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孝对司法的影响

古代孝对司法的影响（共5篇）

篇1：古代孝对司法的影响

古代孝对司法的影响

马韶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北京100720)

摘 要:在中国古代, 作为家庭规范、社会规范、治国方略的“孝”对司法具有重要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子孙复仇的原宥;二是子孙侵犯父祖的刑罚加重主义;三是父母为了子孙气忿自尽, 子孙也得承担逼死父母的责任。

孝道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 与古代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紧密相关。它从家庭规范延伸到社会规范, 进而延伸到治国的方略, 把父权和君权联系起来, 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指导方针。“夫孝, 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 民之行也”, 《孝经》把孝变成了天经地义的最高德行。天子的“德教加于百姓” , 诸侯的“不骄”、“不溢”、“和其民人”, 卿大夫的“非法不言”、“非道不行”, 士与民的忠顺事上等统统归之于孝。因此, 孝不仅仅是统治者的道德纲领, 而且也是政治宪章和法律准则。

在我国, 孝很早就同法和刑结下了不解之缘。《尚书·康诰》中记载:“元恶大憨, 矧惟不孝不友„ „乃其速由文王作罚, 刑兹无赦”① , 《孝经》“五刑之属三千, 罪莫大于不孝” ② , 明确把不孝行为作为惩罚的对象。不孝罪在中国古代法律中是一种独立的罪名。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 把不孝罪列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 并冠于篇目名例中。刘宋法律规定“子不孝父母为弃市”, 甚至允许母告子不孝, 欲杀者许之③。《唐律疏议· 名例》指出,“不孝”罪包括“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 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 若供养有缺, 居父母丧, 身自嫁娶, 若作乐释服从吉, 闻祖父母、父母丧, 匿不举哀, 诈称祖父母、父母死。”对于这些“不孝”行为, 在量刑上采取从重主义, 一般都处徒刑以上。例如, “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 “詈祖父母、父母者绞” ④ , 詈骂祖父母、父母要判绞刑, 充分体现了刑罚的严苛。

不孝罪还是常赦不原之罪, 无论身份高低, 无论是否具有特权, 只要犯此罪, 就会受到惩罚。清代的法律给予父母呈送发遣的权利, 父母呈控子孙忤逆不孝, 司法机构不但受理, 而且不要求呈控人提供证据。忤逆不孝的子孙因父母的呈送,常由内地发配到云贵两广, 这一类的犯人向例是不准援赦的⑤。

祖父母、父母不仅可以运用家庭规范来自由处分子孙,而且还可以运用法律的力量来剥夺子孙的自由。“子孙被排斥于家庭团体之外, 同时也就被排斥于广大的社会之外—包括边境以外的全部中国, 不能立足于社会。这可以说明子孙永远是属于父祖的, 永远是与家庭不能分离的, 这在具有近代意识, 以为脱离家庭可以自由在社会上获得自己生活的见解, 是大相径庭的” [ 1] 13。因此, 维护孝是司法的基本宗旨之一, 孝也是决定罪与非罪, 轻罪与重罪, 以及是否惩罚和惩罚轻重的重要依据。在具体司法实践中, 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子孙复仇的原宥

复仇的观念和习惯, 在古代社会中极为普遍⑥。崇尚孝道伦理的中国古代社会, 复仇观念尤深。《周礼》对报仇的事作了种种规定:报仇有法定的手续, 也有专管报仇事务的官吏, 只要事先到朝士处登记仇人的姓名, 将仇人杀死便可无罪⑦。《礼记· 曲礼》记载:“父之仇弗与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 交游之仇不同国”。先秦时代国家权力不强大，收稿日期:2005-12-05

作者简介:马韶青(1978—), 女, 山西太原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法理学, 法史学。

①意为:那些罪大恶极者, 亦是不孝不友之人。应当迅速按照我们(周)文王所制订的刑法, 对他们严惩不贷。

②《孝经· 五刑章》, 载于《十三经注疏》, 清阮元校刻本, 中华书局影印, 1980年第一版。

③《何承天传》云:“母告子不孝, 欲杀者许之。”注云:“谓违犯教令, 敬恭有亏, 父母欲杀皆许之”(《宋书》**, 沈约撰, 中华书局, 1974年 校点本)。

④《唐律疏议· 斗讼》, 刘俊文点校, 中华书局, 1983年。⑤除非遇到特旨恩赦或减等发落, 询明犯亲, 才有释放的机会。

⑥历史上如希腊人、希伯来人、阿拉伯人、印度人, 都允许复仇。古代日本在法律上许可复仇, 并有若干限制。英国在十世纪时, 意大利一直到十六七世纪时还有此风。

⑦《周礼· 地方司徒》, 调人云:“父兄之仇皆使之远避以和难, 不避则报之。杀人复仇而人又反杀者, 使邦国交仇之。仇人而义者, 不同国, 令弗仇。”

法律机构不发达, 因此报仇之风极盛, 是复仇自由主义时期。法律机构发达后, 生杀予夺之权被国家收回, 杀人便成了犯罪的行为, 受国法的制裁, 复仇由于与国法不相容, 逐渐被禁止了。从东汉起, 除了元代, 各朝的法律都禁止人民私自复仇。除了积极的制止复仇外, 还采取移乡避仇等消极防止复仇事件发生的方法, 可见法律对复仇事件防范之周密。但是, 尽管法律严加制裁, 复仇主义已深入人心。许多人宁可挺身受刑, 也决不因怕死而忘仇不孝, 于是复仇者得到社会的同情和赞扬, 不但一般的舆论①如此, 即使是有司法责任的官吏也持如此的看法, 而且标榜“以孝治天下”的皇帝最终也会 原赦这些复仇者。

