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的法律研究论文

一、理论消费下的文学批评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文学成为本雅明所谓的“可技术复制时代艺术作品”，文学研究也随之变质：它不再是随着研究者个人的兴趣而跟进的研究，却变成了一项为着消费而加工的手工制造物。在这方面，典型的理论便是罗兰·巴特在《文本理论》中提到的文本即编织物。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安乐死的法律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安乐死的法律研究论文 篇1：

启动一个STEM研究项目

“对我来说，最大的奖励在于我的学生们从始至终真正地参与到了激动人心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并且对于科学知识是如何发展的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种经历和听一个讲座、观察一个科技工作者是如何工作的，甚至是实际操作由别人设计的实验，都是截然不同的。”

——（《ST-EM项目学生研究手册》，序言

@了解STEM项目研究过程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研究，是指在能够使用科学研究方法验证的领域内通过实验手段解决问题。而科学研究方法指的是一种探究过程，用这种过程对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现象进行系统研究、调查，并提供解释。”

——《STEM项目学生研究手册》，第1页

《STEM项目学生研究手册》（以下简称《研究手册》）开篇介绍了什么是一个STEM研究项目。在这一对STEM研究的描述中强调了STEM研究项目所涉及的是能够使用科学研究方法验证、通过实验手段解决问题的领域。而科学研究方法则是指研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充分运用自己已有的知识、技能、技术和资源来尽力解决问题。虽然我们常常会讨论进行科学研究的步骤，但本书作者却使用“阶段”一词替代“步骤”，因为她希望中学生们可以意识到，科学研究过程并不一定是线性的，也不一定会按照某个秩序或方向逐步经历研究过程的各个阶段，它往往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很可能要不断回头去重复某些阶段的工作，以便获得更好的发现。

《研究手册》将STEM研究分为图1中的8个阶段，并在共12章的内容中对每一个阶段中应进行的工作、需注意的问题和完成这些工作所要用到的方法、技术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论述。研究的过程会大致按照这些阶段来推进，但也常常会出现需要回到之前阶段的情况，因为往往在对所研究主题有了更深入了解的时候，就会产生更多的问题，而有些问题会让研究者重返之前的阶段，有时候甚至会重新开始一个对完全不同的问题的研究。这种情况对于科技工作者来说，非常正常，也是件好事。但学生研究者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能够用于项目研究的时间往往非常有限，因此开始阶段要尽可能确定一个可行的研究主题，并将其按时完成，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和感兴趣的其他研究主题，可以作为未来的研究内容。

本篇文章将简要介绍生成研究主题、制定研究计划以及开展背景研究3个项目启动阶段的内容，对于其他研究阶段的介绍，将在本期专题的后3篇文章中展开。

生成初步的研究主题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主题

学生在开始一个研究课题时，对于究竟要研究什么，有时要么是毫无概念，要么就是对研究主题有了非常具体的想法。《研究手册》的作者提醒学生们，要尽可能避免这两种极端情况。最好是让好奇心引导自己的研究兴趣，然后对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形成一个大致的想法，但并不要限制住自己的思路，而是要通过开展广泛的背景研究来了解与主题有关的各种信息，从中再确定一个可行的研究主题。这个研究主题可以是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在电视上或是读书的时候产生的疑问，如果学生参与了一些进入大学或研究机构实验室工作的项目，也可以是导师研究领域中的某一个问题，但无论研究主题产生于哪里，都一定要是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领域，因为研究项目的开展将会经历相当长的时间，学生将会在选定的研究主题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经历，兴趣和好奇心将会支撑学生完成这个长期的研究过程。

用合适的问题来聚焦初步的研究课题

一个STEM研究项目，是要回答或解决一个问题。但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适合成为一个STEM研究问题。例如，“为什么水藻在缓慢的水流中生成得过快？”就不是一个可行的研究课题，因为这个问题太宽泛，也不是能够通过测量得出答案的。但是，可以将这个问题分解成为更小的、能够被科学测量的问题。例如，“哪种水流能导致水藻生长得更快？”这样的问题就是可以被测量的，也是可以通过实验获得结果的。

在确定了初步的研究主题后，要通过问自己一系列问题使研究课题更加聚焦、更加具体。图2展示了这些问题以及问题之间的联系。《研究手册》强调，在确定研究课题的阶段，要对研究研究课题设想出尽可能多的方案组合。也就是说，在确定了研究对象之后，要对实验中的自变量（需要控制或改变什么）和因变量（需要测量什么效果），以及可能使用的实验方法（需要什么样的技能、知识和工具）给出尽可能多的想法，以便之后从这些想法中形成真正可行的研究课题。

安全和伦理问题

由于是由学生开展的研究项目，安全和伦理问题是需要在开始阶段就要认真考虑的。科学研究的伦理问题，不仅是科研人员在从事科研实践的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的，也是青少年在学习科学的过程中需要了解和掌握的。很遗憾，在我国大陆，有关学生开展科研项目的安全和伦理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特别明确的对于学生科研项目安全和伦理问题的指导文件或是规定。例如，在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中学生科技创新成果竞赛规则》部分，只是简单提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项目”以及“涉及食品技术、药品类的项目”是不接受申报的。对于有关高等脊椎动物或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项目也没有特别的要求或是规定。然而，对于这些方面，国际上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如果学生的研究项目要参加国际科学竞赛或是交流活动，以及当他们进入到大学开展相关研究和学习时，都会遇到关于科研中的安全和伦理问题。因此，即使大陆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指导老师和学生在选择研究课题时，也要充分考虑，并谨慎选择实验对象和方法。

