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安乐死的合理性

第一篇：论安乐死的合理性

论安乐死的研究1

安乐死问题研究

【论文摘要】安乐死制度从表面上看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但实质上，安乐死不具有构成犯罪所要求的相当社会危害性，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减少病人临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或家属的沉重负担;安乐死制度的合法化是是一种观念的更新，也是对生命和死亡的再认识。安乐死制度合法化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刑法现代文明的要求。

关键词：安乐死 合法化 可行性 适用对象 程序设计

一、安乐死的概述

“安乐死”源于希腊，英文是“EUTHANASIA”，因而直译就是好的死亡(更为褒义的译法是“善的死亡”)，它与恶的死亡，痛苦不堪的死亡相对立，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痛到处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定义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极端痛苦，在病人和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则是一种特殊的选择死亡的方式。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万人是在极度病痛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死亡者中又有相当多的人曾要求过安乐死，但因无法律根据和保护而被拒绝，因此他们只能“含痛死去”。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悄悄地选择安乐死而结束生命的，参与者一般是亲人和可信赖的医生。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也是生活提出的要求，人们需要安乐死。1988年、1994年我国召开两次安乐死学术研讨会达成共识：其一，安乐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大势所趋;其 1

二，有利于从精神上、肉体上解除病人的痛苦;其三，可以减轻家庭的精神、经济、情感和人为负担，解放生产力;其四，有利于社会卫生资源公正、正确分配。1997年，上海举行的全国性的“安乐死”予以明文认可，也没有明文否定。受不同学说影响，各地法院针对基于身患绝症病人的请求而实施的“安乐死”采取的处理模式各不相同。有的法院引用《刑法》第13条“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做出无罪判决;有法院引用刑法第232条的规定，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但在量刑时减轻处罚。各地处理模式的不统一显然违背了在相同的情形中，所有的人都应当得到同样对待的法治原则，有必要通过立法作出统一规定。

在学术界的讨论中，安乐死的分类一向纷杂，常见的有毁灭型、杀害型、消极型、治疗型等种种安乐死之分类。在这里，主要介绍两种基本分类。一种常见的分类是将安乐死划分为自愿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和不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是指当事人本身愿意且要求安乐死从而被实施;非自愿安乐死又可称仁慈杀死，是指当事已经失去了选择生或死的能力，但被仁慈方式处死或允许其死;不自愿安乐死是指当事不同意结束他的生命但仍被处死，这实质就是谋杀。另一种区分“安乐死”的方式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区分为“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如当事人为某种有意的行动处死，安乐死是主动的;如果不是被杀，而是故意允许他死去，就是被安乐死。因此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又分别称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

二、安乐死的合法化的根据

无论是从伦理道德、人道主义原则，还是从生命质量、生命尊严;无论是从个体自决还是从社会效果方面看，安乐死都有其存在的正当化根据。

1、安乐死行为符合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

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医德及人道主义。但是经济是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发展了，科学进步了，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应相应的发生变化。“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但现在更多人认为“温柔”的结束痛苦死亡的过程，比那种靠人工方式勉强维持生命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人的道德规范，也是比较人道的。此外，人的普遍认同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人们把选择安乐死看作是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主动结束痛苦，坦然面对死亡的表现。这是一种勇敢行为，作为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只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临终选择。

2、安乐死符合人们对生命质量的追求。

死亡作为一种自然规律无人能免。人类在这方面始终追求着一种“善始善终”，“安然去世”。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为何不在适当的时间选择一种更有价值、有尊严、更安宁的死亡方式呢?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对社会的贡献，而这种价值往往体现在生命的质量上，当一个人的生命连质量都谈不上时，它又如何保障它的价值呢?面对那些痛苦万分的绝症患者，如何维护他们死亡的尊严，如何给他们临终前一个安详?安乐死无疑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生命是神圣的，因此我们不能结束自己和别人的生命。”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生命是神圣的，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而安乐死其实也是对“侵权”(侵犯他人的生命权)所作出的另一种思考。反对安乐死的人认为，实施安乐死是对人的生命权的剥夺，但换个角度出发，倘若一个因绝症而痛不欲生，倘若一个人因生活的磨难而生不如死，倘若一个因身心的疲惫而无法解脱时，他们选择了轻生并付诸实践。那么，法律对它作出如何的评价呢?在法理学上，生命是属于个人完全所有的，对于这个绝对权利的处分，是基于个人绝对意志的支配(包括轻生)，只要这样的行为不影响社会和大众的利益，理性的法律是不应该介入的。而安乐死也仅仅是借助某种手段得到的解脱。如果说，一个人有生存的权利，那么，他也不应该失去选择死亡的权利吧!

3、过多无意义的治疗是社会资源尤其是医疗资源的浪费 虽然现代的医学越来越发达，然而，不管投入多少资金来设法延长死亡和减少产生痛苦及残疾的风险，仍然有无数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实际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极其痛苦而难以忍受的延长死亡的过程的医学干预。我们都知道，身患癌症的人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还有更多精神上的压力。作为健康人的我们，是无法感同身受的。由于现在我国治疗绝症大多使用的是进口药，也仅能暂时消除患者某些部位的症状，但却无法杜绝其再生和转移，这无疑造成了一种“医疗资源的重复使用，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而在这漫漫的求医长路上，不仅仅是病人要承受着病魔的折磨，病人家属基于道义、碍于社

会舆论等原因，无法接受“安乐死”，仍寄望于医院，甚至有些家属向病人隐瞒病情，自身却负着过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当这些受尽折磨的人们要求安乐死时，我们难道忍受拒绝他们吗?

不错，生命确实是宝贵的。但是生命既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有可以医治的，也有无法医治的。马克思逝世的第二天，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写道：“医术或许还能保证他勉强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不能忍受的。”显然，生存并非无条件地比死亡更有价值，不少人生前遗嘱明确表示：宁肯尊严地死去，而不愿意丧失尊严地痛苦活着。在病人确实无法医治又面临极端痛苦的情况下，尊重病人的这一意愿，我以为正是人道精神的体现。

三、安乐死合法化的可行性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是应顺社会要求的。社会上对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安乐死作为人的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普遍意义，其立法工作也势在必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安乐死在我国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已成为社会需要的强烈表现。而我国通常认为实施安乐死的法律来完善对生命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安乐死行为不构成犯罪

首先，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或类似行为是犯罪，因此将其作为犯罪处理缺乏法律依据。其次，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本质的规定，任何一种犯罪都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社会

危害性、刑事犯法性及应受到刑法处罚性。这三个特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社会危害性是三个特征中最基本的特征，也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故一个不具备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当然不具备犯罪的其余两个特征。我认为安乐死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因为如果说安乐死行为是犯罪话，则根据在于说它侵犯了人的生命权。但是我在前文已提出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的处置，而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是行为人依病人承诺对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人工调控。它不是对生命权的侵犯，相反，它是在尊重病人生命权的基础上择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优化处置。采取这种优化处置，不但可以解除绝症患者的痛苦，保持其人格尊严，而且对社会有益。基于此，实行安乐死的行为因不具备社会危害性，也就当然不具备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法处罚性。因此，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是犯罪。最后，根据故意杀人罪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来看，安乐死——特别是采用作为方式实施的安乐死——虽然与故意杀人罪的客观方面有某些相似，但在本质上二者两个不同性质的行为，不能混为一谈。第一，二者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动机而实施的帮助自杀行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因为被害人非必然死亡之人(不是指终极意义上的死亡)，行为人可以采取规劝或其它措施去避免死亡的发生，但行为人不但没有采取措施去避免，反而主动促使其发生，故实施安乐死只是遵守这一法则而对病人的生命终结方式进行人工优化。因此，安乐死不侵犯人的生命权;第二，二者主观方面不同。故意杀人的行为不论其杀人的动机是为情为仇或其他，其直接目的都是非法剥夺他

人的生命，行为人都具备主观上的罪过，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动请求下，出于同情、怜悯等心理，按严格条件和程序对其实施安乐死，其直接目的的仅是解除绝症病人的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观上无罪过，因此，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综上所述，我认为实施安乐死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也不应当将其作为其他任何名义下的犯罪来处理。因此，除刑法理论上应对其正名以外，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应该停止将其作为犯罪来处理，以避免错误地使有关当事人承担刑事责任。

2、安乐死合法化符合我国立法原则

首先，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的民主性原则。《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现阶段，安乐死合法化深入民心，前文多次以数据体现安乐死合法化是人心所向，是人民的意志，对安乐死立法，才能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更多的让人民参与到立法中来。 其次，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科学性原则，立法的科学性体现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地方立法。安乐死合法化涉及诸多方面，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在特定地区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对安乐死首先立法。

最后，安乐死合法化体现对各种利益的均衡。在某些地区先为安乐死立法体现了对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均衡。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备安乐死合法化条件的经

济，政治，文化发达的地区并不多，在这些地方首先实现要安乐死合法化解决了局部利益的“呼吁”;并且，对安乐死的局部立法是实现短期利益，而长远利益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合法化。综上所述，无论在外国还是我国，无论以情理分析，还是以法理分析，安乐死合法化都是可行的。但是，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把“安乐死”纳入法制轨道。

四、建立完善的安乐死制度是实施安乐死的前提

虽然安乐死制度对那些无法治愈、痛苦万分的人而言，是一种体面的解脱，但毕竟是一种消灭人生命的行为，故为了防止安乐死制度被人利用或被滥用，制定严格、完善的安乐死制度是实施安乐死的前提。

(一)、安乐死的适用对象：确认安乐死的适用范围是个复杂的问题，世界各国对此都有着一定的分歧。例如对于植物人、严重缺陷新生儿等的安乐死处置，就有着不同的观点。故在对安乐死对象选择上，就有着一些不同的观点。由于我国对安乐死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各地社会文化差别较大，对安乐死接受心理程度不同，我国对安乐死对象选择上应当以现阶段生存质量差且无可能改变为限，总结起来应包括以下几类：

1、患有严重疾病，处于极度痛苦且无治愈可能的病人：(1)、晚期恶性肿瘤患者;(2)、晚期艾滋病患者;(3)、重要生命脏器严重衰竭并且不可逆转者、无法移植的;(4)、因各种疾病或伤残致使大脑功能丧失的植物人;(5)、具有严重缺陷的新生儿;(6)、

患有严重精神病症，本人已无正常感觉、知觉、认知等，经长期治疗不能恢复正常的可能者;以上疾病患者，生存对他们而言已经成为负担，适用安乐死对他们是一种解脱。

2、先天性智力丧失，无独立生活能力，且无恢复正常的可能者。

3、老年痴呆患者、高龄重病者和重伤残者。

(二)、安乐死的适用条件：

安乐死根据实施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对于主动安乐死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是身患不治之症且进入濒死阶段属临终病人的;

2、是肉体极端痛苦的;

3、三是在法定场合自己而不是委托他人能三次以上清晰准确地表达自愿安乐死且不反悔的。这几个条件有机统一，相互依存，缺一不可。而对于大脑功能丧失的植物人、无正常感觉知觉认知能力的高度老年痴呆病人、先天性智力丧失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傻子”、严重畸形儿或严重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儿等，他们或者没有感觉能力，或者不能开口正确作出真实意思表示，只能采用被动安乐死，它应当具备的条件包括：

1、个人必须失去对世界的认知能力且无恢复的可能;

2、必须由其直系亲属申请。因为对被动实施安乐死的人而言，主要尊重的不是他们，而是对其家属利益的保护。

(三)、实施安乐死的程序设计：

实施安乐死的程序一般应包括申请、审查和执行三个方面。申请程序原则上必须由病患者本人或其直系亲属提出。申请方式可以是书面也可以是口头方式。对于那些无法表达意愿的病人可以由病人的亲友提

出，但相关组织必须综合各种因素对其亲友的意图予以考虑。审查程序应当包括医学审查和司法审查。医学审查是首要程序，待确定后再进行司法审查。医学审查的组织者可以是医院成立的专门委员会，也可以是司法机关指定的专门机构，由他们负责对是否是不治之症、病人是否是对苦痛不堪忍受等情况进行审查。而后将相关的审查结果递交到司法机关。司法审查主要是对其适用条件予以核准和对提出安乐死的意图尤其是非本人提出的加以审查。执行程序由司法机关负责，由其指定的医院负责实施，司法机关必须派人到场监督，实施安乐死至少由两名医务人员进行，何时执行可应病人和家属的要求。执行医生在接到相关的证明材料和核准材料后由病人或家属签字后予以执行。

(四)、安乐死的警戒机制：为了防止安乐死制度被利用或滥用，还应当设立必要的警戒机制。

1、备案制度：对于任何申请安乐死的病人或家属，都必须提供全部材料给相关司法机关，由他们在实施完毕后存档备案，该档案存档期不少于20年。

2、定点制度：由司法机关指定医院负责安乐死的实施，司法机关负责对其监督。定点条件由司法机关负责制订。对于不能规范实施安乐死的医院，司法机关有权撤消其资格。

3、专家库制度：能够开展安乐死服务的人员应当是医学专家，由司法机关聘请并建立专家库。在实施安乐死时，由专家库随机抽取专家负责，同一医院的专家应当回避。

4、惩戒制度：对于利用安乐死制度实施不法行为的，一旦查清应当从重处罚，可以按照故意杀人来定罪，以此来防止安乐死制度成为被人利用的工具。

安乐死制度从表面上看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但实质上，安乐死不具有构成犯罪所要求的相当社会危害性，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减少病人临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或家属的沉重负担;安乐死制度的合法化是是一种观念的更新，也是对生命和死亡的再认识。安乐死制度合法化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刑法现代文明的要求。

参考文献

1、陈礼国 《为“安乐死”立法》《中国青年报》 2002年5月

2、王利明 《民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1月

3、张田勘 《对安乐死立法难的思考》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科 版 1998年1月

4、王晓慧 《论安乐死》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年5月

5、王志亮《刑法分则案例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7月

第二篇：论安乐死的合法化

摘要：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现代文明社会应尊重患者的生命权与个人选择，对患者以临终关怀，使之死亡状态得以优化从而使死亡安乐化。安乐死具备现实性、合理性，所以安乐死应该有其合法化的地位。

