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美国民主潜规则】

【刘仰：美国民主潜规则】（共6篇）

篇1：【刘仰：美国民主潜规则】

【刘仰：美国民主潜规则】

在《中国没有榜样》一书中，有专门的章节讨论“拜民主教”现象，目的是要破除对民主的迷信。“拜民主教”的表现之一是，只要有人说一点批评民主、反思民主的话，立即就被打成“反民主”，立即就被定义为要搞独裁专制。“拜民主教”把民主当成绝对的真理，容不得人们对民主有半点批评，并且由于掌握了判定民主与否的标准，他们在民主问题上，对其他人拥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由于篇幅有限，关于这个话题的有些内容，在书中没有完全展开，这里再补充一点。

在西方国家争霸世界的早期，他们有一个主要的工具，就是国家主权。当时的国家主权，只有西方国家自己拥有，并且神圣不可侵犯，其他国家或民族则没有享有主权的权利，只有做殖民地的义务。在那个时候，西方国家内部，民主也只属于少数有钱人，对于广大的殖民地，根本没有民主一说，只有镇压和奴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在理论上，各个国家的主权都是平等的。为了打破落后国家用主权来保护自己，西方发达国家运用了一些新的理论和工具，来超越主权。比方说人权，比方说民主。我们应该意识到，在殖民地国家不拥有自己主权的时候，西方人基本不向殖民地提出人权、民主的主张。只有在被殖民地国家主权独立后，西方才抬出人权、民主之类的东西，达到干涉别国主权、实现自身利益的目的。这种方式尤其被美国巧妙地运用，在民主问题上，已经形成了美国式民主的“潜规则”。

第一，其他国家的首脑，只要迎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就不一定要求这个国家搞民主。美国支持独裁者的事例太多了，包括被美国干掉的萨达姆，当年也是在美国支持下上台的。在这种状态下，独裁者基本上是在美国的支持下，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而出卖国家利益。时间长了，往往会遭到国内的反对。当独裁者是在支撑不下去了，或者不听美国指挥了，美国便会高举着被它描绘成永远正确的民主大旗，出尔反尔地干掉独裁者，以保持美国永远正确的形象，并在民主的旗号下，重新维护美国的利益。

第二，当其他国家的首脑违背美国的利益，美国会看情况而采取自己的措施。当这个首脑是一个独裁者，美国便正好利用“拜民主教”的迷信，鼓动人们推翻独裁者。在这种情形下，有时候，违背美国利益的首脑并非独裁者，美国也会利用自己对民主的解释权，将对方抹黑成反民主的独裁者，然后再利用新的、投靠美国的利益集团，以真民主的名义，搞一场符合美国利益的民主革命。前苏联解体后，一系列“颜色革命”都是这个路子。

第三，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主不利于美国的利益，美国不会支持它。如果在这个国家的民主问题上实在挑不出毛病，美国就会找其他借口，抹黑或丑化这个国家或政府。例如，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政府，就是一个民主政府，但是，这个民主政府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又不能像“颜色革命”那样，找到“选举舞弊”之类的把柄，于是，美国便把哈马斯定义为恐怖组织。事实上，在巴以双方的冲突中，巴勒斯坦方面的死伤人数更多。而美国不管这些问题，只管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

第四，当一个国家是民主制度时，只要这个国家与美国亲近，例如格鲁吉亚的总统原来

是一个在美国开业的律师，那么，美国也愿意接受民主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好处是，一旦这个民主政府的首脑对美国变心，美国就可以通过操纵改过内部的民主，将其推翻。并且利用民主，选出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政府首脑。在这样的国家，几乎所有民主上台的政府，都不得不服从由美国操纵的民主的民意，为了自己的权利而向美国出卖国家利益的“民主”国家也很多。

美国民主的“潜规则”实际上很简单：只要符合美国利益，是否民主无关紧要；只要不符合美国利益，被美国操纵的民主，就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当然，如果连操纵民主也难以解决，美国就动武。在这样的潜规则下，为了使利用民主来操纵他人变得天经地义，美国不得不把民主打扮成绝对正确的真理。但是，由于美国也会支持符合自己的利益的独裁者，甚至用武力颠覆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民主政府，因此，美国标榜的民主这一绝对真理，也常常自相矛盾。解决这个自相矛盾的办法，就是由美国自行解释谁是民主，谁不是民主。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现象做出简单判断：如果世界上哪个地方被美国或美国“拜民主教”的痴迷者说成是“不民主”、“反民主”，那么，这个地方一定是有美国的巨大利益，并且没有听美国的话；反过来，如果一个地方明明存在着“不民主”、“反民主”，美国却一言不发，那么，这个地方一定与美国的利益配合得很好，或者美国在哪里没什么有价值的利益。