对于安全和伦理问题的规定，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Intel ISEF）的规则给出了很好的参考。例如，在科学伦理方面，竞赛规则中规定，对于以人为研究对象的项目，需要有非常严格的生理和心理风险评估、审查以及受试人员知情同意程序，并要求在专业人士指导和管理下进行，从而保护接受实验研究人的权益。对于以高等脊椎动物为研究对象的项目，规则强调“3R”原则，即“替代（Replace）”——用无脊椎低等动物替代；“减少（Reduce）”——减少动物使用量；以及“优化（Refine）”——优化方案减少痛苦，来避免和减少科学研究中对脊椎的动物的使用和伤害，并禁止研究造成实验动物显著的生长抑制（15%）和高死亡率（30%）出现。在2012年，规则中增加了一个“尊重（Respect）”原则，强调科学研究要保证实验动物的福利、合理饲养和最终妥善处置实验动物（安乐死）等。

《研究手册》中介绍了一些受限制的课题、参加科学竞赛时可能会有的要求，以及某些研究课题的替代方案。虽然这些受限制的课题在我国大陆的许多科学竞赛中可能并没有受到严格的限制，但还是希望指导老师和学生们能够给予充分的重视，尽可能地使用替代方案。

形成初步的研究设计

这一阶段，学生要初步地构建实验。构建实验的过程或者实验设置过程就是研究设计。“实验的研究设计不仅决定了实验是否可能成功，而且决定了实验结果是否可靠”（第15页）。这一阶段工作的重点在于确定STEM项目实验研究设计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假设、变量、实验组和控制组，以及常量。《研究手册》对于如何设定假设、确定变量、设置实验组和控制组、如何将除了选定的自变量以外的所有潜在自变量变成常量的方法，以及如何使用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介绍，并给出了很多研究设计的样例，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只对设定假设的作用和假设中应有的要素做一个简要的强调。

假设，是“对所观察到的现象或者事件所给出的暂时的、但可检测的建议性解释”（第17页）。设定假设的目的，是要将在实验中加以检验的项目明确化，同时，假设也将限定实验的范围。在假设中，描述的是你认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的联系，并希望能够通过实验加以检验。因此，假设中必然要包含将在实验中测量的具体变量，同时，还需要包含测量的是什么指标，以及对于实验结果的预测。需要注意的是，一项实验研究并不会最终“证明”或是“否定”假设中所建议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联系，而只能得出这个实验的结果支持或否定了假设中提出的对于变量间联系的预测。设定假设于整个研究设计乃至整个研究项目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也常常会被指导老师和学生所忽视。有些学生的研究项目论文提供了完整的实验过程，却因为论文中没有明确的假设而使得整个研究项目的研究目的以及要进行这样的实验设置的原因变得面目模糊，而且也影响到了对于实验结果的分析，因为实验结果是要对照假设进行分析的。如何用符合规范的方式来撰写一个假设，在《研究手册》的第4章中给予了详细的介绍，在本期专题的《把科学研究的问题和想法变成一份规范专业的研究方案》一文中，也进了简要的介绍。

开展背景研究

针对研究主题开展的背景研究，应该贯穿于项目研究的整个过程。在《研究手册》第3章中，介绍了如何通过做背景研究来彻底了解所要研究的课题。同时，也介绍了开展背景研究的过程中如何做笔记的方法，以便对于参考文献进行管理，并在论文撰写的过程中避免剽窃和抄袭的现象。

带着问题开展背景研究

在最初确定研究主题的阶段，学生在开展背景研究时，并不需要有特别具体的问题，只是要尽可能多地了解有关研究对象的相关信息。而在初步确定了研究对象、自变量和因变量之后，则需要尽早开展有针对性的背景研究，即要准备出具体的背景研究问题，以便将信息和文献查找范围尽可能限制在与要进行的实验相关的范围之内，从而能帮助学生找到真正需要了解的信息。背景研究的问题要覆盖所有要开展实验所必须了解的信息，但问题本身不能是特别具体，用一两句话就能回答的。《研究手册》提出，要对以下4个方面中的每一个至少提出1个背景研究问题：研究对象，自变量，因变量，研究对象、自变量以及因变量之间的联系。在开展背景研究的过程中，要注意分辨哪些是可靠的信息来源。

有条理地做研究笔记

在针对背景研究问题查找信息之前，需要计划好如何做研究笔记。研究笔记上记录下的内容，涉及到学生获取研究信息的来源，这些来源需要在最后的研究论文或是展板中与读者进行分享。对于信息来源的记录，不仅要记下书目名称、期刊或文章名称或是网页的网址，还要标注出这些信息出现的页码或是网页上的段落。

《研究手册》中详细介绍了如何使用记录卡或是笔记本做研究笔记。无论使用哪种方法，都需要注意：①以背景研究问题组织研究笔记。即要为每个背景研究问题分配一个号码，并为每个问题来设立一张或多张记录卡，或是为每一个问题在笔记本上预留下足够的空白页。②按照将采用的文献标注方法收集和记录信息。③不要简单地抄写作者的原话，要用自己的话来复述作者的观点，但最好不要使用完整的句子，以避免无意的抄袭。

