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新生态政商关系

如何构建新生态政商关系（精选11篇）

篇1：如何构建新生态政商关系

如何构建新生态政商关系？

权利要在阳光下运行，要建构一套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用制度来消除“没有原则的政治”与“没有道德的商业”，回归权力和商业的本真，把（官员）权力和（商人）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分论坛上，与会者十分迫切地表示，经济新常态下，亟需构建政商关系（注：而非政商关系）“新生态”。

由于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完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没有根本转变，政府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伸手过长，官员手中的资源配置权、项目审批权等确实能给商人“办事”。如果过分依靠政策，不是靠法治，就容易产生官商勾结，必然导致腐败。例如，市场挂牌招投标的问题，其实“潜规则”都定了，整个程序看起来很公平，但在真正投标之前，相关部门会把招标条件缩小，甚至是“量身定制”，最糟糕的是“围标”，不管哪家公司中标，施工单位就是那一家，这是官商勾结的“权力游戏”。官商之间交往过密，往往不只是勾肩搭背、称兄道弟那么简单，结成利益共同体后，极易滋生腐败。

具体地说，对领导干部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是官商勾结产生腐败的根源，需要切实规范权力运行。长期以来，中国官员和企业家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政府官员手中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包括资源分配权和审批权。如果不真正建立一个法治关系，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肯定是不平等的。中国的官商勾结使企业很少有人用精力研究技术，没有先进的技术，国力就无法强盛。实际上，官商勾结让百姓必须出国买马桶盖。反腐高压成常态，“不敢腐”渐成气候，然而，另一个极端却出现了：为了避免“负责任”“受牵连”，一些官员对企业家避而不见，或者搞“软拒绝”，从过去的“勾肩搭背”变成了“背对着背”。

为了避免政商关系的极端化，需要依法行政、简政放权，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在经济新常态下，要建立“君子之交”“相敬如宾”的政商关系，政府必须简政放权，同时政府和企业在法治保障下，公开透明地打交道。建立健康新型政商关系必须处理好权力与市场、权力与企业的关系。必须政府简政放权，还要把法律作为一个底线来确定关系的基本框架。权利要在阳光下运行，要建构一套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用制度来消除“没有原则的政治”与“没有道德的商业”，回归权力和商业的本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另外，作为商会和协会的“二政府”应该以促进行业发展为根本。

部分官员因反腐“软拒绝”企业 不接电话不批文件 2015-03-27 来源：新华网 作者：周慧敏 傅勇涛

新华网海南博鳌3月26电 官商之间交往过密，往往不只是勾肩搭背、称兄道弟那么简单，结成利益共同体后，极易滋生腐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十分迫切地表示，经济新常态下，亟需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

高官贪腐多“金主”，政商关系为何屡碰红线？

“以利益交换为目的的政商关系确实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与会嘉宾将矛头直指畸形的政商关系。

中央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打“虎”绝不手软的同时，拍“蝇”也毫不留情。不论是***、刘铁男、刘志军等高官，还是山西等地出现的“塌方式腐败”，都暴露了部分官员底线失守，频频与商人利益交换，触碰法律红线。例如，山西省2014处分市厅级干部45人，很多腐败案件背后都有煤老板身影，涉及煤炭资源交易。

由于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完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没有根本转变，官员手中的资源配置权、项目审批权等确实能给商人“办事”。论坛嘉宾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说，如果过分依靠政策，不是靠法治，就容易产生官商勾结，必然导致腐败。

“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伸手过长。”海南现代集团董事长邢怡川深有感触地说，例如，市场挂牌招投标的问题，其实“潜规则”都定了，整个程序看起来很公平，但在真正投标之前，相关部门会把招标条件缩小，甚至是“量身定制”，最糟糕的是“围标”，不管哪家公司中标，施工单位就是那一家，这是官商勾结的“权力游戏”。

论坛嘉宾《中国企业家》杂志原社长刘东华说：“领导干部超出正常工作范围和一些不法企业家勾肩搭背，搞钱权交易，甚至直接插手工程建设、项目开发、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当前腐败问题的重灾区。”

另外，一些权力一旦失去有效监督和制约，也就为一些希望“走捷径”的商人打开了“方便之门”。“社会上慢慢形成了一种风气和习惯，官员和商人以关系和利益作为交换条件，不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说。

一位落马的海南厅级干部在悔过书中坦言，这些商人都是用我们手中的权力富起来的，跟老板混在一起，慢慢就会职务不分、身份不分、立场不分，最终走上不归路。

“不接电话、不批文件”，政商关系如何避免走极端？

反腐高压成常态，“不敢腐”渐成气候，然而，另一个极端却出现了：为了避免“负责任”“受牵连”，一些官员对企业家避而不见，或者搞“软拒绝”，从过去的“勾肩搭背”变成了“背对着背”。

邢诒川说，现在官员普遍和企业接触少了，很多官员“不吃、不拿、也不干”，不跟企业接触，能躲就躲，能避就避，害怕做事越多，犯错越多。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因为反腐高压，官僚不作为，这样就出现了政府有权不作为而企业没有足够的权力来作为的现象。现在“不接电话、不批文件就是一些官员的新常态。”恨不得和企业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种情况很麻烦。

一些企业家也表示，现在土地供了，资金批了，项目却推不下去。表面上看，是国家财政资金效能低下的问题，深层次看，恰恰折射出新形势下庸政懒政怠政现象的抬头，甚至蔓延。

在这种畸形的“政商关系”下，官员和企业家之间隔着无形的“玻璃门”，企业发展得不到正当支持和服务。

“要治理这个问题，政府应建立一套重新考核干部的制度。”保育钧说，当前公务员只进不出，工资待遇跟级别挂钩，只要不出大问题，可以一辈子享受公务员待遇，做好做不好都一样。

他认为，应该建立公务员淘汰制度，考核跟绩效联系在一起，从制度上预防不干事，从制度上来调动积极性，既有奖励又有处罚，让不干事的官员通过业绩考核离开岗位。

“企业创造了很大的社会价值，政府为民办事应该也包括为企业办事。政府应该在制度的约束和规范下，大胆为民办事，大胆跟企业打交道。”邢诒川说。

依法行政、简政放权 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

2015年多项改革都按下了快进键，新常态下经济在换挡减速，改革反而要快马加鞭。在不少论坛嘉宾看来，经济新常态下，要建立“君子之交”“相敬如宾”的政商关系，政府必须简政放权，同时政府和企业在法治保障下，公开透明地打交道。

建立健康新型政商关系必须处理好权力与市场、权力与企业的关系。“必须政府简政放权，还要把法律作为一个底线来确定关系的基本框架。”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龙永图说，长期以来，中国官员和企业家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政府官员手中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包括资源分配权和审批权。如果不真正建立一个法治关系，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肯定是不平等的。

对领导干部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是官商勾结产生腐败的根源，需要切实规范权力运行。龙永图表示，权利要在阳光下运行，要建构一套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用制度来消除“没有原则的政治”与“没有道德的商业”，回归权力和商业的本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对于权力的约束，郑永年认为，关键是要不断健全完善“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权力清单”厘清政府职能边界，将使政府更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负面清单”划定的企业经营边界，从而最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作用。

部分论坛嘉宾认为，全面推进大众创新的关键期，企业本身强化科技研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也是政商关系新生态的基础。董明珠说，企业要从和政府拉关系、搞圈子的“畸形心态”中摆脱出来，把发展的精力放在科研和创新上，在新常态的背景下，只有走自主创新、科技发展的路子，才是企业做大做强的正途。

