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贷委员会工作制度（通用6篇）
篇1：审贷委员会工作制度
审贷委员会工作制度
为积极、稳妥开拓发展业务，努力规避风险，不断完善和提高经营管理的程序化水平，特设立“审贷委员会”审贷委员会成员有：总经理、副总经理、业务部经理、风险控制部经理、财务部经理及相关人员。
审贷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如下：
第一条：贷款额度在30万元以上的大额业务，由业务部报风险控制部初审后，将主要资料（客户基本资料、贷款申请表、抵制押物评估表、调查报告等）报审贷委员会成员待阅。
第二条：审贷委员会由董事长任主任，总经理任副主任。担保部经理负责招待并主持会议。贷审委员会成员应认真审核上报的大额担保贷款客户的资料，多方面了解客户信息，认真行使业务审批职权。被审查的主办业务人员实行回避制度。
第三条：审贷委员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方式。审贷委员会成员最终表决方式为签字：同意、不同意、弃权。董事长有一票否决权。
审贷委员会审查通过的业务，经董事长批准后，签发资金调拨函，方给给予理财部配资金。
第四条：主办业务人员为贷款业务的第一责任人，对所发放的贷款要全程全权负责，做到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确保资金的安全。
第五条：审贷委员会定期对公司大额业务进行归类、对不良业务进行预测和分析，并安排专人对不良资金进行清欠。
第六条：审贷委员会定期研究、审批优良（VIP）客户的信用等级和最高贷款额度。
第七条：根据公司资金的运作情况，合理计划，调配资金，确保公司资金的正常运转。
第八条：本办法为试行办法，自之处在执行中修改。
2015年4月1日起执行，不妥
篇2：审贷委员会工作制度
2.指导客户填制担保业务的各种表格。
3.办理担保业务的各项手续。
4.受理担保后两天内开展资信调查，确保调查资料的真实性。
5.开发新客户资源，追踪潜在客户。
6.拜访客户，实地了解客户需求。
7.追踪现有客户管理状况，开发现有客户潜在需求。
8.按上级主管要求对上述开发工作填写业务开发记录备查或作为考评依据。
篇3：论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制度
一、专职委员制度的法律基础
1999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改进和加强检察委员会工作的通知》, 对专职委员的选任设立和职责定位提供了初步的法律依据。 (3) 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检察委员会议事规则》, 明确了专职委员在听取承办部门汇报, 讨论案件过程中第一顺序发言人的定位。 (4) 200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 从检委会组成的角度, 对于专职委员进行了角色定位。 (5) 2010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选任及职责暂行规定》, 对专职委员的人数限定在了2名左右, 并对选任条件做了基本规定。 (6) 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法律条例, 为专职委员在检委会中的选任条件, 角色定位提供了初步的法律基础, 为细化专职委员的职责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专职委员设立的必要性讨论
长期以来, 检察委员会在检察业务中, 具有中枢的地位,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 检委会的工作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如设置不合理, 责任不明确, 程序不规范等。 (7) 这些现实的问题对检委会的长足发展和长远效果都造成了制约和影响。近年来,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划部署下, 检委会逐步向着专业化的方向推进和发展, 《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的修订, 使专职委员成为检委会的组成成员。专职委员的设立, 旨在使检委会的层次结构更加合理, 公平公正性得到保障, 工作质量和效率得到提高。
首先, 设立专职委员使检委会的层次结构更加专业化。检委会对案件的讨论具有重要的作用, 直接影响着检察业务的水平和质量。当前, 检委会组成人员一般包括正副检察长以及各业务部门的负责人。这样的结构具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 (8) 虽然有利于检委会思想纪律的统一, 但在司法实践中也暴露了一些弊端:如行政职位高的委员意见则具有相对较高的权威性, 会对其他委员意见进行左右和影响;研究问题深入性不够, 由于检委会的成员都具有行政职务, 因此精力大多会投入到其职务领域, 而忽视了相关法学理论研究。若使一些不具有行政职务的优秀检察官以专职委员的身份进入检委会, 则是对检委会组织成员结构的重要优化。由于专职委员职务单一, 专门从事对于检委会的研究工作, 因此无论从精力分配还是专业化角度, 都能够促进检委会的专业化改革步伐。
其次, 设立专职委员使检委会决定更加具有公平公正性。由于检委会的成员往往是具有行政职务的部门负责人, 在大多数情况下, 大家都会秉承着公平公正客观科学的态度和原则进行案件的讨论和分析, 然而在个别特殊情况下, 当组内成员所代表的部门利益与检委会的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 其观点的公正性是否会受到干扰则无法排除, 若各自坚持己见, 难以形成大多数意见时, 则会造成检委会议事流程的滞后。设立专职委员,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这个矛盾。由于专职委员独立性特点, 对于任何一个业务部门都不具有从属关系, 因此在讨论案件过程中, 压力较小, 能够理性分析问题, 客观讨论案情, 广泛听取意见, 公正得出结论, 且由于专职委员的中立位置, 也有利于被各方所接受。当然, 由于专职委员在人数上的限制, 其作用往往并不足以对全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但是这种制度的引入其所积极的一面却也是显而易见, 专职委员的设立, 增加了检委会决策结果的理性成分, 使其更具有民主公正性, 是检委会专业化的重要体现。
最后, 设立专职委员, 使检委会工作更加高质高效。具体来说, 起到以下作用:第一, 过滤作用。在开会之前, 对于不属于讨论范围的议题直接过滤;第二, 把关作用。专职委员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因此对于检委会所讨论的案件的法律适用、证据链是否闭合等实体问题进行审查和把关。第三, 跟踪作用。对于检委会所通过的内容的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和监督, 保证决定落实到位, 及时反馈工作成果, 形成高质高效的工作机制。
三、专职委员专业化改革建议
从某种角度来说, 专职委员制度既是检委会制度本质特征的体现, 也是检委会专业化进程的改革方向。 (9) 基于当前专职委员在检委会中所存在的问题, 笔者将从专职委员的选任资格、选任程序、管理制度等方面作为切入点对专职委员制度的改革方向进行分析。
