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祠导游词

宗祠导游词（精选9篇）

篇1：宗祠导游词

宗祠(zōngcí)，又称宗庙、祖祠、祖厝、祠堂。它是供设祖先的神主牌位、举行祭祖活动的场所，又是从事家族宣传、执行族规家法、议事宴饮的地方。民间建造家族祠堂，可追溯到唐五代时期。莆田刺桐金紫方氏祠堂，便是建于唐末。涵江黄巷村黄氏宗祠，建于北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 年)。到南宋，莆田林氏“建先祠”，“置祭产”。(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十二)建阳陈氏家族的祠堂，始筑于元代。各地大规模营造祠堂，则在明清两代。此时入闽各家族经过长期发展和繁衍，族众日益增多，家族为团结族人大兴土木，故一时建祠之风盛行。

据清初《光泽县志》载，当地“从前各族宗祠无几，近数十年，凡聚族而居者，城乡多各建祠。春秋祭祀，序昭穆，崇功德，敬老尊贤，颇有追远睦族遗意。”(清·乾隆《光泽县志》卷四《舆地志·风俗》)一般家族不仅有一族合祀的族祠、宗祠(或称“总祠”)，族内各房、各支房，往往还有各自的支祠、房祠，以奉祀各直系祖先。旧时漳州府诏安县，“居则容膝可安，而必有祖祠、有宗祠、有支祠。”(陈盛韶《问俗录》卷四《诏安县》)这一时期的宗祠大都保留至今。据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等调查，连城新泉的张氏家族，除总祠外，另有支祠24座;惠安山腰庄氏家族，族众数万人，大小祠堂超过100座，其准确座数连族人也说不清。福州郊区尚干的林氏家族，族众近万人，大小祠堂不下50座。为显族威，大宗祠堂还盖进省城。一些同姓氏的大家族，有的合建跨地域大宗祠。民国时期，永定“乡村之中，不论大小姓，皆合建祖祠，复合散居各乡及徙居各处之同宗在邑城建祠。”(民国《永定县志》卷十五《礼俗》)仙游县黄氏家族，派下子孙散居30余村，各地黄姓集议，在县城合建黄氏大宗祠。福建林氏是人数最多的家族之一，清初曾会同八闽林氏族人，于福州创林氏大宗祠。此外，在海外及台湾的分支子孙，与乡土宗祠也保持了密切联系。民国时，漳州许氏家族，居新加坡、马来西亚者，曾联袂返乡倡建新加坡许氏大宗祠。

为了维护祠堂的神圣和庄严，保持祠堂的整洁和香火有期，福建民间各家族对之都有一套管理规则。强宗大族专设祠堂司事和祠丁来负责祠堂的日常管理和洒扫上香。福州一些祠堂还规定每年按家居住址，每家出1人，一届8年选4人，轮流管理祠堂，这些人俗称“当家头”。族人不允许有损害祠堂的行为。长乐曾氏家族规定：“一宗祠内外，不准私放畜类，以及不准夏秋晒谷，至于乘凉寝睡等事。违者罚钱一千文，充祠公有;若再抗罚，族房齐集，呈官究治。一祠堂内外，凡有安囤家私柴草，即在祠前焚化示众。”(长乐《感恩村曾氏族谱》宗祠规条)有的家族还规定，族人损坏祠堂物件必须赔偿公罚。妇女儿童不得随意入祠，族人盖房不得有碍祠堂风水等，尤其是一些有损于家族道德的行为，如行窃、赌博、吸毒等皆是祠堂的严厉规定的禁条。

祠堂的建筑大多讲究“风水，通常是在祖先最先居住的地方，将旧房改建成祠堂;一些家族建宅时，往往先建祠堂。闽北一些单姓小村落，无力筹建大祠堂，便在村前选址设牌位，供祖先。祠堂一般多位于正寝(前堂)东侧，讲究的有三间二外门。正大门平常不开，只在春秋二祭或族人议大事时开启。正厅外，有储藏祭器、遗书的小房子，环绕成一个独立的建筑群。普通的祠堂只有一间正厅，正厅内设4个龛(也有8-10个龛者)，龛中置一个柜，内藏祖宗牌位(称“神主牌”)，4龛神位依次为高祖考、高祖妣和考、妣的官位、姓名字号。每龛前各设一矮长桌，用以摆放祭品。一些宗祠里，凡本族新添男丁要贴张红纸在柱上，上书__×长子(或次子等)、取名__×，以示到祖先面前报到。如今闽南一些祠堂大厅正中大木龛中列祖列宗的神主牌位，已被各主遗像所取代。本房死者若有子已婚(不属夭折)者，其遗像可入祖厅正堂。惠安崇武一带，几乎所有宗祠厅堂的龙壁都贴有符篆、“金箔”及用锡箔色纸剪成的镜、尺、剪刀、双喜等图，用以镇宅。符篆多书“北方玄武大神镇宅”、“西方白虎大神镇宅”、“东方青龙大神镇宅”、“南方朱雀大神镇宅”等。平日祠堂空屋有借给家无住房的族人居住，有的族人的灵柩也寄放在祠中。族人去世，则送香灰入祠。外出族人来谒祖寻根时，必先到祠堂祭拜，而后包上祠堂的香灰及家乡泥土带走，以示不忘根本。

漳浦郑姓人1987年就整修族祠，作为郑姓举行“穿灯脚”(穿灯脚，每年农历正月十四，闽南一带在族祠内悬挂各种花灯。让由婆婆陪着的新嫁娘，和初为人母抱着新生儿的小媳妇，沿宗祠的下殿至上殿绕行一周。因系从高悬头上的花灯阵中通过，故称“穿灯脚”)传统习俗活动的场所。宗祠的修建仍由同姓族人捐款集资。闽南许多华侨回乡也捐修宗祠。新修祠堂大都富丽堂皇，耗资甚大，造成浪费。新修的宗祠日常向乡人开放，仅是做为宗族的象征而已。闽南许多宗祠，作为村里老人会活动场所，发挥有益的作用。