赵娥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②。她将父仇杀死后, 诣县自首, 福禄长尹嘉很同情她, 解印绶纵之, 自己也预备弃 官逃走。赵娥不肯, 守尉再次示意她自行匿避, 仍不肯, 守尉 于是强行将其遣回家, 乡人皆“为之悲喜慷慨嗟叹”。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隋时王子春为从兄长忻及嫂所杀, 子春有女三人, 舜最 长, 时才七岁, 粲五岁, 璠二岁。皆寄食亲戚家, 舜怀有复仇 之心, 姊妹俱长, 亲戚欲嫁之, 拒不从, 密谓二妹:“我无兄弟, 致使父仇不报, 吾辈虽是女子, 何用生为? 我欲共汝报仇, 汝 意如何?”二妹泣从姊命。是夜, 姊妹各持刀跃墙而入, 杀长 忻夫妻以告父墓。诣县请罪, 争为谋首。州县不能决。隋文 帝闻而嘉叹, 特原其罪③。

唐贾氏之父为族人所害, 其弟强仁幼年, 贾抚育之, 不 嫁, 强仁成童, 将仇人杀死, 取其心肝祭父墓。事后贾氏遣强 仁自首, 有司判以极刑。她便请求代弟而死。高祖怜之, 特 赦贾氏及强仁免死, 移其家于洛阳④。

梁悦为父复仇, 投县请罪, 唐宪宗云:“复仇杀人, 固有彝 典, 以其申冤请罪, 视死如归, 自诣公门, 发于天性。志在殉 节, 本无求生之心。宁失不经, 特从减死之法”, 宜决一百, 配 流循州⑤。

后唐时高晖为乡人王感所杀, 晖子宏超杀感, 提仇人头 至大理寺自首, 以故杀论死。尚书刑部员外郎李恩梦说:“今 方明时, 有此孝子, 若使须归极法, 实虑未契鸿慈。”奉敕宜 矜, 减死一等⑥。

明萧山何御史舜实以事谪戍归里, 时御史邹鲁谪为萧山 县令, 何、邹固有隙, 邹逼何往戍所, 中途谋杀之。何子兢避 难于父友家。不多时, 邹改官山西, 兢率亲党数十人守候于 路, 折伤邹肢体。邹诉于官, 兢陈明父冤, 慷慨请死。依律谋 杀本属府县官应判斩罪, 但此案因为原有杀父之仇, 且邹已 迁官, 非亲临之官, 得减死, 仅拟流徙⑦。

像上面这样获赦减死的复仇案, 在中国古代社会举不胜 数。法律明文禁止复仇, 违反该规定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但 复仇者实施了复仇行为还能获得减免刑罚, 说明古代执法者 对复仇者是法外施仁。因此, 以“孝”为核心的“礼”与“法” 的冲突使得统治者在执行法律的时候尽量兼顾国法与人情。

二、子孙侵犯父祖的刑罚加重主义

子孙本以恭谨孝顺为主, 所以对父母有不逊侵犯的行为 皆为社会和法律所不容。詈骂父祖就已属于不孝罪的范围, 要处以绞刑⑧, 詈骂以上的行为, 则加重刑罚。《唐律· 斗 讼》规定:殴打普通人的刑罚仅是笞打四十大板, 而子孙对于 祖父母、父母加以反抗并有格抵自卫行为的, 则属于十恶重 罪中的“恶逆”罪名, 要处以斩刑, “笞四十和斩刑比, 加重了 十六个等级”⑨。中国从汉代起直至明、清, 对殴、伤父祖的 行为都是处以死刑中最重的刑罚。如果导致父祖死亡, 又罪 加一等。唐、宋最重刑已是斩刑, 元、明、清律则加至凌迟处 死。同时, 不分侵犯行为是出于故伤还是误伤, 只要有殴伤 父祖的事实存在, 即一律处斩。这样的案例有很多: 周三儿用柳条殴责伊妻, 母上前遮护, 误伤左腮颊, 饮食 行动如常, 并未嚷痛。嗣因身体受寒, 下坑出恭, 失跌喘发, 痛剧殒命。刑部以伤甚轻浅, 死由于病, 但业已误伤, 伦纪攸 关, 仍照律拟斩决, 奉旨九卿议奏, 得改斩候 10。又有一案:白鹏鹤因向嫂白葛氏借灯油不遂, 出街嚷骂, 白葛氏赶出门理论, 白鹏鹤拾起土块向嫂掷击, 适母白王氏 出劝, 误伤殒命。刑部按子杀父母凌迟处死律问拟。奉旨以 遥掷土坯误伤其母, 非其思虑所及, 与斗殴误伤者究属有间, 着改为斩立决 1。123 马韶青:古代孝对司法的影响 ①②

③④⑤⑥⑦⑧ ⑨ 10 1 包括读书人的见解。

赵娥的故事见于皇甫谧《列女传》和《魏志· 庞淯传》。故事梗概是:赵娥的父亲赵安为李寿所杀, 娥有弟兄三人都想为父报仇, 但是

未得机会弟兄三人都已病死。李寿喜出望外, 认为赵家仅剩一柔弱女子不足为患, 可以高枕无忧了。娥悲愤万分, 矢志报仇。买一利刃, 每夜

磨刀。当时她已出嫁并有幼子, 家人和邻人都知道李寿凶狠, 劝她打消了复仇的念头。娥发誓, 不杀李寿, 决不罢休。她天天坐着鹿车巡游, 等

候复仇机会。一天终于在都亭前与李寿相遇, 她下车扣住李寿的马, 受惊欲逃, 娥以刀奋力砍去, 马惊将寿摔在地下, 娥又去砍, 砍在树上, 用力

过猛被折断。这时李寿已被摔伤, 娥想夺寿的佩刀, 寿猛力跳起, 娥扑上去扼住他的咽喉, 并死力扣住不放, 终于将寿按到在地, 随后抽出李寿 的佩刀将李寿头颅割下。报完父仇, 娥到官府自首。