关键词：安乐死起源

现状

立法思考

实施程序

目录：

一、安乐死的起源及各国的现状

(一)安乐死的定义

(二)安乐死各国的立法

(三)我国安乐死事件

(四)国内的民众关于安乐死的意愿调查

二、安乐死的学说

三、安乐死存在的可行性

(一)存在的合理性

(二)存在的合法性

四、安乐死的实施程序

(一)实施程序

(二)违法执行安乐死应承担的责任

五、安乐死的立法思考

一、安乐死的起源及各国的现状

(一)安乐死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语源自希腊语“美丽的死”(Euthanlos)，又称安死术或称怜杀原意是指舒适或无痛苦地死亡。①

安乐死作为一种特殊的死亡形式，目前尚无一个统一完整的定义。《牛津法律指南》将安乐死定义为“在不可救要的病危者自己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加速死亡的措施。”《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对其定义为：“对于现代医学无可救药的并濒临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 安乐死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安乐死，包括一切因为身心原因致死，让其死亡及自杀。狭义的安乐死则把其局限于不治之症而又极端痛苦的人，即对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不对他们采取人工干预的办法未延长痛苦的死亡过程，或为了制止剧烈疼痛的折磨而采取积极的措施认为的加速其死亡的过程。安乐死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安乐死”实施的对象应该是指那些有充分证据证明在当前医学条件下毫无救治可能并正处于极端痛苦之中的病人或者是无生命价值的人。

2、“安乐死”应该是在病人自愿请求的前提下进行的。如在病人在非自愿情况下，而强行对其实施就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3、在这一行为中，执行人，只能是取得合法资格的医护人员，且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死亡的问题 ，是每一个活着的人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人类的死亡，体现了自然的规律，但死亡的方式各有不同。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因为即使不实施安乐死，该病患也会死亡，而且是痛苦的死亡，所以，安乐死不是生向死的转化，而是把死亡由“痛苦”向“安乐 ”的转化。其本质是驾驭消除痛苦的机制和规律，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消除痛苦，是病患死的安乐，是优死。

安乐死根据实施方式的不同而分为：1)积极的“安乐死”与消极的“安乐死”。积极的“安乐死”又称为主动“安乐死”指医务人员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病人的生命。

消极的“安乐死”有称被动的“安乐死”指对那些身患绝症处于极端痛苦的病人停止救治、放弃救治，包括停止使用生命辅助设施和药物，是病人自然的死于疾病。2)根据被实施者明确表达愿望与否，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指病患在意志清醒时候，有明确的表示，自愿实施“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指那些无行为能力的病人：脑死亡、植物人和先天性疾病的婴儿，由于这类人都无行为能力，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对于这类病人的安乐死应由其监护人代为提出。

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思想发起于17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培根、洛克、休谟等都阐述过他们对死亡的看法。托马斯·莫尔在其《乌托邦》一书中还对如何实施安乐死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设想。20世纪30年代，由于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使一部分危重病人的生命可以在人工干预下，长时间地、极其痛苦地延长，这在极大程度上激化了医学伦理中延长病人生命和解除病人痛苦的矛盾，使安乐死合法化运动与人权运动结合起来，并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1936年英国首先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1944年，澳大利亚和南非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1983 ①储怀植:《美国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2 年美国成立了“无痛苦致死协会”。②

(二)安乐死在各国的立法

澳大利亚，是一个历史上较早在个别区域范围内通过了安乐死立法的国家之一。1995年5月25日，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临终患者权利法案》。该法案自1997年起生效实施，于1999年3月被废止。③

至今为止，英国还没有一部独立的安乐死成文法。但并不等于医生不能为患者实施安乐死。2002年3月22日，英国最高法院裁决同意了普雷蒂娜女士可以实施安乐死。这一判例，表明安乐死在英国事实上已经取得了合法地位。④

荷兰2001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上议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安乐死法案。

日本是世界上首次以司法判例形式附条件地认可安乐死行为合法的成文法国家。1962年12月12日，名古屋高等法院公示的适用安乐死六个条件，它不但为日本本国日后的安乐死案件审理提供了相应的法律准则，亦成了世界各国刑法学届约定俗成的一个不成文惯例。⑤

(三)我国安乐死事件

1986年在陕西汉中发生了我国首例安乐死：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女儿的要求，为患者夏素文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经历了6年诉讼后，蒲连升终获无罪释放。这并不意味安乐死是合法的，只是蒲连升开出的冬眠灵并非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1994年9月8日，河南省宁陵县的吴秀云因患肝癌疼痛难忍而要求其丈夫刘某协助其安乐死并写下遗嘱，刘给吴喝下半杯农药，致吴某死亡。后吴家人将刘告上法庭，法庭认定刘是处于安乐死的动机协助其妻自杀，但按我国现行法律，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⑥2001年4月，西安市9名尿毒症病人联名写信给当地媒体，要求安乐死。消息见报后，又有40名尿毒症患者公开提出了相同的要求。

(四)国内的民众关于安乐死的意愿调查

1992年我国首例安乐死划上了句号，也是从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会受到关于安乐死的提案，要求立法。2001年4月10日，荷兰参议院通过安乐死法案，④此事在我国引起较大反响。一时间安乐死成了人们的热点话题之一，赞成安乐死、应当为安乐死立法的意见空前坚定和高涨。据中国天虎网2001年4月24日的最新网上调查结果，在32，000名参与调查人员中，74%赞成安乐死，反对者仅占26%。上海曾以问卷的形式对200为老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的调查，其中赞成率占72.56%，西安某大学小范围的调查表明90%以上的人赞同安乐死。在对某医学院172名学生进行调查发现，赞成对伴有难忍痛苦的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达77%，因法律无明文规定而表示说不清的占⑦16%。可见无论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无论是医务工作者还是非医务工作者大都赞 ②③严领蓉：《关于安乐死立法的思考》载《海南大学学报》2004年12月 第4期，第

323、324页 王晓慧：《论安乐死》，吉林人名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69页 ④拿达里﹒安吉尔著，张涛译：《善待生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243页 ⑤王晓慧：《论安乐死》，吉林人名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8页 ⑥严领蓉：《关于安乐死立法的思考》载《海南大学学报》2004年12月 第4期，第324页 ⑦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下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36页

3 成安乐死，希望有相应的法律来予以调整。

二、安乐死众学说

(一)赞同派

1、“生活质量”说：在哲学理论界较为流行。有哲学家认为，人生活的质量和意义并不在于寿命的长或者短，而在于生活中能实际享受到的幸福有多少以及幸福程度的高低。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对一个精神和肉体都倍受痛苦折磨的人来讲，生活中己经没有了幸福和快乐。所以这样人继续生活下去必然毫无生活乐趣可言，更无继续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医生对这些生活质量明显欠缺(甚至根本都不存在)的人适用安乐死，丝毫不违背当代人的幸福观原则。⑧

2、“生命价值”说：持该说的学者们主张，根据历史唯物论观点的要求，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从自然属性看，他是属于个体的，而从社会属性看，他又是属于社会的。换言之，人是自然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古往今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是否具有价值，基本上取决于两个意义不同的参数。一个参数是生命对个人自身的价值，而另一个参数则是生命个体对社会或者某个群体的价值。这是当代哲学思想和社会学理论对人生价值评价的基准。同时，也是评价一个人生命价值大小与高低的“尺度”。从人的社会属性高于其自然属性的原理推论，无疑人对社会或者群体的价值自然要重于人对个体生命的价值。结论是一个人生命价值的有无与大小，绝对不在于他是如何得到或者这样索取，而在于他怎样进行奉献。既然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一般都是己经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并且不可能恢复的“索取型”人物，显然，其生命己无任何的社会价值。那么，对这类人就可以适用安乐死，对这类人也应当适用安乐死。⑨

3、“权利赋于”说：作为赞成安乐死派的一个重要理由在法理学界最为通行，并且，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到人道主义学者和刑法学界的许多学者。该说认为，作为现代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他不但有生存权，而且还有死亡的自主决定权。我国法理学著名学者刘海年认为，从理论上说，安乐死应当作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项内容。安乐死权属于人权概念。荷兰著名人道主义学者简·格拉斯特·范隆始终坚信，延续一个人的生命与结束一个人的生命之间的选择与这种自我决定的权力紧密相关。所有的人都必须被允许自我决定自己的生死，应当有成文的法律规定保证和保护人们对自己生命做决定的权力，对于死亡不可避免而又遭受极大痛苦的病人来说，满足他们人生最后一个要求是人道的，他们应当有这个权利。⑩

4、“人道主义”说：人道主义者们一贯主张并认为，关心弱者和同情弱者是人道主义的基本信仰，而从行动上帮助他们，尤其是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更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思想信念的人在行动上的具体表现。对一个备受痛苦煎熬而又孤立无援的生命垂危者，能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站到达之前予以其“临终关怀”，这是

11任何一个人道主义者都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是应该得到支持的。

(二)反对派

⑧⑨王晓慧：《论安乐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39页 王晓慧著《论安乐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40页 ⑩ 〔美〕保罗·库尔兹著，肖峰译:《21世纪的人道主义》，东方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359页 11王晓慧著《论安乐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l月，第42页

1、“生命神圣”说：西方宗教界领袖以及具有浓郁的宗教思想和观念的人士多持该说，他们认为安乐死严重地违反了人的生命宗教意义。生命神圣，万物中，人的生命可谓是最宝贵的。死生有命、气数在天，这些是永恒的千古不变之真理。“生命的期限是上帝规定的，所以，死亡是归依于上帝的旨意，他的到来，也必须经过上帝的允许。”12基督教圣经的《旧约》也写到，“凡事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尽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身份、地位和能力的不尽一样，但每一个人的寿命却都是上帝预先规定的。”总之，天命是不可违的。“人总是会死的，至于生命的期限均认为由上帝规定。13

2、“阻碍医学发展”说：个别的临床医生同样反对安乐死。他们认为，如果实施安乐死，将不利于我国医学技术的发展和提高，这涉及到对医学技术上所谓“绝症”的认识以及如何

解决绝症的问题。安乐死中所谓的“不治之症”只是一个暂时的相对难题而已。根据医学技术发展史的经验，人类必须相信，“我们掌握的技术己有能力在某种限度内改变死亡的到来之期。在为期不久的将来，我们有可将这种能力扩大到控制死亡。14

3、“危险先例”说：刑法学界，部分学者担心，安乐死一旦立法，必然随之产生一种危险的不良的社会后果。于是，有人担心“一旦针对临终病人确立了安乐死的原则，那么，该原则被适用所有成为家庭和社会负担的人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15“安乐死合法化可能引发非任意安乐死、杀人或大量虐杀的后遗症。”16

4、“人道主义”说：个别人道主义者人为安乐死有悖于人道主义思想的基本宗旨，其本质就剥夺了一个人的实际生命。 综观世界的各国法律、道德、舆论和风俗习惯，对痴呆、严重畸形、伤残乃至各种濒临死亡的人，普遍采取极其宽容的态度，这是人道主义精神在全人类中的普遍体现。17

三、安乐死存在的可行性

(一)存在的合理性

目前我国法律对安乐死还未有明确的规定。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多万人是在痛苦(如癌症晚期的剧烈疼痛)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死亡者中又有相当多的人曾要求过安乐死，但因无法律根据保护而被拒绝，因此他们也只能“含痛死去”。可见其意义深远性和可行性。

生与死是自然的现象，人不仅有生的权利而且有尊严死的权利。对于身患绝症而明知治愈无望而采用人工的方法延续其生命不仅让患者忍受肉体上的痛苦而更是精神上的折磨。这显然是不人道的，同时也损害了患者生命的尊严。从病人家属的角度来看，长期看到自己的亲人长期受到病痛的折磨，自己确无能为力，在经济和精神上都担负着巨大的压力。病情危重无生存希望的病人长期占用医疗设备、医务人员，消耗大量的医疗药品用以延续无治愈希望的病人，显然是对有 1213 《古兰经》第三章第139节 冯沪祥著:((中西生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97页 14南川、黄炎平编译:“与名家一起体验死”，光明日报出版社20以年1月版，第5页 15张毅:“论安乐死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价”，《中国刑事法》2002年第3期，第117一118页。 16夏强:“安乐死合法化探究”，《中国刑事法》2001年第5期，第25页 17杜金香、王晓燕著:《医学伦理学教程》，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211页

5 医疗资源的严重浪费。由此可见，安乐死有助于节约医疗资源，使有限的医疗合理分配。

(二)存在的合法性

安乐死的合法化的关键在于人权是否包括自主选择安乐死的权利。何为人权呢?所谓人权，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人权的本质是要求自由平等的。自由的目的是使人摆脱一切的压迫和歧视获得尊严的生存和全面发展的自由。我国宪法尚未明确规定公民本身的生命权利，但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我国公民享有人身自由的权利。18而安乐死从某中程度上体现的也是一种人身自由的权利。

根据立法规定及刑法理论的通说，犯罪具有上个基本特征，即严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刑罚当罚性。其中，严重社会危害性，是犯罪上个基本特征中首要的特征，也是最本质的特征，是决定一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前提条件。“安乐死”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且在客观上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公民的权利是以法律规定为限。我国法律并没有禁止安乐死，所以公民可以为之。

从犯罪构成来看，安乐死行为和我国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犯罪构成不符。从犯罪客体方面看，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生命权利是每个公民所具有的最基本权利，包括公民生命不受他人非法侵害权和特殊条件下公民对生命的自决权。生命权利是我国法律保护的一种社会关系。从客观来看，故意杀人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违法性是构成本罪的必要特征。安乐死是身患绝症、濒临死亡且忍受极大病痛的病人选择死亡的方式，而非对病人生命的非法剥夺。实施安乐死，对身患绝症的病人生命来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所不同的是死亡过程的加速而已。由此可见，安乐死与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有本质上的区别。从主观来看，故意杀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刑法中所说的故意，应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前提，如行为在客观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行为人在主观上就无犯罪故意可言。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是出于对病人的同情与怜悯，出于人到主义，其目的是为了解除病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使之安然逝去，行为人在主观上根本不存在杀人的故意。19

四、安乐死的实施程序

(一)实施程序

1、申请程序。除无近亲属的病人由单位代为申请外，实施安乐死首先必须有当事人的自己提出。申请必须是以正式的书面形式，写明申请的理由、意图、愿意接受安乐死的承诺，并由当事人签名。

2、确诊程序。所在医院应组成专家组对病人所患的绝症进行确诊，做出书面结论，载明诊断结果和医生对病情说明及处理建议。

3、审查程序。当事人提出申请由医院专家组会诊确认后并需经专业审查和司法审查。首先，进行专业审查：将病人的申请书及医院专家组的确诊意见递交 1819郭春孚：《经济与法》群言出版社，2004年，第5期

