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安乐死范文

第一篇：浅谈安乐死范文

浅谈安乐死.12

浅谈安乐死 摘要：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诞生了第一个安乐死法案，安乐死作为一个法学问题被正式提出，从此以后成为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本文根据国外和国内的安乐死的背景和对安乐死支持与否的民意调查，从我国的立法角度和立法背景等方面和我国的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等个体法等方面来认证我国实行安乐死的意义和可行性。并且提出一些关于安乐死的立法建议和实行措施。

一、安乐死的背景

(一)国外安乐死背景

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诞生了第一个安乐死法案，安乐死作为一个法学问题被正式提出，从此以后成为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安乐死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快乐的死亡”或“尊严的死亡”。英文解释为：无痛苦处死患不治之症而又非常痛苦者和非常衰老者。中国学者给安乐死下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或家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全过程。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英国，美国，瑞典等一些国家发起成立“自愿安乐死协会”或向国会提出允许安乐死的议案，由于对安乐死问题的认识不清，社会上绝大部分民众反对安乐死。反对安乐死者主要出于以下考虑，承认安乐死合法会出现难以控制的负面效应，除无法有效保护弱势人群的生命权之外，重病患者的精神负担也会极度加大。历史的焦虑也是不容忽视的干扰因素，三十年代纳粹德国对所谓劣等民、残疾人以及老弱人群进行残酷的清洗，目的是保持德意志血统的纯净和节约肉类与香肠。希特勒签署了一份文件，对被确认为不可治愈的病人在确诊后准许被实施慈悲死亡，这个文件为此后的血腥清洗做出了法律铺垫。英国于1961年通过的《自杀法案》禁止协助或煽动自杀。1998年，美国病人托马斯。伍克在凯佛基安医生帮助下完成安乐死。这医生为宣扬安乐死将整个过程拍下来，录像拿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一年后，凯佛基安医生因二级谋杀罪名服刑15年。“也正由于生命对自然人乃至整个人类繁衍的重要性，使给予‘安乐死’合法地位仍受到诸多反对。”

(二)我国安乐死的背景

我国最早提及安乐死一词是孟子——“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而这里的“安乐”是安逸之意，并非“好死”“善终”之意。含有“好死”“善终”之意的安乐死的一词源于佛教净土宗的思想。净土宗创立者为唐代善导，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中国净土宗早期一本重要著作名为《安乐集》其中安乐一词即为善终之意。近代，据说早在1925年，当孙中山先生陷入肝癌晚期的极大痛苦时，他的亲属就接受了医生的建议，让孙中山先生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后与世长辞，这实际上就是实施“安乐死”的典型实例之一。邓颖超同志也在电台讨论中提出“安乐死是一个唯物主义观念”。她还再次强调对安乐死的赞成态度，并且建议有关部门立法。1987年4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有王群等三十二名代表提出101号提案，建议制定《安乐死条例》，这标志着安乐死的立法问题从那时起就被提到立法机关的议事范围之内。

1992首列安乐死划上了句号，也是从1992年起，在每年的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上海曾以问卷的形式对200位老人进行了安乐死的意愿调查，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样调查中支持率高达79.8%。西安某大学小范围的调查表明90%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在对某医学院172名学生进行调查时发现，赞成对伴有难忍痛苦的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的达77%，因法律无明文规定而表示说不清的占16%。可见无论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无论是医务工作者还是非医务工作者大都赞成安乐死，希望有相应的法律予调整。安乐死的合法化是大多数公民的愿望，而我国法律正是以代表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为宗旨的，安乐死立法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而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然而遗憾的是安乐死一直处于一个理论的讨论前沿的位置而从未真正进入法律世界的立法领域。

二、安乐死法律分析

安乐死从立法角度是可以进行适用的。安乐死合法化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依法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受到法律保护，而阻却实施安乐死行为的犯罪性的根本因素是病人在特殊情形下自愿选择死亡的权利，所以安乐死立法之首要目的应当是确认病人享有这样一项基本权利：即有选择或不选择安乐死的权利。这是一项基本人权，一种基本自由。人权的基础是生存权，生存权既属于生命权;人权的核心是自由权，即包括对生命的自由支配权。在当今文明时代，人权不仅仅是成存权，更重要的还有自由权、尊严权、自决权。最基本的自由权是人身自由权，最基本的尊严权是对人格尊严的自主判断和自由追求，自决权是保障性的权利，没有自主决定的权利，其他权利的实现则无从谈起。既然有法律上的特定情形和条件，就意味着行使这些权利是有限制的，这些限制便是应当遵循的义务，包括不作为和作为。不履行义务，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马克思说得好：“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这些自由权利必须为法律所保护确认，超越社会所能容忍限度得自由则必须受到限制，滥用权利得的行为必须予以制裁---所以我们需要一部“安乐死法”。

(一)立法依据

安乐死合法化的关键首先在于有无自主选择安乐死的权利。我国宪法尚未明确规定生命权，未明确规定公民本身生命的权利，但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我国公民享有人身自由的权利。每个人在享受自由权的时候都有义务尊重其他每个人的自由。马克思则把自由理解为：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死亡的权利本身体现的是一种人格利益。而这种死亡方式也是一种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反对安乐死论者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社会，这种死亡方式是有害于社会的。诚然生命的价值在于社会，因为价值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概念，价值只能在社会中才能得以体现。而生命的价值并不是指生命本身，价值属于社会而生命是个人的。病危患者要求安乐死，基于法律的空白而被拒绝，被迫痛苦的生存下来是自由吗?自杀被认为是于他人有害的行为，那么法律是不是应该给自杀而又未果的行为给予法律的制裁让其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呢。人权作为法律与道德最高价值取向的契合我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与足够的重视。然法律没有，就承认了生命属于个人，自杀行为于他人的危害，不足以要求法律的禁止。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的内容包括“生命安全维护权”，即维护生命安全，禁止别人非法剥夺人的生命的权利;“生命利益支配权”，即意味着生命权的主体是不是可以随意处分自己生命的问题。传统的民法理论对生命利益支配权持否定态度。例如一些国家都曾规定自杀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国未作出此类规定则是一种默许的方式承认了生命利益支配权。也就承认了生命属于个人，个人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人权作为法律与道德最高价值取向的契合我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与足够的重视。我国政府已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先后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目的是使人摆脱一切压迫和歧视获得有尊严的生存和全面自由的发展。其实人权就是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自由和平等。

(二)立法分析

从法的价值来说，就是为了维护秩序的需要。同样从病人角度来考虑，病人有摆脱痛苦，抉择自己生命的自由。在法的价值位阶原则中，自由是优先于秩序的。何况，任何权利的滥用都会造成不利的后果，政府不应该讳疾忌医，而应该拿出勇于担当责任的勇气和魄力，既保护公民应有的权利，时积极采取预防措施。如对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实施主体、实施程序、审查机制、法律责任等作出具体规范，防止权利被滥用，将损害降低到最小化，这也正是解决法的价值冲突的比例原则。

《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而我国现阶段，从有关调查来看，我国绝大多数民众，都赞成安乐死;身患绝症的患者，更是希望安乐死。因此，遵循立法民主性的原则，也有必要有条件的让安乐死合法化，这也是对人权的一种尊重。

(三)安乐死立法与宪法

基于宪法的根本性和最高效力，安乐死立法显然不得与宪法相冲突，而安乐死法赋予公民一种安乐死权，最有可能与宪法规定的下列权利相冲突：

1、首先“安乐死”是否存在违宪问题

马克斯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盛名权力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的权利。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允许安乐死不仅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且也不会有损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死亡的权利是“优死”观念的强化和追求生命质量的价值目标的鄙人和结果。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色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从法理上讲，公民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宪法》的这一规定说的是国家保障公民的私权利，并没有限制公民“安乐死”的自由。而且，对公民的私权利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公民选择“安乐死”是他们的自由。随着社会的进步，当“优生”的生存观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之后，同样应尊重“优死”的权利，无可救治的绝症患者应当有权利选择有尊严地死去。

2.从生命权。安乐死涉及公民生命的提前结束，因而可能与宪法所规定的生命权相冲突。生命权的基本内涵就是人寻求一切办法来维护生命、提升生命，甚至国家都负有责任来帮助生存，因而生命权与安乐死权在内涵上有所冲突。而且我国以前更多强调个体生命的国家与社会意义，因而不承认个体生命的独立自主性，反对生命的自我处决。当然，随着观念的更新和经济体制的变革，生命的自主权也获得承认。我们认为，可以扩张生命自主权的内涵来解决安乐死权与生命权的可能冲突，即生命自主包括求生和放弃生命两个方面，因为权利是可以放弃的，生命如果可以自我做主，当然可以放弃

3.从尊严权。在此方面有两种貌似冲突的观点：一种认为对于临终病人来说，身体受医生或家属的摆布，生命依赖于生命维持系统，人的身体功能和理智能力都急剧下降，这时病人会感到失去了尊严而不愿再继续这样的状态而寻求一个了断，出于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尊重，应该允许安乐死。事实上，许多支持安乐死的人更愿意称安乐死为“尊严死”，而且一些安乐死的法案也被称为“尊严死法案”。另一种观点认为，生命最后时刻的状态并不能决定人的尊严，庄严死亡应当在庄严的生活中体现出来。“诚实、体面的一生在结束时，人们仍然会这么看待你。并非在人生最后的几星期或几天中，人们才来合成对你的印象并永远记在心里，他们要记住你的是此前的数十年的生涯。”这两种观点冲突之关键在于都以自己的主管感受代替当事人的感受。其实，有无尊严，主要是个体的主观看法，在相同遭遇中，不同性格的人会有不同的尊严感受。我们只能根据一般人的感受来认定是否具有尊严，从而做出普遍性的规定。一般来说，一个人处于备受病痛折磨、受病痛操控的状态就可以认定没有尊严，而不应该强求每个人都去与病痛做斗争而维护英雄形象。这样，上述对立观点的冲突就可以迎刃而解，安乐死主要在于个人自愿，如果有人能够勇敢与病痛斗争，当然不能强制他安乐死。

