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感的个人理解及其对外语学习的启发

2024-04-27

通感的个人理解及其对外语学习的启发(通用7篇)

篇1:通感的个人理解及其对外语学习的启发

通感的个人理解及其对外语学习的启发

通感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心理现象,即把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等通过艺术的联想和想象而相互移借,融合与贯通.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生理现象,进而又是一种心理现象,随着对认知的细化,通感又是一种认知现象.尽管中英之间存在着诸如语言,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但这两种语言中的通感有很多相同的.表义功能.本文将从几个领域对通感的认识和分析,得出通感对英语学习的帮助与启发.

作 者:魏微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珠海校区外语系刊 名: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英文刊名:MANAGEMENT & TECHNOLOGY OF SME年,卷(期):“”(17)分类号:H3关键词:通感 心理 生理

篇2:通感的个人理解及其对外语学习的启发

1茶文化典籍中“通感现象”的内涵

茶文化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传统文化类型之一, 不仅产生了大量精典的优秀文化典籍作品, 而且广泛辐射到了包括诗歌在内的其他各种文化艺术形式, 因此涉及到茶文化的不同艺术典籍中出现“通感现象”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不胜枚举。

在提到茶文化中出现“通感现象”的典籍时, 除了最典型的《茶经》、《续茶经》等直接反映茶知识、茶文化的传统典籍外, 还有包括茶诗、茶歌在内的其他门类的艺术作品。

人类的感觉类型中, 一般情况下将视觉作为最高等级的感觉类型, 而触觉则被作为最低等级的感觉类型。因此, 说到文化艺术中的“通感现象”时, 最经常出现的往往是最高等级向其他等级感官的“通感”。比如视觉向其他各类感官如听觉、味觉、嗅觉等的“通感”;或者是最低等级向较高等级的“通感”, 比如触觉向其他感官如味觉、嗅觉、听觉、视觉的“通感”。

2通感现象在茶文化典籍中的体现

作为最典型的茶文化典籍“, 茶圣”陆羽所著之《茶经》堪称茶文化典籍之首, 这部著作中介绍了涵盖茶的类型、产地、品质、色、香、味、形、烹煮之法、所用器皿等所有范畴的知识、文化, 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及。而《茶经》中的“通感现象”则经常被用为描绘作者试图传达给读者的思想与意图。比如“茶之为用, 味至寒, 为饮最宜”一句中就使用了由触觉向味觉的“通感现象”, 且这里的“味至寒”不仅仅局限于茶汤带给饮者直观的寒凉口感, 也通过“寒”的味觉通感表现了茶这一种既属饮品又属药品的物质的“属性”———茶之本性既寒且凉。

此外, 《茶经》中还以通感表达了茶的药性之用, 如“精行俭德之人, 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 聊四五啜, 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这里的“醍醐、甘露”就是一种由视觉向味觉、嗅觉的“通感现象”。作者意在表达茶与世人视作饮中上品的“醍醐、甘露”的作用相当。“醍醐”一般指从牛奶等奶制品中提炼成的物质, 或者是酥酪点心上凝固的油脂, 这些都是少数民族常用食品中的精华成份;而“甘露”指甘甜的露水。“醍醐、甘露”常见于佛教, 比如“醍醐灌顶、甘露洒心”都是一种佛教用语, 表示修行之人的悟道过程。这处的通感现象不仅是作者形象表示饮茶对人体健康具有的药用价值, 更隐含了精神层面上的人的饮茶过程与修行、悟道过程的相联相通之处, 同时展现了陆羽所处时代佛教影响范围的广大及陆羽本人的佛教造诣。

而在提到煮茶而饮的次序影响茶汤品质优劣时, 《茶经》中提到“第一者水沸, 而弃其沫之上有水膜如黑云毋, 饮之则其味不正。其第一者为隽永, 或留熟以贮之, 以备育华救沸之用……”这里出现了两处通感现象, 首先是从触觉到视觉的“有水膜如黑云毋”的通感, 其次是“第一者为隽永”则是从视觉到味觉、嗅觉的通感。利用两个通感形象地展示了烹茶时若干次沸腾后出现的水与茶汤相融合的客观现象, 并提醒饮用烹茶之人留意第一碗的“隽永”感觉。

此外, 在提到烹茶器具的形制问题时, 《茶经》中出现了“方其耳以令正, 广其缘以务远, 长其脐以守中”的内容, 涉及到了烹茶的锅要“耳方、缘广、脐长”的要求, 这三条都是从触觉向视觉的通感现象。但更重要的并非只是字面上显示的锅耳、锅缘、锅脐在触摸和看视过程中显示的状态, 其内在隐含的则是古人倡导的做人的道德标准“方正、务远、守中”。这是作者以烹茶锅具外在形制的通感隐喻了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中均涉及到的精神追求与行为准则。

不仅止于《茶经》类的典籍, 大量诗词中涉及茶的词句、段落中也富含“通感”现象, 比如陆游《渔家傲》“……寄语红桥桥下水, 扁舟何日寻兄弟?行遍天涯真老亦!愁无寐, 鬓丝几缕茶烟里”中就体现了触觉向嗅觉、视觉的“通感”, 作者手端茶盏, 热茶汤中飘散出的缕缕茶烟中既饱含着阵阵茶香可被鼻端轻嗅, 又飘散在人眼前, 犹如雾气笼罩。利用这种触觉、嗅觉、视觉间的通感现象, 反衬出作者前面所作的抒情铺垫“愁无寐”, 深深地加重了作者因一缕愁绪而辗转难眠的情怀, 也让读者在看似轻无飘渺的“茶烟”中对作者的满怀愁情感同身受。

同样, 在黄裳的《永遇乐》中有“……缤纷似剪, 峥嵘如画, 莫道冬容憔悴。恍象含空, 尘无一点, 疑在天宫里。酒楼酣宴, 茶轩清翫, 且待桂花来至。有余光, 明年待看, 明红暗翠”, 先在前半段以“缤纷”、“峥嵘”、“恍象”等凸显出酒楼宴席之酣畅淋漓, 之后以一个茶轩的“清”与这一片繁华对比, 利用触觉向嗅觉、视觉的通感现象让一众喧闹归于平静。令读者也仿佛立刻从酒酣耳热身燥的宴席中身退而出, 在满室清浅的茶香中沉下心境, 等待代表着秋日和来年的一抹桂香。