第一, 选任条件应做到一体化、专业化、专职化。当前, 最高检对于专职委员的选任规定相对笼统, 造成专职委员选任参差不齐, “入口”宽松, 把关不严的情况。因此, 针对这些情况, 最高检以及相关单位应对专职委员的选任条件统一规定, 做到一体化, 在一体化的基础上, 做到专业化和专职化。所谓专业化, 旨在使专职委员从行政性向专业性过渡。 (10) 在选任时, 抬高门槛, 严格把关, 从学历学位、工作业绩、道德水平等几个方面标准进行审核, 制定准入标准, 保证学历达标, 通过对工作业绩进行考核筛选出业务能力强的办案能手作为专职委员的成员。所谓专职化, 是指专职委员不具备其他行政职务, 这样既可以使专职委员集中精力对检委会的问题深入研究, 也避免专职委员承受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 做出理性公正的决策。
第二, 选任程序应形成公开笔试、公平面试、公正考核的竞争淘汰机制。专职委员的选任程序应做到严格公正, 透明公开。通过考试选拔、面试筛选、民主测评的流程来对专职委员进行择优录取。同时, 针对各级检察院用人标准不同而区别对待, 在出题选择上做到不同侧重。如:基层检察院可以重点对其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考察, 省高院可以将法律政策研究和创新能力作为考察重点, 这样因地制宜, 分工明确才能够使专职委员各尽其职, 事半功倍。
第三, 在管理制度上应解决专职委员的编制、任期问题。当前, 专职委员的编制一直未有统一规制, 各个院的解决措施也是多种多样, 有的专职委员挂靠在单位的政策研究室, 在研究室主任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有的专职委员来自于其他科室, 编制也仍旧保留在原来科室等, 编制问题可能会对专职委员稳定性产生一定影响, 也可能会关联产生其他问题。同时, 专职委员的任期, 也无定论。有些地方检察院, 对于专职委员实行“终身制”, 但是却缺乏考评机制, 导致出现一些工作怠慢的不下去, 工作积极的上不来的情况, 这样“出入不畅”, 会造成思想交流僵化, 知识更新滞后, 创新力不足等情况, 制约了检委会工作效率, 对检委会专业化造成不利影响。
专职委员制度, 是中国检察制度不断发展的新特色, 是检委会专业化的新要求。它影响着检委会的办事水平和工作质量。只有专职委员制度的逐步完善, 健康发展, 不断创新, 才能够推动检委会向着更加科学、更加专业的方向前进。
摘要：专职委员制度作为检察改革的新生事物, 也是检委会专业化的发展要求。无论从法律规定, 操作方法还是机制保障等方面都存在着不成熟和漏洞。文章中笔者将从专职委员制度的法律基础、设立必要性和改革建议三个方面进行切入分析, 从而希望使专职委员更好地履行职责, 促进检委会不断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检察委员会,专业化,专职委员
注释
11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七条规定:“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的其他职责, 另行规定。”
22 徐昊.检察委员会专业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法制与经济, 2011 (4) :21-22。
33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改进和加强检察委员会工作的通知》第四条规定:“为改善检察委员会的结构, 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选拔一些具有良好政治素质, 法律政策水平高, 业务熟悉, 经验丰富, 议事能力强的资深检察官和优秀检察官担任专职委员。”
44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规则》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在主持人的组织下, 一般按照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不担任院领导职务的委员、担任院领导职务的委员的顺序依次发言, 必要时可以请有关列席人员发表意见。”
55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二条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由本院检察) 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以及有关内设机构负责人组成。”
66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选任及职责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工作需要, 可以选任二名左右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
77 柳向红, 王冰山.基层检察院检委会办事机构职能的加强与完善, 中国检察官, 2011 (7) :27-29。
88 张毅, 王中开.论检察委员会的去行政化, 司法实践与改革, 2008 (4) :102-104。
99 慕平.检察工作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研究,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382。
篇4：信贷业务审贷分离管理办法
信贷业务审贷分离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的有关规定，为完善内部制约机制，健全信贷管理责任制，规范信贷业务运作，防范经营风险，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和信贷管理水平，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根据小额贷款公司信贷管理体制的要求，审贷分离实行“部门（岗位）分设、职能分离、各负其责、相互制约”的原则。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审贷分离是指对信贷业务的调查、审查、检查的职能通过分设客户部、信贷风险管理部二个部门（岗位）进行实施，并明确各个部门职责和考核内容的信贷管理责任制度。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信贷业务审查包括对本公司经营的人民币贷款及担保等业务的审查。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借款人是指本币借款的申请人、信用证的开证申请人、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申请人、要求本公司提供担保的申请人等。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风险贷款是指逾期贷款、呆滞贷款、呆账贷款和拟进入诉讼程序的贷款。
第二章 机构设置
第七条 根据审贷分离制度的要求，公司设置客户部、信贷风险管理部二个部门。内设调查岗、审查岗和信贷风险资产管理岗，各岗位不能交叉。
第八条 公司应建立有总经理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贷款审查委员会。信贷风险管理部为贷款审查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
第三章 部门职责
第九条 信贷业务部门的主要职责：
一、积极拓展信贷业务，搞好市场调查，优选客户，受理借款人申请。
