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李商隐（精选7篇）
篇1：唐朝的李商隐
一、爱情意识的自觉
女冠诗人不同于谨守封建礼教传统而彻底丧失女性自我意识的封建女性, 她们已具备了爱情的自觉意识。在这一点上, 鱼玄机可谓是个中代表。鱼玄机早年曾写一五言律诗《寄飞卿》赠予温庭筠:“阶砌乱蛩鸣, 庭柯烟露清。珍簟凉风著, 瑶琴寄恨生。嵇君懒书札, 底物慰秋情。”从诗中不难发现此时的鱼玄机已是情窦初开, 少女的情怀也已发而为诗了。
与鱼玄机齐名的巴蜀女校书薛涛在当时面对心仪的风流才子, 作笔墨纸砚《四友赞》来含蓄地表达爱慕之情。元稹读后面对如此才华横溢又敢于直露自己的女子更是为其心动, 相见恨晚, 而后成就一段才子佳人的佳话自然也是不在话下。
如果说鱼玄机和薛涛这两位女冠诗人求爱之行还稍显含蓄蕴藉的话, 那么同为女冠诗人的李季兰可谓是足够赤裸和热烈了。李季兰于溪中泛舟偶遇隐居此地的名士朱放, 当即为其献诗一首, 如此的作风大胆直抒胸臆想必也只有放纵不羁的李季兰能为之了。后来李季兰又对诗人阎伯钧产生好感, 她同样选择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爱慕之心。
唐朝的这些女道士们看似遁入空门实际上从未忘却红尘之心, 她们借由道士的安全身份与文人才子们往来唱和, 甚至是共度爱河, 不能不说她们的身上实际上也寄托了当时唐朝女性的爱情理想, 社会在这一时期给予女子部分的包容, 所以女子潜伏于内心的情感之焰也急于迸发。通过这几个特例, 唐朝女性的这种自觉的爱情意识也就显而易见了。
二、在爱情观上始终没有摆脱男性附属品的自我定位
尽管唐朝女性在爱情观上已有相当的进步和跨越, 具备表达自我的意识。但是她们的进步也只是局限在表面, 并未从内心真正肯定自我的情感价值, 在潜意识里仍是将男性置于至高无上的权位, 而自己依旧是低到尘埃里的花朵, 始终没有摆脱男性附属品这一自我定位。
薛涛是韦皋所提拔的校书, 因介意薛涛与其他男性的交往, 他将薛涛逐放远地。但薛涛也可谓是聪明剔透, 她在赶往松州的途中写下了十首著名的离别诗, 总称“十离诗”, 差人送给韦皋。诗中薛涛不惜把自己比作是犬、笔、马、鹦鹉、燕、珠、鱼、鹰、竹、镜;而把韦皋比作是自己所依靠着的主、手、厩、笼、巢、掌、池、臂、亭、台, 对于自己行为不当而引起主人厌弃一事实在是咎由自取, 无可辨白!从这十离诗中不难发现薛涛的聪慧然更易让人察觉到的乃是她作为一介女流的柔弱凄凉, 无所依傍, 为了使自己免受迫害, 只能降低自己的气节来谄媚示好, 纵然有不同于凡俗女子的勇气与魄力, 但在关键时刻还是对自己的弱势地位时刻保持着清醒的自我认知, 对于自己所仰仗的男权也只能保持着刻不容缓的顺从。
率直随性的李季兰亦是如此, 当时是伊人名动京城, 唐太宗召她入京, 可惜此时的李季兰早已不再年轻了, 太宗大失所望, 李季兰更是第一次感到了自卑, 不能以鼎盛之年, 绝世之貌去迎接大唐皇帝的目光是她一生中极大的遗憾, 她写下了极度哀伤的句子“仰愧弹冠上华发, 多惭拂镜理衰容”“桂树不能留野客, 沙鸥出浦谩相逢。”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风流才子所爱的终究是青春貌美的酣畅, 一旦风华不再即便再有才情也只能落得个被人不屑一顾的下场。李季兰深知作为一个女子不能再供男子把赏玩味便是失去了存在价值所以才会如此感伤绝望吧, 可见即便骄傲如李季兰也同样是将自己的存在感完全寄托在了男子的身上。
三、对真情的渴望兼求之不得的愤懑
篇2：唐朝的李商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1
在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女性几乎都是作为男性附属品出现的，她们的情感需求被抑制被忽略，没有表达的途径甚至没有表达的欲望，但是唐朝就不同了，唐帝国在经济上达到空前的繁荣，思想上也随之开放，社会更是给与了女性前所未有的包容，随之涌现出了一大批卓尔不群风华绝代的女冠诗人，最广为人所知的莫过于鱼玄机、李冶、薛涛等人。这些女冠诗人代表的是唐朝文化女性阶层，以一管而窥全豹，因而可以从一个层面上为唐朝的女性立言。这些诗作，为窥探唐朝女性的婚恋观、感知她们对于爱情的诉求方面提供证据。
一、爱情意识的自觉
女冠诗人不同于谨守封建礼教传统而彻底丧失女性自我意识的封建女性，她们已具备了爱情的自觉意识。在这一点上，鱼玄机可谓是个中代表。鱼玄机早年曾写一五言律诗《寄飞卿》赠予温庭筠：“阶砌乱蛩鸣，庭柯烟露清。珍簟凉风著，瑶琴寄恨生。嵇君懒书札，底物慰秋情。”从诗中不难发现此时的鱼玄机已是情窦初开，少女的情怀也已发而为诗了。
与鱼玄机齐名的巴蜀女校书薛涛在当时面对心仪的风流才子，作笔墨纸砚《四友赞》来含蓄地表达爱慕之情。元稹读后面对如此才华横溢又敢于直露自己的女子更是为其心动，相见恨晚，而后成就一段才子佳人的佳话自然也是不在话下。
如果说鱼玄机和薛涛这两位女冠诗人求爱之行还稍显含蓄蕴藉的话，那么同为女冠诗人的李季兰可谓是足够赤裸和热烈了。李季兰于溪中泛舟偶遇隐居此地的名士朱放，当即为其献诗一首，如此的作风大胆直抒胸臆想必也只有放纵不羁的李季兰能为之了。后来李季兰又对诗人阎伯钧产生好感，她同样选择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爱慕之心。
唐朝的这些女道士们看似遁入空门实际上从未忘却红尘之心，她们借由道士的安全身份与文人才子们往来唱和，甚至是共度爱河，不能不说她们的身上实际上也寄托了当时唐朝女性的爱情理想，社会在这一时期给予女子部分的包容，所以女子潜伏于内心的情感之焰也急于迸发。通过这几个特例，唐朝女性的这种自觉的爱情意识也就显而易见了。
二、在爱情观上始终没有摆脱男性附属品的自我定位
尽管唐朝女性在爱情观上已有相当的进步和跨越，具备表达自我的意识。但是她们的进步也只是局限在表面，并未从内心真正肯定自我的情感价值，在潜意识里仍是将男性置于至高无上的权位，而自己依旧是低到尘埃里的花朵，始终没有摆脱男性附属品这一自我定位。