4.从物质帮助权。这一点最初由广东省明确安乐死违宪的理由而引发出来。据悉：广东有政协委员在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出，应对无可救治的晚期癌症患者实行“安乐死”。但广东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在会办该提案时指出，立法实行“安乐死”有违《宪法》。他们认为，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若立法实行“安乐死”，违背了《宪法》的这一规定。当然，也有专家提出反对意见：宪法这一条款，仅仅体现了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但这一点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认为《宪法》第45条规定了“物质帮助权”，既然是权利就是可以放弃的，因而安乐死并不违反这一条，但是第45条确实体现了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既然国家有此责任，就不能像有些专家认为的那样——国家可以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自相矛盾的。

(四)安乐死立法与刑法

执行安乐死行为从现行刑法来说，是故意杀人行为，因而很多学者从违法阻却事由和期待可能性理论等来为安乐死出罪，但事实上，这些都是价值考量，是实质合法性问题。违法阻却和期待可能性都是力图证明安乐死的实质正当性，从而排除刑法适用。我们暂且搁置其实质正当性问题，就我国刑法而言，违法阻却事由和期待可能性并没有得到我国主流犯罪构成理论以及刑法典的支持。而且这种理论即便成立，也需要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和法律规定作重大修改后才可行。事实上，安乐死立法后，就以单行法的形式排除了安乐死的违法性，从而修正刑法典，进而取消此类争议问题。此后，安乐死与刑法的关系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符合安乐死法规定的安乐死行为就是合法行为，可以免除刑法的适用。然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安乐死行为是否就构成犯罪呢?这样需要因具体情形而论。

1、违背患者意愿而执行安乐死的行为。这种行为实际上无合理根据地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因而是典型的故意杀人行为，应构成犯罪。

2、不是用安乐的手段执行“安乐死”的行为。如上海有位男子用电击的方式为其母亲实施了“安乐死”。这是手段与目的的不一致，我们是否仅仅因手段的恶而赋予其犯罪性?我们认为安乐死是一个整体行为，而且死亡过程的安乐是安乐死行为具有伦理上的正当性的主要原因，因而这种行为应当构成犯罪。

3、患者的疾病被误诊(不是致命性疾病却被诊断为致命疾病)但执行了安乐死的行为。这时仍然要分具体情形来定，如果医生按照正常程序、使用先进技术手段审慎地对疾病进行了诊断，我们认为医生可以免责，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如果医生没有按正常程序、使用先进技术审慎地对疾病进行诊断，我们认为医生的行为构成医疗事故，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追究责任;更进一步，如果医生因掺杂私人利益如接受贿赂等做出误诊，我们认为医生的行为构成犯罪。

那么安乐死是否违反刑法“安乐死”不等于“故意杀人”

虽然从刑法上来说“安乐死”符合“故意杀人”罪的。 种种条件，但是从本质上看还有许多不同之处：

第一，两者出发点和目的不同。“安乐死”已免除特定人群痛苦为出发点;而“故意杀人”却是以报复夺取金钱等为出发点。 第二，实施者不同。“安乐死”是由合法合格的医护人员操作完成;而“故意杀人”没有特定的人群为实施者。

第三，运用的手段及方法不同。“安乐死”一般使用药物，采取无痛苦方式终结生命，而“故意杀人”则不管用任何手段、方法强制性剥夺其生命。 第四，性质不同。“安乐死”是善意的，而“故意杀人”是恶意的。 第五，主动方不同。“安乐死”是由被实施人主动提出，是由被实施人的主观意志支配，而“故意杀人”完全由实施者个人主观意志支配。 所以，目前不能将“安乐死”列为“故意杀人罪”。

(五)安乐死立法与民法

我国并没有民法典，但是各项民事行为大体上都有法律规定，安乐死立法也涉及与这些法律相衔接的问题。

1、生命权损害赔偿。生命的完整性是生命权的基本原则，而安乐死是例外。安乐死合法化后，执行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对生命权的损害，但若不是按照安乐死法所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仍然会造成对生命权的损害，仍然需要进行民法上的生命损害赔偿。

2、死亡请求权。安乐死法实际上赋予公民一项新的权利——安乐死权，而这从民事权利类型上会不会产生一种新的权利——死亡请求权?换句话说，符合安乐死条件却拒绝给予帮助，是不是对权利的伤害?这是颇为吊诡的问题：一方面，末期病人希望加速生命的完结进程，从而请求安乐死;另一方面，由于人命关天，结束他人生命会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有可能构成故意杀人，最高可判处死刑，被请求人会心存顾虑而拒绝或回避帮助安乐死⑦。我们认为既然安乐死已经成为一项合法权利，为使其得到实现，在安乐死法中负有帮助义务者若在完全符合安乐死条件而拒绝给予帮助时构成对安乐死权的损害。同时，为减轻执行者的顾虑，需要规定授权的明确性和程序的规范性，只有在具备书面的“预留医疗指示”或“生存意愿预嘱”以及多位专家对病情的诊断书(这些都是发生纠纷时的有力证据)时，才可以对申请者执行安乐死。若缺乏这些材料，可以作为抗辩事由。

3、继承法上的问题。人死亡后会发生债务清偿、遗产分割等问题，而这些都和未亡人的权利息息相关。如果死亡时间不同，权利状态就不一样，死者的债权债务关系、财产权、与他人的人身关系以及继承的先后顺序都会不一样。而安乐死实际上是使死者的时间提前，因此，有无安乐死，相关人的权利是不一样的。可以想见，安乐死合法化后，有人会利用继承法的规定，主动造成他人合法安乐死以从中渔利。因此，安乐死法与继承法也应该相互衔接，以防止有人以合法形式达到非法目的。

(六)安乐死与行政法

由于关系到人的生死存亡这样重大问题以及中国的现实国情，我们认为安乐死法主要是行政法，应该严格规定行政主体在安乐死过程中的监督、管理责任。

1、生命是个人的存在之基，而死亡是不可逆转的，因而结束生命的行为不能简单、草率地进行，需要在公开而严格的行政监管下进行。

2、当前我国医疗关系紧张，医疗机关的公信力不够，这就需要行政机关对申请和执行行为进行审核与监督，甚至有必要主持小型审议会议，以让相关人员都能参与其中并发表意见，从而增加安乐死过程的公开性和公正性。

3、当前的医疗保障体制并不健全，许多人因为看不起病而宁愿死亡，而不是因为不能忍受病痛以及疾病已到末期。虽然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需要以经济为支撑，但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险也应跟进。基于我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以及社会道义的考虑，应该增加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免除某些病人某些疾病的医疗费用，由国家和社会来承担。因此，国家福利部门在安乐死过程中也要承担一份责任。

4、行政机关在安乐死过程中监管不力、玩忽职守甚至滥用职权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关于此点，可以参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条文在安乐死法中作出规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3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处理医疗事故过程中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有关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行政监管部门在安乐死过程中有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行为也应追究刑事或行政责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4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1)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后，未及时组织调查的;(2)接到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后，未在规定时间内审查或者移送上一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的;(3)未将应当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重大医疗过失行为或者医疗事故争议移交医学会组织鉴定的;(4)未按照规定逐级将当地发生的医疗事故以及依法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行政处理情况上报的;

5、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审核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的。”安乐死立法也可以参照规定，行政监管部门没按规定组织调查、鉴定、审核等的应承担相关行政责任

三、安乐死的适用

(一)安乐死的适用对象

一是经现代医学确诊为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二是处于不堪忍受的肉体与精神痛苦之中的患者,且其已濒临死亡,治与不治都将死亡,只是死亡时间的长短和死亡时是否痛苦不同。尽管经过竭力治疗，病情仍在恶化进行，已无继续治疗的必要和希望，绝不准将可治之症当作不治之症;三是对那些精神崩溃者,其精神处于巨大痛苦之中,不管用心理还是医学方法都无法使其摆脱痛苦的人;四是安乐死还适用于患有严重恶性传染病的患者,此类患者只能在其本人的请求下进行(因其一般患者都是思维清醒的),家属单方的请求不予批准。

(二)适用安乐死的条件

为了防止安乐死的滥施，以及防止被借安乐死之名行违法犯罪(故意杀人)之实的不法分子所利用,必须明确规定适用安乐死的条件。一是根据现代医学确诊病人患不治之症且濒临死期，此类确诊要由相当一级医院的主管医师、主治医师、科主任来担任会诊医师;二是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已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对于精神崩溃患者应是其在清醒条件下,且由相当一级的心理医生的确诊;三是病人神智清楚，能表达自己思想的，必须有本人的真实委托或同意，在病人处于丧失表达自己意志能力的情况下，则可由其直系亲属提出申请或委托;四是医院医师或心理医生必须与病人患者之间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纠纷存在存在的应适用法律规定的回避制度。

(三)实施安乐死的方法

安乐死的方法应当是快速、无痛苦的，尽可能表达安乐的本质，符合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精神，如注射或服用不发生痛苦症状的药物,并且所用药物能在最短时间内发挥作用,让人无痛苦的死去,在允许的条件下还可以使用麻醉药品使病人脱离痛苦并安乐死去。对此严禁使用暴力致死的手段。为防止安乐死的滥用，对实行的方法，选用的药物及剂量等，应在法规上明确予以规定。

