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之法律思考

2024-05-11

安乐死之法律思考（精选6篇）

篇1：安乐死之法律思考

安乐死与生命权之法律思考

在我国，安乐死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相反人们还相当热衷于对安乐死的争论。我国关于安乐死的讨论源于上世纪80年代，在1986年，陕西省就发生一起安乐死事件，一个名叫王明成的男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其马医生双双被检查机关提起公诉（但后来被无罪释放）。从1994年起，几乎在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都有代表提出关于安乐死的提案。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安乐死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在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人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的过程。

早年，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安乐死”的王明成因患胃癌晚期，再次要求为自己实施“安乐死”，但因为法律上的空白，所有的医生都没有勇气。王明成在2003年8月3日，在病痛的折磨中死去，于是基于王明成的遗憾，人们再次讨论：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安乐死是保护生命权，还是破坏生命权？

“法”是权利之法，他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生命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一部分，“法”理应给予保护，但是，安乐死是是保护生命权还是破坏生命权哪？现在学术界尚无定论。何谓“生命权哪？笔者认为，生命权即人们享受生命和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认为：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选择死亡的方式。这不仅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且也是对公共秩序和社会风气也均无妨害，可以下一个结论：在某方面说：安乐死是对生命权的保护。

据有关民意测验统计，进入90年代，美，法两国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比率分别为90%和95%，而日本，瑞士等国家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也与日俱增。在我国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来实施安乐死。虽然如此，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其本身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解决了才能推动其合法化。

有的学者认为，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科学化，主张“安乐死”是对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的痛苦，使死亡状态安乐化。

学者们通常认为，要想使安乐死合法化可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必须论证安乐死非犯罪化；第二是必须证明安乐死符合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原则

（1）安乐死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第一，二者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动机而实施的帮助自杀行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因为死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行为人完全可以采用其他措施去避免死亡发生，反而促进其发生，故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安乐死只是帮助病人解决垂危之苦，此病人必须是无法医治，别无他选的，它没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权，相反却保护了生命权。第二，故意杀人的行为人的目的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动请求下，出于同情，怜悯等心理，按严格条件和程序对其实施安乐死，其直接目的仅是解除绝症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观上无罪过。因此，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2）安乐死行为符合伦理道德及人道主义原则。

如果从康德的角度分析，他强调“人并不因为痛苦而获得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18]，那么安乐死是绝对违反道德的。然而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柏拉图就有赞成安乐死而不反对自杀的理论。近代哲学家休姆，边沁等也有同样观点，他们认为人为改变江河流向或其他干预自然的行为不被视为犯罪。那么，处置自己的生命也不构成犯罪。在挑战生命神圣至上的各理论中，“值得活的生命”和“生命的质量”理论尤其引人注目，从这些理论中可以看出，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是赞成安乐死的。

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思想。所以有一部分人认为安乐死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医德及人道主义相违背。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发展了，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相应的发生变化。“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但现在更多人认为“温柔”的加速痛苦的死亡过程，比那种靠人工方式勉强维持生命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也是比较人道的。此外，人们普遍同意了安乐死，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人们把选择安乐死看作是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主动结束痛苦，坦然面对死亡的表现，这是一种勇敢行为，作为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则只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临终选择。

篇2：安乐死之法律思考

一、“安乐死”的法律定义安乐死一词原自希腊文ｅｕｔｈａｎａｓｉａ，是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所组成。其原意是指舒适、幸福或无痛苦地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无痛致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