薛涛是韦皋所提拔的校书，因介意薛涛与其他男性的交往，他将薛涛逐放远地。但薛涛也可谓是聪明剔透，她在赶往松州的途中写下了十首著名的离别诗，总称“十离诗”，差人送给韦皋。诗中薛涛不惜把自己比作是犬、笔、马、鹦鹉、燕、珠、鱼、鹰、竹、镜；而把韦皋比作是自己所依靠着的主、手、厩、笼、巢、掌、池、臂、亭、台，对于自己行为不当而引起主人厌弃一事实在是咎由自取，无可辨白！从这十离诗中不难发现薛涛的聪慧然更易让人察觉到的乃是她作为一介女流的柔弱凄凉，无所依傍，为了使自己免受迫害，只能降低自己的气节来谄媚示好，纵然有不同于凡俗女子的勇气与魄力，但在关键时刻还是对自己的弱势地位时刻保持着清醒的自我认知，对于自己所仰仗的男权也只能保持着刻不容缓的顺从。
率直随性的李季兰亦是如此，当时是伊人名动京城，唐太宗召她入京，可惜此时的李季兰早已不再年轻了，太宗大失所望，李季兰更是第一次感到了自卑，不能以鼎盛之年，绝世之貌去迎接大唐皇帝的目光是她一生中极大的遗憾，她写下了极度哀伤的句子“仰愧弹冠上华发，多惭拂镜理衰容”“桂树不能留野客，沙鸥出浦谩相逢。”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风流才子所爱的终究是青春貌美的酣畅，一旦风华不再即便再有才情也只能落得个被人不屑一顾的下场。李季兰深知作为一个女子不能再供男子把赏玩味便是失去了存在价值所以才会如此感伤绝望吧，可见即便骄傲如李季兰也同样是将自己的存在感完全寄托在了男子的身上。
三、对真情的渴望兼求之不得的愤懑
篇3：最后的唐朝宫廷戏班
谈起大弦戏的历史, 戴建平神采飞扬。
戴建平是大弦戏剧团的前任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他是目前我国惟一能掌握“唐朝宫廷梨园音乐——唐宋大曲”的人, 被专家们称为“中国戏曲的活化石”。他创作的《杜鹃山》中“家住安源”等唱段在民间广为流传。
他说, 大弦戏起源于唐朝宫廷梨园御戏, 相传为唐玄宗所创。流传至今有1300年的历史, 比号称“戏曲之祖”的昆曲还要早四五百年。早已失传了的唐宋大曲、宫廷音乐、原始剧目、古代的表演形式等, 还原汁原味地在大弦戏中保留着。
记者从濮阳县大弦戏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材料上看到, 唐宋时期大弦戏全部禁锢在皇宫高墙内, 为皇室专用。自唐代始, 每当一个朝代衰亡, 便有一批宫廷乐师流向社会。唐朝衰亡后, 宫廷梨园弟子纷纷迁往宋都开封。为纪念梨园的祖师爷唐玄宗, 梨园弟子在朱仙镇建了一座庙宇, 俗称“唐王庙”。直到解放前, 开封朱仙镇的群众还敲锣打鼓迎接到那里去的濮阳大弦戏班社, 并四处传告:“御戏进镇了, 都不要说狂话。”大弦戏的演员到街上买东西格外便宜, 有的甚至不收钱。
过去其他剧种的演员都称濮阳大弦戏演员为“师傅”, 而大弦戏演员是从不称其他剧种演员为师傅的。当举行拜师收徒、起戏封箱、奖赏惩罚等重大活动时, 必先拜“郎神”唐玄宗。人们尊大弦戏为戏剧之祖, “郎神”唐玄宗所创建的梨园戏为正宗。在宋代, 已基本形成了现在的大弦戏模样, 当时有不少文人雅士为大弦戏填词, 流传至今的许多宋词都是当时的大弦戏唱词。北宋末年, 当时最大的大弦戏戏班——“公兴班”从宫廷走向民间, 这便是濮阳大弦戏的前身。“公兴班”相传为唐玄宗钦封乐师的子孙所创, 被称为正宗的宫廷大弦戏班。元代时, 大弦戏借鉴胡乐乐器唢呐, 改制锡笛以代竹笛, 加强了曲牌的表现力, 并吸收了元杂剧的大量曲牌, 逐渐趋于成熟。大弦戏乐曲文场抑扬顿挫、武场激越劲烈, 素有“大弦戏过3天, 小笛子还往耳朵里钻”的美誉。“公兴班”先后在濮阳、开封、漯河和山东菏泽等地表演, 最后滞留在濮阳县, 至今千年不散。
在戴建平看来, 大弦戏是绝妙的艺术。他说, 专家说中国古代音乐是无声的音乐, 因为只知道名字没有听过声音, 而唐宋大曲填补了我国古曲牌音乐断代的空白。
戴建平说, 作为典型高雅音乐的唐宋大曲是曲高和寡。为了生存, 大弦戏从庙堂之调沦为俗曲小令。从1952年到现在, 除了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演唱过一次, 再也没有演奏过唐宋大曲了。
孤独的传人
一缕徐缓悠扬的锡笛的清音传来, 细腻柔和, 余韵悠长。在濮阳县大弦戏剧团家属院的一间斗室里, 62岁的戴建平重温行云流水般的曲调, 感慨良多。
画面上身着红色宫廷服饰的演员正在演奏唐宋宫廷音乐。这是2005年8月, 濮阳县大弦戏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时, 特地为大弦戏剧团演奏的唐宋大曲中的五大套曲录制的光碟。2007年年初, 濮阳县大弦戏被公布为全国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戴建平说, 大弦戏有唐宋大曲和俗曲小令等七大声腔, 唐宋大曲是以演奏为主、演唱为辅的欣赏型曲牌, 集唐诗宋词及宫廷音乐为一体, 是典型的阳春白雪。
过去的曲牌有2000多个, 保留至今的有180多个, 经常使用的有30多个, 使用较多的有《浣溪沙》《步步娇》《海里花》等。唐宋大曲是大弦戏中的精髓, 曲调细腻高雅, 旋律优美动听。五大套曲又是唐宋大曲曲牌音乐的上乘之作, 可用纯乐器演奏, 也可歌舞乐混合演出, 细吹细拉, 缠绵悱恻。
一支大曲几句唱词, 往往能演唱十几分钟, 《步步娇》全曲6句词, 竟演唱了13分钟。“七星北斗叩丹宸”中的“叩”字, 行腔长达45拍。
2008年2月28日, 戴建平在北京参加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命名大会。专家这样评价他:戴建平对大弦戏的伴奏乐器样样精通, 熟练地掌握了前辈艺人传授的300多支曲牌, 演奏起来得心应手, 谙熟自由。他用简谱记谱法整理出了《大弦戏音乐集成》 (上册) 一书, 为抢救和保护大弦戏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
1958年, 年仅10岁的戴建平师从古曲牌第六代传承人常增善, 学习古曲牌。那时, 大弦戏没有乐谱, 靠口口相传, 经过十几年的刻苦学习, 他掌握了大弦戏的300多个古曲牌。他是第一个使用简谱来记录古曲牌的人, 并将大弦戏的190多个古曲牌汇编成书, 使濒临灭绝的唐宋大曲等古代音乐得以传承。他还运用古曲牌, 为40多部历史戏和现代戏设计了音乐唱腔。
