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合法化之我见

安乐死合法化之我见（精选6篇）

篇1：安乐死合法化之我见

安乐死合法化之我见

一般认为,安乐死最早源于希腊文,是希腊文“美好”和“死亡”两个字所组成的,因此其本意是指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但是，现代人对安乐死有着不同的理解，分为广义、中义和狭义。我以为，若要使安乐死得以合法化，必须去其狭义的理解。

狭义的安乐死观认为,安乐死只能是当事人自愿的,因为重大不能治愈的疾病带来的肉体、精神痛苦,病人自主表示愿意放弃治疗或采取某种医学措施来加速死亡进程,死亡过程必须是无痛的、保持人的尊严的。由于该层面上所解读的安乐死是以当事人的个人选择为基础,因而排除了被迫或非自愿行为,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权利。生命权无疑是人自身极其珍贵的权利,生命权是作为主体的当事人享受其它利益和权利的载体,人一旦丧失生命,则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因此任何违背当事人意愿,剥夺其生命的行为,都不应当具有合法性。所以,尊重意思自治原则成为安乐死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认为,狭义层面上的安乐死,既可严格限制适用对象,同时基本符合法律意思自治的原则。

从安乐死实施的可行性上看，我们可以借鉴已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兰的做法。根据荷兰的安乐死立法, 医生对垂危病人实施安乐死时, 必须满足以下主要条件: 1）由患者本人深思熟虑后提出实施安乐死申请;2）确认患者病情根本无望好转且病人在经受病痛无法忍受的折磨;3）主治医生应向患者详细陈述实际病情和后果预测;4）与患者协商并得出结论, 认为安乐死是唯一的解脱办法;5）一直看护患者的医生就上述4条写出书面意见;6）征得另一位独立医生的支持;对病人实施规定的安乐死程序。而针对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历史文化，我们要求安乐死必须是由“成年和意识正常”的病人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后自己提出来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因加强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以避免出现病人因无依无靠或因为无力负担治疗费用而寻死的情况。

从个人情感上来看，当个人因重大不能治愈的疾病带来肉体、精神痛苦之时，我们应该尊重其在清醒意识之下做出的对生与死的选择。这不仅仅是尊重了人的相对自由的意志，更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免除其和其家人接受更大、更多的痛苦。从人道主义出发, “人道主义”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和目的,关于人性、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现实生活和幸福、人的解放的学说”，为避免人受到折磨、非人的或降低人尊严的待遇,无论这种残酷的待遇是来自国家、他人还是疾病,为了保持人性、人的价值和尊严,都应该使安乐死合法化。

同时，我们认为中国应当将安乐死进行“谨慎的有限合法化”,并在条件成熟时制定安乐死单行法。所谓谨慎,是指应当进一步对我国的绝症并痛苦不堪的疾病、医疗技术和条件、医疗福利措施等方面进行医学调查,进一步对我国的民众情感、民众基础进行国情摸底,进一步积累医学案例和司法实践经验,重视个案的正当性处理,对于具有相当合理性的安乐死行为予以司法认可,从点到面,循序渐进地引导安乐死合法化。所谓有限,是指在法律上、在司法实践中,只承认那些既符合医学标准又符合自愿的、消极的安乐死行为法律标准的行为合法,防止安乐死成为政治利用与谋杀他人的工具,避免损伤国民的善良情感。

从对社会的影响上看，安乐死这一行为对社会不会造成危害。安乐死是个人的选择幸福的结束生命的一种方式，正如婚姻法中给予了行为人结婚和离婚的权利，同样的，在生命权上我们也应给予给予行为人生存和死亡的权利。

当然，在使安乐死合法化之前，我们一定要细化违反操作程序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应当承担的相应民事、经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这样才能保证安乐死不会被居心叵测的人所利用，最大程度地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权。

篇2：安乐死合法化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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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这个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国外已有很多国家承认安乐死合法化并加以立法完善，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安乐死在法律上进行规制，本文将国内外对安乐死的态度加以比较，并从犯罪构成方面解释安乐死并非构成犯罪，我国应当紧跟世界潮流，尽快将安乐死纳入合法行为的范畴。

关键词：安乐死 犯罪构成 合法化

一、安乐死概述

（一）概念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对安乐死的解释是：

对于现代医学无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

一般来讲，对安乐死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进行理解：广义的理解包括一切“健康”的原因致死，任其死亡和自杀；狭义的安乐死是指主动安乐死或积极的安乐死，即采取某种措施主动结束现代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并伴有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病人的生命或加速其死亡的过程。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是指狭义的安乐死。这种安乐死，不仅仅是一个是否选择死的问题，更是一个在死亡迫近的时候如何选择死亡方式的措施。从本质上说，安乐死是一种死亡的方式，是公民和社会对死亡方式的一种理性选择，是在“死”这个环节和领域实现的社会文明。安乐死并不是患者死亡的真正原因，其本质只是遵从死亡的规律，在面临死亡的情形下选择“安乐”方式离开，是生命终结的新方式，是文明的死亡。

（二）特征

第一，安乐死的适用对象是身患现代医学上的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并且病人肉体的痛苦已经达到不堪忍受的程度；由于安乐死毕竟最终剥夺了他人的生命，对其适用对象必须做出明确的规定，否则可能会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至于此处为何是肉体痛苦，笔者下面会提到。

第二，为患者实施安乐死的主观动机是好的，即实施者必须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者同情或怜悯的目的为患者实施的安乐死。如果出于其他的目的而实施，安乐死则会因其目的的非正当性而失去存在的基础。

第三，患者本人应有真诚的请求或嘱托，即以口头或书面申请的形式事先明确表达了本人自愿死亡的意愿。“自愿”真实性的认定，后面笔者也会涉及到。

第四，实施安乐死的主体须是医生或其他的取得医疗资格的医护人员。这样限制的目的也是防止安乐死的滥用。

第五，对病人实施安乐死的手段要人道，致患者死亡的方法妥善并且得当。

二、国外关于安乐死的态度

对于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国外的发展比我国完善很多。现在国外大多数国家虽然不允许安乐死。但法律对医生帮助病人自愿安乐死，大都采取宽容态度。