3通感现象的体现及其翻译

茶文化的源远流长不仅让大量典籍在国内流传、教化育人, 也同样引起了国外学者与研究人士的兴趣, 因此中国不少的茶文化典籍出现了各类译文、译本。这些翻译成外国文字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大量“通感现象”引发的翻译问题。为了最恰当地再现茶文化典籍相当多的翻译作品采取了直译的方式以避免漏译或错译, 而在少数情况下才使用意译的形式尽可能再现中华文明中的经典与精髓。

仍以上面提到的“茶之为用, 味至寒, 为饮最宜”一句为例, 翻译为英文的内容是“Tea is quite suitable as drink for the nature of cold-ness,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seek for the nobility, simplicity of life.”其中的“the nature of coldness”对应的正是“味至寒”一句, “the nature”很好地体现了茶在口感和物质根本上的性味特征, 采用的正是直译手法。

但到了“与醍醐、甘露抗衡也”一句时, 由于宗教信仰的差异, 英语中显然不会出现与“醍醐、甘露”有所关联的一一对应物, 故翻译过来的内容变成了“Drinking tea is like eating ginseng with consideringgthe disadvantages.”虽然无法以最直观的翻译结果展示何谓“醍醐、甘露”, 但对于西方读者来说, 吃“ginseng with considering the disadvan-tages.”的感受也和中国人对于“醍醐、甘露”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至于后面的“……弃其沫之上有水膜如黑云毋, 饮之则其味不正。其第一者为隽永……”的翻译内容时, 为了更好地体现通感现象和效果, 直译和意译同时出现了同一段中, 此时的英译内容是“……If on the surface of the froth there is a lining like a black cloud, do nottdrink it, for the flavor will be untrue.The first cup should have a haunt-ing flavor, strange and lasting……”。此处出现的“a black cloud”很明显对应的正是“有水膜如黑云毋”, 典型的直译手法能够恰到好处地再现通感现象带给读者的感受, 但到了“其第一者为隽永”时, 英语中缺乏与之直接对应的独立词汇, 故使用了意译通感法, 即“have a haunt-ing flavor, strange and lasting”。

中西文化的差异让茶文化典籍中出现的通感现象在英文翻译时仍然会出现只能展示表层意义而难以深入刻画的问题, 比如“方其耳以令正, 广其缘以务远, 长其脐以守中”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情况。英文翻译的内容是“The ears are squared for stability and the lips flareddto facilitate spreading the leaves.The bowl is thus extended.The centerrwill be easy to toss the leaves.”此处使用的直译翻译手法尽管能够以最准确的字面意义翻译烹茶锅在“耳、缘、脐”三个部位的具体形制, 却无论如何也难以体现其中最能展示中华文明精髓的道德与哲学标准“令正、务远、守中”。不得不说, 这是英语翻译茶文化典籍中的通感现象必然会出现的局限性, 既是不同地域文化内在的本质差异所在, 也是外国人难以确切理解中国人哲学思想的原因所在。

4结束语

通感现象是普遍存在于艺术作品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在茶文化典籍中出现通感现象的作用在于以更为直观或形象的手法使受众理解作者试图表达的内在含义。在翻译作品中, 由于中外文化本质上的差异性, 翻译通感现象时会出现“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难避免, 因此更需要译者灵活运用直译意译等多种手法力求最大限度展示原文的魅力与精髓。

参考文献

[1]姜欣.吴琴.茶文化典籍中的通感现象及其翻译探析[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06:152-155

[2]单满菊.通感修辞格在中西文学作品中的呈现及其对比研究[J].作家, 2009, 02.

篇3:小议学习钢琴的通感作用

1、感悟之一:弹奏钢琴与学习驾驶技术有一定的相似度

考取驾驶执照在多年来就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学习好驾驶技术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严肃问题,马路杀手就是指那些心理素质不好、驾驶技术糟糕的新手。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学习驾驶的新手曾经学习过钢琴弹奏就好了,因为弹奏钢琴能够使我们比较容易学习好驾驶技术,它们之间有技术与心理的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都要求做到眼到、手到、脚到,要做到同步反映。在弹奏钢琴时眼睛要看到钢琴谱、双手弹奏钢琴键、脚要随时踩钢琴踏板。在开车的时候眼睛要看到前方、手要握住方向盘、脚要放在油门或者刹车等踏板上。这种在操作的动作上是非常有相似度的,如果是钢琴弹奏多年的音乐爱好者,或者是专业的钢琴教师来学习驾驶技术,他一定比没有学习过钢琴弹奏的学员学习的快的多,原因学习过钢琴弹奏的学员的协调性要好得多,大脑的反应已要快得多。所以学习起驾驶技术来就要快得多。同时弹奏钢琴的专注度和精确度的要求要比驾驶汽车要高得多。这种对比对于一个长期从事钢琴教学和演奏的教师,同时又是一个喜欢驾驶汽车的车迷来说是深有体会的,比如开车的时候我们可以和车上的朋友说话甚至还可以打手机。但是在演奏钢琴的时候就不可能与别人说话,更不可能打手机。总而言之弹奏钢琴技能与驾驶技术之间有许多的相似度,如果能够弹奏钢琴那么就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驾驭好汽车反之,一个驾驶技术好的车手也可以弹奏钢琴,但是不一定演奏的好钢琴。