肖良平：《对于安乐死的法律思考》载《江西教育学院报》2003年第2期，第28页

6 上级专家委员会(由各个医院该疾病方面诊断专家组成，专家不得少于三人)亲自对病人的情况进行复诊，做出准予或不准予对病人实施安乐死的专业意见。做出准予实施安乐死的决定时，还应就实施安乐死的方法、用药剂量等问题做出详细的规定。其次，需要进行司法审查：专家委员会做出予实施安乐死的决定，应报医院所在地的地(市)级人民检察分院从法律上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由检察委员会决定是否批准。对准予实施安乐死的决定存有疑点，有权要求有关专家做出明确的解释。

4、执行程序。安乐死的最终执行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在批准的时间、地点、方法，由具备资格的医生进行操作。执行应当秘密进行，不向社会公开，地(市)级人民检察分院必须派员到场监督，病人家属有权要求在场见证。

5、备案程序。安乐死虽然不是司法程序，但由于是对人的生命的非司法处置，所以还应当强调对其进行司法监督。这需要执行完毕后附加一个备案程序，由所有参加执行人员当场在有关材料上签字，并加盖医院和检察机关的公章，最后将这些材料送检察机关归档备案。

(二)违法执行安乐死应承担的责任

1、刑事责任：⑪出于善良动机，医护人员或近亲属未经合法的审批程序擅自对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的，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刑罚可以酌情从宽。出于卑劣动机对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的相关人以故意杀人罪论处。⑫审查人员、执行人员、监督人员未履行或未认真履行责任，导致重大医疗事故，严重损害医疗机构与司法机关形象的应以玩忽职守从严论处。

2、民事责任：对于上述违法犯罪行为的个人或单位，受害人家属可以提出民事赔偿请求。

五、关于安乐死的立法思考

安乐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产物，其必然与传统观念产生冲突，也势必给安乐死的立法带来重重阻碍。同时，我国医务人员的思想和技术也有待提高，这也影响着人们对医生诊断的信任度。面对现况，我们既不能消极等待，亦不能急躁贸然进行。安乐死的立法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的精神，循序渐进，从严把握。既要满足人们对安乐死的合理要求，又要尽力避免安乐死的滥用。

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应是濒于死亡并承受巨大痛苦的病人，如无法忍受病体折磨的癌症晚期患者、植物人(不是自然的生命，而是人工制造的没有意识、任认摆布的“生命”)、患有严重生理或智力缺陷的新生儿，现代医学确实无法救治且缺陷将严重影响婴儿今后的生活质量的，而且其法定监护人不愿维持其生命的。

在立法形式上，因我国地域广阔，各民族在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伦理观念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在近期内制定一部在全国范围内适用且内容详尽的《安乐死法》是不太现实的。可考虑采用渐进式方案，先从阻力较小的、公众容易接受的被动安乐死开始，即先由全国人大制定一部内容简略的、仅规定患者可以拒绝治疗，医生也可以尊重患者的意愿、停止对其进行治疗的《自然死亡法》，该法可规定要求安乐死者自己以遗嘱或由其亲属表示同意的方式停止维持其生命的治疗。制定该法实际上是一个过渡，待其施行一段时间后随着科学的生死观深入人心和被动安乐死实施经验的积累、人们观念的变化，此时才可以考虑制定《安

7 乐死法》。同时，我国的安乐死立法应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包含如下内容：

第一，16岁以下患者的安乐死决定必须由其家长或监护人做出，16到18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在同家长商讨后一同做出决定。

第二，必须有医生的诊断。申请安乐死者必须经两名医生(其中一名是患者的主治医生)确诊身患绝症且身体上的病痛程度是药物所不能控制或已处于垂危状态，主治医生必须向患者详细陈述实际病情和后果预测，当一切努力均不可能时才能考虑安乐死，禁止医生向病人作任何可以把安乐死作为一种选择的暗示。必要时，还需要一位心理医生对患者进行诊断，以确认其神志清楚，完全有能力自己做出安乐死的决定。安乐死申请应有上述医生签字同意方为有效。

第三，必须有患者或其亲属的申请。申请安乐死者如果有表达意愿的能力，则必须提交由其亲笔签名的书面申请，若口头提出申请则必须是录音且必须有二名以上的见证人。原则上说，任何人都不能代替患者本人提出安乐死申请。神智不清、无法表达自己意愿的绝症患者，在一般情况下也不能对其实施安乐死，除非他们在神智清楚时已立有希望实施安乐死的遗嘱或有了解病人愿望的亲人提出请求。了解病人愿望的亲人是指那些长期服侍病人、能理解病人真实心愿的家属。当然，患者或其亲属可随时撤回申请。

第四，必须是患者明确、真实且深思熟虑后的意思表示。患者必须以语言或文字明确表示求安乐死，以暗示或其他方式表示的，都不能认为是明确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还必须是患者的真实意思表示而非出自胁迫、欺骗、诱惑等其他非本人意愿的因素。

第五，必须有患者亲属的认可。安乐死申请者的父母、妻子、儿女等共同生活者，必须对申请安乐死的要求共同认可，并在安乐死申请者的申请书上签名。

第六，必须经过专门委员会批准。由具有一定职称的医生和伦理、法律专家组成。病人的安乐死请求经有关医生签署意见后，专家组鉴定提出安乐死申请的病人所患疾病是否为绝症，决定可否实施安乐死。

第七，患者的安乐死申请被批准后，分别要有7天以上的“冷却期”和48小时以上的“等待期”。安乐死申请被批准7天后，如果病人仍然坚持安乐死，那么病人还要再签一份申请书，他自己在这份申请书上签字之后，还要再等48小时，如果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么，安乐死才可以正式实施。

第八，必须经指定医院按照法定程序进行。遵循严格的程序是防止安乐死被滥用的关键，安乐死应体现“安乐”，给死者创造一个愉快或无痛苦的死亡过程。安乐死必须在指定医院施行。并由申请人及其家属签名，施行时必须有死者家属及见证人在场。

第九，必须用医学方法实施安乐死。具体是由医护人员给患者注射针剂或由患者自己服用安眠药片等，所用方法不应使病人遭受不应有的痛苦或使他人产生残酷的感觉。

第十，申请安乐死的患者的主治医生不能因为患者实施安乐死而从死者或其亲属处获得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20

综上所述，安乐死是人类理性面对现实，探索死亡文明的客观体现，是人类社会在文明进程中的一大进步。安乐死问题涉及面虽广，实施难度也很大，但却是十分现实的问题，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观念的不断更新，对安乐死的争论将 20朱沛智：《安乐死及其立法思考》载《科学﹒经济﹒社会》2002年第1期，第7

8、7

9、80页

8 会越来越激烈。社会现实状况表明，面对这样一个群众日益支持的社会问题，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安乐死制度，明确安乐死的非罪性，分清安乐死的罪与非罪的界限是必须而又迫切的。安乐死行为是人性善良的张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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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严领蓉：《关于安乐死立法的思考》载《海南大学学报》2004年12月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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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拿达里﹒安吉尔著，张涛译：《善待生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

5、肖良平：《对于安乐死的法律思考》载《江西教育学院报》2003年第2期

6、朱沛智：《安乐死及其立法思考》载《科学﹒经济﹒社会》2002年第1期

7、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下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

8、郭春孚：《经济与法》群言出版社，2004年，第5期

9、〔美〕保罗·库尔兹著，肖峰译：《21世纪的人道主义》，东方出版社1998年5月版

10、冯沪祥著:((中西生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11、南川、黄炎平编译:“与名家一起体验死”，光明日报出版社20以年1月版

12、张毅:“论安乐死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价”，《中国刑事法》2002年第3期

13、夏强:“安乐死合法化探究”，《中国刑事法》2001年第5期

14、杜金香、王晓燕著:《医学伦理学教程》，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

第三篇： 论安乐死的罪与非罪

李小明

内容摘要：关于安乐死罪与非罪的争议，得到了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安乐死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大多被人放在故意杀人罪的范畴内考量的，但无论从社会的危害性，期待可能性还是违法性阻缺事由上来看，安乐死应当被认定非罪的，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和国外的实践经验，适用于我国安乐死非罪化的主要途径包括事实上的非罪化和法律上的非罪化。

关键词：安乐死：非罪化：理论依据：主要途径。

各位先生女士们，我想问问你们，若我不能批准自己去死，那我这个躯壳多的主人是谁呢?究竟我这个生命是谁拥有呢?这是身患绝症，为争取安乐死合法化的罗德里格斯太太在加拿大一个委员听证会上发出的质问，试问：各位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据统计，截止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上只有13个国家从法律上承认了安乐死，只有11个国家从医学上承认了安乐死，这意味着，在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国家和地区，安乐死仍然被是为犯罪行为，对这一现象，谁又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呢?

一种行为是否犯罪，，不仅要有质的规定，同时也要有量的限制，还都必须要以有社会危害性为前提，而安乐死不具有构成犯罪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虽然剥夺了他人的生命，但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减少病人临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行为人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是病人渴望者死亡的降临，且对病人而言，免受痛苦的死比痛苦不堪的

活着更有价值，在刑法犯罪学理论上，积极的安乐死行为，虽然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但由于其行为与社会既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并不抵触，刑法才有必要将此行为列为犯罪阻却事由之列。据此，安乐死的行为应排除在犯罪之外。

在我国，第一例正是诉诸于法律的安乐死案件在陕西汉中发生以来，安乐死的问题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同时也在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1986年6月28日上午，陕西省汉中市传染病医院肝病科主任蒲连升应患者儿子王明成的要求。指示他人为因患肝硬化腹水病情恶化，治疗无望已神志不清的夏素文7.5mg的“冬眠灵”。并于当日下午在注射一针【100ml】6月29日凌晨5时许，夏死亡。同年9月20日，蒲连升和王明成以涉嫌故意杀人”被捕。此案审理6年之久。1991年4月6日，二被告均被宣布无罪。如被告人对法院宣布他们无罪表示基本满意，但对判决书中认定他们的行为属于故意剥夺他人的生命权的行为表示不服，提出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出抗诉，1992年3月25日，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本案中被告为患者实施了无痛苦的药物注射，并致患者死亡，属于主动安乐死。对于审理此案的的法官来说，若定故意杀人，于请不忍，若不定故意杀人罪，则于法无据。于是法官用《刑法》第八条之规定，笼统的认定为本案情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从而反映出法官“无奈”的智慧。客观的讲，由于安乐死的问题十分的复杂，我国法律对此问题未做明文规定，因此本案在处理过程中乃至

处理以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案虽然是公开起诉和审判的国内第一期安乐死案件，但承办法官以较为狡猾的方式回避了本案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在刑事案件审判上对安乐死给与准确的定性。此种判决不仅是对刑法因果关系的冲突，而却也未对今后此类案件提供参考标准。

安乐死，也成安乐术，尊严死，是指对身患绝症治愈无望或者处于难以忍受的极端痛苦之中濒临死亡的病人，在其本人明白的嘱托下，有医生采取一定措施提前病人的死亡时间，使其平静安乐死去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减轻或者免除病人死亡之前难以忍受的极端痛苦，如果病人丧失表达能力或意志的，可以由近亲属代为提出，安乐死在其本质上属于一种受托杀人的行为，相当与帮助他人自杀,此种行为在我国刑法上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根据安乐死实施的措施不同，安乐死可分为积极的安乐死(即主动安乐死)和消极的安乐死(即被动安乐死)，前者是采取措施加速患者死亡的时间，使其安乐死去，如注射药物，后者是通过停止或撤销维持和延续患者生命的措施，是病人能自然地死去，如关闭呼吸机. 目前，认可消极安乐死的合理存在，并认为实施者不构成犯罪已成为基本共识。但对积极安乐死的定性仍存在分歧和不同，虽然人的生命进程不一定一样，但死亡终归是人生命的一部分，在允许死亡的被动安乐死的形式中，死亡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病人体内肌能的自然退化。基本上是病人生命进程的自然结果，人们在伦理上是愿意接受的。而在主动安乐死的情形下，涉及外部行为的主动介入，是这一来的外

部行为直接导致了死亡结果的发生，人们态度不一，各国刑事司法当局一般奉行不干涉主义政策，即使是少数引起司法当局的关注，也会找各种理由给其开脱罪责或从轻发落。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是以病人死亡为代价。加速死亡和放弃死亡并非截然不同的两种行为，就像对战场上伤势严重抢救无效的重伤员来讲，放弃抢救和加速死亡之间很难说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不应当以法律形式禁止主动的安乐死，而允许被动的安乐死。

纵观各国安乐死的立法，最早出现的事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安乐死法案，1936年英国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并向英国国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1937年美国捏布拉斯加州提出了安乐死法案，波特尔牧师建立了美国安乐死协会，1967年美国建立了安乐死教育协会。1976年9月30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这是第一部使“生前遗嘱”这类书面文件具有法律的权威。1976年底，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会议宣称要尊重人的“尊严死”的权利，在这次会议上，澳大利亚，日本，荷兰，美国的代表共同签署了“东京宣言”。截止1986年，美国已有38个州正式通过了生命“遗嘱法规”。

荷兰在2001年实现了安乐死的合法化，比利时也紧随其后规定了医生能够帮助患绝症的病人实现安乐死，目前，瑞士最高法院颁布了一份判决：必须认识到，永久的，不能治愈的，严重的精神疾病会给人们带来和身体上疾病一样的痛苦，让病人长期生活变得难以忍受和十分痛苦，如果病人经过综合考虑后自愿做出了死亡的决定，那么

医生可以给精神病人服用麻醉药，然后协助病人结束自己的生命”。该判决宣布了一些患有无法治愈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病人也能够实现安乐死。

1998年，我国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有11位人大代表提出了制定“安乐死”的议案，接着，卫生部在答复中虽然提出目前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但其为此委托《健康报》等报刊报道，从当年开始，对安乐死问题展开谈论，并组织有关专家制定“脑死亡”的标准。为今后立法铺路，1997年全国首次举行安乐死学术谈论会。有许多代表表示拥护实施安乐死立法。安乐死立法迫在眉睫。

2011年，我国台湾地区通过“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修正案，根据该案，有意执行安乐死的病人，必须先有两位医师诊断为不可治愈的病人，且需要病人自行签署意愿书，若已经昏迷，则有最亲近亲属集体出具同意书代替，但植物人不适用该规定。可见安乐死已经被很多国家和地区所认可。