1.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有条件承认安乐死的国家。1976年，日本东京举行了“安乐死国际会议”。在宣言中强调：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之死”。

2.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给安乐死立法的国家。荷兰议会于2001年11月29日通过安乐死法令．并从2002年4月1日起正式生效。但是与此同时它对安乐死作出了严格的条件限制，如必须由患者仔细考虑后提出申请、确认患者病情根本无可能好转以及正经受令人无法忍受的折磨等等。

3.比利时议会众议院于2002年5月16日通过一项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从而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的国家。

4.瑞士：安乐死在个别城市合法。瑞士禁止积极、直接的安乐死。不过，在个别城市。医生可以给重病且自愿结束生命的病人一些致命药品．再由病人自己服药。这种被动协助自杀，是合法的。2000年10月26日，瑞士苏黎世市政府通过决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许为养老院中选择以“安乐死”方式自行结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协助。故一些绝症患者专程到瑞士去享受安乐死。

一般而言，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都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允许医生对病人实施安乐死。

三、安乐死是否构成刑法上的犯罪

安乐死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也就是现在学理上分类中的积极安乐死一类。我认为，消极安乐死一定意义上不能算是安乐死，而积极安乐死，如果经过患者申请并确认无药可医的情况下，不构成犯罪。理由如下：

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的规定以及刑法理论的通说，犯罪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罚性的行为。而安乐死三者都不具备。

（一）安乐死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我国刑法否定犯罪的社会政治评价，而安乐死只是改变了患者继续遭受因患病产生的无法忍受而又无谓的痛苦的命运，人为地将濒危的病人无法挽回的，由疾病导致的必死的结局，稍稍提前一点，而并未改变患者将死的命运。因而是一种仁慈的行为，是对患者选择死亡方式和时间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对病人本身来说，有利无害；对病人家属来说，能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中解脱出来；对医生来说，可以将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生命意义和生存可能的病人身上；对社会来说，还能减少不必要的人力药物消耗，将其用于急需的地方，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安乐死不具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是安乐死区别于故意杀人行为的最本质的特征。

（二）安乐死不具有刑事违法性 应受刑罚处罚的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是犯罪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首先，我国刑法并未对安乐死作出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而安乐死不具备刑事违法性。而应受刑罚处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它表明了国家对于具备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应有立场和态度。既然安乐死没有刑事违法性，也当然谈不上应受刑罚惩罚性。而且我国刑罚适用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从特殊预防的角度讲，适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教育改造罪犯，从一般预防角度来讲，适用刑罚的意义在于教育他人，防止类似主观恶性的滋生乃至犯罪，因此，要适用刑罚，必须有需要改造的主观恶性。而医护人员实施安乐死，是基于痛苦难忍的患者的同情，怜悯，主观上并无害人及危害社会的恶性，不具有预防性的威慑力。相反，如果对施予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定罪量刑，事实上也就是对于医护人员这种对于患者的同情与怜悯进行惩罚，这是与道义背道而驰的，它所导致的结果只会是医护人员对于患者的疾苦不予理会，只是为了延续患者充斥着疼痛的生命而不断用药，而患者的病痛不能减轻却还要变本加厉。这就是我们刑法所谓的合法权利得到应有的保护吗？笔者认为，这是更深层次的残害，如果说这种方式对于刑法保护合法权益的目的的实现是种帮助，那也只可能是畸形的帮助，使法与道德之间出现断层。

（三）安乐死不具有应受刑罚处罚性 应受刑罚处罚性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它表明国家对于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行为的应有的立场和态度。既然安乐死没有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当然谈不上应受刑罚处罚了。而且我国刑罚适用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而医护人员实施安乐死，是基于对痛苦难忍的患者的同情、怜悯，主观上并无害人及危害社会的恶性，因此此处刑罚不具有预防性的威慑力。所以，安乐死也没有刑罚处罚性。

以上均是基于刑法层面来阐述的，安乐死不符合犯罪本身各方面的特征，以及犯罪要件方面也同样存在欠缺，因此安乐死应当属于合法的行为。

四、安乐死应当合法化

安乐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体现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人并不是仅仅是一个生物人，更重要的是他是社会人。生命既是神圣的，同时生命更是有质量和价值的。人类生命的尊严就体现在生命的质量和价值上。因身患绝症而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且处于巨大的身心痛苦之中的病患，其生命已无质量可言，对他们来说，维护其生命意味着承受无尽的痛苦，病人的生命尊严在无尽的痛苦中丧失殆尽，更不用说生命的价值了。死亡对于这些病患来说已不是正常人所感受的可怕和悲哀，而是一种快乐和解脱，此时，允许病患以安乐死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有利于从精神和生理上解除患者的痛苦，维护其生命的尊严，符合人类道德的要求，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必然选择。生命权作为人的一种最基本权利，不仅包括维持生命存续，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还应包括生命自决权。

自然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支配自己的生命，作出放弃生命利益，选择死亡的决定。现代社会人们的生命的理解，不再局限于生命过程的长短，而是更加注重生命的质量及其存在的意义。一个人由于外界条件而无法选择生命的情况下，他应当享有选择死亡的权利。身患绝症，病痛难忍的患者所作出的安乐死选择，并非来自情绪冲击下的茫然行为，而是希望通过安乐死来摆脱痛苦的理性行为，是真实意思的表达。从这层意义上说，允许患者选择安乐死是对他个人权利的尊重，也是对其生命权的一种保护。我国法理学著名学者刘海年同志认为，从理论上说，安乐死应当作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项内容。安乐死权属于人权概念。

我相信随着人们对生命意义与价值认识的不断提高，面对安乐死的现实意义及其社会效益, 安乐死的合法化进程指日可待, 这是大势所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篇3：安乐死合法化之我见

安乐死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实际上, 一百多年来, 它一直困扰着人类。关于安乐死的争议始终没有停止过, 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 至今为止还没人能够提出一个完全令人信服的关于安乐死的论证。当然, 这又与安乐死本身的复杂性有关, 安乐死涉及到多个领域———法学、伦理学、医学、哲学、社会学等等, 其中在法学里面, 又涉及到刑法学、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等, 所以, 如果没有多学科的知识积累, 很难想象能够得出一个比较公允的结论。