在背景研究阶段做详细而富有条理的研究笔记是非常必要的。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项目申报阶段，常常有辅导老师或是学生对如何填写申报材料中的“项目查新报告”感到一筹莫展。其实，如果在项目开展的前期就进行了详细的背景研究，并对查找的文献信息做好研究笔记，那么填写“项目查新报告”就会变成非常简单。

开展背景研究所能利用的技术工具

《研究手册》中提供了很多能用于开展背景研究的技术工具，如在数据库内进行搜索，使用RSS订阅和阅读器随时了解互联网上的相关信息，以及如何撰写一封电子邮件来向科技专家咨询问题或是得到他们的建议。

《研究手册》中还为学生提供了很多开展项目能够利用的在线工具和在线应用，如维基（Wiki）和Google文档——一种在线创建和管理文档的应用程序，非常适合保存项目文件或是以小组开展项目研究。遗憾的是，这些工具大多只有英文界面，或者由于某些原因无法在大陆访问使用。不过，辅导老师和学生可以自己在网上寻找到类似的中文应用，比如有道云笔记就包含了一些Google文档的功能，很适合小组用来保存或是共同创建项目文件。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在STEM项目启动阶段，确定了可行的研究主题，形成初步的研究设计，并且开展了具有针对性的背景研究，这些工作的完成将为整个项目研究的顺利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祝贺

安乐死的法律研究论文 篇2：

消费时代文学批评的资源及走向

一、理论消费下的文学批评

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文学成为本雅明所谓的“可技术复制时代艺术作品”，文学研究也随之变质：它不再是随着研究者个人的兴趣而跟进的研究，却变成了一项为着消费而加工的手工制造物。在这方面，典型的理论便是罗兰·巴特在《文本理论》中提到的文本即编织物。他认为：“文本是文学作品的现象表层，是进入作品并经安排后确立了某种稳定的且尽量单一意义的语词的编织网。”他把文学文本看作是“一件编织物(文、织品及编物，是同一件物品)”，如果仅仅从他的定义来看文学的话，我们就会对文学即形式持毫不怀疑的态度：尽管我们可以选用不同的编织手法，但是，用于编织的材料可以一成不变。根据这样的推论，文学成了语言上花样翻新，以零度写作来演练技术手法的试验场。

文学文本既然成了一种技术的组装活动，它就可以被随心所欲地拆解、重组，而无需顾及文本写作者的自我主体性的参与，与之相应的文学阅读也就成了一种技术演示，巴尔扎克的《萨拉辛》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了这种理论下的活体解剖，被肢解成为561个编织的“线头”。现时的文学批评研究正逐渐成为只要掌握相关的理论，而无需研究者主体性精神参与的纯技术性操作一总有一种理论能够适用于自己当前面对的文本。文学批评研究不再是研究者的有感而发，不再是从文本自身出发来研究文本，而是从理论入手，用理论来套文本，最后再回到文本。文学的研究过程成为理论的消费过程，同时，充满悖论的是，研究者的审美个性也在这个过程中被理论机械地消费掉。表面上我们是消费的主体，而实际上，这个主体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异化为消费的客体，变成了无意识的欲望机器。

时下的所有事物都变成了可供消费的欲望体。就连我们人类自身的身体都被异化为一种消费品，“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各种理论文本也不例外，争先恐后地加入了消费行列。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论及消费社会物品的变化时谈到：

物品在其客观功能领域以及其外延领

域之中是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然而在内

涵领域里，它便只有符号价值，就变成可

以多多少少被随·心所欲地替换的了。因此

洗衣机就被当作工具来使用并被当作舒适

和优越等要素来耍弄。而后面这个领域正

是消费领域。在这里，作为含义要素的洗衣

机可以用任何其他物品来替代。无论是在

符号逻辑里还是在象征逻辑里，物品都彻

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

系。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它们对应的是另一

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可以是社会逻辑，

也可以是欲望逻辑——那些逻辑把它们当

成了既无意识且变幻莫定的含义范畴。

这一描述中的物品和需求恰好应合着时下的精神(文化)消费领域——个全面“精神生理歇斯底里”的世界。我们发现，理论某种程度上正作为物品在“市场”——种消费的领域——待价而沽，成为某些人“当作舒适和优越等要素来耍弄”。以理论支撑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功能和外延价值得到认可(尽管有异化的可能)，批评文本作为编织物的诉求有了理论的装饰而堂皇公示，如果对理论的“消费”过度或失去张力，就不得不注意避免陷入“欲望逻辑”的境地。如果我们承认理论进入了消费领域，理论消费可以安然贴上标签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反思理论消费下的文学批评如何卸掉抽象符号的妆容，而呈现批评的力量。苏珊·桑塔格在《静默之美学》一文中开篇名义：“每个时代都必须再创自己独特的‘灵性(spirituality)’。(所谓‘灵性’就是力图解决人类生存中痛苦的结构性矛盾，力图完善人之思想，旨在超越的行为举止之策略、术语和思想。)”把理论作为“灵性”的积淀才应是批评家们在“消费”过程中关注的重点，这就如同摄影，重要的不是手持的相机商标是“牛头”还是“狗头”，而是相机背后的人。