第四篇：论安乐死的非犯罪化

摘 要

安乐死是一个带有广泛争论性的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有人开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并由此引发了安乐死应否合法化的大论战。本文在非犯罪化的大的国际趋势下，提出我们应当关注安乐死非犯罪化问题。本文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对安乐死的一些相关的概念理论和国内外目前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外的立法状况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安乐死非罪化在我国的额可行性。第三部分主要通过人权中的生命权的角度分析人有选择自己生命的权利。最后一部分从安乐死实施的社会、技术、对象等条件方面阐述了安乐死的实施条件。因此，对于安乐死这样的社会问题，我们不应回避也无法回避，非犯罪化将成为安乐死问题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关键词：安乐死;非犯罪化;生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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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言 ..................................................................................................................................... 1 1.安乐死的概述 .............................................................................................................. 2 1.1安乐死的概念 ........................................................................................................... 2 1.2西方国家关于安乐死的主要争论 ...................................................................... 2 1.3世界各国关于安乐死的立法发展 ...................................................................... 3 1.4我国法律对安乐死的态度 .................................................................................... 3 2.在我国实行安乐死非犯罪化的可行性 ............................................................. 5 2.1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界定 .................................................................................... 5 2.2安乐死不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和犯罪的构成要件 ..................................... 5 2.3对安乐死定罪处罚不具合理性 .......................................................................... 6 3.人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 ......................................................................................... 8 3.1生命权是基本人权 .................................................................................................. 8 3.2公民通过安乐死处分自己生命权符合民法的基本理念 ............................ 9 4.安乐死的实施条件和对象 ................................................................................... 10 4.1实施安乐死的社会条件 ...................................................................................... 10 4.2实施安乐死的技术条件 ...................................................................................... 10 4.3适用安乐死的对象条件 ...................................................................................... 11 结 论 ......................................................................................................................... 14 参考文献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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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安乐死的非罪化

前言

由于人们对医学预防死亡、延长生命的成就印象太深刻了，以致于人们相信：万能的医学科学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将死亡逆转，从死神手里夺回人的生命。于是，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死亡似乎成了现代医学的目的之一，成了医务人员的主要 责任之一。 然而，不幸的是，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不管投入多少资源来设法推延死亡和减少产生痛苦及残疾的风险，仍然有无数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实际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着极其痛苦而难以忍受的延长死亡过程的医学干预。诚如邱仁宗先生所言，现代医学延长人的死亡，而不是延长人的生命。[1]这种死亡过程的延长使得现代人相比古代人而言是倍受病痛折磨，由此便引发了安乐死问题近百年来的争论。

事实上，这些争论的发生都是基于对生命的尊重，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他们却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法律概念——“权利”。生命权无疑是公民最基本的人身权利。而所谓权利是指公民所享有的一种选择的自由。那么既然公民享有生命权，就有选择生或死的自由。当然，由于生命的宝贵以及不可再生的性质和基于对生命的尊重，避免权利人轻率地处分自己的生命和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各国法律对生命权的处分均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不能矫枉过正，忽视了生命权作为公民最基本人权的本质。假设当一个病人处于身患绝症，极度痛苦，想要结束生命却无力自杀的情况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其亲人、相关医务人员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她)在痛苦中挣扎直至死亡。如果谁不愿再看到病人继续痛苦地挣扎，竟然动手帮其“解脱”，那么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他(她)就应当承担故意杀人的罪责。这种状况合情吗?合理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法律是公意的体现，这种明显不符合情理的法律，显 [1] 邱仁宗：《生命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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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违背公意的。违背公意的法律就应该被修订。因此，本文通过对西方各国关于“安乐死”的立法发展和我国“安乐死”现状的研究，试图从刑法法理和公民基本人权的角度论证在我国实施“安乐死”非犯罪化的可行性。以期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通过司法解释的手段实现“安乐死”的非犯罪化。笔者认为，这恰恰是对公民人权的最大尊重，对公民人命权的最大尊重和对在死亡面前痛苦挣扎的人们的终极人道主义关怀。

1.安乐死的概述

1.1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亦称安死术,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安乐死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一词，本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在古希腊、罗马，虽然抛弃老人的做法被禁止，但是，人们可以随意处置有先天缺陷的新生儿，也允许病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由他人帮助死亡。很显然，这些所谓的古老渊源的“安乐死”跟现代意义的安乐死有天壤之别。现代意义的安乐死是从19世纪开始。自20世纪30年代始，西方一些国家开始对安乐死问题进行讨论。

[2]1.2西方国家关于安乐死的主要争论

安乐死是一个世界性话题，同时也一直是一个让人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它直接针对如何对待生命这一最根本的问题，各国在法律和政策上均比较谨慎。纵观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关于安乐死的争论,对安乐死问题主要持以下两种观点：

否定说认为：人的生命具有绝对价值，“生命尊重之理念，是人类从事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任何人都无权通过任何方式以任何理由来剥夺他人的生命。具体理由如下：(1)保障人的生命是人道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实施安乐死 [2] 徐宗良：《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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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人道主义的根本原则相悖。(2)就价本身而言，个人对其生命不能让与和支配，无权就放弃自己的生命而为承诺。(3)如果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则给他人的生命带来一种危机感，安乐死难免成为他人实施杀人的工具之嫌疑，成为违法行为合法化的包装外衣。(4)从医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没有永远无法根治的疾病，现在的不治之症以后有可能被根治。而实施安乐死，就有可能错过这些机会。(5)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医生的职业道德要求其必须尽力挽救病人的生命，而非实施相反的行为。

肯定说则认为：在不危及他人、国家、社会利益的前提下，个人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在其实际上丧失继续生存的可能性时，结束其生命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应。其理由如下：(1)安乐死实施的对象仅限于生命垂危的晚期绝症病人，延长这些病人的生命实际上是让他们“活受罪”，在病人不能忍受的痛苦折磨的情况下，实行安乐死是合乎人道的，也是符合病人的切身利益的。(2)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体现了对人的生命权(包括生存权与死亡权)的尊重。(3)如果法律所规定的安乐死之实体要件及程序要件能够保证安乐死确实出于病人之自愿，则可有效避免其成为他人实施杀人的工具，实现违法性之阻却，而建立一套完整而科学的安乐死制度不是不可能的。(4)现代医疗技术可以延长人的生命，但这是以延长病人痛苦为代价的。在此种情况下，一个身患不治之症的而又无法忍受的痛苦折磨的病人，完全有权选择安乐死的方式结束生命。(5)救死扶伤虽为医德之要求，但迫于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压力而竭力挽救一个痛苦难当，无康复之希望而自愿求死之人，实无多大现实意义。相反，这种做法必然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浪费，有违社会效益原则。

1.3世界各国关于安乐死的立法发展

关于安乐死的立法，各国不甚一致。1906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出现了最早的安乐死法案。自20世纪30年代始，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对安乐死立法问题进行讨论。先是在瑞士和德国，经过修改刑法，安乐死不被判作谋杀，也不按照谋杀处罚;在挪威的刑法中，将“仁慈杀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罪行处理。继而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首先通过了《自然死法》，到1984年，美国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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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通过了类似法案。日本则通过法院对刑法中有关“正当行为”和“紧急避难”的解释，给安乐死以有条件的认可。1996年，澳大利亚将安乐死写进了法律，使澳大利亚人第一个取得了自由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在荷兰，肯定“安乐死”的理论则也得到了立法和司法界的采纳，2001年，荷兰颁布了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令，就“安乐死”的一系列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安乐死实现了有条件的合法化。受其影响，英国判例也对“安乐死”逐渐采取宽容态度，并相继有条件地承认了“安乐死”。但是，也有不少国家如法国、中国等认为安乐死为非法，主动帮助病人死亡甚至还要受到刑事处罚。

1.4我国法律对安乐死的态度

根据我国现行的《刑法》解释，安乐死属于违法行为，在我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有人主张推动安乐死，也有人在实践安乐死，也有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认为，我国现在在安乐死的问题上所进行的讨论，从一开始就犯了一个方向性错误。[3]主张把安乐死当做犯罪处理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主张安乐死合法化在法理上、在伦理上也有它的合理之处。在安乐死是否合法化的层面上争论是意义不大的。在安乐死的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另辟蹊径，不从是否合法化的角度考虑，而是从是否非犯罪化的角度来考虑。

[3] 梁根林：《非犯罪化和中国的安乐死问题》,载《中国刑法》，2002年第4期，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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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我国实行安乐死非犯罪化的可行性

司法实践中，安乐死案件常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实际上二者存在本质上的区别。陈兴良教授提出了“犯罪本质二元论”，即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同为犯罪的本质特征。该理论认为“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的统一，就是社会危害性”;“再犯可能与初犯可能的统一，就是人身危险性”。[4]下面将从犯罪的本质特征、构成要件以及刑罚目的几个方面来论证在我国实行安乐死非犯罪化的可行性。

2.1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界定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

危害性，而社会危害性被理解为一个决定是否成立犯罪的“最模糊的概念”。[5]我国刑法第十三条有关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个规定本来可以成为对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认定为无罪的法律根据，但是由于它并没有揭示出社会危害性究竟是什么，所以导致法官认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并非“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而认定为有罪。

2.2安乐死不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和犯罪的构成要件

众所周知，行为必须侵犯一定的法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是构成犯罪的前提条件。而客观方面“安乐死”却恰恰“适应了社会的客观需要，使患有绝症、痛苦难忍的患者解除了痛苦，使患者的家属从沉重的拖累中解脱出来，节约了资财，减轻了国家、集体与家属的负担，还有利于优生优育。” 可见，“安乐死”行为不仅不具有危害社会的性质，而且还对社会有益。主观方面，行为人实施“安乐死”完全出于善良的动机，因而也不具有危害社会的意图;再者，从刑罚目的即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出发，对实施“安乐死”行为定罪科刑并不能达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效果，只会使医生产生抵制情绪，同样对他人也起不到应有的威慑作用，失去群众基础的刑罚 [4][5] 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页。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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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会助长其不满情绪，起不到一般预防作用。 可见，“安乐死”在法学理论上符合我国刑法的理性;相反，如果对“安乐死”定罪科刑却达不到任何刑罚目的而违背刑法理性的初衷。

其次,从犯罪效益来看，一般来讲，犯罪效益指犯罪给犯罪人带来的利益与好处。这种利益与好处，必然与犯罪成本之间有一个差额。正是这一差额利益激励着犯罪人不断强化自己的犯罪意识，并最后形成犯罪决意，进而实施犯罪行为，达到犯罪人所追求的犯罪效果。[6]反过来，假若犯罪不能给犯罪人带来任何好处或利益(这种利益或好处是犯罪人对犯罪行为的预期利益)，这种貌似犯罪的行为实质上并不能称之为犯罪。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安乐死，对执行医师而言都没有丝毫利益。它是一种基于人道主义的情感，对因患有不治之症、遭受极端痛苦的垂危病人给予医药上的特殊处理而使之无痛苦地死亡的行为。在法律尚无明文规定其行为的合法性之前，安乐死之执行医师可以说是冒着身陷囹圄之危险，基于同情或怜悯而以积极的作为或消极的不作为而实施“杀人”行为。而该行为对其本人来说又没有任何利益。依照前述理论，既然该种行为对行为人没有任何利益，怎么能称之为犯罪呢?就如同正当防卫者因正义或怜悯或同情而对施害者进行防卫以保卫他人之合法权益一样，正当防卫并不能给防卫者带来利益，他因正当防卫而获得的心理上的满足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而并不是仅仅为了自己的满足，因而也就不能对这种杀伤行为以犯罪论处。

2.3对安乐死定罪处罚不具合理性

从对安乐死定罪处罚的不合理性看：犯罪是刑罚的前提，刑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二者密切相关。将刑罚独立出来加以分析，可以验证前述理论，进一步说明对安乐死定罪处罚的不合理性。第一，刑罚目的主要是指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前者是指防止犯罪人再次犯罪，后者指预防社会其他成员犯罪。在安乐死这个问题上，就特殊预防角度来讲，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出于人道主义，并无任何犯罪故意。如果对其施加刑罚，很可能使其产生对国家 [6] 陈正云：《刑法的经济分析》，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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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的仇视。从一般预防角度看,对给病人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定罪处刑，将引起广大医务工作者的不满，民众可能造成大量怨言。犹为可怕的是刑罚的公正性和法律的权威性将可能受到怀疑。第二，从刑罚自身性质和存在意义上，刑罚可以说是一种“必要的恶”，针对的是犯罪这种“禁止的恶”，二者相伴而生，刑罚存在的惟一价值就是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正义，稳定社会秩序。安乐死是痛苦人的理性选择下的真实意愿表达，医生的实施不过是这种愿望的满足，如果这种行为遭到刑罚，那么，刑罚将失去其本意，法律也难以保持其正义，这只能说明一件事——刑罚在这里丧失了法的公正性，成了完全的罪恶。上述犯罪与刑罚的分析，可看出安乐死实际上应属于排除犯罪性行为，即外表上似乎符合某种犯罪构成，实质上，不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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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乐死的法理依据

在评价长期以来人们关于安乐死的争论时，应当承认，争论双方都或多或少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否则，我们等于否认这么多用心之人的诚实、理性和认知能力。但要从根本上阻却安乐死的违法性关键在于弄清病人到底有无自主选择安乐死的权利，所以要正本清源地说明安乐死的非犯罪化，就必须对人有无选择安乐死的权利进行法理方面的探讨。

3.1生命权是基本人权

法律学上的生命，并不是泛指一切生物的，而仅指自然人的生命。它是人体维持其生存的基本物质活动能力，是人的最高人格利益，具有至高无上的人格价值，是人的第一尊严。生命权是独立的人格权,它是自然人以其生命维持和安全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利。从其内容来看，生命权包括生命安全维护权、生命利益支配权和保护请求权。从其性质来看，生命权是指自然人支配自己生命，以防他人干涉的权利，是对世权，是支配权。可以看出生命权本身就包含了权利主体支配自己生命，并且可以以一种社会认同的目的处分自己的生命之内涵。事实上即使处分生命的目的不为社会所认同，如自杀，也只能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因为法律不能对自杀成功者起诉并使其受到法律制裁，法律不可能禁止自杀。

民法上的生命权利是与公民天赋的人权分不开的，或者说正是因为公民具有天赋的人权，民法才对生命权利加以保护，所以研究人的生命权利就不能不了解一下哲学上权利。英国哲学家洛克认为：人有决定其行动和处理其财产和人身的天然权利，毋须得到任何人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而按照英国另一位哲学家休谟的观点，如果人类可以设法延长生命，那么人类也可以缩短生命。换言之，生与死都是人的权利。所以自然人中止自己的生命(自杀、安乐死、献身等)是一种事实权利，尽管这在一些国家的法律上不被看作是人的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事实发生的事例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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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公民通过安乐死处分自己生命权符合民法的基本理念