保育钧：建国65年了，政商关系好的时候不多

2015-03-26 来源：搜狐财经

搜狐财经讯 3月26日到29日“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在26日的“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 相忘于江湖”分论坛上，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就他眼中的政商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保育钧认为，中国自建国65年以来，政商关系处理得很好的时候不多，一方面是因为缺乏相处的标准，另一方面，也与缺乏法治的管理有关。保育钧呼吁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减少不必要的监管，他认为，只有管住权利才能避免腐败，只有深化改革是建立健康的政商关系的基石。

以下为会议发言实录：

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首先我对这个题目的选择很感兴趣，因为这是当前社会热点，政商关系，现在中国政府反腐败，每一个贪官后面都有若干个企业家，于是人们得出一个结论，现在是官商勾结，无官不贪，无商不奸。所以我们提出来“君子之交相望于江湖”，这要走很长的路。建国65年来，我们觉得中国政商关系处理的很好的时间不多。第一处理的好不好看什么标准？标准定在哪里？如果用计划经济标准，文化革命之前的政企合一，所有企业都是国家的，都是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所以官商亦官亦商，服从领导，正常，从市场经济来看那是很不健康的关系。

改革开放之后，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当时是处于非法的地位。一批民营企业家起来创业，一批勇敢的有远见的党政干部下海。比如浙江温州和义乌，如果说当初没有这些企业家，没有有远见的党政领导支持他们，一下子就可以把他们抓起来。

主持人：所以我们想起邓小平说起的“刀下留人”。

保育钧：对，因为这是变革时期。新政商关系如果按旧的标准来看就是新的资产阶级当然要抓起来。确立了市场曲线改革之后，就应该是构建新型的政商关系，应该是政府为企业服务。但是我们的权利，我们的资源集中政府的手里。这时候又没有相关制度约束这个权利，所以老百姓办什么事都要审批，所以政府要以权谋私了。所以那之后，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体制，但是我们许多政府的改革远远没跟上去。权利垄断资源，所以民营企业要创新，包括政府国有企业创新都很难。政府管的更死，民营企业创新也很难，所以政商关系处于焦灼状态。

“十八大”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十八大以前中国的创业主要是靠政策，政策很重要。但是我们的各项政策是建立在所有制区别基础上的。大家都要求平等，基础就不平等，我们是按照不同的收入制来制订不同的政策的。所以出来了很多问题，一个地方一个政策，你对我好我给你政策，不好不给你政策，东部一个政策，西部一个政策，乱套了。所以政策是由人制订的，这就带来了权利腐败。所以初期靠政策可以，但是长期下来必然导致腐败。解决问题怎么办？深化改革，第一要依法把权利管住，权利清单。另外就是社会组织，发挥商会的作用，政府管的太多了，当然腐败。如果权利分工，让老百姓自己管自己，出路就在这儿。

董明珠：官商勾结让百姓必须出国买马桶盖 2015-03-26 16:49:41来源：搜狐财经

搜狐财经讯 3月26日到29日“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在26日的“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 相忘于江湖”分论坛上，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中国的官商勾结使企业很少有人用精力研究技术，没有先进的技术，国力就无法强盛。作为商会和协会的“二政府”应该以促进行业发展为根本。

以下为部分演讲实录：

我认为商会还是协会虽然是二政府，定性为协会就是为企业服务的，那么推动企业发展是主要的工作。如果说一个企业不能发展，像我们这次中国在春节期间发生了马桶盖事件、电饭锅事件，这是小事件，但是整个舆论导向各方面来看，看看背后，为什么中国人在春节到国外买一个马桶盖回来，难道中国没有自己的技术吗？可能有。但是我们在为过去十几年，因为官商勾结，企业很少有人用精力研究技术，怎么样让他得到自己的利益，他是用这样的思路做企业的规划。很可能现在国家到现在为止，很多先进的技术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没有自己先进的技术怎么可能做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呢？ 所以我想二政府也好，商会也好，如果不是商会是协会，要把协会重新定位，协会是干什么的？现在有的协会确实有点问题，协会变成了刚才讲是二政府，现在把协会是也做成了权利，哪个企业关系好点，费用高点，不公平的事情也依然能发生。所以怎么形成一个很好的依法治国、依法治社会真的是太重要了。所以这两年的反腐大家看到了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当然刚才讲的反腐是民营企业也很开心的事情，也很高兴，但是似乎也有担忧。

篇2：如何构建新生态政商关系

搞好企业服务

构建政企关系新生态

（2016年11月9日）

《XX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暂行办法》的出台，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用“亲”“清”两个字定位新型政商关系的具体举措。不仅让政商双方有规可依、有度可量，更给党员干部和企业家之间怎样打交道，指明了方向，划出了底线，全面列出了“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给政商交往提供了一张“明白纸”和工作指南。这对于打造绿色的XX政商生态、构建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具有非常好的意义。近年来，全市工信系统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一系列重要部署，守住政商底线，强化企业服务，积极构建政企关系新生态，有力推进全市工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一、强化政策支持，积极打造新型政企关系“亲”的宏观环境。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企业要想更好地发展，离不开政策环境的支持。

一是积极出台支持企业发展政策意见。

近年来，为加快推进XX市工业转型升级和企业发展，我市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工业转型升级的意见》、《关于加快中心城区工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城区工业企业搬迁发展的意见》，尤其是今年以来，针对目前企业经营困难加剧、稳增长压力大的实际，制定出台了《中共XX市委

XX市人民

政府关于支持工业发展的50条意见》、《XX市2016年企业服务工作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政策、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方面给予重点支持，与企业共同破题、共推发展。全面构建了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的政策保障体系。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极大推动了企业发展活力。例如，为了降低企业土地成本，全面调整工业用地等级范围，降低土地税额标准。仅此一项，就直接为企业减少约5.1亿元的税负。以城区原32家一级地工业企业为例，土地等级由一级调整为二级，税额标准由15……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必须畅通政商沟通的渠道。“民企28条”要求,“地方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采取多种方式经常听取民营企业意见和诉求，畅通企业家提出意见诉求通道。”各级领导干部在构建政商关系中发挥表率作用。习近平同志曾经说过，领导干部是一个普通的人，又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其一言一行对社会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引领社会风清气正，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能够经常到民营企业开展调研、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听取民营企业家的意见建议，必将以上率下，广泛树立起民营企业家就是自己人的理念，在促进政务服务的提升和政商关系的改善的同时，引导社会各界关注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不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必须完善涉企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民企28条”提出，“制定实施涉企政策时，要充分听取相关企业意见建议。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健全涉企政策全流程评估制度，完善涉企政策调整程序，根据实际设置合理过渡期，给企业留出必要的适应调整时间。政策执行要坚持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完善涉企政策的制定，对于打造公平稳定的政策环境，增强民营企业的安全感，稳定企业发展预期具有重要意义。民营经济领域涉及各行各业，民营经济发展关系国计民生，无论是制定行业发展规划，区域发展规划，重大改革方案，还是制定涉及市场准入、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招标采购、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等政策，都应充分听取民营企业家的意见，以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源头上为各种所有制经济营造公平正义的政策环境，真正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必须创新民营企业服务模式。“民企28条”提出，“要进一步提升政府服务意识和能力，鼓励各级政府编制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并向社会公布。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完善陷入困境优质企业的救助机制。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完善对民营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模式和服务链条。”让政商关系亲起来，政府服务必须跟得上。这些服务举措将进一步提高政务服务的标准化，透明化，让服务办事有据可依；特别是面向公众服务的岗位，建立健全考核服务满意度评价制度，将对政府依法行政将形成有效监督和制约，进一步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必须建立政府诚信履约机制。“民企28条”要求，“各级政府要认真履行在招商引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活动中与民营企业依法签订的各类合同。建立政府失信责任追溯和承担机制，对民营企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改变政府承诺和合同约定而受到的损失，要依法予以补偿。”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强。政务诚信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对民营企业及其他社会主体诚信建设发挥着重要的表率作用和导向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深入开展政务诚信建设，进一步提升了政府公信力，但是与民营企业的期盼相比，政务诚信建设水平还有不小差距。有的地方“新官不理旧账”，一些招商引资时承诺的优惠政策在项目落地后不兑现，变成“空头支票”等，严重损害民营企业的利益。政府部门带头讲诚信，需标本兼治，一方面要全面扎紧制度笼子，完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切实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健全问责制度，提高政务失信成本，让那些有诺不践、有约不行、有法不依的政务人员付出“刻骨铭心”的代价，建立对规则的敬畏；另一方面，要深化主题教育成果，解决好政务人员的理想信念问题，补足精神之“钙”，根除作风之弊，扎扎实实改善营商环境，踏踏实实服务经济发展，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落到实处。