2、感悟之二:弹奏钢琴与打篮球有一种心灵的默契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运动的人,特别喜欢打篮球。可是我的个子不高,速度也不快、力量也不足,而且还是近视眼。但是我的投篮命中率却很高,特别是罚球的命中率特好,队友说我的手感好其实我知道这与长期从事钢琴弹奏有关。我的命中率高来自于我弹奏钢琴的灵感。因为在弹奏钢琴的过程中与在打篮球的运动中有一种心灵的默契,比如在弹奏钢琴的过程中要求对速度和力度的控制特别讲究,这种要求的粗细直接能够反应出在弹奏钢琴作品时二度创作的质量的好坏。一首钢琴作品在一开始就有一个速度提示,一般不能低于12个速度点,也就是说一首每分钟120拍的作品最少不能低于每分钟108拍,否则就失去了演奏意义。力度在钢琴作品中要求无处不见,它直接反应作曲家的思想,没有强弱的对比出现在钢琴作品中,那么演奏出来的音响效果就像是白开水一杯没有味道。同样在打篮球的过程中对在投篮的一瞬间的速度和力度的控制也是要求得非常精确的,当你在投篮的时候速度快了,篮球就会飞过篮筐,反之就会三不沾(篮球在投向篮筐方向时由于力度和速度不够篮球没有碰到篮筐、篮球板和篮球架子,就叫三不沾)。力度控制也是一样。当力量太大肌肉就会紧张投篮动作就会变形失去准心而偏离篮筐从而投篮不中。反之力量太小篮球就会掉下篮筐也是三不沾。这就是所谓的手感不好。其实在弹奏钢琴和打篮球的运动中手腕的动作是一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钢琴演奏家在钢琴演奏中的手腕动作是非常非常小的,在键盘上快速跑动的时候用的都是手指在跑动,大臂到小臂再到手腕都需要放松,肌肉不能处在紧张的状态,一旦肌肉有紧张的状态钢琴演奏就出现死板、僵硬的情况,最后的演奏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在投篮的过程中就拿罚篮来说吧,这个时候没有对抗、没有防守、没有投篮干扰,投篮投得进与不进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这时候只需要考虑大臂到小臂再的手腕是否放松了,高度、速度与力度是否控制好了再把篮球投出去。当罚篮罚的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手上的动作是非常小的,这和演奏钢琴一样动作越小精确度越高。所以我的体会是学习弹奏钢琴多年能够在篮球场上给自己带来快乐的运动。

3、感悟之三:钢琴演奏的思维模式能够提高生活中的各种能力

篇4:通感的个人理解及其对外语学习的启发

语义韵律 (Semanticprosody) , 又名语义协调、语义渗透, Sinclair在其《相信文本》 (TrusttheText) 中, 提出将弗斯 (Firth) 的语音学理论中的韵律概念运用到词语搭配上, 用来观察词语之间的意义分享和渗透问题。语义韵律虽然是一种微妙的, 近乎隐含的, 又似乎还处于语感之外的语义成分, 但是它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于语言的运用之中的, 能够使语句产生一种气氛, 这对于表现说话人或写作者的态度、倾向大有作用, 是言语交际中重要的语义参与成分。同时语义韵律又是一种词语搭配现象, 是指某些词由于经常同具有某种语义特征的语言单位共现而产生的一种语义色彩, 这种色彩可能是积极的、令人愉快的, 也可能是消极的, 但是大多数是中性的, 所以, 词汇搭配在语篇中往往会形成三类语义韵:即积极语义韵 (positiveprosody) 、消极语义韵 (negativeprosody) 、中性语义韵 (neutralprosody) , 在积极语义韵里, 节点词 (nodeword) 所引的词汇几乎都带有强烈的或者鲜明的积极语义特征。在消极语义韵里, 节点词搭配的的几乎都有消极的语义特点。而在中性语义韵中, 搭配的语义特征既有积极含义的词项, 也有消极含义的词项。

语义韵律理论给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启发

1、语义韵律理论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可用于词汇搭配教学

语义韵律研究通过语言单位间的组合关系来探讨语言单位之间语义的相互影响, 对确定词汇的意义及用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词汇过程中, 经常使用一些合乎汉语语法却不地道的词语组合, 比如, 很多汉语学习者会说出“挨表扬”这样的短语运用语义韵律理论, 我们不难发现“挨”一般与“骂”、“打”“批评”消极词语搭配。如果教师在讲“挨”这个词的用法的时候, 运用语义韵律理论就比较容易让学习者理解。汉语学习者才可能在汉语词汇搭配运用过程中, 说出自然、地道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词汇搭配, 从而避免出现像“挨表扬”这样符合汉语语法但不地道的异常搭配。

2、语义韵律理论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可用于同义词的辨析

同义词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有其特殊性和重要性, 汉语中存在数量极多的同义词, 同义词由于意义相似和重合, 极易让汉语学习者引起理解和运用的困惑, 是汉语词汇学习的一个难点。尤其是中高年级的汉语学习者经常遇到同义词的辨析, 他们经常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对同义词不能够细致区分。传统的词义辨析, 是对同义词的词目意义逐条分析。在词典中遇到对词语的解释, 一般用同义词互训解释是很常见的现象, 这种解释对于母语使用者来说能够“使用”, 但是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则会产生很大的麻烦。比如“挑”和“选”这两个词, 在《现代汉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 里的解释:“挑”的解释是“挑选”, “选”的解释也是“挑选”, 所以这个解释会让汉语学习者很迷惑, 他们可能认为这两个词语的意义一样, 这两个词也可以用在同样的语言环境里, 但是一般来说, “挑”除了和一些表示中性意义的词语搭配外, 比如“挑苹果”“挑衣服”, 还会和一些带有消极语义韵的词语搭配, 比如“挑毛病”“挑刺”等, 但是“选”这个词一般只和表示中性意义的词语搭配。如果使用语义韵律理论搭配则会对近义词的辨析有一定帮助, 可以避免汉语学习者在近义词辨析过程中出现偏误。

3、运用语义韵理论可以提高汉语学习者运用汉语的交际能力

对于中高水平的汉语学习者来说, 如果他们知道汉语本族语使用异常的词语搭配, 并非是因为汉语本族语使用者语言能力的欠缺, 而是为了创造一定的修辞效果、或者制造幽默效果。这类学习者, 在有一定的语义韵律知识作铺垫情况下, 就能够在欣赏汉语文学作品的时候, 体会文章的修辞意味, 在和中国人交流的过程中, 也能够体会到汉语本族语使用者在话语中所隐含的意思, 保证交流的顺利进行。汉语学习者的异常的词语搭配与他们词汇能力的欠缺和母语迁移有很大关系。所以教师应该鼓励汉语学习者进行一定量的汉语阅读, 而且在学习汉语词汇的过程中教师应该鼓励学生用汉语词典, 而不用或者尽量少用双语词典, 避免在词典使用过程中出现词语的误导受到母语的负迁移影响。

语义韵律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不足

语义韵律理论搭配需要进行大量的语料库分析, 甚至需要对中外语言的词汇进行大量对比,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在国内, 语义韵律是一个新兴的课题, 语义知识的获得需要语言学习者从大量真实的语言材料中进行归纳。汉语学习者在学习中获得的词汇知识往往仅限于词汇意义的了解, 而且由于记忆力的限制, 汉语学习者不可能把学习过的词汇材料全部牢记在大脑里并进行归纳, 进而去掌握词汇的语义韵律。另一方面, 语义韵律的研究尚未成熟, 语义韵律的描述不能靠语言的直觉, 必须借助语料库才能使实现, 这需要对语料数据库进行观察和分析。在词汇教学的时候, 教师可以把从语料库检索到的语料呈现给学生, 让学生进行观察和分析这些语料, 从而归纳出词汇的意义、用法和语义韵知识, 用语料库进行词汇教学, 可以让学生自己发现和了解语义韵知识, 并且培养学生研究问题的能力。但是, 这又会有新的问题的出现, 语料库词汇教学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应投进多长时间?进行语料库教学在哪个水平的汉语学习者中适用?

