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汉诗体的流变

论东汉诗体的流变（精选4篇）

篇1：论东汉诗体的流变

论东汉诗体的流变

汉代是诗体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如果简单以句式和句子的字数来分别诗体的话，我国古代的主要诗体形式在此时都基本上具备了，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中有一节为《两京当诗体穷会之变》，已经表明了这个意思。不过，我们认为变化始于西京，完成于东京。四言诗作为《诗经》的嫡传，受经学影响，箴戒劝谏的意味多于抒情意味，西汉有韦孟的《讽谏诗》、韦玄成的《自劾诗》和《戒子孙诗》，东汉傅毅有《迪志诗》。虽然张衡《怨诗》清典可味，曹操的《步出夏门行》、《短歌行》都有超迈前人之处，但是已无力挽救诗体的衰微。骚体诗本来自于楚歌，有很浓的歌体的特点，此时主要向两方面转变，一方面和辞赋发生融合，如梁鸿《适吴诗》，马积高先生《赋史》直接写作《适吴赋》。另一方面进入堂庙，以歌功颂德为主，风格典雅，脱离楚歌朴实自然的本色。五言诗在西汉不登大雅之堂，乐府机关不收，各种礼仪场合不用，故只在民间流行，也有部分诗人用来进行艺术创新。而到东汉时代，则逐渐成为诗歌的主流。七言诗是此时新兴的诗体，以后一千多年的诗歌发展中五、七言诗起着主导作用。汉代，尤其东汉时期正是这两种文体发展的关键时期。所以，在讨论东汉诗体流变时，这两种诗体将作为研究的重点。

一

清费锡璜《汉诗总说》谓：“《三百篇》后，汉人创为五言，自是气运结成。”沈德潜《说诗zuì＠①语》：“风骚既息，汉人代兴，五言为标准矣。”五言诗是汉代最有成绩，且对后代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诗体，正像钟嵘《诗品序》中所说：“五言居文辞之要，要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文人五言诗创作热潮的出现，使一些新的、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都得以充分地表现出来。东汉五言诗，除作者情况相对明确及史书记载为歌谣谚语者外，我们习惯上把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因为时代邈远，人世难详，故名为古诗。以《李陵录别诗》、《从军诗》和《古诗十九首》为代表。另一类，它们或在魏晋六朝乐府中演奏而被记载，或标题见于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或收于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或古书径称乐府者，统名之为乐府。其内容颇为总杂，内中以《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等成就最高。尽管这些作品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瑰宝，却因为在当时并未引起史家重视，从而造成“人代冥灭，清音独远”的遗憾局面，甚至连其创作时代也未能断定。

五言古诗，大都是文人创作，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钟嵘称：“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几乎可谓一字千金。”钟嵘《诗品》中提到的数量为五十九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包括残诗残句共收录六十一篇。分别为：《文选》收《古诗十九首》，《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详述见后），《玉台新咏》中《古诗八首》中的“上山采蘼芜”、“四坐且莫喧”、“悲与亲友别”、“穆穆清风至”四首和《古绝句四首》，《古诗类苑》据《艺文类聚》、《文选》注、《太平御览》、《乐府诗集》等辑录《古诗三首》（“橘柚垂嘉实”、“十五从军行”、“新树兰蕙葩”）和《古诗》（“步出城东门”），《华阳国志・巴志》中《咏谯君黄诗》、《刺巴郡郡守诗》、《思志诗》三首，《艺文类聚》中的“采葵莫伤根”及《太平御览》中的“甘瓜抱苦蒂”、“青青陵上草”，另有残句八篇（其一为见于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类书残卷）。关于这些作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称：“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辞。比类而推，两汉之作乎。”同意其中有西汉之作。钟嵘虽也说：“王、扬、枚、马之徒，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但在《诗品・上品》中把古诗放在李陵诗前，李陵是西汉武帝时人，依照“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铨次”的原则，古诗中应有部分作品在武帝之前，枚乘恰恰生活在文、景之时。梁徐陵编《玉台新咏》把《古诗十九首》中“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东城高且长”、“明月何皎皎”及古诗“兰若生春阳”九首诗归于枚乘名下，当不误。又《十九首》之“明月皎夜光”、“凛凛岁云暮”，经学者考证用太初以前历法，亦属西汉之作。其余作品“冉冉孤生竹”，刘勰确定为傅毅之辞，“去者日以疏”，钟嵘引旧说，疑此一类是建安中曹王作，又“青青陵上柏”、“驱车上东门”二诗言及东都，四篇作品当肯定成于东汉。《十九首》中余下五篇因无确凿证据证明为西汉之作，权归于东汉。

世传李陵、苏武赠答诗历来争议颇多，《文选》收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苏子卿诗四首。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收李陵骚体歌一首和《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骚体歌见于《汉书・苏武传》，作者明确；《录别诗》全为五言，包括《文选》收《李陵与苏武诗》三首和《苏武诗》四首、《古诗苑》收《录别诗》七首、残句“红尘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及苏武《别李陵》“童童孤生柳”一首、《艺文类聚》收苏武《答李陵诗》“双鸾俱北飞”一诗，又有“岩岩钟山首”、“远送新行客”，《古文苑》等书作孔融诗，前诗《文选》注引作李陵诗，《文镜秘府论》引文有“少卿以伤子为宗”语，和后诗内容相符，故逯氏收入李集。此外，逯氏又以为“红尘蔽天地”二句和《文选・陆机〈演连珠〉》注引“许由不洗耳，后世有何徵”二句为同篇；《北堂书钞》“清凉伊夜没，微风动单帱”和《文选・陆机〈拟明月皎夜光〉》注引“招摇西北驰，天汉东南流”为同篇；《文选・〈三良诗〉》注引“严父潜长夜，慈母去中堂”和《文选・〈王明君辞〉》注引“行行且子割，无令五内伤”为同篇。逯氏指出所谓苏诗实则出于李集，他说：

又检《隋志》，只称梁有李陵集二卷，不言有苏武集。而宋、齐人凡称举摹拟古人诗者，亦只有李陵而无苏武。据此，流传晋、齐李陵众作，至梁始析出苏诗，然仍附李陵集，昭明即据此选篇也，以出于李集，故《文选》苏武各诗他书尚有引作李陵诗者。要之，此二十一首诗，即出李陵众作也。

此说精辟。（注：见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336页（中华书局）。逯氏在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册有《汉诗别录》一文，可参考。）关于从李陵集分出苏武诗始于梁代，也可以从钟嵘《诗品》看出一些迹象，钱钟书先生曾就《诗品》不录苏武诗提出质疑，说：“顾罗网古今‘才子’，仅著李陵而不及苏武，已甚可异，或犹有可说；复标举‘五言之警策’，才得二十二人，苏武却赫然与数，‘子卿双凫’亦被目为‘ 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不啻举子下第，榜上无名，而其落卷竟被试主选人本科闱墨也。”（注：引自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144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这或许是钟嵘一方面遵循历史载记仅著李陵，另一方面根据当时出现的意见而在《诗品序》中提到苏武诗，所以徘徊于两者之间。