不可否认，掌握一些理论会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但是，当今的很多理论成为了我们用于职称晋升，保持学科带头人地位而撰写论文的门面，熟练地翻译或者掌握某种西方理论，就可以类似于圈地运动一样独占鳌头，并以此作为进入问题研究场域的门票，这是中国新时期以来的一个重要态势。今天，任何理论在被引用的时候，都脱离了书籍本身而成为一种符号。这时，我们对所购买的物(书籍)的消费转而变成了对符号的消费。诚如鲍德里亚所言：“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一个研究者引用或者使用某种理论，因为他属于或者至少渴望属于这种理论阶层，能否掌握这些理论并且在研究中熟练地运用这些理论，是考量一个研究者是否“与时俱进”，属于哪一个阶层的象征性资本，它是衡量一个博士是否博学，一个导师是否具有引导学生学习的重要视觉标准。一个研究者书桌上是否放着几本时髦的理论著作，被认为是这个研究者是否具有学术水平的重要视觉杠杆。研究者和这些作为象征资本的理论双向互动，组成了相互倚重爬升的螺旋体。理论在被消费的同时，也消费着研究者自身。

随着今天国外文学理论的不断翻译，以及我们对各种理论的消费，当今的文学研究成为了理论武器的试验场，各种理论都可以同台竞技，在同一个文学文本里面跑马，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今天真正变成了现实。这没有什么不妥，不妥的只是我们在运用这些理论的时候放弃了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把自己单纯地变成了一个消费的个体。

文学研究不是一场赶时髦的T型台上的走秀活动，这种活动只是一场你来我往各领风骚三五天的展示性消费，是一场研究活动中的理论走秀。不管是倡导一种回到中国本土的研究，还是倡导一种面向西方的文本解读，都无一例外地会打上理论消费的烙印。事实上，不管是哈罗德·布鲁姆的“憎恨学派”之讥，还是今天我们被要求回到本土，谈论西方不是为了改造中国的言论，都预设了他们对理论消费的不满，然而，充满悖论的是：一旦我们都去尊崇布鲁姆的审美理论，或者都去尊崇当今学界提出的回到中国，以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这是不是又变成了另外一场理论消费呢?

二、理论资源的凭借：从甘阳说起

甘阳先生的新论恰好印证了我的担忧。2009年，曾为“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主编的甘阳先生撰文，声称要“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因为“任何直接地到西方找一种学说来解决中国问题尝试，都是非常肤浅的。所谓什么‘文化研究’，这种那种花样翻新的名词，都是不妙的，都不是好研究。”所以，他“比较感兴趣的是中国可以产生大规模地对于西方的研究，而不是拿西学来改造中国。”他指出，“我们的麻烦在于，每次我们都直接从西

学的新潮来处理我们的东西，这样做的后果就导致了我们显得没有传统，没有学统。我们在不断地鸳新猎奇的时候，其实是被引得摸不着北。”最后，他谆谆告诫中国的学者说，“不要脑子里成天想着怎么来治中国，中国不需要你们治。本来就不是为治中国的病所生产出来的药，你非要拿来治中国的病，这不是庸医嘛。”这种上帝的归上帝，孔子的归孔子的看似公正平衡的办法不失为“天朝帝国”时代最为稳健的办法，当然，也是鲁迅所谓的“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的最为稳当的方法。但是，这绝对不是全球化时代的21世纪的研究途径。确实没有一样西方的药是因为中国人而生产的，当我们用中药医治感冒的时候，西方人确实是在用西药医治他们的感冒，但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西药来医治我们的感冒?同是肺癌，在西方人用他们的药物能够把人医治好的情况下，我想，没有一个中国患者会不愿意用西药来救命而眼睁睁等死。是的，中国是不需要我们治，可是你为什么又要研究西方呢?西方似乎也照样不需要你治，并且，想治还治不上。

甘阳先生的言论其实就在于以民族主义的立场来看待中国问题，事实上，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切入问题，也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进”与“保守”论争的一个侧面回答。我们都清楚，“五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以西方的理念来改造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德先生”跟“赛先生”的输入，陈独秀等人当年输入这些西方理念并非是为了“以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而恰恰相反，他们是为了以西方的方式来研究中国，从而达到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个性解放，进而重塑大国形象的目的。我们现在可以批评他们当年的功利主义式的激进，但是，无可怀疑，我们现在也正受惠于他们的这份遗产，才得以保留住我们那本来就不多的个人精神空间。然而，共和国60年来我们取得的成绩，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以GDP增长来衡量一个国家所谓的综合国力，从而凸显出我们现在的强大这样一种暴发户心态，使得我们的民族主义心态开始回潮，同时，这种回潮也是跟主流意识形态宣扬的五四精神的精髓一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从而出现了甘阳先生式的中西互不相关，各自为用的闭关言论。很显然，要否定五四新文化传统，最好的办法就是祭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以所谓的“中国方式来研究中国”，全面否定以西方文化(理论)来研究中国问题的思想理路。事实上，如果仅仅把五四精髓狭隘地归结为爱国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思想，这就不是在传承五四精神，而是在借传承之名扼杀五四精神。借用徐迅先生的话说：“民族主义话语无非是某种权力的语言载体而已。而民族主义则是争夺社会资源的方式。”