《隋书》八О, 《烈女传》, 孝女王舜,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3 年版。《旧唐书》一九三, 《烈女传》, 濮州孝女贾氏, 中华书局, 1975 年点校本。《旧唐书》五十, 《刑法志》, 中华书局, 1975年点校本。《五代会要》九, 《议刑轻重》。

《明史》二九七, 《孝义》六, 《何兢传》, 中华书局, 1974年版。

《唐律疏议》二二, 《斗讼》二, “殴詈祖父母父母”;《宋刑统》二二, 《斗讼律》, “夫妻妾媵相殴并杀”;《明律例· 刑律》, 《骂詈》“骂祖 父母父母”;《清律例· 刑律》, 《骂詈》, “骂祖父母父母”。

“唐律的刑罚等级是:笞十, 笞二十, 笞三十, 笞四十, 笞五十;杖六十, 杖七十, 杖八十, 杖九十, 杖一百;徒一年, 徒一年半, 徒二年, 徒二

年半, 徒三年;流二千里, 流二千五百里, 流三千里;绞, 斩。共二十个等级。笞四十和斩刑比, 加重了十六个等级”。史风仪著, 《中国古代的家 族与身份》,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 第210页。《刑案会览》44:23b。《刑案会览》44:25ab。法律上对子孙完全出于过失杀伤父祖的刑事责任, 也比 普通人犯这种罪的刑事责任要重的多。普通人犯过失杀伤 罪, 法律允许用金钱赔偿, 免除刑事责任①, 而子孙过时杀伤 父祖, 不但不能用金钱赎罪, 而且还要判处较重的刑罚。唐、宋、明、清律过失伤者徒三年, 过失杀者流三千里②。清乾隆 时期, 又用判例的形式规定, 过失杀祖父母、父母绞立决③, 处刑更重。过失杀伤父母罪所以如此重大, 仍是因为孝道伦 纪的关系, “过失虽出无心, 而子孙„ „ 于祖父母、父母当敬 慎不应至于过失, 故凡人收赎, 而子坐流徒, 即臣子于君父不 得称误之义也” ④。对祖父母父母的过失杀伤, 无论何种情 况之下, 均须依律拟罪, 不得减轻, 除非声明可矜情节, 请旨 核减, 但亦只能由绞决改为绞候[ 1] 32— 33。

三、父母为了子孙而气忿自尽, 子孙也得承担逼死父母 的责任

《明律例》规定, 逼死祖父母、父母的, 比照殴祖父母父 母罪问斩;《清律例》更具体, “凡子孙不孝导致祖父母、父母 自尽之案, 如审有触忤干犯情节, 以致忿激轻生窘迫自尽者, 即拟斩决。若并无触犯情节, 但行为违反教令, 以致抱忿轻 生自尽者, 但拟绞候⑤。父母因子孙而死, 虽非处于子孙的 故意和过失, 子孙也要承担责任。

有一案例:贾松年因妻做饭迟延, 加以殴詈。母李氏出 而喝阻, 不听。李氏欲禀官送究, 松年叩头央求, 不允。随即 赴县呈控, 回家以后才晓得父母首告忤逆, 应问遣戍。李氏 虑无人侍养, 心生追悔, 愁急莫释, 投井自尽。有司以李氏之 死虽非抱忿轻生, 但事由于首告究由违反教令所致, 依律拟 绞候⑥。

法律看重的是父母因子孙而自尽的事实, 所以即使父母 的自尽并非出于子孙的忤逆或违反教令, 子孙也不能推卸刑 事上的责任。

在有些情况下, 纵然父母并非故意寻死, 其死也不是由 于子孙的过失, 子孙也得负同样的刑事责任。清时有一个案 例充分说明这一点:陈汶选令子陈自鄘取茶给饮, 因茶不热 倾泼在地, 当向斥骂, 并取棍向殴。自鄘畏惧, 跑出屋外, 汶 选持棍赶殴, 因地上被茶泼湿, 滑跌在地, 磕伤脑后殒命。刑 部以陈汶选虽自行跌毙, 但陈自鄘不俯首就责, 畏惧逃跑, 以 致伊父追赶滑跌身死, 实数违反教令, 照子违反教令致死自 尽例, 拟绞候⑦。

因此, 只要父母的死伤因子孙而起, 不问谁是谁非, 也不 问有心无心, 或意料所及否, 都逃脱不了杀伤父母的罪名。虽然司法官吏有时也明知子女情有可原, 然而在高度提倡孝 道的社会中, 子孙应该绝对顺从父母, “天下原无不是的父 母”。刑罚加重、法外用刑也就成了法律执行者不谋而和的 事情了。参考文献: [ 1]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M].北京:中华书局, 1981.(责任编辑:梁文杰)TheInfluenceontheJudicatoryofXiaoinAncientChina MAShao-qing(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InstituteofLaw, Beijing100720, China)Abstract:Inancientchina, socialrulesandawayofgoverningthewhole country，xiaoplayedanimportantroleintheancientjudicatory, whichwasembodiedinthreepoints.Firstofall, xiaomadethewholesocietyaccepttherevengethoughtandcondonerevengeactions.What smore, ifthejunioraggrievedthesenior, judgeswouldpunishthejuniormoreseverelythanordinarycriminals.Inaddition, ifthesenior diedduetoactionsofthejunior, thejuniorshouldtaketherap.Keywords:ancientlaw;xiao;revenge;JuniorAggrievingtheSenior 124 第21卷第2期柳 州 师 专 学 报2006年6月 ① ②