如果当一个病人已无望好转, 且遭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极端痛苦之时, 勉强延长不是生命的美好, 而是求生不成, 求死不成的煎熬。让精神和肉体经历惨不忍睹的折磨, 不如主动结束生命, 选择有“尊严”的死亡, 如果医生明知绝症患者不可逆转地濒临死亡, 并且处于不堪忍受的极端痛苦之中而熟视无睹, 既是对患者本人肉体的摧残, 也是对患者家属与亲友精神的折磨。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否应当考虑实施安乐死呢?这值得我们深思。

安乐死合法化有其益处, 这是被公认的。1988年和1994年, 我国召开两次安乐死学术研讨会达成共识:安乐死是社会文明的进步的一种表现, 大势所趋;有利于从精神上、肉体上解除病人的痛苦;可以减轻家庭的精神, 经济, 情感和人为负担, 解放生产力;有利于社会卫生资源的公正和正确的分配。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 是应顺应社会要求的。二战以来, 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安乐死作为人的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普遍意义, 其立法工作也势在必行。随着时间的推移, 安乐死在我国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 已成为社会需要的强烈表现。而我国通常认为实施安乐死是一种犯罪, 这种做法已不符合社会需求, 因此, 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来完善对生命权保护的法律体系, 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 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 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学者们通常认为, 要想使安乐死合法化可行, 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必须论证安乐死非犯罪化;第二是必须证明安乐死符合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原则。

(1) 安乐死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第一, 二者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 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动机而实施的帮助自杀行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 因为死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 行为人完全可以采用其他措施去避免死亡发生, 反而促进其发生, 故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安乐死只是帮助病人解决垂危之苦, 此病人必须是无法医治, 别无他选的, 它没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权, 相反却保护了生命权。第二, 故意杀人的行为人的目的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动请求下, 出于同情, 怜悯等心理, 按严格条件和程序对其实施安乐死, 其直接目的仅是解除绝症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 因而主观上无罪过。因此, 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 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2) 安乐死行为符合伦理道德及人道主义原则

在我国, 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思想。所以有一部分人认为安乐死与传统的伦理道德, 医德及人道主义相违背。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社会发展了, 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 人们的道德观念也相应的发生变化。“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 但现在更多人认为“温柔”的加速痛苦的死亡过程, 比那种靠人工方式勉强维持生命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 也是比较人道的。此外, 人们普遍同意了安乐死, 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人们把选择安乐死看作是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 主动结束痛苦, 坦然面对死亡的表现, 这是一种勇敢行为, 作为医生, 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则只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临终选择。

此外论证安乐死的实施条件是必要的, 因为如果安乐死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 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 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荷兰人的做法可以很好的借鉴, 荷兰的安乐死法案制定得详尽而严格, 譬如规定医生实施安乐死的条件为:病按要求申请安乐死者必须年满18周岁, 经多方确诊患有不治之症, 无法忍受痛苦, 并要递交有本人亲笔签字的申请书。同时也严格限制医生, 实施时应有两名医生和一名心理医生签字同意, 三位医生中至少要有一位曾参与该病人的治疗等。对于我国荷兰的做法是个很好的典范, 并在此基础上, 根据我国的国情现状给予适应的改变与添补, 从而打造出我国首部“安乐死法”。

安乐死是我国迫切需要的法律吗?我这里有一份关于安乐死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有92%的人赞同实行安乐死, 有77%的人认为人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死。另据《哈尔滨日报》报道, 上海曾以问卷形式对200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 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样的调查中, 支持率则高达79.8%;另据《健康报》报道, 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 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 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由此可见, 在我国颁布实施安乐死已经到了比较急迫的时刻。

那么安乐死合法化符合我国立法原则吗?首先, 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的民主性原则。《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现阶段, 安乐死合法化深入民心, 前文多次以数据体现安乐死合法化是人心所向, 是人民的意志, 对安乐死立法, 才能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 更多的让人民参与到立法中来。

再次, 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的科学性原则, 立法的科学性体现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以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地方立法。安乐死合法化涉及诸多方面, 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笔者认为可以在特定地区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对安乐死首先立法。

最后, 安乐死合法化体现对各种利益的均衡。在某些地区先为安乐死立法体现了对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 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均衡。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具备安乐死合法化条件的经济, 政治, 文化发达的地区并不多, 在这些地方首先实现要安乐死合法化解决了局部利益的“呼吁”;并且, 对安乐死的局部立法是实现短期利益, 而长远利益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合法化。

综上所述, 无论在外国还是我国, 无论以情理分析, 还是以法理分析, 安乐死合法化都是可行的。但是, 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把“安乐死”纳入法制轨道。从目前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 法律建设状况和医疗保障水准等方面看, 现在为安乐死全面立法的确有些不现实, 我们不妨报着积极的态度, 为安乐死立法创造条件。我们可以在我国东部一些经济, 科技, 文化发达的城市做一些“试点”工作之后, 先为安乐死“打开半扇门”, 在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内为安乐死部分立法, 确定哪些安乐死可以允许, 哪些应当禁止, 并随着社会的发展给予其修订与改正, 等待我国东西部经济差距缩小, 再把该结果推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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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乐死是困扰人类的一个道德和法律难题, 是一个多学科研究的问题, 已成为一个世界瞩目的热门话题。从宪法学的角度来看, 安乐死主要涉及到:病人的生命权与人性尊严的竞合、病人是否具有死亡权或者能否放弃自己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病人的个人自决权与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及其冲突这三个问题。

篇4：安乐死合法化探究

1 安乐死释义

“安乐死”来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意思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在1985年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中，把安乐死称为一种为了使患不治之症的病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终止生命的方式。

安乐死的目的，对病人本身是为了避免死亡时的痛苦，对于社会来说，一方面是为了尊重病人的权利，给予病人尊严死去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节约有限的卫生资源，用于更需要又更有希望的病人身上，对病人、家属和社会均有利。安乐死的对象，主要是那些患了绝症，目前无法救治，只是在人为条件下维持心跳、呼吸或意识已处于昏迷或完全丧失状态，虽生犹死的病人。