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来，我以为，文学以及文学理论从来都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中的“文化研究”正是对自己所归属的领域的认同。文化既具有区域性，同时也具有人类性，正是基于此，我们才会认为，卡夫卡的小说既是奥地利的文学，同时也是全人类的文学。一个爱好文学的人不会介意他是一个奥地利人就不去阅读它。我们在阅读一种文学的时候，事实上也就间接地在阅读着一种文化，而我们对文学的研究，也就间接地是对一种文化的研究。我们的文学研究从来就不是一项“专门化”的事业，“专门化”只会有损于这项研究。这诚如萨义德所言：“在研究文学时——文学是我的特别兴趣——专门化意味着愈来愈多技术上的形式主义，以及愈来愈少的历史意识……专门化也戕害了兴奋感和发现感，而这两种感受都是知识分子性格中不可或缺的。”因此，认为“文化研究”“都不是好研究”实在流于武断。

德勒兹认为，“哲学总是注重概念，搞哲学就是试图发明和制造概念。”事实上，不独哲学是这样，我们的任何一门人文科学都是这样，都需要不断地更新名词，并赋予这些新的名词以意义和价值，并以此推动着这门学科的发展。但是，当我这样为创造新名词辩护的时候，并不是说凡是西方新创造的新名词我们都可以借鉴过来为我所用，也不是说凡是新名词都应该受到追捧，使用新名词也要看语境，看它是否与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现实相匹配。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搞“文化研究”的人，在“前沿”借助西方理论酣畅淋漓地阐释现代中国的问题，而忘记了自己“身份”的比比皆是，最简单的事例就是，在一个连现代性为何物尚没有一个定论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文化研究者”就开始大谈中国的后现代性了。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甘阳先生批判“骛新猎奇”的学术风气倒是很有见地。

围绕这样一个话题，在2010年1月10日在海口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当代批评期刊建设与当代文学走向学术研讨会”上，在场的诸多期刊主编对甘阳的言论做出了积极的响应，意在提醒我们文学研究要回到中国，回到感悟阅读时代的中国。然而，当我们处在一个并非完全闭关锁国的时代的时候，文学研究何以会处在一个闭关锁国的环境?有编辑言辞激烈地批评了当代文学研究中动辄以西方理论为导向的研究态度，并认为作为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一知半解，是做不了多么精深的中国学问的，这导致了现在的很多文学研究毫无美感可言而味同嚼蜡。可是，在我看来，毫无美感可言的文学研究论文并不是外国文论在中国留下的祸根——如果我们在引进这些理论的时候对这些理论的利弊没有自己的权衡，那只能证明我们自身出了问题一而恰恰是研究者自己生搬硬套，是我们这项完备的学术研究套路惹的祸。西方文论不是这项研究出现问题的替罪羔羊，这就和甲午海战中中国从西方获得的武器不能成为这场海战失败的真正原因一样。事实上，到现在，从西方获得武器以强壮我们的军队仍然是我们所谓科技强军的一大策略。对自己的文化一知半解固然有问题，但是，也不能要求每个学者都一头扎进故纸堆吧?任何研究毕竟都得直接或者间接地联系现实，也就是必须得和甘阳先生所反对的对中国有用联系起来。

然而，这种盲目排外的思想，这种对国粹的，崇拜使得他们忘了一个基本的常识，一个刚好与盲目自大认为国外有的东西我们老祖宗早就有过了的相反的常识：在我们有的东西别人也有的情况下，如何去取长补短，才不至于作井底之蛙学夜郎自大。

同时，一个不幸的后果是，认为文学研究的论文越来越艰涩难懂，需要把文学研究当作有文学气的事业来做的想法似乎在“耶鲁四人帮”之一的杰弗里·哈特曼的《荒野中的批评》一书里明白无误地表现了出来，而对审美研究的倡导，则在哈罗德·布鲁姆的阐释其影响的焦虑的一系列著作中得到大力体现。更为不幸的是，布鲁姆的研究理论就是着眼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改造而成的。看来美国的文学研究者们也存在着不对的地方：没有回到美国本土。今天，当我们要求研究西学只是为了了解西方，“而不是拿西学来改造中国”，当我们要求我们的文学研究回到中国本土的时候，我们就再次把自己从世界人的位置上孤立了出来，而不是独立了出来。

把文学研究的立场拉回中国是对的，但是，

要求把文学理论也拉回到中国，则毫无疑问地走向了另一种偏执。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那么，不管你穿长衫留长辫脚缠三寸，还是西装革履大头皮鞋，都不会掩盖住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特征。换句话说，只要我们的问题意识是在中国，只要我们着眼于中国自身的问题，那么，就不愁传统不在，学统不存。其实，他们要求的学统的真正名称应该叫“血统”，他们要求的学统只是一种血统纯正论的表现而已。关于这点，我们完全可以套用鲁迅谈及“革命文学”的说法：“我以为根本的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什么事件，用的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其实，甘阳先生式的“忧患意识”，也正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一篇文章里所反对的“政治市侩主义”和“‘知性保守主义’心态”，我们完全可以借其十余年前的认识来给予回应：“就我们而言，我们根本就不‘忧患’在经过现代化说造成的全面变迁之后中国人还是不是中国人、中国文化还是不是中国文化，因为在我们看来，不管这种变迁是多么剧烈、多么深刻，它都是中国人自己在变、中国文化自己在变，是中国人自己在改造自己，中国文化自己在发展自己，所以不管变迁之后的未来与变迁之前的过去会是如何的面貌全非、大不一样，它都是中国人自己的发展，中国文化自己的制造，因而内在地构成了中国人或中国文化自己‘传统’的一部分。”把文学理论拉回中国，如果我们不是停留在优美、壮美等文学研究中，就算停留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上，也毫无疑问间接接受了外国文学理论的影响。况且，当我们说“知人论世”这样的古代文论的时候，难道不是正契合了西方的意识形态批评吗?同时，当我们回到中国用中国的方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的时候，开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学统似乎也并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而并不仅仅只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如何才能把这两者清楚明了地标示出来呢?谁也不能独霸真理，就算你是看不惯萨达姆就要出动军队喊打的小布什。

