

通告

根据市教育局高中招生工作部署，现将2014年萧县中学高一招生有关项通告如下：

分数线（市划线）

1、统招：应届704分；历届724分；

2、定向剩余（实际正取线）：623分（应届）；

3、择校生：应届592分，历届615分。

注：正取生（623分以上）7月18日下午开始收费，择校生7月19日上开始收费。

萧县中学

篇3：萧县中学

一、《萧县志》各版本的存况

( 一) 万历本, 已佚。[1]

分上下两卷, 纂修者: 康炜 ( 萧县知县) , 万历庚寅修。[2]

( 二) 顺治本, 存

原书十二卷, 萧县知县祖永勋主修, 贡生许作楫等纂。有清顺治七年 ( 1650) 刻本, 康熙十一年 ( 1654) 增刻本。北京图书馆 ( 存卷4 - 7) , 安徽省图书馆 ( 胶卷1 - 6, 9 - 12) 藏。[3]由于万历本已佚, 顺治本修时征求未得, 故此本多从采访见闻, 实地考察写成, 绝少用旧志记载, 书中多近事, 少古事, 行文多慨叹邑事盛衰。[4]

( 三) 康熙本, 存

原书十二卷, 于康熙二十二年 ( 1683) 由萧县知县阎允吉主修, 邑人拔贡徐霭等纂。清康熙二十二年 ( 1683) 刻本, 北京图书馆, 中科院图书馆 ( 存卷1 - 6, 9 - 12) 藏。[5]

康熙二十二年, 知县陈膺、乔启已“相与搜集旧闻, 辍叙新制”, “重围编纂, 续成十二卷”, 但最终未付诸刊印。后康熙二十二年, 礼部传旨编纂《大清一统志》, 康熙“命在庭诸臣, 纂修大一统志。所在郡县, 皆得献其所辑之志。”知县阎允吉即“与邑之贤豪、长者计, 集遗补阙……甫月而书就。”[6]康熙本《萧县志》内容丰富, 涉及秩官交替、历代制度沿革。 特别是对萧县当地的地理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状况有详细的记载, 《风俗志》中对明清时期的风土人情, 药物、水果、花卉的种植和禽鸟的养殖有详细的记载, 这是当地在园艺、养殖业上的宝贵财富; 而《舆地志》则详细记载了历代的山川、疆域、河防, 尤其是对黄河夺汴的记载特别清晰; 另外, 在《赋役志》、《灾祥志》中记载了当地因遭受统治者剥削导致的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 但是其中关于李自成部袁时中对萧县县城的两次占领, 残害官员的记载以及永固程继孔举义旗、攻打徐州的记载有失公正。

( 四) 光绪本《续萧县志》, 存

十八卷首一卷, 萧县知县顾景濂修, 段广瀛纂。同治十三年 ( 1874) 修, 光绪元年 ( 1875) 刻本, 北京, 首都, 科学, 一史馆, 文物, 水利, 北大, 清华, 北师大, 民院, 上海, 复旦, 辞书, 天津, 南开, 吉大, 山大, 南京, 南大, 南京地理所, 南通, 苏州, 扬州, 镇江, 徐州, 浙江, 安徽, 安博, 福师大, 湖北, 武大, 湖南, 哲研, 贵州藏。[7]

清政府于嘉庆二十年至同治十三年前逐渐衰落, 又逢黄河决溢, 兵灾频繁, 天灾人祸泛滥, 社会动荡, “事迹尤易湮没, 同治六年, 顾静廉任萧县知县, 即”间召阖闾人士, 谋为续修”。[8]全书共18卷, 有东北乡村寨图等7图, 秩官年表上、下, 选举年表上下共4表, 河渠志等10志, 另于书后附杂录。《续萧县志》较嘉庆萧县志语言更为精炼, 体例上目下分纲, 更有条理。

二、嘉庆《萧县志》概况

( 一) 嘉庆《萧县志》存佚概况

嘉《萧县志》十八卷, 首一卷, 嘉庆十九年 ( 1814) 由萧县知县潘镕 ( 浙江吴兴人) 主修, 沈学渊、顾翰等纂。今存嘉庆二十年刻本, 北京, 首都, 科学, 一史馆, 文物, 党校, 北大, 清华 ( 不全) , 北师大, 人大, 民院, 上海, 复旦, 华东师大, 辞书, 天津, 辽宁, 旅大, 吉大, 南京, 南大, 苏州, 苏州博, 镇江, 徐州, 浙江, 安徽, 安档, 河南, 武大, 湖南哲学, 华南师院, 广西一藏, 另, 萧县档案馆藏有嘉庆《萧县志》残本, 1984年, 该县档案馆受赠一套完整木刻版本10册, 共18卷。[9]