医学专家们通常将安乐死的方法分为被动与主动、自愿与非自愿安乐死。

被动安乐死，是在患者生命已经出现衰竭，即使用药物或者医疗器械也无法挽回患者的生命的时候，不再采取任何措施，任病人自行死亡，这是一种消极的安乐死，目前大多数国家都认为这种行为不是犯罪。因此，本文讨论的安乐死不包括这种情况。

主动安乐死，又称积极安乐死，即在病人自愿的前提下，为其注射麻醉药物，使病人进入深度昏迷，同时撤去所有医用器械，直到患者因没有进食进水而导致死亡。

自愿安乐死是指病人本人要求或同意采取安乐死1。

非自愿安乐死是指对那些无行为能力的病人施行安乐死，如有严重畸形的婴儿、脑死亡(整个脑机能出现不可逆转地停止，没有反应、感受、运动和反射等)病人，他们无法表示自己的愿望，由别人提出安乐死的建议。

2 安乐死合法化探究

一个无法自杀的人，才会涉及到安乐死。当一个人无法自主控制自己生死的时候，才有安乐死的问题出现。安乐死合法不合法其实就是一个狭义的帮助他人自杀是否是合法的问题。每个人都有求生的本能，求死是迫不得已。因此安乐死的核心问题其实是社会或社会中的个人有无权利帮别人死亡，而不是一个人自己有无权利死亡。主张安乐死，从某种意义上是允许一部分人可以帮助另一部分人死亡。法律允许一部分人帮助别人死亡，在今天似乎只是保留死刑的国度才这样。然而，即使对于死刑，人们今天依然在讨论着它的存废。主张安乐死，其深层次的意义就在于一部分人有权利剥夺另一些的人的生命。若果真如此，这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权利。同样，一些立法的专家也认为，安乐死无论自愿与否都是人为地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如果使其合法化可能给谋杀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罪行打开了通道。

安乐死能否合法化？笔者将从宪法和刑法两个角度来论证这个问题。

2.1 从宪法角度看，安乐死不合法

首先安乐死违宪。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宪法》是一切法律体系的基础。宪法保护公民的生命权。对任何未经法律处死的生命，人为地加以结束，不管实行“安乐死”是自愿与否，实际上是对生命权的剥夺，而生命权是《宪法》直接保护的权利。

关于生命权的概念，我国政府于19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当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一般意见第6号中曾对生命权给予过具体解释，指出“固有的生命权”一词不能以一种狭义的方式来理解，保护这一权利要求国家采取积极措施。

宪法学理论上的生命权，主要具有两种性质：（1）作为一种主观权利，它主要体现为防御权功能，即人可以请求国家不得侵害其生命。当然，这种侵害是指没有正当理由的侵害，也就是说，生命权的保障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主要体现在：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剥夺人的生命，比如军人在战争中对敌人，警察在执行公务中对歹徒，法官可以判处犯罪人死刑等等。（2）作为一项客观价值规范。即人的生命权本身是一种应得到社会全体尊重的价值，对于这种优先的价值，国家应当积极予以保护，防止其受到来自于国家之外的其他强制力的侵害，即国家对生命权的保护义务功能。

因此，从宪法角度看，无论是根据我国宪法还是根据国际法条约或者宪法上生命权的理论，安乐死都是违法的。 安乐死剥夺了他人的生命权，而生命权是国家应当积极予以保护的。国家对生命权的保护义务功能主要体现在立法上，立法者不仅应当对所有对生命权的本质的侵害进行禁止，而且这种对侵害的范围和禁止的程度必须是充分的，否则，就是国家保护义务的不足，而这种不足本身就等同于国家对保护义务的违反。 5

虽然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在不同的裁判中都不约而同地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对安乐死案件做出无罪判决；或在量刑时减轻处罚。但这绝不意味着安乐死是合法的。

再者，从理论上说，人性尊严是基本权利的核心概念，而基本权利本身又是宪法存在的正当基础。虽然，对于自愿安乐死来说，安乐死的矛盾在于当生命权与保护人性尊严发生冲突时，应该先保护那一个。但是，根据调和理论，当生命权与保护其人性尊严发生冲突时，基于对法律的最大保护，用临终关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必用安乐死如此激进的方法。临终关怀既不违法，也能最大程度保持患者的尊严，减轻他们的痛苦。

综上所述，从宪法角度看，安乐死是不合法的。但对于那些由于在事实上不可能恢复健康，精神和肉体上遭受到巨大的痛苦而要求安乐死，认为安乐死既可以摆脱痛苦，又可以保持尊严的自愿安乐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尊严，安宁照护（临终关怀）无疑是一种折中的最佳的选择。

2.2 从刑法角度看，安乐死是一种犯罪

一般认为我国刑法的犯罪概念具有三个特征：第一、犯罪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第二、犯罪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即具有刑事违法性；第三、犯罪是应当受刑事处罚的行为，即具有应受惩罚性。

2.2.1 安乐死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从刑事政策或刑事立法上把握“严重社会危害性”，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行为侵犯客体的重要性。如公民的生命、健康等。（2）行为造成的后果。如行为给或可能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的严重损失。（3）行为的手段、类型。即刑法对某些特定危害行为类型的禁止，表明这类行为具有比较严重的违背伦理性。

安乐死行为侵犯的客体具有重要性。

生命的不可重来性，决定了它的重要性，因此安乐死首先符合判断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侵犯客体的重要性这一因素。

安乐死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可能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的严重损失。安乐死的出现本是从减轻病人痛苦和家属心理负担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的，但具体到立法上，一不小心则可能陷入种非人道陷阱，给别有用心的人以可图之机。现实中安乐死可能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的严重损失具体表现为：