(四)实行安乐死的程序

首先是请求程序：对重病患者须要患者或家属的书面委托或请求申请,并列出其患病及要忍受的巨大痛苦;对精神患者应让其本人出具申请;对恶性传染病患者应有其本人请求和家属同意共同具备;其次是审查程序：要有相当一级医院的主管医师、主治医师、科主任经过会诊诊断，院长签署意见,对精神患者由相当一级心理医生进行评估会诊。再由法院组织法医对医疗诊断进行审查，由法院审查批准,出具审查批准书;再次是操作程序：严格按照司法机关批准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执行操作。操作必须由两名以上医护人员同时进行，操作程序结束后，参加人员均应在有关材料上签字，并将所有材料送交司法机关归档，其他人不得隐匿和保存。

(五)违反安乐死法的刑事责任

首先是擅自实行的责任：处于善良的动机，医护人员或亲属对未提出请求或请求未获准的患者实行安乐死，或者亲属请求医护人员实行的，是故意杀人罪，但可酌情从宽处罚;处于卑劣动机，亲属迫使患者提出请求而获准，是故意杀人罪，可从重处罚。其实是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责任：审查人员不认真履行审查职责，以致造成重大医疗纠纷，严重损害国家医疗单位和司法机关声誉的，直接责任人员应以玩忽职守罪论处：违背法定安乐死的方法，违背人道主义精神，以残酷方法实行安乐死，造成恶劣影响，对其临场监督及操作人员，应给予行政处分，情节恶劣的，应以玩忽职守罪论处。

综上所述，伴随着社会、科技、经济、文化等文明大趋势，人类的死亡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对待安乐死已从过去的禁止，反对，逐步转变为立法管理，越来越多的人们赞同或选择安乐死，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悠久的历史传统和道德规范是一种美德也是阻碍安乐死在我国发展进程的一大因素,社会在朝前发展,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越来越注重社会价值和生活质量,安乐死在我国的进程也明显加快,整个人类社会对死亡方式的选择，已明显地趋向安乐死，这正是现代社会死亡的又一特征。 对安乐死的立法建议：

安乐死在法律上必须有一个明确定义，安乐死是出于人道主义动机为解除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所不能治疗的病人的极端痛苦，在不违背本人意愿的前提下，由医务人员提供的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加速结束或不再延长死亡过程的医疗性服务，是特定情况下维护病人利益的最高体现。所以将安乐死定义为：对于自愿要求解除死亡痛苦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痛苦，使其死亡状态安乐化。

在我国要求安乐死立法的呼声不断，对于安乐死这一话题，法律上应该明确安乐死是指自愿安乐死。只有自愿安乐死才能体现它是权利主体积极处分自身权利的行为，才能体现它是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才是高呼人权的标榜法治的国度里给予人权的真正尊重，只有给安乐死立法，才能规范现实中的安乐死行为。才能区别于与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相近似的相关行为，有效打击违法犯罪，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程序。

姓名：沈玮 2011年10月17日

第二篇：安乐死

从生命权看安乐死

[摘要]：本文批判了生命权完全属于个人、国家和完全归属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的观点，提出生命权归个人、国家、个人主要亲子代、以及同生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共有的观点，根据生命权的归属得出对待安乐死的方案。文章认为，立法机关既要尊重个人意愿的神圣性，又要保护社会道德秩序的利益，积极稳妥地推进安乐死合法化。 关键词：生命权/安乐死/完全归属/主要亲属

安乐死背景

近来，人们对安乐死的关注非同一般，法学界人士对此出言谨慎，各国立法对安乐死的态度也诸多迥异，不同历史阶段对安乐死的态度也有所发展。

安乐死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快乐的死亡”或“尊严的死亡”。英文解释为：无痛苦处死患不治之症而又非常痛苦者和非常衰老者。中国学者给安乐死下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或家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全过程。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英国，美国，瑞典等一些国家发起成立“自愿安乐死协会”或向国会提出允许安乐死的议案，由于对安乐死问题的认识不清，社会上绝大部分民众反对安乐死。反对安乐死者主要出于以下考虑，承认安乐死合法会出现难以控制的负面效应，除无法有效保护弱势人群的生命权之外，重病患者的精神负担也会极度加大。历史的焦虑也是不容忽视的干扰因素，三十年代纳粹德国对所谓劣等民、残疾人以及老弱人群进行残酷的清洗，目的是保持德意志血统的纯净和节约肉类与香肠。希特勒签署了一份文件，对被确认为不可治愈的病人在确诊后准许被实施慈悲死亡，这个文件为此后的xx清洗做出了法律铺垫。英国于1961年通过的《自杀法案》禁止协助或煽动自杀。1998年，美国病人托马斯。伍克在凯佛基安医生帮助下完成安乐死。这医生为宣扬安乐死将整个过程拍下来，录像拿到美国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一年后，凯佛基安医生因二级谋杀罪名服刑15年。“也正由于生命对自然人乃至整个人类繁衍的重要性，使给予„安乐死‟合法地位仍受到诸多反对。”(1)

而许多人认为让个体平静而有尊严的死去是人的基本权利，个人应当有选择生的方式和死的自由的权利。几十年来，由于来自民间的呼声日趋强烈，西方社会一直没有放弃对安乐死立法的努力。在赞同与反对两种声音激烈交锋的同时，西方民间社会对绝症患者实行安乐死已经不鲜见。二战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赞成安乐死的观点开始呈上升趋势，有关安乐死的民间运动和立法运动也日益增多。1993年2月，荷兰通过了一项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也通过了类似法案，该法律规定：按要求申请安乐死者必须年满18周岁，经多方确诊患有不治之症，无法忍受痛苦，并要递交有本人亲笔签字的申请书。同时也严格限制医生，实施时应有两名医生和一名心理医生签字同意，三位医生中至少要有一位曾参与该病人的治疗等。荷兰立下患致命疾病时授权医生实施安乐死遗嘱的已有10万人。而日本，瑞士等国家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也与日俱增。2000年10月26日，瑞士苏黎世市政府通过决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许为养老院中选择以“安乐死”方式自行结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协助。2002年4月，荷兰通过“安乐死”法案。英国已有2.7万人在医生的帮助下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生 命。法国也开始考虑安乐死的合法性。英国最高法院近日批准一名颈部以下瘫痪、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妇女安乐死。其它各国对是否允许安乐死合法化深感棘手，因为法律付诸实践的强迫性，一旦安乐死立法，用好可以解除病人痛苦;用不好可能成为剥夺病人生命权利的借口，为不义之徒滥用。

对错误观点的批判

生命权乃安乐死问题的关键，厘清生命权对解决安乐死问题有重要意义。目前对生命权的错误认识主要有：生命权完全归属于个人、完全归属于国家、完全归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

生命权归个人所有，即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拥有全部权利，包括任意处置自己的生命，其他任何人或组织无权干涉。这种观点有两个问题：

一、个人的生命权是如何获得的?

二、人类的行为应当促进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规定生命权完全属于个人的这个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独立宣言》称：“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有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2)现实的情况是有史以来从未出现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美国至今未实现人人生而平等。无论自然界还是社会领域，只要发展就会有力量的变化，就会产生力量分布不均衡，而一个权利是否能得到保障在于是否有力量保障，即力量是决定权利分配的依据，法律从来都是在暴力的支撑下才成为法律，所以不平等的力量分布下实现人与人或人与组织平等是不现实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规定：“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显出社会上的差别。”(3)《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4)以上宣言的共同的观点为生命权是当然由自然人享有的天赋权利，国家只是加以宣示。这种观点仅是价值判断或称为天赋人权观点，不是科 学的分析和论证，仅仅是价值的分析。“法者天下之公器。”(5)从价值分析上来得出生命权的应然不一定会采取价值判断的结论，更不一定采取天赋人权的价值判断的结论，所以天赋人权的观点不能作为立法的理论依据。从实证分析上看没证据表明人的权利从“造物主”那里获得，“造物主”是什么东西并没有证据来证实。权利只有法律才能赋予个人，权利如果能赋予，也能被收回;也有可能只授予个人按照社会认同的方式利用生命;还有可能，生命权未被授予个人，这些可能的实现依赖于立法者的意愿。

如果生命权完全属于个人，个人的生命权被非法剥夺时个人的亲属因为对生命没有任何权利，不能得到侵害个人生命权加害人的赔偿。个人生命有父母生命的延续在里面，必然有父母的利益在个人生命个体上。个人在生命灭亡时主要亲属的身份利益、精神利益直接财产利益、间接财产利益很可能受到严重损害。“从自然人的角度观之，生命体现着最高的人格利益，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权利。具有终极意义的生命权已超出了个人意思自治的领域，„生命权的生命利益支配权是有限制的‟;(注：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页。)从社会的角度观之，生命权所承载的生命利益已超越了纯粹私人利益的范畴，而进入了社会利益的领域。人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分子，同时也是社会最宝贵的资源。„人的生命同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紧密相关‟，(注：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页。)非法剥夺一个人生命的行为，在侵害个人生命权的同时也侵犯了社会秩序与国家利益，是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挑战。故此，应由公法凭藉国家强制力对侵害生命权的行为作出处罚，以一体保护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的利益。”(6)所以生命完全属于个人没有任何依据。个人如对自己的生命有完全处决权，个人结束自己生命有可能极大的损害社会利益。假如个人为了逃避责任而选择自杀，这将严重破坏社会关系，对其他个人或社会造成损失，这种死亡不利于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这种死亡将必然难以为社会认同。当个体完全拥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7)指望这个生命对社会无害是困难的，有独立人格的人才可能自己处理好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基于这种考虑，完全给予个人生命权未尝不可。多数人不具备独立人格-——对人、社会、 自然关系充分认识的能力，难以确保这种人对社会有社会责任感。所以国家不应当给予个人完全生命权，个人也必然没有完全生命权。

生命权归国家所有，包括任意处置个人的生命，个人生死完全在于国家的意志。这种观点有两个问题：

一、国家的对个人的生命权是如何获得的?