“民企28条”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从四个方面提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措施。民营企业家作为政商关系中的另一重要主体，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中承担着重要责任。首先要坚持清的底线，在任何情况下，坚持诚信守法的基本原则，把不行贿最为企业最基本的底线，洁身自好走正道，光明正大搞经营。其次，要相信党中央***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相信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步伐不会停，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企业经营中不断历练成长，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积极贡献。工商联作为党和政府管理服务民营经济的助手，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中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搭建政企沟通的平台，引导民营企业有序参与政治协商，积极参政议政，优化营商环境；要引导民营企业家树立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看清时代发展大势，开拓创新争创一流企业，积极担当社会责任。

广泛调研，精准把脉

据市政协常委、社法委主任张硕代表课题组介绍，该课题系市领导点题，经市委研究批准分别作为2017年市政协重点调研课题和2018年专题协商课题。

在市政协党组的重视和指导下，课题组由市政协社法委、经建委、市工商联及市纪检监察、经信、商务、行政服务中心等部门负责人和部分市政协委员组成，开展9次实地调研，召开11次政企座谈会、征求意见会，访谈企业家130多人次，查阅资料260多份，组织6次研讨，并赴广州市、南宁市和杭州市考察学习，在此基础上形成调研报告。

课题组认为，二十多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政福州时倡导推行的“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和2016年提出的“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基因。近年来随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大力转变政府职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政商关系总体保持良好态势，但仍存在政务服务工作机制不够健全完善、政商交往规则和容错纠错机制不够明确细化、干部队伍“清而不亲、亲而不清”、面向企业家的廉洁建设有待进一步深化等亟需改进的问题。

针对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课题组提出13条建议，精准概括为“四张牌”，即改革、规范、自律和法治。

优化服务，畅通渠道

课题组建议，在前期出台的“放管服”改革等各项政策文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调研分析，持续研究出台一些有利于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的新举措、好政策，特别是更好服务全市重大项目、重点企业方面的改革新政。

在精准服务企业方面，课题组建议健全完善政府部门解决企业实际困难问题的工作规程，修订企业困难问题的收集汇总、分解交办、协调处理、跟踪落实、督查反馈的“闭合”的办事流程，明确牵头单位负责落实，加强考核问责，促进服务企业进一步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

“针对目前企业反映的问题大多具有涉及面广、需要多部门联合解决的特点，建议通过建立服务企业联席会议制度，加以解决。”市政协常委陈立新建议，畅通企业问题受理渠道是关键，要构建线上线下全天候、多形式的企业问题受理和服务渠道。此外，还可通过走访企业及时、直观地了解企业的诉求和问题。

近年来，建立容错纠错机制这一提法频频出现，但还未细化成可操作的实施办法，容错提出、受理、审议、界定等一系列机制也还未建立。为此，课题组建议，应结合福州实际，加快研究出台办法，从制度层面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

细化规则，多措倡廉

当前，由于对政策的理解偏差和执行偏差，不少地方出现“清”而不“亲”、“清”而不为的现象。

“在调研和平时工作中，我们也发现，部分基层干部逐渐对企业‘敬而远之’，企业去办事，门好进，脸好看，但事情依然难办。”市政协常委林常青说，制定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指导意见很有必要，既明确政商交往“负面行为清单”，同时也进一步明晰政商交往正面倡导行为。

课题组建议，借鉴广州市、杭州市等兄弟城市的经验做法，指导意见要突出顶层设计，重点着眼规范机关单位及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与非公有制企业及其负责人的交往，尽可能全面地列出政商交往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给政商交往提供一张“明白纸”。

与此同时，“自律牌”和“法治牌”也要打好。课题组建议，探索建立非公企业防治腐败联系点制度，完善商业贿赂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和不廉洁企业及其负责人“黑名单”制度。对公职人员违反政商交往规定的，支持鼓励企业通过多种渠道投诉，并曝光典型案例。

篇3：如何构建新生态政商关系

一、什么是和谐警民关系

警民关系是指警察在依法履行职责中与社会公众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和人际关系。和谐的警民关系应该达到警察热爱、尊重、服务人民, 真正保一方平安, 视人民如父母, 受人民监督, 让人民满意, 警民亲如一家、水乳交融的状态。

和谐警民关系, 严格意义上讲就是公安机关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原则, 通过与人民群众的良性沟通为公安机关树立良好形象, 旨在谋求公安机关的凝聚力与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使人民群众自愿与公安机关进行合作所形成的互助互利的人际关系。

二、当前影响警民关系的主要因素

当前, 警民关系的主流是和谐、健康、融洽的, 但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模式的变革, 警民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影响警民关系的原因很多, 既有主观方面的, 也有客观方面的, 既有社会群体因素, 也有民警个体因素。

(一) 来自社会环境方面

1. 部分基层组织弱化, 对警民关系造成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 因社会转型诱发的矛盾和纠纷越来越多, 由于一些基层组织、企业内部组织和人民调解组织的职能作用弱化或处置不力, 导致群众上访告状, 甚至引发治安、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往往充当“消防队”, 但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久而久之在群众中形成积怨。

2. 社会舆论存在偏差对警民关系造成影响。

在当今互联网时代, 一些传播媒介为了吸引大众眼球, 对“涉警”问题喜欢以偏概全或推波助澜, 无限放大公安队伍中的负面因素, 致使公安工作陷于被动。

3. 群众安全感不强影响警民关系。

随着人财物的大流通, 社会治安愈趋复杂, 一旦社会治安欠佳, 大要案频发, 群众就会埋怨公安机关或办案民警, 致使警民关系紧张。

(二) 来自公安机关自身方面

1. 执法为民意识淡薄。

个别民警执法不公、执法不严、执法不廉等现象时有发生, 甚至有的民警执法犯法、徇私枉法、充当犯罪保护伞, 如“文强案”, 动摇了做群众工作的基础。

2. 执法行为不规范依然存在。

少数民警执法办案不公, 办理关系案、人情案, 在办理刑事案件中, 仍然存在对当事人进行打骂体罚、刑讯逼供的现象, 损害了公安机关的形象。

3. 民警素质参差不齐, 执法水平不够高, 也是影响警民关系的重要原因。

4. 基层警力不足, 影响了公安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 来自人民群众方面

由于我国法制化程度还不高, 群众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还显落后, 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尤为突出, 以致公安机关正常的刑事侦查、治安查处、交通管理等警务活动都会被误解, 甚至产生不满和对抗情绪。

三、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有效途径

构建和谐警民关系, 要从公安机关内部抓起, 强化公仆意识, 狠抓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 打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础。

(一) 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要树立四种理念

1. 树立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理念。

警民和谐关键在民警。因此, 干警必须深入基层, 沉入辖区, 融己于民, 定期向群众报告工作, 以平等、平和的姿态出现在群众面前, 减少人民群众对公安的偏见。要实施社区和农村警务战略, 做到警力前移, 让群众能时刻见得到民警, 有问题能找得到民警帮助处理。