刘勰《文心雕龙》说：“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前代也。”知道在刘勰之前就已经有人怀疑，不过六朝时期的学者可以说还是坚信李陵有诗的，例如钟嵘就明白地把李陵诗放在古诗之后。近几十年，学术界也倾向于怀疑李陵诗歌时代的传统说法。我们认为宋颜延之《庭诰》所谓“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是比较客观的。因为从作品看，除《文选》所定三首为西汉李陵诗外，中间确实混入其他人的作品，如苏武出使匈奴，十九年始归，归时与李陵告别，地点当在塞外，而诗中“河梁”、“江汉”、“日南”等

语皆与史实不符。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说：“钦立曩写《汉诗别录》一文，曾就此组诗之题旨内容修辞等，证明其为后汉末年文士之作。依据《古今同姓名录》，后汉亦有李陵其人，固不止西京之少卿也。以少卿最为知名，故后人以此组诗附之耳。”逯先生的考证并不十分有说服力，将此组诗全部放在后汉末也难令人信服。不过，认为后汉亦有李陵其人的推测还是有参考意义的。今查《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汉明帝永平（公元58-75年）中，＠②都夷白狼、pán＠③木、唐＠④等百余国举种奉贡称臣，且献诗三章。益州刺史梁国朱辅遣从事史李陵与郡掾田恭护送诣阙，并上乐诗。知东汉中期有名李陵者，不仅有诗歌创作经历，而且“有鸟西南飞”、“俯观江汉流”、“暮宿日南陵”、“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都与其身世相符。所以，我们怀疑这组诗中“烛烛晨明月”、“晨风鸣北林”当属东汉李陵，而因姓名相同误入西汉李陵集中，《艺文类聚》八十二载古诗“泛泛江汉萍，飘荡水无根”二句疑亦为集中作品。“有鸟西南飞”、“陟彼南山隅”句意颇同于屈原《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及“望南山而流涕”句意。其余十七首虽不能定其作者，也当放在东汉。“钟子歌南音”中说，“不如及清时，策名于天衢”，不类西汉李陵语，李陵兵败，一家族灭，故于武帝怨恨最深，此从《汉书・苏武传》中和苏武对话中表现得最明白，恐不会在朋友私下的赠诗中称当时为“清时”。相反，明帝永平正是东汉最兴盛的时代，不仅后代人这样看，当时人也这样看，班固《东都赋》中的颂辞就足以说明。“童童孤生柳”中有“依依恋明世”语，当作于东汉中期。（注：按此处的观点及材料均为赵师所提供。）

当代学者多以为古诗产生在汉末桓帝、灵帝之际，执此主张者的理由大致有二：一是从五言诗体的发展来考察，认为傅毅与班固同时，而“班固《咏史》，质木无文”，只是完成了五言诗的体裁，与班固“伯仲之间”的傅毅当然不可能作出佳丽的古诗来。二是从作品内容来考察，认为这些作品表达知识分子失意沉沦之感，反映了东汉末期社会动荡前夕矛盾斗争的侧面。（注：说详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及马茂元著《古诗十九首初探》。）

实际上，这两个理由的说服力都不足：第一，用个人的诗歌成就来类推整个时代的诗歌成就，在逻辑上本来就欠严密。况且班固所存几首佚诗，也颇有含蓄蕴藉之意。如《太平御览》卷八一五所引：

长安何纷纷，诏葬霍将军。刺绣被百领，县官给衣衿。

借以刺朝廷对亲贵宠幸之过。又《北堂书钞》卷百二十二所引“宝剑值千金，指之干树枝。”《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四所引“延陵轻宝剑”，虽为断句，寄情亦深，入之《古诗十九首》中，未见不及处。今所存班固诗皆咏史，而非无兴寄之作。事实上，五言诗在东汉时期大量出现并非偶然现象，西汉时的“邪径败人田”等民间歌谣，虞姬的《和项王》，枚乘的九首诗作，戚夫人、李延年、班婕妤等人之作都表明早在西汉文帝武帝时代五言诗在民间、妇女中和个别不太受时俗观念束缚的文人中有相当发展。而东汉明帝时之李陵亦有一定数量的《别诗》，则五言诗之大量产生，不一定到东汉之末。第二，任何时代都有生活的成功者和失意者，“汉文有道恩犹薄”，知识分子的仕途失意沉沦落拓，固然多与政治黑暗相关，但也不能完全将其失志归结于此。此后，汉末的赵壹身处社会最黑暗的时期，有《秦客诗》和《鲁生歌》表现直士不遇之情，和《古诗十九首》比，就别是一种风味了。东汉李陵诗和《古诗十九首》写亲友离合，人生悲欢，并没有对社会的直接批评，语气含蓄委婉，温柔敦厚，也可以看出是在社会相对稳定，人情相对平和的环境下写出来的。（注：张如倩、张启成《古诗十九首创作时代新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4期）和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文人五言诗新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都举出大量证据说明古诗中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思想并不始于汉末。赵敏俐书中又指出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仅代表个人创作，不能说明当时五言诗发展水平。）

东汉五言乐府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包括残句共收录四十一篇，它们是：《江南》、《鸡鸣》、《陌上桑》（“日出东南隅”）、《长歌行》（“青青园中葵”、“仙人骑白鹿”）、《君子行》（“君子防未然”）、《豫章行》（“白杨初生时”）、《相逢行》（“相逢狭路间”）、《长安有斜狭行》、《陇西行》（“斜径过空庐”）、《折杨柳行》（“默默施行违”）、《艳歌何尝行》（“飞来双黄鹄”）、《艳歌行》（“翩翩堂前燕”）、《白头吟》、《怨诗行》（“天道悠且长”）、《梁甫吟》、《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枯鱼过河泣》、《离歌》（“晨行梓道中”），《文苑英华》所收《箜篌谣》（“结交在相知”）、《上留田行》，《选诗拾遗》所收《古八变歌》、《艳歌》（“今日乐上乐”），《文选・笙赋》注引《古咄jiè＠⑤行》（“枣下何攒攒”），《文选补遗》收《视刀环歌》（“常恨言语浅”），《匡谬正俗》引《古艳歌》（“兰草自生香”），《齐民要术》引fán＠⑥胜之书的《古歌》（“高田种小麦”）及各类书中残句十五种。见于《宋书・乐志》的《江南》、《鸡鸣》二诗据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考证为西汉作，证据可信，故从。（注：《江南》中西和北协韵。萧涤非曰：“当为世传五言乐府之最古者，殆武帝时所采吴楚歌诗。西北二字，古韵通，《楚辞・大招》：‘无东无西，无南无北。’是其证”。《鸡鸣》有“后出郭门王”句，萧氏曰：“长安当西汉时，城门外别有郭门也。”）《白头吟》，《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诗自绝，相如乃止。但《诗比兴笺》说：“《玉台新咏》载此篇，题作《皑如山上雪》，不云《白头吟》，亦不云何人作也。《宋书》大曲有白头吟，作古辞，《御览》、《乐府诗集》同之，亦无文君作《白头吟》之说。自《西京杂记》伪书，始附会文君，然亦不著其辞，未尝以此诗当之，及宋黄鹤注杜诗，混合为一，后人相沿，遂为妒妇之始，全乖风人之旨。且两意决绝，沟水东西，文君之于长卿，何至是乎。”此说是也。《文心雕龙》、《诗品》论汉诗，皆不及卓文君，亦可补充此说。又《宋书》中《白头吟》文字与此有出入，是晋乐所奏曲，非原诗。则原诗或东汉之作。

