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个人及其自由——《论自由》书评

2024-04-12

脆弱的个人及其自由——《论自由》书评（通用6篇）

篇1：脆弱的个人及其自由——《论自由》书评

脆弱的个人及其自由:《论自由》书评

李寿初

论及自由，人们总会想起卢梭那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确实，人们对于这个现实的社会别无选择，虽因生而入其中却只能因死而出其外，每个人都深深地嵌在里面，相对于社会个人永远是个弱者。但人们并非无能为力，人们可以通过有限的理性去认识自己和社会，并通过法律使个人和社会、自由和权威处在一个相对合理的状态，以实现个人在社会中的最大自由。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论自由》就是这方面的经典文献，该著作对西方民主法治社会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从古到今人们在追求它，历代思想家在关注它，对它的争论没有定论并且还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论自由》一书采取“总——分——总”的论述方式，共有五章：第一章，引论；第二章，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第三章，论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第四章，论社会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第五章，本文教义的应用。概而言之，在该书中密尔探讨了自由的涵义、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个性自由、社会权威的限度以及个人自由不受政府干涉等问题。虽然时过境迁，但书中的这些问题犹在，将来还会存在，密尔有关自由的论证和结论对今天被社会各种组织束缚的人们仍有实际意义。这也是《论自由》没有被人们忘却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其对脆弱的个人的价值所在。

一

自由有很多种涵义，但密尔关注的是个人在政治社会中或者说公民在国家中的自由，即所谓的“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约翰·密尔著：《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页1，下文仅标注页码。）这种自由是一种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自由。在密尔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个人争取自由的历史。从人类文明一开始，一个国家的人就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统治者，统治者既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集团、阶级，统治者行使国家权力；另一部分是被统治者，往往是社会的大多数，他们要接受统治者的领导，他们的自由常常会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和威胁。在人类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经常处于对立的状态，统治者的权威来自继承或征服，因此统治者常常为所欲为；而被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通过同统治者的斗争以取得不受其干涉的的领域，在这些领域里，被统治者是自由的。这时的人们对统治者保持高度的警惕，非常珍惜来自不易的个人自由。但当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统治者（国家或政府）和被统治者（人们）在本质上不存在对立状态，因为统治者的权威建立在被统治者中的大多数的民主选举的、授权的基础上，作为被统治者的人们总以为统治者是在按自己的意志办事、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威是统一的。这种思想作为19世纪的主流观念，反映在当时的法律制度和人们的舆论中。这种状况令密尔十分担忧，因为它产生侵犯个人自由的新情形，即“多数的暴虐”,（页4）人们对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2]多数的暴虐又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多数者的意志决定一切，使得不属于多数者群体的少数人的自由和权利被忽视；另一是在多数者内部，所谓大家共同的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那部分人的意志，而其余人的意志必定被忽视或受到压迫。一般地，多数暴虐主要通过法律规定的国家权力而起作用，人们可以感受到。但人们往往忽视另一种形式的多数暴虐——社会暴虐（常表现为社会舆论、集体意见）的危害性，即当社会本身作为整体而凌驾于它的各别个人时，其危害比国家权力造成的危害还大，因为“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渗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页4）因此，为了防止社会暴虐，就要找出社会合理干预个人的限度，正确处理个人自由和社会权威的关系。要找出一个在实际中可操作的能被大家所接受的限度正是本文的目的。密尔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研究该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言：

“凡是可以从抽象权利的概念（作为脱离功利而独立的一个东西）引申出来而有利于我论据的各点，我都一概弃置未用。的确，在一切道德问题上，我最后总是诉诸功利的；但是这里所谓的功利必须是最广义的，必须是把人当作前进的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为根据的。”（页11）

很显然，密尔把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重视的是个人的自由、个人自由在社会中的最大化以及社会权威对个人自由的最小干预，这种个人功利思想同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由主义学者通过理性阐释自由的一贯主张并不矛盾。个人在社会中的所为，主要受到法律和社会舆论两方面的约束，对个人产生影响的舆论主要来自社会中的优势阶层即统治阶级的好恶。密尔就是要找到一条非常简单的原则，使社会对个人的干预，不论所用方式是法律惩罚下的物质力量还是社会舆论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它为准绳。在经过正确分析和功利平衡后，密尔找到了这条原则，即：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他人为自己的好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他忠告、指教、劝说以至避而远之，这些就是社会对他行为表示不满所能采取的正当步骤；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如果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它们来保护自己的话。（页10-12，页102）密尔极力主张个人对社会的独立性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持谨慎态度，这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在19世纪，受自然科学及其研究方法的影响，在社会科学领域实证主义思潮泛起，实证主义重视实在的社会现实，贬低甚至忽视个人的作用，它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种社会对个人的专制”。（页14）由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阶段，个人的作用比起社会整体的作用已越发不明显，使得该学说具有广阔的群众基础。因此密尔提醒人们不要失去自我，因为“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页10）

按照上面的这条原则，就存在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的合理的范围，那就是：第一，意识的内向境地，要求最广义的良心自由，要求思想和感想的自由，要求在不论是实践的或思辩的，或者是科学的、道德的、神学的等等一切题目上的意见和情操的绝对自由；第二，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要求有订定自己的生活计划以顺应自己的性格的自由，要求有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的自由，只要所作所为无害于我们的同胞，就不应遭到他们的妨碍，即使他们认为我们的行为是愚蠢、背谬、或错误的，；第三，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人们有为着任何无害于他人的目的而彼此联合，只要参加联合的人们是成年，又不是出于被迫或受骗的自由。（页12-13）密尔认为，这些自由是最基本的和绝对的自由，任何形式的政府都应当予以保障；它们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早已为人熟知。但这些自由正被日益强大的社会权力所吞没，其带来的后果对追求自由的人们而言将是灾难性的，因此密尔再次从功利的角度强调了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的涵义及其意义，为此写下： “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每个人是其自身健康的适当监护者，不论是身体的健康，或者是智力的健康，或者是精神的健康。人类若彼此容忍各照自己所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比强迫每人都照其余的人们所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所获是要较多的。”（页13）

二

在简明交代了自由的涵义后，接下来密尔仍旧从功利的角度论述了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主要是指人们对事物发表意见并进行交流的自由，我们经常谈及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写作自由、学术自由等等都同其相关。密尔结合历史事实，从个人和社会的最大功利、追求真理的需要两个方面论述了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密尔首先论述了思想自由。他认为没有限制的思想自由对个人和社会来说意义深远，于是郑重写道：

“还不是单单为着或者主要为着形成伟大思想家才需要思想自由。相反，为着使一般人都能获致他们所能达到的精神力量，思想自由是同样或者甚至更加必不可少。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若见哪一国人民一时曾经接近于那种性格，那是因为对于异端思想的恐惧曾经暂告停止。只要哪里存在着凡原则概不得争辩的暗契，只要哪里认为凡有关能够占据人心的最大问题的讨论已告截止，我们就不能希望看到那种曾使某些历史时期特别突出的一般精神活跃的高度水平。并且，只要所谓争论是避开了那些大而重要足以燃起热情的题目，人民的心灵就永不会从基础上被搅动起来，而所给予的推动也永不会把即使具有最普通智力的人们提高到思想动物的尊严。”（页35-36）由此看来，思想自由能发展人的个性并最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相反，如果用一种外在的标准（教条）或通过权威的力量去限制或压制人们的各种意见，将会妨碍个人和社会的进步。这不但是思考得出的结论，而且欧洲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欧洲历史上由于思想自由而出现了三个精神活跃时期，即宗教改革之后一段时间内的欧洲的情况、18世纪后半期欧洲大陆有文化阶级的思考运动以及德国在歌德（Goethe）和费希特（Fichte）时期知识方面的活跃。（页36）这三个时期所主张的一些特定意见是大不相同的。但有一点三者一样，就是在这三个时期中权威的枷锁被打碎，旧的精神专制被推翻，新的主导精神还未形成。欧洲此时的个人和社会的进步或多或少受着这三个时期中某些方面的影响。密尔提醒人们，这三项推动力已快用光，如果再不力主精神自由，就不能期待欧洲的新进步。由此我们联想到自己，如果没有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人们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今天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如此伟大的成就；同样我们联想到，如果不改革现有的体制性因素，不冲破人治的障碍，我们就不能期待中国明天的实质性进步和步入法治社会。当然，思想自由带来的社会变革不但会引起社会秩序的稳定问题，而且会使社会的各种力量重新组合并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一部分人不利，但总的来说，思想自由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动力因素。