( 二) 嘉庆《萧县志》纂修背景

1. 历史发展的需求

总览四篇序文, 都提到了萧县县志久未修辑的问题: “检旧志, 阅百二十余年未加修辑”, “其志自康熙年间纂修, 距今且百二十余年矣”, 距离上次康熙年间《萧县志》的纂修已有百余年。潘镕等人意识到在这么长的时间内, 社会与政治会发生巨大的变迁, “道里辽阔, 奸宄易生”, 再加上“萧向称泽国, 淇汴二水为之经流, 姬村永固, 诸湖为之潴, 蓄东南半境都患沮洳, 自黄流夺汴水, 挟沙行, 时有冲决, 及水退归, 槽而千顷, 渟渊为平陆。近百余年间, 黄河异涨复益以洪两河, 每一漫溢, 或污莱之地变为上腴或籽之区积为沙卤”, “河患频仍”, 政府为了修堤堰, 出现借项摊征的情况, [10]“自正赋以外, 又不下数十余万数“。“今昔殊制, 非续加编纂则得失於何考镜“, ”志一邑之山川风土人民政治, 以见古今变迁得失之故也“, ”部为之编辑成书则凡形式之阻, 安戢之难, 田赋之殊, 饥馑之糜, 膏泽之多何以昭示后人, 资镜来者, 为是邦陈其厉害哉”, “至於风土人民政治以及古今沿袭变迁之迹详哉“。

2.《大清一统志》提供修志契机

《大清一统志》的纂修起于康熙朝。康熙二十二年, 皇帝下诏修各省通志, “命在庭诸臣, 纂修大一统志, 所在郡县, 皆得献其所辑之志, 以备搜讨“[11], 为编纂《大清一统志》做前期准备, 康熙朝《萧县志》趁此机会开始编纂并最终成书刊印。后乾隆年间修订《钦定大清一统志》, 《萧县志》未抓住机会进行纂修, 导致萧县方志出现百余年无修辑的情况。直至嘉庆年间, 清政府开始编纂《嘉庆重修一统志》, ”皇上命在廷诸臣续修一统志, 直省大吏亦有增修之举, 用是, 下邑闻风辑为是书以成一方典要, 其古今变迁得失之故凿凿具在, 而善善从长, 其义亦当窃取焉”。[12]

潘镕、沈学渊等人的推动。潘镕, 字朗斋, 浙江归安县 ( 今吴兴县) 举人, 曾两任萧县知县。“[13]其人任职两届萧县知县, 为官清廉, 潘镕有诗曰: 莫笑行装贫似洗, 一肩图画百篇诗[14]。其对一地之方志的作用有深刻的认知: “邑志者志一邑之山川风土人民政治以见古今变迁得失之故也”, 其在第一次任职萧县知县时, “己巳春莅任兹邑即索县志读之”, 发现“其书已阅百二十年之久。前后易辙, 今乃异于古。”在第二次任职萧县时, 他“自江都再莅是邑, 道里辽阔, 奸宄易生, 河患频仍, 今昔殊制”。 认为应该“续加编纂则得失於何, 考镜乃援古证今”。沈学渊, 字涵若, 清宝山县 ( 今上海) 人。在乡试上, 作为考官的潘镕赏识其才华, 经潘镕举荐, 沈学渊得中举人, 后与另两位同年顾翰、金凤藻在潘镕的邀请下至萧县准备修志, 并与萧县当地文人、退职官员等开始修志。后顾翰、金凤藻相继离世, 沈学渊总其事, 成为嘉庆《萧县志》的主笔。潘镕与沈学渊等一批知识分子所做的努力推动了嘉庆《萧县志》的纂修与刊印。

( 三) 嘉庆《萧县志》的内容

嘉庆《萧县志》是万历至同治间萧县最为重要的方志, 共18卷, 卷首有图, 包括萧县全境、萧县旧境、县城、学宫、县属、龙城书院、萧境河道、 子张子墓以及萧县十二胜境图共九幅地图。

卷一, 分星野、疆域、建制沿革 ( 表附) ; 卷二, 形势、城池、山川; 卷三, 专述河防; 卷四, 赋役; 卷五, 物产; 卷六, 学校 ( 附书院) ; 卷七, 分公署、兵制、乡镇、津梁、坛庙 ( 附寺观) 、古迹、冢墓; 卷八, 专述职官; 卷九, 选举 ( 贤裔袭职封) ; 卷十, 封爵; 卷十一, 名宦; 卷十二, 人物一, 分乡贤、宦绩、 武功、孝女; 卷十三, 人物二, 分忠节、义行、儒林、隐逸、艺术、流寓; 卷十四, 列女, 分贞烈、贤孝、完节、才媛、寿妇; 卷十五, 艺文一; 卷十六, 艺文二; 卷十七, 艺文三 ( 诗) ; 卷十八, 分祥异、纪事、杂识、原序原跋。

(四) 嘉庆《萧县志》的特点

1.严谨、务实的学术作风

潘镕主修的《萧县志》成书刊印于嘉庆二十年, 此时清朝的思想学术领域, 乾嘉考据学的发展正处于顶峰。在这种大的社会知识背景下, 潘镕等编纂者必然受到乾嘉考据学的影响, 将乾嘉学派严谨、朴实的学术作风应用于《萧县志》的纂修中。从嘉庆《萧县志》体例的变化中, 可以看出乾嘉学派严谨的学术作风。