《梁甫吟》在《古文苑》作《古梁父吟》，不录作者名，《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称诸葛亮“好为《梁甫吟》”，故《艺文类聚》等书题诸葛亮作，而逯氏据李勉《琴说》及蔡邕《琴颂》认为《梁甫吟》不始于孔明，此诗之辞亦与孔明无关。不过，我们认为《梁甫吟》虽不始于诸葛，但此诗或为孔明所作，《三国志》称“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只是一般而言。管仲、晏子同为春秋时齐国贤臣，司马迁作《史记》，以管晏合传，诸葛此诗正是自比于晏子也。《古八变歌》逯氏以为可疑。《箜篌谣》、《视刀环歌》二诗时代也难确定。

《陌上桑》、《孔雀东南飞》一类故事诗的成诗都比较晚，大体在东汉中后期。它们应该是都市经济的产物。东汉的都市经济比西汉时更加发达，王符《潜夫论・浮侈》中叙说当时情况曰：“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勇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在这种情况下，商业性的娱乐场所一定很多，古诗中就有“昔为倡家女

”的话。汉乐府五言诗有许多可能是倡家女的歌辞，这些作品的故事性较强，其中包含一些引人入胜的情节，如《陌上桑》中秦罗敷外出采桑，被使君看到，使君欲与共载，遭到罗敷拒绝，全诗充满喜剧色彩。《玉台新咏》所收《孔雀东南飞》前面有一段说明文字，一般看作诗序，其实是收录者据传说所加，为了说明背景。据这段文字说，该诗产生在建安末。但《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贞《索隐》及张守节《正义》都引了三国时韦昭的一段话：“古者名男子为丈夫，尊妇妪为大人。故《汉书・宣元六王传》王遇大人益解，为大人乞骸。按大人宪王外祖母。故古诗曰：‘三日断五疋，大人故言迟。’是也。”刘跃进说：“建安二十五年，如果建安二十余年可称建安末的话，其时韦昭已经十余岁，这个时期产生的诗，无论如何难以称得上是‘古诗’。因此徐陵编《玉台新咏》所收之序说的汉末建安中云云就很值得引起怀疑。我们从韦昭的话来推断，这首诗至少产生在三国前百年上下，否则，韦昭是不会称之为‘古诗’的。从建安上推百年，正是班固生活的时代，因为班固卒于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注：刘跃进《有关〈文选〉“苏李诗”若干问题的考察》，载于《文学遗产》第2期。）这首诗写刘兰芝、焦仲卿的婚姻悲剧，刘焦二人本是恩爱夫妻，刘兰芝因不堪焦母驱使，被赶还家。临行前，夫妻二人商议永不分离。刘兰芝到家，被兄长所逼，答应改嫁府君，但在新婚之夜投水自尽，焦仲卿亦因此自缢。这样写大概是从吸引听众考虑的，《孔雀东南飞》末尾有“多谢后世人，诫之慎勿忘”的话也是唱给听众听的，其中焦仲卿对刘兰芝说“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用《诗经・邶风・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的诗意，则作者的文化修养于此可见一斑。汉民歌中另有一篇《古艳歌》，其诗曰：

孔雀东飞，苦无寒衣。

为君作妻，心中恻悲。

夜夜织作，不得下机。

三日载疋，尚言吾迟。

故事简单，语言质朴，当是《孔雀东南飞》的民间状态。还有一篇《羽林郎》，故事内容和《陌上桑》相近，作者辛延年，正史没有记载，但明易山人编《记事珠》说，辛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姊妹皆故倡也。（注：见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乐府诗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4月出版）《关于乐府诗“羽林郎”的讨论》中静渊的意见。）辛延年既是倡，那么，《羽林郎》诗就是他演唱出来的歌词了。乐府五言诗出于民间，但它们大多不属于普通人民的非自觉歌唱，而有较明确的商业目的。这些作品的作者很可能是一些下层知识分子，像宋代的柳永、元代的关汉卿一样，他们没有地位，断绝了入仕的念头，只能靠卖文为生，但他们有才华，给诗歌史上贡献了众多不朽之作，这一类作品把五言诗的叙事功能发挥到了极限，而且产生出长篇五言诗，《孔雀东南飞》把叙事性抒情五言诗推向顶峰，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把这类作品归入东汉文人乐府中，是有道理的。

逯书又有五言杂歌谣辞八首，这些作品多数见于史书，他们的时代最为肯定。这样古诗、乐府诗加杂歌谣辞，包括残句得作为东汉无名氏诗大约九十篇左右。逯书“鬼神”类中收《搜神记》中《崔少府女赠卢充诗》，为小说家言，不可信，故不取。

如果说，因为古诗产生得较早，很难在辞赋一统天下的环境中争得一席地位，那么，随着王朝的逐渐衰微和人们文学观念的转变，五言诗便开始受到社会重视。东汉最早署名的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羽林郎》一诗的作者辛延年、《董娇娆》一诗的作者宋子侯可能时代与之相近。接着是张衡的《同声歌》，然此前已有李陵之作起于明帝之时，显示了五言诗的成熟。桓帝以后，五言诗人开始增多，有郦炎（今存《见志诗》二首）、侯瑾（今存五言歌和《见志诗》的残句）、秦嘉（今存《赠妇诗》三首）、赵壹（今存《秦客诗》、《鲁生歌》）、蔡邕（今存《饮马长城窟行》、《翠鸟诗》）、蔡琰等人。这些作品或抒情或叙事，前者源于古诗，后者则和乐府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曹操、孔融都有五言诗创作，特别是曹操，今存五言诗九首，《蒿里行》、《苦寒行》等以乐府旧题表现作者的情感，反映了当代广泛的社会内容。建安时代的五言诗就在此基础上把抒情与叙事两种形式融为一体。

二

七言体诗滥觞于西汉，刘熙载《艺概・诗概》曰：“七言讲音节者，出于汉‘效祀’诸乐府；罗事实者，出于柏梁体。”《东方朔别传》载，“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是柏梁体为武帝与群臣共作而成的，后人有疑其伪者，实不可从。（注：宋敏求《长安志》卷三“柏梁台”条文。逯钦立考证为《东方朔别传》佚文。见逯钦立《汉诗别录》。）今读该文，群臣各言其事，并无统一的主题，和以后的七言诗还是有较大距离的。西汉时七言韵语还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是便于记诵的字书。我们认为这些文字都是七言诗的雏形，是一种民间俗文体。前后《汉书》有关七言的记载，东方朔、杜笃、崔琦、崔瑗、崔实等并有作品，然而完整的作品没有保留下来，晋傅玄《拟张衡〈四愁诗〉》序称：“张平子作《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七言是一种篇幅短小，语言浅俗的文体，和《凡将》、《急就》的性质相当。至于说《四愁诗》为七言类只是傅玄对《四愁诗》的看法，并不是说它本身就是七言。七言在当时也是和诗有区别的，如《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载：“诏告中傅封上苍自建元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又《张衡传》载：“所著诗、赋、铭、七言……凡三十二篇。”都在诗外另立七言。同时西汉时期有一批杂言体乐歌，如《效祀歌》，其中含有七言诗句，但因为这些诗句只是整首诗的一部分，还不能算是七言诗。东汉时七言诗有长足发展，杜笃有《京师上巳篇》残句，李龙有《九曲歌》残句。《太平御览》五九八引戴良《失父零丁》共二十一句叙述戴良失父及良父模样，首尾一贯，中多比喻，是一篇完整的七言诗。东汉时的七言诗多数还属于民间制作，逯钦立编录的七言诗大多数是歌谣。另外镜铭、谶言、注文中也有用连续七言句者。（注：余冠英《七言诗起源新论》：“王逸所作《楚辞》注往往用整齐有韵的句子而赘以一个‘也’字，如将‘也’字删去便成韵文。”并举《哀郢》、《怀沙》注为例。见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12月新一版）。）还一些七字评语，一句中第四字和第七字押韵，既可作杂言亦可作七言看。只有很少收入乐府，这是因为政府机关的音乐还较少注意到这种文体。（注：乐府中有杂曲歌词《鸡鸣歌》，《乐府广题》引《晋太康地记》曰：“后汉固始、阳、公安、细阳四县卫士习此曲，于关下歌之。”是先在民间，稍后方入乐府。）张衡《四愁诗》的.意义在于把楚骚的语言及表现方式融入民间形式，使七言诗抒情意味更浓，逐渐文人化，其诗曰：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zhān＠⑦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道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以下还有三章，和第一章大同小异。其中第一句的句中有“兮”，第二句的句中有“倚”两个语气词，有人不同意把它作为七言诗形成的标志。“兮”在《九歌》各首中，每句的句中都有，位置也固定，并无意义（既无词汇意义，也无语法意义）。到《宋书・乐志》中录《楚辞钞》时，即