第一、安乐死毕竟还是要以一定的社会文明为基础的，否则安乐死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概念。一些承受不起医疗费用的家庭，可能会在违背患者意志的情况下，滥用安乐死。一些人可能不堪生活或者生命的重负自杀或者去杀别人。一些不孝子女为脱摆对老人的赡养义务而钻安乐死的空子，造成新的社会悲剧。 医生可能违反职业道德和相关规定，擅自向病人家属提供了可以致人死亡的药物。安乐死合法化后也可能会有不法分子钻法律的空子,会出现为遗产让老人安乐死,以安乐死作挡箭牌谋杀等案例。安乐死的通过可能造成一些老人因为惧怕被实行安乐死而移民。

第二、安乐死可能造成更大社会不公。安乐死合法化提案的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儿童医院儿科专家胡亚美曾指出说：从我国的国情来看，安乐死可以节约我国有限的医疗资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疗希望的病人身上。然而人们也担心，这样将造成在医疗资源的分配上对弱势群体更弱,而强势群体更强的局面，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

第三、实行安乐死，可能让本有希望治愈的人过早地死亡。活着就有希望。科技日新月异，医疗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今天的绝症可能就是明天的可治愈的疾病。实行安乐死，人们对待死亡、疾病的态度，也要求该国有比较先进的医疗水平。如果医疗水平落后，又可实行安乐死的话，医院就可能轻易认为某种疾病是绝症，使病人失去治疗的信心，寻求安乐死，这会造成安乐死的滥用，对社会发展不利。

第四、一个无法决定自己生死的人很可能因为安乐死的法律而被他人谋杀。近年来，欧洲爆出数起医护人员利用本职岗位变态杀人的事件，在医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荡。1992年，英国女护士贝弗利•阿利特被判入狱13年，罪名是谋杀4名幼儿患者，并企图谋杀另外9人。2000年，英国“死亡医生”希普曼因谋杀15名患者被判终生监禁。此外，他在行医的20多年里，用注射过量海洛因的手法杀害至少265名患者。2001年9月，瑞士32岁男护士安德马特承认，他出于“同情”杀死了27名患者。

第五、若实施安乐死，很可能违背病人的真实意愿。

伯尔尼大学医院的精神病专家托马斯•舒尔弗认为，那些患有绝症的病人一时头脑发热可能会做出想要自杀的决定，但这一决定其实是不理智的。如果病人出于一时激动而结束自己的生命而非深思熟虑，那么这种死亡对他们就是不人道的，甚至是在助纣为虐。

安乐死没有一个反悔的机制，同意安乐死者在同意后不易反悔，安乐死者的权益不易保障。当他们的行动不便，虽然意志清晰，但不能表达，这时如果他们不愿意实行安乐死时，他们既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又由于他们先前已经签下了生死状，若在安乐死的法律已经通过的情况下，法律也不能保护他们。

当你尚有一丝的可能性去避免人的死亡时你却让人死亡，那是不道德的。那些认为那些垂死之人延长的不是生命的欢乐，而是痛苦，放弃无价值的治疗，选择安乐死才是保持这种观念标志着人类对生与死的更理性的认识和选择，尊重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维护病人的尊严，理应是人类文明在更高层次上的一种体现。这只是这些人的个人观点，不能强加于他人身上。有的人认为活着就是价值，活着就是幸福。人没有对死的支配权，就像人没有对其出生有决定权一样。

安乐死是当事人迫不得已的选择，让安乐死立法是道德的沦丧。安乐死的合法化会导致一些人们认知上的误解。一些病人之所以实施安乐死，是因为他们将死，生命已不再有意义，而且自认为是社会和家庭的累赘。如果带着这样的认知实施安乐死，对我们的社会伦理怀道德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冲击。欧洲芬兰曾对3000多名要求“安乐死”的患者作调查，50％是因为患病后没有尊严、没有工作、样子变丑、缺乏关心才选择安乐死，另有46％则因无法克服疼痛的折磨。国内一些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要是能改善医疗手段，减轻他们的痛苦，病人就不会热衷‘安乐死’了。

人与人在生命上都是平等的。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节省下来用在有治愈希望的病人身上确实是一件很有效率的事情，但是它很不公平。一个垂死之人如果不能延续生命，是因为经济的原因。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这种悲哀不但是个人的悲哀，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哀。社会应当努力发展得更快更好，有更强的物质力量来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垂死患者来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段，而不应因为物质经济的原因，而让一个本可以活更久的人悲伤凄凉地离开这个世界。

2.2.2 安乐死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

我国刑法上的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2]。故意杀人罪的特征是：（1）本罪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2）本罪的客观要件表现为行为人实施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他人指有生命的自然人。（3）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根据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的人实施故意杀人行为的应当负刑事责任。（4）本罪的主观要件是故意，即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当主体适合时，安乐死的行为符合以上故意杀人罪的（1）（2）（4）三个特征。

首先，安乐死行为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生命权利是人固有的权利，是法律所保护的，是不可侵犯的。促成他人死亡的行为是一种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

其次安乐死的行为就是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安乐死不是自杀。无论是主动的自愿的安乐死还是被动的非自愿或自愿的安乐死，都是由他人的行为促成的死亡的。无论作为与否，他人行为都是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利的行为。

第三、实施安乐死行为的人都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虽然实施安乐死行为的人的主观动机有好有坏，但是安乐死就是有意促成人的死亡，这其中不可能存在过失，更不是一种意外。它只能是行为人要提早结束他人生命的故意。并且这种故意是非法的。

2.2.3 安乐死在一般情况下具有应受惩罚性

犯罪行为应受刑事处罚同实际上是否被刑事处罚是两个意思。行为虽已构成犯罪，本应受刑事处罚，但因未被揭露出来或者未被发现，实际上逃脱了刑事处罚。其次，即使犯罪行为已被发现，本应受刑事处罚，但因行为人具有某种免除处罚的情节（如自首、立功、犯罪中止等）或犯罪情节轻微等，而被免除处罚，事实上也没有受到刑事处罚。

关于安乐死行为本应受刑事处罚，但因未被揭露出来或者未被发现，实际上逃脱了刑事处罚，以及犯罪行为已被发现，本应受刑事处罚，但因行为人具有某种免除处罚的情节（如自首、立功、犯罪中止等）情况，法律上有明确规定。