二、对借款人申请信贷业务的合法性、安全性、盈利性进行调查。
1．调查核实借款人的基本情况，调查核实借款人的财务状况以及产、供、销、库存等情况，掌握资金的真实用途，调查核实借款人经营状况和偿债能力等；
2．调查核实抵押物、质物的权属、价值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合法性等；
3．调查核实保证人的代偿能力和资信情况。
三、对客户进行信用等级评估，测算风险度，撰写调查报告，提出贷款及其他业务的期限、金额、利率（费率）和方式等明确意见。
四、办理核保、抵押登记及其他发放贷款的具体手续。
五、信贷业务办理后对借款人执行借款合同的情况和经营状况进行检查和管理。
六、督促借款人按合同使用贷款，按时足额归还贷款本息，并负责催收风险贷款。
七、对呆滞、呆账贷款和拟进入诉讼程序贷款的认定提出申请，交信贷风险管理部门初审。
八、经批准，按程序办理需要移交的呆滞、呆账贷款和拟进入诉讼程序贷款，并继续协助做好清收和诉讼工作。
九、负责信贷档案管理，确保完整、有效。
第十条 信贷业务部门承担调查失误、评估失准和贷后管理不力的责任。第十一条 信贷风险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
一、信贷业务审查
1．对信贷业务部门提交调查材料的可行性和完整性进行分析、评定，复测风险度；
2．审查保证人的资信、抵押登记的合法性及信贷业务部门意见的合理性；
3．审查信贷业务投向的正确性；
4．提出信贷业务审查意见，报有权审批人批准。
二、信贷业务管理
1．贯彻执行国家信贷政策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各项信贷管理规章制度，结合实际拟定实施细则，并组织实施；
2．研究拟定信贷工作规划，调查分析信贷业务投向，预测发展趋势，组织客户信用等级评估工作；
3．检查、考核信贷业务部门、信贷风险管理部门执行信贷规章制度的情况；
4．负责对信贷业务部门贷后检查工作情况的监督检查，撰写检查报告报领导审阅；
5．负责信贷管理信息系统的管理，汇总上报各种信贷业务报表；
6．负责信贷人员的业务培训、考核及评价工作。
第十二条 信贷管理部门承担审查失误、管理不力的责任。
第十三条 信贷风险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
一、对信贷客户部门提出的呆滞、呆账贷款和拟进入诉讼程序贷款的认定申请进行初审，提出意见，送交本公司贷审会最终认定“两呆”贷款；对需要移交信贷风险管理部门的风险贷款，提出意见后，报总经理审定。
二、对风险贷款进行逐笔检查，分析原因，与客户部门共同研究，提出转化风险的具体措施，报贷审会审定。
三、管理诉讼事宜，督导风险贷款的清收。
四、负责清收已移交的风险贷款（有条件的也可统一组织呆滞、呆账贷款的清收）。
五、负责呆账贷款的核销申报工作及核销后的贷款追索工作。
六、负责提出对用于风险贷款转化的新增贷款的建议，由信贷客户部门按正常业务操作程序办理有关事宜。
七、负责对正常贷款情况的检查，提出预警措施，帮助信贷客户部门做好风险防范工作。
八、及时掌握风险贷款的基本状况，定期撰写分析报告；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信贷工作改进意见。
第十四条 信贷风险资产管理部门承担检查失误、督导清收不力的责任。
第四章 贷审会与信贷稽核
第十五条 贷款审查委员会是信贷业务的审查机构，凡企业的首笔贷款、异地贷款、超过审批权限和情况复杂、风险较大的各种信贷业务均应通过贷款审查委员会讨论，提出审查意见后报有权审批人审批。
第十六条 监事及稽核部门是信贷业务的稽核检查部门，有权对信贷业务的全过程进行稽核检查。不良贷款由会计、信贷风险部门提供数据，由稽核部门负责审核并按规定权限认定。稽核部门负责检查信贷部门催收不良贷款的情况等。
第五章 职责考核
第十七条 股东会对各部门职责的执行情况定期进行检查和考核，各部门 对各部工作人员进行相应的检查和考核。对认真履行职责的部门和个人进行表彰
和奖励；反之通报批评，直至予以必要的处罚。未履行职责造成信贷资产损失的有关责任人，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对情节、后果严重的应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公司股东会负责解释。
篇5：塑料门窗委员会工作汇报
一、召开了塑料门窗委员会成立十五周年表彰大会暨2009年全国塑料门窗行业年会
2009年是塑料门窗委员会成立十五周年, 为回顾十五年来行业的发展历程和庆祝委员会成立十五周年, 委员会于2009年3月25日在西安召开了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塑料门窗委员会成立十五周年表彰大会暨2009年全国塑料门窗行业年会。委员会编印了中国塑料门窗行业发展十五周年回顾纪念册, 姚兵会长亲笔为纪念册题了词。大会还表彰了十五年来为行业的发展做出贡献的有关单位和个人, 共表彰了先进单位46家, 技术发展突出贡献单位6家, 先进个人62人, 先进科技工作者17人, 为行业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个人49人。大会还向关心与支持行业发展的有关领导和同志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在会上, 姚兵会长做了重要报告。
年会期间, 为使更多的人对节能塑料门窗的系统设计和塑料门窗在建筑节能中的重要作用有更深入的了解, 年会期间邀请了行业有关专家组成针对塑料门窗的节能设计做了5个专题性的报告。会上还举办了8场技术交流讲座, 征集发表了34篇交流论文。每年的年会和展览会成为行业人士交流技术、洽谈业务的盛会。
二、标准规范的制修订工作
委员会主编的建筑工业行业标准JG/T256-2009《未增塑聚氯乙烯塑料栅栏》已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 自2010年3月1日起实施。
由委员会、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 (材料测试部) 和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会同行业各有关单位编制的《建筑门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彩色型材》已报建设部批准, 估计在2010年第一季度能够发布实施。
根据国标委计函[2007]21号和建设部建筑制品与构配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建构产标便 (2009) 第88号的要求, 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塑料门窗委员会主编的《未增塑聚氯乙烯 (PVC-U) 塑料门》和《未增塑聚氯乙烯 (PVC-U) 塑料窗》两项国家标准已完成送审稿, 将于2009年12月14日-15日在北京召开标准审查会。
根据建设部建标[2009]88号文《关于印发<2009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 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塑料门窗委员会和维卡塑料 (上海) 有限公司担任主编并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的行业标准《塑料门窗设计及组装技术规程》, 分别于2009年8月27日、10月18日在上海和北京召开了编制组成立会暨第一次工作会和第二次工作会, 研究确定了编制大纲和起草了各部分的内容及需要补充的内容。已定于12月23日-24日召开编制组第三次工作会, 对大纲各部分的内容进行系统讨论。