将大部分“兮”字删去，使原来的六言句（不计“兮”）变为两个三言句。但同时，也将其中的四个带有“兮”的六言句变为七言句，如“云容容兮而在下”变作“云何容容而在下”，“东风飘兮神灵雨”变作“东风飘飘神灵雨”等。这就说明：“兮”虽无意义，但占有一字的音节位置。在《九歌》中一律都带“兮”，并一律在句中，故可以说它是没有任何意义，到《楚辞钞》中虽然将它删去，但其中一部分却变为七言句，说明这种带“兮”字的六言句是由六言向七言转变的台阶。而如果这种句式同七言句结合在一起，“七”占有一字位置的作用明确化，则这首诗应看作是早期阶段的七言诗无疑。《山鬼》等《九歌》中作品――《楚辞钞》――《四愁诗》，可以反映七言诗形成的过程。当然，这并不是说完整的七言诗产生在《四愁诗》之后，或者说七言诗的形成只有这一条途径。但张衡的《四愁诗》是由《楚辞・九歌》体发展形成七言诗的化石。张衡诗的贡献在于他把《九歌》句型和当时的七言句型结合起来了，使七言诗歌化，创造出完整的抒情性极强的七言诗体，“兮”字在这里与以前的《九歌》、楚歌不同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完整并不是完美，张衡诗中用语气词补足音节正是在创造之初不可避免的缺憾，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其在诗体发展中的地位。张衡《思玄赋》后的系诗一首共十二句，倒是完整的七言之作。此外，马融《长笛赋》，王延寿《梦赋》均以七言诗句结尾，皆是句句押韵，或一韵到底，或换韵，对后代曹丕、鲍照等的七言诗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总之，东汉是中国诗体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四言诗、骚体诗逐渐衰退，五言诗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成为主要的抒情工具，取代了四言诗和骚体诗的地位，七言诗中优秀之作虽然不多，但也日趋成熟。这种变化使诗歌从反映生活内容到艺术表现手法都跳出《诗经》、楚骚的窠臼，五言诗和七言诗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成为中国诗歌中的主流诗体。

［收稿日期］-06-16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日加卒

＠②原字艹下加作

＠③原字般下加木

＠④原字艹下加取

＠⑤原字口加昔

＠⑥原字氵加（犯去犭）

＠⑦原字沾的繁体

篇2：简论中国的四大诗体

一、古体诗

“古体”诗作是名家辈出, 佳作如云, 特色和情状如何?略举例示:

诗经采薇之六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行道迟迟, 载渴载饥。我心伤悲, 莫知我哀。

屈原九歌 (十) 国殇

操吴戈兮被犀甲, 车错毂兮短兵接。……身既死兮神以灵, 子魂魄兮为鬼雄。

(汉) 梁鸿《五噫歌》

陟彼北邙兮, 噫!宫阙崔嵬兮, 噫!民之劬劳兮, 噫!辽辽未央兮, 噫!

曹植野田黄雀行二首之一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

这些例子只占这时段作品的千万分子之一, 像《诗经》习惯说法就三百多篇, 这里只举了一例;像楚辞也有上百篇, 也只举了一篇;同样曹植所代表的诗人们的作品成百上千, 也只举了一首, 真叫挂一漏万, 只望这万一之例能基本体现那一时段作品的特色。

这一时段诗作的特色和情状是怎样的呢?从时间说, 从孔夫子到汉魏晋南北朝, 大概有一千多年。从诗的品种说, 是诗经、楚辞、汉魏、六朝五言 (乐府、民歌) , 从诗句说, 是四言、杂言、五言 (大体) ;从韵说, 有押韵、有不押韵的, 押韵的也较自由宽泛。

二、格律体诗

格律体诗是隋唐以来, 创建和兴盛起来的, 沿用唐、宋、元、明、清, 成为世界文学的高峰, 是照耀中国诗坛的黄金时代, 格律诗、词、曲, 内涵包括唐朝兴盛的近体律绝 (五言、七言) , 和宋朝兴盛的词 (长调、小令) , 与元朝兴盛的曲 (包括散曲、套曲、杂剧) , 以及明清以来的沿用唐、宋、元格律的诗、词、曲等。这期间高手更是如林, 佳作如云, 现按时代、品种举例如下:

诗, 如:

虞世南蝉

垂緌饮清露, 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 非是藉秋风。

陈陶陇西行

誓扫匈奴不顾身, 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春闺梦里人。

韦应物寄李儋元锡

去年花里逢君别, 今日花开又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 春愁黯黯独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 邑有流亡愧俸钱。闻道欲来相问讯, 西楼望月几回圆。

词, 如:

李煜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范仲淹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 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 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 将军白发征夫泪。

周邦彦夜飞鹊

河桥送人处, 凉夜何其。斜月远、坠馀辉, 铜盘烛泪已流尽, 霏霏凉露沾衣。相将散离会, 探风前津鼓, 树杪参旗。花骢会意, 纵扬鞭、亦自行迟。……

曲, 如:

赵禹圭折桂令·题金山寺

长江浩浩西来, 水面云山, 山上楼台。山水相辉, 楼台相映, 天地安排。诗句就云山动色, 酒杯倾天地忘怀。醉眼睁开, 遥望蓬莱:一半烟遮, 一半云埋。

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 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 百姓苦!

睢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节选)

……[尾]少我的钱, 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 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 谁肯把你揪卒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作汉高祖!