③④⑤⑥⑦

参见《唐律疏议》二三, 《斗讼》三, “过时杀伤人”;《宋刑统》二三, 《斗讼律》, “过时杀伤”;《明律例》,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清律 例》,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

《唐律疏议》, “殴詈祖父母父母”;《宋刑统》二二, 《斗讼律》, “夫妻妾媵相殴并杀”;《明律例》, “殴祖父母父母”;《清律例》, “殴祖父 母父母”;《清现行刑律》, “殴祖父母父母”。

《清律例》, “殴祖父母父母”条, 乾隆二十八年例, 道光二十五年修改例。

asoneofthefamilyregulations, 同上。

《清律例》二六, 《刑律》, 《人命》, “威逼人至死”条, 乾隆三十七年例。《刑案会览》44:7a— 8a。《刑案会览》44:5a— 6a。

篇2：古代孝对司法的影响

研究背景

孝是中华民族两大基本传统道德行为准则之一，几年来人们把“孝”视为天性、甚至作为分别人与禽兽的标志，忠孝是圣人提出来的，都不是圣人想出来的。它是我国古代社会长期实践的产物。

“孝”字源于我国古代甲骨文，至今有4000多年的历史，其原义为“奉先思孝”儒家通统认为“孝”是百善之先。《论语》记载“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孝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撰写的，被称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中“舜年二十以孝闻；天下明德，自虞舜始”到二十四史纪传体的史书《明史》以及明朝开始延续到清朝慈溪时代停止的乡村酒礼；从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传世巨著《吕氏春秋》中的“未孝，三皇，五帝之本物，万事之纲纪也。”到北宋司马光说主编的长篇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从明永乐年间的一部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到清乾隆时。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四库全书》。从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撰而成的儒家学源的经典著作“四书五经”中“修书齐家平天下”到晋书中孝友传。都是足以体现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研究目的通过这一次研究性学习，让组员了解“孝”的真实意义，提高对中华文化的理解能力，促进同学们团队合作的意识和精神，开拓视野，能够在以后的生活中用实际意义来践行“孝”。研究内容

研究孝的真正内容，了解孝在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及影响，解读晓得内涵部析孝的精髓，认识中国不同时期的孝的行为及孝子做到对孝的真正理解。

研究经过

先划分小组，规定组长，进行分工，让每位同学分属不同的工作内容，分别对自己的研究内容进行资料搜集，完成后组员间互相交流，讨论，筛选，整合出结果，展示的内容，最后做出小组研究成果和完成幻灯片以及论文制作。

研究意义

通过这次研究性学习提高了同学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能力，激发对学习语文的兴趣，为以后的语文学习打下坚定基础，通过对故事的阅读，对不同人士的评价与探究，一定程度上了解了关于“孝”的有关知识，并体会，深入了解何为“孝”认识到了中国历史上一些孝子与孝行。

效果分析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不仅提高了合作意识，也发扬了团队精神，我们懂得了要在日常生

活中为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父母分担关心和爱戴父母。同时也学会了对待父母要和颜悦色，从心底尊敬父母。但对父母也不能百依百顺，不能违背做人的原则。

孝需要爱的诠释，更需要爱的奉献。爱是孝的基础，更是做到孝的必备之路，假如把

篇3：我国古代司法机构的沿革分析

1 奴隶制社会时期的司法机构

在夏朝, 夏王掌握司法审判大权。在夏王之下, 相传还有专职司法长官“士”或“理”。

到了商朝, 商王是国家元首。他不仅掌握着军事、行政、立法等项大权, 而且也掌握着司法审判大权。商王之下设有某些高级官吏, 协助商王处理司法审判事务。其中卜官所起的作用尤为突出。卜官通过占卜, 协助商王实行神明裁判。

在西周早期, 周王掌握包括最高司法权在内的国家最高统治权, 还没有出现专职司法官。凡天下最重要的案件, 均由周王裁决。西周早期, 周王之下的“三有司”即司徒、司马、司空及其属官负责具体的审判工作, 但司法行政不分。西周中晚期出现了“司寇”, 西周的最高司法官是司寇, 或称大司寇。其主掌审判和纠察, 权重而位高。大司寇之下设小司寇, 负责具体司法事务。小司寇之下设士师, 直接负责审判。

春秋时期, 司法权下移至诸侯。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司法组织, 其名称不一;司法组织也开始独立出来。从文献记载及有关的出土铜器铭文来看, 如卫国、虞国设有“司寇”一职;宋国有“大司寇”、“小司寇”之别。而这个时期, 司法机关的最大变化就是霸主代替了昔日周天子的地位, 周天子手中掌握的最高司法权已经下移到成为霸主的诸侯手中。到战国时期, 司法审判权相继由新型地主阶级掌握。各诸侯国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司法组织。各诸侯国除了国君享有最高审判权之外, 还在中央设置了专门的司法机构。如秦国设有廷尉, 楚国设有廷理等, 地方司法审判权则由郡县行政长官兼理。

2 封建制社会时期的司法机构

到了秦代, “廷尉”是秦帝国的最高司法审判机关。但在帝制时代, 皇帝无疑具有最高的司法审判权, 皇帝兼理司法的封建司法体制在秦代已确立。在地方上, 司法审判由郡守、县令或县长兼理。另外, 秦帝国设立了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西周时的“御史”之名已成为秦时纠察百官的最高监察官吏御史大夫即御史之长其下又设御史中丞御史中丞除掌管朝廷图书外, 还掌管监察殿中违法官员。在地方负责监察的官员称监御史, 察举各地的违法事宜。总而言之, 秦代实际开创了中国监察制度的先河, 其后历朝均沿袭了这一制度。