旧志卷首图目中, 所列八景含有神话成分, 新志则将此八景剔除, 换为按实景绘制的黄桑峪、天门山等自然界中的十二胜境图。

旧志中有引录均不注明出处, 易混淆, 新志中则在条目中合适处注明出处, 新增的条目皆注明“新增”。

对于旧志中因略于考订而导致的将汴渠混为荥阳之水、以红亭仍鲁搜之文、以宗襄为内族襄之名、以唐扶阳为汉扶阳之地等这些错误进行改正, 将支离穿凿的《萧世家》删除。

另外, 根据嘉庆时期萧县多水患这一情况, 《萧县志》中新加与全县百姓性命相关的黄河《河防》一卷。

2. 例以义起, 随事变通

嘉庆《萧县志》在严谨的学术作风下进行攥写, 但并不泥守前规。体例上会根据需要进行适当的变化。

如“列女”传。列女名传, 创于刘向。刘向之所谓列女, 为“罗列之列 “, 后世史家所言列女为“节烈之谓”。而“节烈之烈为列女传, 则贞节之与殉烈, 已自有殊, 若孝女义妇, 更不相入, 而闺秀才妇, 道姑仙女, 永无入传之例, ”[15]而在嘉庆《萧县志》中, 将列女传之列“含义进一步扩大, 列女传下设贞烈、贤孝、完节、才媛、寿妇”[16], 突破了传统“列女”的含义。

3. 文字简洁, 宁简勿繁

对于志中所采原文, 容以篇幅太冗, 可以截去数句。对于人物传, 大意本诸史体, 但铺张太甚, 转恐失时, 故宁简毋繁。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及, 嘉庆《萧县志》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如, 与后来的同治本相比, 嘉庆本《萧县志》有目无纲, 整体略显繁杂。而同治《续萧县志》在体例上目下分纲, 使内容更系统化。

总之, 嘉庆《萧县志》是现存的萧县旧志中版本有特色的, 对于萧县地区历史文化研究很有价值,

摘要：萧县是历史古城, 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萧县志》作为地方史志, 是了解萧县历史沿革的重要史料。明、清都有不同版本的《萧县志》编纂, 但各版本的存佚却大不相同。对《萧县志》各版本存佚状况进行梳理, 并特别对嘉庆《萧县志》的内容与特点作简单概括。

篇4：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纸币再研究

萧县地方流通券在华中抗日根据地货币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开拓性、示范性的意义,地位非常重要和突出,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收藏家对其也有浓厚兴趣。

一 萧县地方流通券以往发现品种的归纳评述和新见品的发现

关于萧县地方流通券的面额券种和印刷版别,已经公开的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7月版的《徐州纸币大观》和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的《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其中关于萧县地方流通券的版别品种,现综合两书介绍如下:

1角,仅见记录,未见实物。

2角,《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介绍为:年份1939,正面图案帆船,正面主色深绿,背面图案花符,背面主色深蓝,牛皮纸印刷,竖式,纸币号码095471,但并没有附图。

2角5分,首见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图片首次公开于《徐州纸币大观》。

5角有5种——

第一种,首见于《安徽钱币》1995年第三期,图片载于该期封面,《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介绍为:年份1939,正面图案帆船,正面主色深绿,背面图案花符,背面主色红色,票幅55×105mm,道林纸印刷,竖式。

第二种,《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介绍为:年份1940,其余与第一种相同,但并没有附图片。

第三种,《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介绍为:背面主色浅蓝,其余也与第一种相同,但也没有附图片。

以上第二、第三种,言之凿凿,当无不实,很遗憾没有附上图片,故此说服力稍弱。笔者认为,以上第三种与第一种,其实版别一致。颜色差异在区币中很普遍,收藏研究一般没有必要作为独立版别对待,更何况同一品种在不同出版物上的图片颜色也会有误差。年份差异则要具体分析,就萧县地方流通券而言,已知发行年份有民国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两种,但是从现存公开能够见到的实物看,纸币图案上并没有印上年份,而是发行时加盖的印章上标明“二十八年发行”字样,标明“二十九年发行”的实物此前还没有见到公开图片。

第四种,据《徐州纸币大观》称“……又中国革命博物馆藏有民国二十九年版‘萧县地方流通券’伍角券,竖式,票幅与前述伍角券相同,设计相似,券面中间横栏内书‘萧县地方流通券’券名,其上是主图半圆内树木、山村,其下是面值横书伍角;四角的面值,左上角右下角是‘伍’,右上角左下角是‘50’,下端‘中华民国廿九年印’,上端是编码,券面朱红色”,但书中并无图片;《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也基本上是这个说法,也同样没有附图片。这里要说明的是,《徐州纸币大观》所称有误,第四种5角券其实并不存在。错误的产生,主要源于笔者,作为《徐州纸币大观》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是笔者的记忆有误才导致《徐州纸币大观》中的这种说法。①

第五种,《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第114页称“萧县地方流通券以伍角券为主,其主要特征是竖式版(也有横式版的),正面为……”,其中“也有横式版的”说法,我们认为容易产生歧义,不知道是说萧县地方流通券5角券有横式的,还是说萧县地方流通券有横式的?如果是说5角券也有横式的,那么这种说法出自何处,我们没有查到,或许是源于某回忆录。所以是否有横式伍角券存疑。这样能落实的仅第一、二两种,此两种也只是加盖年份的不同。

1元有2种——

第一种,《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介绍为:年份1939,正面图案花符、壹圆,正面主色深绿,背面素背(无图案),牛皮纸印刷,横式,票幅没有介绍,没有附图片。

第二种,《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介绍为:年份1940,正面图案亭台,正面主色浅蓝,背面图案树、山村,背面主色红色,道林纸印刷,横式,票幅没有介绍,有附图,但附图文字介绍又为年份1939,图片较小、不够清晰,无法确切辨认。

以上便是2005年10月份以前,对萧县地方流通券版别发现与研究的基本情况。其中,《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附图披露的5角券、1元券,贴有标签编号,据说是安徽省博物馆的藏品。