为规范型材市场的产品质量, 控制伪劣型材对市场的冲击, 完善塑料门窗标准体系, 经委员会与中石化北化院国家化学建筑材料测试中心 (材料测试部) 商定, 共同申请编制建筑工业行业标准《建筑门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挤出材料性能要求及测试方法》, 已有一些企业确定了参加编制。此标准将参照最先进的国外标准或国际标准编制, 对建筑门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挤出材料的机械性能、热性能和其他性能均提出具体的指标要求, 并给出对应的具体检测方法, 使塑料门窗的标准体系更完善, 以更好地控制和提高型材和门窗的产品质量, 促进塑料门窗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三、开展技术研发
委员会组织行业内骨干企业开展了型材户外暴晒试验和型材传热系数的检测工作。并将两项工作申请为建设部科研项目。
1. 型材户外暴晒试验
根据委员会于2009年7月在南昌召开的工作会上商定的结果, 由委员会组织在委员会担任职务的骨干型材企业送样, 集中对行业的型材做一次户外老化试验, 以摸清行业目前的抗老化性能究竟如何。暴晒地点是干旱少雨地区的新疆乌鲁木齐, 高海拔、日照时间长和紫外线强烈的青海格尔木和湿热地区福州三个地方, 试验时间为两年。共有22家型材生产企业送了39种型材。为考查型材颜色的变化和老化后型材表面粉化和光泽度及老化后冲击强度保留率随时间变化情况, 每三个月要对每个暴晒地点的样品检测一次。根据实际情况, 委员会还要到各个试验点对现场的样品进行现场查看。希望最终的试验结果能够对我国塑料门窗行业型材的系统研究提供技术支持和依据。
2. 型材传热系数检测
为充分发挥塑料门窗在建筑节能中的作用, 让社会各方面对塑料门窗在建筑节能中的优势有一个更客观的评价, 委员会组织在委员会任职的型材生产企业对三腔、四腔、五腔等更多腔室的型材传热系数进行送样检测, 以建立不同企业不同系列结构型材传热系数的数据库。检测费用由各送样企业承担。
四、组织召开塑料门窗培训和塑料门窗培训教材的编写
1. 召开塑料门窗设计、生产技术培训班
2009年5月分别在南京组织召开了“全国塑料门窗节能设计及相关标准宣贯培训班”。培训班上邀请行业有关门窗性能设计、热工性能计算、标准制定和门窗生产方面的专家授课。
2. 组织行业专家编写塑料门窗制造业工人等级应知应会标准和塑料门窗培训教材
委员会自2008年起开始着手组织各方面的行业专家编写塑料门窗技术工人等级标准和相应的培训教材, 目的是提高塑料门窗行业工人加工水平和技术能力, 确保塑料门窗的产品质量和加工制作水平。编写组分别于5月和10月在沈阳和济南召开了两次编写组工作会, 对教材的结构和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讨论研究。该教材争取能在2010年1月底前定稿, 定稿后将在国内分地区开展对塑料门窗行业的技术工人培训。
五、为企业和政府做好服务工作
2008年12月下旬参加了建设部建筑市场管理司组织召开的建筑门窗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等级标准的座谈会, 委员会根据座谈会的要求, 和上海、辽宁协会及部分门窗企业对建筑门窗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分为一级、二级、三级的条件进行了讨论修改后报建设部。门窗资质等级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已于2009年11月11日开始征求意见, 定于11月30日定稿, 估计新的资质等级标准将于明年开始实施。
2009年3月, 委员会组织专家召开了对西安高科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成为“中国有机锡环保型材创新示范基地”论证会。专家听取了高科建材关于企业情况、有机锡配方体系创新要点等相关情况的汇报, 并对申报的材料进行了审查后, 专家一致建议协会授予西安高科建材“中国有机锡环保型材创新示范基地”。协会根据专家的意见, 同意授予西安高科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为“中国有机锡环保型材创新示范基地”。
六、开展行业企业间的互访活动
委员会自2009年11月1日至12月1日, 组织2次企业互访活动, 参观了辽宁、河北、安徽等地的7家企业, 分别为3家门窗厂、2家型材厂和2家模具厂, 参加人数达62人次。参加互访的代表普遍反映活动很有启发, 通过企业间互访能详细了解同行及相关企业的管理、生产质量控制、产品设计及市场经营等多方面的不同做法, 交流对企业发展的看法, 并为各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参加互访人员一致要求今后一定要多组织此类活动。
七、召开了委员会专家组会议
委员会于11月15日在香河召开了专家组会议。会上委员会做了自2008年8月31专家组成立以来的技术工作汇报, 听取了专家对委员会技术工作的建议。会后请专家参观了香河贝德建筑装饰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和样品间, 专家对塑料门窗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八、宣传和信息交流
为了让社会上的普通居民了解塑料门窗的技术特点, 选用高质量门窗。委员会组织专家编写了《塑料门窗选用知识》手册, 力求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介绍塑料门窗和掌握一些判断伪劣门窗简易方法。委员会对手册根据门窗基础标准和标准的发布实施不断进行完善, 先后有维卡、山西长治惠丰和浙江中财等企业大量翻印, 在社会上广为散发, 正在产生好的效果。
我们通过自办的《塑料门窗》杂志和“中国塑料门窗网站”及时向行业宣传国家的建筑节能有关政策、方针, 工作要求和工作进展, 以指导企业的技术发展方向。同时网站和杂志也为企业交流和及时了解行业动态提供了平台, 在行业内和社会上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网站浏览量已超过31万次。
2010年的工作安排
1. 继续开展企业间的互访活动;
2. 筹备2010年全国塑料门窗行业年会暨塑料门窗及相关产品展览会;
3. 组织对外出口研讨会;
4. 完成塑料门和塑料窗两项国家标准报批稿;
5. 完成塑料门窗设计及组装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
6. 完成工人等级标准和配套教材的印刷;
7. 型材的暴晒试验的有关现场考察、取样和检测;
8. 不同企业、不同系列断面结构型材传热系数的检测, 建立企业型材传热系数数据库;
9. 组织出访欧洲参观门窗展和企业;
1 0. 制订行业发展规划;
篇6：审贷委员会工作制度
然而, 研读近年来有关高校治理的文件及一些学校制定的大学章程后, 尤其是听了一些参与制定章程的高校管理者的反映和意见后, 笔者感到当前关于高校治理和制定大学章程的思路, 仍然囿于传统管理模式,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我国高校治理的四大问题。这四大问题是: (1) 在政府/学校关系上, 政府强势于学校; (2) 在校内行政/学术关系上, 行政强势于学术; (3) 在学校/学生关系上, 学校强势于学生; (4) 在学校/社会关系上, 学校强势于社会。这四个问题也即四个失衡是中国高等教育众多弊端的主要根源之一。只有通过治理制度改革, 重新平衡这些关系, 才能促进高校面向社会办学, 真正关心学生需要与社会需要。