篇2：宗祠导游词

崇拜祖先并立庙祭祀的现象，在原始社会后期即已存在。明世宗采纳大学士夏言的建议，正式允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从此宗祠遍立，祠宇建筑到处可见。宗祠原为“追远、报本”的目的而兴建，所以在建筑规制上要体现出礼尊而貌严。自南宋到明初，一般的祠堂都是家祠。特别是自明清以来，祠堂成了宗族祭祀先祖、举办宗族事务、修编宗谱、议决重大事务的重要场所。

宗祠，除了作为祭祀场所之外，过去的宗祠还是处理宗族内部事务、执行族规家法的地方。族人的冠礼、婚礼、丧礼基本上都在祠堂进行的。有的宗族规定族人之间或族人家庭之中发生了争执，都要到祠堂中裁决。所以，在封建时代，祠堂在一定意义上又成了衙门，具有一族“公堂”的性质。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传统的一个民族。在每个家族中，往往都有一个场所来供奉已去世的祖先的神主牌位。所以，旧时的每个家族都会有本家族的祠堂，并给它取一个名号，这个名号就叫“堂号”，目的是让子孙们每提起自家的堂号，就会知道本族的来源，记起祖先的功德。

俗话说，树大分杈。随着生命的传递、繁衍，家族也会不断扩大，扩大的结果是一些家族从祖居地迁居他处，另开基业，形成新的分支和新的宗族，自然也有不少家族远赴重洋，在海外定居，这些新形成的宗族和分支，往往又会建立新的祠堂，来供奉最亲近的祖先。于是，由一个祠堂又会派生出许多新的祠堂来。

篇3：大冶宗祠建筑的总体功能简介

在宗祠的外围,水塘、广场、沿街住宅的外部空间也具有多种功能:洗衣淘米、孩童嬉戏、欢度节庆、搭台看戏等等。原生性功能的祭祀支持着次生性功能的娱乐,使它在不同时间吸引人们前来。

1 祭祀

作为存放祖先神主排位的神圣之地,祭祀先祖是祠堂最主要的功能。在每年的冬至、清明、除夕等时节,通常会进行祭祀活动。祭祀是后辈对先人表达虔诚敬奉的活动,以求祖灵庇佑,十分庄重肃穆。因此,在大冶祠堂中,最神圣的场所往往是安置祖先牌位和祭台的房舍,其主要特征就是仪式化。香案、祭台、牌匾、楹联以及供奉先人牌位的台案均作特别精细的安排,香火缭绕更烘托出肃穆的仪式化氛围(图1)。

2 修纂族谱

族谱,又称家谱、宗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一般族人都有很自觉的宗族认同意识,希望清楚自己归属与哪个宗姓、支房。他们有着强烈的族源意识,讲究“木本水源”,十分重视族谱的撰修和保存(图2)。

编纂谱牒俗称为“修谱”。谱牒,旧称家乘、家谱。它是以记载一姓或族、一房世系为中心内容的表册文书。蕴藏着丰富的人口学、社会学、民俗学、地名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及地方史资料,是珍贵的家族文化遗产。

族谱的有三大特色:特色之一是谱序,用极具概括的文字,论述修谱意义、修谱历史、本族源流;特色之二是字派,即制订字辈、派名、派行,是民间一种独白的传统取名方法,其功能是同族人走启蒙天下,都能区别长幼世序辈份的大小。每届修新谱时,老谱中的字派必印载谱内,若老字接近末尾,则又要续增新字派,体现绵延不断,长衍吉祥。特色之三是立有家规,这是家谱中必不可少的,名称有族规、族约、家范、家训、祖训、族戒等不同称谓,其内容大都相同。

族谱对一个宗族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宗族十分注重族谱。按照惯例,十年一小修,三十年一大修,这个任务就在祠堂里完成。

3 家族法庭

以宗谱、祠堂、族长为核心,形成宋明以来宗族制度的族权,并于清代末期始,与封建政权相结合。如果说家法族规是家族的法律,那么家法也是封建国法的补充。

族长就是家族法官,族众犯法违规,小则祠堂治以家法,大则送公庭治以官刑。审判时,族中士绅可以陪审,族人也可旁听,以此达到教育族人的目的。判决的实行也在祠堂进行,如杖责、罚金、罚苦役、公革出祠等,甚至有被判死刑的。

当然这种家庭法则在封建社会中多为存在,在如今的法制社会下在大冶地区这种家族法庭已经消失。

4 会场

祠堂是寻根探祖、加强各地宗亲的联系和联谊、商讨筹组各地分会事宜的场所,以期团结族内,共同敬奉祖先(图3)。

大多宗祠每年在祠堂内举行一至两次代表会议,一般是在春秋两祭期间,公布上一年的收入开支情况,商讨下一阶段或下一年主要事务,同时也是加强各地宗亲联谊的好机会。通常,一些远在外地的宗亲后裔也会千里迢迢、不辞辛苦赶回来祭拜。这时,祠堂往往人来人往,互相问候交流,热闹非凡。

平时各项事务的决策一般也是在祠内举行,如各地分会筹建组织、族内捐资助学、筹资修祠、与外姓宗亲礼节应酬等事宜。

5教化课堂

宗祠通过纪念祖先、弘扬祖德这个机制,又成为团结人、教育人、培养人的学校,成为推动村落社会公建公益事业建设的组织者。一是知根知源,凝聚本族。二是引导修德,正人正已。族谱中的“族规”、“家训”,都是教育子孙注意社会公德、家庭道德、从政官德、经商道德等等的修炼。提倡以孝事亲,以诚待人,以信为本,以忍处世。可以说,宗祠是落实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从所提倡的道德内容看,不少东西在今天仍不失为值得传承、弘扬的中华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不相悖。如:在殷祖镇的余海庄余氏宗祠墙内镶嵌的石刻的家训(图4)。

6 族人日常生活的中心

大冶的家族支祠普遍称作公屋或宗屋,是房族的最大的活动公共场地,公屋不仅仅是祭奠祖先的地方,还是一个大的聚集的空间,可以进行婚丧嫁娶办酒席。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祠堂在这方面起的作用在个别地方已有所淡化,但在一些村落中仍然还有这些习俗保留下来。

(1)婚俗。新娘离别祠堂(或“老厅”),出嫁到男家,先到祠堂祭拜男家祖宗,再成婚礼。其目的一是表示尊崇祖先,二是分享,三是祈求祖先保佑。笔者娶亲时曾亲历过新婚离别祠堂的仪式。