戴建平根据大弦戏音乐创作的锡笛独奏《火龙阵》《黄河谣》, 在全国唢呐邀请赛上获得铜奖。此锡笛乐器还深得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时乐濛赞扬, 称之为全国罕见的民间音乐瑰宝。由戴建平设计的音乐唱腔《赵氏孤儿》、传授的唐宋大曲《海里花》等在2004年河南省首届民间传统优秀戏曲汇演中摘得5枚金牌和1枚银牌。他创作的《火龙阵》《古澶新韵》, 在河南省第六、第七届民间音乐舞蹈大赛中获银奖。
辛酸的传承
萎缩的演出市场让濮阳县大弦戏剧团捉襟见肘。
“大弦戏作为一个稀有的、具有历史研究价值和独特艺术价值的剧种, 随时都有可能灭绝。”2004年7月2日, 河南省艺术研究院在《濮阳县大弦戏剧团生存状况的调查报告》中指出。
报告中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濮阳大弦戏演出市场逐年萎缩, 演员平均月工资不足150元。”
据了解, 现在, 演一场戏才500元, 而一年里的演出时间只有5个月, 一年演300多场, 也就15万元左右。这其中, 30%留在团里作经费用, 15%必须交给演出地的演出公司, 剩下的55%才是团里演员的工资。
提起演员的收入, 剧团会计韩双印满腹辛酸。他说, 剧团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现在, 演一场戏500元左右, 而一年的演出时间不到5个月, 每人年收入不到2000元。有的一家几口都在剧团, 生活就更加清苦。
濮阳县大弦戏剧团从农村演出回来后, 有的演员第二天就在街上卖起了烧饼。剧团放假后, 临时工回家种地, 正式人员四处找活儿。
团里没有一间办公用房, 排戏要到外边租赁场地。团里的服装道具、舞台设备极其陈旧。经济条件限制了演出的舞台设备, 演出质量也受到影响, 久而久之形成了恶性循环, 从而削弱了它的市场竞争力。
生存的窘境导致了人才的流失。因为耐不住清贫, 不少人选择了出走。1991年, 濮阳县大弦戏剧团在安阳文艺学校定向培养了27人, 现在只剩下了6人, 戴建平的8个弟子中也已有3个出走。后继乏人成了大弦戏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过去大弦戏常演剧目有94部, 现在常演剧目仅剩下20多部。1999年之后, 再也没有排过新戏。
提起大弦戏过去的岁月, 著名武生演员、75岁的杜恩荣说, 那时的大弦戏曾唱红黄河两岸。1973年在郑州与河南歌舞团的《红灯照》对戏时, 我们这里门庭若市。那时在本县电影院演出时, 场场爆满, 掌声不断。到农村演出时, 群众常常是夹道欢迎。他们曾为德国、英国、法国等8个国家的外宾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等人进行专场演出。
几经辉煌终落寞。现在主要是在农村过古会、搞庆典、祝寿、续家谱时唱。由于收入低, 近年来, 先后有几十名演员改行。剧团各行当青黄不接, 大多剧目、曲牌、特技失传, 加上古大曲复杂难学, 大弦戏已经处于消亡的边缘。
乏力的拯救
大弦戏抢救工作在缺乏专项经费的困境下默默进行。
2004年8月6日, 濮阳县文化旅游局就制订了大弦戏保护方案。近期目标是:为目前仅有的3位近80岁的老演员建立资料档案;购置道具等舞台设备;建立“大弦戏艺术学校”。远期目标是:把濮阳县大弦戏剧团升格为“河南省大弦戏剧团”, 成立濮阳大弦戏文化发展公司, 进行市场化运作。
因为没有资金, 近期目标也难以实现。
经费的匮乏导致了人才的流失, 后继乏人成了大弦戏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最古老的唐宋大曲目前全国只有戴建平一个人会。“我已经60多岁了, 我一死大弦戏就要失传了, 传不下去可是我的一块心病。”戴建平忧心忡忡地说。
为了使大弦戏后继有人, 现在, 戴建平精心传授培养了以常红栓、戴红军为代表的大弦戏唐宋大曲、锡笛演奏第八代传承人。为了把大弦戏传承下去, 戴建平准备从老艺人那里对大弦戏中原有的400多部口传剧本、100多个口传古曲牌和已散失的部分俗曲小令进行搜集、整理, 对大弦戏中独特的表演技巧按生、旦、净、丑各行当进行归纳整理, 形成文字资料, 传于后人。
处在艰难之中的濮阳县主管部门, 从漓江纳西古乐艺术团看到了一丝亮光。他们也萌发了建立濮阳唐宋宫廷曲牌音乐艺术团的想法。
濮阳县文化旅游局在送给濮阳市文化局的报告中说:“纳西古乐是明朝初期由屯垦官兵带入云南的, 纳西古乐前身也是唐宋宫廷曲牌音乐。如今, 纳西古乐团每年演出150场, 收入100多万元。”“组建 (濮阳唐宋宫廷曲牌音乐艺术团) 后, 可先在国内大中城市演出, 然后到东南亚演出, 每年的演出收入会在150万元以上。”
“唐宋大曲属于欣赏型的高雅音乐, 它不受语言和国界的限制, 如果政府投资成立一个纯音乐、原生态的‘唐宋宫廷音乐团’, 作为一个文化产业来抓, 对它进行锤炼、包装, 通过这个平台, ‘唐宋大曲’这一千古绝唱一定能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戴建平说。
篇4：唐朝的“绳妓”
所谓“绳妓”，即为“走绳”的女子。“绳妓”走绳时，先用两辘轳(一种可以转动的圆柱形石滚)分别将绳的两端固定于地面上，然后在两辘轳之间几丈外立起两根长柱，借助长柱将绳拉起。辘轳与长柱之间的绳索被斜斜拉起，两柱之间的绳索则成为一条平直高悬于空中的“钢丝”，艺人们即在此之上进行着各种平衡腾跃的惊险动作表演。
唐时“绳妓”表演，花样众多。先由“绳妓”自两端沿绳索斜斜而上，其蹑足而上之姿，极为优美，成为表演前的一道风景线。至于走上绳索之后的各种技巧表演，更是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有时是两位“绳妓”在空中相遇，侧身相让，动作优雅，犹如仙女在空中飞舞；有时是“绳妓”脚穿木屐(一种木底有齿的鞋子)，行走于绳索之上，或俯或仰，步态从容，如履平地；有时则是“绳妓”脚绑画竿(即竹竿)，在绳索上作“踩高跷”状。画竿与人的高度有时达五、六尺，而人却能稳稳行走于绳索上，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唐时“绳妓”也与今天的杂技演员一样，能在绳索上作叠罗汉式的表演。唐时“绳妓”常在绳索上踏肩蹈顶，搭成人梯，多时达三、四人，重叠成三、四层。“绳妓”下跳时，也如今天的杂技表演一样，依次由顶端“绳妓”翻身掷倒，落于绳上。其惊险程度，绝不亚于现代杂技中的“走钢丝”表演。唐时“绳妓”的表演不仅花样繁多，动作难度大，而且表演者多