（一）、“安乐死”的学理定义

“安乐死”有广义与狭义，积极与消极之分。广义理解的安乐死，包括一切因为身心原因致死，让其死亡及自杀。狭义理解的安乐死则把其局限于不治之症而又极端痛苦的人，即对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不对他们采取人工干预的办法未延长痛苦的死亡过程，或为了制止剧烈疼痛的折磨而采取积极的措施认为的加速其死亡的过程。积极安乐死，也称主动安乐死，是指医生为了解除病危重病人的痛苦而采取某种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消极安乐死，也称被动安乐死，是指停止维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病人死亡。当然，在各个领域，对安乐死的定义也许不尽相同，但都不外乎局限在其本意“无痛苦的死亡”之中。《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安乐死是指在不可救药的患者或者病危患者的要求下采取的引起或加速死亡的措施．《布莱克法律字典》对此的释意是从怜悯出发，把身患绝症和极端痛苦的人处死的行为和做法．《中国百科全书，法学》定义为；对于现在医学无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的痛苦，可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是一种特殊的选择死亡的方式．

（二）、“安乐死”立法定义的要求在立法中，“安乐死”的定义必须严谨，细致，有名却的依据与规定，不能莫冷两可、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三）、立法中“安乐死”定义必须严格要求 “安乐死”不能滥施，只能对有必要的人来实施。立法中的“安乐死”定义更应严格规范，从根本上说，立法中的“安乐死”定义必须先符合以几点要求：(1)、被施以“安乐死”的人是换不治之症的病人，且在垂危状态下，面临死亡，精神和躯体都极端痛苦。(2)、“安乐死”必须出于病人自己的主观意愿。在病人已无意识的情况下，可由其家庭成员（配偶、子女其他直系亲属）同意。(3)、“安乐死”必须使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安乐死必须符合以上几点要求才能真正的称之为“安乐死”其主要目的是为需要的人解除不必要的痛苦。因此“安乐死”概念绝对不能泛化，不能滥用，否则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危险而令人畏惧的词语。

二、关于我国“安乐死”的概况

（一）、我国“安乐死”观念的萌生在我国，“安乐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安乐死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问题，其本身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才能推动其合法化。从安乐死的研究，宣传，立法，实施，的全局来看，还有一些基本认识，基本观点需要进一步解决，而这些也造成了众多不同意见的产生了多方面的争议。

（二）、我国“安乐死”观点的发展与现状 “安乐死”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自流传至中国以来，便在中国大地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响。1986年，陕西省汉中市医生蒲连开因为他人实施安乐死手术，被病人一名家属以故意杀人罪告上法庭。1991、5、17，汉中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蒲连生，王明成为身患绝症的病人（即王明成之母）夏素文注射促进其死亡的药物不构成犯罪。原告不服判决，又提起上诉。1992、6、25汉中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中国首例安乐死杀人案自1986、7、3立案起，经过6年漫长的审理后终于有了结果。2003、6、6，王明成——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主要当事人之一，因胃癌晚期，不堪病痛折磨，提出为自己实施“安乐死”遭拒。

7、2，王明成最终没能达成自己安乐死的愿望，在一片争议声中离开人士。我国自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崔以泰教授和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儿科专家胡亚美教授都是安乐死议案的提案人，他们不仅在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进行着努力，而且都表示，自己在必要时也要实施安乐死。原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生前也很赞成安乐死。而除了在全国最高权力机关进行呼吁外，有些人士还在民间为安乐死奔走，准备成立纯民间的“自愿安乐死协会”。目前，我国赞成安乐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识阶层人士。上海曾以问卷形式对200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样的调查中支持率则高达79.8%;另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

三、关于我国“安乐死”立法的思考

（一）、中国关于“安乐死”的争议

篇3：安乐死之法律思考

关键词：安乐死,合法化,可行性

0 引言

安乐死亦称安死术，是英文“euthanasia”一词的汉译，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一词，本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其实，在80年代以前，法学界对于安乐死的争论主要在国外，直到1988年全国和上海的各界专家学者才组织了一次关于安乐死的研讨会，而在同年召开的七届人大会议上中国妇产医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和胡亚美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安乐死立法的议案。。”