(2)丧事。根据习俗,人若是正常死亡,在尚未断气时,要赶紧抬到祠堂,以使其灵魂与祖宗的灵魂在一起,否则其灵魂可能会成为孤魂野鬼。因此,有的老人在病重垂亡时,就会主动要求子女将其抬进祠堂。这种习俗已经渐渐消失,但各族依然把人的生死与祠堂联系得很紧密。

(3)娱乐。过去,逢年过节,祠堂会装饰一新,各家各户带着果品、烟酒齐聚祠堂,相互问好,成年人喝酒、聊天、下棋,孩子们嬉闹玩耍,其乐也融融。元霄节时,有的祠堂陈列着图案精美的各式灯笼,举行花灯展。大约每年春节期间和秋收时期,许多祠堂会搭建戏台演戏,剧目都是传统戏。随着现代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室内休闲娱乐方式多样化,这些聚在祠堂的联欢活动就搞得较少,倒是平时会有不少老人聚在一起聊天、打牌。

摘要：宗祠建筑最主要的功能是供奉祖先神主,也是宗族祭祀的圣地,它象征着宗族的团结。同时,宗祠还是处理宗族内部事务、执行族规家法的地方。祠堂功能的多样性,使得它外形高大、敞亮、气派,较为富足的族派祠堂还建有戏台。在有序的伦理中,功能又可以是无序的。

篇4：岭南宗祠修缮记

“我跟秋明联合起来是两票，如果再能说服村长，三票对一票，事情就由我们说了算。”陈钊承是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石一村的陈氏宗祠“善世堂”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作为修缮行动的发起者，他们两个80后为善世堂倾注了感情，希望工程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

“善世堂”有近500年历史，其修复工作得到陈氏族人热烈响应。而古老的宗祠还未修缮，以其为根基的力量已经默默发挥影响力，达到各方利益、意见的平衡。

如今，在珠三角一些工业化城镇，以祠堂为依托的公共空间正在形成，逐渐显现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区自治的另一种可能。

无法忽视的宗族力量

2011年4月，热心公益的陈钊承怂恿同村好友陈秋明一起，参加了广州市“文物保护志愿者”组织。随后的文物保护行动小组会议，传递出“保护文物，从身边做起”的理念，这让陈钊承联想起与自家一墙之隔的“善世堂”。

陈秋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也是后来才逐渐了解到，镇里的陈氏宗祠原来大有来头。

“善世堂”始建于明朝正德年间。大堂中间的“善世堂”漆金牌匾，相传为抗倭名将戚继光所题。祠堂内俯拾即是的石雕、木雕、砖雕等，都极具价值。

但是，因为年久失修，善世堂损毁严重，现状堪忧，不得不大门紧闭，与外界隔绝。陈钊承和陈秋明重修祠堂的初衷，完全是出于保护文物的考虑。

这注定是一个大工程。在掂量了自己的有限资源之后，他们抱着忐忑心情，挨个走访了石楼镇陈姓人口分布最广的石一村委、石二村委、赤岗村委，希望能得到陈氏族人的集体支持。

陈钊承、陈秋明并不是最早念修祠堂的陈氏后人。2001年，从石楼走出的港澳同胞回乡祭祖，曾筹集资金37万元，修葺了陈氏宗祠善世堂的门头。

然而，与单纯保护文物的动机不甚一致，大部分主张重修祠堂的陈氏族人，有着自身考量。

“不管是大老板还是当官的，就算从外国回石楼，只要是姓陈的，都会认祠堂。”60多岁的村民陈荣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大家对修祠堂都很热心。

经过一番游说，重修“善世堂”成为石楼的一件大事。陈秋明说，没想到两个年轻人的冲动会引起全镇重视。

2011年11月，石楼陈氏宗祠（善世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善世堂”委员会）正式成立，从全镇推选出30名理事。其中，60岁以上成员10人，四五十岁的中年成员15人，剩余5名理事皆为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青年。年纪最大的名誉会长陈俭文，已有90余岁。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老中青三代人一起干。”陈秋明说，以善世堂委员会的名义，很快募集到1000万元的修缮资金。

在广州南郊的半工业化小镇，百年宗祠依然显示出强大的凝聚力。

失败的“权力操控”

不过在祠堂修缮工程紧锣密鼓的冲刺关头，陈钊承做了一个“小动作”，悄悄打电话给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自我揭发”。

陈钊承对市文广新局派来的专家说：“甬道不符合设计方案，希望能给他们下发整改通知。”他告诉本刊记者，按照自己的设想，祠堂修缮应该“修旧如旧”。在与同族长辈的角力中暂落下风后，他不得已“出此下策”。

秘密筹划试图操控整个修缮工程的陈钊承，没料到宗族的制衡力量如此强烈。

原本以为会最费周章的资金问题，反而没太让人发愁。“善世堂”委员会成立没多久，陈俭文的儿子陈昌——番禺一家钢结构公司的老板，主动请缨为剩余款项包尾。

一应费用支出，设计了严格的制度予以约束。他们在石一村委内部成立财务小组，对修缮资金专项管理。详细的账目开支需经委员会审定，并定期公布。

为确保万无一失，在村委会外部，另外又从委员会中挑选7名成员组建财务监督小组，监管财务小组。

财务机制设计无懈可击，日常管理机构则被做了“手脚”。

由于“善世堂”委员会人数较多，频繁召集全体会议并不现实，陈钊承以发起者的身份，利用大家时不我待的心理，“伙同”陈秋明草草成立了“善世堂”修缮执行委员会。

为了取得合法地位，他们还拉上族中叔伯陈鸿业、村干部陈灿强加入执行委员会，但将人员控制在4名。

孰料，坚定的“盟友”陈钊承与陈秋明之间最先出现罅隙。双方不仅在一些决议中产生分歧，而且两者处理与长辈关系的方式方面，一个“坚持自我”，另一个则更为机动灵活，“统一战线”不攻自破。

陈钊承说：“他说我是老顽固，我‘骂’他墙头草。”

执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中，陈鸿业是村中叔伯们利益的代表，对自己的意见非常自信。