2. 树立服务前移理念。

通过开展“大走访”、爱民服务活动, 在情感上贴近群众, 倾听群众的心声, 了解群众的难处, 视群众为亲人, 时时刻刻、事事为人民群众着想, 真正做到“走百家门、认百家人、帮百家忙、解百家忧、暖百家心”。

3. 树立规范警务理念。

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使广大民警牢固树立正确执法理念, 从源头上解决执法不规范问题。

4. 树立社会监督的理念。

要建立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使公安干警的执法行为置于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同时, 强化涉警舆论的正确引导, 驳斥揭穿谣言, 消除负面舆论影响。

(二) 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要坚持以人文本

1. 切实维护群众根本利益。

公安民警要充分履行职能, 为人民群众创造安定有序的社会治安环境。其次, 要坚持群众利益至上, 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公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 着力化解矛盾。

公安机关要协助党委和政府做好社会矛盾的排查化解工作, 从源头上缓和社会冲突, 维护好社会政治稳定。

3. 创建城乡警务联动体系。

逐步实现集约化的管理模式和实战化的运行机制, 建立城乡数字化的警务指挥系统和网络, 实施城乡警务联动战略, 加强城乡治安防范和治理, 打造安全的社会治安环境, 形成多警种联动和广大群众配合的局面。

4. 打造亲民爱民的警察队伍。

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 最大限度地做到亲民便民利民, 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5. 建立良性互动的新型警民关系。

要注重警民之间的协调和沟通, 建立警民互动的有效平台, 使民警及时掌握群众的需求, 方便快捷地为群众服务。

摘要：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对公安工作的本质要求, 是做好新形势下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本文就新形势下如何构建和谐警民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 对公安机关做好群众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篇4：如何构建新生态政商关系

领导干部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关键少数”，在现代化建设中，他们担负着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任。在政商关系结构中他们处于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因此，他们的“亲”“清”关系规范，构成新型政商关系的经線。对于领导干部而言，“亲”，就是要在与民营企业家坦诚交往、真诚服务与排忧解难的积极作为中，获得亲近感，增强亲和力和认同感，使服务型政党、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落地、落细、落实；“清”，就是要在与民营企业家保持纯洁关系、公正廉洁、秉公用权、阳光施政中赢得公信力，增强其获得感和信任感，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地生根，取得实效。这里强调的是领导干部既要亲近民营企业家，又要保持清白。民营企业家是政商关系的重要基础和坚实主体，也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中流砥柱与生力军，他们的“亲”“清”关系规范，构成新型政商关系的经纬线。对他们来说，“亲”，就是要在务实求真、诚信交往、建言献策中亲近党和政府，支持地方发展，充分发挥好自身的作用；“清”，就是要在洁身自好、遵纪守法、恪守道德、履行社会责任中，清清白白地做事，堂堂正正地经营，提振企业形象，促进经济发展。这里，强调民营企业家既要亲近党和政府，又要洁身自好。“亲”体现出命运共同体意识与共建共享理念，“清”体现出纯洁、干净、公正的政商互动关系品质。如果领导干部和民营企业家各自遵守自身的“亲”“清”关系规范，经线和纬线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协同运作、一体联动，就能够形成以“亲”“清”关系为纽带的政商良性互动关系，构建出风清气正、公正廉洁、规范有序、充满活力、和谐高效的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归根到底要靠法治。通过健全和完善国家治理的各项法律法规以及维护市场秩序的各项经济法规及《企业法》，规范好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为领导干部和企业家的“亲”“清”行为规范提供可操作的法律依据与法律保障，促使人们养成自觉的法治意识与法治思维，打破“关系思维”的思维定式，遇事不再去“找关系”“疏关节”“托人情”，而是依法行事、依规办事，依靠法律解决问题、破解矛盾、化解难题。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还要加强制度建设。制度问题具有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和稳定性。当前，应当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制度体系，进一步理清党和政府的权力边界，制定权利、义务清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做到依法用权、规范用权、秉公用权，实现政务公开透明，保证人民群众的监督权，使政府权力在阳光下运作，斩断政商之间相勾连的各种利益链条，消除政商之间不正当的交往与利益输送漏洞，为政商正当交往提供可操作的、规范化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政策体系架构，使“亲”“清”关系规范获得深厚的社会现实土壤（制度支撑）与广阔的生长空间。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还要加强道德建设。当前，尤其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加强官德与商业道德建设。官德即做官的道德，它不仅关乎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人自身的人格健全、身心健康与品性状况，而且关乎包括政商关系在内的整个社会风气，关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俗话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官德对社会道德、公民道德、职业道德等具有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至关重要，构成道德建设的重要抓手。商业道德是商业活动中应遵守的道德要求与行为准则，它对政商交往行为、政商关系生态具有重要影响。良好的商业道德可优化政商关系生态、滋养政商交往、匡正不良风气、规范商业行为，成为涵养“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精神营养，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思想与行为。所以说，加强商业道德建设对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大有裨益。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逻辑，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因势而为，以“亲”“清”关系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既可破解当前政商关系上的实践难题，又可开辟政商关系的新境界，有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助推中国社会发展的航船行稳致远。

篇5：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作者：方世南《光明日报》（2018年08月29日 06版）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总书记将新型政商关系概括为“亲”“清”两个字，体现了从政治生态与商业生态有机联系的角度，统筹谋划整体优化执政环境和市场环境的系统性思维和协同性思维，对于铲除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温床，推动形成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的政治生态和透明、法治、公正、高效的商业生态，营造遵纪守法和崇德向善的良好社会风气，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需优化政治生态与商业生态

政商关系是在党政部门与企业互动中形成的一种既普遍而又特殊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将政治权力和行政资源与经济利益和市场行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复杂社会关系。政商关系如何，直接反映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影响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政治生态以及企业文化和市场秩序，决定政治环境和市场环境的优劣和发展趋势。

优化政治生态与商业生态是由政商间的内在联系决定的，是从政治社会化视角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要求。从社会有机体视角看，政商是一个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共生体。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塑造着执政党的执政环境，对执政党和政府端正文化价值观、培育政治文明和行政文明、推进服务型政党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这种政商关系也直接塑造着企业环境和市场环境，有助于端正企业经营文化价值观、加强企业管理以及促进企业发展战略实施和提高经营绩效。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是促进政治生态和商业生态优化的重要举措，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是促使政府权力得到有效规范约束和市场充满发展活力的重要基础，也是斩断政商之间的权钱纽带和利益交换链条，铲除腐败赖以滋生的温床，促进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推动当代中国社会走向整体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价值目标和科学定位，体现了优化政治生态和商业生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需要以全面净化、双管齐下的力度，以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的举措，使政治生态和商业生态得到整体好转，实现政、商相互信任、相互促进、互帮互助、合作共赢，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政商领域取得显著成效。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要求针对的是不健康的政商文化生态、政商制度生态和政商法治生态，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

政商文化生态对政商生态起支配和决定作用。人们的所有行为都是在一定的文化价值观支配下进行的，而一定的文化价值观都是对一定的社会现实特别是经济现实的反映。有一些官员在权力本位和金钱本位的文化价值观驱使下，与商界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形成不正当的利益交换链条，导致政商勾结的腐败现象。而一些不法商人为了赢得更多的利益，与官员称兄道弟，投其所好，请客送礼。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就要在纷繁的物质利益面前，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