二、个人是否会将关系生死的权利交给可能损害自己的主体——国家?权利首先依赖于统治阶级获得统治权。统治阶级对整个国家拥有绝对的力量优势，依靠力量形成权利的根源，然后依据民主学说以宪法的形式全权授权与民，民众才有所谓的权利，一些松散的民众不会有权利。民众有了权利全民主权成立，民众才可能将自己的生命权再授予国家。但也有可能，统治阶级并没有把每个人的生命所有权授予个人，这样的话，国家就有所有个人的生命权。但会有一个问题，统治阶级的力量并不能对整个国家的形势得以完全控制，即使国家认为对每个人都有生命权，但个人如果在自己生命上拥有一定力量优势的情况下，国家的权利就无法完全实现，无法完全实现的权利实际上不能算作完整的权利。当个人和国家都有个人生命力量的时候，实际上应该根据二者力量共同分配对个人生命的权利，这样确保国家对个人生命的权利得以完全实现才有可能。国家由个人组成，国家的一切权利都来自个人授权，这是人民主权学说的观点。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三条规定：“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确授予的权力。”既然个人有国家无法剥夺的权利，个人为何要把这权利交给国家呢?除非国家能做出对个人有利的行为。统治阶级没有力量优势时，逐渐实现民众主权，这时候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民众。因为国家并不能完全不出问题地实现民众权利，所以不会将所有的权利交给国家。“在哲学家成为这个世界的国王之前，在我们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成为哲学家之前，在政权和哲学因此而为同一人掌握之前，国家的纷争，或者说人类的纷争，就不会完结。”(8)现实的情况并没有达到《理想国》所设想的情形——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是完美的人的时候，把全部的生命权交给国家是危险的。

个人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或组织，即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拥有对生命的处置权，包括结束这个生命。这要看如何界定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这主体的范围。假如这个主体范围包括享有这个生命的个体、这个个体的主要亲属、国家，这样的话，这些主体共同拥有这个生命的处置权，这同笔者观点并无二致。假如不包括这个生命的个体和他的主要亲属，也不包括国家，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在这里特定的范围不包括生命的个体、个体的主要亲属和国家。十分明显的是大多数人不会接受这种观点。比如，债权人对债务人有权利主张，按照个人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的观点债权人有可能可以有结束债务人生命的权利，这显然十分荒谬。 生命权的合理归属

生命权归属的应然是个人、国家、个人主要亲属、以及同生命有直接重大利害关系的人共有生命权。一切的重大关乎以上主体直接重大利害关系的抉择都必须经过以上这些主体的一致同意，不能忽略一个方面的主体，但有个前提是这个生命没有罪大恶极。一个生命如果严重危害社会利益，罪大恶极，阻碍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国家应该代表社会的利益，剥夺这个严重危害社会的生命而不必经过三方面的主体一致同意。国家在处死罪大恶极的人的问题上拥有绝对力量优势，拥有绝对的社会正义性和体现了社会的利益性。任何一方越权剥夺生命都要受到国家的惩罚。这样才会自觉地按照社会认同的方式行使权利，这样才合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才有利于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共同生存与发展。从力量上看，生命权归属的实然是个人、国家、个人主要亲、以及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共有生命权。个人生命上有个人、国家、其他社会主体的利益，特别是生命个体的近亲和对生命个体有权利可

以主张的个人。个人、国家、其他社会主体对生命都有相当大的力量影响，这些力量共同影响着这个生命的状态。个人对自己生命的影响是任何主体都无法忽略的。比如，个人下定决心自杀，国家的法律对其没有任何威慑力。所以要对对生命有利害关系和力量影响的人进行充分考察，洞悉他们各自的力量对比，做出最合适的权力分配。忽略或者轻视了一方的利益和力量就会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违背了法律的可控性，这不是立法的本意。

生命权归个人、国家、个人主要亲子代亲属、以及同生命有直接重大利害关系的人共有以下意义：

一、生命权归个人、国家、个人亲子代主要亲属、以及同生命有直接重大利害关系的人共有避免了没有罪大恶极的个人关于生命的重大利益被以合法的形式损害和完全剥夺。没有罪大恶极的生命不被以合法的形式剥夺已为多数法制国家重视，并起到保护个人生存权的巨大作用。有些情况下，因为过分强调保护个人的生存权却忽略了个人的舒适死亡的利益，认为让个人舒适死亡不是在保护人权。法律的使命是让人们平等地享有生命、自由和尊严，它是维护社会道德的最基本准则。《欧洲人权公约》中规定不得使人受到非人道或丧失体面的待遇的权利。如果法律不允许这种情况下的安乐死，这种法律根本不是保护社会利益，而是危害社会利益，危害个人的生命尊严，阻碍个人利益的实现，成为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应当认定它为恶法予以废除。西安九名尿毒症患者集体投书媒体，要求对自己实行安乐死。病人热爱自己的生命，但无法忍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在恢复健康无望、生命感受生不如死的情况下，他们希望社会给他们一个体面的死亡。在中国，这并不是偶然和个别的现象，每年都有大量的垂危病人在病痛的蹂躏下悲惨地去世，他们临死的惨状让亲人们无法承受。由于我国没有安乐死法案，这些病人只能在剧痛中坐以待毙。冲破不适宜观念，废除不利于保护个人、社会和国家尊重个人人权利益的恶法，给予个人应当得到的尊严。确保没有罪大恶极的个人关于生命的重大利益不被其他主体特别是国家剥夺，这样就可以避免其他主体特别是国家过多的干涉个人生死选择的自由，尊重个人人权，维护了个人生命尊严。

二、国家有权对罪大恶极的生命进行严厉惩罚，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人因为可以行使对自己生命重大抉择权利而不受惩罚而为所欲为，从而保护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国家的这个权力来源于社会的授权。人不能无限的行使权利，当他一方面的权利行使过度，必然要以另一方面的权利牺牲作为代价。当罪大恶极的人过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时，必然要为此付出代价，包括剥夺他的生命权。虽然许多国家废除了死刑，但并没有废除对罪大恶极的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剥夺，在对罪大恶极的人的权利予以剥夺这一点上没有不同，只不过剥夺的程度不同而已。

三、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主体对申请有发言权就避免因为实施安乐死而对其他社会主体的合法利益造成损害。比如债务人要求安乐死就不应批准，应鼓励他还清债务，然后才能安乐死，这样会一定程度上保护债权人利益。对个人实施安乐死有可能损害到申请者主要亲属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保护各个主体的合法利益，就不能忽视这些人对安乐死申请者生命的发言权，至少会一定程度上会保护他们的利益。为了类似这种要求安乐死的人没有尽到义务的情况，没有尽到自己的重大义务而实施的安乐死应当认为非法，这样就可以促进一些人因为惧怕可能因为没有尽义务而求活痛苦，求死不爽进而比较积极的尽到自己的义务。 安乐死立法建议

“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多万人是在极度痛苦(如癌症晚期的剧烈疼痛)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死亡者中又有相当多的人曾要求过安乐死，但因无法律根据和保护而被拒绝，因此他们也只能„含痛死去‟。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悄悄地选择安乐死而结束生命的，参与者一般是亲人和可信赖的医生。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也是生活提

出的要求，人们需要安乐死。”(9)1988年、1994年我国召开两次安乐死学术研讨会达成共识：其一，安乐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大势所趋;其二，有利于从精神上、肉体上解除病人的痛苦;其三，可以减轻家庭的精神、经济、情感和人为负担，解放生产力;其四，有利于社会卫生资源的公正、正确分配。1997年，上海举行的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在我国，立法既没有对”安乐死“予以明文认可，也没有明文否定。受不同学说影响，各地法院针对基于身患绝症病人的请求而实施的„安乐死‟采取的处理模式各不相同。有的法院引用《刑法》第13条”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做出无罪判决;有的法院引用刑法第232条的规定，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但在量刑时减轻处罚。各地处理模式的不统一显然违背了„在相同的情形中，所有的人都应当得到同样对待‟的法治原则，有必要通过立法作出统一规定。”(10)《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

1992年起我国全国大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要求使安乐死合法化的提案。“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11)综上笔者对安乐死立法持赞同态度，为此建议如下：

一、个人主体以及其他对这个生命有直接重大利害关系的人或组织都必须依其对生命的权限进行行使，否则便是不合法;

二、当个人的生命已没有尊严，活着是对生命和人格的侮辱时，国家确认病人得到正确诊断，也必须确认病人的痛苦的确来自疾病本身确认病人尽到自己应该尽的义务，病人的主要亲属也都同意的情况下，应当允许个人安乐死;

三、个人对生命权的权限应当是只要个人不是罪大恶极，只要他还有求生欲望，就没有任何人有权将他置于死地，绝不能以所谓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正当权益，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四、国家不能容忍剥夺生命的权利由其它主体侵犯，想自杀的人也不能不经过国家同意擅自剥夺自己的生命，否则，如果自杀未遂，国家一定给予惩罚，当然惩罚的方式要因自杀者的情况灵活掌握，这样做目的是限制生命还有意义的人自杀;

五、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而放弃治疗，立法一定要保证这一点;

六、我国立法机关应当再做民意调查，严密论证，顺乎民意，立法充分尊重个人意愿的神圣性，保护社会道德秩序，积极稳妥地推进安乐死的合法化。

参考书目：

(1)王利明主编《民法》，5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独立宣言》。 (3)《人权宣言》。 (4)《世界人权宣言》。 (5)唐。姚崇《执秤诫》。