在甬道修复问题上，叔伯们坚持用地砖的理由是，红石材料比较稀缺，耗费大量功夫采购会延误工期。而且红石没有地砖平坦，老人家经过时也会滑倒。

在执行委员会占有关键一票的陈灿强，对长辈们的意见敬重有加，并没有陈钊承设想的那么好争取。

至此，两个年轻人精心布局的“一言堂”破灭了。

组织机构的自我纠错

随后，就连四人主导的权力架构都没能维持多久。

由于石一村委会已经具备严密的财务制度，财务监督小组的工作重心也一点点偏向具体的修缮业务中。

最近，7名财务监督小组成员也列席执行委员会会议，并参与讨论。“差不多就是半个执行委了。”陈钊承说。

与此同时，“善世堂”委员会的成员由30人扩充至50余人。对宗族内的事务，拥有终极裁定权。

到了2014年9月，执行委员会在祠堂仪门牌坊修复的问题上再次争执不下。1971年秋的一场台风，将仪门牌坊完全刮倒，至今颓垣残柱。

陈姓后人决定在仅存的台基之上，重塑有着华丽石雕的三层斗拱。但是鉴于年代久远，施工单位担心基础不牢固，建议用钢筋水泥对台基进行加固，再行施工。

台基是珍贵的文物，到底该不该拆解加固？这一次，陈钊承反而与陈鸿业的看法相同，觉得应该保存原有台基的完整性，“能不拆，就尽量不拆”。

后来，文物专家鉴定后认为，台基之上要架起几吨重的牌坊，假如质地不够坚硬，就存在安全隐患，陈钊承的立场随即转变。“专家都这么说了，我也赞成拆了加固。”

陈鸿业是当地的“活字典”，石楼的历史掌故他都如数家珍，视善世堂为生命，始终坚持自己保护祠堂旧物的立场，丝毫不肯妥协。

2014年10月，面对僵持不下的局面，执行委员会只好把仪门牌坊议题，拿到“善世堂”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投票表决，最后超过半数理事投了赞同票。

至此，大势已去的业叔仍然坚决反对，但委员会授权施工单位对仪门牌坊的基座强行拆装加固。

一怒之下，陈鸿业自动退出了执行委员会。时至今日，陈钊承仍然对自己曾经与长辈之间发生的“不愉快”表示歉意。但他又补充道，现在没有哪股力量可以操纵全局。

岭南小镇的公共空间

与番禺毗邻的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也有一座陈氏宗祠，围绕祠堂修缮也曾展开激烈博弈。令人意外的是，祠堂修葺一新后，陈氏宗祠管理委员会这一组织却保留了下来。

白坭的陈氏宗祠管理委员会一共有19名委员，7名常委会委员，除了负责人依族例世袭之外，任期均为三年。逢年过节在祠堂举行的醒狮、千叟宴、慈善捐款等集体活动，皆由他们组织。甚至一些邻里矛盾、民事纠纷，绝大部分也能够妥善解决。

白坭陈氏宗祠管理委员会委员陈达荣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筹集经费、财务管理、组织活动等日常事务交由常委会主持，牵涉到动用较大笔资金的项目，则必须经过19名委员投票决定。而事关整个宗族大事的议程，就要召集村民代表、村中父老共同协商、讨论。

“当然是吵吵闹闹，父子俩都拍桌子。”陈达荣说，自2011年祠堂重修后，陈氏宗祠管理委员会已经完成首轮换届。期间，诸如乒乓比赛、粤曲表演、书法、象棋，这些乡村父老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也频频组织起来。后来，歌咏协会、曲艺协会、书法协会等工作室，也在祠堂内的场地上陆续成立。

如今，祠堂成为全镇人气最旺的公共场所。

活跃的陈氏祠堂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社会工作局常务副局长何远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在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基础上，他们主动牵头引导，推动陈氏宗祠发展成为了白坭镇富景社区的基层党建新基地、村民议事决策中心、社会组织孵化新基地、乡村文化活动中心。

“他们组织活动，效果要比我们好很多。”何远明说，白坭陈氏宗祠已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示范点。

经历过文革“破四旧”等政治波动，一度担心重修祠堂不符合国家政策的陈达荣，心头悬着的石头落地了。

他说：“祠堂是一个载体，社会再怎么发展，都需要这样一个地方。”

族谱里的自治规矩

白坭陈氏一族流传下一本体例完整的族谱，详细描述了历史上的宗族治理运行模式。

自明朝到民国的26代族人，都被记录在案。族谱的一、二卷，还专章记载繁文缛节的族规民约。这些训诫家法包括：报公录、族规条例、嗣记、家相礼长考、家礼、族产等。

在白坭陈氏族谱的管理架构里，“宗子”为长子长孙世袭，“族长”由推选产生，“家相”掌管处罚权、“礼长”掌管族规、祭祀。而族规同时规定，这几位家族“长老”不能掌管钱财。

“这几位权力大，没人管得住，如果管钱容易出问题。”陈达荣说，宗祠还设置了专职掌管钱财的职位，但为了避免滋生腐败，由族人轮流掌管，每年就要换一人，比“长老”们的三年任期要短。

“这就是权力的平衡，属于老祖宗的古老智慧。”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陈永杰曾帮助白坭陈氏宗祠将族谱转化为简体字并分章断句。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宗族治理模式曾在岭南地区广泛施行。

在番禺石楼善世堂自发形成的权力架构中，陈俭文与“宗子”的地位相对应，陈鸿业、陈树明则扮演着“族长”的角色。乃至自我纠正后的组织框架、监督机制，皆神似族谱中的描述。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陈忠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新时期下，传统祠堂的功能正在发生变化，以适应现代化转型，政府看待祠堂的眼光也要与时俱进，尤其是在广大华南地区，如果对这股力量合理利用，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基层治理的成本。

微妙的平衡

业叔出走后，石楼陈氏一族德高望重的陈俭文亲自出面，请来“办事能力强”的陈树明充当救火队员，主持大局。

自述当过学校教导主任、酒店经理、工程队队长的陈树明60多岁，性格直率，善于组织协调，加入执行委员会之后，修缮工程骤然提速。

不过纷争并未结束。与陈鸿业相对保守的作风大相径庭，陈钊承发现雷厉风行的明叔“喜欢换东西”。“一个什么都不能动，一个又什么都要换新的。”陈钊承介绍说，在祠堂拖廊刷漆的问题上他们再生分歧。