所有的医疗手段都建立在使病人减少痛苦的基础之上，如果一切医疗手段都已经失效，而此时要给予病人的最大利益就是同情和让病人能够更加舒服一些，停止延长病人的医疗手段就成为一种必要。安乐死正是身患绝症的病人对其生命利益绝对支配的表现形式，符合传统民法学理论将生命权定性为绝对性支配权的理论。民法学理论认为民事权利是私权，“私权神圣”、“意思自治”、“权利自主”是民法理论的基本理念。安乐死应该是民事主体对自己生命利益支配的表现形式之一，这一逻辑的结果必然是人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

综上所述，以上分析了安乐死的权利基础，从普遍意义上讲安乐死是合乎法理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人人都有以安乐死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但是，是否任何民事主体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选择安乐死呢?正如上文安乐死的概念所指出的，安乐死只是在病人患有痛苦不堪的疾病无法治愈，且濒临死亡的条件下才可实施的，并非在任何情况下病人都可选择实施安乐死，即安乐死权利的享有以一定的实体条件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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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乐死的实施条件和对象

4.1实施安乐死的社会条件

安乐死一直是世界各国议论纷纭但又颇有争议的话题。在此间参会的政协委员田世宜在其递交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的一份提案中呼吁，中国对安乐死不应一味回避。

田世宜委员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着手研究与安乐死相关的法律和立法，首先允许公民在法律严格界定的条件下有权选择安乐死，然后再在操作上做出具体的规定，并运用高科技开发临终关怀服务产业，使人类创造的法律和高科技手段能够有效地服务于人自生至死的全过程。

田世宜委员在提案中说，不久前媒体关于一老人在其九十二岁老母长期昏迷无法治愈情况下，请求医院实施安乐死遭拒绝后将母电死，后被判刑五年的报道，使他受到很大震动。

他认为，在病人重病不治的情况下，为减轻痛苦和家属的沉重负担，安乐死可能是病人和家属的一种自主选择。对此，中国医学界要求立法实施安乐死的呼声一直不断。

全国人大代表也曾多次联名提出对安乐死立法的议案，一九八八年在上海也召开过安乐死学术研讨会。有关调查显示，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被调查者赞成立法实施安乐死

4.2实施安乐死的技术条件

世界各国对安乐死问题争论不休，关键是一个国情问题。而在国情问题中，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7]当今只有荷兰一个国家真正通过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而且荷兰的立法还很激进，并没有把接受安乐死的资格限于末期病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荷兰的国情与其他各国有较大的差异，至少有以下三个显著不同的地方：(1)荷兰的医疗服务可以说是全世界 [7] 周旺生：《立法学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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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家庭医师制度也推行得很不错。95% 以上的老百姓都有私人医疗保险。长期疗养也包含在医疗保险范围内，并且涵盖没有私人保险的少数人。(2)荷兰的缓和医疗非常进步，几乎每家医院都有疼痛控制及缓和医疗中心。(3)当年纳粹占领时期，只有荷兰的医生没有参与纳粹的“安乐死计划”(1938年，希特勒建立“安乐死中心”，借口实施安乐死，共计杀死20多万人。)。[8]这个历史事实显示出在荷兰医生与病人有高度彼此信赖的传统，而且大部分病人都与他们的家庭医师有着长久的友谊。这三个因素是其它许多国家望尘莫及的。

4.3适用安乐死的对象条件

4.3.1积极条件

我国关于安乐死对象的研究,始于80年代初,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是以“汉中事件”为标志的。80年代关于安乐死的两次大型讨论,都涉及到安乐死的对象问题。一是《健康报》发起的“我谈安乐死”的公众性讨论。这次讨论的中心是“如何看待安乐死”的问题,主要反映了公众对安乐死问题的一般认识和基本态度,远未就“对象”问题进行深入的专门性的讨论。二是1988年全国百余名专家、学者聚首上海举行的全国安乐死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中对安乐死对象的理解集中为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把安乐死对象规定为三种具体情况：极其疼痛和痛苦的临终病人;脑死亡病人;有严重缺陷的新生儿和极低出生体重儿。另一种意见把安乐死对象限定为上述第一种情况，排除后两种情况，其理由分别为“脑死亡病人”已死亡，“严重缺陷的新生儿和极低出生体重儿”没有意愿。这次安乐死对象上的讨论在观点上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是对80年代关于“对象”讨论的总结。进入9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在原来的基础上对“对象”的范围又作了扩充。有的认为“对象”还应包括“病人已失去有意义的生命，如全身严重瘫痪、本人极其痛苦强烈要求帮助自己死亡的”。八届人大的部分代表在提议为安乐死立法时,则更为具体地把“对象”表述为：“安乐死的实施范围为，肉体痛苦无法忍受的晚期不治之症的病人，主要是恶 [8] [美]亨利·弗莱德兰德 著，赵永前译：《从“安乐死”到最终解决》，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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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肿瘤及红斑狼疮病人、艾滋病人、不包括医学尚未统一死亡标准的脑死病人及先天畸型婴儿等。”[9]

作为法律的界定，安乐死的对象应当满足两方面的条件：一是自然条件，即存在死亡痛苦，有解除其极端痛苦使之安乐死的必要;二是权利条件，公民

[10]有享得安乐死的权利并行使这种权利。因此，法律意义上的安乐死对象应是：自愿要求解除精神及肉体极端痛苦的濒临死亡的绝症患者。“极端痛苦”是判定是否属于安乐死对象的自然条件或者客观条件。“自愿要求”是指公民根据本人的意愿和利益明确地作出选择安乐死的意思表示，这是权利条件或者主观条件。存在“精神及肉体极端痛苦”，是客观条件，具有具备了这一条件，才能申请安乐死，否则不能申请，申请也不予受理。这一条件划定了安乐死对象的基本范围，但是，在这一范围内的存在“死亡极端痛苦者”未必都要求安乐死，有的不愿或不要求安乐死，只有那些自愿要求安乐死的才成为安乐死的对象。即还必须具备“自愿要求”这一权利性条件。是否选择安乐死，必须由本人作出决定。法律上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都不可。

4.3.2消极条件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植物人不符合安乐死对象的主客观条件，不属于安乐死对象的范围。第一，他不能感知痛苦。并不是所有植物人都存在躯体痛苦，即使存在躯体痛苦，其本人也因无意识而无法感知。对于植物人本身来说，也就不存在痛苦与不痛苦问题。第二，植物人无意愿，更不能表达意愿，无法符合安乐死对象的“主观条件”。植物人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负担是显而易见的，但不能因此将其列入安乐死对象予以解决。一些研究和讨论，将植物人列入安乐死的对象范围，借此解决植物人问题带来的弊端，给安乐死问题的研究造成了一定混乱，因此，必须明确，植物人不能成为安乐死对象。

实施安乐死必须严格限定在法定对象和条件内，绝不允许在此之外而随意决定对弱智儿童、重度精神病人、严重畸形或严重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儿、有生理缺陷的人和身患重病的老人实施安乐死。否则，将以故意杀人罪来追究有关 [9][10] 冯秀云：《安乐死对象的界定》，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第28页。

魏振瀛：《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2000年版，第6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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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4.3.3我国实施安乐死的发展展望

既然人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又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国情，并结合社会道德伦理和传统，应该说在我国实行安乐死的非犯罪化比主张合法化更具可行性，而且我国在处理安乐死问题上可以采取这样一个思路：首先从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开始入手，积累经验，看看社会反映，看看实施效果，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逐渐过渡到法律上的非犯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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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尽管安乐死还会面临这样那样的置疑，但社会现实状况已表明面对这样一个群众日益支持的社会问题，我们不应回避也无法回避。安乐死有利于国家、社会和个人，符合社会文明客观发展规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非犯罪化将成为安乐死问题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让我们记住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话吧：“如果我们不做任何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何况安乐死合法化已是前人做过的事--笔者)，我们就会呆在一个地方，法律将停止不前，而世界上其它事情将继续前进。” [11]

在我看来，对待在我国的安乐死的问题，法律上的非犯罪化在目前看来取决于法律上的正式安排条件是不是成熟。这涉及我国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否足以为安乐死提供社会伦理的保障，我国的福利卫生与社会医疗体系，是否能为安乐死提供社会保障，医务界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状况以及医术水平，能否得到社会的普遍信任等等有着不可分的联系。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给安乐死行为出罪、阻却罪责，给它作正当化处理或者至少不罚的一个路径。

总之，从形式上来看，安乐死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人以特定的方式剥夺了特定对象的生命权利。但实质上，安乐死不具有构成犯罪所要求的相当社会危害性，行为人的直接目的虽然是剥夺了病患者的生命，但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减少病人临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行为人虽然是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但病人本人渴望着死亡的降临，且对病人而言免受痛苦地死比痛苦不堪地生更有价值。可见安乐死是一种正当行为，其不具备犯罪成立的消极要件。 安乐死非犯罪化是一种观念的更新，也是对生命和死亡的再认识。安乐死非犯罪化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刑法现代文明的要求。

[11] [英]丹宁著，刘庸安、绪文镇译：《法律的训诫》，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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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徐宗良：《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 梁根林：《非犯罪化和中国的安乐死问题》，《中国刑法》，2002(4); [3] 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 陈正云：《刑法的经济分析》，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

[6] [美]亨利·弗莱德兰德著，赵永前译，《从“安乐死”到最终解决》， 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7] 冯秀云.《安乐死对象的界定》，《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3); [8] 魏振瀛，《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2000 年版

[9] [英]丹宁著，刘庸安、绪文镇译.《法律的训诫》，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

[10] 胡平，《安乐死刑法意义的思考》，《法治论丛》，2002(5); [11] 刘三木，《安乐死的合法性问题初探》，《法学评论》，2003(2); [12] 王红漫，《安乐死问题立法进展比较》，《现代法学》，2001(4); [13] 刘三木、汪再祥，《关于安乐死的若干争议问题之讨》，《法学评论》， 2004(6);

[14] David S.Oderberg,Applied Ethics(Oxford: Blackwell Pulishers Ltd )(2000)，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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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论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

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史中，人类对死亡的观念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着。从最初盲目畏惧死亡发展到消极平静地接受死亡，最后发展到积极主动地规范死亡，人类对死亡这一自然法则的心理轨迹，反映了人类对生命价值理解的升华和对生命保护力度的加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是否接受死亡，而是如何接受。“安乐死”这一社会问题正是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从它一出现，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议。这场争议在国外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已进入了我国并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安乐死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问题，其本身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才能推动其合法化。本文以此为宗旨，对安乐死的实质、安乐死的立法理由及立法步聚、内容进行论述，以期促进安乐死在我国早日立法。

一、安乐死问题的实质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其原意为“没有痛苦的死亡”。而安乐死的现代含义则是指“对于现代医学条件下无可挽救其生命的濒死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而采取适当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生命的行为”。

根据这一概念，笔者认为，安乐死问题实际上是接受死亡法则的生命处置问题。这类行为实质上是以生命终结法则为基础的针对生命终结方式的处置。故可以将安乐死的实质界定为“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而不能将涉及生命处置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安乐死主要针对如何选择生命终结方式，而不是针对生命处置方式。因为生命处置方式包括的两层意思：一者为挽救生命，一者为终结生命。而安乐死不是在生命处置方式这一层面上去选择是挽救还是终结生命。它仅仅是在已无法挽救生命的前提下去选择采用何种最佳方式去终结生命。因此安乐死的实质是“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优死”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个观点：第一，安乐死是一种死亡状态，不是死亡 原因，故它不能与自然病亡、病理死亡和意外死亡这三种死亡原因并列为第四种独立的死亡原因;第二，安乐死的对象是当代医学上无可挽救其生命的痛苦的濒死者;第三，安乐死是人工控制的死亡状态，其目的重在使病人“安乐”，不在使病人“死亡”。

二、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必要性及可能性

(一) 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必要性

1、 国际安乐死运动的不断壮大 安乐死作为一种零星的社会现象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提出和研究，却是在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才开始的。并在以后的岁月中愈演愈烈，发展成为一项新的人权运动-安乐死运动。

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有人开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并由此引发了安乐死应否合法化的大论战。从30年代到50年代，尽管英国、美国、瑞典等一些国家有人发起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或向国会提出允许安乐死的议案。但是，由于对安乐死问题的认识不清，并且担心被人利用而导致“合法杀人”，社会上绝大部分民众反对安乐死。二战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赞成安乐死的观点开始呈上升趋势，有关安乐死的民间运动和立法运动也日益增多。1967年美国建立了安乐死教育学会。1969年英国国会辩论安乐死立法法案。1976年日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宣称要尊重人“尊严的死”的权利。1993年2月，荷兰通过了一项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其后两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也通过了类似法案。据有关民意测验统计，进入90年代，美、法两国支持安乐死的比率分别为90%和85%.荷兰立下患致命疾病时授权医生实施安乐死遗嘱的已有10万人。而日本、瑞士等国家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也与日俱增。可见在一些发达国家，民众对安乐死已由不理解到理解，由反对转而支持。安乐死作为人的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普遍意义，为其立法的工作也是势在必行。

2、 我国对生命保护法律体系欠佳的现实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是应社会的要求产生的。就死亡过程而言，只要社会提出了明确要求，则法律就应该认真对待，尊重社会的要求。而安乐死之所以在我国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就在于它已成为社会需求的强烈表现。但是，出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对其进行规范，从而导致了对生命保护的不力。尽管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将安乐死作为犯罪来处理，以此防止因实施安乐死而导致的各种弊端。但是这种“一杆打死”的做法并不符合社会要求，从而也不能使人们自觉遵守，而只是导致人们对其规避。

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半公开的或隐蔽的对病人采用类似安乐死的做法虽然比比皆是，但法律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各种制度还没有建立，故对此却显得无能为力。例如，我国大多数医院公开规定拒收晚期癌症病人，放弃对其救治，这实际就是一种不作为的安乐死方式。我国卫生部关于对晚期癌症病人一再放宽使用麻醉药物限度的规定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安乐死变相的认可。另外，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医院因缺乏必要的昂贵医用器械或药品而停止对病人积极地救治而导致其死亡，或者病人家属因费用太高而根本不送病人入院治疗而放任其死亡的情况也时常发生。这些现象虽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会关注不够，法律规范和监督不力，人们往往对此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对此提出疑议，至于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就更不用提了。这种因立法空白导致的社会实际操作上对生命处置的放任不利于对人们生命的保护。因此，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完善对生命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 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可能性