更进一步说，是否一定要划定一个框架来束缚我们的手脚?古代杀人用刀砍斧锯，民国之后借用了西方的技术改用枪毙，现在很多国家则是施行安乐死。同是杀人，仅仅只是方法不同而已。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变迁，如果有一天，我们觉得药物毙命的效果太过人道，还想回到血淋淋的时代，我们可以重新使用古代的各种刑器。当然，文化上的演进并不如器械上的进化，文化是一个累进的过程，而器械则是一个单线前进的过程。然而，不管如何累进，也不能成为我们闭关锁国目盯自身而不及其余的借口，这个累进过程不只是一个区域内的累进，不是唯我独尊单边主义似的累进，而是一个相互学习借鉴的累进，一个没有文化流动性的社会是无所谓创新的，也是无所谓民主和自由的：一口大小有限的水井作为某些特殊等级的人群的特殊资源已经足够了，他们永远也不会出现现在大西南式的干旱。

有必要推翻存在即合理这样一个黑格尔似的“公理”，这个公理是基于对强权的臣服，这是一种坐稳了奴隶位置的犬儒主义态度。从人类的历史渊源来看的话，存在的恰恰是不合理的：如果一切都合理了，那就无所谓进步了。进步的观念正是对一劳永逸的黑格尔式论断的合理否定。树立一种怀疑精神，这是人完善其自身的必要条件。政治正确只能证明其时选择的自我利益的正确性。从长远来看，这种所谓的历史主义恰恰是非历史的。事实上，政治正确正是我们今天有预谋的理论订货的基本宗旨，我们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正确的牺牲品：要么可以用于一种社会制度的维护，要么就是沉在象牙塔底作无关痛痒的句法分析，走向所谓的审美而无法自拔。在这个问题上，复古或许是既可以躲开来自左和右的政击，又可以保存自己知识分子光环的最佳选择。长远来看，“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并不是一项长远的战略，其最佳命名应该是拉康所谓的“随机理论”。

三、知识分子立场在消费社会下的伦理考量

仇外和排外的心理除了显示出我们的心胸狭窄之外，对我们的发展实在并无益处。稍加斟酌，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种心理的矛头所向并非问题的重点所在，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启用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所惯用的词语：立场，亦即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我不认为获得一个博士文凭就算是知识分子，也不认为出了几部著作，为大众媒体所关注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定义在今天必须重新予以界定，这个光荣的称誉只能颁发给那些具有社会良知、保持着正义的天平、为着社会的公义而呼告的人。我们说我们都是社会的人，也就是说我们都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政治掮客们靠说谎、欺骗来建设他们所鼓吹的理想世界；经济学家们以其经济理论的运作来建设他们的世界；文学家们以其文学创作来建构他们所想往的世界……他们都各行其是，而作为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们不以自己对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的发现，不以对现行不合理的地方的发现与批判来体现出社会的公义，而是一味地躲进象牙塔认为这个社会不需要人们改造，他们将靠什么来建设这个世界?如果知识分子不葆有这样的立场，他们就注定只是一些自由漂浮的伪知识分子，而他们所运用的理论，也就只能是为消费而消费的消费品。我们为外国文学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而辩护，并不能作为我们以其理论为武器来随意挥砍文学的理由，对外国文学理论的运用只是我们用来认识我们的文学，以及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而不是用来作为我们寻求职称晋升，由五斗米的供养升到八斗米就可以折腰从而自由漂浮的垫脚石。

然而，不幸的是，当今我们运用于文学研究中的外国文论正在一步一步地沦为为消费而消费的消费品，文学研究正在沦为叠床架屋似的理论演绎，知识分子的立场正在逐步淡出自己的领地。可是，如果没有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的立场，就算我们的研究回到了中国，用中国的方式来研究了中国，就算我们有了自己的传统，有了自己的学统，谁又敢保证这个传统，这个学统就是纯正的?就是为人民大众所愿意接受的?谁又敢保证我们的感悟阅读就不至于沦为新的理论消费行为?

虽然我们同意文学就是一种审美活动，但是，我们显然不能偏执如哈罗德·布鲁姆那样把关注文本中的意识形态研究讥讽为“憎恨学派”，纯粹的审美意义上的经典显然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以及《审美意识形态》等书中早已令人信服地指出了文学中意识形态的无处不在性。诚如蔡翔先生所言：“如果真有‘文学本身’，那么，这种所谓的‘文学本身’，也正是意识形态或者意识形态冲突的一种‘场合’。”文学如果不关注现实，那么，它还能关注什么呢?它赖以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文学如果关注现实，为什么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去认识它所关注的现实呢?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的文学研究者躲进象牙塔里不问世事，文学研究的功用何在?批评者何为?