另外，主张思想自由是认识事物本质和追求真理的需要。密尔认为，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即使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也是一个罪恶。（页17）世界上没有任何绝对确定的东西，即使是我们对某些事物的所谓正确的认识，也是受一定条件的限制，它只是相对的真理；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不能把握而且永远不能把握一个最终的真理；如果我们把这些相对真理绝对化，我们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经常犯这种低级庸俗的错误，例如我国的“文革”就是因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并当作绝对真理而造成的。我们之所以会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去行动，正是以有反对它和批驳它的完全自由为条件，我们正是从相反的意见中看到我们自己意见的正确性，因此，相反的意见甚至十足的谬误是促使我们正确行动的一个理性保证，一个正确行动的参照物。我们自身所具有的理性也是有限的理性，我们不是全能的上帝，也不是先知先哲，谁也保证不了我们不犯错误；我们所有的观点都只能是局部的观点，我们所要认知的事物，无论是我们自身还是我们以外的任何东西，如社会、历史、文化等等，总是过于广泛，以致于产生于它的任何个别的观点都不能把握它。[3]社会的发展往往并不是朝着我们事先设想的方向前进，而是各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那些在当时被当作有害的东西有时却正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任何客观存在的事物，不论是真理还是信仰或者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是有生命力的，对真理甚至信仰的迫害和强制只是暂时的，历史上就不乏这种事例，因此密尔说：“苏格拉底是被处死了，但苏格拉底的哲学如日在中天，光辉照遍整个的知识长空。基督徒是被投饲狮子了，但基督教会则长成一株堂皇繁茂的大树，高出于那些较老而较少生气的生长物，并以其复荫窒抑着她们。”（页34）

正是因为我们不能确定何为正确的东西，即使确定了也有可能是错的，因此社会对待各种各样的意见（包括信仰）要宽容，要给予人们充分的思想自由。有人认为，只要是真理，就具有固有的力量，能够抵抗错误，能够面临监狱和炮烙而最终胜利；还有人认为，认识真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惨重的代价，迫害真理正是真理成为真理的一个原因，因此迫害有一定的正当性。针对这两种错误的观点，密尔予以犀利地批驳。对于前者，密尔认为它是一个乐观的伪误甚至成为滥调，实则一切经验都反证其不然。人们热衷于真理并不胜于他们热衷于错误，法律和社会力量的惩罚都能禁止它们的传播，历史上确实存在迫害行为压灭真理的事例，即使不是永远消灭，也使真理倒退若干世纪。真理的真正优越之处在于：尽管它一次或多次被压制，但历史上总有人去发掘它，直到某一次重现恰值条件有利，能够抵制住试图压制它的一切努力。对于迫害真理的正当之说，密尔认为极其荒唐，真理最终是有益于我们的，我们对待提出真理者就一定要这么残忍吗？显然不！即使是“教会当中最称不宽容的天主教会，甚至在授封圣徒时还允许并且耐心倾听一个‘魔鬼的申辩’。看来对于人中最神圣的人，不到魔鬼对他的一切攻讦都已弄清并经权衡之后，也不能许以身后的荣誉。”（页22）因此，对待他们，宽容是我们的正确态度。

密尔非常重视讨论自由对人类和社会的意义。密尔认为，真理越辩越明，任何意见，无论是自然的或者是社会的理论，只有经得起反复的批驳才能为人们所接受，依靠外在强制支撑的意见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经过充分的讨论，人们才会真心实意地放弃错误的主张，即使是人们已经接受的正确意见，也应该经常接受人们讨论的检验，这样就不会成为死的教条而是活生生的真理，就会更加有效地作用于个人与社会；讨论自由能知彼知己，也是个人获得成功的一个手段，例如古罗马的西塞罗（Cicero）就利用讨论自由的方式去击败自己的论敌。讨论自由对于人类精神的福祉必不可少，为此密尔从四个方面加以总结：第一，若有什么意见被迫缄默下去，而这个意见可能是对的，却由于我们自己太武断而压制了真理；第二，即使被迫缄默的意见是一个错误，它通常总会含有部分真理，因为社会上的主导意见不会是也不可能是全部真理，因此只有借敌对意见的冲突才能使所遗真理有机会得到补足；第三，即使公认的意见是全部真理，若不容它去遭受猛烈而认真的争议，那么接受者中的大多数对这个意见的态度就象对待一个偏见一样，而不是建立在理性的认知上；第四，教义的意义本身也会有丧失或减弱并失去其对品性行为重大作用的危险，因为教条已变成仅仅在形式上宣称的东西，对于致善是无效的，它妨碍着去寻求根据，并且还阻挡着任何真实的、有感于衷的信念从理性或亲身经验中生长出来。（页56）三

人们的思想总会反应在人们的性格上，不同思想的人们就会有不同的性格及其生活方式，即个性。主张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发展了人的个性，而个性的发展如同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一样对人类和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密尔认为：

“生活应当有多种不同的试验；对于各式各样的性格只要对他人没有损害应当给以自由发展的余地；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应当予以实践的证明，只要有人认为宜于一试。总之，在并非主要涉及他人的事情上，个性应当维持自己的权利，这是可取的。凡在不以本人自己的性格却以他人的传统或习俗为行为的准则的地方那里就缺少着人类幸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所缺少的这个因素同时也是个人进步和社会进步中一个颇为主要的因素。”（页60）

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同时具有双重属性，即个性和社会性。个性是人的独立地位和自我存在价值的体现，之所以人人不一样，是因为他们各有个性；而社会性是人人都有的一些共同的东西，它是社会得以存在的条件，社会通过法律和习俗等方式去塑造人的社会性。在个性和社会性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密尔主张把个性放在首位。密尔认为，当个人能力成熟时，他就应当按照自己的办法去运用和解释经验，自由地决定自己在社会中的行为，这是人的特权，也是人的正当条件，别人的和社会的经验不能决定他本人的行为。这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他们的经验可能太狭窄，或者他们没有正确地解释它；第二，他们对经验的解释是对的，但不适合于他；第三，即使经验是好的并适合于他，但如果仅因经验而遵循经验，这不会对他有所教育，也不会使他作为人类的专有秉赋的任何属性有所发展。人类的理性和能力只有在选择中才能得到培养和运用，而任凭社会摆布就无疑成了一架被操纵的机器，人就不为其人了。