笔者在这里主要讨论安乐死的犯罪情节轻微的问题。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引用《刑法》第13条“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做出无罪判决；有的法院引用刑法第232条的规定，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但在量刑时减轻处罚。笔者认为在客观原因情况下不能延续被实施安乐死患者的生命，患者极度痛苦，患者又强烈要求安乐死情况下实施的安乐死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况，可以免受刑事处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实施这种行为人主观动机是善良的，大多是不忍看患者痛苦，禁不住患者强烈的请求，该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小，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小。除此之外的，有能力延续患者生命而提早结束患者生命的实行安乐死的行为，即主动安乐死和非自愿的安乐死都应当受到刑事处罚。

因此，安乐死行为基本上是符合犯罪特征的。但是又由于犯罪的应受处罚性特征，在处理安乐死案件中，要分情况，分别对待。对于那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况，可以免受刑事处罚。而对于那些借安乐死之名，而实施故意杀人之实的恶性行为，应当根据刑法故意杀人罪的刑罚处之。

综上所述，从宪法角度看，安乐死违背法律对生命权的保护，明显违宪，从刑法角度看，安乐死构成犯罪。当然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应当根据现实情况来对安乐死行为定罪量刑(3)。

3 对安乐死不宜立法的思考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们应该先解决好生的问题后，再来谈死的问题。中国学界早在1987年就开始讨论安乐死。但有学者认为，讨论安乐死的最佳情景是国家经济、法制、医疗保障和公民的观念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准，根本问题是病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在物质和精神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得到保障。安乐死的问题不是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中国目前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在社会范畴内，死的问题就是生的问题，生的问题解决完，解决好，才有空间有条件去讨论死的权利、死的方式。要让那些垂死之人很好地生活，有尊严地生活，这就需要全社会大众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物质基础更加强大的社会，建立更健全的医疗保障体制，充分保障每个人的生命权。

生老病死，乃生命的规律。生命权利又是现代法律所保护的对象。允许安乐死就是违背自然规律，允许安乐死也是与现代法律的“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享有生命权”的法律精神格格不入。人们应该创造更多的条件，让人更好地生，即使命悬一线，也能怀着对人世美好的怀想。安乐死让人们对于生命的意义、对于死亡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目前，安乐死在我国是不合法的，也不宜合法。要解决那些想安乐死的患者的现实问题，政府和社会任重道远。笔者认为政府可以在增加对重病患者的医疗保障，发展社会慈善，设立基金会、倡导社区义工、建设宁养院等方面建立一套完善的机制，切实帮助那些在绝望边境的欲安乐死的人。我们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社会物质基础的增强，人们的观念的更新，制度的完善，当人们选择的权利更大些时，人们会更加理智地思考死亡，更加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

参考文献

[1] 王锴. 安乐死的宪法学思考[J]. 法律与医学杂志, 2006,(2)：28.

[2] 陈立,陈晓明. 刑法总论[M].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 68-70.

篇5：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一、安乐死概念的界定

对于一切问题的探讨，概念是其基础。仅有字面而无内在的界定，会造成人们对具体问题理解的混乱。人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问题，从而形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因而，概念的界定是必要的，安乐死亦是如此。关于安乐死的概念，中外学者都曾企图给以科学的界定，综观学者们见仁见智的观点，（2）可以看出安乐死的讨论范围十分广泛，它至少包含了以下几种行为：（1）对患有绝症，濒临死亡的患者，为减轻其死前的痛苦而主动采取积极的措施，提前结束其生命。（2）对患有绝症，濒临死亡的患者，为减轻其临死前的痛苦，应患者的要求而采取积极的措施，提前结束其生命。（3）对患有绝症，濒临死亡的患者，为减轻治疗给其带来的痛苦，放弃治疗，不再人为地延长其生命。这几种行为中，最后一种也被称为消极的安乐死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在实践中也极少对这种行为人追究其法律责任。因此，这种消极的安乐死已经合理存在，因而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对于第一种行为，由于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也由于这种行为容易产生流弊，极容易被犯罪分子或者丧心病狂的政客所利用，借安乐死之名，行杀人或种族灭绝之实，而且这种行为本身也是极不人道的。（3）因此，这种行为不应包括在通常所说的安乐死之列，因而也就丧失了讨论其存在的基础的必要性。通过上述排除，本文所论及的安乐死是指对患有无治愈希望的绝症的病人，为减轻其临死前的无法忍受的痛苦，应病人真实、自愿的要求而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提前结束其生命的行为。这个概念是本文存在的基础，笔者在下文将从历史趋势的角度、个人权利自由选择的角度和法律人文精神的角度，围绕这一概念，展开对其合法化的理论基础的探讨。

二、历史的必然趋势

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说：“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在先前文化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4）因此，对安乐死的追根朔源，可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安乐死最早可以追朔到原始社会的加速死亡措施，他们在迁移时往往将病人和老人留下，任其自生自灭，或者以原始的方法加速他们的死亡。在古希腊、古罗马，人们有权处死有缺陷的儿童，甚至形成了“畸形儿不是人”的法律格言。到了中世纪，这种原始的习惯仍在一些地方流行着。古代的这些习惯虽然与现代所说的安乐死有着非常大的差距，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它们相通的一面，其中所体现的功利主义和私权理念对于现代安乐死的理解，无疑具有一种启蒙的作用。

中世纪以后，尤其是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一些思想家从理论上阐释了安乐死的内涵，蒙田、培根、科罗纳罗、莫尔、休谟等都曾对这一问题直接或间接的作过理论阐释。如培根认为：“医生的职责不仅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会有利于他的健康和恢复，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的死去。”这些思想家的经典论述，影响了人们对于生命的看法，使人们不但追求高质量的生存，而且追求高质量的死亡。这些论述也成为安乐死出现的催化剂，成为人们为安乐死辩护的理由。