汉代, 中央审判机构由皇帝、丞相、御史大夫和廷尉组成。皇帝掌握最高审判权, 对疑难、重大案件有最后裁决权。廷尉在两汉时期一直是中央的司法审判长官, 廷尉设卿一人为长官, 属官有正、左右监。汉武帝时曾赋予尚书以司法审判权, 东汉时尚书台成为中枢机关, 下设六曹, 其中“两千石”掌审判, 从而分掉了廷尉的部分职权。地方司法机关基本上是郡、县两级, 郡守、县令兼理司法。郡设决曹掾, 是专职的司法官吏, 县令是地方的基层司法机关的长官, 对一些轻微案件可予判决, 而遇疑难案件则应移送郡守。监察制度在汉朝也得到了发展。西汉初年, 中央监察权由御史大夫执掌, 御史大夫有权监督丞相, 从而构成了对相权的制衡。西汉末年, 设御史台, 此乃中央监察机关, 其长官为御史中丞。东汉延续此制, 御史中丞主管监督百官, 纠察不法以及考课百官, 荐举人才等等。在对地方的监察方面, 汉初废除了秦代在各郡设置的监御史, 设丞相史 (由丞相派出) 监察数郡。汉武帝时把全国划分为十三部州, 每州派刺史一人负责监察, 刺史成为固定的监察官。汉代还设有言官, 有权向皇帝进谏言, 以监督和匡正皇帝的过失。言官与监察官并用, 是汉代监察制度发展的反应。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王朝的司法机关的名称和建制基本承袭汉制, 同时, 为了适应这一时期新形势的需要, 又在汉代的基础上有了重大发展。在中央, 审判机关仍为廷尉, 最高司法审判权掌握在各封建王朝的皇帝手中。魏明帝时, 在廷尉之下增设律博士一职, 专门负责教授法律知识。西晋承袭了这一做法, 并增设其他职官。至北齐, 廷尉正式改名为大理寺, 并增设了属吏, 律博士由一人增至四人, 司法机关的规模显著扩大。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东汉时的尚书台至此时已发展成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在尚书台之下已分设各专门部门, 其中就有专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事务同时兼理刑狱的机构, 长官多称为尚书。至南朝梁和北齐, 尚书台正式改为尚书省, 以尚书分统下属的“六曹”, 已初具后代刑部的性质和规模。中央行政机关兼理司法事务制度的日趋完善, 为隋唐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备奠定了基础。地方司法机关仍依汉制, 司法与行政合一, 各级地方行政长官掌握较大的司法权, 一般案件州、郡一级即可决断只有重大疑难案件才上报廷尉

隋朝时期司法机关的名称和建制基本沿承北齐。

到了唐代, 中央一级设有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三个主要司法机关, 称为“三法司”, 分别负责行使审判、复核和监察等项司法职能。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审判机关, 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师徒刑以上的犯罪案件, 但所作判决中的徒、流案件须送刑部复核, 死刑案件则须奏报皇帝核准。此外, 大理寺对于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案件拥有重审权。刑部是中央最高司法行政机关, 属尚书省, 为中央六部之一, 除负责有关的司法行政事务外, 还负责复核大理寺判决的流刑以下案件及地方判决的徒刑以上犯罪案件。如有疑问或发现错案, 徒流以下案件有权驳回由原审机关重审, 死刑案件则移送大理寺重审。同时, 刑部还负责全国的狱囚管理, 受理各地在押囚犯的申诉。御史台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 负责监督百官的言行及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 有权参与重大或疑难案件的审理, 并受理行政上诉案件。御史台中分设台院、殿院、察院、统辖下属的诸侯史。除了御史台之外, 唐代还设置了谏官组织, 属下的谏官分别吏属于中书、门下两省, 是一种由谏官行使的、针对皇帝和决策机关自下而上的监督。在地方, 司法审级与地方行政区划一致, 分为州、县两级, 司法事务的管理仍沿袭旧制, 由地方行政长官兼理, 州有刺史, 县有县令, 京都长安设置京兆府, 分别负责审理本辖区的刑、民案件。

宋代, 中央司法机构有大理寺、刑部、审刑院。大理寺是中央审判机关, 内设左断刑、右治狱。刑部负责大理寺详断的全国死刑已决案件的复核及官员叙复、昭雪等事。审刑院是神宗以前为加强皇帝对司法的控制, 而增设的中央审判机关。神宗改制后, 审刑院并入刑部, 元丰四年后刑部分设左右曹, 左曹负责死刑案件复核, 右曹负责官吏犯罪案件的审核。地方司法机构中, 各路设提点刑狱司, 是为中央在各路的司法派出机构。州设专职司法官参军与司理参军, 分掌检法议罪和调查侦讯, 州长官是主审官。县有知县负责审判。宋沿唐制于中央设御史台, 为中央监察机关。下分台院, 殿院、察院, 其长官为御史大夫。除御史台外, 两宋尚于门下省设谏院, 以分属于门下, 中书的左右谏议大夫, 司谏、正言为谏官。后随御史职权扩大, 御史台与谏院渐合二为一。

至元代时期, 司法机构出现较大变化。第一, 中央设刑部、大宗正府、御史台和宣政院。各长官皆由蒙古人担任。大宗正府审理蒙古、色目人和宗室案件。与中书省、枢密院并列, 不受御史台监察, 成为蒙古王公垄断的中央审判机构。御史台实为中央分立的司法监督与审判机关, 负有纠举百官违法犯罪、监督京师与地方刑狱、平反冤狱等职能。宣政院是宗教管理和宗教审判的最高专门机关, 官员由僧侣担任。地方各路设行宣政院, 形成了一个宗教与世俗权力并行的特殊司法体系。第二, 地方路、府、州、县设达鲁花赤, 由蒙古人担任, 直接断案。杖罪以下案件可自行裁决, 徒刑以上须经路申奏刑部。