身轻如燕、动作娴熟。表演之中，不仅少有差错，而且能随鼓声而动，合着音乐节拍，实在是一种奇观!
唐玄宗时“绳妓”的表演仅限于宫中，观赏者也仅限于达官贵族及宫内之人。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八月五日曾在御楼前设绳妓表演，当时有一宫中卫士胡嘉隐观此表演后，曾作诗《绳妓赋》一首献于唐玄宗。言辞精美，描述生动，唐玄宗读后大为高兴，立即将其提拔为金吾曹参军(唐朝军队中的一下级官员)。也可见唐玄宗对“走绳”这一活动的喜爱程度。
篇5：唐朝的婚姻法律制度研究
关键词：婚姻法律,唐朝,结婚,离婚
唐朝在我国封建历史上是最为辉煌的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文化、经济都达到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巅峰。特别是《唐律》更是在在封建法治长河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唐律》深刻地影响到了后期各个朝代的法律, 还深刻地影响到了一些周边国家。《唐律》中有关婚姻方面的规定被后来的各个朝代所广泛借鉴, 所以研究唐朝的婚姻法律制度, 可以给予当代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一、唐朝的婚姻观念阐述
1.唐朝前期的婚姻观念。《唐律疏议》中虽然有“为婚之法, 必有行媒”的规定, 但是这一阶段子女则有着相对的择偶自主权利, 这主要是受到少数民族开放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唐律律条中有这样一条规定“, 诸卑幼在外, 尊长后为订婚, 而卑幼自娶妻, 已成者, 婚如法。未成者, 从尊长, 违者杖一百”, 这则律条充分说明了在唐朝前期青年男女已经拥有了选配婚姻的权利[1]79。如唐玄宗宰相李林甫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女儿自己选择意中人, 而在客厅墙壁上开了一横窗;又如我们所熟知的唐朝红拂女夜奔寻李靖, 这都说明了此时婚姻相对自由。另外在唐朝前期妇女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婚姻的观念也比较开放, 这主要体现在离婚和改嫁方面相对较为自由。唐代是封建社会最为繁荣的时期, 其开放不仅仅是在政治经济方面, 同时也体现在婚姻方面。唐朝受到胡人影响离婚十分常见, 再嫁也不被耻笑, 这说明唐朝时贞洁观并不那么重要, 这在整个封建社会是较为少见的。在贞观元年, 唐朝统治者就颁布了“劝勉民间嫁娶诏”, 这充分展现了唐王朝对于妇女改嫁的通达和开明的态度。比如韩愈的女儿先是嫁给了韩愈的门人李汉, 后来离婚之后又嫁给了樊仲懿。
2.唐朝中后期婚姻观念。胡人安禄山“安史之乱”之后, 一些大臣对于“胡风”逐渐产生了警惕心理“, 儒化”的法律制度开始出现。统治者通过礼法对于人们的思想进行约束, 促使唐朝后期人们的贞洁观念逐渐增强, 这使得婚姻中自由择偶的现象逐渐减少。在这一时期, 婚姻的缔结必须要经过“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否则就将受到道德的谴责和国家法律的制裁。唐朝中后期, 唐朝的辉煌不复存在, 为了提升唐朝皇室的尊严和维护封建等级制度, 唐朝的统治者在这一时期大力提倡妇女守节。唐玄宗于851年颁布诏令宣布限制寡妇再婚。研究唐朝史料也发现, 在唐太宗之后, 再也没有出现过公主再嫁的情况, 唐朝中后期从皇室到平民的贞洁观念已经严重地压抑了女性的自我个性, 唐朝前期女性所展示的光彩和活力也逐渐消失。
二、唐朝婚姻的成立
1.唐婚姻成立的主要法律要件以及实施。结婚年龄历朝都有所规定, 唐朝也不例外。唐太宗于627年颁布诏书规定唐代的法定结婚年龄为男二十, 女十五, 这是唐朝第一次对结婚年龄进行了规定。 但开元二十二年, 唐玄宗又下诏“男年十五, 女年十三以上, 听婚嫁”, 这说明唐朝第二次婚姻年龄的规定男女法定婚龄均有所下降, 也说明了此时鼓励早婚的制度政策[2]57。但《唐律》中对于十八岁以下的男女婚姻不进行保护, 统治者的诏书和《唐律》是相互冲突的, 虽然律的效力应当是唐朝最高的, 但是统治者意愿的诏书在封建社会往往高于了律令,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朝在制度上和政策上存在着一定的灵活性。唐朝婚姻中所存在的门第观念还比较强烈。在唐朝婚姻壁垒不仅仅是存在于寒门和高门之间, 即使是寒门和寒门之间, 贵族和贵族之间也存在着高低贵贱之分, 婚姻中的门当户对被当做上等门第用来扩大自身实力和维护名望的重要手段。在唐朝的婚姻中, 庶族经常会遭受士族的排斥, 士族为了防止血统出现混淆, 极少和庶族之间进行通婚, 一旦发现士族和庶族之间通婚则要遭受到弹劾。虽然民族之间的通婚在唐朝是可以被接受的, 但是有着一定的限制。唐朝贞观二年, 唐太宗赦令颁布他族男子不得将汉族妇女带走。虽然这一赦令有着一定的历史背景, 唐初经过战乱, 人口下降, 如果少数民族男子将汉族女子带走, 不仅仅不利于唐朝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复苏, 也会增加少数民族人口而威胁唐王朝的统治。 这说明汉族和少数民族可以结婚, 但不能将妇女带离中原。而上层社会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和亲则更为普遍, 唐朝前期和少数民族的和亲就多达20次。