制度是对政商关系的刚性规范，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力建设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举措。目前，相关制度已比较完备，但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还有待进一步发挥。藐视制度、规避制度约束、搞制度变通、打制度擦边球等现象，使制度无法产生严格约束力。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商遵章守纪意识淡漠，制度存在着一些可钻的空子。必须进一步加强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建设。

与此同时，一些政商人士缺乏对法治的敬畏之心，缺乏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习惯，法治的严肃性、权威性黯然失色。必须用法治规范权力，规范服务，规范管理，做到秉公用权、阳光施政、清廉务实为民。用法治规范市场，规范资本，规范企业竞争，使企业做到合法经营。

优化政治生态与商业生态的发力点

在优化政商文化生态上发力。文化生态是政商生态的软件系统，优良的政商文化生态表现为优良的政府行政文化和企业文化。政商双方都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恪守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以文会友、相敬如宾、公私分明、洁身自好的文化价值观，要大力营造崇尚法治、遵从法治、认同法治、信守法治和维护法治的文化氛围，推动形成遵纪守法、光明磊落、敬业奉献、廉荣贪耻的优良政商文化生态，并将其内化为政商双方的道德良知和行为遵循，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在先进政商文化引领下促进政治生态和商业生态优化。

在优化政商制度生态上发力。政商生态出现问题与制度设计不合理以及对制度缺乏执行力密切相关。要进一步推动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朝着科学化、程序化、合理化方向发展，促进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市场经济制度和各项管理制度更加公正合理，形成良好的政商制度生态。要通过制度创新，加速政府行政体制改革 和政府职能转变，有效遏制权力暗箱操作、政商利益输送等腐败现象。以科学合理的制度消除权力设租和寻租空间，打破政商之间结成的不正当的利益共同体。要加强企业财务、审计、文化制度建设，促进企业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管理，切实做到以严密规范的制度管人、管事、管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较为有效的制度约束规范。政商双方要树立强烈的制度执行意识，自觉遵守制度，使制度真正地硬起来，发挥规范和约束作用。同时，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大制度执行监察力度，严肃查处行贿受贿、权力与利益交易等腐败行为，严厉惩处违反法规制度的不法商人和贪腐官员，使制度的高压线在净化不正当的政商关系上产生强大的威慑力。

在优化政商法治生态上发力。优良的政治生态和商业生态需要政商双方都要自觉地守法，要将法治作为思维方式、工作规范和行为遵循，在法治框架下建立政商之间平等合作互助共享的融洽关系。进一步健全法律规范体系，进一步完善规范执法环境，建立公正合理的司法环境，使政商双方都能敬畏法律。要努力营造法律红线不能碰，纪律底线不容踩，政策规定不可逾，道德高线不许丢的政治生态和商业生态氛围。使政府和企业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增强法治意识，培育法治文化，形成学法尊法守法护法的习惯。要有效地监督、约束和规范政府权力和企业家权力，构建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互动监督机制。要通过实现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和企业信息公开，使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

篇6：如何构建新生态政商关系

“官”与“商”，“亲”则两利，“清”则相安。良好的“亲”、“清”关系，需要政商双方恪守法治底线、诚信原则、公正标尺和双赢目标，需要双方厘清边界、各司其职、鼎力协作和相向而行。

对政府官员而言，“亲”的本质在服务营商，主动革除“官本位”思维，掏真心、用真力、谋真招，坦荡真诚同企业接触交往，持之以恒地推动政务服务体系建设；“清”的本质在依法用权，同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依法行政，有交集不搞交换、有交往不搞交易。

对企业家而言，“亲”的本质在服务发展，主动向党委政府表达诉求、积极建言献策，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积极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清”的本质在依法经营，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靠实力和技术制胜。

法治是最优质的营商环境，也是构建“亲”、“清”型政商关系的根本保障。在政商关系发展中，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采取什么特殊措施，都要在法治框架内进行，不能突破法治的底线。现实中，一些地方矫枉过正，搞违背上行法的地方“司法”，甚至对违法行为给予“特殊保护”，既破坏了法治建设，也背离了构建“亲”、“清”型政商关系的初衷。

篇7：如何构建新生态政商关系

以治理创新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热点辨析）

杨 典

《 人民日报 》（2016年08月07日

05 版）

调整和优化政商关系，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同志用“亲”“清”二字概括新型政商关系，指明了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和民营企业家的相处之道。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不仅需要领导干部和民营企业家保持清醒头脑、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还应加强治理创新，实现政府治理、市场治理、企业治理三者联动。

在政府治理方面，大力推进法治政府、服务政府建设。近几年，随着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少数领导干部对民营企业家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从之前的“乱作为”变为“不作为”“慢作为”。这并不是清廉的表现，实际上是懒政怠政，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应当看到，扎紧制度笼子的目的是明确政府官员的行为准则和行为边界，使之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政府部门应切实转变治理方式，从过去以管控、限制为主向服务、监管为主转变，大力推进法治政府、服务政府建设，营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管齐下，国务院部门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1/3以上，工商登记前置审批精简85%。这些举措在释放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应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降低准入门槛、促进创业创新，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在市场治理方面，加快形成协同共治的治理格局。在传统市场监管模式下，监管人员的监管领域、区域和对象相对固定，比较容易发生权力寻租、监管不严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市场治理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强调政府的市场监管作用、创新和完善事中事后监管的同时，积极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推动市场治理创新，重点是建立多元市场治理体系。一是积极引导市场主体强化信用意识，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着力调动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参与市场监管的积极性，使其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双方提供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的信息沟通和利益表达渠道，并在政策宣传、行业自律、信息共享、人才培养、协同创新、权益维护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三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在企业治理方面，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相关机制。治理结构和机制不完善的企业，缺乏公开透明的决策程序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一些企业负责人习惯于搞“家长制”“一言堂”。这不仅不利于企业发展，而且为个别企业“走偏门”、寻求不正当利益提供了温床。现代企业治理具有一套完备的治理结构和决策监督机制，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在此基础上，企业重大事项由董事会集体决定并及时向利益相关者和资本市场公布，董事会内设的审计委员会、外部的资本市场和财经媒体等也具有较强的监督制约功能。这样，企业的违法违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可见，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相关机制，可以有效避免企业中出现个人专制和裙带关系，促进形成有利于企业发展和创新的内部环境和氛围，让企业在规范的轨道上走得更远、更好。

篇8：政商关系

改革35年,从1984年的“公司元年”开始算,也有30年的历史,中国的政商关系,却依然停留在丛林时代,直接表现为反腐败的形势极其严峻。其实,在腐败与反腐败的拉锯战背后,是“政治制度化”的缺位在政商关系中的体现,正如亨廷顿所言:“腐化乃是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一种表征。”

“丛林”最大的特点,就是规则的缺失,这既赋予了“狼群”极大的红利空间,也同样造成了极大的风险——没有任何一头狼是绝对安全的。乐观地看,这种不安全感,或许正是推动规则完善的最大压力与动力。

只是,如何将这种压力与动力转换出来呢?这正是下一轮改革的重点与难点所在。

篇9：杭州搭建政商新关系调查

位于杭州余杭区，毗邻浙江大学和阿里巴巴，运河支流穿镇而过，始建于南宋时期的古镇仓前，如今已是声名远扬的“梦想小镇”，一年来已吸引创业项目500多个，新注册投资机构和各类基金108家，集聚管理资本总额逾362亿元。在这里，每天都上演着行业创新、投资创富的激情故事。

“梦想小镇”的管理方、杭州未来科技城管委会主任沈文南说：“和一般创业园区单纯的政策优惠、房租减免不同，‘梦想小镇更注重用互联网思维考虑问题，我们重视用户体验，希望打造精准化的服务。比如房租、带宽、服务器等互联网创业企业最需要的硬件设施都是免费的，公共服务则可以通过政府发送和奖励的‘创新券来进行购买。”