明代司法机构的名称和构制又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中央司法机构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一改隋唐一贯的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体系。首先, 刑部增设十三清吏司, 分掌各省刑民案件, 加强对地方司法控制。其次, 大理寺掌复核驳正, 发现有“情词不明或失出入者”, 驳回刑部改判, 并再次复核。再次, 都察院掌纠察, 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地方三级司法机构分省府直隶州县三级沿宋制省级有专门司法机关“提刑按察使司”, 府县仍是知府、知州、知县兼理司法。明代司法一大特点, 出现了“厂”“卫”特务司法机关。“厂”是直属皇帝的特务机关。“卫”是指皇帝亲军十二卫中的“锦衣卫”, 下设镇抚司, 由皇帝任命亲信“提督”厂卫, 多为宦官充当。

清朝的主要司法体制, 也是承袭明朝的制度而来。在中央, 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个主要司法机构构成中央“三法司”。刑部在清朝是职权最重, 也最受朝廷重视的一个司法机构, 刑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 且均为满、汉复职, 刑部之下, 分设十七清吏司, 分管各省司法事务。除十七清吏司外, 刑部还设有司务厅、秋审处、提牢厅、律例馆等附属机构。清朝时期, 都察院仍是国家的最高监察机关, 负责对全国各级、各部门官员的监督和检察, 是皇帝的重要“耳目”, 对司法官员的司法活动进行监督, 是都察院的职权之一。而清朝的大理寺同明朝一样, 已经由唐、宋时期的主审机构, 蜕变为负责复核重案、申理昭雪的“恤刑”机构。清代的地方司法, 由低到高分为县、府、臬司和督抚四级。县及与之平行的州、厅, 是清代的基层政权。一切民刑案件, 均应以县级为初审机构。在知州, 知县之下, 设吏目、典吏等专职属吏, 辅助处理司法事务。清朝的臬司, 即按察司, 是各省主要专职的司法机构。

清末司法机构的改革, 主要也是在1906年官制改革过程开始着手进行的。 (1) 改刑部为法部, 专掌全国司法行政事务, 不再承担任何审判职能, 以示将行政与司法分立。同时, 改按察司为提法使司, 负责地方司法行政工作及地方司法监督。 (2) 改大理寺为大理院, 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专掌审判”。同时, 在地方分别设立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初级审判厅等审判机构, 初步建立起一套新的司法系统。 (3) 在各级审判厅内设置相应的检察厅, 实行审检合署制度。 (4) 设立警察机构。 (5) 建立新式监狱, 并改良狱政管理制度。

3 总结

每个朝代司法机构的发展都是与其相应的司法制度完善是相一致的。随着朝代政治、经济等各个生产力要素的进步, 司法制度逐渐完善, 司法机构的设置逐渐完善与饱满。应当说历代的司法机构变迁都是服务于奴隶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 但我们不能抹杀掉这些司法机构沿革的历史积累, 对我国现在的司法机构建设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首先, 历代在建制司法机构时会根据自身时期的不同, 做出何种继承何种发展, 也是符合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特点。我国的司法制度正处于青年发展期, 司法机构的建设可能存在不完善的地方, 在学习和吸收西方发展国家司法机构建设时, 应与我国的现状和法律文化相结合, 不可盲目随行。

第二, 应当说, 在历代司法机构的沿革中, 监察机构的发展是最为完善的。司法权力与行政权力及交互配置及相互制约, 在司法程序上保证了当时代大案疑案审理过程及结果的慎重和准确, 并保证皇帝对司法权的有效管控, 也维护和巩固皇权统治。以上这点对我们现在司法机构之间权力的制约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摘要：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发展中, 司法机构的发展与逐步完善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从夏朝开始到清朝结束, 司法机构的体制也逐渐完善, 在隋唐时, 所建立的司法机构为国外多个国家效仿, 达到鼎盛。一代代司法机构继承与发展所累积的经验对我们当代的法律制度的发展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值得我们深入的学习和研究。

关键词：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司法机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篇4：古代县衙的司法文化

十几年前，我有幸在山西运城“锻炼”工作。在运城期间，抽空去了一趟洪洞，那里有一座明代监狱，称为“苏三监狱”，一入监狱门，便是苏三塑像，塑得像现代女青年，起个地标作用。印象最深的是狱神神龛以及死刑囚牢，拜过狱神，需要弯腰进入一个低矮的门，进入死囚的牢区，院子里有井，井口极狭，目的是提供饮水并防止囚犯投井，转上一圈儿，领略一下古代狱政文化，收获不小。

古代监狱，大概只有这一座了，但已不是原始的了。这座监狱曾经被毁，现在看到的，是在原址复建的，虽然是假古董，毕竟可以直观看到明代监狱大体上是什么模样。

后来得知，河南内乡还有一座更妙的所在，就是内乡县衙。这里也有一个附设县衙的监狱。内乡古称“菊潭”，这名字很有诗意，不知何故改为“内乡”，越改越没文化。内乡之所以吸引我，都因这一县衙，它是全国保存至今唯一完整的明清县衙，其珍贵是不消说的。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家伙，可以把这里当作形象教材，不知道是否有人会专程跑来一趟？

到县衙，感触最深的，是那些曝露于外的司法文化。先是一座照壁，立于县衙大门前，上面的图案是形状很像麒麟的怪兽，传说是贪婪之兽，能够吞下金银财宝诸多贵重之物，脚下与周围有八宝，即磬、金锭、书画、犀角号、如意、宝葫芦、元宝和铜钱，尽管有诸多宝物唾手可得，这只怪兽仍昂首开口，欲吞下太阳，真可谓兽心不足，贪婪无度。这个怪兽图案，告诫官员须清廉自守，不可贪墨，用现在的话说，起个警示作用。