陈树明认为刷新漆较为合理，可以营造闪亮的效果，而另一方则觉得应该刷旧漆，以便保护拖廊上的木雕花纹。

但是，这次不用出动全体善世堂委员会，执行委成员的权力就能得到有效节制。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将拖廊顶部看不清楚木雕细节的地方，刷上新漆，底部花纹清晰的地方则刷了旧漆。

“以前一个下午什么事也解决不了，现在可以搞定一个问题了，”陈树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开会时除了维持秩序，还严格控制议题，“争取下次能解决两个问题”。尽管组织架构仍显粗糙简陋，但在“程序正义”与“效率”之间，石楼陈氏族人找到了微妙的平衡。

地处珠三角腹地的白坭镇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增长，位于白坭镇中心的富景社区人口构成也发生了显著改变：本地人口约有1万人左右，而外来人口则超过1.2万人，成为典型的内外杂居社区。

位于番禺区东部的石楼镇，经济、社会状况与之大同小异。陈钊承曾经对城镇化带来的社会形态变迁颇为无奈，工厂里的外地人越来越多，当地的年轻人纷纷搬到广州市区工作、居住，邻里不相识的冷漠现象蔓延开来。

很长一段时间，陈钊承都在为“遗失的故乡”伤春悲秋，直至领略到宗祠点石成金的魔力。

他在之后的一份针对石楼镇的调研报告中指出，传统社会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之上，有着极高的身份认同感与道德约束力，而城市化进程将这一秩序打破，而宗祠有助于唤回失落的社区居民熟人社会。

篇5：安徽龙川胡氏宗祠导游词介绍

龙川胡氏宗祠坐北朝南，前后三进，建筑面积为1146平方米。祠前是一个约100平方米的广场。房屋场基和广场的场地、阶挥、栏杆全用清一色的花岗石砌成。前进是座22米宽的高大门楼，门楼前后两向各有六根石柱，五根月梁和四根方梁，结构严谨，布局匀称。方梁梁面雕刻精致图案，中间前一根为“九狮滚球遍地锦”，后一根是“九龙戏珠满天星”。两旁木梁雕刻均为戏文人物。门楼后面为天井，也是用花岗石铺成。20根石柱同20根月梁衔接，排列在天井四周，擎起东西两廊和前中两进的南北房檐。过天井是中进，为祠堂正厅。由14根围粗达166厘米的银杏树圆柱架着大小19根冬瓜梁构成。每根屋梁两端皆配有椭圆形梁托，梁托上雕有彩云、飘带，中间分别楼成龙、凤、狮、虎。梁间悬挂层层云朵，楔上镶嵌片片花雕，连梁钩(挂灯用)都衬以刻有蟋龙、孔雀、水仙花、万年青等动植物形象的钩托。正厅两侧各为高达丈余的落地窗门，每扇窗上截有镂空花格，下截是平板花雕，内容以荷为主体，间以水禽。正厅上首也是一排落地窗门，花雕画面以鹿为中心，衬以山光水色，竹木花草。后进是寝室，上下两档，中隔一个狭长的天井。寝室窗门雕刻的全是花瓶，采用浮雕和浅刻技法。窗门中间的小片花板上，分别楼刻着八仙道具、文房四宝、书案画卷、圆椅条桌等，小巧玲珑，立体感强。1988年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历史记载，龙川是坑口村的古称。村前有龙须山，村中有一条小溪(称川)穿村而过，古称龙川。后人认为小溪(又称坑)出口流入登源大河，龙可以畅溪，故改为坑口。这个传说至今仍在百姓中流传。龙川胡氏宗祠始建于宋，明嘉靖年间大修。坐北朝南，前后三进，由影壁、平台、门楼、庭院、廊庑、尚堂、厢房、寝室、特祭祠等九大部分组成。宗祠采用中轴线东西对称布局的建筑手法。令人有气势磅礴，蔚为壮观之感。宗祠是古徽州聚族统宗，维护宗族的建宗法制的产物。对现今说已失去它的作用和意义，但它的木雕艺术却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作为历史文物来研究有它特有的考古和观赏价值。尤其是它的木刻花雕独树一帜，形成自有的艺术风格，可谓木雕艺术的一颗“明珠”，“古祠一绝”的含义也就在其中。

篇6：柏姓宗祠对联

下联典指唐代人柏贞节，镇守夔州，为官清良，政绩显著。杜甫曾有诗句：“柏公镇夔州，滞雾兹一扫。”

容图麟阁;

篇7：柏姓宗祠对联

上联典指明代水利工程名人柏丛桂，江苏宝应人。洪武时建言请筑塘岸，起槐楼四十里，以备水患。诏发淮扬民工五万六千，使丛桂领导，期月工成。乡人呼为“柏家堰”。下联典出《汉书》古今人表载，上古柏夷亮父，为颛顼师。

雪耘称米家蓝本;

盟鸥乱北菀之真。

篇8：丽水缙云宗祠建筑木构彩绘概述

1.戏台天花彩绘

缙云宗祠大都设有戏台。戏台与门厅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戏台与门厅合二为一,即戏台位于门厅明间前金柱和后檐柱之间,这种戏台一般只有天花彩绘,如壶镇以清公祠,同样存在门厅层高较高不做天花的情况,如邢弄黄氏宗祠;第二种是戏台凸出于门厅之外,这种戏台除天花外,梁枋、柱头亦设彩绘,风格随其门厅相关构件彩绘。戏台天花有两种形式,一是平天花,另一是平天花内置八角藻井。

1.1平天花(以清公祠)

平天花目前仅见河阳村朱大宗祠和壶镇以清公祠(图一)两例。河阳村朱大宗祠天花外观无可见木条,天花木板白色做底,彩绘纹样模糊不可见,价值不高。以清公祠位于丽水缙云县壶镇镇坑沿村,为缙云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筑三进,分别为门厅(含戏台)、中厅(享堂)和后厅(寝堂),旁有厢房,该建筑始建于明隆庆年间,清代重建。