(6)曹诗权、李政辉著《论侵害生命权在民法上的责任》，法学评论，199805. (7)《荀子。性恶篇》。

(8)H.D.P.李(H.D.P.LEE)译本《理想国》，473页，(企鹅丛书，伦敦，1955)。 (9)张田勘著《对安乐死立法难的思考》，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01; (10)陈礼国著《为“安乐死”立法》，《中国青年报》20020510. (11)《庄子。天运》。

第三篇：安乐死

对安乐死的看法

安乐死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 在中国安乐死的的定义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通过安乐死的定义，我们知道，安乐死的实施条件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从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上看，病人患不治之症并已临近死期;

2、病人极端痛苦，不堪忍受;

3、必须是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为亲属、国家、社会利益而实施;

4、必须有病人神志清醒时的真诚嘱托或同意;

5、原则上必须由医师执行;

6、必须采用社会伦理规范所承认的妥当方法。 就我本人而言，我十分同意实施安乐死。

首先，安乐死可以使人摆脱极度疼痛，它是对病人人格的一种尊重。人的一生会受到很多的痛苦，当这些痛苦已经达到了所能承受的极限，与其继续受折磨不如选择个痛快。如果病人同意，我觉得安乐死是很人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安乐死是对病人的一种解脱。当一个病人已无望治愈，并且遭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极端痛苦时，此时勉强延长并没有体现生命的美好，而是“生不如死”的痛苦煎熬。既然与死神的抗争已毫无意义，既然生命的美好已无法珍惜，与其在病魔面前遭受屈辱，让精神和肉体经历惨不忍睹的磨难，不如遵从死神的召唤，主动结束生命，以换来人格上的尊严。从这个角度讲，“安乐死”其实是对于人性更深层次的注解，是对人格更高层次的尊重。

其次，安乐死是自由选择权的一个实证。作为一个人，他享有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生命权。生命权是与生俱来的最神圣的天赋权利;它是生命得以存在的载体和标志;它是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切权利的源泉。生命权不受任意的侮辱、损害、践踏和剥夺。非经正当法律程序，生命权不受任何限制。也就是说患者有自主选择生命的形式。同时生的快乐与死的安详自古是人类追求的理想。

并且，安乐死实现了对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现在的中国医疗资源等是十分有限的。将大量医疗资源用于救治那些患有不可治愈病症的人，或者用于维持那些植物人以及重残儿童的生命，其实质上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破坏了社会公正。与其那些把有限的医疗资源支付给身患绝症、已没有治疗价值的病人的做法，不如把这些剩下的医疗资源用于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因缺医少药而得不到良好治疗便死亡或残疾的人。

最后，安乐死对于病人家属也是一种解脱，是对一个生活质量低下的人的解脱。病人家属出于爱心、良知和人道，以巨大的精神、经济负担为代价，换来病人痛苦生命的延续，无疑是与理智背道而驰的行为，这种行为又因给病人及家属带来更多的痛苦而从根本上背离了人道。

虽然我十分地同意安乐死，但是安乐死如果真正地在中国实施，其判断依据、实施条件等是十分笼统、含糊的。

首先安乐死是针对不治之症的病人，针对现在飞速发展的医学而言，对于不治之症的判定是困难的。利用这个漏洞，也许不法分子和丧尽病狂的家人会和医生勾结，给病人下发患有不治之症的通知，在给病人实施安乐死后，对病人的器官进行买卖。这是我们难以防患的。

其次安乐死是病人提出申请，在家属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病人在患有极度痛苦疾病的情况下，我们难以判断病人提出安乐死是否是在其头脑清醒的情况下。

现代国外最主要的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国际人类生命组织“生命第一”的主席马修·哈宾格神父提出“滑坡理论”认为：一旦生命不再被视为上帝的神圣赐物，一个社会将不可避免的以各种形式拥抱死亡。如果同意积极自愿的安乐死，就会滑向非自愿的安乐死。如果同意非自愿的安乐死，就会滑向“草菅人命”。如同现在的很多行业 规则被滥用一样，安乐死合法化后无法避免出现滥用的情况。同样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也认为：在医生可以主动杀人的社会中，病人总是心存恐惧，他们常常担心医生会不会对他们下手?换而言之，你不知道医生来看你，是为了治疗你的病，还是来取你的生命。你也不能保证医疗事故不会用安乐死来作外套而合法化。无论如何，杀死病人都与历时数千年的医学伦理相抵触。我认为这种理论清晰地展现了安乐死合法化以后将产生的后果。

其实现在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支持安乐死的，在饱受痛苦的疾病时，与其痛苦地等待死亡，等待这个必将到来的事实，不如选择安乐死，选择一种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都有利的方式。反对安乐死的人大多数并不是反对安乐死这种方式，而是在安乐死的实施过程中，它的法律的漏洞实在太多，容易使太多的人钻空子，通过这个漏洞来谋取自己的利益。

我认为如果要实施安乐死，在法律上安乐死必须有一个明确定义，安乐死是出于人道主义动机为解除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所不能治疗的病人的极端痛苦，在不违背本人意愿的前提下，由医务人员提供的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加速结束或不再延长死亡过程的医疗性服务，是特定情况下维护病人利益的最高体现。在法律上应该明确安乐死是指自愿安乐死。只有自愿安乐死才能体现它是权利主体积极处分自身权利的行为，才能体现它是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才是高呼人权的标榜法治的国度里给予人权的真正尊重，只有给安乐死立法，才能规范现实中的安乐死行为。才能区别于与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相近似的相关行为，有效打击违法犯罪，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程序。所以说如果要实施安乐死就必须加强安乐死的法律规定，使违法分子没有空子可钻。

第四篇：安乐死

二、安乐死

人有权利决定生死么?

死和生一样自然。对新生婴儿来说，死与生同样无声无息。——培根 每扇门都可以被关闭，只有死亡之门例外。

—意大利谚语

一、由中国第一例安乐死案谈起

时间：1986年6月29日凌晨5时。

死者：夏素文，59岁，患肝硬化腹水，伴肝肾综合症

当事人：

医生：蒲连升

死者儿子：王明成

判决结果：蒲连升、王明成二人无罪。

1986年6月23日，汉中市的夏素文因肝硬化腹水病情恶化，神志不清，被子女送到汉中市传染病医院救治。因不忍看到母亲生不如死的痛苦，夏素文的两个子女跪地向蒲连升求情。至今蒲连升仍记得他们说的话：“行行好，让我妈咽气吧!”见此情景，蒲连升最终开了处方，并让患者唯一的儿子王明成在处方上签字。他同另一位医生分别给患者用了若干毫克的“冬眠灵”注射药。1986年6月29日凌晨，患者夏素文死亡。蒲连升由此招致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2003年，王明成又不幸患了胃癌，而且已到晚期，痛苦无比，多次向医院要求“安乐死”， 被医院拒绝。

二、安乐死的概念

1、安乐死的涵义：安乐死(euthanasia)一词源于希腊文，原意为无痛苦死亡——从容死亡的任何方法。

对安乐死多种多样的理解

《Black 法律辞典》安乐死是“从怜悯出发，把身患不治之症和极端痛苦的人处死的行为和做法”。

《牛津法律指南》：“在不可救药的或病危的患者自己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加速死亡的措施。”

《韦伯新国际词典》：“使病人脱离不治之症的无痛致死行为。” 《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无痛致死或不阻止晚期疾病患者的自然死亡。”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对于现代医学无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医师在患者本人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 美国学者丽塔·L·马克认为，安乐死是为了解除所忍受的全部痛苦，通过一种作为或不作为的本身或意向，引起死亡。

也有的西方学者把euthanasia仅解释为mercy killing，意为仁慈杀人。

安乐死应该是什么?

安乐死，就是指医务人员应濒死病人或其家属的自愿请求，通过作为或不作为，消除病人的痛苦或缩短痛苦的时间，使其安详地度过死亡阶段，结束生命。

2、安乐死的特征

(1)安乐死必须由医务人员参与

(2)安乐死的对象必须是在目前医学条件下身体品质无法复原的绝症患者

(3)安乐死必须是由病人或家属自己提出要求，才可以实施。

3、安乐死的类型

(1)根据是否采取主动致死手段，分为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

主动安乐死，又叫积极安乐死，是指采用药物或去他办法主动地结束痛苦的生命，让其安然地、无痛苦地死去。可以根据施行者分为：

1由患者自己决定，自己施行;

2由患者自己决定，他人(医生或亲属)施行; 3由医生或代理人决定，由医生施行。 被动安乐死，又称消极安乐死，是终止对临终患者的治疗和生命维持措施，使其自然地死去。 (2)根据安乐死是否由病人本人提出请求，可以将安乐死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 自愿安乐死是指意识清楚、有行为能力的病人或曾经意识清楚的病人自由表达了安乐死愿望的安乐死，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

非自愿安乐死指不是未经病人表示而而施行的安乐死，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

三、安乐死的历史与现状

史前游牧部落在迁移时，常常把病人、老人留下来，任其死亡。 一种叫瓦罐坟的风俗，即是孝子要把年满60岁的父亲安置在村外的预先建好的瓦罐坟中，每天送一次饭并加上一块砖，待360天后砖把坟的窗口堵死了就算安葬了父亲。在他们看来，人到了一定的岁数就要离开人群自愿去死。六十还仓，“花甲葬”

皇帝残酷，认为老人无用，下令六十者进活坟等死。外藩进贡一大葫芦和一动物，使者问我天朝人葫芦几籽、动物何名，皆不知也。帝问于臣，皆不对，怒，乃逐日问一臣，不对，日杀一人。某臣翌日将答于帝，而亦不知此二物为何物也，送饭于“活坟”中之老母时，大哭。母问其故，曰“葫芦再大，唯有二籽;其二，动物为老鼠也”，令藏一猫于袖中，见机行事。次日果如其母所言。