有人认为人的个性具有危险性，因为它除了理性之外，还包含欲望和冲动，如不对它们约束就会危害社会，人们的很多恶劣的行为就来源于此。对这种“性恶论”，密尔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人们的恶劣行为不是因为他们的欲望强而是因为他们的良心弱，而欲望强与良心弱二者之间没有自然的联系。我们并不能说欲望强的人就会干更多的坏事，相反，欲望强是人的个性表现。密尔认为，人的个性在社会中发展的路径大致是：在社会开始的某一阶段，人的欲望和冲动的力量远远超出社会对其控制的力量；后来法律、习俗和宗教等社会力量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战胜了人的个性，将其束缚在社会之下；而到了目前，社会则过度高压在人的个性之上，个性则呈枯萎的迹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在为压制个性叫好。密尔认为这种过度压制个性于人于社会都不利，而应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因为个性的发展使人自己更有价值，对他人也更有价值。社会对待人的个性要持宽容的态度，“凡是压毁人的个性的都是专制，不论管它叫什么名字，也不论它自称是执行上帝的意志或者自称是执行人们的命令。”（页68）人的个性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特别是首创性作为人的个性之一，是人类事物中非常有价值的因素，社会永远需要有人去不断发现新的真理和创造新的事物，世界上没有一件事不是有某一个人第一个做出来的，今天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首创性所结的果实。密尔认为，虽然能进行首创的人只是极少数，但为了他们，我们必须保持能让他们生长的土壤，即给他们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允许他们有个性。凡是首创性的人，往往都有极强的个性，同社会格格不入，在别人的眼里甚至是怪物。但通过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发现，正是他们首先带来了社会的进步，然后其余平凡的人们模仿他们，社会发展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进行的。首创的人们要求的只是指出道路的自由，而不要求世界唯他命是从，因此密尔提醒大家，他没有鼓吹“英雄崇拜”，没有否定普通大众的作用，只是指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页70-71）虽然人们能理解和尊重这些首创性的人们，但现在全世界事物的一般趋势是把平凡性造成人类间占上风的势力，“唯一实称其名的势力，只是群众的势力，或者是作为表达群众倾向或群众本领的机关的政府的势力。”（页70-71）平凡性使得公众比以前多数时期中更加倾向于指定行为的普遍规律，并力图使人人都适合被认可的标准。无论是政治、教育还是法律、道德，都是这样一个趋势。密尔认为，这样一种泯灭个性的状态，将使欧洲步中国后尘。中国虽有伟大的成就，但自从其不断泯灭人的个性和消灭差异性时，它就停止了前进，“他们几千年来原封未动；而他们如果还会有所改进，那必定要依靠外国人。„„除非个性能成功地肯定自己，反对这个束缚，欧洲纵然有其高贵的过去的历史以及所宣奉的基督教，也将趋于变成另一个中国。”[4]（页77-78）

自由对个人和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以及个性自由中已得到充分的说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事情虽不涉及侵犯自由问题但要反对政府干涉，这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所要办的事，若由个人来办比由政府来办更好一些；第二，有许多事情，虽然由一些个人来办未必能象政府官吏那样办得好，但仍旧适宜让个人来办而不要由政府来办；因为作为对于他们个人的精神教育的手段和方式来说，这样可以加强他们主动的才能，可以锻炼他们的判断能力，还可以使他们在留给他们去对付的课题上获得熟悉的知识；第三，主张限制政府的最有力的理由，就是说：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力，会有很大的祸患。在政府现有职能之外的每一增加，都足以更加扩大其对人们希望和恐惧心理的影响，都足以使得富于进取的部分公众越来越变成政府的依存者，或者变成旨在组成政府的某一党派的依存者，国家机器的作用越强大，人们的自由就越难保证。（页118-120）

四

在论述了个人及其自由的重要性后，密尔开始关注社会及其权威的必要性。个人与社会、自由与权威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强调个人及其自由并不能否定社会及其权威的作用，一定的社会权威是个人自由的保证。关键在于，当社会权威具有保障个人自由的力量时也就具备了侵犯个人自由的力量。因此，如何使自由和权威处在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既使社会不致解体又使个人自由最大化，一直是包括密尔在内的自由主义学者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密尔秉承了洛克以来的自由主义学者的一贯传统（虽然理由不同），主张个人对社会的最低义务观，即如果个人不承担这些义务，社会将会解体且公民自由不复存在。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西方的发展大致是这样的：在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人们的普遍观念中，人是作为国家和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是历史和社会创造了人，而不是人创造了历史和社会；个人和个人利益是微不足道的，而社会整体和国家共同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政治法律思想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是城邦、集体和国家而不是自由、理性与个人；社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忽视甚至不顾个人利益，社会权威往往通过暴力体现出来。[5]这种社会高于个人的思想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发源于15世纪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标志着近代社会的开始。文艺复兴作为一种与中世纪见解相反的近代见解，摧毁了死板的经院哲学体系，复活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知识，创造了一种精神氛围，使个性得到了极大的解放。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主张的宗教宽容给了人们更多的思想自由，也唤醒了人们的世俗理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在西方历史上，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是里程碑式的重要阶段，启蒙思想家们完成了人类思想认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使人们关注的重心由外界转向人类自身、由强调人对社会的义务转向重视人在社会中拥有的权利，把社会和政治法律制度的合理性主要建立在人们理性的道德基础上而不仅仅是外在的力量对比和实在利益上。人就是目的，其他的一切都是手段，个人先于政治社会和法律，政治社会和法律都是为了人的需要而产生和展开的。社会权威建立在人们契约的基础上，人们对社会的义务是一种最低的义务。人们通过自己的理性认识到这种抽象的人和普适的人权，摆脱了宗教、历史、传统等外在的束缚，人们可以根据自己意志自由地设计政治社会生活。[6]19世纪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们不同于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不从抽象理性而从功利的角度出发，但仍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个人高于社会。

密尔从功利的角度论述了社会的存在和个人的最低义务。密尔认为，我们人人都生活在社会中，不言而喻地受着社会的保护，因此每人对于社会也就该有一种报答；同时既然事实上大家都离不开社会，每人对于其余的人也就必须遵守某种行为准则，这是社会存在必不可少的。这种行为准则主要指向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彼此互不损害利益，彼此互不损害法律明文规定的或者大家默示为权利的某些相当确定的利益；二是在比较公正的原则下，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他自己的一份。这些条件，对个人来说是最低的义务，要求人人都能做到。若有人力图规避不去做到，社会就有理由以一切代价去实行强制，社会不允许一部分人只享受社会给与的好处而不负担相应的义务。总之，个人要对其在社会中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要么是法律的要么是社会道德的。当然，社会对个人的干预应是最低限度的，因为社会是为个人存在的而不是相反。

密尔把个人的生活划分为私人事物和公共事物两部分，“凡主要关涉在个人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个性，凡主要关涉在社会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社会。”（页81）对于属于个性的那部分生活，应由个人自由处置，社会不应当干预。虽然密尔在论述个性自由时说明了理由，但密尔在此仍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些理由，以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密尔认为，对于一个人的福祉，本人是关切最深的人，任何他人和社会对他的关切总是部分的甚至是肤浅的。社会以对个人有利为由去干预个人在个性方面的自由则是根据臆断在行动。一个人因不听劝告和警告而犯的错误，相比容让他人逼迫自己去做他们认为对他有好处的事这一罪恶，后者比前者严重得多。在对待个性上，本人应是最后的裁夺者；如果确实此人在品质上有缺陷，他人若为其好，可以对其忠告、指教、劝说等等，能否接受由其自愿而不能强迫，这是社会对待属于人们个性生活的正确态度。至于个人涉及他人的那部分行为，由于牵涉到他人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个人应当负责交代，个人要承担其行为的法律责任和社会道德的压力。这就是自由主义社会驾于个人权威的限度。密尔的这种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资本主义实践的理论提升。

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形态，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每一种社会形态之间有相似性，但也有差别，甚至由于历史、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原因存在根本价值的冲突。虽然强调个人自由的社会作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已成了西方主要社会形式，并且对世界其他国家社会形态产生了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只能通过正常的交往进行。如果以武力或者非正常方式去强迫另一个国家社会形态（即使是专制的）转向自由主义或防止其对自由主义社会的威胁，则是错误的，密尔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说：

“我理会不到任何群体会有权利去强使另一个群体文明化。只要坏法律下的受难者一天不向别的群体乞求援助，我就一天不能承认与他们完全无关的人们应当插足进去，„„如果还在野蛮称霸世界的时候文明就能战胜野蛮，而在野蛮已被相当压服之后反倒自认害怕野蛮会复活起来征服文明，那是没有必要的。”（页100-101）

很多人忽视了密尔的这个重要论点。因此，当主张自由主义的美国借口保障人权（当然不排除还有其他目的）武力进兵南斯拉夫的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时，很多人持赞成或同情态度。本人对这种做法持否定态度，因为战争对所在国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灾难，事实上也是如此。在现今开放、价值多元的年代，各种思想观念的竞争应在的和平的环境中进行，优胜劣汰，这才是适当的途径。密尔的《论自由》对西方甚至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密尔强调个人自由对今天仍有重要意义，我们经常能看到强大的国家权力和社会势力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而几乎看不到脆弱的个人自由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在社会作用越来越大的今天，我们千万别丢了自我，理由——正如密尔所说。