小结

语义韵律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在国内关于这个理论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但是, 这一个理论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希望在以后给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以有益的启发。

摘要:自语义韵律理论被引入中国后, 受到了国内很多学者的关注。但是, 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方面这一研究还相对较少, 文章将从语义韵律的研究出发, 试图分析其给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启发及其不足之处。

关键词:语义韵律,词汇教学,近义词

参考文献

[1]蒋显菊《语义韵律与英语专业词汇教学实践》考试周刊2008 (35) .

[2]王泽鹏、张燕春《语义韵律理论》同济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05 (4) .

篇5:通感的个人理解及其对外语学习的启发

关键词:高职 外语教学 词汇量

一、教材词汇量要求过低造成的负面影响

(一)过低的词汇量要求导致生词密度过低

我校的外语教材采用的是新视野教程,该套教材每个单元分A篇和B篇,每篇文章的总单词数大约在900左右,生词基本上控制在5%之内,基本没有生词量过少或过多的文章。但这种生词密度存在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根据教育专家Laufer的观点,5%的生词密度是指课文上下文有效猜词的条件,也就是说在没有注释和教师讲解的情况下理解并获取所阅读文章的有效信息,这里的文章指的是一般文章。但是在实际教学中,精读课文和有特别教学目的的文章,其生词密度应该要比单纯的考试中为获取信息的阅读理解的文章大得多,也不能等同于课外娱乐消遣的英文杂志小说等。系统的课堂学习其目的应该包括帮助学生扩大词汇量,如果教材中的课文不借助工具书和教师的讲解学生就能读懂,那么作为教学工具的教材本身也就失去了教育功能。当下的外语教材编写中,忽视教学目的和受教育者的能力,“一刀切”地控制生词密度是不太恰当的。

其次,5%的生词密度真实性存在疑问。我国的外语教材读写教程一般是按照大纲要求编写的,词汇量要是4795个,但是高中毕业生就需要掌握3500个词汇。照这个算法,高职两年外语学习中,每册的新词分配是322个,按10个单元20篇课文算,每篇课文是16.1词。每篇课文大约900词,生词密度1.7%,远远低于5%。这种生词的输入量情况总体来说不容乐观。教材的生词输入量太低,大部分学生对公共外语的教学现状不满,很多人自己购书背词汇,在校外参加外语培训的也不在少数。

(二)过低的词汇量要求很难保证课程目标的顺利完成

根据大纲要求,高职大学俄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尤其是听说方面,以便学生毕业后在工作中能够进行顺畅的口头和书面交流,以满足我国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但是,如果学生的词汇量过低,这个目标是很难达到的,听、说、读、写、译等各项基本要求也无从谈起。一个人的词汇量储备情况不仅会影响他的接受性技能,也会影响他的口语以及书面的表达。高职生实际交流能力低下,文字表达内容贫乏空洞,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词汇量过低,这也直接导致高职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低下。

二、制约提高高职生词汇量要求的因素

制约提高高职生俄语词汇量要求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的教学理念

我国的外语教材在编写的时候基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法来进行的,所选文章的长度和生词量都有比较严格的控制,以便于授课教师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进行有效的讲解。这就忽略了学生的潜在语言学习的能力,也不利于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另外,精讀教学法注重的是详细分析和朗读背诵,很容易制约学生在外语课堂上的语言输入量。但是,如果综合教程中把阅读作为单项技能课程单独列出学习的话,那学生在一个学期内就不会只接触20篇文章那么简单了。如果教师给学生明确任务,每个学期在阅读课上完成40000-50000词的文章,期间配合恰当的教学方法加以指导和培训,那么学生的阅读能力和词汇量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二)外语等级考试

我国进行外语等级考试的目的是为了考核学生是否达到了教学大纲的要求的考试。据统计,我国每年本科生的四级通过率也只有60%左右,所以等级考试进一步提高词汇要求的空间不大,如果词汇量再加大的话可能通过率会更低。那么我们不妨来思考一下我国大多数学生尤其是高职生通过等级考试有困难的原因,其中词汇量过低直接影响和制约了考生阅读理解、写作、翻译甚至听力分数的提高,这些方面由于受到词汇的影响也很难会有大的突破。试想,如果等级考试不是考核教学水平的考试,而是社会水平考试,那就可以做到教考分离,没了这个束缚才有可能提高教学词汇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带有考核教学性质的等级考试阻碍了大学外语教学的发展。

(三)过分注重对听说能力的培养

在俄语中最基本的词大约有10000多,这10000多词有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与日常交际密切相关的词,大约5000个。只要掌握了这个量的词汇,就可以进行最基本的日常交际活动。另外一种就是专业术语,也叫学术共核词汇。对这些学术词汇的掌握与否对于阅读能力的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在常规教学中如果过分强调外语听说能力的培养的话,这些学术共核的词汇就似乎变得没有必要了。意思是说,只要掌握了跟日常交流密切相关的日常交际积极共核词汇(大约4700左右)就可以应付日常交际,甚至在实际交流中还可以配合语境以及身势语,这些词汇也不需要。所以,我国的大学外语教学应积极转型,单纯地培养一般性的听说交际能力已不能满足当前的需要,应该逐渐转移到国际竞争能力的培养上来,否则,我国大学教育中尤其是对高职生的词汇量要求就只能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