在法律上提出允许安乐死合法化的要求始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当时欧美一些国家的人们开始积极倡导安乐死。如1936年，英国民间出现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上议院提出了法案，率先开始开展安乐死立法运动；1838年，美国牧师波特尔建立了美国安乐死协会等等。虽然这些努力由于这一时期安乐死已经被纳粹分子作为种族屠杀的借口而遭受挫折，但是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合法化仍未丧失信心，仍有不少学者、医生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而努力。

二战后，特别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安乐死又成为人们热衷的话题，立法的呼吁也再度出现，这正式拉开了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的序幕。在美国，1969年爱华达州的立法机关讨论了安乐死的法案，1973年俄勒冈州讨论了安乐死法案，1975年发生在新泽西州的昆

兰案直接促使了“自然死亡法”的问世，1976年加利福利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在司法实践中，美国不承认对安乐死可以进行合法辩护，但实际上仍然将其不同于一般的杀人罪来看待；在英国，虽然议会对安乐死法案迟迟不能通过，但是其中的努力仍是有目共睹的，从1936年到1970年，英国议会曾多次对安乐死合法化的问题进行辩论。人们对安乐死的态度越来越倾向于支持，1998年英国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有72％的人认为安乐死在特定条件下是可行的；在法国，1986年有76％的人希望把安乐死从违法行为中排除掉，而刑事法院也大多对实行安乐死的行为人宣告附缓刑的最低刑；在日本，虽然法律还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但1960年的一个著名的安乐死案件的判决确定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条件，成为后来日本审理安乐死案件的基础；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让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2000年11月，荷兰议会下议院通过了安乐死法案，2001年4月，荷兰议会上议院通过该法案，并定于7月生效；比利时参议院也于2001年3月由参议院的司法及社会事务委员会通过关于安乐死的一项法律提案；在我国，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安乐死问题还没有受到注意，从1987年发生了首例安乐死案件后，这一问题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案件发生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的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讨论收到了350多封观众来信，其中90％的人明确表示赞成安乐死。有学者曾对某医学院的172名学生就安乐死问题进行了民意测验，其中持赞同态度的占77％。可见在我国，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占绝大多数。（5）

可以说，安乐死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谨小慎微到大胆突破，从医学实践到立法确认，可谓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从发展趋势上来看，安乐死合法化的观点和呼声在全世界成为一股潮流，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数越来越多；安乐死协会也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起来，其会员人数呈不断的上升趋势；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也已越来越多。1976年，安乐死的支持者们甚至在日本举行了一次“安乐死国际会议”，其在宣言中明确强调应当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的死”。可见，历史已经在向我们展示：安乐死合法化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

三、个人的自由选择

个人是社会中最基本的单元。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个人可以分为本人和他人，他们由社会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中和平共处、团结友爱的生活。社会是个人的上位概念，社会由个人所构成，但社会绝不受个人所控制，它影响着个人的生活，促使人们又是为着他的利益进行选择或者放弃。个人的自由选择无疑会引起他人的利益变化，并对其进行价值判断，也会造成社会对个人的这种选择的整体评价。因此，对安乐死的个人选择的合理性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从本人、他人、社会这三个角度展开。

亚里士多德曾说：“人的功能，绝不仅是生命，因为甚至植物也有生命，我们所求解的，乃是人持有的功能，因为生长养育的生命，不能算作人的特殊功能，因为甚至牛及一切动物也都具有，人的特殊功能是根据理性原则而且具有理性的生活。”（6）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强调了人的生命意义在于根据理性原则进行理性的生活，也就是强调了人应该按照其自主的意志符合规律的生活。帕斯卡尔在其著作中论证了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的观点，从他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人因为有了思想才伟大，人的思想是人的尊严的源泉。而对于生命垂危，受痛苦煎熬的病人自愿选择安乐死，既是其思想的表现，也是其尊严应有的内容。相反，使一个人违背自己的意志，活在他人的利益权衡之下，既失去了理性，又失去了思想，这就是生活的异化，背离了人生活的真谛。进一步说，人的生命在于“生活”而不是“生存”，“生活”是有意义的生命创造活动，“生存”则是无意义的生命适应活动，“生活”是人应有的内容，尤其是现代社会，人作为有理性的生物，只有当他能够自己拿主意，并按照自己的信念行动时，才可能存在。（7）否则真正意义上的人将会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就安乐死而言，它是患者出于自主意志的自愿选择，是其应有的权利，而且法治社会的政府有责任为公民更好的生活创造条件，而没有权力强迫其公民为适应他人而痛苦的活着。选择“体面的死亡”既是每一个公民的内在自由，又是其道德权利，谁干扰了人的这一内在自由，谁就侵犯了他的内在尊严，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任何形式的显著限制他的选择自由的强制，都是对他的人格尊严的冒犯，选择自由是人道的核心要素之一。”（8）因此，从本人的角度来说，应该给与个人以安乐死的权利，此为其一。

其二，从他人的角度来说，本人的这种权利的行使并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个人自由只有在不侵犯他人自由的前提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任何社会都不会允许其成员享有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个人自由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孤立的个人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意味着平等。”（9）个人自由必然永远与平等结合在一起，以使社会中的所有的人都平等的拥有这样的自由，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只能由个人单独享有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就安乐死而言，由于这是一种个人权利的处分，它并不会对他人的权利造成任何侵害。从他人的角度来说，这种个人权利的形式也不会侵犯其利益，也即其私人利益并不会因为此权利的行使而减少。并且由于这种自由权利在社会上是平等的，任何社会上的人都可以平等的行使这一自由权利，它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而且这种平衡永远都不会因为一

个人行使了这一权利而被打破。因此，从他人的角度来看，安乐死权利的普遍化并不会给他人带来损失，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安乐死存在的合理性。更进一步来说，当一个人处于危难中无法自我救助而需要帮助时，他人应该给与必要的帮助，这是人道主义的要求，是善的道德应有的体现。