进得衙门，感觉文化感十足。古之人，文采不知胜过今人多少（如果有的是今人所撰，算我白说），有很多匾额和楹联，写得都精彩。

大门楹柱上的一副对联是“治菊潭，一柱擎天头势重；爱郦民，十年踏地脚跟牢。”到得仪门，又见“依宛镇连丹郧商圣故里，接秦晋瞩荆襄郦邑菊源”。再到堂上，一副对联通俗多了：“欺人如欺天，勿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据说大堂前跨甬道曾有戒石坊，一面刻有“公生明”，另一面刻有“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二堂也有对联：“法行无亲，令行无故；赏疑唯重，罚疑唯轻。”三堂上有“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再看刑钱夫子院、花厅、县丞衙、主簿衙等，往往皆有对联，有的还有横匾。连狱神庙都有对联云：“尔违条犯律，罪有应得；吾发奸擿伏，歧路指返。”这些对联，几乎都是耐人咀嚼的警句，随便一副都够人咂摸半天，只要落实个一副半副的，司法就是崭新局面，不知道这些精辟的句子究竟发挥过警策作用没有。我想每天一抬头就看见这许多文字，那告诫作用总还是有的吧。

到内乡县衙，能够看到的当然不只这些，诸如鸣冤鼓、匪类墩等，每件都值得驻足半天，古代的司法文化深厚丰富，不是走马观花能够尽数体会的。

篇5：中国古代司法公正的观念性解读

一个民族的司法制度乃是该民族以往历史和精神的产物, 它植根于这个民族的历史社会之中, 源自普遍的信念、习惯和社会共同意识。因此, 探究中国古代司法公正, 不能不首先明晰中国古代社会之特性, 民族心理之特质。

一、中国古代司法公正的伦理观

由于古代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的独特方式, 中国古代司法从来没有与道德完全分离, 司法的伦理化倾向特别明显, 儒家的伦理原则一直支配着司法的发展、变化, 司法的具体内容又渗透着儒家的伦理精神。

中国古代司法是随着部族之间的战争而逐渐成长起来的。部族征战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部族不断地对同一血缘的认定和对不同血缘的否定的过程, 其间血缘关系始终是当时司法裁判, 确定罪与非罪的主要标志, 这就使古代司法具有了强烈的血缘性。当部族之间的战争转变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时, 统治者内部基于血缘的分层就逐渐有了国家组织的内蕴。部族内部的亲属关系直接转化为政治国家的组织方式, 原有的部族分层与政治分层走向统一, 从而将旧有的部族组织与新的国家形态熔铸为一体。在这一独特的国家形成过程中, 固有的部族血缘纽带没有断裂, 血缘关系也没有解体。这一部族血缘关系在青铜时代直接转化为新的宗法血缘关系, 因此, 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虽经历几次变化, 但血缘纽带一直没有受到根本性的触动。对于这样一个按照变化了的人际关系而非地域原则实行统治的国家, 其形态固然不同于旧的氏族组织, 但氏族的组织原则仍是其建构新秩序的基本准则, 治家的原则被奉为治国的准绳, 家的兴衰与国的兴亡息息相关, 家国合一的传统得以形成并延续。

司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行为, 也受伦理因素的制约。公正的司法会维护伦理道德, 不公正的司法又会败坏伦理道德。在司法行为实施时, 如果不考虑一定的伦理因素, 那么司法行为将难以被社会接受, 认同, 发挥不出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伦理是家族伦理, 人们的行为方式都深受家族伦理思想的影响、制约。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也以家族伦理为其法伦理底蕴, 一切司法制度的安排与运作都体现了家族伦理的精神。制度的伦理与社会的主导伦理相适应, 使得制度为当时所接受。而中国古代司法的公正即为在社会伦理下的公正。

司法适用不问亲疏, 一视同仁, 是建立在人是可以脱离亲情这一预设基础上的。然而, 只要是人类社会中还有家庭, 还有亲属关系的存在。“亲亲尊尊”就是一种人们不可摆脱的心理动力习惯, 这是人类本性和情感的自然流露。如果仅从行为本身定罪量刑, 不考虑行为的亲情伦理因素, 那么这种司法活动就会因其缺乏观念的支撑而失去应有的效力。中国古代司法制度有许多压抑人性的方面, 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亲情这一类社会的基本情感, 因而能够在当时的社会获得认同, 使人们觉得在中国古代的司法做到了一定的公正。

二、中国古代司法公正的平等观

在中国古人的视野里, 社会是一个贵贱有别、尊卑有序的等级结构,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自然的或人为的差异。以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对待各个有别的具体的人, 看似平等, 实则有违平等之意。而针对不同的人, 适用不同的法律, 使其各得其所, 从而以看似不齐的方式来实现各种特殊情况下的“齐”, 才是“平等”内涵的真正体现。

这种因尊卑贵贱而司法适用有别的制度贯穿于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始终, 而其之所以能够长期为社会所接受, 除了我们一般所理解的社会制度使然外, 还有深层次的社会文化背景, 这就是我们的先人对社会秩序和平等内涵独特的理解。古人对等级制度的这一理解, 反映了古人一种持久和广泛的心态, 即相信在等级制度下, 通过在各等级阶层之间保持社会距离来达到有序的社会生活。这种通过拉开距离来进行社会治理的方式能否成功, 关键在于这种等级制度能否被广大下层所接受, 在于这种距离意识是否为普通民众所持有。

以现代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般法律原则来衡量, 这绝对是一种严重的不平等, 司法也没有做到公平、公正。然而这一今天看来有违平等原则、司法公正的司法制度, 却贯穿中国古代社会始终, 并为当时的多数人所接受。我们如果从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动态平等观这一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 会对中国古代这一现象作出另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