戏台天花从内到外共有三个层次。最内的两块天花,尺度最大,早已毁坏,现重绘图案题材为“双狮踩绣球”,原有图案不可考,色彩与旧彩绘相差较远。

第二层次彩绘。共8块,每边2块,每块大小相等、绘制内容亦同。彩绘红色为底,中间图案表“寿”,白色;寿两边各有一蝙蝠,寓“福”,黑色线描,除头部为白色外,余设青色;围绕福寿图案,为蓝色水草类纹样。此图寓意“福寿双全”。

第三层次彩绘。共12块,每边3块。天花长度有四种,中间造型有圆形、斗方和画卷三种,各四块。

中间造型为圆形的天花长度有两种,一是(两块)方形,四岔角为白地上黑色蝙蝠,另一(两块)是长方形,圆形外为红地上白色花卉。圆形内白色为地,图案以博古为主题,表达吉祥之意。如:第一幅,两瓶,一瓶绘毛笔、拂尘、如意串珠,另棋盘上有柿子,寓意“事事平安,必定如意”。第二幅,一瓶绘葫芦物件,另有两个卷轴,寓意“子孙万代,科举高中”。第三幅,一瓶内绘三戟,一瓶绘灵芝,寓意“平升三级,吉祥富贵”。第四幅,一瓶内绘拂尘,一瓶绘寿桃,另有一棋盘,寓意“平安吉祥,长寿富贵”。

中间造型为斗方的天花为白地四角白梅,斗方设青色,四斗方内分别绘制“春柳”“夏竹”“秋松”“冬柏”。

中间造型为画卷有两种,一是(两块)画卷外黑地白桃,画卷内朱色为地,其上一绘制白色卷草纹,另一绘六角龟纹;另一是(两块)画卷外黑地红桃,画卷内朱色为地,一绘冰裂纹,另一卵石纹。四画卷内容分别为:第一幅绘“菊花”,题诗“露凝千片玉,菊散一丛金”,该诗源自唐代李世民的《秋日》。第二幅似为“茶花”,题诗“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然”,为杜甫诗作。第三幅亦是绘制“菊花”,题诗“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源自北宋汪洙编纂《神童诗》,这诗历代以来在书塾中盛行流传。第四幅绘“荷花”,题诗“春游芳草地,夏赏荷花池”,同出《神童诗》。

以清公祠戏台天花虽中间部分损毁,但仍具有较高价值,一其结构为平天花无藻井,在缙云地区较为少见;二彩绘题材含有较为程式化的图案,绘制手法上较为工整,与第二种带藻井的天花彩绘写意手法形成对比;三保存下来的彩绘非常清晰完整,提供了较好的研究基础。

1.2平天花内置八角藻井

第二种戏台天花最为常见,即平天花内置八角藻井,这种天花从结构形式而言,又有一层藻井(图二)、二层藻井之分。一层藻井(图三)井壁倾斜率较大,有的接近垂直,其外部的平天花大致有三种形式,如图三所示,或者方格(图三(1)),或者延续藻井的八边形,形成不规则天花(图三(2))。二层藻井形式更加丰富,总体而言,延续了一层藻井木板井壁的做法,图四(1)至(5)均为此种做法,(6)的藻井为叠涩做法,且最外层天花倾斜,与一般天花不同,目前在缙云地区也仅发现一例。图四(1)至(5)的井壁做法,除平木板外,还增加曲线做法,如(1)的二层井壁和(5)的一层井壁(剖面所示)。平天花的组合方式与一层藻井平天花类似。

戏台彩绘题材有山水、花鸟、人物故事等,韩畈村李氏宗祠以山水画为主,周坎头村陶氏宗祠以花鸟花卉为主,其余的金坑村沈氏宗祠、左库卢氏宗祠、丹址村王氏宗祠等大多以人物故事为主,其中又常见《三国演义》经典故事,如丹址村王氏宗祠就绘制有“桃园三结义”“群英会蒋干中计”等题材。从色彩而言,板壁白色做地,除周坎头村陶氏宗祠为墨绘外,绝大多数为彩绘,颜色红、青、绿三色居多,每一块木板彩绘使用红色或者青色压边,支条多设黑色。部分彩绘的绘画水平达到了较高水平,如左库卢氏宗祠(图五),该宗祠为同治年间(1861-1874)重修,人物神情嘱意,眼目传神,须发纤毫可见。

2.梁枋彩绘

缙云宗祠建筑梁枋彩绘在建筑整体中的位置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来讲。横向彩绘的布置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为二进院落中门厅前金柱间和寝堂后金柱间的两排单面穿枋彩绘隔天井相对,河阳文翰公祠、邢弄黄氏宗祠、柳塘陶氏宗祠皆为此类,河阳虚竹公祠虽为三进,但其第一进为门台,仅门厅前金柱穿枋彩绘为双面,亦可归入此类。第二种为戏台前柱间和寝堂后金柱间两排单面穿枋彩绘隔天井相对,如交雅李氏宗祠,西岸吕氏宗祠,后者虽有三进,但其第三进无彩绘。第三种是三进院落中享堂与寝堂两排单面穿枋彩绘隔天井相对,如丹址王氏宗祠是享堂后金柱间与寝堂后金柱间穿枋彩绘,以清公祠的享堂两次间后檐柱和寝堂两次间前檐柱间穿枋彩绘。以清公祠略微复杂,其享堂两次间后檐柱穿枋彩绘为双面,且享堂后金柱穿枋彩绘单面朝门厅,但从穿枋的对应关系而言,更接近第三种。纵向梁枋彩绘位置有两种,一是明间的三架梁或五架梁包袱彩绘,这种比较少,上搭包袱白色做地,包袱内多墨绘仙鹤等题材。二是边缝的穿枋彩绘。

图七穿枋彩绘的构图,可参照官式苏画的命名方式,无箍头,左右锦文找头,中间为方心,其找头内或设卡子(图七(2)(4)),或动物图案(图七(1)),较之官式彩绘题材更自由,与徽州[2]穿枋彩绘有相似之处。图六与图七彩绘最大的不同是找头锦文延续到中间聚锦,即图六彩绘无图七方心,参照官式彩画的命名原则,图七与海墁苏画[3]更相似。从不同地区的梁枋彩绘的对比可见,缙云宗祠彩绘具有独特性,它与其余地区彩绘源流、互相影响如何,则需再进一步调查、研究。