恰逢此时, 习近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 在设计国家治理制度时, 坚持党的领导, 要从国情和实际出发;要尊重历史, 又要解决现实问题;要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发展基层民主, 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1]。李克强在国务院“十三五”规划制定会议上提出, 要以改革创新精神编制好“十三五”规划, 用结构改革方法解决深层次结构问题, 要进一步简政放权, 释放市场活力[2]。笔者认为, 这两个讲话为思考我国高校治理制度改革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值得我们学习。
根据这两个讲话的基本精神, 本研究提出在我国高校建立学校治理委员会制度的设想。本研究首先讨论高校治理的历史、问题与方向, 然后介绍学校治理委员会制度的设想, 并讨论几个相关问题。
一、治理与管理:历史、问题与方向
(一) 治理与管理的辨析
1. 治理 (governance) 不等于管理 (management) 。
治理是关于谁来管控 (governing) 学校, 决定学校的性质、使命与大政方针;管理指在治理决定的原则与大政方针下, 如何管理学校的各种业务如行政、学术、财务、设施设备等。因此, 管理不是治理的一部分, 而是治理的对象。
治理的关键问题是参与性。政府、学校行政、学术系统、学生、社会 (1) 是高校的五个主要利益相关者, 谁来管控学校?是他们中的某个、某些个、还是全体?如果是联盟, 谁和谁联盟?谁强势谁弱势?显然, 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程度及权力分布, 决定着学校的性质与走向。正是这点, 使得学校治理成为一类特殊问题, 与学校事务管理完全不同。
由于学校治理的关键问题是参与性, 因此和学校基层民主有关。对此, 我们应当注意习近平同志最近关于推进基层民主的讲话, 因为这是方向。
但在相关管理文献中, 有时为了方便, 不加区别地把所有学校管理统称为“管理”。在不涉及治理时这个简化没有问题;但在涉及治理时这个简化就可能引起误解, 混淆治理与管理。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 都是有害的, 会导致治理与管理不分。目前在我国高校管理的文献和实践中, 都存在这种混淆。
学校有五个主要利益相关者:政府、学校行政、学术系统、学生、社会。他们构成一个力场, 其合力决定着学校的使命、走向和功能。从历史看, 这五个利益相关者出场时间不同、参与程度不同、作用效果也不同, 由此形成了大学治理的不同模式和历史演变。
2. 高校治理模式的演进。
中世纪大学结构简单, 只有学者与学生两个参与者, 分别形成了学生主导的“学生大学”如博洛尼亚大学和教师主导的“教师大学”如巴黎大学。随后英法交恶, 英国学人先后在牛津、剑桥办学。他们采取了巴黎大学的传统, 把牛津、剑桥变成了教师大学。苏格兰的工商业者们不满牛桥模式中教师权力过大, 对社会需求反应迟缓, 决定建立由董事会控制的学校, 开创了外行董事会管控高校的模式。
到了近代, 科学展现出巨大实用价值, 拿破仑以帝国之名创办巴黎理工学院, 这是国家第一次出场。拿破仑尊重学者但不想让他们掌管学校, 于是把巴黎理工学院办成军事院校, 由帝国直接掌管, 出现了学校作为国家机构、教师作为公务人员的大学。1805年普鲁士对法战争失败, 德国学界要求效仿法国举办国家大学, 创办了柏林洪堡大学。德国学者喜欢国家大学但不喜欢政府独裁, 提出国家办学、学者治校的方案, 开创了国家与学者联盟的大学治理模式。柏林大学的成功对欧洲大陆影响巨大, 形成了所谓欧陆模式。其特点是国家举办大学, 国家作为公法人管理学校。大学是国家机构, 没有法人地位。大学教授由政府任命, 被视为公务员。在政府、学校、教授、学生、社会五者中, 政府与教授权力最大, 学校次之, 后二者最弱。事实上是政府要员与资深教授组成寡头联盟控制学校, 学校不过是他们的舞台。如果他们不重视社会与学生需求, 学校毫无办法, 这也就成了欧陆模式的主要缺点。
当美国人开办大学时, 这些模式随各路人马都到了美国大陆, 形成不同的学校治理模式。但美国的社会发展需要和美国人天生的草根精神使他们拒绝了牛桥模式而继承了苏格兰模式, 这就是社会人士主导学校董事会的美国模式。但必须指出, 美国模式只代表多数, 不意味着全部, 更不代表唯一。美国大学董事会实际上五花八门、模式各异。现在看来, 美国模式在促进学校服务社会, 面向社会办学方面效果最好 (1) 。
“二战”后公立高等教育大发展, 政府作用得到加强。于是欧陆模式中天平开始向政府一边倾斜。而美国模式中, “社会人士”不再仅限于捐助者和校友等小圈子, 其他社会人士也开始进入董事会。尤其在公立大学中, 政府代表和民选代表开始主导董事会。
到了1960年代, 学生运动风起云涌, 学生要求保护自己的利益, 要求参与学校治理。面对学生要求, 欧陆模式反应迟缓, 因为政府和学术精英不把学生看成是同盟者。而美国模式正好相反, 社会人士把学生看成是自己的天然同盟者, 因此邀请学生代表加入董事会 (注意:在明尼苏达大学等一批公立高校中, 行政和学术只能旁听会议, 而学生代表有投票权) 。学生参加董事会的好处是, 促使大学关注学生利益, 推动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
进入1980年代, 当代高等教育又发生两大变化。一是世界从资本经济时代走向知识经济时代, 大学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 成为社会发展主力, 需要学校面向社会办学, 因此希望减少政府作用。结果政府角色受到限制, 而社会力量得到加强。二是现代大学变成巨型大学, 不仅大学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日益复杂, 大学的结构与功能也异常复杂。于是大学管理迅速专业化, 行政管理作用日益凸显, 这导致行政力量增强。行政强化的方式基本是两条:一是行政人员如校长、学术副校长、财务主管等加入董事会参与决策;二是弱化董事会, 强化行政系统。行政系统手握实权, 掌管日常运行, 容易对其他各方形成压迫, 这在大学里已经引起了很大不安。因此, 遏制行政力量膨胀, 重建平衡, 成了当代大学治理的重要主题。
以上只是一个粗略描述。纵观历史也会发现, 历史自有其发展逻辑。一是大学治理没有固定模式, 却有历史轨迹。社会条件、历史传统和现实需求决定着各方出场的顺序、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 因此形成不同的大学治理模式。过去如此, 未来也会如此。二是良好治理应当是:顺应时代要求、解决突出问题、促进内部和谐、提高组织活力。任何方面的失衡都会给大学带来不利影响。如果把政府、学校、教授、学生、社会五方参与的治理看成一个五边形, 那最好的治理模型应是能把平衡点控制在中心, 并根据大学具体形势和任务允许其做一定摆动, 但决不能失衡。最好是所有力量往一处使, 不要内耗, 这样才有助于学校发展。
(二) 当前我国高校治理基本情况
显然, 当前我国高校治理接近欧陆模式而与美国模式不同, 这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1949年后中国学习的苏联模式源于欧陆模式;二是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国家办学, 政府全面管理高校;三是尽管改革开放后国家曾多次改革, 试图实行扩大高校自主权, 但由于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由政府主导, 大学无法置身界外。回顾历史, 可以肯定现有模式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现在的问题是, 当我国社会发展转型时, 它是否还能适应未来?