爱斯基摩人劝告老人躺在雪地上默默死去。当部落在外捕鱼时，他们把老人推到冰河里或者把他们关在圆顶茅屋中直到冻死。

古希腊、罗马允许病人结束他们自己的生命，有时有外人的帮助 。

希波克拉底说：“不要去治疗那些已被疾病完全征服的人，须知医学对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黄帝内经·五脏别论篇 》曰： “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也。” 1516年，英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T·More)在《乌托邦》一书中提出，由牧师向痛苦而又无望的人建议，劝导其自杀，或“接受神的意志”致死。

17世纪的弗兰西斯·培根说：“医师的职责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复，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地死去。”此后，euthanasia就专指助人死亡的无痛苦致死术。 科尔纳罗(L·Cornaro)是第一个主张被动安乐死的人。

英国哲学家休谟说，如果人类可以设法延长生命，那么同理，人类也可缩短生命。

关于安乐死的极端观点：

1882年魏斯曼(A·Weismann)指出，自然要求高等动物在生殖年代结束后死亡。 1905年奥斯忒(Oster)提出人在40岁后不再有创造性，成为无用之人。 赫克尔(E·Hackel)建议毒死数十万无用的人。 上述观点使安乐死蒙受不白之冤。

二战中对安乐死的曲解和滥用

关于安乐死的重要案件 70年代末的卡伦·安·昆兰(Karen Ann Quinlan)案件

美国的特丽·夏沃案件 1986年在中国发生的汉中安乐死案等。 案例

1 美国的卡伦·昆兰案例 21岁的卡伦是昆兰夫妇的十分钟爱的养女，1975年4月14日，她在朋友的生日晚宴上饮酒昏倒，朋友们以为她喝醉了，扶她上床休息。谁知过了一会儿一位朋友发现她停止了呼吸，立即为她进行了口对口的人工呼吸，并随即将其送往最近的医院。血尿检查发现，她体内的酒精并未达到危险浓度，也未发现其他异常，她停止呼吸原因不明，但在那期间由于缺氧已经受到严重损害。一周后她被送往另一家条件更好的医院。专家们对她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确证有广泛性脑损害，并且排除了几种可能的昏迷原因。

一开始，昆兰夫妇满怀希望。卡伦的眼睛时张时合，妈妈和妹妹觉得她还认识她们。但她的情况很快恶化，体重从120磅逐渐降至70磅，身体卷曲成一种刻板的胎儿状，靠一台MA-1型呼吸机机械地呼吸着。

7月初，卡伦的医生、母亲、妹妹和弟弟都终于不再相信她能恢复意识了，只有昆兰先生还怀着希望。医生莫尔斯对他说：“即使上帝做出奇迹使她能活，她也只能在医院中如此了却余生了”。昆兰先生这才认识到卡伦永远不再是他所记得的那个女儿了。他同意卡伦妹妹的看法：“卡伦决不会愿意象这样在机器上活着，她不喜欢这样”。

7月31日，卡伦失去意识3个半月之后，昆兰告诉医生他同意拿走呼吸器。他签署了一封信，同意医生停止使用一切非常手段，并免除医院的所有法律责任。

医院的律师告诉昆兰，卡伦已经21岁，他已不再是她的合法监护人。昆兰去找律师阿姆斯特朗求助，他向律师解释说：卡伦是个没有收入的成人，是由医疗支付计划支付她每天在医院花费的450美元，要求撤除呼吸器并没有经济动机，他认为应该允许卡伦死亡，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正因为这个理由他才请求作卡伦的监护人。卡伦的母亲、妹妹和朋友都作证说，卡伦经常谈到不愿靠机器活着。专家们也证明她处于“持续性植物状态”，不再有可能恢复意识。但医生们认为，她仍有脑电波活动，也有可以觉察的脉搏，无论按医学标准还是按法律标准，她都没有死。

9月12日，阿姆斯特朗律师向新泽西州高级法院缪尔法官申请任命昆兰为卡伦的监护人，以便他能具有“同意停止使用维持她生命的所有非常手段的表达权”。

7月31日，卡伦失去意识3个半月之后，昆兰告诉医生他同意拿走呼吸器。他签署了一封信，同意医生停止使用一切非常手段，并免除医院的所有法律责任。

医院的律师告诉昆兰，卡伦已经21岁，他已不再是她的合法监护人。昆兰去找律师阿姆斯特朗求助，他向律师解释说：卡伦是个没有收入的成人，是由医疗支付计划支付她每天在医院花费的450美元，要求撤除呼吸器并没有经济动机，他认为应该允许卡伦死亡，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正因为这个理由他才请求作卡伦的监护人。卡伦的母亲、妹妹和朋友都作证说，卡伦经常谈到不愿靠机器活着。专家们也证明她处于“持续性植物状态”，不再有可能恢复意识。但医生们认为，她仍有脑电波活动，也有可以觉察的脉搏，无论按医学标准还是按法律标准，她都没有死。

9月12日，阿姆斯特朗律师向新泽西州高级法院缪尔法官申请任命昆兰为卡伦的监护人，以便他能具有“同意停止使用维持她生命的所有非常手段的表达权”。

美国的特丽·夏沃案件

1990年，年轻的特丽因心脏病，导致脑损伤，被医生确诊为“永久性植物人”，并认定无任何康复可能。15年特丽一直靠人工进食管维持生命。1998年，特丽的丈夫迈克尔作为她的监护人向佛罗里达州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拔去特丽身上的进食管，对其实行安乐死。特丽的父母强烈反对迈克尔的做法，他们认为女儿并非植物人，她仍然活着，并曾朝他们微笑，还流过泪，做出其它反应。他们指出，迈克尔此举是为了100万美元的医疗事故赔偿金;而迈克尔则认为，特丽在出事前曾表示，如果成为植物人就愿意安乐死，作为特丽的丈夫和监护人，他只是在帮助特丽完成她自己的意愿。然而，由于特丽在病发前并未留下任何书面文件表达过安乐死的意愿。双方为此在7年的时间里多次对簿公堂，而佛罗里达州政府和法院也多次作出不同裁决，在2001年4月和2003年10月，特丽的进食管曾经两次拔下又被插上。 3月18日，根据美国佛罗里达州第六巡回法院，同意对特丽实行“安乐死”的裁定，医生拔掉了维系她生命的进食管，被拔去进食管后，特丽将在两周之内因饥饿和脱水而死亡。然而，在随后的

19、20号两天，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一项特别议案，驳回佛州法院的裁定，要求重新为特丽插入进食管，并允许她的父母再次上诉。 至此，特丽的生与死在经历15年的纷扰纠葛之后再度成为悬案。

特丽·夏沃案件在美国引发了至少四个领域的争论：科学、法律、政治、道德 重要事件：

1976年，在日本东京召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安乐死国际讨论会，发表了“应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的死‟”的宣言。

1980年，“国际死亡权利联合会”宣告成立。

2002年4月1日

允许安乐死的法案在荷兰正式生效

2002年9月23日

第二部允许安乐死的法案在比利时生效 对安乐死态度的调查

瑞典：1991年对全国1000名男女公民进行抽样调查：70%的人赞成政府制定“安乐死”法律。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公民赞成安乐死者占86%。青年人赞成安乐死的比例要比老年人高得多。

加拿大：1991年对1022名男女公民的民意测验表明，有76%的人赞成制定“安乐死”法，反对者只占17%。

美国：1991年华盛顿州有400万人参加了对《安乐死法》的投票。有54%的人对“安乐死”法投了否决票，有46%的人表示赞成。

对安乐死做法的默认发展到立法允许：

1976年9月30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自然死亡法案》。

日本的有条件的安乐死：

(1)病人患有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不可治疗的疾病而处于痛苦状态，并且已经迫近死亡; (2)病人痛苦之剧烈，达到了无法忍受和令人惨不忍睹的程度; (3)安乐死的目的，必须是专门为减轻病人死亡时的痛苦;

(4)在病人神志清楚的情况下，需要有其本人真诚的愿望和同意;

(5)原则上应该由医生来实行，否则的话需要有特殊的理由来说明不可能由医生来实行; (6)实行安乐死的方法，必须被认为在伦理上是正当的。

在瑞典、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至少有38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等国家和地区也都制订了关于安乐死的法规。

安乐死在荷兰：对安乐死的争论长达二十多年

1990年，全国有2300名绝症晚期患者接受了安乐死，占该年全国死亡人数的1.8%。另有400名绝症患者在恳求医生的帮助下自己结束了生命。此外，还有4500名在医生看来无论如何也无法挽救的患者，医生决定对其停止治疗，只给服用止痛药物，以便使其自然死亡。 荷兰的“自愿安乐死协会”已经有几十万会员。

1991年的安乐死折中法案

荷兰议会一院(上议院)于2001年4月10日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安乐死法案。这标志着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2002年4月1日，允许安乐死的法案在荷兰正式生效。

安乐死在中国： 1981年，上海医科大学的蔡根法在《医学与哲学》上发表文章主张讨论安乐死。

1986年，中国第一例安乐死案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医学哲学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邀请了30位医学和哲学界人士座谈讨论安乐死。

1988年7月，我国第一次安乐死和社会伦理、法学讨论会在上海举行。

李燕：一个28岁的女孩，患病27年，她得的是被医学界称为“超级癌症”的“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她全身肌肉萎缩，丧失全部自理能力，她坚信自己能活到40岁，这让她越来越恐惧未来，“我必须死在我妈的前面，要不然父母过世，我的生活真的不可想象，会有多惨，很恐怖!”她在网上以“安乐死李燕0”的id发表李燕日记,希望通过安乐死合法化提议，尽快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

四、支持与反对安乐死的理由

支持者的依据：

1、人权主义的观点

2、功利主义的观点

3、医学人道主义观点

4、生命质量论和生命价值论的观点

反对者的依据

1、生命神圣论的观点

2、医学人道主义观点

3、不可逆的诊断未必绝对

4、阻碍医学科学的发展

5、违背了传统的血缘亲情观念

6、自愿安乐死中的“自愿”值得怀疑

7、实施安乐死可能会给社会带来许多消极后果

安乐死立法应考虑的问题 ⑴安乐死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时候算是病人行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⑵什么叫不治之症?