篇2：脆弱的个人及其自由——《论自由》书评

刘萍 2011131114

摘要：人们具有讨论的自由，进而形成并发表自己的见解,但是人们所拥有的这种自由又不是绝对的,而是有一定限制的。密尔在其《论自由》一书中讲述了言论自由对获致真理、民主政治、个性发展的作用，并将言论自由的限度归结为不妨害他人的自由，也即伤害原则,本文即基于密尔的观点对言论自由及其限度进行相关的分析。

关键词：约翰·密尔；言论自由；伤害原则；限度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领袖罗伯斯皮尔说:“除了思维能力之外,向自己亲友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是人有别于动物的最惊人的品质。”①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亦即语言能力。数百万年来,尤其是自文字产生以来,人类依赖言论，言论包括语言和文字等形式,发展起自己高度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言论自由不仅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手段,也是文明进步的重大标志。时至今日,世界各国无不在其宪法中对这一神圣权利加以规定和保障。到了19世纪，随着资产阶级对旧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言论自由的理论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859年约翰·密尔出版的著作《论自由》。

密尔在书中主要论述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两者错综复杂的联系及关系。密尔重点写了讨论自由也就是言论自由，强调它与思想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在密尔眼中，真理越辩越明，任何意见，无论是自然的或者是社会的理论，只有经得起反复的批驳才能为人们所接受，依靠外部力量强加的意见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经过充分的讨论，人们才会真心实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即使是被广泛接受的正确意见，也应该经常接受人们的检验，这样它不会成为死的教条而保持鲜活，更加有效地作用于个人与社会。

具体而言，密尔是以这四点递进的论据来论证言论自由对于人类精神福祉的必要性的。第一，如果被权威压制的意见是真确的，那么我们就失去了获得一个真确的认识的机会。这自然是不应当的。第二，即使被迫缄默的意见是一个错误，它也可能是而且通常总是含有部分的真理。而另一方面，被公认为正确的意见也难得是或从不全部是真理：既然如此只有借助对立意见的冲突才能使不完善的真理有所完善。第三，即使公认的意见不仅是而且全部是真理，若不容它去接受猛烈而认真的挑战，那么它就会逐渐脱化成一个教条。坚持它的人们并不能够深刻认识它的合理性，而实际上和坚持一个偏见的情形是一样的。第四，在上述情况下，教条即有可能丧失或减弱它作为真理的本来意义，并有可能失去对人们品行的陶冶作用，因为教条已变成一种纯粹的形式和术语，不仅对于优良生活是无益的，而且妨碍人们以理性或亲身经验去体味真理和培养真正的、虔诚的信念。密尔所论可以归结为一点，即言论自由和意见的多样性是真理浮现和彰显的必要环境，在此环境之中，真理具有自我矫正能力，真理的运动是一个自矫纠正的过程，而权威的干涉只能破坏这一过程。

世界各国都尤其重视言论自由，与言论自由所具有的重大价值是必然联系的。言论自由具有功能、作用亦即价值。笔者认为密尔在书中论述言论自由的价

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增进知识与获致真理，即作为获致真理的一种手段；二是维持与健全民主政治；三是维护与促进个人价值，促成个人的自我实现。

第一，言论自由可以增进知识与获致真理，即作为获致真理的一种手段。这种价值表明，当我们可以自由地认识一切事物，自由地发抒我们对于一切事物的认知，那么真理将在与谬误的斗争中自动显现，为大众的理性所辨明。它还表明，欲作出一个正确合理的决定，应该倾听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意见，特别是对立方的意见，而且还应把自己的判断置于公众的质疑与挑战之下，进行不断的锤炼与修正。在此过程之中，我们所拥有的真知会越来越丰富。密尔对其作了学理上的论证。密尔反对政府对发表一种意见的禁止，无论这种政府是人民的还是非人民的政府。他陈述这种禁止自由讨论的弊端：“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对现存的一代都是一样，对不同意那个意见的人比对抱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②具体的阐述在密尔对言论自由的四个递进的论据中得以体现。

第二，言论自由可以维护和健全民主政治。言论自由之民主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点：对话、制约、共信。密尔在本书中认为言论自由之民主功能主要体现在制约。言论自由不仅对多数权力的制约也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言论自由不仅是多数人的言论自由，而且是少数人的言论自由。当政府是为多数人所支持的一个民主政府时，也是不应压制少数人的言论自由的。正如密尔所言：“且让我假定政府是与人民完全合一的，除非在它想来是符合于人民心声时从来就不想使出压制的权力。但我所拒绝承认的却正是人民运用这种压力的权利，不仅是由他们自己来运用或者是由他们的政府来运用，这个权力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最好的政府并不比最坏的政府有资格来运用它。”③

第三，言论自由可以维护与促进个人价值，促成个人的自我实现。一个自由人通过自己的理性与良知去选择、搜集信息并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其个人价值的体现。密尔还认为，言论自由能够帮助人们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对于个人才能的发展和自我完善有重要价值。正是因为言论自由，才使得人人都可以认识世界，表达自己的态度，形成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心智得到发展的独立个人。言论不自由的时代必定是一个谎言流行、人格扭曲、道德沦丧的时代。密尔目睹过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他非常警惕“社会暴虐”，即社会将集体的意志强加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抹杀人的独特个性和首创性。因此他号召要在这样一个社会意见占主导的时代反抗这种社会权力对想、言论及人各方面的压制，让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以言论自由促进个性的自由发展从而保持整个社会的丰富多彩和蓬勃生气。

在言论自由具有极大的价值时，又不得不给自由一个限制。正如卢梭所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④密尔所称的限度是指法律上的限度，而不是物质的或道德的限度。法律上的限度说明言者可以自由地表达言论而不必担心法律之强制惩罚的界线。因此，言论自由的限度也可以说成是法律之施加于言论上的若干限制。那什么才是合理的限制呢？则需要一个检验标准来核准限制是否是合理的。密尔的原则则是著名的“伤害原则”。密尔《论自由》的主旨在于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按严复的译法来说，就是“群已权界”的问题。密尔的基本论点是，个人对于仅涉及其本身的行为，不受社会通过道德和法律的压力施加的约束，只有对那些对社会或他人造成

了伤害的行为，惩罚不失为正当。

仔细分析密尔的伤害论，它包括以下一些要点。第一，当且仅当自由对社会或他人造成了“伤害”时，才可以对之进行限制，否则便是不正当的。第二，密尔有时用“影响”或“涉及”来表达“伤害”的意思。一个人无须为只影响到他本人的行为向社会负责，这里对“影响”必须作限制性的解释，“说只影响到本人，意思说这影响是直接的和最初的：否则，既是凡属影响到本人的都会通过本人而影响到他人，也未可知，那么，凡可根据这个未可知之事而来的反对也必须予以考虑了。”例如一个人挥霍了自己的财产，可能会对那些依赖他资助的人产生“伤害”。但这并不构成对他进行惩罚的根据。因此，不能因为私人领域内的某行为间接地“影响”或“伤害”了他人而受到惩罚。另外，行为对他人或公众有了确定的损害或者有了确定的损害之虞的时候，才受到道德或法律的约束。如果行为产生出来对社会的损害仅仅源于非必然的或者推定的性质，那么对于这点点的不便利，社会为着人类自由的更大利益之故是能够承受的。第三，私人领域内的行为使他人产生精神上的反感乃至厌恶，并不算作“伤害”。密尔说，“一个人若只在涉及自己的好处而不影响到与他发生关系的他人的利益的这部分行为和性格上招致他人观感不佳的判定，他因此而应承受的唯一后果只是与那种判定密切相连的一些不便。”⑤密尔强烈反对扩展道德警察的力量去侵及个人的合法自由。因此，密尔对不合流行道德观念的生活方式和有伤风化的出版物持一种不干涉的态度。

密尔认为，“即便是意见，如果其表达所处的情形，使它的表达对某些有害行为会构成积极的煽动，也要失去其豁免权”。⑥他举例说，如果有个意见说粮商是使穷人遭受饥饿的罪魁祸首，若这种观点仅仅发表在报刊上，那么就不应遭到限制。但若是对着一大群聚集在粮商门前的愤怒的群众以口头方式或者以标语方式进行宣传，那对此行为加以惩罚就不失为正当。总而言之，密尔认为言论自由只保护言论内容，对借言论形式实施煽动、破坏等违法行为必须予以法律制裁。