1. 我国高等教育四个失衡的表现。
第一, 在政府与学校关系上, 政府强势于学校。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学校发展规模、学校学科与专业发展、学位制度;向学校派遣主要领导;决定学校薪酬体系、决定学校基本组织架构、学校各类教职员工比例与职称评定;通过专项经费和项目评审控制学校学科发展, 如此等等。由于政府是公立高校办学资源的主要提供者, 学校是政府管理的事业机构, 因此学校必须听从政府。即使政府要求学校面向社会办学, 学校也不听从。
第二, 在行政与学术关系上, 行政强势于学术。大学组织研究表明, 行政系统和学术系统是大学的两个不同系统, 各有自己的运行逻辑。好的大学管理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 且能保持两者平衡, 行政强势或学术强势都不利于学校发展[3]。但或许是受强势政府影响, 我国高校出现了行政强势于学术的现象。在涉及学术事务决策时缺少教师的广泛参与与民主决策, 结果行政领导和学术领袖形成寡头联盟, 控制学校学术决策。显然加入寡头联盟好处很大, 于是出现了教师争相竞聘行政岗位而行政人员利用职权获取学术头衔的现象。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学术系统的组织地位。
行政系统强势还表现在学术评审形式化。面临学术研究成果多样性, 行政系统只能依靠形式指标做形式判断, 而不能根据同行评审原则按实际学术水平进行判断。这使得教师们不得不围绕评价指标做研究。近些年来大学排名盛行, 学校间竞争越演越烈, 而排名与竞争都主要依靠指标数据, 结果对指标的研究大行其道, 而靠学术兴趣支撑的基础研究和冷僻领域的研究则难以生存。目前情况是, 学术传统越弱的学校, 其行政系统越强势, 只有少数拥有强大学术传统的学校或可幸免。
美国高校也存排名和竞争, 行政也关心学校排名, 甚至影响校长业绩评估。但由于美国大学从制度上使行政与学术分离, 防止行政干预学术, 因此学界可以维持学术评价的独立性和高标准, 使得坚持在专一领域做深入研究的做法仍是美国学界主流[4]。中美大学的差异表明, 中国大学中行政压倒了学术, 致使学界普遍浮躁。这最终会让中国付出代价, 轻则是各种资源的浪费, 重则是延缓甚至阻碍中国学术发展。
第三, 在学校与学生关系上, 学校强势于学生。如果把学校作为一方, 把学生作为另一方, 会发现学生处于弱势地位。尤其表现在专业计划设计时忽视学生就业和社会发展需要;在教学中以教师教学为中心忽视学生学习与发展需要, “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教学改革始终难以落实。这些忽视的结果成为数十万学生出国留学、上百万毕业生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此也带来大量对高等教育的尖锐批评和激愤抱怨。
第四, 在学校与社会关系上, 学校强势于社会。由于政府强势, 学校听命于政府, 因此学校对社会需求反应迟钝。和欧陆模式的情况类似, 中国大学倾向于把服务政府当成服务社会。结果是政府被夹在学校和社会之间, 成了学校直接服务社会的障碍。尽管政府非常希望高校直接服务社会, 甚至规定由政府资助的重大开发项目必须是企业牵头, 但学校还是面向政府, 对没有政府参与的项目兴趣不大。原因很简单, 纵向课题比横向课题评价高, 更有助于提高学校声誉。这显然是由于政府的解决方式不对。它不是从管理中退出, 而是利用行政命令, 结果必然是进一步强化政府作用。正确解决办法是, 政府不再下命令, 把资源放回社会, 学校自然会去找社会。
一般来说, 既然在中国高等教育金字塔中, 政府决定学校声誉等级和资源配置方式, 学校的行为就必然是爬楼梯。这是明摆着的, 越往上资源越多, 声誉越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出现“一抓就死, 一放就乱”的原因, 也是为什么政府要求高校面向社会办学的呼吁必然会失败的原因。显然, 这个制度已经异化, 成了自己的敌人[5]。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几乎所有主要问题都与这四个失衡有关。因此, 纠正这四个失衡, 应当成为当前我国高校治理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
2. 对四个失衡的纠正。
2014年9月5日习近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提供了方向与思路。他强调, 在设计国家治理制度时, 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尊重历史传承, 又要解决现实问题;要发展基层民主, 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 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 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 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 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 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 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1]。这个讲话有五点值得注意: (1) 改革要以解决问题为目的; (2) 既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成果, 又要尊重中国传统, 更要结合中国实际; (3) 要发展基层民主, 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 (4) 要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 (5) 提出了良治的八个标准。按此, 如果高校治理制度改革能有效解决上述四个失衡, 达到习近平的八个良治标准, 这个改革就成功了。
2014年9月2日李克强在国务院“十三五”规划制定会议上讲话也很有启发性。他指出, 中国正处于发展新阶段, 要转变发展方式, 要用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难题, 用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 释放发展潜力[2]。其启发性在于, 指出中国进入发展新阶段, 要通过进一步简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 释放发展潜力;四大失衡是治理结构失衡的结果, 应用治理结构调整的方法来解决。
因此, 笔者认为, 当前高校治理制度改革应当抓住四个基本点: (1) 要坚持党的领导, 发挥党总揽全局的核心作用; (2) 在政府、高校、社会三方关系中, 弱化政府直接管理, 强化政府管控功能, 促使学校面向社会办学; (3) 要把纠正四个失衡为改革目标和检验标准; (4) 要认识到, 治理与行政关系调整、治理制度建设、行政管理制度建设是三项不同性质的任务, 最好分别处理, 简化矛盾, 不要试图用一个方案解决三个问题。
二、建立高校治理委员会制度:设计与讨论
根据以上分析, 建议在高校建立学校治理委员会制度, 专门负责治理事务;以解决四大失衡为契机, 推动高校基层民主。
(一) 学校治理委员会制度的基本设想
1. 学校治理委员会。学校治理委员会应当是一个由所有大学利益相关者———政府、社会、行政、教师、学生、职工等共同参与的学校治理机构。作为学校法人, 学校治理委员会负责制定学校治理事务, 包括: (1) 决定学校使命、学校组织基本框架和运行框架、学校大政方针、负责学校办学资源、长期战略与资源配置; (2) 校长班子聘任与考核、审批年度工作计划和预算、监督学校运行; (3) 联系所有大学利益相关者, 及时了解他们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并把这些意见和建议通过适当的方式传递给学校行政, 联系并协调建立起学校行政与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关系, 保持这些联系渠道畅通。在实行“三级管理、院为基础”的学校里, 也建立院一级的治理委员会。学院治理委员会接受校级治理委员会的授权和指导, 保持全校治理工作的一致性。院级治理的业务内容和工作方式与校级委员会相似, 但可以根据各学院的特点有所不同。建立院级治理委员会的目的是使治理工作深入到学院一级, 从而更深入地促进高校基层民主。