1 学界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理由。

近年来尽管安乐死合法化取得了一些进展，并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但实践中仍遭到司法界的否定评价和立法者的搁置，持否定意见的仍不在少数。归纳起来主要有： (1) 医学观念上，反对者认为医生的天职在于救死扶伤，挽救生命。这是我国医学上的光荣传统，医生对无可救药的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即违背了医生的职业道德。 (2) 刑法的目的与刑法规定来看，反对者认为刑法保护一切人的生命，只要未犯死罪，任何人都不能结束他的生命，刑法第1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并没有排斥安乐死，实施安乐死与法不容。 (3) 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各国法律，道德，舆论和风俗习惯对痴呆，严重畸形，伤残乃至各种濒临死亡的人普遍采取极其宽容的态度，这是人道主义精神在全人类中的普遍体现。安乐死的作法是对人生命权的剥夺，是极不人道的。

2 安乐死在中国的可行性

其实，安乐死虽然是一个新兴的名词，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安乐死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首先与解放前相比，医疗科技水平确实进步了一大截，许多以前视为绝症的病症现在已如同感冒咳嗽那样简单，很容易就被治疗。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迄今为止无法救治的疾病仍与人类同在。每年仍有数以万计的生命受到癌症的侵噬。而且，医疗的进步也并没有阻止更为可怕的疾病出现。艾滋病肆虐多年尚未降服，还有非洲的一些地区近年来流行的“埃博拉”病毒，出现的原因尚不知晓更不要奢谈预防和治疗了。在亚洲，继非典型性肺炎之后又出现了高致病性禽流感。人的生命其实是很脆弱的，承受痛苦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在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面前，我们怎能眼见病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奢求不可预期的新疗法出现呢?那是不尽情理的。其次，安乐死在中国具有可行性的最大一个原因是，中国人还很不富裕。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发达，人民生活并不富裕而且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并不完善，但是，使用现代化的先进医疗技术用人工的方法去延续一个濒临死亡的人的生命，让他长期住在医院，就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这样的花费，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倾家荡产，对于国家和集体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许多病人也正是出于为家庭经济情况考虑而积极要求实行安乐死，但由于安乐死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其合法化，一些医院或绝症患者只能采取“自然死亡法”。这实质上就是采取消极的安乐死，对绝症病患者来说却增加了痛苦与折磨。再次，安乐死一词也并非完全是一个舶来品，在中国无论是在文化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安乐死具有一定的历史传统。在二千五百多年前，释迦牟呢创立的佛教就宣扬“涅槃”的目的，方式与安乐死不同，但“涅槃”所达到的死亡状态是快乐，舒适和安静，在这一点上与安乐死十分相似。据我国历史小说记载：唐太宗的大将尉迟恭见偏将三保被敌兵断去四肢，虽目光仍在流动却已口不能言，气息奄奄。他不忍爱将惨受痛苦，遂刺其胸而死。唐太宗并没对尉迟恭降罪，这也与当代安乐死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上述事例可以看出早在古代人们就渴望摆脱临终的痛苦和渴望尊严的死亡。既然生存是人的权利那么我们是否应该享有死的权利。生命短暂才短短几十年，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快乐生存的权利，但当生已无望之际，给予其死的权利也是合情合理的。生老病死是自然界永恒不变的规律。现代科学技术可以延续人的生命却不能使人得以永生，更何况当这种延续只能给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痛苦时则更是完全不必要的。最后，国外某些国家关于安乐死的立法和实践对于我国安乐死法律问题也具有重大的借鉴思考意义。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随着工业革命掀起的第三次浪潮，医学革命得到了复苏，安乐死合法化的讨论再度兴起。早在1960年就有人在英国议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1962年，日本最高法院规定允许早死条例并附先决条件：本人愿意并提出申请，医生诊断患绝症，患者痛苦异常，亲属同意。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洲通过了《自然死亡法》首次在法律上承认了“死的权利”。世界上第一部安乐死立法是澳大利亚1996年7月1日通过的《垂危病人权利法》。但这部法律在1997年3月25日被废止，总共才实行了8个月。如果减去1996年12月众议院通过中止法案后的三个月时间那么真正生效的时间还不到半年，其间实施合法安乐死者只有四人。2001年4月，荷兰再次通过一项安乐死法案，不但承认安乐死在荷兰的合法性更“惊世骇俗”的是它还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权益，该法规定“6到18岁未成年人可以在同家长商讨后一同作出决定”，“对12到16岁的青少年，必须由家长或监护人作出决定”同成年人一样，未成年人每一例“安乐死”的实施必须有该地区“终止生命监督委员会”签署同意才进行。这在我国又一次掀起了讨论安乐死的高潮，长期承受病痛折磨的病人纷纷提出申请，请求安乐死。