⑶什么算极端痛苦而难以解除?

⑷怎么判断生命之火行将熄灭的病人是在头脑清醒的情况下自愿要求安乐死?

⑸谁去实施安乐死?怎样执行?

⑹医生或家属代替病人作出安乐死决定是否合法?

案例：因病致贫者要求安乐死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北方的一位农村青年得了重病，经医院救治之后脱离了危险，这时他已欠下了4000多元医疗费用。如果继续治疗下去，有望治愈，但还要花一笔医疗费。该青年告诉医生，他既无力偿还已欠下的4000元债务，更无力承担将来的医疗费用，为此，他要求院方为他实施安乐死。

2001年4月，西安市9名尿毒症患者集体投书媒体，要求对他们实施安乐死。尿毒症并非不治之症，但血液透析和肾移植等办法费用都很高。患者家庭的经济状况如果不是很好，往往都会被拖累的一贫如洗。这9名患者不是不热爱自己的生命，而是实在无法忍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在恢复健康无望，备感生不如死的情况下，才向公众、社会呼吁给他们一个人道的待遇-让他们体面的死去。 我们不愿多想自己的死亡

我们不愿想像有一天我们也会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的身体在我们死后

仍能够继续留在于这个世界上

我们体内的细胞是由开天辟地之初

就存在于宇宙中的原子组成

这些原子不断地被循环再利用

所以我们的身体都曾经是植物、动物、树木

甚至是其他身体的一部分

在未来我们每个人都但只是另一个更为漫长的旅途的一小部分

那就是生死无尽地循环

——某英国不知名的自然科学家 关于安乐死的反面报道

2004年新华网援引哥伦比亚《一周》周刊1月17日一期发表的文章报道说，自从荷兰安乐死合法化后，荷兰大批老年人和病人担心被害纷纷逃命德国。这种情况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到2004年逐渐增多，目的是免受安乐死。

由德国格丁根大学于2004年前后发表的一份调研报告说，他们对荷兰出现的7000起安乐死案例进行了分析。调查人员在这些案例中发现了不少医生和亲属联手操纵老年人和病人生命的案件。根据调查，在接受安乐死的案例中，41%的死亡者是由家属提出希望结束患者痛苦后“合法死亡”的。而且，在其中11%的案例中，患者死亡之前仍然神志清醒，而且有能力自己做出决定，但是没有人问他们愿意选择活着还是死去。

要

经

过

这

个

生

死

之

门

第五篇：安乐死(1)

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不是从生向死的转化，而是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是在患者自愿前提下通过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使人在死亡过程中避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现代文明社会应尊重患者的生命权与个人选择自由，对患者以临终关怀。安乐死有其法理上的立法依据，安乐死的实施从刑法角度分析也是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法律不应回避安乐死，安乐死应该有自己合法的地位。

死亡问题，是每一个活着的人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人之死亡，作为一个重要法律事件，必将会引起与之相关的许多法律后果。人之死亡，体现了新陈代谢的普遍规律，但死亡的方式各有不同。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基于死亡问题的不可避免性和法律意义的重要性，本文试图探讨安乐死这一死亡方式的相关法律问题，以有效地打击违法犯罪，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秩序。

一、安乐死在中国

(一)安乐死在中国的起源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是“快乐的死亡”“尊严的死亡”之意，我国最早提及安乐死一词是孟子——“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而这里的“安乐”是安逸之意，并非“好死”“善终”之意。含有“好死”“善终”之意的安乐死的一词源于佛教净土宗的思想。净土宗创立者为唐代善导，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中国净土宗早期一本重要著作名为《安乐集》其中安乐一词即为善终之意。近代，据说早在1925年，当孙中山先生陷入肝癌晚期的极大痛苦时，他的亲属就接受了医生的建议，让孙中山先生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后与世长辞，这实际上就是实施“安乐死”的典型实例之一。邓颖超同志也在电台讨论中提出 “安乐死是一个唯物主义观念”。她还再次强调对安乐死的赞成态度，并且建议有关部门立法。1987年4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有王群等三十二名代表提出101号提案，建议制定《安乐死条例》，这标志着安乐死的立法问题从那时起就被提到立法机关的议事范围之内。

(二)安乐死在中国的民众意愿调查 1992年我国首列安乐死划上了句号，也是从1992年起，在每年的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注释①)。上海曾以问卷的形式对200位老人进行了安乐死的意愿调查，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样调查中支持率高达79.8%。西安某大学小范围的调查表明90%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在对某医学院172名学生进行调查时发现，赞成对伴有难忍痛苦的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的达77%，因法律无明文规定而表示说不清的占16%。可见无论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无论是医务工作者还是非医务工作者大都赞成安乐死，希望有相应的法律予调整。安乐死的合法化是大多数公民的愿望，而我国法律正是以代表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为宗旨的，安乐死立法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而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然而遗憾的是安乐死一直处于一个理论的讨论前沿的位置而从未真正进入法律世界的立法领域。

二、安乐死的定义

源于希腊的“安乐死”一词是快乐的尊严的死亡，然而，安乐死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许多不同意义，出现了相关概念，如“尊严死”“协助死亡”“受嘱咐杀人”“帮助性自杀”等，被赋予现代意义的相关概念都有其各自的立足点和侧重点。在安乐死的争论中，由于存在不同择重点的相关概念，如“受嘱咐杀人”和“帮助性自杀”其实谈的都是一个意思，医生在本人自愿安乐死的前提下，为其实施安乐术。由于择重点不同，一个成了“他杀”一个成了“自杀”。正是因为法律没有给安乐死一个权威而明确的界定，才使人们对安乐死实施带来疑惑和一定的恐惧，也造成了现实中司法的混乱。

我国《法学词典》对安乐死的解释是：外国的一个新的法律制度，其大意是当一个面临死亡而挣扎在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中的人要求“安乐的去死”，他人出于人道考虑，用致死手段剥夺其生命被认为是合法行为(注释②)。《法学词典》对安乐死作的只是一种解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剥夺他人生命不认为是违法的行为并没有揭示安乐死的本质属性。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

因此将安乐死的定义表示为：对于自愿要求解除死亡痛苦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和解除死亡痛苦，使其死亡状态安乐化，这样的表述显得更为全面科学些(注释③)。

三、安乐死的类型

现实中安乐死认识的混乱与疑惑很大部分原因源于实践中出现的不同种类的安乐死的类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类型划分主要是以下两种：

(一)按“作为”或“不作为”的不同。安乐死区分为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主动安乐死是指采取一定的行动者，蓄意将临终病人致死，让他脱离生的极端痛苦。所谓被动安乐死是指籍着不作为，如中断医疗甚至中断基本照顾让之自然死亡。一般认为不为末期患者提供无效用的治疗视为让患者自然死亡。而非刻意延长他们的性命，因此并非采用安乐死，因此尽量避免使用“被动安乐死”一词。在主动安乐死中由于对患者采取一定的积极行为，死亡的原因与行为就产生了某种联系，行为和病因与死亡原因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在被动安乐死中死亡的原因就只能是不可挽救的病痛了。

(二)按当事人对安乐死之接受与否，可以将安乐死区分为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即安乐死意愿之表达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病危时为之，这必须以病人意识清楚能作出决定为前提;另一则是事前表明。“非自愿安乐死”包含两种情形，一是当事人没有表示或无法表示意愿的“无意愿安乐死”;一是违反当事人意愿安乐死。无意愿安乐死不一定是违反病人意愿(例如昏迷，痴呆，无脑儿童)。

安乐死的主动与被动之分，涉及到安乐死的权利归属问题，从法律角度上讲，这种权利只能属于要求安乐死的公民本人，而不能属于医生、亲属及其他人。医生具有的不过是病种病情的判断权利和提供病种病情判断结论以及有关资料的义务。决定是否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只能属于公民本人。任何其他人无权代理同意或擅自作出决定，否则就是对公民人身权的侵害(注释④)。建立在医生，家属或其他第三人同意基础上的主动与被动是不符合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和要求的。另外，关于划分主动与被动的依据，一般认为是“作为”与“不作为”，显然作为指的是主动采取措施，而不作为是指“中止维持，不再采取挽救措施”。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让其自然死亡，其实“作为”与“不作为”是难以截然分开的，采取措施是一种作为，中止维持实际上也是一种作为，最后必然又涉及权利问题，涉及本人意愿。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是无意愿。然而无意愿安乐死中也存在主动和被动之分。这就是行为因素和意识因素在安乐死问题上的交叉混合导致的。因此给安乐死一个明确定义，严格界定安乐死对象范围非常必要，也是解决问题的最有利措施。