2. 学校要制定自己的学校治理章程。章程应当包括:学校治理委员会的组成、委员资格和选聘程序;学校治理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工作方式与工作流程;学校治理委员会的下设机构;治理委员会和委员在履行治理责任时应当遵守的规则, 包括征求提案、调查研究、列入议程、议案讨论、投票表决等。教育部应当出台相关指导意见, 帮助学校治理委员会制定自己的工作范围和工作流程, 但不决定其工作范围和流程。学校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确定本校的治理工作范围和工作流程。学校治理委员会章程要经过上级主管部门审批方能生效。这是国家履行监管高校职责的体现。
3. 政府主管部门代表国家向公立高校派遣学校治理委员会主任, 领导学校治理委员会, 保证高校运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学校治理委员会主任同时担任学校党委书记, 学院治理委员会主任由学院党总支书记担任。党委书记担任治理委员会主任的目的是, 坚持党的领导, 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发挥党联系群众、促进基层民主的作用。党委系统承担学校治理任务可以让党通过治理工作抓住学校大政方针, 通过联系群众抓住实施效果, 从而使位于中间的行政系统能根据预定的目标和效果进行管理。
4. 在建立高校治理委员会系统后, 政府应根据“学校能干好的事就由学校做”的原则, 向学校委托权责, 学校治理委员会要根据学校情况, 分别把这些权责分配到学校治理系统和管理系统中去。政府与高校之间的权责调整应该是一个稳步推进的过程。政府放权应当根据“程序可控制、效果可评估”的原则, 根据学校不同情况, 逐步向学校放权。要确保学校既有能力行使权力, 又有能力对效果负责。按照“成熟一个放一个”的原则, 逐步完成政府与学校之间权责再配置。建立学校治理委员会, 为政府简政放权提供了一个平台和问责对象, 也为其提供了一个抓手。
5. 可以分省建立学校治理委员会联席会议, 作为学校与政府之间的中介, 既代表政府负责监督各校治理工作, 又代表学校与政府沟通。
6. 政府与学校权责调整、学校治理制度建设、学校管理制度建设是三个不同性质的任务, 政府应主要关注第一项和第二项任务, 研究如何安排政府与高校之间的权责配置和权责转移才能达到使学校关心社会、关心学生、激发高校活力的效果, 如何通过学校治理委员会制度实现对高等教育的支持与管控, 而把学校治理制度建设和学校管理制度建设等工作留给学校。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政府可以组织、指导、帮助高校做好这两个工作, 但不要直接干预学校如何做这两项工作。如不要去规定学校应当设置什么组织, 这些组织叫什么名字, 应该如何组织与管理, 等等。这种规定只会造成两个后果:一是扼杀学校的创造性和创新性, 一些可能的新做法和新实践就出不来了, 结果一定是“千人一面、千口一腔”的局面;二是让人感到政府是为了自己管理方便而不惜牺牲学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美国高校之所以能有如此多的创新与多样化, 原因之一是美国没有统一管理的制度, 使得学校可以百花齐放, 争奇斗艳, 推陈出新, 从而满足学生与社会多样化的需求。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二) 四个相关问题的讨论
下面讨论四个相关问题:学校治理体系与现有组织与机制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它能解决四大失衡问题?它还可以解决哪些制度性问题?这个制度存在哪些潜在问题?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必须说明, 以下分析主要参考了美国高校的实践和我国民办高校的实践。当用以讨论一个尚不存在的制度时, 以下说法至多是合逻辑的想象, 因此要对其保持必要的谨慎。
1. 学校治理委员会制度与现有体制有很大不同。
学校治理委员会是位于学校和社会之间的组织, 旨在聚集所有学校利益相关者来共同治理学校, 其中包括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社会等。它和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不同, 后者只是一个校内组织, 不包括政府、学生、社会这些重要利益相关者。至少目前的实践表明, 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倾向于从学校自身利益考虑问题, 既没有解决政府强势问题, 也没有解决学生与社会弱势问题。代表社会利益的学校理事会、代表学术系统的学校学术委员会、代表学生的学校学生会是否能弥补这种不足?似乎不能。首先, 除了学校学术委员会在学术事务上有决策权之外, 其他机构都是咨询机构, 而学校治理委员会是治理机构, 拥有所有大政方针的决策权, 包括对学校学术委员会决定的终审权。其次, 这些咨询机构通常不在一起工作, 彼此之间缺少交集和交流。而学校治理委员会的成员要在一起工作, 共同决定学校大政方针, 有利于促进各方理解与合作, 共同把事情办好。这和美国大学董事会有什么不同?就其功能来说是一致的, 都是治理机构, 甚至发挥同样作用。但是, 美国大学董事会主要 (芝加哥大学) 甚至全部 (明尼苏达大学) 由校外人员组成, 校内人员, 甚至包括校长、教师、学生等, 都没有投票权。董事会在听取他们意见之后关门决策。但学校治理委员会不同, 它是集合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议事决策的机构, 通过各方参与, 共同治理学校。因此它比美国董事会更具有代表性和民主性。其次, 我国的学校治理委员会是党领导的, 在共同目标和原则指导下, 实行民主集中制, 这也和美国大学董事会不同。第三, 美国大学董事会不允许校内人员参与决策的理由是因为存在利益冲突。董事会要求董事在行使权力时要从学校整体利益出发, 但有自身利益需要保护的校内人员不可能做到这点, 因此不能参加投票。这种安排是假定人都是自私和本位的, 因此要防范与排斥。而学校治理委员会的价值原则应该是合作与协商, 而不是防范与排斥。这也和美国董事会不同。当然, 如何在学校治理委员会内营造无私合作、共商校是的文化, 对学校治理委员会是一个挑战。
事实上, 笔者认为学校治理委员会应该相当于学校的“人大”, 其成员构成与工作方式也应该参考人大的做法。如果党领导的人大制度可以成功, 党领导的学校治理委员会也应该可以成功 (1) 。把“人大”模式用于高校治理应该也是合适的。因为在所有社会组织中, 大学最接近“小社会”, 尤其对于中国大学这种单位组织[5]。此外, 具有高度民主色彩的同事合议制度 (collegiality) 就源于大学, 这是也英美大学学术管理的主要形式。如果大学都不适合采取人大模式, 那在我国其他地方如何推动基层民主呢?
2. 学校治理委员会制度可以解决四大失衡问题。
为什么?前面已经指出, 行政/学术失衡、学校/学生失衡、学校/社会失衡, 都属于治理结构失衡导致的问题, 是有关利益相关者没有被包括在决策过程中, 从而导致决策中权力失衡, 决策倒向强势方。因此纠正这些失衡的办法就是扩大民主参与, 把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包括在决策过程中。民主决策的一个原则是, 所有决策涉及的利益相关者, 都应包括在决策过程中, 确保它们的声音能被听到, 他们的合理权益能得到保护, 并通过权力平衡达到效果平衡。美国大学就是利用这个原则来解决这类失衡的, 这也是目前可知的最有效的方法。
政府与学校问题本质上是政府与高校之间的权责再分配问题, 应当通过政府简政放权, 促使学校面向社会办学来解决。根据本届政府的执政理念, 应当将本应高校承担的职能下放给高校, 政府只起支持与管控作用。然而放权会面临一个挑战, 即权责下放之后如何监管?这里我们要注意到, 学校治理委员会不单纯是一个校内组织, 而是介于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中间组织。它不只是代表学校, 也要代表社会, 包括政府。如果建立了学校治理委员会, 政府就有了一个委托和问责的对象, 学校治理委员会要代表政府和社会监督学校面向社会办学。把学校治理委员会定位为中间组织, 是帮助政府简政放权、强化管控的关键。
3. 学校治理委员会制度还可以解决哪些制度性问题?