三、提高对高职生的词汇要求对语言教学的意义

(一)有利于纠正应试教学

我国历次的教学大纲的词汇要求都是以四级词汇为中心的,所以大学教材的编写和教师的课堂教学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展开的。教材里把四级要求的一般词汇全部标黑来凸显其重要性,教师在课堂上也是反复讲解。显然,学生的词汇量就被桎梏在了四级要求的4700词之内,很难有大的突破。如果在教学中把一般要求的4700词和10000词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学生学习也不只是为了通过考试,那么他们的词汇量才有较大提高的可能。所以,提高词汇量要求可以有效地提高语言学习的效率,纠正应试教学。

(二)促进外语教学的发展

我国高职院校的普遍做法是对高职生进行基础俄语的教育或者是通过了等级考试后就不再进行后续的俄语教学,这种情况下学生对学习俄语的兴趣和积极性就大受影响,如果提高对他们的词汇量要求的话,单纯地通过等级考试就不是他们奋斗的“终极目标”了,外语学习就实现了“不断线”的原则,所以,提高词汇量的要求对于我们外语教学的发展有一定意义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国华.重新认识俄语和俄语教育的地位[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4).

[2]桂诗春.谈当前的外语教学.中国外语.

[3]倪传斌.外语磨蚀影响因素间的作用路径与强度[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2).

篇6:通感的个人理解及其对外语学习的启发

中国教育历史源远流长,在传统语文教育中我们古代的教育家提出了许多的教学的原则如启发式原则。等这一教学原则运用用于第二语言教学也是很有效果的。特别是启发式原则中外教育者都有所阐述,把它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启发引导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活跃课堂气氛,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有益借鉴。

二、启发式原则概念

启发式原则是指在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引导他们独立思考,积极探索,自觉地掌握知识,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孔子曾说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如果学生还没有到苦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不去开导;不到他想说又不能准确恰当说出来的时候,不去提示。受西方教育流派的一些教学思想的影响,如卢梭的《爱弥儿》、洛克的“白板说”,我们越来越重视学生的个人主观能动性的挖掘,而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教育家杜威提出以学生为中心,以活动为主要手段的教育理念,让学生“在做中学,在问题中学”这些都是启发式教学原则的要义。著名的教育家苏格拉底提出“产婆术”。他把教师比喻为知识的产婆,教师引导作用就是助产。在与学生谈话的过程中,不要直截了当地把知识告诉他,而是逐步引导学生自己最后得出正确答案的方法。

三、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贯彻启发式原则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该贯彻启发式的原则。要改变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思想,提倡以学生为中心,教师起引导作用。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提问,引导学生,鼓励学生积极探索和思考,要在对外汉语的课堂上贯彻启发式的原则,应该做到以下三点。

1.引导学习动机,培养学习兴趣。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为了找工作或外贸交流,有的是因为喜欢中国的文化。汉语是一种意合性的语言,是孤立语本质上不同于西方的语言,汉字又非常难写。总体而言,汉语是比较难学的语言,在学习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学生就会产生畏难情绪,当初有兴趣也可能变为没有兴趣。学生学习汉语是为了交际,学了就要就要有用。教师要教授语言技能,听说读写的技能,而不是语言知识,又要把语言技能转化为交际技能,当外国人能用所学的汉语与别人交流,他们会非常有信心,有兴趣和动力继续学下去。

运用启发式的教学原则,教师可以运用情境导入,还原语言环境,让学生积极参与,充分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热情,活跃课堂气氛。如教“把”字句时,老师拿着花瓶放在同学的桌子上,让同学用一句话描述老师的这一动作。学生都会争先恐后回答,尽管回答得不太得体或不对,但是学生非常愿意参与,运用以前学过的汉语知识来表达。可能会有“老师放花瓶在她桌子上。”、“老师在她桌子上放了花瓶。”等各种答案。在此基础上,老师才慢慢引出“把”字句。这就是孔子式“不愤不悱,不启不发”的启发式教学原则。教师要适当引入中国文化,激发学生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从而引发学生对学汉语的热情。清明节快放假时,老师可以问他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放假么?引出了清明节,顺势给他们讲了一些清明节的习俗并教了一首杜牧的有关清明节的诗。让他们学会并背诵“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除此之外,在课堂中适当引入竞争机制,在课堂中展开学习竞赛,激发学习的上进心,进一步激励学生的学习动机,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把学生分为两组,分为几个环节,回答问题,抢答,奖励小礼物。整个课堂气氛会非常活跃。学生很乐意在游戏中学。

2.多用提问,引导学生思考、探究。启发式的原则特别强调教师要以提问的方式,引起学生的求知欲,自己独立思考,当学生百思不得其解时,教师可以适当点拨引导,或让学生自己去调查探究。苏格拉底的产婆术的教学思想就是要让学生在与教师的谈话中,不断发现自己回答的不足,不断寻求正确答案。

如老师在教生词“无价之宝”时可以问学生有什么是无价之宝,你认为什么是无价之宝。学生很想知道什么是无价之宝,当老师给出一些例子“友情”学生自然就知道说出“爱情”、“亲情”。提问可以让学生思考,也可以增加与老师的交流对话,活跃课堂气氛,增加学习兴趣。在教一篇爱情和婚姻观点的文章时,教完整篇课文,老师可以请两位学生分别总结正方的观点和反方观点,充分发挥他们主动性,锻炼他们的思维和概括能力以及口语表达能力。让他们思考问题:牵手一生是由于爱吗?最后还开展讨论请同学各自陈述自己的观点,同学可以自由发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教完买东西和问价格的表达,可以让学生去调查或询问一下商品的价格,制作价格表。提出问题,图书馆可以借多少本书,本科生可以借多少本,研究生可以借多少本,让学生自己去做调查。这些都是可以在教学中贯彻的启发式原则,让学生自己去探究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与人交流,运用所学的语言技能,从而变成交际技能。

3.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和谐师生关系。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要明确学生的中心地位,而教师起主导作用。学生是课堂的主角,教师是课堂的导演。教师要注重情感因素和人际关系,培养良好的师生关系。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应该是民主平等的和谐关系。教师要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了解不同国家风俗,尊重学生的风俗习惯。在课堂上,教师要教态端正,和蔼可亲,通过提问和讨论加强与学生的交流。要让课堂气氛活跃,有对话感,不能教师一人唱独角戏,课堂上气氛沉闷。可以丰富教学形式,除了提问,可以增加讨论、游戏或是辩论赛等形式,增加交流,让学生真正成为主角,教师做为导演,在课堂上引导组织。