安乐死问题研究尽管在我国起步较晚，是在80年代中期因一起医疗纠纷案件引发的。但随着社会对其越来越关注，国内理论界对安乐死的研究也在一步步深入。这有利于人们真正认识安乐死的社会价值，并推动安乐死立法运动在我国的发展。笔者认为，目前我国要将安乐死合法化，理论上要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必须论证安乐死非罪化;第二是须证明安乐死合理化，即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原则。这两个问题奠定了安乐死立法的道德基础。

1、 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安乐死非罪化是安乐死合法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只有先解决它，才能帮助司法机关正确断案，不被形式上的假象所蒙蔽，以避免公民(主要是医生)因对病人实施人道的安乐死而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从而有利于实现对公民人权的保护。

首先，我国现行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或类似行为是犯罪，因此将其作为犯罪处理缺乏法律依据。

其次，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本质的规定，任何一种犯罪都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应受刑罚性。这三个特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社会危害性是三个特征中最基本的特征，也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故一个不具备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当然不具备犯罪的其余两个特征。笔者认为以安乐死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因为如果说安乐死行为是犯罪的话，则根据在于说它侵犯了人的生命权。但是笔者在前文已提出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处置，而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是行为人依病人承诺对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人工调控。它不是对生命权的侵犯，相反，它是在尊重病人生命权的基础上的对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优化处置。采取这种优化处置，不但可以解除绝症患者的痛苦，保持其人格尊严，而且可以减轻社会与其家属的物质、精神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安乐死不但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反而对社会有益。基于此，实行安乐死的行为因不具备社会危害性，也就当然不具备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性。因此，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是犯罪。 最后，根据故意杀人罪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来看，安乐死-特别是采用作为方式实施的安乐死-虽然与故意杀人罪的客观方面有某些相似，但在本质上二者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行为，不能混为一谈。第一，二者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动机而实施的帮助自杀行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因为被害人非必然死亡之人(不是指终极意义上的死亡)，行为人可以采取规劝或其它措施去避免死亡的发生，但行为人不但没有采取措施去避免，反而主动促使其发生，故其行为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安乐死则没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权。因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都是特定的患有不治之症的垂危病人。他们的生命在短期内已确定将终结。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故实施安乐死只是遵守这一法则而对病人的生命终结方式进行人工优化。因此，安乐死不侵犯人的生命权;第二，二者主观方面不同。故意杀人的行为不论其杀人的动机是为情为仇或其他，其直接目的都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行为人都具备主 观上的罪过，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动请求下，出于同情、怜悯等心理，按严格条件和程序对其实施安乐死，其直接目的仅是解除绝症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观上无罪过，因此，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实施安乐死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也不应当将其作为其他任何名义下的犯罪来处理。因此，除刑法理论上应对其正名以外，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应该停止将其作为犯罪来处理，以避免错误地使有关当事人承担刑事责任。

2、 安乐死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

安乐死合法化的最大障碍在于安乐死问题的提出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医德及人道主义原则相违背。然而，众所周知，伦理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属于社会上层建筑，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是与非的观念和行为的总和。在一定社会中人们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会形成不同的道德。而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人们的道德评价标准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因此，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当人们的道德观念不断发生变化时，评价安乐死的社会价值和道德标准也不能僵化不变。

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民众对安乐死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由不理解到理解，由反对到支持的历程。我国由于对安乐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有人反对，认为它不符合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这是很正常的。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传统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摒弃其中不适合时代需要的陈腐观念，吸收顺应时代发展的合理因素，按现代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去重新评价安乐死问题。 首先，传统的道德观念认为“好死不如赖活”。这种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因此有人不同意让绝症患者选择死亡方式，不同意他们借助安乐死寻求解脱。这种观念以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合理吗?不!因为现代人的道德观念认为死亡是人生的必然现象，一个人不但有生的权利，也应当有死的权利。人们渴望“优生”，也需要“优死”。当一个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的病人在病痛难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为其缓解痛苦。我们必须从病人利益出发，不应该为所谓的“社会公益和医学进步”而把病人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发现救命良方，从而忽视病人万分痛苦的客观现实。当一个理智的绝症患者为了不再忍受病痛折磨，选择了以安静方式离开人世，从而保持其人格尊严时，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这样做呢?毕竟，这种做法 比那种靠人工方式维持生命从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和人道主义啊。 其次，受传统封建道德思想束缚，许多病人的子女迫于社会压力，在眼看着自己父母倍受病痛折磨时也不支持父母实施安乐死。因为怕被社会视为“大逆不道”或“不肖子孙”。他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毫无效果的救治，在给自己带来巨大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在浪费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这种做法符合现代伦理道德吗?显然不!现代的道德观念认为生与死的社会价值也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之一。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反之则否。将有限的资源耗费在不能治好的人身上，从而使其他更多的能够被挽救的人失去治疗的机会，这不但违背了公正原则，也不符合社会价值观。因此，我们应当支持安乐死，从而一方面可以减轻病人家属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宝贵的医疗资源尽可能合理地使用到有价值的地方，这种做法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 最后，传统的医德认为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对垂危病人要想方设法抢救，这样医生才尽到职责。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常常是忽视了患者本身的需要，忽视了患者倍受病痛折磨的现实，这真是合乎医德吗?笔者不以为然。笔者认为医生“救死扶伤”时不但要保护病人的生命，同时也要重视减轻病人的痛苦。“救死”的概念是指尽可能挽救可以挽救的生命，而非指挽救死亡。对那些倍受痛苦折磨而在现阶段又拿不出有效救治手段加以解决的绝症病人，要顾及其根本利益及当前利益。道德的做法是在病人同意的前提下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劳无功的办法去增加病人的痛苦。传统的医德只讲义务，而现代医德则更注重价值，注重尊重病人的尊严和权利。 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当我们以逐步形成的新的道德规范去审视安乐死问题时，不难发现，安乐死并不违背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因此安乐死合法化有其自身的道德基础，也能够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所普通接受。

三、安乐死在中国立法的几项建议

(一) 进行安乐死的宣传教育

实施安乐死因为涉及人命，必须慎重行事免出偏差。在我国现阶段，应该在立法前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从而为立法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宣传的内容包括：

1、 安乐死本质的宣传

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处置，并不解决生死问题，它实质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是对死亡方式进行优化的行为。它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

2、 安乐死目的的宣传

安乐死并不是提倡早死，而是在生命已无法挽救的情况下，尊重病人的意愿，为其提供消除痛苦的医学服务。

3、安乐死价值的宣传

安乐死一方面可减轻家庭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因此要明确研究安乐死是人类的一种文明追求，是人类死亡的文明化，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由点到面逐步推广实施

虽然安乐死急需社会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但是我国目前还存在着诸多影响其立法的客观因素。首先，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医疗水平有很大差异。因此，对安乐死上关于“现代医学上的不治之症”的确认，需要达到一定水平，具备一定医疗条件的单位作出。其次，由于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差别较大，对安乐死的接受程度也不相同。因此，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安乐死的条件还不成熟。但可以在具备条件的省、市制定地方性法规，试点性施行，分层次过渡，从而逐步在全国推广开来。待时机成熟时再制定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安乐死法律。这样做的好处是循序渐进，避免因条件不合而导致安乐死的滥用，从而造成“合法化杀人”，破坏现存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 安乐死的实施条件、程序与法律责任

1、 安乐死的实施条件

(1) 安乐死的适用对象

这是实施安乐死最关键之处。必须符合下面两个方面：

一、根据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判断，病人患有不治之症，已无法挽救其生命;

二、病人在临近死亡期间，伴随有难以忍受的剧烈的肉体和精神痛苦。 对本项条件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第

一、这里适用的对象是伴有不堪忍受的痛苦折磨的濒死绝症病人，不包括不可逆性的植物人、无脑儿及先天性重度痴呆儿。因为这些人没有不可忍受的痛苦，也非临近死亡的濒死病人，故不能对他们适用安乐死。第

二、患者的痛苦包括了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这里因为痛苦是患者个人的自我感受，与人的主观精神有关。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肉体上痛苦不堪但精神上仍然保持乐观向上的人会提出安乐死的请求。我们也反对病人并无肉体的痛苦，只因精神苦闷而寻求轻生。因此患者提出请求的基础须是肉体与精神都痛苦，两者缺一不可。 (2) 安乐死的适用前提

基于对生命神圣性的尊重，原则上除患者本人以外的其他任何人和单位都不能提出对濒死患者实施安乐死。因此，作为实施主体的医院绝对无权主动对病人采取安乐死。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当病人神志不清，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时，病人的近亲属(指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同胞兄弟姐妹)基于与病人的血亲关系，可以提出为病人实施安乐死的委托，并将该委托推定为病人本人的意思表示。同时，必须确信该近亲属的委托为真诚之委托，并仅仅是基于解除患者难忍痛苦之目的而无其它不良之企图。 (3) 安乐死的实施主体

安乐死只能由达到一定级别的医院中的有一定资格的医护人员在对患者进行了严格的鉴定、审批程序后实施。其他人员虽基于善良动机实施仍为非法。

(4) 安乐死的适用条件

必须是医生对为病人消除痛苦的一切必要且可实行的措施均已采用过而仍不能制止病人痛苦时，为达到解除患者不堪忍受之痛苦的目的而不得已实施。

(5) 安乐死的适用方法

必须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能达到使患者安然无痛苦离开人世的基本要求。

2、 安乐死的实施程序

基于安乐死的特殊性，立法时必须对实施程序进行严格规定，以防止个别人钻法律空子。笔者认为实施程序可分为三个部分：

(1)申请程序

必须在具有相当级别的医疗单位的确诊意见和必要的医疗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患者神智清楚时应由其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如果患者已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时，则可由其近亲属提出，申请须无不良企图且由全体近亲属一致同意。同意意见应以书面作出并经公证方为有效申请;如果患者无近亲属，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为其提出申请。

(2)审查程序

对申请的审查应设立专业审查与司法审查两道程序，从而保证审查的科学与公正。专业审查应由具有专业知识并达到一定水平的若干人数以上的人员组织进行，对所患不治之症进行复诊，尽可能防止误诊发生。经确认无误后，在规定期限内将意见告知患者或全体的亲属推出的代表，并再次询问，如果仍坚持的，则在规定时间内将全部材料移送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至少应由地市州以上的司法机关承担。由法医和专职审查人员共同进行，由法医提出鉴定意见，由审查人员共同决定是否批准。在批准前还必须再询问一次，得到真诚的口头表示后才能作出决定。批准决定须由审查小组成员一致通过才能生效。生效后一定期限内将决定内容通知患者本人或近亲属代表。 (3)操作程序

必须严格地按司法机关批准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操作执行。操作必须秘密进行不向社会公开。操作人员必须是专职的医护人员，并有近亲属代表在场见证。操作完毕后，所有参加人员都应在有关材料上签字，并加盖医院和司法机关的公章。所有材料应送交司法机关归档，其他人员不得擅自保存。

3、 违反安乐死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1)擅自实行的刑事责任

出于善良动机，医护人员或近亲属未经申请或审批程序对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的，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可酌情从宽处罚;出于卑劣动机，近亲属迫使患者提出或主动提出申请并获准的，则对其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应从重处罚。

(2)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的刑事责任

审查人员未认真履行责任，以致造成重大医疗事故，严重损害医疗机构与司法机关声誉的，应对直接责任人员以玩忽职守罪论处;违反安乐死的法定适用方法，以残酷方式实施的，应对操作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情节恶劣的可以玩忽职守罪论处。

(3)民事责任

对有上述违法犯罪行为的个人或单位，可以由受害人或其近亲属提出民事赔偿请求，包括医疗费、丧葬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

总之，我国目前有关安乐死的规范还很混乱。笔者在此撰文的宗旨在于呼吁尽快立法。这样才能使其从目前的无序状态走向有序，从而既有利于个人也有利于社会。李强

安乐死在中国不能实行

最近，一个叫李燕的女孩，由于患“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生活在极度痛苦之中，她请人大代表递交《安乐死申请》议案，提议在中国家实行“安乐死”，她说：“因为这不仅仅解决了我一个人的痛苦，还有跟我一样或是比我更痛苦更无奈的人，也就会解脱了。”她的行动，引起全国网民对安乐死话题的关注，并挑起一场在中国实行不实行安乐死的争论。

安乐死是个老话题，近一二十年在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争论过无数次了，并不能进入这些国家的实际操作，因为它牵扯到人的基本生命权利，牵扯到医学伦理学 和法学基本原则，也牵动着国民的传统习俗和道德形象，人们不得不慎重。在中国也一样，什么叫安乐死?怎么定义安乐死?安乐死与自杀和他杀是什么关系，法界在哪?我们说不清楚。

就安乐死的提出和本意讲，应该说是有道理的。在人类医学不发达时不存在安乐死，因为多数病治不了，不死也得死。可是现代医学的发展，使我们有了更多的办法让那些本来活不了的人活下去，可其中有些人虽然活了，可很痛苦，生不如死，他们不想活受罪，牵累家人。从宗教意义上讲，外国叫：早点去天堂。中国叫早死早托生。这未尝不是件好事，因为人固有一死，我们没有理由强迫他活受罪。

可我认为，在中国实行安乐死的社会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我们必须慎重。特别在目前中国道德滑坡如此恶劣的情况下，推行“安乐死”可以说是为禽兽开路。因为中国现在是个残酷竞争的社会，弱势人口正成为家庭、社会，单位、企业的迟累，如果推行“安乐死”实际就是开通一条“安乐”屠杀弱势人口的道路，其中老弱病残首当其冲。

比如说这“老”——中国即将进入老年化社会。人老了是负担。中国有话讲：久病床前无孝子。人老了，动不了了，瘫了、傻了、痴呆了，非常麻烦，不但损耗子女的经济，也影响他们工作，降低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过去，再烦也得管，这是天理。可有了安乐死后，这子女就有道了，他们可以申请安乐死，理由是不让老人受罪。大夫说，交笔钱吧，二万或五万，我不能白代你下手啊?交了，行，卟——，一针下去，老人驾鹤西行了，并招手说：禽兽儿女们，真敢干那!