明、清的格律诗、词、曲:

杨慎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陶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绿, 几度夕阳红。……

龚自珍己亥杂诗一首

文侯端冕听高歌, 少作精严故不磨。诗渐凡庸人可想, 侧身天地我蹉跎。

丘逢甲春愁

春愁难遣强看山, 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下泪, 去年今日割台湾。

这里所选的格律体作品, 也只能算是举了原作的万分之一。又都是“撮要”的, 如“律诗”只举了七律, 排律就没举。宋词也只举了几位名家几个词牌, 变调、别调都没举。

格律诗体的特点是什么?情状怎样?从时间说, 也有上千年 (唐宋元明清) ;从品种说, 是诗 (格律诗) 、词 (长调小令) 、曲 (散曲、套曲、杂剧) ;从诗句说, 绝句是四句、律诗是八句、曲有一定灵活性;从韵说, 都要押韵 (出韵、破韵, 均作违律) ;另增加平仄的要求, 对仗的要求, 合辙、顺口便唱的要求。这些对古体说, 像野马套上了笼头, 只有熟悉这些, 才能纵马驰骋。

在诗的发展史上说, 古诗发展成格律诗是进步, 是诗的美的魅力的发现开拓。也可以说是一大革命!但不可忘记的是:格律诗风靡全社会, 却并未取代古诗, 古体诗仍然活跃在诗人笔下, 从李、杜等到清朝的龚自珍、郑板桥等都是这样。古体、格律并存并辉, 各从其便, 随时取用。

三、新自由体诗

上世纪初, 中国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胡适等精英知识分子先驱, 随即举起了“诗的解放”大旗, 提倡写白话诗, 我手写我口, 撇开抛弃平仄、格律、押韵等, 自由抒写, 全社会全诗坛出现了新自由体诗, “尝试”开了头, “女神”飞舞中国、“春水”流遍大地、“繁星”布满长空, 中国诗苑成了“新自由体”的诗海浩荡至今, 令人眼花缭乱, 耳目一新。现略分时段, 例举品味。

郭沫若夕暮

一群白色的绵羊, /团团睡在天上, /四围苍老的荒山, /好像瘦狮一样。//

昂头望着天/我替羊儿危险, /牧羊的人哟, /你为什么不见?

徐志摩沙扬娜拉一首———赠日本女郎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 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闻一多也许 (葬歌)

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许, 也许你要睡一睡, /那么叫夜鹰不要咳嗽, /蛙不要号, 蝙蝠不要飞, /不许阳光拨你的眼帘, /不许清风刷上你的眉, ……

卞之琳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朱湘当铺

“美”开了一家当铺, /专收人的心, /到期人拏票去赎, /它已经关门。

田间坚壁

狗强盗, /你要问我么/“枪、弹药, /埋在哪儿?”//

来, 我告诉你:/“枪、弹药, /统埋在我的心里!”//

这些诗作的特色和情状, 按以上二“体”的“体例”, 可概括为:从时间说, 跨度上百年;从诗的品种说, 有绝对自由体, 有新格律体 (闻一多等) , 有半自由半格律等等;从诗句说, 则是从一个字可为一句, 到几十个字为一句;从押韵说, 有押韵, 有不押韵, 不讲究韵的占大多数。

这一新自由体的洪流中, 古体诗、格律诗并未消失, 而是或明或隐成小溪山泉和地下潜流。

“文革”后, 这潜流裂变, 像地震海啸、像火山爆发, 几十年来, 遍布全国各省市, 诗词作品数量远远超过新自由体诗 (参阅拙作《中国诗苑的现状和未来》) , 与其分庭抗礼, 这可以说是中华诗苑的奇迹!这一奇迹, 同样孕育着另一“潜流”, 又一“新体” (“中国特色新诗体”) 。

这一时段的与前二时段作品相比, 有显著的几个不同:

一、诗语:前二者都是文言为主, 是古代书面语的提炼。只曲有民间口语, 套曲、杂剧中时有民间口语。而新自由诗, 则以当时白话、口语为主, “我手写我口”, 偶有文言夹杂, 是积习难忘, 或偶然带入。这是一大不同。

二、将视觉引入诗体, 含有闻一多讲的绘画美、建筑美的意思。从上例可以看到“分行排列”, 不仅仅是将诗句分行排列, 而且特别注意对视觉的冲击。如闻一多的《也许》, 很像墓碑;冰心《春水》正像一道细小波纹;冯乃超的《消沉的古伽蓝》更似三幅有声画屏, 声情并茂, 有巧夺天工之妙。陈梦家的《雁子》, 让人如见雁字飞来, 令人“仰首望飞鸿”;纪弦的《6与7》更以“7”字似手杖, 6字似烟斗, 吸人眼球, 引动诗绪, 如此等等, 均非前二者所及。

三、句式、声韵的自由度大大增加, 多以“西化”、“欧化”为范, 一切旧体的“镣铐”均被抛弃, 平仄韵脚不再讲究, 句式自由安排, 卷舒自如, 韵脚可以相近, 乃至可有可无。

四、强化了诗的言志、缘情的本原, 诗的主流意识、社会功能。

大力摒弃“游戏”, “逢迎”, 使诗从“温柔敦厚”的鲜花香草, 变成旗帜、炸弹, 召唤反侵略、铲不平、结同志、开太平。

四、中国特色新诗体

笔者《让新体诗歌飞》 (中国文联2011) 、《中国特色新诗体“刍论”》 (南京大学2013) 有论述, 新体诗从诗语来说, 有两方面, 一是偏重于文言气息的, 格律诗的味儿重一点。二是偏重于白话气息的, 新自由体诗味重一点。其特色和情状依本文体例概略说之。

偏重于文言的诗人诗作:

陈毅莫干山纪游1952年7月

1952年7月, 入莫千山探视病友, 留住十日, 喜其风物之美, 作莫干好七首。

莫干好, 遍地是修篁。夹道万竿成绿海, 风来凤尾罗拜忙。小窗排队长。

莫干好, 夜景最深沉。凭栏默想透山海, 静寂时有草虫鸣。心境平更平。

贺敬之登岱顶赞泰山

几番沉海底, 万古立不移;岱宗自挥毫, 顶天写真诗。

方祖岐 (自度词) 吐心声·献给老同学、老朋友

曾经在一起, 朝朝暮暮, 我们相伴相依。同甘苦, 历险艰, 迎日月, 创新天, 指点江山正当时。是那前痕旧照, 引来多少怀思。试问, 此心有谁知?……

顾浩 (八韵诗) 诗心记南通诗会

狼山欠身, 濠河动情, 恭迎九州名家。才俊云集, 知音星聚, 都持一杯清茶。论道说文, 叙谊抒怀, 满堂笑脸飞霞。心系大众, 歌引和风, 誓无愧、盛世中华!

深喜旧韵, 钟爱新唱, 颂长揭短不偏差。齐展宏图, 共立壮志, 诗国又要放奇葩。岂怕路岖, 何惧日久, 千秋意气付金琶。十载开花, 百年结果, 让四海、万代竞夸!

范光陵 (台湾) 建国六十庆典访安阳, 思两岸分离六十年矣, 为即席作新古诗

殷墟四千岁, 华诞六十年。两岸圣贤出, 何日复旧缘?

偏重于白话的诗人诗作:

齐云半圆

小时候/母亲衣襟下半圆形的乳房/是我的期望/我的食粮//

后来呵/地平线上半圆形的坟墓/外婆就躺在/里面长眠//

而现在/遥看夜空中半圆形的月亮/无情最是这/空间时间//

最后呵/才明白人间一切都是半圆/此生已过半/尝了悲欢

孙则鸣物理学中的情诗

1. 蝴蝶效应

亚马逊流域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 /会掀起密西西比河上的/一场风暴。//

那天你的明眸对着我/轻轻一瞥, /在我的心湖里激起了/漫天狂潮!//

2. 多米诺骨牌

那天你可怜巴巴地/

请求我就此止步吧!/

难道你没有看到/

第一张牌已经倒下?