我认为密尔限制言论自由的伤害原则具有理想化的色彩，无法指导言论自由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这一理论的基础是区分言论内容和言论行动：言论内容不受拘束，政府所要追求的社会限制应是针对行动而非言论本身。但言论内容和行动皆是人们的行为，其间是否存有明确的界限呢?密尔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套非常明确的标准，让我们知道哪种言论可以归为纯粹的意见，哪种言论却是归为行动。密尔在对伤害原则进行论述时也只用了一些概念模糊的词语，如“明确的伤害”、“直接的伤害”等，但什么是“明确”，什么是“直接”他却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不同的人因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判断尺度，会对“伤害标准”产生不同的理解，对个人行为是否危及或损害社会利益也将难以划定。因此无论是关于言论自由的两分法还是判断群己界限的“伤害原则”，在实践中都会产生大量的矛盾与冲突。

注释：

① 罗伯斯皮尔.革命法制和审判(赵涵舆译)[M].商务印书馆，1965, ②③⑤⑥]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M].商务印书馆，1959年，P17.P84-85.P59.④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8.3

参考文献：

篇3：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控制

一、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合理性

行政权力的迅速扩张已成为现代行政的重要特点, 其突出表现就是行政主体拥有越来越大的自由裁量权。不论在哪一个国家, 行政自由裁量权都是存在的, 只是其范围和监控机制不同而已。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发展有其自身的合理性:

(一) 弥补成文法的局限

就人类认识的特性而言, 对于事物的分辨和体验, 存在着局限性和渐进性。立法者受认识能力的限制, 无法预见未来社会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对于复杂的社会关系, 法律规范不可能罗列穷尽, 不可能把一切问题和所有细节都关照无遗。而新的社会关系又不会因无法律调整而不出现。面对复杂多变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服务, 法律就暴露出其呆板性与滞后性。但为了维护法律的稳定性与权威性, 法律又不可能朝令夕改。所以从立法技术上看, 法律只能做出一些较原则、富弹性的规定, 并给出可供选择的措施和活动的范围、幅度, 赋予行政主体灵活机动地因时因地因事做出自由选择的权力。于是, 行政自由裁量权便应运而生。

(二) 提高行政效率

现代社会中, 随着社会事务的迅速增多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 政府职能日趋扩大, 行政权加大了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力度。行政权运行的领域不仅仅只是传统行政中的国防、外交、税收等, 而且广泛扩展到经济、文化、社会福利等领域, 可以说对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无所不包, 无所不管。因此, 针对纷繁复杂、不断变化的行政现象, 为使行政主体能够审时度势, 权衡轻重, 从而对各种具体的问题灵活果断地加以处理, 就必须赋予行政主体自由裁量的权力, 使行政权的行使有一定自由选择的余地, 以增强其能动性, 提高行政效率, 更好地服务公众。

(三) 实现法律实质公正

公正既是法律存在的基础, 也是法律追求的价值目标。但是任何法律都不能绝对地实现普遍的实质的公正。由于现实的复杂性, 存在着法律规则的普遍性与个案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伊壁鸠鲁说过:“在稍微具体地适用法律的时候, 它对某些人是不利的、错误的, 而对另一些人也可能是有利的、正确的, 法律也可能因为条件而成为恶法”。[1]也即是说, 如果忽略个案的特殊因素, 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一成不变的行为方式, 则会造成实质的不公正, 有悖于法律的目的。要解决法律规则的普遍性和个案的特殊性这一对矛盾, 最大程度地实现实质的公正,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就是不可避免的。

如前所述, 行政自由裁量权使行政主体在管理过程中获得更大的能动性, 可以有效地解决政府所面临的政策性挑战, 其存在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因而具有强大生命力。可以说, 行政自由裁量权已经构成了现代行政权的核心, 成为真正的实质性的权力。

二、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标准

行政自由裁量权作为公权, 其“自由”行使当然而且更应具有标准上的要求。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标准就在于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合理性, 这是与行政拘束行为的本质区别, 从而也决定了两种行为的适用范围。合理性要求包括:

(一) 符合法律目的

任何法律的制定都是基于一定的社会需要, 实现一定的社会目的。而执法者可能故意偏离立法目的, 典型的如重过轻罚、重罚轻过、协商处罚、“为罚款而罚款, 为拘留而拘留”等。“合理性”标准虽然抽象, 但符合法律目的却是“合理性”的基本要求。

(二) 正确解释法律

行政自由裁量权通常涉及对不确定的法律概念的解释, 这种解释应当符合法律文件的精神和价值目标, 符合公认的基本原则。因此, 对不确定法律概念作任意扩大或缩小的解释、或作前后不一致的解释、或违背既有规范性文件所作的政策性解释等, 都属于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严重失当。

(三) 基于正当 (动机) 和适当 (考虑相关因素或不考虑不相关因素) 考虑

不正确的动机大多导致不合理的结果。行政行为的实施必须符合法律授权的要求, 而不能以执行法律的名义, 将自己的主观意志甚至个人的偏见、歧视、好恶等强加于相对人, 更不能以权谋私、恶意报复。对每个行政行为而言, 都有其独特的相关因素应予考虑并排除不相关因素, 即使受外部压力或影响 (如“严惩”之类的政策) 也不例外。

(四) 受先例和惯例的约束

具体表现为:1.相同情况是否平等对待;2.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责罚相当;3.是否前后一致, “行政机关如果对两个在主要方面相同的案件做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裁决, 法院是不能容忍的”;4.遵循惯例。长期形成的行政管理惯例体现了法律的可预见性, 这是公正执法的必然要求。

(五) 不得滥用程序自由

包括不作为和不正当的迟延以及不正当的方式、步骤等。行政机关不得故意不启动程序、拖延和设置障碍, 不应为了程序而程序。

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及其负效应

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重性, 有着强大生命力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更是行政法治中的一柄双刃剑。一方面, 其合理行使对依法治国有着积极意义;另一方面, 它的滥用则可能对行政法治造成破坏。

(一) 被滥用的可能性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2]行政自由裁量权从产生的那一天起, 就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性。事实上, 这种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大量存在, 并有扩大的趋势。究其原因有三:

1.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自由”属性蕴含了被滥用的内质。

法律允许行政主体在法定范围和幅度内, 根据具体情况自由选择、便宜行事, 这是行政自由裁量权最本质的特点, 也为其滥用提供了空间。同时, 自由裁量的范围和幅度往往规定得过于宽泛, 行政主体在实施自由裁量行为时就有了过大的回旋余地。行政法律中类似“处以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的法条比比皆是。这类泛泛的规定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当行政行为人滥用自由裁量权时, 我们无法对其纠正, 原因是他们并未超越法律字面规定的权限”。[3]

2. 人性的弱点是行政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主观根由。

毋庸讳言, 自由裁量权在一定意义上是“法治”所要求并对“法治”起补充作用的“人治”。也正因如此, 其运用不可避免的带有人性色彩。法律是用来治理人性弱点的, 但法律又是由有着人性弱点的人来执行———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可以说,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正是根源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和追求个体自由的自私天性。当面临若干不同的选择机会时, 人总是倾向于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行政执法人员不是神, 并非人们理想化的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者, 他们也有着自己的情感、利益、价值观念和社会经历, 也不可能彻底摒弃自私自利的动机。因此, 他们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往往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和利益驱动因素, 使权力运行的轨迹偏离授权的目的。

3. 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是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外因。

针对行政自由裁量权, 我国已建立了立法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的国家监督体系, 以及社会组织监督与社会舆论监督构成的社会监督体系。尽管种类多、范围广, 但这些监督体系的运行并不理想。立法机关受期限、议程和非经常性的限制, 司法机关对政府的独立性远远不够, 行政机关则受透明度差、利益保护等因素的限制, 国家监督体系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而社会监督体系则因其手段的间接性和效力的非强制性, 更难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监督。监督机制的种种弊端, 导致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得不到有力的控制, 在客观上助长了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风气。