2.唐朝媒人与婚姻的成立研究。媒人在唐朝的婚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唐律中对于婚姻并没有明确规定一定有媒人参与才可以成为事实。虽然事实上如长孙无忌所言“婚娶有媒, 买卖有保” 婚姻中确实是有媒人的参与, 但这仅仅是一种对于事实的阐述, 并不是法律。至贞观元年唐太宗颁布婚聘诏令才有关于婚姻需有媒人的规定。唐朝的媒人可以通过牵线搭桥获得一定的酬劳但是法律也对媒人的活动进行了规定。《疏议》对于律条的解释说媒人参与了非法嫁娶奴婢的, 如果经过赦免则不承担责任, 但是如果没有经过赦免则要相应地承担责任。
3.唐朝的婚姻成立的法律效力。和以往朝代相同, 婚姻产生的法律效力首先就是夫妻双方身份上的变化。在结婚之前, 男女之间互不相干, 在结婚之后, 男女互为夫妻, 特别是女性在结婚之后就不再是娘家的人, 而是夫家的人, 是娘家的客人。在结婚之后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权利和义务。首先是孝养父母, 在唐朝婚后妇女要孝养舅姑, 如果不侍舅姑依据唐朝《唐律》则可进行法定离婚, 如果妇女对于舅姑不孝养, 也很有可能会被夫家所休掉。《唐律》中有“伉俪之道, 义期同穴, 一与之齐, 终身不改”, 这说明夫妻之间有互敬互爱的义务。丈夫要尊重妻子, 有妻不再娶, 对妻子的意见尊重。同样妻子要对丈夫尽心辅助、从一而终。在唐朝, 夫妻之间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 而是夫为尊, 妻为卑。另外唐朝女子还有为夫家生育男孩的义务, 如果不能生育男孩, 最终可能无法摆脱被离弃的厄运。
三、唐代婚姻的终止条件研究
1.《唐律》关于婚姻终止的规定。《唐律》中对于婚姻的终止有着比较明确的规定, 唐代导致婚姻终止的主要法定条件为合离、七出和义绝。合离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协议离婚, 是指双方不能和谐、安宁相处而自愿所达成的离婚协议。合离的主要特点就是双方在态度上并没有太大的分歧, 都同意离婚。在合离的问题上法律将男女双方置于相同的法律地位, 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婚姻是否归于消灭。七出是唐律所规定的导致离婚的几个要素, 七出是对男性特权的肯定, 忽略了女性的价值。唐代的七出主要包括了无子、淫泆、不侍舅姑、口舌、盗窃、 妒忌、恶疾。在唐代妻子有符合七出条件的时候, 丈夫则有是否选择离婚的权利, 所以说七出并不是强制离婚的理由。如唐代诗人白居易虽然妻子未生育儿子, 但没有休妻, 反而和妻子情深意重, 白头偕老。 和七出所对应的是“三不去”, 是对妇女权利的一种保护。《唐律》的三不去是指“: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而出之者, 杖一百。并追还合。”[1]19从今天看来“三不去”对于妇女的保护并不够周全, 但是它毕竟是一种进步, 从法律角度对弱势群体进行了保护。义绝就是指夫妻双方情谊不合。唐律中的义绝主要包含了以下几种情况:丈夫对于妻子的亲属实施了侵害, 主要是指丈夫施暴或者残杀妻子的亲属;妻子对于丈夫的亲属实施了侵害, 主要是指妻子对于丈夫的亲属施暴或者残杀;妻子和丈夫的亲属通奸;妻子想要残害自己的丈夫;夫妻之间的亲属之间发生互相残害。上述几种情形之中只要被认定出现一种, 就必须要离婚。
2.离婚之后的法律效力。唐朝夫妻离婚之后夫妻的身份关系消灭, 女方回归自己宗族。唐朝对于大多数的女性来讲, 离婚之后就是脱离自己的夫家, 然后恢复自己之前的身份和姓氏, 然后重新回到自己的娘家。在离婚之后, 子女一般会生活在夫家, 《唐律》中也规定了在夫妻离婚之后, 母亲如果犯罪, 还是可以受到自己子女的恩荫。依据唐朝的礼制, 父母虽已离婚, 但是母亲在去世之后, 子女仍然要为母亲服丧。在唐朝社会, 妇女并没有家庭财产的任何所有权, 因此在离婚之后不需要进行财产的分割。但是妻子自己出嫁时候的嫁妆则属于个人财产, 独立于家庭的共有财产, 夫家兄弟分家不应该算于内, 离婚也应该退还妻子。所以, 在唐朝, 只要在离婚的时候女子的嫁妆还在, 那么妻子就可以将嫁妆从夫家带回娘家[3]91。
《唐律》在婚姻法律制度方面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 有着较为鲜明的时代特色, 为唐朝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唐律婚姻制度中所体现出来的重视血脉亲情的美德在今天看来仍然值得学习;唐律中为了对“七出”进行限制而出台的“三不去”, 具有非常浓厚的人情味, 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男性的专权, 起到了对妇女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的作用。《唐律》在我国封建法制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同时给位于同时代的东亚邻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关于婚姻法律制度影响更是广泛。日本、越南等国家都派人来学习。尽管这和当时唐朝的国力强盛有着一定的关系, 但是当时婚姻观念的开放和女性地位的改善也是十分重要的要素。从历史长河来看, 唐朝仍旧属于男尊女卑的封建朝代, 男女平等更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生活在唐朝的女性在家庭和婚姻的关系中拥有相当的自由度却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 值得后人思考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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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晋辉.对《唐律疏议》中有关婚姻家庭制度的“礼”性思考[J].三峡大学学报, 2007 (S2) .