不久前，入驻“梦想小镇”的“59store”正式对外宣布已完成超过2亿元的Pre-B轮融资，这是一个专注于火速配送，解决大学生零食、宵夜需求的网站，公司业务在短时间内迅速覆盖全国167个城市的1800多所高校，拥有超过2.7万名“店长”。

公司创始人周坤鹏27岁，是一名毕业才3年的上海交大研究生。他说，“梦想小镇”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创造了拎包入驻的“筑梦”“圆梦”机会，工商、税务数证合一，大大降低了创业成本，所以选择将企业从上海搬迁到了这里。

“店小二”的五星级服务，不但要“精准”，还要“迅速”。在杭州滨江区市场监管局注册大厅，杭州优位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领取了全省第一张“五证合一”营业执照。新版营业执照同时印有企业注册号、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号、统计登记证号、社保登记证号。

“我们承诺，从创业者递交材料，到最后领到‘五证合一营业执照，如果材料齐全，要在两个工作日内办结。”滨江区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中心负责人王汀说。

“店小二”的五星级服务，不但要在存量上做文章“锦上添花”，也要帮助企业补上“短板”“雪中送炭”。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中小企业发展中的大问题，浙江力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制造物联系统研究、开发和应用的公司，成立之初也曾遇到过资金不足的问题。

力太科技董事长李善通说，他当时是东拼西凑了启动资金开始创业，按照当时没有厂房和设备抵押的情况，是根本没法借到银行贷款的。“因为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得到了政府担保，借到了300万元，真是解了燃眉之急。”

杭州市政府的“店小二”服务精神，既有一以贯之的以企业为本，也在不断创新中精益求精。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对这一点深有体会：“我在全国各地都有企业，跟多地政府都打过交道，浙江省和杭州市政府的服务意识和理念始终是开明的、进步的、创新的。”

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赵一德说，政府要把握好服务与保障的关系，当好精准服务的“店小二”、要素保障的“后勤部”，进一步优化服务，在软环境构建上瞄准世界一流，在政策创新上敢于先行先试，为以杭州创新创业“新四军”为重点的各类人才施展才华提供个性化、精准化服务。

相关链接

什么是梦想小镇

“梦想小镇”是杭州市政府致力于打造五星级“店小二”服务的典型：

企业能不能入驻创业，不看政府看市场，选择权在创投基金和投资人。

小镇公共服务好不好，系统“点赞”说了算。

篇10：如何构建新生态政商关系

济发展

总书记把新型政商关系精辟而深刻地概括为“亲”“清”二字，言简意赅，思想深邃，既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廓清边界、干净干事提供了重大方法论，也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指明了方向。2017年以来，县工商联在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基础上，主动作为，切实发挥工商联作为政府管理和服务非公经济的助手作用，着眼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洛宁经济快速发展，先后组织人员到各乡镇开展专题调研，走访企业14家，召开非公企业负责人座谈会7场，与53位企业家代表交流探讨，深入听取相关意见建议，形成如下调研报告：

一、洛宁县政商关系现状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关注、全力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新形势、新常态下，我县非公经济能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方面仍然发挥出重要作用，这得益于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认真落实了服务企业的各项举措，切实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也侧面反映出我县政商关系的良好基本面。与此同时，通过深入调研，我们也发现，随着我县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全市各地政商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从营商环境上看，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的深入实施和高压反腐的持续加强，全县政商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厘清，涉企部门对非公企业“吃拿卡要”的乱象基本杜绝，但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涉企部门主动上门服务明显不够，一些单位和干部担心做多错多担责多，对企业“敬而远之”、“软拒绝”。从服务态度上看，涉企部门窗口服务总体是热情的，尤其是党员岗位，基本都能做到服务周到。然而，企业家们也普遍反映，一些干部存在对中央政策的理解偏差和执行偏差，实际为企业办事热情有所降低，出现“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和“清而不亲”的倾向。从服务能力上看，涉企部门一些窗口单位，工作人员长期得不到交流、提拔，工作中主动学习不够，经验主义、应付思想较多，责任意识、进取意识、效能意识淡漠，专业素养、政策水平、创新能力跟不上时代和发展需要。从服务方式上看，绝大多数涉企部门的许多工作内容和事项基本实现了网上办公，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与企业面对面接触的频率和机会，导致上级和我县制定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没有完全打通“最后一公里”，普遍存在企业对政策措施知晓少、认同度低、受益不足的情况。

二、洛宁县政商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调研反映，当前我县政商关系总体相对稳定，但由于历史原因和体制因素，加上新的形势和要求，一些问题与矛盾长期存在。主要表现在：

（一）不敢为、不愿为、不会为的现象仍较普遍。有干部坦言，“吃不准”导致“不敢为”。对政商关系“度”的把握上，由于当前“不能”“不得”的禁止性规范出台多，“可以”“应该”的指引性规范出台少，一些干部搞不清与企业交往的分寸，干脆舍“亲”而保“清”，至少求个稳妥。特别是高压的反腐败之下，有些官员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给企业该办的手续不办，该批的项目不批，导致了相当程度的懒政和怠政问题，阻碍了经济增长。在一些地方，干部由于缺乏容错机制的保护，做起事来很容易畏首畏尾、过度谨慎、怕担责任，特别是具体经办的公务员，没有领导的签字坚决不办，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的干部也承认，在服务企业过程中最大的顾虑是“能力有限、知识恐慌”，与其“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办砸了出洋相，还不如拖着更安稳、导致干脆不作为。

（二）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问题仍然存在。调研走访中，企业普遍反映，对政府“多个婆婆管一个媳妇”的交叉管理模式感觉疲惫，一些政务审批服务中心“一站式”受理做到了，但权力没有放，大厅窗口人员多为“收发员”，不少审批事项只是换了个“马甲”，审批中的各种“要件”、程序和环节还是关卡林立，一件小事要企业跑好多遍，报个项目，还是要盖多个章，耗费企业大量财力和精力，延误了市场机遇，有的企业家戏虐“上面很好，下面好狠”。政策执行不一，本土企业与招商引资企业有时难以执行同样政策，无法享受同等待遇。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方面有时仍遭遇不少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部分实施细则不具体、操作性不强或门槛设臵过高，实践中很难落实；资金是企业的血液，是发展的动力。目前金融机构针对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贷款普遍门槛高、手续繁，品种单

一、额度有限，大大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很多民间投资即使跨过“玻璃门”进入市场，也会被金融机构融资歧视这类“弹簧门”反弹出局。政府及涉企部门一些办事人员，觉得与企业打交道就涉嫌“不清”，有的甚至借口是讲规范规矩，不与企业当事人接触，事前服务不够准确有效，导致一些企业陷入“问题始终在解决，但始终也解决不了的”旋转门。

（三）隐形收费、间接成本、服务缺失的现象仍未消除。一些企业反映，在承受各种收费和支出的压力面前，有苦无处诉，觉得与政府难以亲近，政商关系越来越远。某些涉企部门尽管在收费项目上有了减少，但转嫁为第三方收费，好像与政府及涉企部门无关，实际上企业负担并没有减轻，企业生产成本加大。还有一些涉及到质量检测、消防生产、产品审验、环评、安评等方面收费极高，都是垄断性的，没有价格上的回旋，让企业难以承受。对企业困难，政府及有关部门存在选择性服务现象，貌似在管，其实都不在管，缺乏有效的评估和问责机制，持续保障和维护企业合法利益，出台的有些政策连贯性不够，缺乏有力的支持、帮扶手段，政府的承诺、有些政策有时兑现不了。