(二) 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负效应

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强大生命力相对应, 其滥用所带来的负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 会严重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无限自由裁量权是残酷的统治。它比其他人为的统治手段对资源更具有破坏姓”。[4]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 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 行政相对人根本无力抗衡, 行政主体滥用权力侵害相对人权益很容易实施, 甚至肆无忌惮。

其次, 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由于行政主体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 处理问题的随意性极大, 往往相同情况不同处理, 不同情况相同对待。行政行为缺乏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损害了法律的权威, 容易引起公众的怀疑、反感甚至对立。这不仅造成行政管理难以得到公众的配合, 还导致行政违法行为增多, 从而损害社会秩序的稳定。

最后, 会滋生行政管理中的腐败现象。正如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所说, “权力有腐败的趋势,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5]行政自由裁量权自然也不例外。由于这种权力为行政执法人员提供了若干选择的机会, 某些人员可以借此为自己的腐败行为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从近年来的“反腐”实践看, 公开的、明目张胆的腐败行为日趋减少, 而通过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钻法律空子、打“擦边球”进行钱权交易、谋取私利的“隐性”腐败行为却越来越多, 这使得“反腐”斗争更加复杂化、严峻化。

四、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前已述及,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法治中的一柄双刃剑, 其存在是合理和必需的, 若运用得当则有利于依法治国, 但一旦滥用也会对法治社会构成严重威胁。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制约, 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本质特征, 尤其当这种权力不可避免地存在滥用的可能时。因此为防止负效应的出现, 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加以控制势成必然。在此仅对国家监督体系的三种控制方式作简要探讨:

(一) 立法控制

自由裁量权直接来源于立法机关的授权 (当然, 任何国家权力归根结底都是来源于人民权利的让于) , 因此立法控制是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一个正本清源的手段。

首先, 必须提高行政立法质量, 加强立法解释, 以减少法律的“空白地带”。长期以来, 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我国行政立法更多的是对行政相对人设定义务性和禁止性规范, 对行政主体滥用权力的限制规定得过于笼统、宽泛, 而且立法机关往往只注重不断推出新的法律, 忽视其立法的解释。其后果就是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日益膨胀。因此, 立法应规定明确的授权目的以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肆意行使。制定规则时应尽可能完善严密, 使授权做到“明确性”、“适当性”和“可控制性”。在立法后应加强立法解释, 使标准尽可能细化, 避免出现过大的裁量空间。

其次, 必须促进行政程序的法制化。行政程序为行政权力的行使设定严格的规则, 是将应然权利义务转化为实然权利义务的桥梁, 对于控制行政权力的肆意行使具有巨大的形式意义。然而目前我国行政程序法制化的状况远未达到法治要求, 表现在:1.至今仍无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2.行政程序立法行为混乱无序, 行政机关常常自行设定行政程序, 各自为政;3.程序立法不完整, 许多程序法律规范缺乏违反程序的责任规定和相应的对相对人的救济机制, 等等。这种状况客观上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提供了方便, 轻则影响行政执法的效果, 重则妨碍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目的的实现。因此, 我国行政程序的法制化势在必行并迫在眉睫。

(二) 司法控制

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控制即司法审查制度, 建立在国家司法权控制行政权的理论基础之上, 是民主与法治的产物。现代国家普遍建立了这一制度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1990年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实施为人民法院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提供了法律依据,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14年《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在行政诉讼的范围、举证责任、调解适用、裁判方式、诉讼监督、裁判执行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控制力度显著强化, 其重要标志就是明确把行政行为“明显不当”作为司法审查的重要内容, 这是审查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直接依据。但同时也应看到, 我国法律的现行规定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标准仍是模糊的, 还需进一步强化司法审查的可操作性, 制定出审查的具体标准。这些标准包括: (1) 是否符合法律授权目的; (2) 是否考虑相关因素; (3) 是否基于正当动机; (4) 是否滥用程序; (5) 是否遵循惯例; (6) 是否合乎常情常理;等等。

此外, 应准确把握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一方面, 要保持司法权的独立性, 使其免受行政权的干扰。司法审查的优点便在于其中立性和超脱性, 必须在各方面消除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依附, 避免行政机关对法院工作的干涉, 以保证司法审查的独立与公正。另一方面, 也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 即用司法自由裁量代替行政自由裁量。司法审查也应有一定的限度, 不能越俎代庖, 代替行政权的行使。应做到既能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又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

(三) 行政控制

由于行政机关内部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 以及专业管理知识的同质性, 以行政权力制约行政权力是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有效途径。

首先, 要进一步健全行政复议制度。行政复议既可以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也可以审查其合理性, 而且还可以对具体行政行为涉及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并针对行政行为中的违法行为、不当或显失公正的行为直接加以变更。因此, 行政复议制度相对于行政诉讼制度, 对自由裁量权的审查更为全面, 其控制的力度也更大。

其次, 应加强行政监察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行政监察的对象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以及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工作人员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决定和命令的情况。行政监察所具有的专门性、全面性特点, 决定了它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监督更为经常、直接、简便、迅速, 从而也更容易奏效。

最后, 要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离开责任行政的原则, 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将失去存在的基础, 也失去了判断合法、合理的意义”。[6]没有责任的追究, 纯粹的审查只会流于形式, 从而也失去存在的价值。因此, 必须通过对行政主体与行政执法人员双方的责任追究, 使其迫于法律的威严, 逐渐增强自律意识, 从不敢、不能, 到不愿滥用权力。具体的形式可以采取首长负责制、直接行为人员责任制等。

总而言之,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具有积极意义, 而一旦受到滥用, 这柄双刃剑的破坏力也是巨大的。但问题并不在于剑的本身, 而在于操剑之手。运用好这柄剑的关键就是找到一个适当的“度”对其加以把握和控制, 以抑其弊而兴其利, 使其既能得到有效的运作又不致损害法治社会的良性运行。

参考文献

[1]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138.

[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154.

[3]司久贵.行政自由裁量权若干问题探讨[J].行政法学研究, 1998 (2) :38.

[4]伯纳德·斯瓦茨著, 徐炳译.行政法[M].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6:567.

[5]游振辉.论行政执法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J].中国法学, 1990 (5) :46.

篇4：脆弱的个人及其自由——《论自由》书评

关键词：出版技术；出版自由；权利

一、机印书时代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和出版自由价值观的确立

按照西方的主流观点，出版自由是古典自由主义“天赋人权”的延伸，彰显着媒体或个人言论免受政府干涉或控制的独特价值。然而，出版自由的理念并非自古有之，它是在机印技术出现后并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才最终确认的。

出版在印刷文化时期经历了两个阶段：手抄书时代和机印书时代。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把一台酿酒机改造成一台活字印刷机，并印刷了《42行圣经》。自印刷机发明以来的40年间，印刷机进入6个国家的110座城市。50年之后，机印书籍达到八百多万册。①由于机印书时代印刷品生产的成本大幅降低，书籍等印刷品逐渐成为大众消费品，贵族和僧侣垄断知识的局面开始动摇。《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一书的作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认为，印刷机与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和近代科学的兴起紧密相关。仅以宗教改革为例，印刷机出现后，印数庞大的《圣经》使得民众能够自己阅读和理解圣经的文本，摆脱僧侣们有意无意的曲解。机印书时代和手抄书时代出版物在宗教宣传方面的巨大差异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宗教改革。可以说，印刷机宣告了理性时代的来临，打破了神权的统治枷锁，播下了出版自由理念的种子，使西方文化走上了一条充满活力的道路。

印刷机带来知识普及的同时，也让王室看到其日益加剧的统治危机。为了维护现有统治，封建王权采取了一系列扼杀出版自由的法令和措施。在出版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中，新兴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坚定地发出了争取和捍卫出版自由的呐喊。在欧洲大陆，出版自由的话题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充分讨论，涌现了大量学术论著。从要求取消出版物的事先审查到提出出版自由的边界及其伴随的义务的讨论过程中，出版自由的本质获得了最充分的阐述。在有关出版自由的理论中，出版自由是“观念市场”得以建立的前提，有益于激发人们追求真理的热情；在有关出版自由的自我实现论中，出版自由是人作为精神存在的表征，有助于个体的自我实现；在有关出版自由的民主论中，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有利于促进政府的善治。