3 应该使安乐死合法化。

3.1 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于长短而在于生命的质量

中国有句俗话不如赖活者”可是当人们的生命真正面临着好死和赖活的选择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好死。为什么呢?因为生命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生命的质量。人的生命并非是永恒的，一个人不可能永远的活着，于是人们努力地提高生命的质量，体现自身的价值。可是当一个人的生命只具有纯粹生物意义上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的痛苦中等待死亡时(生命的质量已大大降低)，而医生却硬要拖延使他承受痛苦，实际上这是对病人的一种虐待，恰恰是一种不人道。中国有句俗

3.2 使安乐死合法化可以减轻家人的负担

患者主动提出安乐死出于许多因素的综合考虑而在我国患者提出安乐死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出于沉重的家庭负担。在我国医疗保险不十分完善的今天，城市居民或许还享有那为数不多的医疗保障费用，但对于广大农民来说，生病上医院完全是自己掏腰包的事。这就导致了农村的患者得了重病没钱治疗。小病变大病，大病更没钱治疗的恶性循环，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生不如死，而当生命结束时又为其家人遗留下一笔难以承受的巨额债务。我们并不否认生命的珍贵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但是在讲究经济效益的今天，我们也应该思考一下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平衡问题。既然死亡已成为一种必然，我们又何必以牺牲健康者今后正常生活为代价来维持其痛苦的生命。让患者合法而安详地选择死亡。对于国家、患者本人及其家人都好。患者主动提出安乐

3.3 物竞天择, 安乐死适应了自然界的进化规律

“物竞天择, 适者界永恒不变的规律，即便是充满智慧的人类也不能违背这一规律。无论在动物界还是在人类世界，那些能适应恶劣环境或自然界的各种病毒的生物即适应自然者得以生存并繁衍后代，把这种基因传下去，使种族得以延续。而不适应者就会死亡，灭绝。正是在这种残酷的抉择中人类才得以进化，才从四肢爬行动物进化到现在会使用工具，会思考的人。安乐死正是适应了这一规律。人从一出生就面对着自然的选择，而自然的选择是残酷的，总有一些人是不符合种群优化标准的。现代科技的发展只能使人们在对抗自然的选择时，增加战胜自然而存活的机会，但现代科技不能代替自然的选择使那些不适应的人生存下来。否则人类就永远不能进化。因此，使安乐死合法化，让那些在自然选择中淘汰下来的人平静而安详的离开人世是符合人类进化规律的。“物竞天择, 适

3.4 安乐死者是对患者的临终关怀, 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反对安乐往喜爱指责安乐死的实施是一种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是不人道的。但是，安乐死的目的正是为了尽早结束病人的病痛，是对绝症晚期病人的一种临终关怀，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从医学上来说，任何一种绝症到了晚期往往是痛苦不堪的，特别是当患者的病情恶化时那种痛苦往往使其难以忍受，只有靠增加止疼药的剂量来缓解，而同时因为服用大量的多种止疼药物又会引起一系列的毒副作用，使之更加痛苦不堪，而这种痛苦的频率随着病情的加重而日益频繁，经常折磨得患者不成人形。正因为如此，剥夺绝症患者死的权利使其必须承受如此痛苦的死亡是非常不人道的。安乐死对于临终者来说是一种解脱，是一种幸福。反对安