或许，问题并不在于以什么样的理论来看待文学，而在于我们在文学文本中看到了什么?在于我们是否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来勇敢地承担起社会进步的责任?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她自己特色的国度里，除非作家们是一群僵尸，否则，文学就不可能是纯粹审美的。既然如此，文学研究中关注文本的意识形态，关注女性地位等等就不是我们必然付诸口诛笔伐的把柄，它们应该具有与审美研究相等的地位。

事实上，文学研究越来越与文化研究联系起来，这是社会关系复杂化，是人的充分社会化，是人参与社会的必然结果。审美本身也会随着社会文化的改变而改变，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审美，也不可能有万人同一的审美经验，倡导一种同一的审美经验本身就是一种霸权，一体化本身就意味着文学的消亡，它会在一种一劳永逸的机械反应中使文学研究走向僵化，衰亡。如果没有研究方法上的不断更新作为新鲜血液，甚至会有取消文学研究本身的可能。倡导审美经验一体化的过程就是修造一架Procrustes铁床的过程。一旦这架铁床运转起来，被吞蚀的就不只是我们的理论，还有我们研究者自身。要让床铺适合自己，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创新，包括吸收借鉴来自各方面的理论方法，根据自己身体的长短胖瘦，自己为自己量身定做能够舒适安寝的床，并使这架床能够和谐地安置在一个房间内，这样才能充实我们的研究，也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在这个社会彰显出它自己的意义。

雅克·德里达在他的一次访谈中说道，“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文学的空间不仅是一种建制的虚构，而且是一种虚构的建制，它原则上允许人们讲述一切。要讲述一切，无疑就要借助于说明把所有的人物相互聚集在一起、借助于形式化加以总括。然而要讲述一切同时也要逃脱禁令，在法能够制定法律的一切领域解脱自己。”“在西方，处于比较现代形式的文学建制是与讲述一切的授权联系在一起的，无疑也是与现代民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不是说它得其所哉地依赖于民主，而是在我看来，他与唤起民主、最大限度的民主(无疑它会到来)的东西是不可分割的。”这个法则不仅仅应该是西方所独有，他应该是一条普世的文学艺术法则。如果文学真的是这样一种奇怪的建制，那么，在原则上，一个完全自由、民主的社会就已经来临，至少，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就摆在我们面前。虽然，消费社会的时代让我们看到了消费品明码标价的“阳谋”，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哪儿有光亮，哪儿就有阴影。文学毕竟只是一个虚构的建制，其真实的一面仍然还需要我们去澄清，如果作为文学研究者的我们都不去澄清那些隐含在虚构中的真实，那么，我们还指望谁来给我们指点那些隐藏在“阴谋”中的“阴谋”呢?这不是西方理论中的后殖民话语，也不是萨特的“介入”理论，而是包围在我们身边最实在的现实，也是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最大理由。如果文学不关注入自身，如果文学研究者不关注自身所置身于其中的现实，而是打着“研究西方”的幌子，一头扎进西方的黄金梦里出不来，那么，你以什么来参与社会，并促进社会的发展呢?为什么要求我们大规模地去研究西方，却不要我们改造我们的社会?如果中国不需要自己的研究者治，那么，谁还有资格来治?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言论，如果你想认识西方，你可以直接移民，身在中国，却目盯西方，中国是不需要我们治，可西方似乎也不需要一个外国人治吧?这种奇谈怪论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写作总是为了赋予生命，为了将禁锢的生命解放出来，为了开辟逃脱的路线。”面对文学这样一个奇怪的建制，文学研究是不是也应该是对这种奇怪的建制的反应?是不是也应该聚集在这个建制之下，以民主、自由和公义的名义，以朱利安·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或者爱德华·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的立场，把自己的写作赋予具有社会活力的生命，从而开辟一条通往自由的逃脱线路，并以此对消费社会下的文学研究说不?而不是仅仅以所谓的“用中国的方式来研究中国”这样一个方法论问题来掩盖问题的实质。

理论资源只能体现研究者的思想基点和评论素养，它跟其出身西方还是东方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不管是洋枪还是土炮，关键在于这种武器是否适用，在于拿在手里的人，他的指向在哪里。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才是研究者在这个消费时代应当秉持的重要品性，我们的文学研究应当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立场，对抗消费时代的异化，确立研究的主体性，在对文本进而对社会做出自我评判时，凸显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面对这样一个消费社会下的文学批评研究，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用一种观念去取消另外一种观念，或者用一种研究方法去取代另外一种研究方法，而在于我们是否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对这个社会做出我们自己的选择与判断。

作者：魏巍

安乐死的法律研究论文 篇3：

科技进步的哲学思考

【摘 要】21世纪，世界各国都加大了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研究力度，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但在科技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哲学问题的反思。论文主要针对当代科技前沿问题的行为和特征、科技进步的影响因素以及关于科技进步的哲学思考作了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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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键词】科技进步;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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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但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给人类的生存与健康带来了一定的威胁。在新时期，处理好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当代人们需要考虑的重要哲学问题。

2 当代科技前沿问题的哲学思考

2.1 科技前沿问题的定位

通过研究发现，当代科技与哲学问题的关联具体体现在以下四点：第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息息相关;第二，科学技术的研究与进步与社会稳定、人类和谐相处有较大联系;第三，科学技术的进步应当建立在哲学思考的基础上;第四，科学技术的研究应得到社会的关注和认可，同时，也必须依托于人类社会的根源而存在。