在自由主义理论不断演变及欧美国家政治民主的进程中，出版自由从一种思想理念逐步发展为实实在在的权利。1695年，英国废除了1662年制定的《许可证法》，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英国出版自由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出版自由的精神和理念通过源源不断的出版物向世界各个角落传播开去。在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出版自由得到确定无疑的承认和保护。尤其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正式生效奠定了出版自由的宪政地位。在“国会不得制定剥夺人民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有关法律”的明确条文下，美国出版业成为唯一受该国宪法保护的私营经济形式。其后，美国在有关出版自由的司法实践和制度建设等方面也基本体现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而且，出版自由先后被写进许多国家的宪法性文件。有关出版自由的制度建设和日常实践是属于各个民族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一定会存在差异，然而，出版自由被写进多国家宪法的事实无疑昭示了出版自由的普世性。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出版技术史上印刷机的出现不仅促成了出版产业的诞生，而且引发了人类对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珍视和追求。出版自由最终被奉为人民的重要基本权利之一和民主政治制度得以正常运行的前提和关键。

二、机印书时代出版企业对个体出版自由权利实现的制约

从传播学角度看，人类文化的繁荣和文明的进步与出版产业的成熟和发展密不可分。在近现代出版史上，建立在印刷技术基础之上、以打造文化产品为主业的出版企业担负了向公众传播思想、知识和信息的文化使命。然而，在以机器印刷为特征的传统印刷时代，基于大规模生产行为的出版活动垄断了整个出版业。被拒绝于大规模生产之外的个体表达无法实现经济可行性，必须通过出版企业这一中间环节。又因为出版企业的运转会受到复杂社会系统的制约，因此个体思想通过出版物自由表达的权利会受到以下不同层面的阻滞。

1.出版企业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可能会出于经济考量而放弃文化。

经济与文化的矛盾始终贯穿于出版企业的出版活动中。一方面，出版企业的产品是要作用于人的心灵的，因此必须具有思想和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作为“理性经济人”，出版企业也和所有市场主体一样，受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指引。出版商决定出版图书之前，会综合分析作者名望、图书内容、读者阅读需求等多项指标，从而预计图书的成本和收益。当成本大于收益时，一些出版商就可能选择放弃没有经济收益的出书计划。因此，从经济层面而言，“出版自由仅限制于市场空间内”的说法是有其合理性的。现代出版业中，经济与文化的冲突更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个较具代表性的实例是，1921年，当代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未成名前写就《逻辑哲学论》一书并准备出版，然而却多次遭到出版商的拒绝。后来，维特根斯坦的老师，已经享有巨大学术声誉的罗素为此书写了一篇长长的导论。这部著作最终在附有罗素导论的前提下以一篇论文的形式发表了。此书一经出版，即在德国、奥地利、英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②《逻辑哲学论》因为罗素的导论而得以出版，为当代哲学宝库留下了一部经典之作。然而，我们可以想象：还有多少类似的作品出于经济因素而被出版业以“不正当”的方式拒绝？

2.出版企业的出版活动会受到强大政治力量的破坏和钳制。

出版属于文化范畴，而文化历来都是与政治纠葛在一起的，没有明确的分界。“维持国家靠笔而非刺刀”的现代政府致力于通过国家舆论和国家机器来引导、规范文化的走向。因此，与统治意志相背的思想和观点必然会遭到扼制或扭曲。这在出版自由精神极度贫乏的时代和民族国家表现得尤为显著。1530年，哥白尼写就《天体运行论》。虽然在今人看来，这只是一部提出“日心说”的天文学著作，但它却以一种颠覆性的宇宙观对中世纪的封建教会提出了挑战。由于担心自己的发现与教会的宣扬相左，哥白尼迟迟不敢将之出版，只允许其在几个同仁中传阅。最终，他在学生的说服下同意印刷手稿。此书的出版者是教会的人，他不满太阳中心说，因此替换了哥白尼原版的序言，肯定了地球是静止不动的，而哥白尼原著中关于地球绕太阳运转的说法只是纯粹为了计算方便而做的假设。③这完全违背了哥白尼的理论。1543年，这部著作终于在哥白尼临死前得以出版。由于作者思想被篡改，《天体运行论》出版后并没有引起罗马教廷的太多注意，甚至许多天文工作者也只把这本书当作编算行星星表的一种方法。如果没有后来布鲁诺和伽利略对日心说的公开宣传，自然科学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会被进一步推迟。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更是被扭曲的幻像。1952年，斯大林接见苏联作家团体，有作家问，“现在应该写什么？”斯大林回答说：“写真实！”随后，就有数百名作家因为想“写真实”而被逮捕或被杀害。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新旧作品一律被禁止出版，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不准在苏联发表。虽然他们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但是他们被认为是苏联无产阶级的“敌人”，因而无法拥有在本国发表作品的权利。当今，政治因素对出版自由的压制呈愈演愈烈之势。英国政治学教授约翰·基恩对出版自由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关系有其深刻的洞见。他认为，现今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政治审查时代”④，“出版自由”理论必定要与国家对公共舆论的种种干涉进行妥协。在政府所圈定的几大限定范围内，出版企业不能也不愿越雷池一步。

3.人类认知的不完善性会导致出版人（或编辑）做出错误的出版取舍。

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类依靠思想构建了庞大、复杂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体系，其中的每一个节点都包含了精密的计算和逻辑。知识领域的无限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个体认知的不完善性和片面性。此外，对他人文本的理解是以历史为根基的，很难脱离已有的传统和成见。基于以上两点，出版人或编辑对手中稿件的判断不可能正确无误，尤其是对于那些质疑权威和传统的稿件的判断。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的论文《“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的正式发表宣告了信息经济学真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然而，就是这样一篇具有学科开创意义的论文也险些被国际专业权威期刊淘汰。据阿克洛夫本人讲，该文发表前曾经先后被《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评论》等三份期刊拒绝。四年之后，《经济学季刊》才最终接受了这篇论文。阿克洛夫认为期刊编辑们拒绝该文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担心将信息的考虑引入经济学而使经济学丧失其精确性，二是他们不喜欢论文易懂的风格，因为它不像通常的经济学论文那样“一本正经”。⑤

在建立于印刷复制技术基础上的机印书时代，出版业对文化传播所起的作用再怎么夸大也不为过。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技术发展水平对个体表达自由的某种限制。即便在出版自由精神和理念深入社会每个细胞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也存在着个体出版权利无法顺利行使的情况。因为即使排除政治、经济和出版人专业素质等固有阻碍因素，个体作者也存在着向公众正确表达自己的现实困境。根据《作家文摘》（Writer's Digest）的资料，60%的大出版社不给作者最后认可文字编辑工作的权利；在23%的出版社，作者无权选择自己喜欢的书名；20%的出版社在设计书籍封面时不征求作者的意见。⑥这一切都源于传统出版企业对出版的技术垄断：繁琐的排版工作或昂贵的排版软件、可观的印刷成本、与个体作者隔绝的发行渠道等都在技术层面上制约着通过出版物表达自我权利的实现。因此，在出版自由度较高的欧美国家，自助出版模式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三、数字印刷出版时代为个人开辟了更大的表达空间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出版业经历着出版技术的大洗礼。比出版形式、流程和商业模式重构更为深刻的变革是，新型出版技术的出现为个体提供了更进一步接近出版自由理想的技术支持。肇始于传统印刷的数字印刷技术让按需出版成为可能，自助出版者可以不再受制于代价不菲的初始印数。技术门槛的降低为自助出版提供了发展契机。如今，全球出版业正在迈进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出版时代。从技术层面而言，网络空间被称为有史以来最理想的“观念市场”，因在其中实施的表达活动所受到的限制最小。数字出版对于个体的意义在于：它在技术上打破了传统出版企业对出版形式上或实质上的垄断，为个人拓展出新的表达空间。就出版技术层面而言，传统出版空间不能实现的出版权利能够突破各种羁绊得以顺畅实现。维基百科的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直到今天，可能很多传统出版人都拒绝接受维基百科模式，也无法理解其成功之道。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超过一半的谷歌搜索都会把维基百科的相关页面排在第一位。相比之下，《大英百科全书》的搜索结果则差强人意。维基百科的成功就在于它相信人类的理性，并通过有效的机制为那些坚持内容原创和知识共享理念的个人提供了一块自由表达的园地。“自由的百科全书”也只有在数字出版时代才能以维基百科的名义实现。