3.5 人的生命的自由

安乐死是一个哲学问题, 这个哲学问题的核心在于一个人的生命是否完全属于他自己，换而言之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完全的支配权。在西方社会非常崇尚个人的自决权 (Idividual Autonom y) ，个人自决权的概念在生命伦理学的讨论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强调个人具有自己决定外界对其身体作某种医疗行为的权力，辛格曾认为“尊重独立地原则告诉我们要允许富有理性的人们根据自己独立决定去过自己的生活，而不受强迫或干预.如果富有理性的人们独立的选择去死，那么独立的尊重之心将引导我们帮助他们去做他们选择的事情。”而大多数反对安乐死的人则认为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生命没有完全的支配权，原因在于人是社会的动物他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要与社会发生各种联系。那么既然我们的生命不属于我们自己，那他又属于谁?既然我们无权结束自己的生命可为什么各国均不把自杀作为一种犯罪呢?关于自杀问题是否作为犯罪处理，并不存在争论，除了封建时期的教会法以外历来各国均不把自杀作为一种犯罪来处理，自杀最终从一种犯罪变成了人民的权利。那么安乐死其本质上也属于自杀，是自杀行为中极其特殊的一种，理应也不视为是犯罪。我们说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制的，即行为人在享有自由时对他人、社会的合法利益不造成损害。安乐死虽然是人为结束生命的行为却是在病人及其亲友主动要求下，无痛苦的进行，并没有损害社会或他人的权益。既然这种行为只涉及当事人自身权益而当事人又是自愿的，这也是安乐死应当合法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不可否认生命是可贵的，但生命中也有许多痛是我们所无法承受的，承认人们有死亡的权利，让安乐死立法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因为安乐死的不合法同样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安乐死既然无法在立法中正名，无法合法化，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例仍然作为杀人案来处理。安乐死没有合法化的“名份”但安乐死在许多病例中又确实存在必要性。这就使那种变相的安乐死或在私底下秘密实施安乐死的情况大量存在，这就更加不利于对人们生命财产的保护。

安乐死是人类理性面对现实，探索死亡文明的客观体现，是人类社会在文明进程中的一大进步。尽管安乐死的合法化在我国还在研究，还会面临着这样那样的质疑，但社会现实状况已表明面对这样一个群众日益支持不断的社会问题，立法者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法律必须面对社会现实否则所形成的事实不过是法律的放任。随着人类认识层次的提高，安乐死必将为法律所承认和规范。

参考文献

[1]2003年7月17日《南方周末》25-27版报导.

[2]2003年7月17日《南方周末》25-27版报导.

[3]陈晓青, 李瑾.《论安乐死的法律问题》.摘自《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1期.85-88.

[4]欧阳涛.《安乐死与立法》.摘自《政法论坛》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1996年6期17-24.

[5]赵健雄.《我国早期的“安乐死”思想》.摘自《健康报》1996年10月19日) .

[6]王红漫.安乐死问题立法进展比较.摘自《现代法学》.2001年4期152-156.

[7]王红漫.《安乐死问题立法进展比较》.摘自《现代法学》.2001年4期152-156.

篇4：安乐死的法律思考

摘要安乐死自从出现以来一直备受争议，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死亡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医疗技术已经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是还是有很多疾病是人类目前无能为力的，于是，人们的观念就由“痛苦的生”逐渐转变为“快乐的死”。随着思想观念的转变，人们已经不再如过去的一味禁止和反对，而是转为立法管理。安乐死在中国的法律中并没有获得明确的合法性，但是对于安乐死的立法理论已经是屡见不鲜了，针对部分人的“一棒子打死”的激进言论，笔者认为中国目前最实际的做法是正视这种现象，积极研究，严格立法来规范这种现象。本文笔者将对安乐死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并对中国实行安乐死提出一些立法建议。

关键词安乐死生命权立法

一、安乐死的词源和释义

“安乐死”一词普遍认为来源于希腊语，原意是“让苦于不治之症的病人，安详无痛苦地死去。”英语是“euthanasia”，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无痛致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我国《法学词典》对安乐死的解释是：外国的一个新的法律制度，其大意是当一个面临死亡而挣扎在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中的人要求“安乐的去死”，他人出于人道考虑，用致死手段剥夺其生命被认为是合法行为。