2006年夏天,安徽省萧县龙城镇辘湾村一农民家拆老房子,在墙缝中发现了数枚萧县地方流通券,经观察实物,共有4种版别。

5角2种——

第一种:正面图案帆船,正面主色深咖啡色,背面图案花符,背面主色浅蓝色,票幅58×110mm,道林纸印刷,竖式,正面号码为红色圆体6位数单号码,背面盖蓝色椭圆形三排字印章“萧县/地方流通券/二十八年发行”(封三图1、2);此票实物我们认为与《安徽钱币》1995年第三期首先披露的为同一品种,《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中的记载与我们观察的实物,在颜色、规格上面误差很大,有待对比核实。

第二种,正面图案为亭园景色(据考为杭州西湖小瀛洲九曲桥上的开网亭),正面主色棕色(浅咖啡色),背面图案花符,背面主色蓝色,票幅128×69mm,道林纸印刷,横式,背面盖红色圆体6位数单号码,蓝色多边形三排字印章“萧县/地方流通券/二十八年发行”(封三图3、4);此票实物为迄今首次发现并披露,存世尤罕。

1元2种——

第一种,正面图案为杭州西湖开网亭景色,正面主色墨绿色,背面图案也为湖边房舍宝塔,背面主色红色,票幅113×61mm,道林纸印刷,横式,正面红色圆体6位数双号码,背面盖蓝色多边形三排字印章“萧县/地方流通券/二十八年发行”(封三图5、6);此票与《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介绍的第2种1元券,应该为同一个品种。

第二种:正面图案花符、面额,正面主色深绿色,带浅棕色底纹,背面主图为湖边房舍宝塔,背面主色棕色,票幅有两种147×76和139×71mm,道林纸印刷,横式,正面号码为红色圆体6位数双号码,背面盖蓝色多边形三排字印章“萧县/地方流通券/二十八年发行”;这种1元券,图案、颜色、票版规格等没有差异,却有两种票幅,两种票幅差异达长8mm、宽5mm,这显然不属于一般的误差,那么这个差异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这是需要分析研究的,或许是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发行状况。

此票与《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介绍的第一种1元券,从正面看似乎为同一种,但该书介绍的1元券却是牛皮纸印刷、素背即背面无图案。而该书也并没有附上图片,这里无法作出进一步的对比判断,只能推测这种牛皮纸印刷的单面票,极有可能是一种试印样张。

以上的发现是豫皖苏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研究中的一件喜事,值得庆贺。但到今天,萧县地方流通券1角、2角券的实物还没有见到,是否还有1元面额以上的券种,都还不清楚,已经发现的萧县地方流通券各个版别的数量也极其稀少。所以对萧县地方流通券版别的对比、认定工作还远没有结束,我们期待着还会有新的发现。

二 萧县地方流通券发行量问题

彭雪枫在1940年2月26日发给中共中央的关于豫皖苏边区财政经济状况的电文中说:“萧县去年征收公粮800余万斤,已发地方流通券30余万元,其余田赋税收均尚未整理就绪,但估计可得数量可在永城以上”②。这是目前我们已知的关于萧县地方流通券发行量的唯一说法。我们分析这里的含义是,从开始发行萧县地方流通券到1939年底,萧县地方流通券共计发行了30余万元。那么,萧县地方流通券从开始到停发,总共发行了多少?我们认为,纸币的流水号码,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纸币的印制数量,市场中流通的钞票号码,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纸币的发行情况。而且,考察各个根据地的情况,尤其小区域根据地所印制的纸币,限于技术和材料的限制,“供需矛盾”很突出,基本上都是随印随发,不会有多少储备。也就是说,萧县地方流通券基本上应该是印多少就发多少的。根据已见钞票实物的流水编号,萧县地方流通券2角券仅知道有序号为095471一张,竖式5角券最大序号为885410,横式5角券最大序号为049887,小1元券最大序号为233054,大1元券最大序号为094989,再综合其它间接资料分析,我们认为,萧县地方流通券的实际发行量当在80万元以上,甚至会突破100万元。

三 2角5分券是否已经发行

现存的2角5分券,见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图片首次公开于《徐州纸币大观》,是一张无号码、无印章的未发行票。有人据此认为萧县地方流通券2角5分券并没有发行。我则认为虽然目前缺乏资料证实2角5分的发行,但资料缺乏在区票的研究中是常见的现象,很多品种,都是实物的发现弥补了史料的不足。所以,2角5分券到底是否发行,还要等待实物的进一步发现。

四 民国29年版萧县地方流通券问题

多篇文章和多部专著都介绍说,萧县地方流通券分别于民国二十八、民国二十九年发行,特征是图案一样,只是纸币背面分别加盖年份不同的印章。最初的说法,来自首先披露萧县地方流通券的1995年第三期《安徽钱币》梁恒孝先生《淮北发现“萧县地方流通券”》一文,但并没有附图。2008年第一期《中国钱币》杂志,姚杰先生《豫皖苏根据地早期抗币试考》(以下简称《试考》)中也明确提到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萧县地方流通券5角券(版式与上述第一种5角券相同),背面加盖印文为“萧县/地方流通券/二十九年发行”的三排式印章。这似乎可以明证萧县地方流通券确实存在加盖“二十九年发行”的民国二十九年版。遗憾的是,“试考”中也没有附上图片[编者按姚文原附有图片,因篇幅原因,未随文刊出]。