2.1河阳村虚竹、文翰公祠

虚竹、文翰两座宗祠位于缙云新建镇河阳村,为清晚期建筑。虚竹公祠神主即朱虚竹,该祠堂耗时四年,清咸丰13年(1861)建成,为三进两厢格局,分别为门台、享堂(带凸出拜亭)、寝堂;文翰公祠为宗族支祠,建于清嘉庆18年(1813),清同治元年(1862)拆毁,光绪四年(1878)重建,为两进带两厢格局,分别为门厅、寝堂[4]。

两座祠堂同属一家族,年代相近,虽建筑格局有差异,但是在彩绘位置、题材形式、用色上大体类同,唯文翰公祠寝堂次间边缝穿枋彩绘较为独特。整体而言,虚竹公祠建筑彩绘要比文翰公祠精致、细腻。

虚竹公祠享堂三开间,明间四柱十檩,前金柱间设门。享堂梁枋彩绘位置有两处,一处为前金柱门上穿枋彩绘,里外均绘制,共计三块;二处为左右边缝穿枋,五柱间均有一块,共计八块。

前金柱门上穿枋彩绘朝外一面底纹基本图样是“两只蝴蝶与一寿纹”,寓意“福寿双全”。穿枋中间画框内彩绘基本无存。穿枋两头直接用红色在底纹上绘制琐纹纹样箍头。蝴蝶、寿纹颜色分别为草绿、黄色,基本图样的空隙间填充宝蓝色。

前金柱门上明间穿枋彩绘朝内一面(图六)的比朝外形制更为复杂,设色更为丰富。穿枋底锦纹基本单元为十六边折线框,四个图案以对角分成两组,一组以绿色为主,做三次退晕处理,分别为深绿色、浅绿色、白色;另一组以蓝色为主,亦是三次退晕处理,十六边折线框中间还绘制菊花、月季的花头;四个折线框的围合部分又分成四个平行四边形,其中左右两个四边形绘制黑白两色,上下两个四边形则为红白两色,亦有退晕。锦纹纹样虽然不复杂,但是在极小的尺度内,通过色彩的退晕、变异,使得整个底纹有很强的立体感。两端头以如意纹为主,端头的曲线与锦纹的直线形成了对比,但又统一在同一色彩中。聚锦白地写意画和锦纹、端头纹样的深色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重点。

前金柱三间各有一穿枋彩绘,三块彩绘构图、纹样、设色基本相同,仅明间彩绘更长,有三聚锦,如图六所示,一画卷和两海棠造型,次间仅有一画卷造型。

次间边缝5柱之间共有4块彩绘,左右对称,每缝四块彩绘纹样(图七)都不相同。前檐柱和前金柱边缝彩绘(图七(1))外板设青色且低于内板,内板分为三段,左右两端绘制一老虎头像,设黄色,以及绿色冰裂纹,方心为六边形。前金柱与后檐柱间的三块彩绘(图七(2)(3)(4))外板更丰富,最下二层为青,再上一层为卵石纹样中间绘墨绿点,最上一层绘制锦纹、方心。与前金柱间穿枋彩绘相比,边缝彩绘尺度较小,纹样、设色更简单,但用色相似,以青、绿、色、红为主。前金柱间彩绘通过退晕等来达到其细腻丰富的效果,而边缝彩绘则通过木板本身的高低增强整块彩绘的视觉表现。

虚竹公祠寝堂柱网与享堂同样,穿枋彩绘的部位为后金柱朝天井的一面,边缝前檐柱到后金柱间每边各三块,绘制手法与享堂类似,但图案稍有差异。

文翰公祠门厅前金柱下三块穿枋仅朝天井一面有彩绘,次间两边缝中柱与前后金柱间均设穿枋彩绘,每间上下两块。寝堂彩绘位置为:后金柱穿枋彩绘(朝天井一面),其彩绘的形制、设色均与虚竹公祠相似。次间边缝前后金柱和中柱间各有上下两块彩绘穿枋,彩绘黑色地上绘制折枝花、八仙等图案,中间方心绘人物故事等。

2.2以清公祠

以清公祠享堂三开间,明间四柱十檩,边缝五柱。享堂梁枋彩绘按位置有六处:一是明间三架梁、五架梁、后金柱与后檐柱间穿枋彩绘,每缝三架梁、五架梁,均包袱彩绘,穿枋一块,双面方心彩绘,两缝计两处六块(根);二是边缝穿枋彩绘,每缝十块,单面方心彩绘,两缝计两处二十块;三是明间后金柱间穿枋一块,朝门厅绘单面方心彩绘;四是左右次间后檐柱间穿枋两块,双面方心彩绘;以清公祠享堂梁枋彩绘共计28块(根),是目前所见绘制彩绘数量最多的享堂。

明间三架梁和五架梁为扁圆形,上设包袱彩绘。五架梁上的包袱展开为海棠形状,黑色边框,内有一圈蓝紫色回纹,五架梁包袱长度约为整根梁的五分之三。三架梁包袱与五架梁类似,包袱长度约为整根梁的二分之一。明间三架梁、五架梁彩绘白色做底,绘制仙鹤、狮子等。

边缝为五柱十檩,穿斗结构,每边缝十块穿枋彩绘。二十块穿枋中间方心有扇形、海棠形、画卷形等造型,绘制山水、人物等题材,构图与图六相似。最下四块穿枋较长,端头为云纹或如意纹,找头为大小圆圈,方心有卷轴、斗方两种;中间四块和上面两块穿枋较短,无端头纹样,找头亦为大小圆圈,方心有扇形、柿形、海棠形等。从色彩而言,除中间两块穿枋找头青色地外,其余穿枋都是红褐色地,中间方心白色地。

明间后金柱间穿枋彩绘构图与图六相似,端头为如意纹、锦纹地上有三聚锦,青色为主,红色为辅。两次间后檐柱间穿枋彩绘为双面,朝门厅的彩绘上有三聚锦,而朝寝堂的一面仅有一画卷。