三、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几点建议

政商关系，是政府和市场、权力和资本相互关系的综合反映。政商关系既是一个古老话题，也是一个为政者必须作出回答的时代命题。构建既“亲”且“清”的政商关系新生态，需要从法治、制度、机制层面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

第一，要依法依规，坚守底线。政商在法治社会内都要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坚守法律底线、纪律底线、政策底线、道德底线。只有守住这四条底线，拧紧政商交往的“安全阀”，说话做事才会有硬气，干事创业才会有胆气，为官从政才会更有底气。要坚守政商交往的法律底线。政府和涉企部门工作人员任何时候都要遵纪守法，严以用权，在法律之下行使权力，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企业家任何时候都要守法经营，依规行事，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制假贩假等违法事情坚决不做，偷工减料、缺斤短两、质次价高的亏心事坚决不做。要坚守政商交往的纪律底线。党员干部要心存敬畏和戒惧，始终把纪律和规矩牢牢挺在前面，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很多企业家也是党员，也要严守党规党纪，在商界树立表率，决不能“温水煮青蛙”拉拢腐蚀干部，更不能想尽办法追击围猎干部。以身试纪、搞权钱交易，不仅是对党规党纪、理想宗旨的违背，害人害己，也是对自己和他人的不尊重。要坚守政商交往的政策底线。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国家的政策是行业导向。要结合洛宁实际，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打破行政（部门）垄断。党员干部不能以局部或个人利益来决定取舍，有利的就执行或变通执行，不利的就不执行。企业家应该认真研究政策、执行政策，按政策规定办事，在政策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任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政策“擦边球”、钻政策“漏洞”的行为，都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市场的健康。要坚守政商交往的道德底线。官有官德，商有商道。我们应该崇德尚道，坚守最基本、最朴素的做人做事道德底线。党员干部要讲操守、重品行；企业家要讲修养、重诚信。无论从政还是经商，都应该讲道德、讲诚信、讲廉耻，任何操守不严、品行不端、道德败坏的行为最终都会酿成恶果。

第二，要完善机制，廓清界线。在高压反腐之下，以往的政商关系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些干部和企业家无所适从，企业家遇到困难不敢去找政府，政府官员对待企业家也退避三舍，这样既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又可能使市场关系陷入无序。要界定清楚政商交往活动范围。主动适应政商交往新形态，设臵负面清单限定政府的活动边界，明晰企业的活动范围，防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要建立健全党政领导与企业经常性沟通联络机制、各有关部门与企业间交流机制，组织有关部门领导与各行业、各领域企业家开展定期座谈交流，解读政策、反映困难、共商对策。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在服务企业发展、推进改革创新中，由于经验缺乏、先行先试出现的一些非主观故意的失误和错误行为，要同明知故犯、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握好执纪执法的政策界限。要强化涉企政策服务宣传。各级相关政府部门要积极开展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涉企政策宣传活动，在做好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宣传工作的基础上，要积极开辟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扩大政策宣传的范围和影响，切实做到广而告之、应知尽知。要落实民营企业平等待遇。手心手背都是肉，各类企业一视同仁，政府做好服务，企业成长盈利，持续规范政商交往行为。

第三，要严明规矩，提升效能。“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既要公私分明，更要公开透明。政商交往要有度，要讲规矩，决不能搞成封建官僚和“红顶商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也不能搞成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的酒肉朋友关系。政府要简政放权。终结不正常政商关系，根本在于改变政府和民间权力资源不对等的现状。政府大幅度减少审批权，大幅度缩减所掌握自然资源、公共资源，杜绝权力运用的随意性，形成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与互动机制，政府和企业公开透明地打交道，用制度规范约束权力，处理好权力与市场、权力与企业的关系，回归权力和商业的本真。干部要干净干事。在“亲”商中斩断私利杂念，牢记“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民营企业家要守法经营。要斩断投机的杂念，不寻租、不行贿、不破坏市场规则，以良心品质和诚信经营铸造企业品牌，以守法清白的企业家形象赢得市场的认可、客户的认同。同时，要深入开展机关效能建设和政府提速工程，在涉企部门中推行首问责任制、工作限期办结制、并实行中层干部轮岗制，真正使“能者上，庸者下”落在实处，尤其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时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氛围。

篇11：如何构建新生态政商关系

代小红同志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5年4月17日

根据录音整理）

一、传统畸形政商关系亟需改善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封建思想影响很深，甚至有的封建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以前在分社会阶层的时候，分为士、农、工、学、兵、商，士最贵，商最轻，这是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士”为何排在第一，科举制度时候“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干什么呢，读书可以当官。在封建社会推行核心经济政

— 1 — 策，维护集权统治重农抑商背景下，商业被贬低，商人被鄙视，被称为个体户、暴发户，当官万人仰慕，经商众人鄙视，以前习以为常的畸形政商关系已经深入到很多人的骨髓。

传统的政商关系行为模式常常表现为“寻求关系、建立关系、维护关系、利用关系、发展关系”。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政府依然拥有惊人的权力，有行政审批、资金安排、资源分配等权力，由此造成商人必须有求于政府，有求于官员。在畸形政商关系当中，不贪污不受贿就不给办事，不请吃不娱乐，就给办慢一点，形成了政府官员和企业之间不正常的利益往来。从目前的很多案例来看，官员和商人之间关系，紧密的多，松散的少，很多是不正常的权钱交易关系，而非君子之交。尤其在小型企业居多、缺少大中型企业，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地方，这种情况更为普遍，比较糟糕。在孤立式县域经济之中，很多中小型企业还在为生存拼命，希望跟政府官员建立勾肩搭背的利益关系，方便获取政策、信息和资源，在某个领域中有立足之地或者处于垄断地位。我们发现，很多官员和商人之间，有的是姻亲关系，有的是干亲关系，错综复杂。有些商人心术不正，在社会上炫耀或者虚张声势，到处散布跟某某政府官员关系好，可以随喊随到，借机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在国有资源分配和政府工程招投标之中，参与招投标的是说普通话的外地人，最后接手工程的却是本地人。这些传统政商关系，看是亲密无间，但却是不正常、不健康的政商关系，往往导致诸多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问题，在相— 2 — 当大的范围内和领域中还存在，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恶化了政治生态，败坏了社会风气。

二、积极构建健康政商关系新生态

在经济新常态下，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构建新型的政商关系，是适应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然要求，有利于优化发展环境，净化政治生态，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一）建立新型政商关系，要理解政商关系内涵

政商关系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国家政权与企业行为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关系。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利用各种途径与政府进行双向的信息交流，以取得政府的信任、支持和合作。政府为企业提供法律保障、政策扶持、行业信息，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第二个层面就是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更多从文化的角度、道德的角度来评判。“官”是执政党的干部，“商”是企业家或者商人，是在政府和企业关系都不断突破规则、突破原则，一种非常微妙的互动关系。不管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市场经济时代，不管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其他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政和商这两者之间没法分割，而是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新型政商关系，是建立在制度化、法治化基础上的平等、独立、合作和互补的民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完善的市场经济相适应，具有鲜明的非人格化特征。习总书记指出：政商关系新生态就是君子之交相望于江

— 3 — 湖，“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二）建立新型政商关系，政府要积极作为

一是推行“两个清单”。首先是权力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些年我们在不断简政放权，很多权利精简下放，关键要弄清楚政府到底有什么样的权力，是如何量化和制度化的。在权力清单当中，有了授权可以作为，没有授权就不可以作为。不管是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有市场配置资源的权利，这种权利应该从权力型、参与型向服务型转变，权力应该受到制约，受到监督。如果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就为“走捷径”的商人打开了“方便之门”。不仅要管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也要晒权，让权力在阳光下操作。其次是责任清单。法定职责必须为。相比于部分官员什么饭都敢吃，什么钱都敢拿，什么酒都敢喝，什么地方都敢去“乱作为”现象，我们有的官员却“为官不为”，与企业“背对着背”、避而不见，不吃不拿也不干，不敢跟企业接触，看到企业就躲，就像老鼠见了猫，害怕做事越多，犯错越多，太过于小心谨慎，这种自保自卫太矫枉过正。作为官员，有权不可任性，但亦不可懈怠，只要你没有让权力放任，法定的责任，就必须去作为，不能当“太平官”，要积极为创业者、企业家解决发展难题，营造安心做实体经济的生态环境。