纵览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 享有司法适用特权的等级主要为社会上的贵族官员与家庭内的直系尊亲属。其他社会成员为何默认贵族官员与家庭内的直系尊亲属的司法适用特权?这就要从中国古代等级结构的特点上来寻求答案。中国古代社会的等级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可以垂直流动的。在形式平等的选官制度下, 社会下层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进入官僚等级, 从而享有司法适用上的特权。通过个人的努力, 伴随时间的流逝, 个人在社会、家庭所处的等级地位也会改变。这样, 对于任何人来说, 司法适用上的特权不是可望不可及的, 不平等的司法待遇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从长远上来看, 在形式上法律并没有偏袒任何具体的人。正是这种发展的动态平等观, 使得中国古代不平等的司法制度在当时得以运行。

然而, 如果进入这一特权阶层、享有司法适用上特权的资格是人人都可以凭自身努力争取到的, 那么, 这种不平等即如悬赏一样, 就没有什么不平等的了。即如果取得特权的程序是公正的, 那么司法的不平等会被这个程序的相对公平、公正所逐渐化解, 从而获得人们心理上的认同。这种个人身份由卑而尊的经历, 在自然力的推动下, 对于每一个家族人员来说, 机会是均等的。中国古代司法承认这种自然的演变, 并同样保护新尊长的特权。从某一时刻来看, 对其适用的司法行为是不平等的, 不公正的。然而从一段时间来看, 这一司法适用上的不平等, 不公正, 又会被后来其所享有的司法适用上的特权所化解, 总的来说, 对其还是平等、公正地适用了司法。这样, 司法所强调的一起对待原则虽然不在现实的亲情关系中体现, 但却完整地反映在由自然力推动的尊卑关系的转换上。因此, 司法本身仍然是公正的——它并没有袒护任何一个具体的人, 只是保护着一种含有社会内容的自然关系;而在自然关系中, 人人机会均等。体现等级身份制的司法行为扎根于人人机会均等的自然关系基础之上, 司法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平等性和公正性, 因而也长期广泛地获得了社会的认同, 在具体实施中, 也会减少来自社会的阻力。在中国古代, 个人是不具有独立性的, 个人淹没在社会等级和血缘团体中。中国古代司法的不平等性和社会等级秩序、家族血缘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时, 这种人为的司法上的不平等就被转换成天然的或无可置疑的不平等, 以致古人对这种不平等的态度犹如我们今天对平等所持的态度。

三、中国古代司法公正的效用观

举凡文明社会, 都保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和处理问题的独特方式。正因如此, 不同民族对于秩序的理解才互有差异, 这也决定了其所采取的维护社会秩序的方式也会互不相同。古代中国所追求的是一种和谐无争的社会秩序, 在这一理想社会秩序中, 人们不仅没有作恶的行为, 而且消除了作恶的心理。这就决定了道德教化在维持社会秩序的主导作用。因为道德教化可指人心, 引人向善, 从而祛除作恶的动机。而司法运作虽能禁人恶, 但不能使人产生羞耻之心, 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再次作恶的可能。所以教化才是维护社会和谐有序的根本手段, 而司法运作行为在中国古代向来被认为是不祥之器, 是消极地禁人为恶的工具, 只有在教化不成时, 才能动用司法行为对人加以制裁。这样, 司法就不仅仅是对犯罪行为的评价, 而且要担负起维护道德的职能, 实际上成为“道德的工具”。“刑以辅教”正是中国古代在司法行为依附于道德规范后对司法公正效用的总的评判。

中国古代“刑以辅教”的司法公正效用观不仅体现在司法要针对的对象与采用的方式上, 而且反映于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自汉初中国司法开始儒家化以来, “经义决狱”构成中国古代司法实践的一大特色。对犯罪者定罪量刑不仅要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 还要援引儒家经义。对于同一行为, “志善而违于法者免, 志恶和合于法者诛”。而志之善、恶的标准, 就在于其符合儒家经义, 行为是否暗合教化的要求。“刑以辅教”观念在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的另一表现是先教后刑, 对于一件具体的案子, 不是简单地依律定罪量刑, 而是先对犯罪之人教育感化, 使其认识到自身的罪恶, 在教化不成时, 才对其施以刑法。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 司法都是预防犯罪、惩治犯罪和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但司法不是万能的, 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 司法发挥效用的前提是民众对司法还存有畏惧之心, 若民不惧死, 司法的严峻又能奈之若何。中国古代统治者看到司法效用的这一不足, 认识到司法不是预防犯罪的唯一力量, 更不能把社会的治平寄托于司法的严峻之上, 对社会的治理也由外力的强制转为内心的感化为主, 辅以司法制裁、威吓, 努力使司法的适用与社会所倡导的道德评价相一致。司法因其指向的对象与社会道德所谴责的对象相吻合而易于得到社会的认同, 而这样, 在人们眼里司法是公正的, 否则, 如司法适用偏离社会道德的要求, 人们对犯罪的憎恨就会转化为对司法的憎恨。尽管在司法操作中, 中国古代因过分强调教化, 因教释刑, 而使司法在运作的过程中丧失一定的普遍性与稳定性, 但刑也辅教因其终极效用而一直成为中国古代关于司法公正效用的主导观念。

摘要：在中国古代, 司法公正作为一种观念形态, 并不是一个独立领域, 它取决于人们的经济、政治生活状况。所以, 我们必须要站在中国古代司法公正观念的立场上、社会语境下来探析中国古代司法公正的问题。特定的社会法律文化形态, 决定了中国古代司法公正思想。一个民族的司法制度乃是该民族以往历史和精神的产物, 它植根于这个民族的历史社会之中, 源自普遍的信念、习惯和社会共同意识。中国的司法公正观念同样源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伦理观、平等观、效用观。

关键词：司法公正,语境,社会秩序,司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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