维基百科的“知识共享”并不意味着数字出版时代版权的终结。相反，数字出版为个体获取经济收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数字出版发展最好的美国，不少名不见经传的作者都体验到了自助出版带来的收益。他们无须得到出版商的首肯，就可以将作品投放到市场，等待读者的评价。在技术实施环节，作者只要掌握了并不复杂的电子书制作软件，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将作品发布到数字出版平台上。事实上，已经有不少的作者，尤其是那些屡被出版商拒绝的作者选择绕开出版商投身自助出版。随着免费电子书制作软件的不断发布，越来越多的普通用户可以利用功能强大、操作简便的电子书制作软件来完成以前必须由出版商完成的工作。与印刷、发行打交道的工作已经被简单的上传操作取而代之。至此，技术的发展已经将除编辑环节在内的所有出版环节都个人化了。作者在充分表达自己的同时，也收获了市场给予的丰厚回报。相比于出版社支付的10%左右的版税，自助出版平台许诺的自主定价和70%的版税，着实让一些作者赚得盆满钵满。最近的、也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例子无疑是阿曼达·霍金。这个生活拮据的“八零后”女孩曾经多次被传统出版社拒之门外。2010年4月，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将自己的作品放到亚马逊和其他电子书网站。6个月后，其定价仅为0.99美元的作品为她带来了20万美元的可观收入。截止到2012年2月，阿曼达共售出150万本电子书，收入250万美元。⑦阿曼达作为“草根”一族的成功，让“自助出版”这一在美国文坛地位低下的行当变成了一份令人期待的工作。中国的“网络文学”与美国的“自助出版”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网络作家先在网上免费发布作品的小部分文字，吸引读者后，剩下的大部分内容则须读者付费才能阅读。这种模式已经成就了不少网络作家。他们通过数字出版不仅获得了读者的认可，也取得了可观的版权收益。

四、结语

在人类持续不断追求出版自由的过程中，出版技术的变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随着出版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通过出版物表达自我的自然权利得以最终确认，表达自我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阻碍和限制被不断打破，表达自我的能力也因此逐步提升。

（作者系北京印刷学院教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 [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5.

② 韩秋红、王艳华、庞立生编著.现代西方哲学概论——从叔本华到罗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03.

③ [英]约翰·O·E.克拉克、迈克尔·阿拉比等编蓍.世界科学史[M]. 马小茜、张晓博、张海译.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123.

④ [英]约翰﹒基恩.媒体与民主[M].刘士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85.

⑤ 陈钊编著.信息与激励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7.

⑥ 参见http：//www.cnblogs.com/hardrock/archive/2006/07/13/ 450135.html.

篇5：论自由意志的存在及其表现

摘要：人是否有自由意志，本文初步从心理学和哲学理论两方面解释自由意志的存在与表现。从意志与自由意志的区别来分析自由意志的表现。

关键词：自由意志，意志

人们常常谈论意志，认为意志是个体自觉地确定目的，调节、支配自己的行为，克服困难以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过程。意志是人所特有的，人是可以通过意志来控制行动。而关于自由意志的存在却有很多的争议。

心理学中存在自由意志论和决定论的争端，自由意志论假设人类有选择他们的行为的自由，人类在本质上是自我决定的。自由意志并不意味着行为是没有原因、完全随机地存在，而是认为影响人行为的外界环境和社会道德等境因素能被意志所拒绝。由罗杰斯和马斯洛等人所创导的人本主义是人类自由意志论的最强有力的倡导者，认为我们能够自我选择需要的目标，自由的行动。决定论假设，每一个物理事件都是有原因的，因此，既然人类行为是一个物理事件，它也应由先前的因素引发。决定论强调因果律，而科学的目标便是提示这些规律从而对将来的事情进行预测和控制。心理学中大多数流派都采取了相当严格的人类行为决定论的观点。行为主义主张极端的环境决定论，其中以华生为代表，他先提出了环境决定论。行为主义的观点夸大了外界的对人的影响。人不是环境的奴隶，人的行为并非全由外界环境决定，也受内部状态的调节。这种调节就有自由意志的表现。

对于意志与自由意志的区别看，意志是意识的能动方面，它表现为意识对行为的调控。对行动的调节表现在一是推动人从事达到目的的行动，二是制止与目的不相干的行为。但在生活中人常会行动的自由感，有时候不受意识的支配。如意志和学习的关系中，对于学习这种繁重而持久的工作是需要意志才能坚持下来。但人学习学习过程中也并不是总能按意志行动，书看久了感到枯燥了，人会做与看书无关的事（看看屋外景色，踢踢球）来缓解这种枯燥感。这就是自由意志的表现。人们也许将这视为学习中的缺乏自觉性和坚持性的表现。所

以我认为自由意志可能与人的潜意识（或无意识）有一定的关联。就像潜意识常被人的意识所压制一样，自由意志也因人的理性的，环境的压力所排挤，处于边缘化了的心理倾向。

意志与自由意志在行动的过程中看，意志的特征之一是具有自觉的目的性，也就是说意志的行动是个体经过深思熟虑，对目标目的有了充分认识之后采取的行为。这里特别强调是自觉的目的，不然就就失去了有意识的能动的前提。而自由意志是有偶然的或一时盲目的的行动倾向。一个人在上课时没有一直专注黑板，突然向窗外看去，这一过程是偶然的，但却是人自己选择的行动。意志特征之二是以不随意运动为基础的。随意运动是在不随意运动的基础上，通过有目的的练习而形成的，它受个体意识的调节和控制，具有目的性。如专心听讲，认真完成作业。自由意志却不全为随意运动，像冲动行为，是一种不随意的运动形式，常是在情绪激动时产生的，但行动是自己的选择，并且没有因为环境的外界因素而受到控制。意志特征之三就是与克服困难相联系，困难有内部和外部外部，外部的有恶劣环境和挫折等，内部的是来自自身，干扰目的的生理和心理问题。自由意志是因人外界的困难的反映或本身的内部的需要而选择自己所倾向的行动。人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任意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自由意志行动在某种意义上应该就是人的本能和基本需要的外显和表达。

自由意志是相信人类能选择自己行为信念的或哲学理论（这个概念有时也被延伸引用到动物上或电脑的人工智能上）。自由意志被认为对道德判断因而受到众多宗教组织支持。

自由意志常在西方哲学界得到广泛的探讨。唯心主义片面夸大意志的自由，把意志说成是一种独立于客观现实的、纯粹的精神力量，不受任何因果规律的制约。德国哲学家叔本华鼓吹唯意志论，将意志说成是世界的本体，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物都是意志的表现和客观化。人类本身也是客观化的意志。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人注定是自由的。人可以选择自由，这种不受任何条件的决定。他承认人是在各种条件下进行选择的，但是条件能否发生归根到底是取决于人自己的选择。例如一个抵抗者被关进狱中，环境条件几乎不能让在

做什么事了，然而他依然可以有许多选择。如读书，写文章或绝食。萨特反对一切决定论的因素，如环境、教育。唯心主义的观点过分提高了人意志的作用，人的行动多数是按客观的世界的规律的。人人想得到财富，但都知道要靠自己的勤劳和努力才可以。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意志自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人有一定的意志自由，但人的意志是在一定条件下的，人的行动也要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恩格斯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的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目的服务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唯物主义的观点也不是很完善，不能说明自由意志的存在与发展的实质。哲学常将自由意志与犯罪联系起来讨论。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认为自由意志本质上是善的，因善事对其有好处，而恶事使其深受其害。一个人之所以要作恶，也只是他以为那是善的。只要他知道那是恶的就不会主动去作恶了。因此要向善，关键不在于限制人的自由意志，而在于交给什么是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