现阶段，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一些问题已经使人类不得不从哲学的角度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以医学技术进步为例，为了使更多器官衰竭的病人活下来并享受美好的生活，专家大力研究器官移植技术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同时社会也开始从道德角度质疑这些行为。又如安乐死技术的进步，也引发了很多的道德讨论。因此，加大对科技进步的哲学思考十分重要。

2.2 科技进步的哲学特征

从哲学层面看科技进步带来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科技进步具有一定的持久性和变异性。从当前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加强科学技术研究，促进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是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世界各国发展的方向，并不会在短时间内消除，因此具有一定的持久性。另外，由于社会环境和科学研究的不断变化，科技进步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异，体现出变异性的特征。事实上，任何一件事物的发生，都有发生与存在的过程，同时存在一定的周期性。就现阶段人类的技术水平来看，人类很难快速找出事物发生的规律，尤其是对未知的科学技术。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不断出现新问题。

第二，科技进步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在一项新的科学技术诞生后，会在一定的周期内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应用并被传播到多个地区，当时间继续推移，其还会发生一些不确定的变化，或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区域，发挥出更加明显的价值和作用，其所在的场域不同，产生的效应也不同。因此，科学技术的进步具有一定的时间性与空间性。

第三，科学技术进步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多因性。主要由于有很多科学技术的产生并不是必然的，有的科学技术是在科研过程中意外收获的，也有的科学技术是被间接发现的。同时，如果科研人员不同，科研结果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科学技术的进步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多因性。

3 科技进步受主体选择的影响

首先，作为人类，其思想和行为都将受到所处经济环境和政治背景的影响[1]。在不同的领域，人类的各种行为几乎都会受到相关法律的约束和经济的支撑，科研也不例外。而当今社会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掌握的，在科学技术研发的过程中，人们会综合考虑经济支出与政治效益因素。可以说，科学技术在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效应将由人来决定。

其次，在科技研究的过程中，科研人员不会盲目从事某些行为与活动，其必定有一定的原因，这个原因多数是因为自身对事物有一定的认知，并试图改变社会现状或者当前自己的环境。在人类思考以及行动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改变事物原本的关系，但是事物原本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变化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人类是不可预知和不可掌控的。

最后，人作为群居动物，不仅需要考虑自身的需求，同时也要考虑团体的需求。所以，在人类开展科学技术研究的过程中，其行为以及科研结果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所在团队的影响。通过社会实践可以发现，不论是企业发展还是人类进步，都离不开团队的作用，团体意识是人类需要掌握的基本意识，科研也同样如此，只有从团体利益出发，才能获得可观的成效。团体意识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可以理解为一种伦理情感，其能够有效地维持社会稳定。因此，人类在选择转化和应用科技成果的过程中也受这一因素的影响和制约[2]。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开展科研活动的主体是人，科研的过程与结果都会受到人的影响，而人在活动的过程中，又会受到各类外界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产生相应的主体行为，并引发相应的社会效应。

4 对当代科技前沿问题的哲学思考

4.1 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科技伦理的认知

科学技术的诞生给人类带来的便利以及引发的各种道德伦理问题促使人类必须要正确认识科学技术以及科技伦理，这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具体来看，从二者的产生角度分析，科学技术是在人类活动和各种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体现的是一种“真理”，而科技伦理是在人类开展的各种行为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其体现的是一种“善”，从这个角度分析，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从联系角度来看，无论是现代科技还是科技伦理，都活跃在人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当中，并不能孤立存在，所以说二者从根本属性上而言都具有社会属性，因此可以说二者是辩证统一的[3]。

同时，要全面地认知现代科学技术的發展和其存在的科技伦理问题，需要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关键，进行正确而高尚的科学道德建设。总体来讲，科学技术的进步确实给人类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例如，人类研发了核反应堆，这对电力行业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突破，能够更加有效地提高发电效率，从而为人类生产与生活服务，但也正是因为核武器的发明，使得一些战争更加惨烈，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此，从哲学角度思考科技的发展，应该加强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伦理体系，从而正确引导科技向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方向迈进。

4.2 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正确处理

从科学技术哲学的角度来看，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联系，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科学精神和科学技术都是基于人类的思想与智慧而产生的，它们能够直接反映出人类的思想观念。另外，人类只有拥有了相应的科学精神，才能进一步提出科学方法，在看待事物发展时，才会从科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判断与认识。这也说明了科学方法是基于科学精神产生的，只有科学精神不断发展与升华，科学方法才能不断得到改进。第二，人类通过掌握科学方法来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从而实现新的发明与突破，这表明科学方法能够给人带来创造性改变。第三，科学精神对于人类的创造活动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人类发展至今，人们对卓越理念的追求没有发生过改变，正是凭借着这股力量，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不断加深，对奥秘的探索不断深化，所以才有了目前的社会认知和技术。

5 结语

综上所述，针对当前科学技术的研究与进步，人类必须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才能保证科学技术的良性发展，解决由科技进步而带来的负面问题，从而促进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韦广.论科技哲学的前沿与发展趋势[J].教育教学论坛，2015（50）：51-52.

【2】张明霞，樊静.当代科学技术前沿问题哲学研究思考[J].现代商贸工业，2014，26（7）：41-42.

【3】袁静.21世纪初科技哲学的前沿和发展趋势[J].前沿，2014（Z6）：69-70.

作者：张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