3. 爱丁顿的鱼网

爱丁顿的鱼网/打捞出的所有海洋生物/统统长于五厘米/皆有鳃……//

我也撒下诗网/打捞起的一堆象形文字/反反复复地写着/三个字……

4. 双筛

茫茫人群里/我筛出了你/你筛出了我/花了一辈子

葛勇有寄

告别/

长江/

你回/

远方//

别时/

泪落/

至今/

潮涨 (《东方诗风》)

细味这些作品 (中国特色新诗体) , 可以看出它们的特色和情状, 其总特点是:不同于古诗、格律诗、自由诗, 是汲其之长, 避其之短的新诗体。从时间说, 和五四时期新自由体同时也有百年;从诗的品种说, 有“解放体”、有“新古体”、有“新古体词”、有“自由曲”、有“自度词”、有“八韵体”等等;从诗句说, 句数不限, 每句字数不限, 一至十字左右。可分行, 可连排。押大致相近的韵 (普通话韵) 。

“中国特色新诗体”这一名称, 虽然是2011年南通诗会上才旗帜鲜明地正式提到世人面前, 相对于古体、格律体、新自由体来说, 正像初生婴儿。但是, 它的基因却来自前三体的“母亲”———《诗经》为代表的中国最早的诗歌, 它的孕育过程也是历史悠久的。正像一个“新物种”, 它的诞生就带着中国诗的基因和吸收的优势, 突显强势。在亿万民众的期待目光中, 揭开面纱, 登上中国诗苑。它的发展又有点像长江黄河一样, 有着不少分支, 或曰“变体” (包括郑板桥对《满江红》的双调和“道情”十首的创作, 和黄遵宪等倡建的“解放体”) , 到了五四时期则有闻一多、徐志摩、冯至倡导的“新格律体”, 以及鲁迅、臧克家等提议的“新解放体”, 如此等等, 可算是一大阶段。2011年以来, 则逐步明朗化为“新古体诗” (以贺敬之、范光陵为代表) 、自度曲 (后改自由曲) (以丁芒为代表) 、自度词 (以方祖歧为代表) , 以及最近贺敬之、丁国成、顾浩倡导的“中国特色新诗体” (具示范性的是顾浩创作集《尧天旋律》100篇“八韵体”诗作) 。

“新自由诗体”改革创新、实践、推导的 (以刘章、吕进、沙白、万龙生为代表) “新解放格律体”, 从“五四”闻一多、冯至算起, 到现在, 时近百年, “体”名众多, 在“新自由体”这个大体总称之下, 就有“新格律体”、“十四行体”、“新月体”、“胡适、徐志摩、谢冰心体” (宽格律体) , “民歌体”、“楼梯体”乃至“文革”后轰动一阵子的“朦胧体”、“现代派体”、“后现代派体”、“后后现代派体”等等。都体现从简到繁, 从繁到简这一规律。

这些众多“体”中, 各有大家, 名作林立, 佳句迭出。有的已成为经典, 为文学史必“引”, 教科书必“採”。如闻一多的《死水》、《一句话》;臧克家的《老马》:;艾青的《在北方》、抗战后期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体;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 贺敬之《雷锋之歌》、《放声歌唱》 (楼梯式) ;何其芳的《生活是多么广阔》 (唯美新格律) ;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闻捷的《吐鲁番情歌》 (两节各四行式) 。这些多已选入大中小学教科书, 文学史, 作为经典。令人深思的是:人们记得的是其诗句内容警辟, 而不是其体式如何?这些诗人煞费苦心创建的体式, 正似紫砂壶工艺大师的创作, 每一壶出, 都为经典, 完全可能成为收藏家、爱好者的珍藏品, 掌上明珠。可是也只是“一壶经典”, 并不能为广泛采用的范式。

文言气息较浓的“诗体”也是这样, 丁芒的自由曲 (自度曲) 、方祖岐的自度词, 都是在诗体格律上作些“改良”, 格律放宽, 由“唱”换“吟”。但仍有许多限制、规矩, 采用其体式创作并不比传统“词”“曲”容易。体式难为广采。

一个“体式”能为民众喜闻乐见、广为采纳, 必须简便易行, 具有前体的优势, 而无前体的繁苛, 才会风行。“八韵体”正是这样, 它规矩不多, 简便易行。“简便易行”是“新体”生存发展的“命根子”, 能“简便易行”, 就会“诗运长久”, 否则, 再好只会“一壶经典”而已。

诗体革新, 诗体变迁是与诗俱来的, 从“诗经”算起, 有上千年, 从当前的“自由体”、“中国特色新诗体”面世算起, 也有上百年。当然“诗体”的优劣得失, 并不以出现时间先后为标准。后来未必居上, 中国特色新诗体名称, 虽是2011年才提出, 但确有“一鸟飞空, 百鸟相从”的局面, 现在已有多部创作 (《贺敬之诗书集》、顾浩《尧天旋律》《胜日乐章》等、丁国成编《新古体诗选》、万龙生编《东方诗风》) 、多部论著 (《让新体诗歌飞》、《中国特色新诗体刍论》、《诗国·南通诗会专辑》) 。刊发创作论文的报刊, 则有《人民日报》、《华夏诗报》、《文学报》、《文艺报》、《诗国》、《诗家》等。

篇3：论晏殊诗体对词体的渗透

【关键词】晏殊；诗词互用；西昆体

作为“北宋倚声家初祖” [1]（P3585），晏殊诗词有多处互用现象。学者已经零星注意到晏殊诗词中的互动现象，陈节在《论晏殊词的“俊”》提到晏殊诗“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与词“当时轻别意中人，山长水远知何处 ”有相似性[2]；吕肖奂的《宋代词人之诗叙论》侧重探讨宋词对宋诗的影响，文中对晏殊诗词互动持谨慎态度，只是指出晏殊没有严格划分诗词界限，并未明确诗词互动的渗透方向 [3]；叶帮义在《试论欧阳修词与诗之关系》中简述“无可奈何”一联诗词互用体现晏词与晏诗甚至整个宋诗相通[4]。三文对诗词互动现象均有所关注，并形成“诗词互通”的认识，但对互动的渗透方向不甚明晰，因而晏殊诗词互动的数量及因果关系仍有可探讨之处。

据《全宋词评注》的注释统计，139首晏词有23处借鉴前人诗句[5]（P241-305），除去重复之处，刘扬忠《晏殊词新释辑评》另添23处[6]（P1-195），共46处。经对读，晏殊自身诗词语句互用有2例，诗词典故互动有多例。晏殊填词高频借鉴前人诗歌，诗体对晏词的渗透不言而喻，至于自身诗词互动的渗透方向也可作进一步论证。