以清公祠寝堂为四柱七檩,边缝五柱,彩绘有四处二十块:次间前檐柱朝天井一面绘有方心彩绘,与享堂后檐柱方心彩绘相比,寝堂方心更长,端头图案更加具象,墨绘,找头青色地上绘圆圈,方心内墨绘为主,略施青色。次间左右边缝彩绘,每缝9块,后金柱与檐柱间无彩绘板,布局、构图与享堂类似。左次间前檐柱方心内题记显示该彩绘于民国乙酉年(1945年)绘制,结合题记,通过以清公祠享堂、寝堂纹样的对比,以及它们与文翰、虚竹公祠的对比,以清公祠享堂可能为清代晚期绘制,而寝堂彩绘则为民国晚期绘制无疑,两者方心比例、部分端头纹样存在较大区别,晚期彩绘方心更长,端头图案更形象化。

3.柱头彩绘

柱头彩绘在建筑中的布局与院落进深有关,三进院落一般门厅不做柱头彩绘,二进院落则门厅和寝堂都做柱头彩绘,寝堂的后金柱和后檐柱之间是设牌位的,所以寝堂后檐柱都没有彩绘。此外,5开间或7开间建筑边缝一般不做柱头彩绘,三开间建筑则边缝和中间缝均做柱头彩绘。外凸戏台四柱多做柱头彩绘,另外,少数建筑的厢房也做柱头彩绘,如邢弄黄氏宗祠、柳塘陶氏宗祠。

柱头彩绘的高度与柱子的位置有关系。前后檐柱的彩绘位置上至柱头,下与前后檐牛腿底部平,如果檐部无牛腿,则与檐廊月梁雀替底部平。前后金柱的彩绘上至柱头,下部对位关系多样,或是与檐廊月梁雀替底部平;或是以边缝底穿坊下部平。边缝中柱一般是以上穿坊下皮平。由此可见,檐柱柱头彩绘底皮最低,其次金柱,其次中柱,这三种柱头彩绘的绝对长度也不相同。偶有个别建筑的柱头彩绘与相关梁枋对应关系不甚明确但绝对长度相同。

柱头彩绘绘制木柱和石柱均有。彩绘的图案一种是锦纹地,上下设箍头,上箍头较下箍头宽,箍头设散地花卉,有些锦纹地上或者再绘聚锦;一种是黑地或青地绘白花,整体浅淡清雅。

4.余论及小结

缙云宗祠建筑木构彩绘除了上述的天花彩绘、梁枋彩绘、柱头彩绘外,其余部位也绘制彩绘。一是牛腿、雀替、柱上坐斗、虾背拱等构件,从现场调研来看,都有彩绘残留。坐斗的装饰常见为密集圆点,其余牛腿、雀替等尚未发现比较完整的案例。最近也有新祠堂油饰彩绘,但新老梁枋彩绘的差异较大,主要是用色更丰富,因此,也很难从目前的牛腿、雀替等彩绘一窥历史画法。二是木板墨绘,如邢弄黄氏宗祠厢房二楼每间栏板都有三块,柳塘陶氏宗祠门厅边缝柱间、二楼栏板等木板,均绘有写意山水花鸟画。

前文在缙云宗祠建筑彩绘整体调研基础上,主要选取了虚竹、文翰、以清三公祠为例,概述了缙云宗祠戏台天花彩绘、梁枋彩绘、柱头彩绘在布局、构图、设色、图案等方面的特征。河阳文翰虚竹两公祠是19世纪末期的彩绘,而清公祠寝堂前檐柱上有明确纪年(1945年),这三处建筑的彩绘时间、特征可作为判定缙云目前所见宗祠建筑彩绘的标尺。通过比对,目前发现的缙云宗祠的梁枋、柱头彩绘应是清代晚期到民国晚期风格。相较而言,戏台天花彩绘的年代跨度要大些,但上限应不超过清中期,如以清公祠戏台彩绘与梁枋彩绘的设色、精细程度等存在明显区别,其戏台彩绘时间应早于其梁枋彩绘,其余韩畈黄氏宗祠、左库卢氏宗祠等戏台彩绘也可能为清中晚期。

摘要：文章在缙云宗祠建筑木构彩绘调研基础上,以虚竹、文翰、以清等宗祠为例,剖析了缙云宗祠建筑构件彩绘在布局、构图、设色、图案等方面的特征。研究发现,目前所见缙云宗祠彩绘多为清晚期到民国晚期绘制,部分天花彩绘时代可能为清中晚期。

关键词：缙云,宗祠,彩绘

参考文献

[1]马丁云:《缙云县宗祠建筑概况》,《缙云祠堂》,第1页,香港:中国当代文艺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

[2]朱穗敏:《徽州传统建筑彩绘工艺与保护技术研究》,第15页图1-16,第30页图2-3,图2-4,南京:东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3]蒋广全:《中国清代官式建筑彩画技术》,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第122页,图4-3-11。另104页图4-2-7方心式彩画为“找头做锦文,聚锦做于锦上”,这“见于清代中期彩画遗存,但仍代表清早期方心式苏画风格”。可见,图七彩绘与两者都有相似之处。

篇9：康氏宗祠简介

康氏宗祠简介

温塘镇琦华房康氏宗祠始建于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至民国二十八年落成。由康氏七世祖有信公后裔第四房琦华公派下后嗣康历稼（字祥昌）、康代乔、康朝琅三君主修，其材料均采自公山，款项分二部筹集，一部自殷实之家捐输，一部自各房会产，除材料外共费银洋万余元。宗祠占地面积25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2700余平方米，坐北朝南，建筑规模宏大，是一个集东西方建筑艺术为一体的四合院。高大的门楼与正厅遥相呼应，阁楼式的厢房列于两旁，明柱回廊，古色古香，宗祠文化蕴含其中，肃穆庄严，高贵典雅。正门上方有追随护国大将军蔡锷的幕僚、当地有名绅士康历干先生手书的“康氏宗祠”四个烫金大字，门联上书“寇靖鄱湖武功载纉，侯封沫土文浩昭垂”。一字型牌头顶端有一巨型雕塑雄鹰展翅，武士卫兵分列两旁，屋檐瓦角雕龙画凤，蔚为壮观。可惜文革时期遭到部分毁坏，曾多次动议拆除，幸被我康氏族人力阻才幸免于难。迄今为止，琦华公祠是梅山地区康氏宗祠保存最为完好的宗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