篇6：唐朝的“京漂族”
王维15岁就到京城“漂”了。由于天资聪明，多才多艺，王维一到长安就很快成为王公贵族的宠儿。王维虽然在京城混得不错，但毕竟是“京漂族”，身在他鄉难免经常思念故乡和家人。由于王维在京城结识了众多上流社会的知名人士，为他在科举考试中胜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1岁那年，他便考中了状元。王维算是“京漂族”中的佼佼者。
与王维比起来，杜甫的“京漂”处境就差多了。从35～44岁，杜甫在长安街头整整漂泊了10年，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均未及第。杜甫困居长安期间，不断向权贵投诗，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但收效甚微。40岁那年，“京漂”了6年之后，他进献的《三大礼赋》终于受到了唐玄宗的赞许，命其待制集贤院。“待制”相当于获得了当官的资格，但还得等候任用。这一等又是4年，直到44岁时才被授了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职。然而，杜甫上任没几天，就爆发了安史之乱，他又失业了。
孟浩然“京漂”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他却是空手而归。他40岁那年到达长安后，曾在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即席赋诗，满座皆为之倾倒。可在科举考试中，他却名落孙山。
篇7：论元朝法律对唐朝法律的反动
1、唐朝法律体系研究现状及影响
关于唐代法律的研究, 中外学术界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指出的:“在隋唐两代不少的僧侣学生, 来到中国留学, 把中国的文化, 各种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 差不多和盘地输运了去, 其中自然也包括法律文化。”正如日本学者桑原藏所说:“我国大宝律大体上是采用唐律, 只不过再考虑我国国情稍加斟酌而已。”例如将唐律中的“八议”省为“六议”, 删去“议勤”、“议宾”。将“十恶”改为“八虐”, 删去“不睦”、“内乱”。刑罚制度大宝律仍沿唐律笞、杖、徒、流、死五刑。惟流刑不计里数, 而分为近流、中流、远流三等。大宝律所规定的罪名, 如阑八宫殿、犯跗、指斥乘御、私渡关等, 皆与唐律相同。再者据《高丽史》记载:“高丽一代之制, 大抵皆仿于唐。至于刑法, 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越南古代刑法, 亦“参用隋唐”。可见唐律的影响, 不仅及于唐以后宋、元、明、清各代, 而且及于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各国, 在世界几大法系中, 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的代表作。西方学者也对这时的中国很感兴趣, 1753年耶稣会宋君荣神甫完成了第一部完整的西文唐代政治史。诸多研究都表示唐朝的法制趋于成熟和定性, 并且奠定了以后封建法制的基础, 被世界公认的中华法系就是在唐代形成的。
2、唐律的基本内容
唐王朝作为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封建王朝, 起和谐盛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除了圣君贤相, 最重要的是制度使然, 尤其是唐朝的法制, 既是动力也是保障。德礼政刑综合为治的思想处处体现在德礼教化, 立法司法上, 引礼入律, 礼法融合。所以唐初的立法指导思想, 主要体现在: (1) 德礼为政教之本, 刑罚为政教之用; (2) 法令简约、划一、稳定; (3) 宽仁慎刑。唐朝有四次较大的立法活动, 先后制定了《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唐律疏议》、《开元律》、《唐六典》。其中《唐律疏议》共十二篇, 三十卷, 是我国现在保存下来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 其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 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不仅为后来王朝沿用或基本沿用, 影响还涉及亚洲其他各国, 在世界法律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唐六典》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行政法典。唐代的法律形式有律、令、格、式, 格最为活跃, 用来修正律令式, 先后编撰过多部格, 可以相对保持律令格的相对稳定, 唐律规定并没有涉及敕, 而唐长庆三年的敕明确规定了敕的法律效力高于律、令、格、式常法。这种变化是同唐后期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以及法律体系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三省六部制是西汉以后长期发展形成, 至隋朝正式确立, 唐朝进一步完善。唐朝的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负责定旨出命, 长官中书令二人, 门下省掌封驳审议, 皇帝任用宰相的范围扩大了, 已不限于三省长官, 宰相成员增多, 既便于集思广益, 又使之互相牵制, 从而避免出现权臣专权的局面。这样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 防止了皇帝大权旁落, 也充分发挥监察机关的监督作用, 都为后世所称道。