一、“西昆余绪”对词体的渗透

景德二年（1005）九月，西昆体因杨亿等人编纂《册府元龟》之余互相唱和迅速兴起，同年晏殊正式步入仕途①，此后几年正值西昆体最风光得意之时，晏殊又多受西昆领袖称引，晏殊早期诗歌习染昆体诗风在情理之中。祥符二年（1009），西昆体遭真宗反对而迅速衰落，晏殊此时必须对西昆诗风做出纠正，但又不能全部避免，诗留有“西昆余绪”。西昆派师宗李商隐，西昆体习得李商隐诗歌言事深微之特色，这一点在晏殊后来的诗歌创作中仍有相当程度的体现。李商隐无题诗的尾联擅用渺远仙境寄托深微之情，如“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和“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等诗句，晏殊《寄远》（《元献遗文》中又称《无题》）尾联“鱼书欲寄无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得其理，也借助广阔的时空距离言说幽隐的情思，诗境深婉缈远。可见《寄远》言事深微、诗境缈远的特质是出于对李商隐无题诗艺术特色的模仿，属于“西昆余绪”的当行本色。晏词中“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踏鹊枝》）和“当时轻别意中人，山长水阔知何处”（《踏莎行》）等词句，自然是受晏诗《寄远》尾联“鱼书欲寄无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的影响。

二、“富贵气象”对词体的渗透

冯班评“昆体多用富贵语” [7]（卷五，P228），晏殊去除西昆体堆砌富丽辞藻的弊病，提炼出“富贵气象”的艺术特色。《青箱杂记》载：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日：“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公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 ？” [8]（卷五，P46）晏诗中的“富贵气象”言氛围而不言静状，化静态为间歇和缓的无声动态， 晏殊自视甚高的两句诗用杨花飞落、燕入重帘、梨花溶月、柳絮淡风等静谧飘逸的园林景致暗示富贵从容的氛围。按晏殊定义的“富贵气象”特征来看，晏词也颇受诗歌“富贵气象”的影响，如“小阁重帘有燕过，晚花红片落庭莎”（《浣溪沙》），“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鹊踏枝》），“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清平乐》）等都流露出富贵气息。这说明晏殊用诗中“富贵气象”的艺术特色指导词体创作。

三、哲思性对词体的渗透

除“西昆余绪”的诗艺对词有所渗透外，晏殊诗中所寄寓的思想情感同样影响了词作。晏词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一直备受关注，叶嘉莹先生在王国维“三境界”说的基础上称赞晏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一句有哲想性，并总结出晏词“情中有思”的特色。[9]（P102-103）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现存的晏诗对人生境遇也表现出哲思性，只是由于晏殊诗词研究不均未能引起足够重视。晏诗《金柅院》有“一曲情歌满樽酒，人生何处不相逢”，《九日宴集和徐通判》有“秋光屈指尤三七，莫向宾朋绮席疏”，《忆临川旧游》有“浮生莫道今如昨，曷月朋簪急此欢”，《次韵和史馆吕相公九日偶成》尾联有“由来位极防行乐，目断黄垆②酒旗斜”。由时光飞逝、聚少离多引发的劝勉之情构成了晏殊诗歌的主题思想之一。晏殊以“神童”之名被举荐，在真宗朝就频繁写诗，曾屡受真宗嘉奖。真宗朝学士填词尚未成风，晏词集中填于仁宗朝，晏殊诗词创作时间有先后之差，正如陈廷焯所言“不工诗者断不能工词” [10]（卷七，P3936），哲思性也应是由诗体渗入词体。

四、结论

晏殊大量借鉴前人诗句填词，自身诗歌言事深微、善言富贵的诗歌艺术特色及富含哲思的思想特色对词体都有所渗透，晏殊诗词创作时间起点又有先后之分，故晏殊诗词互动是诗体对词体的单向渗透。

注释：

①参见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景德二年乙巳 一00五 十五岁 三月，廷试，赐进士出身，擢秘书省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04页）。

②黄垆，指黄泉。《淮南子·览冥训》：“上际九天，下契黄垆。”高诱注：“上与九天交接，下契至黄垆，黄泉下垆土也。”

参考文献：

[1] 冯煦.蒿庵论词[A].词话丛编[M].唐圭璋，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陈节.论晏殊词的“俊”[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3，（3）.

[3] 吕肖奂.宋代词人之诗叙论[J]. 四川大学学报，2002，（1）.

[4] 叶帮义.试论欧阳修词与诗之关系[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6）.

[5] 全宋词评注[M].周笃文，马兴荣，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6] 刘扬忠.晏殊词新释辑评[M].北京：中国书店，2003.

[7] 方回.瀛奎律髓汇评[M].李庆甲，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6.

[8] 吴处厚.青箱杂记[M].李裕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

[9] 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0]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A].词话丛编[M]. 唐圭璋，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注：

篇4：试论东汉的宫邸学及其历史意义

在汉代所设立的学校以太学最为著名, 而到了东汉除太学还有鸿都门学和宫邸学等特殊学校。“鸿都门学, 是东汉灵帝时期所创立的一所特殊的教育机构, 以重视文辞、书法著称, 被誉为是具有文学和艺术性质的专门学校。”[1]宫邸学与鸿都门学一样, 它亦是不同于太学, 而在东汉时期开设的一种特殊教育学校, 或者说是特殊的教育机构。总的来说, 东汉时期的宫邸学是为教育宗室贵族子弟而专门开设的贵族学校, 有东汉明帝开设的四姓小侯学和东汉安帝时期邓太后开设的宫邸学。这种特殊的教育机构的开设, 丰富了东汉贵族子弟受教育的途径。

1.四姓小侯学。它是指在东汉明帝时期, 汉明帝为专门教育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这四家子弟而设立的贵族学校。汉代的有识之士在早期就主张对宗室与外戚的教育等方面加以限制, 如西汉哀帝时期, 鲍宣所言“:及外亲幼童未通经术者, 皆宜令休就师傅。”[2]3090主张宗室外戚学习经术, 以杜乱源。到东汉初期, 光武帝就为皇太子和宗室诸侯开设过专门的教育“, 诏令定《春秋》章句……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诸侯从 (钟) 兴受章句”[3]2579;又如刘昆“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五十余人”[3]2550。刘昆奉光武帝刘秀之命, 以《施氏易》教授皇太子与诸王小侯, 这些教育宗室外戚的教育措施为后来明帝设立四姓小侯学开了先河。四姓小侯学中所教授的生徒以四姓小侯为主, 何谓四姓小侯?《后汉书·明帝纪》李贤注引袁弘《后汉纪》曰:“……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立学, 号四姓小侯, 置《五经》师。以非列侯, 故曰小侯。《礼记》曰‘:庶方小侯’, 亦其义也。”可见, 四姓小侯乃是对东汉明帝时期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四家诸子弟的特殊称谓。樊氏为光武帝刘秀的母家, 郭氏和阴氏皆为光武帝刘秀的皇后之家, 马氏为明帝马皇后之家。到安帝时期, 临朝施政的邓太后于元初六年 (119) , 又开设邸第, 诏“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人, 又邓氏亲近子孙三十余人”进入邸第学习, 还特意为年幼之人配置师保。这一措施, 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对四姓小侯学的延续和发展。

2.邓太后宫邸学。它是指在东汉安帝时期, 邓太后临朝称制之时在宫廷里所创办的专门学校。邓太后在入宫之后, 据说曹大家即曹纪叔之妻班昭[3]授经书和天文等内容, 在临朝施政之后, 诏征宗族男女五岁以上四十余人, 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 开设邸第, 亲自监试, 聘请儒学大师, 以儒学经典为主要内容进行教授。另外, 选取儒家五十余人校订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 “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 以教授宫人, 左右习诵, 朝夕济济。”[3]242“东观乃为东汉时期洛阳的宫殿之名, 原本为校书的场所, 后来又增添宫廷学校的职能。”[4]东观职能的扩张, 为东汉时期的皇室教育和宫廷教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优势。