在对外汉语口语课特别要注重这一点。如果是传统的方式,就是先让学生朗读口语材料,教师再讲解生词帮助学生理解,然后再给学生几个问题讨论。然后这样的教学步骤不免沉闷,按部就班。教师可以尝试备课用图片展示口语材料的内容情节,让学生看图说话,最好留下结局的那几张,可以让学生自己补充结局。让学生自由讨论故事结局。最后老师揭晓结局的图片,请同学复述完整故事情节。学生叙述不完整,老师引导提示。最后老师来叙述故事,让学生认真听,并记下生词,学习生词。经过上一环节,可以让他们猜词了。最后再根据故事,提出问题,引导讨论。学生通过看图说话和补充结局,讨论结局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参与,效果明显优于学生朗读,或老师自己读。整个过程都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引发学生积极性、主动性。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只是组织者和引导者。

四、结语

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意识。学生有自己的认知规律,教师的教学是一个引导的过程,而不是灌输知识的过程。在教学中要贯彻启发式原则,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提问是贯彻启发式原则常用手段之一,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篇7:通感的个人理解及其对外语学习的启发

日本侵略印尼后的1943年, 一批爱国华侨, 就计划要创办华文进步报纸、书店和促进侨团、侨校的建设。他们首先在印尼万隆成立了大中贸易有限公司, 公推黄周规为董事长。1945年8月日本投降, 爱国民主人士胡愈之就从新加坡写信给王纪元, 建议尽快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创建进步报纸。9月25日黄周规、王纪元、杨新容、汪大均、叶景宗、叶骥才、洪载德、张又君、翁福林、陈道三等会议确定, 组成办报筹备小组, 报纸名称由王纪元提议, 命名为《生活报》。1945年10月24日, 《生活报》第一张报纸出刊。其办报之初就有着明确的办报方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坚持民主反对独裁。

二战后, 美苏这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的超级大国展开了全面对抗, 整个世界步入了冷战时期, 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全球冷战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随着冷战的进行而扩大到东南亚以及居住在这里的华侨华人中间。

尽管国民党在国内战争中失败, 但退守台湾的国民党依旧在各个领域遏制新中国, 他们加紧对东南亚侨社的争取和拉拢, 巩固与强化东南亚侨社的势力。

彼此的政治斗争, 最明显地体现在意识形态的宣传战线上。就当时印尼华文媒体而言, 应该是“敌强我弱”, 旗帜鲜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报纸很少, 因此有着鲜明政治立场的印尼《生活报》的出现, 是有着必然的历史条件。

新中国成立时, 西方反华势力动员一切力量想围堵和剿灭新中国, 尤其在外交上孤立中国, 因此与新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非常的少, 而印尼是最早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东南亚国家, 中国的外交舞台自然都选择在印尼, 当时中国主要的几个领导人, 如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都访问过印尼。还如, 中国文化代表团、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一次出访国家都是印尼, 亚非会议、新兴力量运动这些中国用以展示自我的机会也是在印尼。至今还影响世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原则, 也是新中国在印尼提出的。而《生活报》又是当时印尼最主要亲新中国的平面媒体, 因此它的作用和影响就显得非常大, 也引起新中国多位领导人关注, 从查阅的《生活报》中, 经常可以看到中国国家领导和社会名流在其报纸上题词或撰文。

二、《生活报》的盛衰原因

海外华侨社会有“三宝”:侨社、华校、报纸。正是由于有了这个“三宝”, 华侨才能立足海外, 传承文化。由于《生活报》的进步思想的传播, 使得很多华侨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中国未来的领袖, 当这种认识积累到一定时候, 华侨社会就发生了质的改变。据估计, 在新中国成立当年, 印尼全境一半以上的侨社宣布拥护新中国, 很多侨社把原来蓝底白字的招牌改成了红底黄字, 这象征着政治立场的改变, 有的直接在侨社里挂出了五星红旗。

也是在这个时期, 《生活报》发行量一跃达到了3万份, 到上世纪50年代末, 发行量更是到了5万份, 这与国民党在印尼机关报纸《天声日报》不分上下。更何况, 《生活报》的订阅户中有许多是华侨团体和学校, 这样可以估计, 当时的《生活报》的影响面不仅是实际的5万份, [1]而是其几何的倍数。

这种影响的结果是, 在印尼华侨社会中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回国浪潮, 回国的人中多为年轻人, 而在年轻人中多为在校读书的学生, 他们回国的目的基本一致, 就是回国读书学习, 然后投身祖国的建设。

《生活报》的兴盛得益于海外华侨对新中国的热爱, 同时也整整影响着海外华侨一代人。现为福州市教职专科学校退休教师的黄石木在回忆当时在印尼邦戛中华学校读书时说:“学校的老师经常拿着《生活报》对我们介绍祖国的情况, 到了后来, 我索性自己订了这份报纸……就是在《生活报》影响下, 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想回到中国。”

但盛极一时的《生活报》, 其实在印尼排华之前就出现了衰落的表现, 在其他传播国内新闻的媒介陆续出现后, 《生活报》的订户数逐年减少, 排除反动势力对其影响的外界因素, 《生活报》自身主观原因有:

(一) 极端政治化

从1950—1959年的10年间, 《生活报》一共发表了1116篇社论, 其中评论中国国内形势的有362篇, 占社论总数的32.44%。评论印尼政局及华侨问题的有278篇, 占社论总数的24.91%。评论国际问题的有476篇, 占社论总数的42.65%。[2]

这些社论基本上是简单复制国内新闻或者以此撰写的社论, 例如:在1958年8月7日发表的社论《我国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道理》一文中说到:“靠天吃饭”的思想已经被“人定胜天”的信念所代替……不要很久, 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 猪肉100斤;再过一个时间, 每人每年要有平均1500斤粮食。[3]

还有1959年12月19日发表的社论, 夸大地说人民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 “穿衣不要钱, 医疗不要钱, 教育、生育、居住等统归公社包理的制度”等, 称人民公社是“通往人间天堂的桥梁”和“大同世界的道路”, 等。[4]