其三，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得不出对其限制的充分理由。个人的自由不仅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而且不能侵犯整个社会的自由才是合理的。如果将人基于内在自由选择而请求实施安乐死的社会代价与社会利益、集体利益进行比较，结果对安乐死进行限制是不必要的。因为患者请求对其实施安乐死，结束的是自己的生命，是人格尊严的排他性处置，不会对社会造成直接损害。仅以“将安乐死作为杀人工具”有害于社会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因为它仅可以作为杀人的手段而不能成为杀人的目的和动机。私人小汽车可能会肇事杀人，但我们不能因而停止生产小汽车或者禁止私人使用小汽车，这会是十分荒谬的。更何况“这既没有赋予集体以完全不顾个人价值的权利，也没有赋予集体为了整体而戮害个人价值的权利。”（10）换句话说，“社会普遍利益不能成为剥夺权利的正当理由，即使讨论中的利益是对法律的高度尊重。”（11）从功利的角度来看，个人的这种权利的行使，还会给社会节约大量的资源，从而将这些资源运用到最需要它的人的身上去，做到社会资源的最合理的配置。另外，主张对安乐死进行限制的种种理由，也经不起社会正义的检验。亚里士多德将正义区分为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其中分配正义是指对待不同人之间的相对平等，它至少需要三人，其中一人高于其他二人之上，向他们授予利益或者设定负担。（12）罗尔斯则认为“正义主要是社会的正义，也即社会制度的正义。”（13）就限制患者请求实施安乐死而言，社会分配给他的负担是难以忍受的痛苦，得到的利益是痛苦的活着，这种分配的正义显然是不平等的，它不应该为社会所赞扬。需要强调的是，患者基于自由意志选择安乐死，并没有妨碍社会的共同幸福，请求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也没有违背社会的善良风俗，没有被指责的理由。就社会制度正义而言，被禁止实施安乐死者并没有因此而带来补偿利益，所以，基于健康状况不同的这种禁止也是不符合罗尔斯关于不平等情况下衡量社会正义的原则的。（14）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对这种患者的请求的支持或维护是应该的。

四、法律的人文关怀

既然从个人的权利的自由选择的角度既可以证成安乐死可以合法化也不能证伪安乐死不能合法化，那么法律就应该体现其固有的人文关怀精神，关注这种权利，将其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保护。

现代法治社会，法应该体现一种人文精神，它是一套观念体系，也是一种崇高的理念，其要义是：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观念、行为和制度的主体；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尊严、幸福和全面发展，应放成为个人、群体、社会和政府的终极关怀；作为主体的个人和团体，应当有公平、宽容、诚信、自主、自强和自律的自觉意识和观念。人文精神以弘扬人的主体性和价值性，对人的权利的平等尊重和关怀为特质。现代法律和人文精神密不可分，人文精神是近现代法律产生和不断改革的强大动因，权利本位、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允许的，以及以“自然法”、“自然权利”观念为核心的人权理念，都是人文精神的伟大体现。人文精神在法律中的含量是法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因此，法必须以人文精神为基调，并不断的充实这种精神要素的含量。（15）就安乐死而言，患者最为迫切的需要就是结束自身的痛苦，而自愿选择死亡来实现解除难以忍受的痛苦是无危害性的，更是基于尊严和现实需要而不容置疑的应有权利。法应该尊重和确保人的这种选择权利，对人的这种应有权利进行认可和维护。病人也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而非抽象的人，法律同样也应该以他们为出发点，以他们的需要为中心，把他们作为制度的主体，弘扬其主体性和价值性，对他们的权利同样的予以尊重和关怀。反之，如果法律对人的这种应有权利选择漠视的态度，则辜负了其应有的使命；如对其进行限制，对相关无过错者处罚，就表现出残暴，就辜负了其应有的人道。所以，为了切实对请求安乐死的患者予以关怀，我们必须弘扬法应有的人文精神，对其选择予以尊重，对相关者给与宽容。

正如上文所述，法的人文精神首先体现为：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允许的。综观我国各个部门法，找不出哪一门法律明确禁止个人在这种身患绝症，濒临死亡且极端痛苦的情况下，选择终结自己生命的权利，因而这种权利应当是被允许的，法律不应该因此而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个人的自由如果没有受到不必要的限制的法便是良法，便体现了其应有的人文关怀精神。

法的人文精神的另一体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主要是针对刑法而言。刑法是强制性法律，其条文都是一种否定性规定，它所规定的行为都是不允许去做的行为，一旦人们做了这种行为，违反了刑法的规定，则会受到刑法的否定性评价。因而刑法是对人的自由的限制，对其范围的规定应该慎之又慎。对安乐死也是如此，一旦安乐死被列为刑法的禁止性行为，则当现实生活中发生这种情况时，就会遭到来自国家的强制。值得欣慰的是，刑法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即使是帮助实施安乐死的医生的行为，也不能充分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在其合理的主观意志支配下的行为不具社会危害性而不能以犯罪论处。反之，如果惩罚这种行为，则将导致客观归罪，有违罪刑法定原则，有违法的人文关怀精神。而且，就帮助实施安乐死行为而言，它内在的反映了该医生的内心善良和对患者的关爱，惩罚这种行为也有背现代刑法的人道性。（16）

篇6：英语辩论-安乐死合法化

正方：

We think it’s necessary.On one hand, we can save our limiting medical resources for those who need treatment than any other people.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keep patients from endless paint.我们认为这是有必要的。一方面，我们可以节约有限的医疗资源给其他更需要的治疗的病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解脱这些受着无尽的痛苦的病人。

补充观点：

1.Euthanasia can release the stress of the society, if the patients can’t do any contribution.如果那个病人无法做出任何贡献，那么安乐死可以减轻社会的负担。

2.Euthanasia can free the patients who are under heavy paint.安乐死可以解脱那些正承受着巨大痛苦的病人。

3.A person’s life belongs to himself, he has access to end his life.一个人的生命属于他自己，他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

反方：

I think we shouldn’t make euthanasia legal.Otherwise, some people may commit suicide through this way, which offer them an easy way to die.In addition, it can be an legal way to deprive(剥夺)people’s life, for those who have evil intentions.So, I don’t agree this point.补充观点：

1.Euthanasia is a rejection of the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human life 安乐死是拒绝了人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1.The poor will truly be killed by poverty through euthanasia, because of no money for treatment.穷人会真正地被贫穷以这种形式给杀死，因为没钱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