“弱”——就是病病蔫蔫，没有劳动能力，是家里的负担。父母在时，父母舍不得，谁也不敢不养，父母一走，这包袱就没人背了，饥一顿，饱一顿，可真饿死了，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得，申请安乐死。等这弱弟病妹睡觉时，一针下去，走人!为社会除一白吃饱。

再说这“病”——这人得大病了，不死不活，是靠昂贵的透析和高价药品活着，全家受不了了，一商量，申请安乐死。大夫说，行，这种废物还活个什么劲!为救一家人，我包了，交钱，之后，把安乐针说成青霉素，卟!一针扎下，翻白眼了，全家说：可死了，再不死就得卖房子了。

“残”，就是残疾人，特别是瘫、傻类残疾，也可能是先天的，也可能是后天患病后留的后遗症。放过去，也是一条性命，得让人活。这下好了，可以申请安乐死。大夫一看活受罪，影响一家人，卟!一针，早死早托生去吧!记住，下辈子生全乎点啊。

由于中国人善于变通，这安乐死可能成为消除各种麻烦的通道。比如出车祸了，人没死，全瘫了傻了，植物人了，这对事故责任者不堪重负，对家人讲也是负担。不如安乐死，落笔实财合适，于是双方达成安乐死协议，第三方的生命权利没了。还有事故和矿难，也会这么处理——把残疾者和半死者一律“安乐”，矿主减少了事故成本，家人落笔钱财。还有一家姐妹兄弟分遗产，可以把病在床上那个“安乐” 了，大家多分点„..

安乐死在中国实施后，不是没好处，如，可以避免中国长期陷于老年化社会，影响民族生存活力，可以剪灭大量劣质人口，实现人口的精良化，当中国用安乐死把自己13亿人口中的5亿老弱病残剪灭后，剩下的就是优秀的人口，由于他们精壮优良，我们管他们叫牲口„„.

1，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矛盾较多，民主与法制还不健全，实施安乐死，从法律层面上讲还不具备条件，容易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带来新的矛盾，问题和伤害;

2，从我国公民的整体素质来看，还没有达到较高的境界和层次，安乐死能够成功实施，需要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作为前提;

3，我国是一个封建意识遗存很重的国家，人民群众对于安乐死的接受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编辑本段]安乐死在中国

安乐死的问题在中国尚未正式讨论，但促使安乐死问题激化的那些先进的医疗技术，在中国已大量引进并推广。1988年7月5日，中华医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法学会、上海医科大学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各界代表一致认为，尽管中国在实际工作中，安乐死，特别是消极的安乐死几乎经常可以遇到，通常并不引起法律纠纷，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现在还不存在为安乐死立法的条件。

积极的安乐死，在中国已经公布至少7个案例,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讨论中出现的分歧意见与国外大体相同。

著名意大利诗人Piergiorgio Welby擅辩的让处于天主教会制度严重反对安乐死的国家领导人同意他对自己实行安乐死，可是一直得不到同意。2006年12月21医生拿走了维持他9年生命的呼吸器(respirator)，结束了他的生命。享年60岁。Piergiorgio Welby患肌肉萎缩(muscular dystrophy)40多年。就在宣布他死后数小时，为他执行安乐死的医生被捕。

“安乐死”犹抱琵琶半遮面

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 眉睫。看来安乐死立法已不能回避了。但法律实现的是大多数人的意志，安乐死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眼下尚无科学性的调查结果。而且法律付诸实践，就有极大的强迫性，一旦安乐死立法，它就像横在病人面前的一把双面刃，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不法不义之徒滥用。

近日，荷兰通过一项完全允许安乐死的法案，从而成为世界上首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这意味着，今后医生只要严格按照规定，对患者实施安乐死，就会免遭起诉。至此，安乐死结束了半遮半掩的状态，可以在阳光下操作了。

但安乐死对于许多国家来说，仍是一个法律上的难题。就连一向以立法处于前沿而著称的美国，在安乐死立法上也是保守的。1999年10月2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法律，授权药物管制的执法人员严厉打击有目的使用受联邦政府管制的麻醉药以助病人死亡的医生。美国犹他州一名医生向五名老年患者开具用于“安乐死” 的过量吗啡，被法院以两项谋杀罪和三项过失杀人罪判了三十年。

在法国，任何危害生命的行为都要负刑事责任。而澳大利亚的“死亡医生”，则干脆在国际水域施行安乐死，以避开法律的制裁。

在我国，虽然上海等地有悄悄实施安乐死的案例，但安乐死并未获得合法地位。据现行刑法解释，安乐死属故意杀人罪。对于其法律后果，一直有两种争论。一方认为，安乐死不能阻止行为的违法性，仍构成刑法上的杀人罪，但处罚可以从轻。另一方认为，安乐死虽然在形式上具备故意杀人罪的要件，但安乐死是在病人极度痛苦、不堪忍受的情况下提前结束其生命的医疗行为，而医疗行为是正常行为，因而可以阻却其违法性，不构成杀人罪。

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曾历经6年艰难诉讼。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

在民间，也许是人们对医学预防死亡、延长生命的印象太深了，因此很多人认为医生的道德责任是救死扶伤，任何安乐死都是不道德的。有人说，我国的国情是，很多人向往和追求的不是“死”的权利，而是需要保卫“生”的神圣权利。

法学界人士出言亦很谨慎。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胡云腾认为，安乐死立法和怎么实施是密切联系的，实施安乐死影响到能否制定这个法律。目前看来，我国无论在医疗技术、医生的职业道德各方面的条件都不 具备。

“社会的立法需求现在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尽管社会上一些人士呼吁安乐死立法”，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研究室主任陈泽宪说，“从我国的一些伦理道德观念，以及现行的一些法律障碍来看，都不具备实施安乐死的条件。”

但这并不能阻止要求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病人应有尊严死去的自主权，这是拥护安乐死的人很充分的理由。著名作家史铁生在《安乐死》一文中说：与其让他们(植物人)无辜地，在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无从行使自己的权利的状态下屈辱地呼吸，不如帮他们凛然并庄严地结束生命。这才是对他们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曾是安乐死合法化提案的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儿童医院儿科专家胡亚美说，安乐死可以节约我国有限的卫生资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疗希望的病人身上。

安乐死，将继续考验人类的理智和良知。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对安乐死在中国可行性的影响

摘 要： 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下形成的中国传统生死观，在与现实社会中安乐死在我国的实际状况之间的激烈碰撞中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安乐死在中国的实行造成了诸多影响。本文主要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影响安乐死在中国发展。

关键词： 安乐死; 死亡观; 传统文化。

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最早出现在19世纪，而人们真正开始认真研究它则是始于20时间70年代。自安乐死产生开始，就伴随着无休止的争论，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有自己的理由来支撑各自的观点。这种争论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安乐死的概念传入中国而一同进入了国内。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安乐死在中国也挑战着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观。

在中国传统死亡观形成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儒、释、道三大流派，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社会习俗，在注重生时的价值和意义的同时，将死亡看作恐惧与痛苦，试图通过对生的追求来超越死亡。

1. 儒家传统思想中的生死观。

儒家思想中认为死亡是一种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论语》中也有“生死有命”的说法。儒家对于死亡应该秉持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但是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儒家特别重视生命的生的质量。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季路，曾经问过孔子死是什么，孔子回答道：“未知生，焉知死?”关于生是什么的问题，孔子则有另 一番解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孔子的意思就是说人要先懂得生命和生命存在的意义，而生命活动的意义在于作出对他人和社会有意的事。

2. 道家思想中的生死观。

《老子·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家认为，天地人皆在道法之中，道即是自然规律，人由生到死的过程是自然界中的客观规律。从这一点上说，道家与儒家的生死观是相同，都尊重死亡的是自然规律的结果。但是道家在对生的观点上与儒家有很大不同。道家强调力求长生，《老子·五十八章》中有“长生久视”，《庄子·至乐》中亦有“以无为以诚乐矣”。这些都是在说应当要尽力避免对生命造成伤害，并且要积极主动的寻求延年益寿的方法，试图通过长生来实现精神上对死亡的超越。

3. 佛教思想中的生死观。

佛教与基督教不同，没有创世说，但是它也反对杀人，原因在于佛教认为人都有一强烈的本能叫自体爱，当受到或面临伤害时就会产生恐惧与痛苦，因此不宜杀人也不可自杀。传说佛陀(即佛)为众比丘(即修行者或和尚)“不净观”(佛教中一种观身不净而去除欲念的对治方法) ,其中有比丘对自身的不净而对自己产生厌恶，就自杀或者叫其他的比丘杀死自己。佛陀听闻之后便召集所有的比丘来责问：“汝等愚痴，所作非法，岂不闻我所说慈忍护念众生? 而今云何不忆此法?”[ 1 ]为此，佛陀才为出家者立下了杀生戒。还有比丘因为病重痛苦难忍，欲求自杀，也被佛陀训斥，由此看来病痛而寻求安乐死的人同样也不会得到佛教的支持。佛教认为生命的价值应该最优先考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佛屠”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从中也能看出佛教旨在救人性命而不许杀人。

4. 中国传统社会习俗下的死亡观。

中国上千年的封建礼教下，形成了一套特殊的伦理系统，而这种伦理系统有着严格的等级和人伦次序，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连人的生死都包括在内，其中最有特点的就是血缘亲情关系。

血缘关系是建立在婚姻和生育基础上的人际关系，从原始氏族社会开始，血缘关系就是联系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基本的纽带，氏族社会产生与发展也是依靠这一纽带的，可见血缘关系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在人伦常理上，基于血缘亲情的一项重要的义务就是“孝”，晚辈对长辈要尽孝，在生死的问题上就是对长者死老病死的关怀。“养老送终”、“颐养天年”就是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对老者生死问题的诠释。对年老甚至重病的亲人采取安乐死的方式结束其生命，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习俗下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与孝道相冲突，也容易导致其他亲属的非议和反对，从而破坏了血缘关系的稳定。相对的，家中的长辈对晚辈的关爱也是传统文化中“尊老爱幼”的一部分，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疼爱和期望。

每一对夫妻奋斗半生都是在为哺育和培养他们的子女而奋斗着，当子女因面临病痛无法治愈的时候， 哪怕治愈的可能性仅仅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之中，也没有哪一对夫妻会轻易放弃治疗。中国人的观念中，亲人能够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论/文/网 LunWenNet/Com]

二、安乐死在中国的现状。

2007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浙江地区安乐死社会意向调查研究》项目对浙江地区1423名城镇居民做了关于安乐死认同度的问卷调查。其中对问题：对安乐死的了解程度;是否赞同对危重病人实施安乐死;病人事都有权选择安乐死;自己是否愿意选择安乐死这4项的调查结果显示出多数人对安乐死的支持态度。对安乐死了解或听说过的人数占到95. 4%;赞同对危重病人安乐死的占79. 1%;认为病人有权选择安乐死结束生命的占82. 2%;在对自己是否愿意选择安乐死的问题上75. 6%的人选择了愿意。调查结果还显示出，居民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对安乐死的支持度也相对越高，二者成正比关系。[ 2 ]这一系列数据都反映出当前社会，人们对安乐死的实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认识和心理准备。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发展，人们受教育度也不断提高，思想观念也不在不断变化，对一些与传统观念不同甚至是相悖的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在这样一种条件下，中国人在关注如何“优生”的同时，也开始探究如何“优死”的问题。

三、传统观念与现实状况的碰撞。

根据调查统计的结果显示，早在20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如上海、河南、陕西等便已经有了悄悄实施主动安乐死的例子， [ 3 ]但是更多的情况是患者或亲属对安乐死的强烈意愿得不到实现。其原因除了法律上没有专门对安乐死立法以外，还有的原因在于传统观念中亲属的血缘伦理与医生的职业道德都不允许安乐死的实行。

1. 亲情纽带对安乐死的阻碍。

近年来，我国人民的思想观念在不断改变，对于安乐死的态度也表现出较高的理解与支持。但是，在具体到自己或者亲人时，情感的因素往往远大于理智因素。人们都不愿意受到病痛的伤害和折磨，都希望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因此对安乐死的实行都明白其目的和作用。在实施的过程中的另一大阻碍便是害怕受到其他亲属、朋友和社会的议论，在这样的顾虑下安乐死也无法顺利的实行。

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过去在医学上被判定为不治之症的一些疾病，如：肺结核，天花等，经过医学家的努力，现在都已经可以治愈，甚至让人类免疫。因此，当前医学水平还无法治愈的某些疾病，并不能绝对地称为“不治之症”。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没有人能确定那些被暂定为不治之症的疾病哪天就能被治疗。因此，当人们对处于病痛中的亲人实施安乐死之后，这中病又能被治愈了，那时被安乐死者的亲属将面临巨大的自我谴责。因此，在可能面对的巨大压力面前，任何一个人都是很难作出安乐 死这样一个选择的。

2. 传统医学理念的阻碍。

在一项对该有谁来执行安乐死的调查中显示，大约77. 6%人认为该有专业人员来执行， [ 4 ]而现实是大多数医生都不愿意参与到这个过程中，这与西方一些国家，如荷兰，多达81%的全科医生均参与过执行安乐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5 ]传统观念中认为医生的职业操守要求其要尽力挽救生命，而不是杀死生命。事实上，现代医学理念中，医者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在于减轻病人的痛苦。医生有责任与家属一同努力减轻或最终解除处于不治之症的折磨中的患者的痛苦。

同时，在维持危重病人的生命的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的医疗资源，这是对有限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也产生了少数富裕家庭奢侈医疗现象的出现。古代名医扁鹊就提出过“六不治”的观念，其中就有提到出病人的病症已经不能救治了所以“不治”，就是在提倡节约医疗资源，将有限的资源的利用率发挥到最大。

3. 安乐死实施的法律障碍。

安乐死实施的法律后果也是阻碍安乐死实行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我国《刑法》的解释，实施安乐死仍然属于故意杀人，按故意杀人罪论处，只是因其目的和情节可以从轻处罚。而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安乐死是以使病人通过死亡来摆脱病痛折磨为目的的医疗行为，因此可以避免其违法性。要避免安乐死的违法性就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安乐死行为，但是安乐死立法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北京松堂关怀医院院长李伟认为：安乐死是一个高尚的行为，它的合法化必须是在一个整体公民素质都良好的社会里，当整个民族对生命与死亡的理解和认识都达到一个层次，安乐死才能在一个安全、真实的情况下进行，而他认为现在的中国还不具备这样条件。[ 6 ]

四、结语。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许多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安乐死的实行在中国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有走。死亡是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既然它不可避免，那么人也就应该有权利要求更加尊严的死去。