后来,笔者又致电梁恒孝先生核实情况,庆幸的是,梁先生当年也留下了“二十九年发行”这张5角券背面的清晰图片。他欣然答应将图片寄来供我参考。实物证明,民国二十九年发行的5角券确实存在。

这就产生了新的问题。

萧县地方流通券正式印行时间,主要在1939年7月-1940年10月间(实际印刷、流通时间应该到1941年“皖南事变”后不久)。由上述可知,到1940年2月26日之前,萧县地方流通券的发行量,不过30多万元,而我们推算的总发行量至少达到80万元,就是说至少有50万元是在1940年发行的。但我们所见的最大号码的萧县地方流通券,背面加盖的印章都是“二十八年发行”而不是二十九年。就是说,1939年萧县地方流通券的实际发行量,就已经达到至少80万元以上,与彭雪枫的电文严重不符。但我们恐怕不能够说彭雪枫在1940年2月26日发给中共中央的关于豫皖苏边区财政经济状况的电文中,隐瞒了大部分的发行额,因为毫无此必要;也无法想象萧县抗日民主政府会向新四军四师和彭雪枫隐瞒实际的发行额,因为同样没有这个必要。合理的解释就是,1939年、1940年发行投放的萧县地方流通券,背面加盖的绝大多数都是“二十八年”字样的印章,只有极少一部分加盖的是“民国二十九年”字样的印章。

我们再进一步推想,发行者的初始想法,是要在不同年份发行的纸币上盖印不同的印章,以示区别,并且已经盖印了一部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印刷厂转移导致印章丢失、损坏等等可能的情况,以致在1940年发行的绝大多数萧县地方流通券上仍然盖印“二十八年发行”的印章。

五 民国29年萧县地方兑换券5角券性质问题

姚杰先生《试考》提供了很多信息,引用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但遗憾的是,姚先生关于民国二十九年版萧县地方兑换券5角券也是由萧县抗日民主政府所发行的结论却是错误的。

抗战初期,萧县地方上有三个政府,南部的共产党抗日民主县政府、北部的国民党流亡县政府、占据县城的日伪县政府。共产党抗日民主县政府、国民党流亡县政府几乎在同时各自发行自己的货币。

关于“流通券”、“兑换券”的分别。笔者在徐州西部、萧县周边地区走访多处,了解到现在的当地民间,老人们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如何区分“新四军的钞票和国民党的钞票”,说“流通券是新四军的”,“兑换券是国民党的”,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县政府自命正统,延续一贯的货币称谓、属性(有所谓“国币兑换券”、“兑换国币”等不同说法),对所发行的钞票自命为“兑换券”,暗含有可以兑现的意思,甚至有的地方在发行时也大肆宣扬以欺骗百姓,到何年何月可以兑换法币和现洋之类!新四军发行货币,只是在根据地解放区内流通,为了跟国民党有所区别便称作流通券……这是民间的说法。

放眼全国,除了个别情况以外,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大抗日根据地内的抗日民主县政府,凡是发行纸币的,确实都以叫做“流通券”为主;另一方面,据我们所知,国民党地方政权所发行的纸币,则绝大多数都叫做“兑换券”,叫“流通券”的则确实很少。这个实际情况,与徐州西部、萧县周边地区民间的说法很吻合。

具体到萧县抗日民主政府,既然开始已经发行了“流通券”,并且从以上已经发行的众多版别完全能够满足有限的区域市场需要,完全没有必要在第二年改叫“兑换券”,并与同年仍在发行的“流通券”并行使用,这与情理显然不通。

更何况国民党县政府也叫“兑换券”,则抗日民主政府的货币名称绝对不可能与其相同。

从这张5角券的实物看,背面印章“萧县县长”(《试考》中释为“萧县县印”有误)是国民党地方县政府对县级官长的习惯称呼,正面英文签字则与已经确认的为国民党萧县地方政府所发行的民国30年版“萧县地方兑换券1元券”(封三图7、8)完全相同,都是国民党萧县县长朱大同的英文签名(D.T.chu)(封三图9、10)。而且,这张1元券上印明“更换新版”,显然,这所谓新版之前的“老版”就是民国二十九年版!券面的人像也不是一般认为的刘瑞岐,而是朱大同。仅此一点,就可明证民国二十九年版萧县地方兑换券5角券不是萧县抗日民主政府所发行。

总之,这张民国二十九年萧县地方兑换券5角券,是国民党地方县政府发行,而不是萧县抗日民主政府所发,应该再无异议。

注释:

① 这个说法缘于笔者在多年以前(大约是1999年)参观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一次革命根据地货币展,在展览上笔者见到一张萧县5角券,当时由于对萧县地方流通券的了解不深,也没有过多在意,所以记忆不深。在参与编写《徐州纸币大观》时,凭记忆写下了上述有关文字。造成了又一版别。2005年版的《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在编辑时,有关人员也到过徐州了解情况,所以他们可能也部分地采用了上述的说法。在此特更正本人在2003年版《徐州纸币大观》中的这个错误。

② 《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一卷文献,318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篇5：萧县中学

力量

大概是因为我喜欢读书的原因吧，我喜欢静静地思考如何把生活和工作安排得更好，更简单，高效，更充实，更有意义。为此，在语文教学中，我常去尝试，寻找更好的方法教育学生。苏霍姆林斯基也曾说过，教育的效果不仅仅取决于教育的内容，还取决教育的方法。我发现“阅读”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而且有着巨大的力量，下面我就从“如何引导阅读”和“阅读的成效”两方面谈谈我的体会。