二、安乐死合法化的理论根据依据

（一）生命利益支配权是生命权的题中之义

自然人的人格权是以人的生命安全利益为内容的，而生命权是人格权的一种。生命权的内容包括生命维护权，司法保护请求权，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认同。但是，生命利益支配权是否也是生命权的内容，即人们是否拥有支配自己生命的权利，一直是备受争议的。在笔者看来，生命权作为人的一种最基本权利，不仅包括维持生命存续，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还应包括生命自决权。自然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支配自己的生命，作出放弃生命利益，选择死亡的决定。

（二）安乐死不具有刑事违法性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般以故意杀人罪来对“安乐死”进行定性，但是在笔者看来“安乐死”并不具备刑事违法性，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点：首先，从犯罪的本质来讲，安乐死不应该构成犯罪。故意杀人罪作为犯罪行为的一种，必须具备犯罪的基本特征，即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处罚性，其中，社会危害性是最基本的特征，是其他两个特征的基础。但是，深入分析安乐死并不具有犯罪的这些特征。其次，从刑罚的目的来看，安乐死不应构成犯罪。刑法的目的有两个：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安乐死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把安乐死定为犯罪并不能达到刑法目的。

三、在中国实施安乐死的必要性

安乐死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需要，它的出现满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需要，甚至是社会的需要。法律并不是憑空产生的，法与社会总是密切相关的，具体地说是与社会需求相关。既然社会对安乐死提出了明确而强烈的需求，那么法律便不能忽视这一需求，作为立法者也必须认真对待，尊重社会的需求。另外，从法律效率的角度来看，只有符合社火需求的法律才会被人们普遍的接受，才能达到良好的法律效果，人们也才能自觉自愿的守法。因此，对待安乐死法律问题的态度，必须考虑社会的需求，当然，仅此是不够的。因为，安乐死问题毕竟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还必须充分的考虑到它的特殊性和一定的社会背景。

四、安乐死在中国的立法建议

我们必须制定法律来规范安乐死，应该考虑以下几方面：

（一）安乐死的适用对象

一是经现代医学确诊为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二是处于不堪忍受的肉体与精神痛苦之中的患者，且其已濒临死亡，治与不治都将死亡，只是死亡时间的长短和死亡时是否痛苦不同。三是对那些精神崩溃者，其精神处于巨大痛苦之中，不管用心理还是医学方法都无法使其摆脱痛苦的人；四是安乐死还适用于患有严重恶性传染病的患者。

（二）安乐死的适用条件

安乐死关乎人的最重要的生命权，不可复制，所以必须严格设定其条件：一是根据现代医学确诊病人患不治之症且濒临死期；二是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已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对于精神崩溃患者应是其在清醒条件下，且由相当一级的心理医生的三是病人神智清楚，能表达自己思想的，必须有本人的真实委托或同意；四是医院医师或心理医生必须与病人患者之间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纠纷存在的应适用法律规定的回避制度。

（三）实施安乐死的方法

安乐死的方法应当是快速、无痛苦的，尽可能表达安乐的本质，符合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精神。

综上所述，伴随着社会、科技、经济、文化等文明大趋势，人类的死亡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悠久的历史传统和道德规范是一种美德也是阻碍安乐死在我国发展进程的一大因素，社会在朝前发展，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越来越注重社会价值和生活质量，安乐死在我国的进程也明显加快，我们必须正确的对待它，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王利明.民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王晓慧.论安乐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3]王家福,刘海年.中国人权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4]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篇5：安乐死伦理困境之探讨

摘要：“安乐死”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非常敏感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医学技术的角度来看，临床实施安乐死并不复杂，但由于安乐死涉及生物学、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诸多方面，因而引起的争论旷日持久。而且安乐死直指生命的本身，其在伦理方面的困惑尤其突出，争论尤为激烈。关键词：安乐死伦理