死亡作为一种自然规律不会因为人为的干预而改变。安乐死作为解除病人痛苦的一种手段其本身并没有错。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人的死亡有正确的认识，能够坦然的接受死亡。我们应当积极寻求安乐死合法化，让安乐死能正确的，安全的服务于所有有需要的人。 [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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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对安乐死在中国可行性的影响

作者：市场部 [ 2010-8-22 20:58: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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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下形成的中国传统生死观，在与现实社会中安乐死在我国的实际状况之间的激烈碰撞中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安乐死在中国的实行造成了诸多影响。本文主要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影响安乐死在中国发展。

关键词： 安乐死; 死亡观; 传统文化。

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最早出现在19世纪，而人们真正开始认真研究它则是始于20时间70年代。自安乐死产生开始，就伴随着无休止的争论，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有自己的理由来支撑各自的观点。这种争论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安乐死的概念传入中国而一同进入了国内。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安乐死在中国也挑战着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观。

在中国传统死亡观形成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儒、释、道三大流派，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社会习俗，在注重生时的价值和意义的同时，将死亡看作恐惧与痛苦，试图通过对生的追求来超越死亡。

1. 儒家传统思想中的生死观。

儒家思想中认为死亡是一种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论语》中也有“生死有命”的说法。儒家对于死亡应该秉持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但是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儒家特别重视生命的生的质量。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季路，曾经问过孔子死是什么，孔子回答道：“未知生，焉知死?”关于生是什么的问题，孔子则有另一番解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孔子的意思就是说人要先懂得生命和生命存在的意义，而生命活动的意义在于作出对他人和社会有意的事。

2. 道家思想中的生死观。

《老子·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家认为，天地人皆在道法之中，道即是自然规律，人由生到死的过程是自然界中的客观规律。从这一点上说，道家与儒家的生死观是相同，都尊重死亡的是自然规律的结果。但是道家在对生的观点上与儒家有很大不同。道家强调力求长生，《老子·五十八章》中有“长生久视”，《庄子·至乐》中亦有“以无为以诚乐矣”。这些都是在说应当要尽力避免对生命造成伤害，并且要积极主动的寻求延年益寿的方法，试图通过长生来实现精神上对死亡的超越。

3. 佛教思想中的生死观。

佛教与基督教不同，没有创世说，但是它也反对杀人，原因在于佛教认为人都有一强烈的本能叫自体爱，当受到或面临伤害时就会产生恐惧与痛苦，因此不宜杀人也不可自杀。传说佛陀(即佛)为众比丘(即修行者或和尚)“不净观”(佛教中一种观身不净而去除欲念的对治方法) ,其中有比丘对自身的不净而对自己产生厌恶，就自杀或者叫其他的比丘杀死自己。佛陀听闻之后便召集所有的比丘来责问：“汝等愚痴，所作非法，岂不闻我所说慈忍护念众生? 而今云何不忆此法?”[ 1 ]为此，佛陀才为出家者立下了杀生戒。还有比丘因为病重痛苦难忍，欲求自杀，也被佛陀训斥，由此看来病痛而寻求安乐死的人同样也不会得到佛教的支持。佛教认为生命的价值应该最优先考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佛屠”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从中也能看出佛教旨在救人性命而不许杀人。

4. 中国传统社会习俗下的死亡观。

中国上千年的封建礼教下，形成了一套特殊的伦理系统，而这种伦理系统有着严格的等级和人伦次序，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连人的生死都包括在内，其中最有特点的就是血缘亲情关系。

血缘关系是建立在婚姻和生育基础上的人际关系，从原始氏族社会开始，血缘关系就是联系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基本的纽带，氏族社会产生与发展也是依靠这一纽带的，可见血缘关系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在人伦常理上，基于血缘亲情的一项重要的义务就是“孝”，晚辈对长辈要尽孝，在生死的问题上就是对长者死老病死的关怀。“养老送终”、“颐养天年”就是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对老者生死问题的诠释。对年老甚至重病的亲人采取安乐死的方式结束其生命，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习俗下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与孝道相冲突，也容易导致其他亲属的非议和反对，从而破坏了血缘关系的稳定。相对的，家中的长辈对晚辈的关爱也是传统文化中“尊老爱幼”的一部分，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疼爱和期望。

每一对夫妻奋斗半生都是在为哺育和培养他们的子女而奋斗着，当子女因面临病痛无法治愈的时候，哪怕治愈的可能性仅仅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之中，也没有哪一对夫妻会轻易放弃治疗。中国人的观念中，亲人能够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二、安乐死在中国的现状。

2007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浙江地区安乐死社会意向调查研究》项目对浙江地区1423名城镇居民做了关于安乐死认同度的问卷调查。其中对问题：对安乐死的了解程度;是否赞同对危重病人实施安乐死;病人事都有权选择安乐死;自己是否愿意选择安乐死这4项的调查结果显示出多数人对安乐死的支持态度。对安乐死了解或听说过的人数占到95. 4%;赞同对危重病人安乐死的占79. 1%;认为病人有权选择安乐死结束生命的占82. 2%;在对自己是否愿意选择安乐死的问题上75. 6%的人选择了愿意。调查结果还显示出，居民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对安乐死的支持度也相对越高，二者成正比关系。[ 2 ]这一系列数据都反映出当前社会，人们对安乐死的实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认识和心理准备。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发展，人们受教育度也不断提高，思想观念也不在不断变化，对一些与传统观念不同甚至是相悖的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在这样一种条件下，中国人在关注如何“优生”的同时，也开始探究如何“优死”的问题。

三、传统观念与现实状况的碰撞。

关于安乐死与临终关怀的伦理思考

[摘要]以病人为中心，是医院为患者服务的宗旨。对于癌症晚期，各种急慢性疾病末期，治疗不再生效，生命即将结束的病人,为尽可能地减轻临终病人生理, 上、心理上、社会上和生命伦理上的各种痛楚,一般可选择安乐死和临终关怀,但安乐死面临法律障碍，所以发展陷入伦理困境的临终关怀事业是一个较优的选择。同时这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和社会道德要求，彰显了人道主义的真谛，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关键词] 安乐死;临终关怀;伦理困境。 前言: 伴随着死亡的认识，安乐死也随即产生。目前安乐死在国内还没有能够得到统一的认识，也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然而，死亡的存在和实践，每天都发生。如何对待死亡问题，抑或说对待临死的人、帮助临死的人，就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临终关怀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而提出。21世纪是知识经济蓬勃发展，人类健康素质迅速提高的新时代，是医学科学发展的新纪元。由于医疗救护技术的日臻完善，许多生命被挽回了，人的寿命得以延长，现代人不但要求高质量

生活，而且高质量的死也逐渐受重视，这就是所谓的临终关怀?由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影响，临终关怀在我国没能很好的开展，这需要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1 有关安乐死

1.1从医学伦理学的角度思考

安乐死是对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 ，在病人或家属自愿委托的前提下，经法律上认可，用医学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过程。由此，患者并非选择是否死亡而是在选择死亡方式和时间。于是，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些现实而又属于原则性的问题：患者是否只有一死才能结束病痛的折磨;家属要承受精神和经济上的沉重负担是否必须并且应该;医护人员救死扶伤的责任与减轻患者痛苦的职责有无冲突;安乐死的伦理评价与立法等。 1.2从患者的角度思考

患者在极度病痛的折磨下所做的选择未必明智。生命是神圣的更是宝贵的，安乐死有可能会错过有效救治的机会，我们看到过很多病例，一些预测将死的人最后不一定很快就死去。安乐死会使患者失去三种挽救生命的可能性: 患者自我恢复机体功能的可能性 ;继续治疗而恢复的可能性;因发现某种新技术 、新疗法使该病得到治疗的可能性。 1.3从家属的角度思考

由于长期陪护病人，精神、体力和经济上都要承担巨大的消耗，有人甚至提出，勉强使用人工方法维持个别病人的生命不利于社会有限的医疗资源的合理使用。这种观点违反了“人权高于物权”的基本原则, 与文明社会的精神不符，还会加重社会的复杂化，将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另外，也给不愿意赡养老人的子女打开方便之门，极易出现遗弃、伤害老人的现象。

1.4从医护人员的角度思考

如果认为不可救治就放弃治疗 ，将阻碍医学科学的进步和医学科学的发展。而且这同时有违医务人员的天职。

1.5从国家的法律角度思考

能否实施安乐死涉及到医学、伦理学、社会学和法学多个领域，是项关系到一个国家公共政策的重大问题。当前我国还没有具备安乐死的合法性条件。 2 有关临终关怀 2.1临终关怀的涵义

临终关怀系译自英文“Hospice care”。内地与港台的译各异，香港译文“善终服务”，台湾译文“安宁照顾”，译文虽同，但内涵一致，均指为临终病人及其家庭提供全面的照护包括医疗、护理、心理、精神等各个方面，以使临终病人的生受到尊重，症状得到控制，生命质量得到提高，病人家属的心健康得到维护。

临终关怀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而是以患者为中心。不是以战胜死亡为目的，它只是试图帮助绝症患者在死亡之前尽可能活得有意义、有尊严，死得安详、舒适，并且无痛苦地在充满人间真情的气氛中离开人世。实际上，任何一种疾病发展到了晚期都会有不可再治愈的时候，先进的医疗技术或许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命，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延长了患者的痛苦。因此，临终关怀由“治愈患者”转向了“安慰和关心”患者。 2.2临终关怀的伦理困境:现状与反思

临终关怀机构是 1967年英国的西希里博士在伦敦创建的。1971美国耶鲁大学护理学院主任弗洛伦·斯 ·斯沃尔特创建了美国第一所临终关怀病院。1988年7月天津医学院成立了中国第一所临终研究中心。1990年 3月台北马偕医院建立了中国第一栋临终关怀安宁病房。1992年第一个独立的善终服务病院一白普理宁养院在香港沙田落成。2001年在李嘉诚基金会的资助下，先后在全国建立了 20家具有大陆特色的宁养院。虽然我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但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相差很远。在发达国家，已有 70%～80%的老人享受到了临终关怀。而目前在中国，99%的老人没有享受到类似的社会关怀。

临终关怀在我国的发展近20年，从我国的临终关怀实践来看，源于临终关怀属于舶来品，与我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观念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造成了横向冲突，引致了临终关怀的伦理困境。我国的社会转型时期，伦理环境的缺失，冲突更为明显。

(一)传统文化对临终关怀理念的禁锢。1.传统生死观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长期历史沉淀，人们对死亡的看法也是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对死亡始终是采取否定、蒙蔽的负面态度。甚至不可在言语中对死亡有所提及，它是不幸和恐惧的象征。这些关于生死智慧的思想，侧重点往往都是关注生。而对死的问题似乎是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对死亡产生恐惧，没有能够直面接受死亡。中国人重视生的生死观，致使了中国人对死亡的真实意义缺少理解和认识，对死亡的存在缺乏足够的理性。临终关怀是一种生命最后阶段所提供的特殊服务，与患者及其家属讨论死亡的本质,如何面对死亡等问题。我们的观念上没有办法接受死亡的观念，就无从探讨死亡。因此，临终关怀陷入了一个观念和思想的困境当中。2.传统“孝道”伦理的影响。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中，把父母临终时子女是否亲自在身边服侍送终作为人们评价子女是否孝敬的一个标准。“父母在，不远游”，子女要在父母身边，行孝道，是中国人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印记。在此遮蔽下，人们通常不太关心老年人自身的感受，也即是老年人的作为孝顺与否的真正评价权却不太为人关注。中国的传统的孝道，忽视了濒死者的自身的需求，或者说道德诉求。对于濒死者是否有什么未了的愿望，或者对提高死亡的质量没有进行关注。临终关怀其实就是要从濒死者出发来围绕提高死亡质量的一种护理方式。这种方式在孝道下，往往被 忽视。

(二)社会转型导致伦理环境缺失，给临终关怀带来伦理困境。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新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传统的伦理道德正受到冲击，造成了现代的伦理道德失范，出现了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伦理道德冲突。从宏观上说, 我国新的伦理道德环境还没有生成。由此可以推演到微观上，在医疗保健系统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大的积极的伦理环境。没有形成伦理环境，临终关怀本质上就需要伦理支撑，现在没有伦理支撑，就无从实施临终关怀。特别是对临终关怀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以及道德选择、道德行为问题，都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解决，给临终关怀带来了发展障碍。

(三)知情权与病情保密的冲突，致使临终关怀陷入了两难境地。医护人员在I临终者和临终者家属之间就存在一种两难的道德选择。在对待病人上，要建立一种诚信的道德品格，使临终者能够积极地投入到对临终前的治疗和方案的设计等;对待临终者的家属问题上，同样也要建立一种诚信的道德品格，使临终者家属也能积极地投入到临终关怀的活动来。为此，实践中的临终关怀，对于实施关怀着来说，由于知情权和病情保密的主体差异，造成道德选择的困境。

(四)不同社会规范的冲突。法律和道德作为当下社会最主要的社会规范，随着社会发展，法律和道德相互融合、互相影响，法律作为最低限度的道德，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另外，安乐死作为一种临终关怀的方式，在法律上没有找到依据，却不能实施这样的行为。而除安乐死以外的临终关怀,更符合人道主义原则,更符合社会道德要求, 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2.3临终关怀的伦理重构：理念与路径

临终关怀是人道主义在医学中的升华，体现了生命神圣、生命质量、生命价值的统一 ，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作为一项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善举，必将展现更美好的发展前景。面对临终关怀陷入伦理困境，如何走出临终关怀的伦理困境，就需要深入思考。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一)积极进行现代生死观教育，推进临终关怀新理念的生成。(二)建立新的家庭伦理观念，使濒死者积极地参与临终关怀，提高濒死者的生命品质。(三)改善 伦理环境，营造良好临终关怀氛围，推动临终关怀的发展。(四)构建一种普迄性的临终关怀伦理，避免道德和法律的冲突。

安乐死与临终关怀二者之间既有相互联系，又有相互区别。二者的联系表现在它们的服务对象相同，面临的都是必死无疑的重症病人。广义上安乐死可以理解为一种临终关怀,安乐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医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律等诸多方面，在我国尚未立法的前提下，应更倾向于用临终关怀去照顾濒临死亡的患者，使他们的生命质量得到提高，安详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面对临终关怀陷入的伦理困境，应通过建构一种临终关怀的普适性伦理来寻求出路，这种普适性伦理以“善终”为价值，以临终者与家庭、社会关系的和谐为取向，以提高临终者的死亡品质，彰显临终者的尊严为特征，来发展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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