一、如何引导阅读

（1）吸引学生“听”的兴趣

刚开始出于单纯的想法：我认为自己喜欢读书，并爱摘抄，这是一种好的习惯，所以，我就想用“耳濡目染”的方法去影响学生，希望他们也能像我一样爱读书。在众多课外读物中，我发现全国重点社科期刊《读者》很适合高年级学生读。因为她的言情，触人心弦，她的说理入木三分，意境清淡，品位风雅。于是我首先把《读者》引进课堂，吸引学生听的兴趣，每当学到那些感人的文章时，我便从《读者》中选择一些类似的，故事性强的文章，读给他们听。记得学完《地震中的父与子》这篇文章后，我向学生读了《针管里的爱》《爱的抛物线》，但是学生并无什么特别的反应，我思考着寻找机会。当学完《金色的脚印》后，我选择了一个触人心弦的故事《老狼和猎人》《预言鼠》。当读《老狼和猎人》时，教室里显得特别安静，只能听到我的读书声，刚读完学生就强烈要求再读一个。就这样，经过两三个星期，学生由“听我读”变为“让我读”一有时间，他们便让我给他们读几篇文章。

（2）营造学生“读”的环境 在读给他们听的同时，我尽力营造一个好的读书环境：每期黑板报的内容全是关于读书的名人名言，名人读书故事，睡前阅读15分钟，怎样读书，并在教室内开办“图书角”等，而我则给学生做“示范”自习课在他们写作业时我则拿着《读者》《意林》之类的书看或抄写，我相信榜样的力量是很重要的，也是无穷的。

（3）吸引学生“读”兴趣

一段时间后，我有意中止“读”这项活动，激发他们“想读”的愿望，借机告诉他们我读的是《读者》中的文章，其里面还有更多、更好更感人的文章。接着，我便发现有几位学生在书摊上买《读者》，我便称赞他们，并有意借他们的书看，这样一来，买《读者》的，借《读者》的学生越来越多，这时，我便进一步向学生推荐《读者俱乐部》《青年文摘》《意林》《青少年博览》《演讲与口才》等，这些书迅速在同学之间传阅开，同学们竞相阅读，兴致非常高。有一次，上写字课，我刚进教室，学生就嚷着：“老师别让我们写这个了，让我们看书吧！”“不写怎么行？你们能会默写吗？”“这节课让我们看书，明天一定完成任务”“好！一言为定，别忘了找时间写，明天再默”，第二天，默字情况竟非常好。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时候，如果我们从学生的需要入手，引导他们去做什么会更容易，也会更有效果。

（4）提高学生“读”的质量 随着学生阅读兴趣的提高，我开始进一步提高学生阅读的质量，我开始指导学生选择欣赏和摘抄。我规定每星期的一、三下午最后一节讲为自读课外书的时间，二、四、五为“读文章”时间，就是让学生选最喜欢的文章或片断，读给大家听，并说一说为什么喜欢。而对那些写作能力强的，喜欢写的学生则是鼓励、指导他们写，帮他们投稿或参加比赛。

二、引导阅读的成效（因为阅读，我一举多得）

就这样，我一点一点地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地完善方法，现在，我已放手，大多数学生仍能自觉阅读，而我也惊喜地发现，因为阅读，我竟然一举多得。

（1）因为阅读，学生学得愉快

由于阅读量的增加，学生的理解能力，作文水平都在提高，因此，他们学习语言的主动性、积极性都在提高，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例如，需要背诵的课文或默写的字词，往往还没学，他们就已经会或默写了。现在，我们的课程刚学一半，就有很多同学已能背完全册了，生字词默写也是如此。更主要是学生的读书、摘抄热情。课间常有同学向我借书，有的同学还在“我爱读书”的演讲稿中写道：“我发现我越来越爱读书。一没书读，心里就觉得空空的”“老师，我摘抄都有上瘾了”“我现在不怕写作文了”。

（2）因为阅读，学生就变得更加懂事 陶行知先生指出：“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道”。现在，班级内同学之间的关系显得很简单纯朴。很多同学懂得了理解加价，鼓励别人，和欣赏别人。例如，我班有一个成绩很差的女孩，以前从不举手发言，现在每当她举起手并流利地背出课文，或回答对一个问题，班里的同学会不约而同地给她鼓掌，向她表示称赞和鼓励。当你表扬哪一个同学，哪怕是经常表扬其他同学也没有“葡萄酸式”的嫉妒，有的还竖起大拇指，如果批评了哪个同学，其他同学也见不到幸灾乐祸的神情，我想应该是那些温暖的、充满人性美的故事，洗涤了孩子的心灵，给他们播下了善良、宽容的种子吧。

（3）因为阅读，我也教得轻松、愉快，并且获得了更多的灵感，给自己带来了很多意外的惊喜，让我感觉自己过得很充实、很幸福、有意义。

篇6：萧县中学

萧县道中,萧县道中吴融,萧县道中的意思,萧县道中赏析 -诗词大全

萧县道中

作者：吴融朝代：唐体裁：七律 戍火三笼滞晚程，枯桑系马上寒城。满川落照无人过，

篇7：萧县书画现象研究

摘 要：近年来萧县依托“中国书画艺术之乡”的品牌优势，紧密围绕书画行业，采取多项举措推动壮大县域内书画产业，以书画为载体，培训为基础，艺术节为契机，形成集画材经营、美术创作、书画装裱、展示、销售等一体的书画产业集群模式，不仅有力的推动了萧县文化产业结构的转型与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扩大其书画艺术之乡的文化品牌影响力，被称为萧县书画现象。萧县书画的发展模式对于打造皖北地区特色文化产业品牌，促进皖北文化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萧县；书画；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J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1-0146-04