学校治理委员会制度还能解决书记与校长相互掣肘以及校长短期行为这两个长期困扰我国高校管理的问题。目前政府管控学校的主要方法之一是由政府任命或委派学校主要领导, 包括书记与校长。在现有制度中, 书记与校长是平级的, 这是造成双方内耗的制度原因。如果实行学校治理委员会制度, 且坚持国家向高校委派学校主要领导的做法, 就应该派学校治理委员会主任。可采取双重任命制度, 上级党委任命其为学校党委书记, 政府任命其为学校治理委员会主任。由于大学是独立法人, 学校治理委员会主任自然是法人代表。然后由学校治理委员会负责校长的聘任与考核。这样就把书记与校长之间的平行关系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纵向关系, 从制度上减少了书记与校长相互掣肘的可能, 同时为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提供基础。此外, 书记负责治理、校长负责管理, 两人分工明确, 各有自己的工作领域, 也减少了产生内耗的可能。美国大学董事会的实践证明, 把治理与管理分开是可行的。
学校治理委员会招聘与评估校长, 还可以给学校一个机会, 让学校有机会根据学校自己的使命和规划选聘合适校长, 并防止他们的短期行为。在现有制度下, 校长是政府委派的, 学校不能根据自己的需求选聘校长, 也不能根据指定的工作任务与要求评估校长, 更谈不上解聘校长, 于是校长有很大自由决定自己想干什么和如何干。即使学校已有发展规划, 新校长也可以有种种理由避开而另起炉灶。这就是校长的短期行为, 其结果必然妨碍学校发展。由于缺少对校长的管控, 使中国大学校长的自由度比美国大学校长大得多!由于校长自由度太大, 对学校影响甚巨, 才提出了校长要成为政治家、教育家、管理专家这种既不合理、也不可能的要求。从管理角度看, 校长成了中国大学管理中最不可测也最不可控的因素。事实上, 对当前我国高校来说, 最需要的不是能呼风唤雨、改天换地的英雄, 而是能集思广益、平稳运行的制度!
然而, 有了学校治理委员会制度, 学校就可以根据学校治理委员会制定学校发展大政方针, 按图索骥, 寻找适合的校长, 并以此评估校长工作, 形成对校长的有效管控。干得好的可以长期干, 干得不好的解聘。这样就可以防止校长的短期行为。
事实上, 美国大学中董事会与校长关系的纵向设计, 就是为了强化对校长的管控, 防止其短期行为。和学校长期存在相比, 校长必然是短期的, 变换校长就可能引起学校波动。为了保持稳定性, 美国大学的办法是设法保持董事会的稳定性。例如, 明尼苏达大学董事会董事任期6年, 每两年更换1/3, 确保董事会中总有2/3多数是有经验的董事, 从而保持了董事会的稳定性。这个经验值得参考。简言之, 美国大学治理的基本经验之一是, 抓住管好董事会, 然后让董事会管校长。董事会要保持稳定, 实行任期制, 而校长任期则可长可短, 全看业绩表现。如果推行到中国, 应当是国家管好学校治理委员会, 然后让学校治理委员会管好校长, 实现管控的梯度下降。
另外, 政府派到学校的这些领导, 到学校后迅速社会化, 变成学校“自己人”。典型表现是不遗余力地为学校争利, 而常常忽视政府、学生及其他社会利益相关者。这也是造成失衡的一个原因。但在学校治理委员会框架下, 治委会主任既不是校内人士, 也不是校外人士, 而是位于学校与社会之间, 代表校内外各方治理力量的中间者, 负责协调各方利益, 满足各方需要, 这样他才能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建议学校党委书记担任校治委会主任的主要原因。
作为处于各种利益与矛盾冲突交汇点的领导者, 学校治理委员会主任能否正确定位, 正确把握自己职责及与各方的关系, 能否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 是学校治理委员会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如何准确定位?具有何种资历经验的人最合适?如何扮演好这个角色?这些都是对学校治理委员会制度的挑战, 也是它的潜在问题。
4. 学校治理委员会制度存在哪些潜在问题?
除了定位问题, 学校治理委员会制度还有两个潜在问题, 即与之配套的学校治理制度建设 (包括治理委员会自身制度建设) 和学校管理制度建设。例如, 如何定义利益相关者?哪些利益相关者群体应该参加?如何挑选这些群体的代表?学校治理委员会的职责范围是什么?委员会的职责是什么?委员的职责是什么?委员会如何履行其职责?各类职责的工作程序是什么?学校各部门的职责是什么?应如何配合委员会工作?很容易提出这样的类似问题, 这些问题也需要一一回答。但回答这些问题, 已超过本研究范围。
总之, 以上分析是要说明, 治理是现代大学管理制度的核心, 是保障各方利益, 发挥各方积极性的关键。治理结构失调是当前我国大学各种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 而建立专门负责治理事务的学校治理委员会, 应该是解决大学治理问题的一个可能有效的方法。建立大学治理委员会制度, 肯定会引起学校与政府、学校与社会、学校与学生、行政与学术等方面的连锁变化, 对此要有充分认识。但是, 这对推动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对推进大学管理的民主化至关重要。因此, 我们应该抓住治理这个牛鼻子, 通过建立与完善我国高校治理机构, 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使高校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 焕发新的活力。最后还应当指出, 建立学校治理委员会制度, 这本身就是一个推进高校基层民主建设的过程。通过建立高校治理委员会, 推动高校所有员工和利益相关者群体学习民主、建设民主、发扬民主、共享民主, 对推动高校基层民主建设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应该看到, 这是一个我们尚不熟悉的领域, 肯定会碰到各种困难。但是, 它代表着未来, 是实现我国高校管理现代化的关键一步, 故值得为之努力。
摘要：从治理角度看, 中国高等教育存在四大失衡, 即在政府/学校关系上, 政府强势于学校;在校内行政/学术关系上, 行政强势于学术;在学校/学生关系上, 学校强势于学生;在学校/社会关系上, 学校强势于社会。为了解决这四个失衡, 建议建立高校治理委员会系统。学校治理委员会是位于学校和社会之间的一个机构, 通过聚集所有学校利益相关者来共同治理学校, 以解决这四个失衡问题。
关键词：基层民主,高校治理制度,高等学校管理,高校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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