二是做好信息披露。企业办事求助于部门，凡事都要去“勾兑勾兑”“意思意思”，很多时候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很多信息是政— 4 — 府的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已经明确了的，但是相关职能部门没有将信息有效披露，信息没有完全公开，企业没有捕捉到信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形成一种不良风气和习惯，就是熟人好办事，做事情首先是找关系，没有关系就办不成事。为企业服务是政府官员职责所在，但是很多信息他们不清楚。如果企业清楚、明白哪些事情是政府和官员该干的事情，还有必要去求人吗，他们可以理直气壮的去找相关部门办事情。比如我们工业园区、物流园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每年采购很多办公用品、设施设备等，但是我们自己本土的企业不知道、不清楚。本土企业在劳动力、物流成本等各方面都有竞争优势，但是捕获重要信息的能力和主动性不强，造成信息不对称，失去了公平参与竞争的机会。因此，政府部门一定要有效披露信息，不能让企业做聋子、当瞎子，把信息披露给企业等市场主体，让企业清楚明白，心中有数，有序地参与市场竞争。

三是严格依法行政。简政放权就是为了从顶层设计对权力进行限制规范，打压“吃拿卡要”的空间。政府管理企业时，要不分大小亲疏，一视同仁，坚决依法，权责分明，规范用权、正确履职。把握“工作联系等距离，企业服务零距离，私人交往远距离”的分寸，做到“常在河边走、保证不湿鞋”，落实企业权利，保护企业权益。比如对企业劳动关系、环保等以前大家觉得可以打擦边球、踩红线、绕红灯的问题，要坚决依规依法，公私分明、明确边界、划出底线。只要依规依法了，商人就不会投怀送抱。我— 5 — 们部分乡镇、部门同志，因为不依法行政，与企业建立了不正常的、不健康的政商关系，被企业的金钱、美色等腐蚀，身陷囹圄，教训深刻。

四是干部自身清廉。我们党有信心、有能力、有办法将自己人管好，党员干部不能搞“政商两栖”或者“政商交易”。党员干部要自重、自爱，谨记“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训，官与商交往既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可以“近”但不能“粘”，要从关系紧密型向保持距离型转变，防止交往蜕变为勾结、交谊蜕变为交易，生成“利益共同体”导致腐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在目前的大数据的背景下，搞潜规则“无论潜得多么深，总有暴露的一天”，干部财产的任何异动，纪检监察机关都了如指掌。比如领导干部要向组织进行个人事项报告，不仅是自己的财产，配偶、子女所有的财产，包括股票等都必须一项不漏的如实上报。所有的干部在提拔、任用、重用的时候，组织上都要查个人事项报告，有的人就是因为在财产上少报了一个车库就免于提拔重用。去年以来，中央清理整顿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规范离退休干部社团兼职，就是为了筑牢政商勾结“防火墙”。在企业就是企业员工，在政府就是国家公职人员，要么专门从商，要么专门从政，不能既官又商，鱼和熊掌岂可兼得。

（三）建立新型政商关系，企业要守法经营

一是严格依法办事。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的背景下，— 6 — 官员和商人都是平等的，政商关系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企业要坚守法治底线，以“红顶商人”为代表的官商将一去不复返，所有商人在法律和政府服务面前人人平等。要用好市场竞争手段来获取政府的支持，清晰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把心思放在生产经营的正道上，通过“负面清单”划定企业经营边界，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明白不该干什么，可以干什么，只要在法律框架之下，便拥有充分的自决权，完全独立、自主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如果法律有瑕疵，就由法律来承担责任。不能为了获取信息、资源用金钱等非法手段，拉拢腐蚀政府官员。要坚守道德底线，依法依规，有节有度，光明磊落，走“前门”、干正事，不走歪门邪道，使企业行为更加自主规范，保持与官员的距离和分寸，让政商关系更加坦荡。

二是严惩商业贿赂。当前社会上有一些居心不良的商人，把手握实权的干部当作“政治资源”来经营，把优秀的年轻干部当作“潜力股”来投资，整天琢磨找门路、找靠山，看能抱上谁的大腿。糖衣炮弹打掉不少干部，党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在依法治国背景下，惩治官商勾结，行贿和受贿一视同仁，不仅仅惩处干部，对企业也要进行严惩。有的企业家心存侥幸心理，把干部拉下了水，认为主动配合检察院、纪检监察机关，就可以网开一面，宽大处理，现在不行了。受贿的官员受到了法律的严处，行贿的企业和商人也要受到法律制裁，不仅要承担法律责任，还要承担经济责任。只有让行贿者付出沉重代，让行贿者后怕，才能有效遏

— 7 — 制商业贿赂的泛滥。要建立“黑名单”制度，对有行贿行为的企业、业主要公开曝光，凡是有不诚信行为的企业一律不准进入，让他们没有生存空间。特别是招投标过程，纪委、监察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定要严格把关，防止不法商人走歪门邪道，腐蚀政府官员。邀请那些不法商人认清形势，“傍权力”是旁门左道，不赶紧回归正路迟早会走火入魔。

三是实施创新驱动。随着政府扮演角色的不断变化，沉醉于政商关系，过度依赖政商关系帮助企业发展成长，已然不是企业的新常态。健康的政商关系首先要解决发展的问题。企业要从和政府拉关系、搞圈子的“畸形心态”中摆脱出来，走自主创新、科技发展的路子，才是做大做强的正途。经济新常态下，实体企业发展确实存在很多困难，中小企业融资难、优惠政策执行难等问题确实存在。但同样的背景下，一些企业却能够脱颖而出，一路高歌猛进，一些企业却表现平平，甚至深陷危机。归根到底，还是企业自身的问题，关键是创新不够。新常态、新金融、互联网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企业的发展必须要靠创新，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大力实施模式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实现从“靠关系”到“靠本领”的思维转变，从“找政府”走向“找市场”转变，从过去潜规则交往走向明规则交往，才能有所为，在激烈的竞争中立足。我县的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还有很大差距，2/3的企业都是家族化的经营模式，— 8 — 不利于企业成长壮大。必须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摒弃“夫妻店”、“兄弟店”的发展模式，引进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品牌化的发展道路。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虽然我们在基础设施、人才资源、信息技术等方面与发达地区比没有优势，但是我们资源比较丰富，只要企业实施创新驱动，革新发展模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走扁平化管理的道路，就能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比如我们的土鸡蛋平常卖1元/个，经过特制的材料包装后通过网络卖2元/个，价格翻倍，目前销售情况良好。因为鸡蛋是易碎品，这当中关键就是我们通过创新解决了包装的问题，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总而言之，建立健康的新型政商关系，需要我们各个方面共同的努力，官商既不能“勾肩搭背”，也不能“背对着背”，而要“各安其位、各负其责、各得其所”。大道至简，政商关系要做到各安其道又并行不悖，有交集而无交易。县委、县政府和相关的职能部门愿意和企业建立透明、公平、公正的良好新型政商关系，为企业的发展成长提供更多、更加优质的服务，营造更加宽松的环境。

发：各街道（园区）党工委，各乡镇党委，各系统党委，县委各部委，县级各部门党组（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共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