一、萧县书画渊源

萧县，古为萧国，春秋附庸于宋，秦时置县，并以此得名。萧县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是汉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素有“文献之邦”、“文化大县”之称。萧县目前行政归属安徽省北部宿州市，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1]。

春秋战国时期，萧县为宋国属地，西汉《淮南子》中曾记载：“宋画无冶，甚为微妙，尧舜之圣，不能及也。”从近年萧县出土的300余块线条精炼，题材丰富的汉画像石也佐证这一论断。唐代著名的“萧窑”就位于萧县的白土镇。《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百科全书?陶瓷?萧窑》中记述其：“纹饰以印花、绣花、画花为表，题材以折枝花、虫鸟等为多，几何图形较少，显然是受到当时画风的影响。”宋代苏轼曾于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与晁补之等人到萧县拱翠堂，为窦墩礼作《枯木竹石图》，对后世影响巨大。明末至清代乾嘉年间，萧县聚集了大批文人墨客人，代表人物为吴作樟、吴柳庵、张太平、刘云巢等，他们或著书赋诗、或研讨书画，被后人称为“龙城画派”。

民国时期，萧县的王肇民、刘梦笔、欧阳南荪、朱德群、卢致远、蒋瑞云（女）、朱广明（女）、郑忠方等进入国立西湖艺术院（原杭州美专）学习，许克书（女）入苏州美专，罗丹入上海艺专等，先后有数十人进入美术院校学习。1928年欧阳南荪和侯子安发起成立了萧县“美术研究会”，会员有范荣祖、段庆成、白菊如、郑衍俊、冯雨?、吴忠和等30多人。1930年，又成立了“东方画会”，在近现代中国美术发展历史中留下重要的一笔。

新中国成立后，萧县书画创作逐渐得到复苏，形成了以萧龙士为代表的新“龙城画派”群体，书画创作日趋繁荣，队伍日益壮大。1981年萧县成立全国第一家县级书画院，1987年刘套镇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农民书画院，1993年萧县第一批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书画艺术之乡”，2010年，中央文史馆把书画院安徽创作基地设立在萧县。萧县在大力发展书画艺术的同时还注重人才的培养，先后创办了两所艺术类（美术）高中，为艺术院校培养和输送了大量人才[2]。

近年萧县政府采取多项举措大力发展书画产业，实施“办节、育才、造园”三大举措，有力促进了书画产业的繁荣和发展[3]。形成集画材经营、美术创作、书画装裱、展示、销售等一体的书画产业集群，极大的推动了县域文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被称为萧县书画现象。对于分析和研究皖北地区文化产业结构的转型与调整，打造皖北和安徽特色文化品牌起到了良好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二、萧县书画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宏观因素

1.国家政策扶持：文化部与安徽省政府签署《文化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安徽文化强省建设合作协议》。为安徽省的文化发展提供支持和服务，切实推动安徽文化强省建设。在完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国家文化产业园区（基地）、构建优秀文化传承体系等方面商定了一系列合作措施，对于安徽省推进文化改革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双方将围绕安徽“打造充满活力的文化强省”目标，就共同推进安徽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产业发展、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艺术创作繁荣等提出合作意见[4]。

2.安徽省文化?a业结构战略调整：（1）致力于打造“徽”文化品牌：提升徽文化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推进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积极打响安徽文化品牌，挖掘利用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努力培育一批知名文化产品，大力推进文化“走出去”，不断提升安徽文化的知名度和辐射力。（2）实现文化强省，重点做好“五篇文章”：其中首要的就是提高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再生”能力，不断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文化竞争优势，增强文化发展内生力；建设和推出一批有底蕴、有特色、有影响的文化平台，增强文化产品影响力[5]。（3）政策统筹引导：近年来安徽省文化产业异军突起，“安徽现象”已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文化生产力得到不断解放，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开拓了文化强省建设的新局面，初步探索了一条符合时代要求、体现徽风皖韵的文化改革发展道路[6]。（4）财政投入和扶持：去年以来，安徽省加大文化产业项目投资力度，安排在建和计划开工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共273个，年度计划投资390.28亿元；储备项目185个，占储备项目总数的8.65%。1月至9月，全省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建设累计完成投资325.8亿元。其中萧县文化产业园等10个储备项目推进迅速，提前开工建设[7]。

（二）内在因素

1.艺术的积淀与传承：一方面，萧县书画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底蕴，可以说书画已经渗透到萧县人的血液和基因中了，这些都为今天萧县书画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萧县地区地处皖北，经济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经济效益不高。在国家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大力推动发展新型文化产业经济的趋势下，为脱贫致富，寻找新的经济发展点，书画产业无疑是最佳选择。