二、民族色彩浓重的元朝法律
1、元朝法律研究现状
元朝为了加强对全国各地各个民族的统治, 以蒙古族为主体的统治阶级, 在法制建设方面倾注了相当大的力量, 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条格、法令、法规、典章。检索史料可以看出, 凡由国家主持制定的法令法典, 无论用那种文字著成, 颁布以后, 都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执行。在研究元朝的历史时, 要面临许多语言、文字问题, 还要深入研究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社会风俗的变化等一系列问题。其影响也远无唐朝深远, 虽有俄国学者梁赞诺夫在《蒙古习惯法研究》, 及吴海航的《元代法文化研究》, 相对于浩瀚的唐律研究成果无异于冰川一角。
2、元朝法制的基本内容
蒙古统治者对蒙古法, 回回法、金制唐律兼容并蓄, 呈多元化的特点, 表现出几个鲜明的特征, 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确认蓄奴合法;僧侣享有特殊法律地位;保留了某些蒙古习惯法;处处体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元建立以前, 除使用成吉思汗时期的《大札撒》以外, 多沿用金的《泰和律》。先后颁布了《至元新格》、《风宪宏纲》、《大元通制》、《元典章》和《至正条格》。《至元新格》适应封建大一统的需要, 是元朝统一中国后颁布的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但其内容过于单薄, 不敷实用。《大元通制》颁行于元英宗至治三年 (1323) , 共二千多条, 分诏制、条格、断例、别类四部分, 其篇目仿唐、宋旧律, 分为名例、卫禁、职制、祭令等20篇, 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元朝法制的基本状况。其中的条格部分又称《通制条格》, 留存至今。《大元通制》使元朝法典遂至定型。《元典章》全称为《大元圣政国朝典章》, 是元朝对世祖以来约50年间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的圣旨条例的汇编, 共60卷, 分诏令、圣教、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十类。《元典章》以六部划分法规的体例, 虽非中央政府所颁法典, 但它系统保存了元朝法律的内容, 成为研究元朝社会及法律的珍贵资料。元代的行政立法, 断狱量刑, 基本上是以陆续颁布的有关政令、文书及司法实践中的判例为依据, 律书大多为条格或断例的汇编内容庞杂, 结构松散, 歼吏易于从中舞弊, 而其民法较为发达。司法机构中央设宗正府, 刑部刑部属中书省, 掌司法行政与审判。原属大理寺的职能, 部分地归于刑部。但在实践中, 其审判权常常被大宗正府、诸王和驸马侵夺。宣政院是主持全国佛教事务和统领吐蕃地区军、民之政的中央机构, 同时也是全国最高宗教审判机关, 负责审理重大的僧侣案件和僧俗纠纷案件, 由于职掌的特殊性, 自成系统。有时在江南设行宣政院, 在诸路、府、州、县则设僧录司, 管理各地僧侣狱讼。
三、元朝法律相对唐朝法律的不足
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封建王朝, 蒙古族文化根植于北方游牧民族, ——以蒙古族为主体的——“牧狩猎文化”土壤中, 它是在自身已成长出自相适应的文化机制的同时, 在统治程中逐步加入了汉化的因素, 表现出很深的二元性, 对元朝法律更多的是否认, 但法律是服务于它所生长的社会环境的元代社会条件下, 社会的主流文化是蒙古文化, 适应特殊环境的元朝法律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但就整体来说, 唐朝法律更具优势。
1、法律精神的缺失
唐代封建官方指导思想的转变与儒家思想独尊地位的确立使礼主刑辅、礼法融合的思想在唐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唐初肯定了魏征道德教化为治国之本的愈见, 作为诊解和疏释律文的《疏议》, 以维护君主专制, 尊卑贵残长幼之别为着眼点, 构建了完整的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 及在法律外衣下的封建道德体系。通过疏证议, 阐明了律文的礼义内涵, 论述了律文的道德价值, 表现了以《唐律》所依据的社情、国情及深厚的文化底组。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 纲常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它从正面规范了人们的思想与认了伦常等级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体现了“治人为本”的理念, 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矛盾冲突, 加之唐强大的国力及兼容并包的民族政策, 四方臣服, 民族关系融洽。
元朝法律受蒙古传统文化的影响, 蒙古贵族以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种族偏见, 在政治法律上贯彻“分而治之”的国策。把境内居民分为四等:蒙古族人、色目人 (西夏、回回、西域人) 、汉人 (原金国治下的汉人和契丹、女真人) 、南人 (原南宋治下的汉人及西南各族人民) 。在刑罚的适用上实行同罪异罚的原则。蒙古人殴死汉人, 只需断罚出征, 全征烧埋银。但汉人打死蒙古人, 则要处死, 且烧埋银照付。汉人犯盗窃罪, 附加刺字:“初犯刺左臂, 再犯刺右臂, 三犯刺项”;“强盗初犯即须刺项”, 蒙古人则不受刺字之刑。蒙古犯人在监, 享有诸多汉人不能享受的待遇。此外, 元朝法律还禁止汉人藏有兵器盔甲甚至弹弓等, 不许养马, 以防汉人反抗。礼教与法律的隔离造成民生积怨不断, 社会动荡。