每个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并且都有生的权利。但人有没有死的权利，或者委托他人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安乐死问题随着时代发展和观念变迁而出现，并日益演变为法律、医学、哲学、伦理等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似乎很少有一个问题同它一样，引起如此多的争论。[1] 一安乐死的定义和分类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语Eu-thanatog，原意是指“舒适或者没有痛苦的死亡”，意思是“幸福”的死亡。[2]现在安乐死的定义已经不同原来简单的意思。关于安乐死的概念，很多中外学者都给予过界定，这里不一一赘述。

一般根据患者主观意志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安乐死分为自愿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是指在病人要求或曾经希望安乐死或对安乐死表示同意后，由病人或他人实行的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是指在病人无法做出判断，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愿望时由他人采取认为合适的手段或者中止医疗措施而实行安乐死。

根据安乐死实施手段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安乐死分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积极安乐死指采取积极措施，如给患者注射过量的麻醉剂或者药物来加速其死亡进程：消极安乐死是指对危重病入中止或者撤除维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其自行死亡。[3] 二安乐死的伦理困惑

1个人有无权利选择死亡？

每个人都有生命权，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生命权是否包含对死亡选择的权利或死亡权则是有争议的。

从绝对自由的观点看，人对自己的生命有处分的自由，只有自己才是其生命的所有者，任何人都不能主张享有他人的生命，而这也包括了对死亡选择的自由。但个人权利不能妨碍他人、集体、社会的权益。而行使死亡权必会损害他人的利益。首先是其亲人权益，使亲人身心痛苦；其次，可能使医生违背救死扶伤的准则；最后也会带来社会问题。[4]可见，人可以有死亡权，但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以享有。对于那些无法医治，终日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的濒死病人，在不违背自身利益，同时也不对家属、他人和社会造成可能的危害和损失的前提下，安乐死来终止生命。对病人这种清醒的自主的“优死”选择，社会应该保护，医务人员和家属应该给予同情和支持。[5] 2是否要求病人出于自愿？

安乐死的申请主体是否仅限于本人?亲属或亲友能否代患者提出安乐死的申请?与其他权利不同，生命权是始于出生而终于死亡的，这项专属于个人的人身权，不能转让，也不能被代理。因为，谁都无法知道怎样的决定才是真正有益于被代理人，有些行为，即使表面上对被代理人有益，实质却伤害了被代理人。生命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不可回复性，只有本人才能决定何去何从，这不仅是对人格的尊重，也是对生命的敬重。[6]非自愿安乐死相对来说，涉及的问题更加复杂，需要学术界更加深入的讨论，因此现在普遍来说，安乐死申请的条件之一是出于病人自愿，对代理提出安乐死的情况其附加的条件与审核要更加严格。

现在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对于自愿安乐死的那部分病人如何确保其是出于自愿。西方传统伦理道德强调关注行为的主体,是为自的道德。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强调关注行为的客体, 是为他的道德, 那些要求自愿安乐死的人,更多的是考虑到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 减轻国家的医疗负担等, 很少考虑自己的权利。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自愿或许不是那么纯粹的。[7]对于病人来说，在有限的医学知识及条件的情况下或由于医生的误诊，可能会是其认为自己已经濒临死亡。其实对于濒临死亡的界定比判断死亡的难度要大得多。另外有人提出可以生前遗嘱来表示其自愿性。但“生前遗嘱”也存在问题，一个人的决定会随着环境、心情、病痛、经济、感情等诸多因素而发生改变，那么怎么能保证订立“生前遗嘱”时的决定与患者昏迷后的决定一致呢?而且 “生前遗嘱”容易被伪造，在我国公证制度尚不完善、公民法制意识尚薄弱的今天，不宜单凭一纸书据就决定生命的[6]处置。