2.县政府的大力扶持：（1）萧县政府统筹书画产业发展，投资10亿元，建设集创意策划、民俗非遗展示、艺术品营销功能的占地500余亩的书画文化产业园――中国萧县国画之乡城。形成集书画作品创作、展览、拍卖、推介、书画装裱、美术培训、徽派特色文化产品研发、推介于一体的规模化、专业化的文化产业园区，并参照国内外专业艺术市场的管理运作方式，推动萧县成为皖北甚至安徽书画艺术作品交流、展示与交易中心。（2）推动书画与文化产业并轨：实行“走出去”与“请进来”两步战骤；一方面“走出去”，政府积极组织县内书画人才赴北京、天津、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等文化产业发展发达省市地区进行考察学习和书画交流研讨。一方面“请进来”，把国内省内书画名家请到萧县，为其创立画室和举办展览，提高和带动萧县书画的整体创作水平。

三、萧县近年书画市场运作发展的思路及成果

近年萧县书画产业运作基本模式：

（一）创立名家工作室

充分发挥名家的辐射作用，积极聘请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知名度的书画名家（尤其本省知名画家、萧籍书画家）来萧成立工作室，带动萧县的书画的快速成长和完善，目前萧县已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名家600多人，极大地的提高了萧县的书画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举办书画展览与交流研讨

由县委县政府、宣传部、文广新局等牵头，利用书画平台，广泛开展交流及研讨，每年举办各种形式的书画艺术展，包括单位集体书画展、个人书画展等，尤其是刚投入使用的书画艺术城起到保障和助推作用，进一步扩大萧县书画和艺术之乡的品牌影响力。目前，萧县在国家和省、市级报刊发表美术作品1500多人次，举办书画艺术展览800多次，其中包括省级展览80多次。

（三）定期举办书画培训，积极培养后续人才

政府扶持制定艺术人才培养“三大计划”。

一、“田园普及计划”，以中央文史馆书画院萧县创作基地为中心、乡镇综合文化站和各类书画协会为依托，定期邀请名家开展集中讲座、培训、交流、展览等，提高人们对于书画艺术的兴趣和爱好，营造良好的书画氛围。

二、“狮虎行动计划”，政府每年拿出10余万元，资助4名具有潜质的书画人才到美术院校进行深造；同时每年拿出10元资助考取重点艺术院校的20名学生，保障和促进了后续书画人才的培养，目前已开展了五年。

三、是实施“英才激励计划”，政府每年对参加中国美协、中国书协主办的展览中获奖的作者以及获得中国书协、中国美协会员资格的人员等8大类的书画人才分别给予5万元、3万元等不同的物质奖励。“三大计划”实施以来，萧县新增加省级以上美协、书协会员分别为44人、32人，其中有16名安徽省书画家协会会员，萧县书画院会员达200余人，推动和保障了萧县书画产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四）协调组织书画作品展销

政府有计划的利用重大节日和本地传统习俗组织书画艺术节和展销会，大力宣传和推介萧县的书画艺术产品。目前，第一期投资5亿元的集书画展销于一体的艺术城已交付使用，书画产品年交易金额已突破1.5亿元。政府还鼓励引导社会资本进入书画产业，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装饰画、仿古画以及旅游纪念产品。随着近年来参加艺术节的书画爱好者和游客不断增多，本地区特色民俗文化旅游市场也初具规模。推动了萧县书画和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极大的促进了地区就业和经济效益的增长。

（五）建立网上交流与交易平台

政府注重与媒体的有效合作，尝试多种形式与渠道打开书画市场，成立专门的书画艺术品交易中心网络，通过网站宣传书画家，交流作品。目前萧县与中国书画网、中国书法网、中国美协、书协及各省、市美协、书协等多家网站建立合作关系，定期在这些网站推送萧县书画信息，推荐书画家。在注重艺术交流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产业交流和对“书画艺术之乡”的形象塑造功能[8]。

四、萧县书画面临的不足和隐忧

（一）区域市场规模的限制

萧县位于皖北、苏北、鲁西、豫南交界，区域经济发展相对较低，文化与艺术产品市场相对东部发达地区起步较晚，经济效益不高。萧县与徐州仅距30公里，在历史文化上渊源颇深，可以参考和借鉴徐州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徐州旅游与文化产业发展较早，已形成“两汉文化”、“彭祖文化”、“民俗文化”等成熟的旅游文化经济圈。因此要充分利用地缘优势，紧密依托徐州，扩大书画品牌知名度和市场规模。

（二）政府资金投入有限

萧县是安徽省产粮大县，经济收人以传统农业为主，产业结构单一，经济效益不高。因此，政府财政可用于书画及文化产业发展的投入有限，这也是萧县书画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掣肘和威胁。

（三）书画与文化产业效益开发程度不够

由于书画产品的独特属性，无论是创作者，从业者，还是购买者都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经济基础，单纯依托传统的书画经营模式，书画产业规模和效益则很难得到扩展与提高。因此要积极发展书画产业，研发书画衍生产品的同?r，充分发掘皖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汉画像石遗址、传统民俗文化、红色旅游等相关文化产业项目，打造成以书画产业为中心，汇集地区文化、民俗、旅游的新型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通过对萧县书画现象的剖析和研究可以看出，只有在安徽文化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布局指导下，进一步突破传统文化产业发展观念和模式的束缚，积极与东部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文化产业集群进行合作交流，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的价值创造与追加，才能真正形成具有皖北特色的文化艺术产业发展模式，最终建设和形成跨地区、多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新型文化产业发展集群，从而解决目前皖北地区文化产业集群各自为政的分散格局，探索出一条真正体现徽风皖韵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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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