法制建设是国家政治的一部分, 唐律规定法律对个人的约束力均等, 处处体现“人人所犯, 一一于法”。元却大力扶持和保护各种宗教, 维护僧侣特权和农奴残余制。僧侣享有各种特权致使僧侣恃法上特权专横跋扈, 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 而农奴却没有任何权利。
2、刑法的缺失
综观中国古代刑罚制度, 惟有唐律规定者最轻。主要表现在: (1) 唐律规定法定刑有笞、杖、徒、流、死五种, 分二十等。死刑处决方法只用绞、斩; (2) 基本上一罪一刑。唐以前或以后, 有时一罪二刑、三刑; (3) 刑罚加减方面以从轻为原则。例如加刑一般不加至死, 如加至死, 也只是到绞为止, 而不加至斩。 (古人认为绞刑能保全尸体, 斩则身首异处, 斩比绞为重。) 这叫做“至死不复加”。减刑时, 死刑减等, 如斩刑减一等, 不是处绞, 而是减为流三千里。流刑减等, 如流三千里减一等, 一下就减到徒刑三年。这叫“二死三流同为一减”。加役流刑取代可杀可不杀而不杀的死刑犯, 这是唐太宗时创设的。凡死刑犯可不杀者则流三千里, 一般流刑到流放地后, 在那里功役一年, 而加役流多劳役二年, 即加役二年, 共三年, 所以叫“加役”。对判处死刑的罪犯, 在执行前要反复审核, 反复向皇帝奏报, 在京师的“二日中五复奏”, 各州则“三复奏”, 为了防止冤案, 盛唐制订了允许犯人“服辩”等保证司法公正的制度, 《唐律疏议·断狱》规定:凡被判处徒刑以上的人犯不服判决, 则须予以认真复审。
元朝的刑名基本上是沿袭了唐宋五刑制度, 但也有所变化, 明显地带有蒙古民族的旧俗。死刑分为凌迟和斩两种, 凌迟作为常刑广泛使用。五刑之外保留了奴隶制的刺字、劓刑、黥刑等肉刑和醢刑、剥皮等酷刑。隋唐以来以十为尾数的笞杖刑改为以七为尾数, 共十一等:笞刑从七至五十七分为六等, 杖刑从六十七至一百零七分为五等。元初还仿效前代, 施行“折杖法”, 即杖折为笞, 徒折为杖, 但并未维持很久, 徒刑即全面恢复, 并附加杖刑, 以至“本减而变为加矣”。元还公开允许私刑的合法存在。由于吏治腐败, 刑罚往往更为残酷。
3、司法的缺失
唐代中央司法体系完备, 既有明确分工, 又互相配合制约, 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审判机关, 审理中央百官犯罪与京师徒以上案件和地方移送的死刑, 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 负责审核大理寺的徒、流案以件和地方徒以上案件, 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关, 负责监察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 遇有大案, 常由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 御史中垂共同审理, 叫“三司推事”, 有利于皇帝加强对司法权的控制。地方司法机关, 仍由行政机关兼理, 直接管理诉讼的属吏也有一定的审判权, 令唐朝的诉讼审判制度也有了进一步的完备, 如规定了“回避制度、禁止官吏刑讯逼供”, 唐朝监察机关和体制都已定型, 监察官对京内外各级官吏进行监督纠弹、撷举。“官罪恶”实际是依法对有罪官吏提起行政诉讼, 甚至对皇帝的诏令进行封驳, 可见唐司法审判制度的严密。元朝汉人犯罪由普通司法机关管辖, 而蒙古人犯罪, 一般都是由专门的机关比如大宗正府管辖, 其公正性当然大打折扣, 即使百姓不满, 也无处可说。至于色目僧侣更有司法特权, 他们在法律上受到特殊保护。在元朝中央政有与中书省并立的宣政院, 地方上也设有宣政院, 作为专门的宗教审判机关。各地涉及色目僧侣的案件, 除了杀人等重大案件是由宣政院受理之外, 其余涉及色目僧侣的案件都是由各寺院的主持审理, 地方官吏无权审判, 由此造成司法人员的任意妄为, 司法及其黑暗。
4、立法缺失
(1) 法律形式的不完备
元朝保留着蒙古族立法的一贯做法, 诏制、条格、断例在法律中占绝对优势, 主要靠习惯法来调整社会关系。一方面有《大元通制》等与唐法典类似的比较系统而完整的成文法典, 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不同于唐宋的法律体系, 因一人一事而立一法, 内容庞杂, 没有一般法典所具有的系统性、确定性、逻辑性和内部和谐一致的特点, 称为法律集成更为确切, 立法技术的落后性由上可见, 而且元代硬译公犊有很大随意性, 时而十分拘泥于原文的语法结构, 时而省略其中某些部分或夹杂穿插地道的汉语句子, 用字也不统一, 只有很好地认识这种硬译公犊文本才能准确理解《元典章》、《通制条格》等法律文献中许多内涵, 这样并不利于法律的贯彻实施。
(2) 法律关于吏治的不足
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吏治当作治国安邦的大事作为巩固政权实行统治的根本, 唐初统治者运用法律对官吏的治理更是不遗余力, 唐律十二篇都涉及对官吏的治理, 太宗要求执法官吏不畏权贵, 公平执法。在当时出现了一批弹治不避权的官吏, 出观了“贞观之初”志贵存公道, 人人所犯一一于法的局面, 而元朝法律公开维护元朝人的特权, 僧侣贵族对司法的干涉, 加之元法内容庞杂, 结构松散, 奸吏易于从中舞弊, 所以造成吏治及其腐败。
四、结语
法律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有机部分, 是调整各种社会关系, 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诸多法律文化的融合史, 深入地探讨我国古代法律文化制度及其特点, 无疑有助于推动唐代和元代政治制度及社会生活史的研究, 也便进一步了解, 中国社会文化的承袭和发展, 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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