3安乐死对象确定的困惑

安乐死的对象是否仅限于绝症濒死者，对于出生时有严重残疾、智力障碍的婴幼儿、重度精神病人、重度残疾人以及植物人，是否是安乐死的对象? 有人提出，严重残疾、智力障碍的婴幼儿、重度精神病人、重度残疾人无法正常生活，遭受来自社会的歧视，身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应该基于人道主义的原则，给他们实施安乐死。这些人原本就是弱势群体，如果国家以立法的形式支持安乐死, 那么很容易就会形成一种全社会对这些人提出安乐死愿望或由他人提出的真正动机的漠视的现象: 人们并不关心当事人是否真的痛苦, 而只是关心是否提出了安乐死的要求。于是节省医疗费用作为安乐死的真正动机便堂而皇之地受到法律的保护。[8]

相对于自愿的安乐死，上述对象的非自愿安乐死可能从伦理学上无疑是更具争议的。当解除痛苦与延长生命之间发生矛盾，延长生命则多受痛苦，解除痛苦则生命不再，无论怎样都是一个次道德的选择：即违背道德又遵守道德。但在道德上讲仍是负面的。[9]社会舆论对其家属的动机可能产生质疑，可能会给那些真正是为病人考虑的家属带来精神上的压力和道德的指责。因此，对于安乐死对象的确定虽然有了一定的范围，但能够得到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可能就是绝症濒死而又万分痛苦的患者，对于其他对象可能就要具体分析和考虑。4出于何种目的的安乐死才合乎伦理与道德？

赞成安乐死的论点主要是基于是生命价值等方面考虑的，生命价值包括生命存在价值，生命质量价值及生命社会价值。[10]对于患有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的病人，他们的精神和躯体都处于极端痛苦之中。任何的治疗措施除了维持和延续他们的生命之外，丝毫也不能减轻他们的痛苦。对这些病人来说，生命即将不复存在，而生命质量又无法保障，对家庭及社会又无所价值。因此，选择安乐死可能既是这些患者的迫切要求，又符合他们的利益。[11] 但是，同时也应看到安乐死的目的在实践中可能是极其复杂的。在西方国家，人的尊严可能相对于痛苦来说占得比例要更大。据荷兰的雷米林克报告显示 ,在所有要求实行安乐死的患者中 ,将疼痛列为动机之一的人并不是很多,并且没有人把疼痛作为申请安乐死的惟一理由 ,荷兰患者要求实行安乐死的主要原因是丧失尊严的感觉。[12]即使这样安乐死在西方仍然争议很大，比如像荷兰那样医疗体制相当发达的国家，安乐死的实施也存在大量的问题，可能涉及到利益问题。[13]而相比之下，在中国相对经济基础较差，医疗保障未普及，学术界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讨论仍是不够彻底,而且关于安乐死问题的恰当理解没有普及而使得国人对安乐死的误读与谬见不断，如何保证这种出于经济原因而不是因为病痛难忍或出于尊严提出安乐死不会演变成因贫困而要自杀或他杀。[14] 5安乐死是否有悖于医德？

传统医学伦理观认为：医生的神圣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医学的目的就是维持生命，即使最低的生命质量也应不惜代价去延续它。试想，当医生面对的是身患绝症承受着极端的痛苦的病人，他们迫切得提出死亡的请求，医生是应该出于人道主义实现病人的愿望，还是恪守传统的医德，漠视病人的痛苦，无谓的延长他痛苦的生命。从这个角度讲，安乐死其实是对于人性更深层次的注解，是对人权更高层次的尊重，它并不违背人道主义和医生伦理道德，而是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和升华。从这一角度来看可能并不违背医德。[15]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想到, 如果安乐死成为一种常规行为, 那么某些医护人员的心理弱点很容易就会暴露出来, 安乐死被滥用的风险就要增大, 这样病人就有可能得不到全心全意的关护,而成为某些医生对无法救治疾病的常规处理手段，而误导家属及病人同意安乐死，这与医护人员的职责和职业道德就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此，虽然安乐死有一定的伦理价值，但医生的职责并不包括积极建议病人选择安乐死。三安乐死的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