类似如华侨国内资产问题, 华侨国内成分问题, 国内侨房问题的评论都有偏颇, 从而削弱了华侨对报纸报道评论的信任度。值得注意的是, 刚刚从荷兰殖民统治独立出来的印尼, 经济十分的脆弱, 华侨的资金是一件十分敏感的话题, 但《生活报》1949年8月25日发表社论说:“新中国将是华侨资金最有安全保障的地区。我们希望海外侨胞, 今后把大量资金, 用于建设事业方面。”[5]这势必引起当局的警觉, 并采取各种手段, 如剪钞票、换货币、没收财产等方式掠夺华侨的资产。在苏哈托执政几十年期间, 当局严查华侨资金流向, 一旦发现流向中国必处以重罚。为此国内新闻媒体一直忌惮华侨回乡捐赠的报道, 即使非要报道, 也会为当事人进行匿名处理, 担心会给对方带来麻烦和不测。

不可否认媒体是政治的一种表象, 是政治意志的转移, 但像《生活报》这样把报纸当作宣传工具, 而不是运用新闻实现传递作用, 使得《生活报》陷入到一种“传声筒”的窘境, 毕竟《生活报》所处的环境不是在中国国内, 而是处在一个各种势力并存的印尼, 这种宣传固然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因为极端化政治化和宣传简单化, 使之效果受到削弱。

(二) 极端排他化

即使到了现在, 国内媒体和国外媒体在宽容度上还是有着很大差异, 而《生活报》全部将国内媒体作法搬到印尼, 做到凡是“敌人”拥护的, 《生活报》就反对, 而这个“敌人”的划界, 基本都按意识形态来划界。比如:电影公司要在《生活报》刊广告, 《生活报》就要看其电影是否是西方的还是新中国的, 如果是西方的电影, 不管其内容如何, 一概不予刊登, 甚至还在报刊上发起抵制西方电影“运动”, 让亲新中国的团体到电影院门前阻拦。

其次, 《生活报》在新闻事件上的选择倾向性过于明显, 对在华人社会中发生的矛盾, 不自觉地都要上纲上线, 指责的多, 说理的少, 夹叙夹议的报道使得新闻的公正客观流失不少。这种报道虽然迎合了不少亲新中国的华侨华人, 但同时也丧失了不少中间人士, 使之读者面逐年减少, 到了《生活报》后期, 发行量不足千份。

再者, 《生活报》在其内容上, 中国国内新闻占主要位置, 占大部分版面, 这对想一览天下的读者来讲, 其所得的新闻资讯面窄, 信息量少, 其原因就是因为《生活报》的办报原则限制, 使得其报纸被其“原则”所困。

除了以上自身的主观原因外, 《生活报》还存在有自身的客观原因:

1. 从《生活报》办报人员看, 他们的确都是一批优秀的文化人, 如任《生活报》副总编辑的杨骚曾经是鲁迅的学生, 回国后担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他们这些人不仅有坚定的政治意识, 也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理论素养。但在当时, 经历过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 使得他们在意识上产生了报纸是一个战场, 手中的笔是斗争的武器的认识, 因此无论是在撰写社论还是采写新闻, 都是以一种战斗的姿态出现, 所以《生活报》的文章刚强有余, 温柔不足, 甚至让人感觉“喊”的多, “说”的少, “骂”的多, “讲”的少, “讽刺”的多, “叙述”的少。激扬文字固然能焕发文采, 但娓娓道来也能沁人心肺, 而《生活报》前者多于后者, 在印尼这个多极社会里, 《生活报》却把它简单分成了黑白两极。

如今, 海外一些新的华文报章, 将不同意识形态融在一起, 虽然办报人有其政治倾向, 但这样做至少在表象上公正、客观, 让人在此其中可以看到不同观点, 听到不同的声音。

2.《生活报》的参照物选择的是国内主流媒体, 如新华社, 《人民日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在当时情况下, 的确没有对外宣传经验可循, 认为简单的复述, 就能和国家意志保持一致, 从而忽视了国内宣传和国外宣传的差异性, 虽然当时有不少人赞扬《生活报》, 把它比喻成印尼的《人民日报》, 但现在看这种赞扬其中也透露出《生活报》本身的不足。

3. 从《生活报》管理层面上看, 其主要负责人流动性大, 根据资料统计, 其社长总编在《生活报》工作时间都很短, 一方面是被迫离开, 因为《生活报》的负责人受到印尼当局的严格监视, 一有风吹草动《生活报》的负责人就会被捕或拘押。从以下的《生活报》大事记中就可以看出其生存环境的复杂和艰难———

1950年11月19日, 印尼当局以搜查军火为名, 拘留社长王纪元等3人, 一周后释放。

1951年4月1日, 社长王纪元再次被印尼当局拘留, 6月2日被递解出境。

1951年8月16日, 印尼大批左派人士被当局拘捕, 《生活报》的黄周规、郑楚耘、杨新容、汪大均、翁福林、陈道三、赖作人、郑曼如、邹访今被捕, 3个月后陆续无罪释放。[6]

另一方面, 因国内工作需要, 《生活报》人员大量被调到其他地方工作, 如新华社, 中国新闻社以及中通社都有《生活报》人员, 尤其中国新闻社的组建, 就有很多《生活报》的人参与, 在接触曾是《生活报》的工作人员时, 他们在《生活报》工作基本不超过2年时间, 这些客观上影响了《生活报》的平稳发展, 使得很多人不能有时间深入华侨华人社会, 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印尼现实社会, 报纸的影响力自然受到削弱。

以上是《生活报》兴灭的主客观原因, 但《生活报》使真正走向灭亡的外在因素是1965年印尼爆发了“九卅政变”, 苏哈托上台, 随即掀起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 50万华侨华人或被屠杀, 或被驱逐出境, 华文报纸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困境, 进而全部停刊, 《生活报》也在劫难逃, 于同年10月2日正式停刊。

三、《生活报》给对外宣传带来的启示

随着文化因素在国际事务和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上升, 通过对外文化传播来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 也越来越受到现代国家的重视。改革开放后, 中国对外宣传已经上升到国家议事日程中来。

如何做好现代社会的对外宣传工作, 一直是宣传领域工作者探讨研究的课题, 纵观印尼《生活报》的兴衰,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的经验和启发:

(一) 把握好对外宣传的对象

对外宣传有着独特的规律性, 它既要遵循新闻规律, 又要有其把握定位, 要分清对象是外国血统的人, 还是中国血统的外国人?即使是黑眼睛, 黑头发, 黄皮肤的人, 也都不要一概认为他们就是“中国人”, 不要一概认为他们有同一个国家的认同, 更不要认为他们都是“爱国爱乡”的人。印尼《生活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将新中国都称为“我国”, 如印尼《生活报》1959年12月19日的社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伟大胜利》, 这对一部分已经加入当地国籍的人来讲, 这无疑会让他们心里不快, 至少让印尼当局感到不适。如今, 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加入了当地国籍, 对他们而言, 对祖籍国可能仅有一份情缘, 因此在强调“爱国”时, 不能要他们只爱中国, 现在的华人, 他们出生在海外, 对居住国有着特殊的情感, 我们要认识到“他乡变故乡, 两地生存, 两地责任”的现实状态, 因此要准确把握好对外宣传的定位。

(二) 对外宣传不宜简单复制

不是说所有的新闻不能复制出去, 如经济建设, 城市发展, 社会进步的新闻可以与国内的新闻媒体一致, 但有的新闻内容的确不宜复制出去, 福建省很多的对外宣传的乡刊乡讯中, 这些地方的主管官员希望将当地的会议新闻, 领导讲话, 总结报告刊出, 但这使得对外宣传官样化, 模式化, 从而丧失了生动化, 具象化。《生活报》在一段时期, 经常将国内的会议公告原封不动地刊印在报纸上, 甚至一些可笑的数字也原封不动地刊登出来, 如“不要很久, 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 猪肉100斤;再过一个时间, 每人每年要有平均1500斤粮食。”这在当时没有人可以相信, 但《生活报》却刊登出来。

可见对外宣传不能简单复制, 更不能浮夸, 需要真实, 需要选择, 需要甄别, 需要细化, 需要通俗, 只有这样才能将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理念, 我们的理想渗入到读者头脑里, 才能达到对外宣传的真正目的。

(三) 对外宣传宜软不宜硬

对外宣传的对象不再是当年狂热的爱国者, 不再是用运动、号召、呼喊就能影响的对象, 他们不仅和媒体是平等的关系, 更是一群可以自由选择的读者, 因此在对外宣传上不宜出现强势的姿态, 强势的语气, 不能以“宗祖国”的高度俯视他们, 更不应该要求他们要为祖国做什么, 为家乡做什么。印尼《生活报》就曾经在报纸上要求华侨华人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捐钱捐物, 使得印尼当局多次对华侨华人的财产进行没收, 或用“换新币”等手段变相摄取华侨华人资产。如《生活报》发表文章说:“新中国将是华侨资金最有安全保障的地区。我们希望海外侨胞, 今后把大量资金, 用于祖国建设事业方面。”[7]用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居住在我们国家的侨民, 他们把在我们国家赚到的钱抽回国, 我们又当怎样的感觉?

(四) 对外宣传应有民族高度的视野

对外宣传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对外国血统的人, 一部分是对中国血统的人, 就对中国血统的人的对外宣传而言, 无论你现在是什么国籍, 中华民族都会引起他们关注, 因此对外宣传应从民族为切入点, 把握好这个问题, 就可以做好文章。

《福建侨报》是一家专门从事对外宣传的媒体, 其《归侨故事》栏目曾撰写过一篇《简写繁写中国字》, [8]采访的对象是一位在国内工作的归侨工程师, 文章讲的是当年因政治理念不同而势不两立的印尼华侨学生, 几十年后, 当事人回到印尼, 和当年因亲国民党的同学坐在了一起, 他们摒弃过去的政治纷争, 商讨着重新开办华文学校, 让断绝几十年的华文重新回归社会。由于文章站在民族高度上, 从而触动了这代人心思, 文章不仅被国内媒体转载, 也被东南亚很多华文媒体转载, 甚至被编辑到华文学校的校刊上。

可见, 对外宣传要讲高度, 这个高度不是强势的高度, 不是宗祖国的高度, 而是民族的高度。

(五) 对外宣传应多模式、多层次的开展

不同于当年印尼《生活报》的埋头抄录国内新闻的单一对外宣传方法, 如今对外宣传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除了国内印刷, 邮件国外, 还有依靠当地华文媒体, 提供稿件, 提供版面, 使得海外读者有更多的信息来源, 例如创办于2001年的印尼《国际日报》, [9]它将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海《新民晚报》以及《福建侨报》、《山东侨报》、《云南日报》、《深圳日报》等在其报纸上编辑版面, 在同地同时印刷发行100多个城市, 其发行量占印尼全国12家华文报纸的一半, 成为印尼最受欢迎、且影响力最大的华文报纸。这种对于地处国内对外宣传媒体可以做到“借船出海”, 对于海外华文媒体做到“事半功倍”, 双方的合作达到了双赢的效果。

再者, 双方媒体保持经常互动, 让海外华文媒体到国内采访, 让国内媒体到海外接触华人社会, 彼此在互动中更加了解, 更能用不同的眼光发现新闻, 使得对外宣传具体、生动、感人。

对于国内的对外宣传媒体也有更开阔的空间, 以我省主要对外宣传的《福建侨报》为例, 如今在菲律宾、印尼、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匈牙利、南非、德国、泰国、阿根廷、波兰等11个国家与13家华文报刊实现落地印刷发行, 目前每期在海外的发行量超过12万份, 年发行总量超过600万份。

这种宣传模式也不是最好、最终的方法, 对外宣传应因国情不同, 时代不同, 形式不同而灵活多变, 切不可不思进取, 墨守成规, 僵化保守。

四、结语

印尼《生活报》是一个时代最典型的海外华文报纸, 担负过重要的对外宣传使命, 它的兴亡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和教训, 让我们懂得对外宣传是一项有其自身规律的工作, 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它不但有助于形成外部世界对国家正确认识, 以及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更有助于向外界展示一个鲜明的、一贯的国家形象。

对外宣传工作同时也是一项浩大的思想领域的工程, 要让外国人了解中国, 更要让在世界各地千千万万的华人了解中国, 因为他们是凝聚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注释

1[1][2][3][4]印尼生活报纪念丛书编委会.印尼生活报纪念丛书[M].北京:中国出版集团, 2013.

2[5][7]华侨故乡的解放[N].生活报, 1949-08-25.

3[6]千仞.<生活报>大事记[EB/OL].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63251550_0_1.html.

4[8]福建侨报[N].生活报, 2005-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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