二、宫邸学的教学内容

东汉时期所设立的宫邸学包括汉明帝时期所设立的四姓小侯学和汉安帝时期邓太后所设立的宫邸学, 四姓小侯学乃是东汉明帝为教育宗室贵族子弟而进行的创举, 邓太后的宫邸学应该称之为四姓小侯学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具体来看其内容。

1.四姓小侯学。汉高祖以马上得天下, 汉初对待国家统治的态度虽有所转变, 但是并没有真正地全面实施到政策中来。到西汉武帝时期,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受到重视, 儒学地位上升, 不仅在国家政治方面, 教育方面也受其影响颇大, 尤其是皇室宗族子弟的教育。前面提到, 早在西汉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就提倡加强对宗室与外戚的教育, 而且东汉初期的光武帝, 在宗室教育方面的措施也为明帝设立四姓小侯学开了先河。那么具体何因让明帝开始设立四姓小侯学的呢, 史籍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是我们可以从安帝时期, 邓太后临朝设立宫邸学所下的诏书可以知“永平中, 四姓小侯皆令入学, 所以矫俗厉薄, 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书之竹帛, 兼以文德教化子孙, 故能束脩, 不出罗网。诚令儿曹上述祖考休烈, 下念诏书本意, 则足矣。其勉之哉!”文中“故能束脩, 不触罗网”李贤注“:言能自约束修整也。”看来, 东汉时期外戚不仅势力强大而且也染指了到国家政治, 而这些外戚中又多有不法之徒, 为了加强皇帝的中央集权统治, 维护统治秩序, 当时的统治者———汉明帝企图通过儒学教育外戚子弟而能够达到“矫俗厉薄, 反之忠孝”的目的。所以, 四姓小侯学正是汉明帝为了管理教育, 防范外戚乱政的措施之一, 禹平认为“实际上, 四姓小侯学这种学校就是专门为了外戚子弟而设置的学校, 被称为宫邸学。”[5]汉明帝设立的虽为四姓小侯学, 但是就学的人员除四大姓氏的外戚子弟, 还有其他达官贵胄子弟。《后汉书·儒林传》“: (东汉明帝) 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 搜选高能以受其业, 自期门羽林之士, 悉令通《孝经》章句, 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 洋洋乎, 盛于永平矣!”可见, 四姓小侯学虽有其名, 但是入学者并不仅仅限于外戚四姓的子弟, 另外, 功臣子弟, 期门羽林等皇宫宿卫之士亦在其列, 就连匈奴侍子也是其学员。这说明, 四姓小侯学创办伊始实现“忠君”的政治目的是较为浓厚的。围绕“忠君”而展开教育的四姓小侯学其教育内容也是有限制的。《后汉书·儒林传》“悉令同《孝经》”[3]2546《后汉书·张酺传》“: (张) 酺少从祖父 (张) 充受《尚书》, 能传其业。又事太常桓荣, 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数。永平九年 (66) 显宗为四姓小侯开学于南宫, 置《五经》师。酺以《尚书》教授, 数讲于御前。以论难当意, 除为郎。赐车马衣裳, 遂令入授皇太子。”可见, 儒学经典乃是四姓小侯学教授生徒的主要内容。

2.邓太后的宫邸学。宫邸学的发展一直断断续续, 自明帝四姓小侯学之后, 就没有很大的突破。到东汉和帝去世之后, 安帝尚小, 太后邓绥临朝施政。太后于东汉元初六年 (119) “诏征和帝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 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 并为开邸第, 教学经书, 躬自监试。尚幼者, 使置师保, 朝夕入宫, 抚循诏导, 恩爱甚渥。”[2]428邓太后为更好地培育宗室子弟和外戚子弟在宫廷开设邸第, 开设宫邸学, 以经书为主要的教学内容。至于其原因, 我们可以从《后汉书·皇后纪》得到明确的答案, “吾所以引纳群子, 置之学官者, 实以方今承百王之敝, 时俗浅薄, 巧伪滋生, 五经衰缺, 不有化导, 将遂陵迟, 故欲裦崇圣道, 以匡失俗。……今末世贵戚食禄之家, 温衣美饭, 乘坚驱良, 而面牆术学, 不识臧否, 斯故祸败所从来也。”对于宗室、贵戚子弟的饱食终日, 无所建树, 邓太后是早有觉察的, 延平元年 (106) “诏告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曰‘:每览前代外戚贵客, 假借威权, 轻薄謥詷, 至有浊乱奉公, 为人患苦。咎在执法怠懈, 不辄行其罚故也。今车骑将军骘等虽怀敬顺之志, 而宗门广大, 姻戚不少, 宾客奸猾, 多干禁宪。其明加检敕, 勿相容护。’”[3]423所以,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而加强对其教育和管理。同时, 我们可以看到, 邓太后所设立的宫邸学亦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教育内容。通过对四姓小侯学的和邓太后所设立的宫邸学的教学内容的了解, 我们知道, 其所教授的内容皆为儒学经典, 所以, 其教授者也是以儒生为主。张酺就是在四姓小侯学学中执教的典型代表。

三、宫邸学的历史意义

东汉时期, 为了加强对宗室、贵胄和外戚子弟的教育, 从光武帝时期就着手实施, 而到明帝时期才真正地付诸实践, 期间断续执行, 到了安帝时期邓太后又一次地主持宫邸学的实行。自光武帝起到邓太后而止, 东汉的宫邸学虽然规模不大, 人员数量不多, 其影响也是难以与太学这样大规模的教育机构相比, 但是“, 它是专门为皇室和贵族子弟设立的贵族学校, 设置五经师, 由儒学大师讲经授课。”[6]在皇室贵族阶层中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东汉时期,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 尤其是到了后期外戚、宦官轮流干预政治统治, 给政权带来了很多的不稳定因素。而这些宗族子弟, 正如邓太后所说, 外戚宾客, 宗门广大, 假借权威, 扰乱法度, 多干禁宪。而且, 有很多已经染指皇权政治, 所以, 为了维护政治统治, 使其能够“忠君”, 要对这些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的贵戚子弟进行教育, 包括宫人在内, 也要到东观进行受教, 向他们传授儒家大一统的忠君思想。这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 虽然东汉政权不稳定, 外戚多干政, 但是皇权尚在刘氏手中, 并没有完全旁落。尤其是四姓小侯学, 在其中受教的不仅有贵族子弟还有匈奴的侍子, 在对侍子的教育上, 可以说是与匈奴交流的另一种方式, 而这种方式是较为文明和潜移默化的, 从另外的方面来说, 这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稳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东汉时期宫邸学的设置, 不仅丰富了教育机构, 更是丰富了教育的方式, 正是儒家所倡导的“因材施教”的实施方式之一, 为后世的诸朝代的宗室贵族子弟的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教育模式。乃至于现在, 在不同的人群中有不同的教育机构和教育模式与之相匹配, 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和实现教育目的。

参考文献

[1]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D].吉林大学, 2004.

[2]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 2010.

[3]范晔.后汉书[M].中华书局, 2012.

[4]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J].唐都学刊, 2002 (2) .

[5]禹平.汉明帝与东汉的文化发展——兼论汉明帝时期的中外交流[J].南开学报, 2011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