四、安乐死法律分析

(一)立法依据

安乐死合法化的关键首先在于有无自主选择安乐死的权利。我国宪法尚未明确规定生命权，未明确规定公民本身生命的权利，但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我国公民享有人身自由的权利。每个人在享受自由权的时候都有义务尊重其他每个人的自由。马克思则把自由理解为：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死亡的权利本身体现的是一种人格利益。而这种死亡方式也是一种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反对安乐死论者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社会，这种死亡方式是有害于社会的。诚然生命的价值在于社会，因为价值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概念，价值只能在社会中才能得以体现。而生命的价值并不是指生命本身，价值属于社会而生命是个人的。病危患者要求安乐死，基于法律的空白而被拒绝，被迫痛苦的生存下来是自由吗?自杀被认为是于他人有害的行为，那么法律是不是应该给自杀而又未果的行为给予法律的制裁让其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呢。既然法律没有，就承认了生命属于个人，自杀行为于他人的危害，不足以要求法律的禁止(注释⑤)。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的内容包括“生命安全维护权”，即维护生命安全，禁止别人非法剥夺人的生命的权利;“生命利益支配权”，即意味着生命权的主体是不是可以随意处分自己生命的问题。传统的民法理论对生命利益支配权持否定态度。例如一些国家都曾规定自杀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国未作出此类规定则是一种默许的方式承认了生命利益支配权。也就承认了生命属于个人，个人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

人权作为法律与道德最高价值取向的契合我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与足够的重视。我国政府已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先后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目的是使人摆脱一切压迫和歧视获得有尊严的生存和全面自由的发展(注释⑥)。其实人权就是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自由和平等。

世界人权宣言宣称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如果仅仅宣称拥有某项权利而不使这项权利变得实际可行那么所谓的权利只是口号式的权利而不是实实在在的权利。安乐死需要法律给患者这种尊严和自由的保障。安乐死也需要法律明确界定安乐死本身是基于完全自愿，以便与一些相近似的行为如无意愿安乐死等区分开来，以维护法治的秩序。

(二)安乐死的刑法分析 一般都认为我国刑法仍将安乐死视为谋杀。事实并不是如此。其实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法律没有给安乐死一个明确的法律定义，导致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的非自愿安乐死中的无意愿安乐死与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混淆了。基于前面安乐死的定义，无意原安乐死不在安乐死的对象范围之内，但并不是说无意愿安乐死就不在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内。由于无意愿安乐死行为不是权利主体处分自身权利的行为。从某种角度而言，在客体上是侵犯了他人(安乐死对象)的生命权。因此对于此类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的无意愿安乐死我国刑法倾向于以故意杀人罪定罪。但是又作了区别，对于无意愿安乐死中的被动无意愿安乐死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为由避免了定罪。

事实上我国刑法不是将安乐死视为谋杀而是将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而又酷似安乐死的无意愿安乐死视为谋杀。正是因为这种混淆，人们对安乐死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疑惑与恐惧。

然而对于自愿要求解除死亡痛苦而进行科学调节的安乐死与刑法中的犯罪又存在着怎样的不同呢?

我国刑法规定表明，犯罪的本质是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而社会危害性的内容是对法益的侵犯。 社会危害性是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统一，犯罪不仅要有质的规定，也要有量的限制。安乐死不仅不具备犯罪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反而对社会有利，行为人不仅没有主观恶性，反而是出于人道和善意。

1. 死亡的权利是安乐死非犯罪化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生命权利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的权利。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允许安乐死既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也不会有损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死亡的权利是“优死”观念的强化和追求生命质量的价值目标的必然和结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有无条件地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人有了死亡的权利，就可以对安乐死作出要求或承诺，对自己的死亡方式作出选择。可以说，生命权和死亡权是一对相对的权利。尽管安乐死不是针对人的生命，但其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人的生命。因此，选择安乐死的病人实际上是对生命权和死亡权的衡量下作出的价值判断和法益均衡的选择。究竟如何作出选择，显然不能由其权利主体以外的人来决定。也只是在作出选择的情况下，两种权利才会发生冲突。安乐死其目的就是消除或减轻死亡时的痛苦，其要以缩短自己的寿命为代价;而在选择继续生存的情况下是以忍受剧烈的肉体疼痛为代价。所以说，安乐死实际上对病患者来说是对安乐地死去还是痛苦地活着的一种判断和选择。既然，病患者作出了安乐死的选择，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价值选择和意志自由。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法律没有理由强制人痛苦地活着。

2. 病人要求或同意安乐死是其非犯罪化的根本

实施安乐死要以病人的要求或在不违背其意志自由的条件下表示同意为要件。要讨论安乐死非犯罪化就必须对病人的要求或同意作出评价。笔者以为，病人的承诺可以成为阻却行为人违法的理由，而且是安乐死非犯罪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首先，病患者承诺安乐死是其意志自由的表现。自由权和生命权是人身权的两个基本内容。法律没有必要强制维持自己已放弃了的生命而犯着另一个错误即侵犯病人“免于忧惧”的自由。

第二，病患者的承诺从侧面否定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医务人员等)不忍看到病人痛苦地忍受病魔的折磨，在善良和慈悲的驱使下实施的。在这种情况下，将行为人予以刑事处罚不仅达不到刑罚的目的，反而是对刑法威严的自损。主观恶性是犯罪构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件。“同犯罪作斗争，实际上是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作斗争。追究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改造犯罪人，改变犯罪人业已形成的主观恶性。” 因此，将一个富有良知的人予以定罪量刑是不应该的。

第三，实施“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被害人的承诺历来作为阻却事由、违法阻却事由而影响犯罪成立。笔者以为，就安乐死而言需要区别对待，其并不是对个人生命的随意处置，毕竟安乐死同单纯的承诺杀人有本质的区别。前文已论述，在一定的条件，人享有死亡的权利和意志的自由。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当中，刑法应当在兼顾社会秩序的同时，优先选择个人自由。否则，在自由与秩序的对立发展为严重的对抗，结果是两败俱伤。

3. 从犯罪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角度分析安乐死之非犯罪化 社会危害性是已然之罪的本质特征，是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性的统一。据马克思主义的犯罪观，犯罪是反抗统治关系的行为。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认为一切反抗统治关系的行为都是犯罪，其存在反抗程度上即量上的差别。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蔑视社会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 显然，犯罪不仅具有一定的质而且具有一定的量，这里所说的“最明显、最极端”就是对社会危害性量的特征描述。我国刑法第13条中但书也指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关系总是会发生变化，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会随着发生变化。某一行为过去认为是犯罪，现在其社会危害性已经消失，甚至有利于社会。在以前，由于个人力量的有限，保护自己的生命成为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需要法律提供强有力的保护。但是，随着人们生命意识的加强及对生命的再认识，可以说死亡的方式及死亡的权利也成为在强调个人意志自由的现代社会的一个很重要方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安乐死其危害性的量可谓不大。

从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看，社会相当性观念可阻却其客观危害。所谓的社会相当性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历史所形成的社会伦理程序所允许的行为。“社会相当性理论从动态的观点出发，将违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加以考虑。”该理论“违法的标准不是单纯的看法益是否受到侵害，如果凡侵害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法益都作为违法而加以禁止，那么社会就停滞不前了。为了使社会生活发挥生机勃勃的功能，对于那些从静止、绝对的观点来看似乎是侵害法益，但是从动态相对的观点来看则是社会的相当行为，并不认为是违法。”笔者以为安乐死正是社会的相当行为，民众的态度变化正说明其日益得到伦理程序所允许，而且从表面上、静止地看，其缩短了病患者的寿命，但安乐死正是对事物发展的超前认识的体现，是对生命终结规律的遵从(注释⑦)。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安乐死”行为不具有刑法上犯罪行为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

(三)我国回避安乐死立法的原因

我国对安乐死立法的回避态度主要取决于两种观点： 观点一 认为安乐死不能合法化，生命的价值不属于个人而属于社会，个人对生命的义务实质上是对社会的义务;医学的研究突飞猛进，今天的绝症也许明天就能攻克，轻易放弃对生命的挽救是不负责和不道德的。任何微小的法律漏洞都可以被利用。它为谋杀，逃避赡养，摆脱医疗失误提供了方便;重病患者意欲求死之人依然有求生的欲望。时常在痛苦和平静之间摇摆，如何去判断他的真实意愿呢。

观点二 安乐死可以合法化，但我国条件尚不满足。

笔者认为，我国应尽快着手对安乐死立法，使其尽早合法化。对安乐死的立法的核心问题是技术性问题，即怎么实施的问题。反过来说，不使安乐死合法化，对那些求生无望，只能在病痛里忍受无谓的肉体和精神折磨的人们是不人道的。是不符合法的精神的。 安乐死应该从生活世界迈入法律世界。给安乐死立法，制定安乐死的严格条件，从安乐死的适用条件，安乐死的适用主体，安乐死的适用主体之承诺及公示，安乐死方式之法定性，执行安乐死主体之法定性，安乐死之法定程序，控制程序，监督程序等多方面进行规范立法。这样才能真正限制安乐死的滥用，杜绝其危害犯罪行为的发生。现代文明社会，既鼓励人们敢于战胜困难乐观向上，又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

五、对安乐死的立法建议

安乐死在法律上必须有一个明确定义，安乐死是出于人道主义动机为解除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所不能治疗的病人的极端痛苦，在不违背本人意愿的前提下，由医务人员提供的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加速结束或不再延长死亡过程的医疗性服务，是特定情况下维护病人利益的最高体现。所以将安乐死定义为：对于自愿要求解除死亡痛苦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痛苦，使其死亡状态安乐化。

在我国要求安乐死立法的呼声不断，对于安乐死这一话题，法律上应该明确安乐死是指自愿安乐死。只有自愿安乐死才能体现它是权利主体积极处分自身权利的行为，才能体现它是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才是高呼人权的标榜法治的国度里给予人权的真正尊重，只有给安乐死立法，才能规范现实中的安乐死行为。才能区别于与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相近似的相关行为，有效打击违法犯罪，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