菲律宾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年的独裁者马科斯就是美国支持的，但是，美国在支持马科斯的同时，还留了一手，将菲律宾的民主人士收养在美国。等到菲律宾国内的人民起来反对独裁者马科斯，美国再也罩不住马科斯的时候，美国便放出被它收养的民主人士，回到菲律宾，成为民主领袖。当然，阿基诺夫人本身还不是主要的民主战士，她只是借了自己丈夫的光。可见，将民主绝对地神圣化，作用有多么强大。在“拜民主教”的痴迷下，对于民主的迷信，甚至可以从一个死去的民主战士身上，完全转移到他家属的身上。而事实上，现在的菲律宾怎么样呢？这是一个美国民主潜规则的受害者。

美国人自己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对于这种民主潜规则的把戏很清楚，只有那些被美国煽动的“拜民主教”痴迷者，看不到，或者不愿看到美国的这一民主潜规则。他们或者像痴迷的信徒一样，以传教士的热情，在美国试图实现自己利益的地方，替美国做开路先锋，自己怀抱着殉道者的激情，不知道自己是在被美国利用。他们或者也像美国一样，对民主潜规则了然于胸，像美国一样，打着民主的旗号，一方面干着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情，另一方面以美国利益代理人的身份，自己也获得好处。所以，在《中国没有榜样》一书中，对于“拜民主教”的信徒们，我清晰地告诉他们，美国式的民主，不是中国的榜样。

篇2：【刘仰：美国民主潜规则】

美国大学的招生过程错综复杂、使人困惑。中国，以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简明直接的大学录取考试制度。可美国大学却要求学生提交SAT成绩、托福成绩（TOEFL，非英语母语留学生需要提交）、一份高中成绩单、两封老师推荐信、一份学校导师报告（提交一次，更新两次）、个人申请文章以及课外活动简历。索要了这么多材料，可到了12月或4月的时候，各大学对于学生的录取结果却只是简单地答一句“是”或“否”，无任何解释。

是的，美国包括常青藤大学在内的许多精英学校和私立学校录取过程主观性强、透明度低。除了有限的几所军事院校之外，公立大学的重要事项，诸如经费预算、校长任免、教师聘任、学制和学科设置等基本上都是校董会和各院系的职权，政府的作用只体现在通过立法规定办学宗旨和参与校董提名。而私立大学就是一家地道的私营公司。

然而，美国招生腐败问题却并不常见，更未上升为一种公众忧虑或社会问题。其中原因何在？

“在申请入学时，两位以上的审核者会认真阅读成百上千封申请书，在决定录取时，先讨论，再投票表决。”这是哈佛大学的招生录取流程，也是全美大学招生录取工作的缩影，很难说这样的流程不存在风险和隐患。事实上，伊利诺伊州大学在新生录取方面跑关系，走后门，让不合格学生进入伊州大学香槟城分校就读的丑闻，就是利用了“录取过程保密”之便。

真正重要的是，招生腐败的“收益风险比”太差了。与中国大学“给公家打工”不同，美国大学更像是“大包干”。职业经理人心态是“捞一票就走”，创业者心态是“收他的钱值不值”。要知道，伊州大学丑闻出来后，该校总校长和分校长以及九名校董接连主动或被动辞职，当地的数位政客也被卷入此事，政治生命岌岌可危。

何况，照顾录取无非为两事：“钱”、“情”，美国大学有光明正大的方法满足这两个需求，不必“走后门”。在常青藤大学中，每年有40%左右的学生属于“Special Cases”，即受到了“特殊照顾”。另一种说法是，分数垫底的25%左右的学生是学校招生的“特殊利益”名额。

除了音体美特长生、有色人种等“特招生源”外，“Special Cases”最重要的两类对象为“大捐助者”和校友。

美国顶尖大学学生群体仍非常富裕。在密歇根大学，2003年来自年收入高于20万美元家庭的新生，多于那些来自收入低于中位数家庭的新生。在一些私立院校，这方面的数据甚至更加极端。“如果你能给哈佛大学捐款至少100万美元，你就能获得哈佛学校资源委员会（COUR）会员资格。”哈佛的本科录取率不到一成，超过一半的SAT满分者的入学申请会被哈佛拒绝，但据推算，424位COUR会员的子弟，有至少336人被哈佛录取。

几乎所有美国一流大学的资金筹措办公室都列有一张“发展项目”名单，将那些仰仗父母为学校捐赠或有可能捐赠巨款的学生排在录取名单的前面。申请者的高中成绩垫底，或者SAT成绩比那些被拒收的申请者要低上300-400分？这些都没关系，足够多的金钱可以为他们翻盘。一位新泽西地产商，曾经向哈佛支付250万美元，以确保他不争气的孩子拿到录取通知书。如杜克大学甚至一度要求招生人员专门追寻富家子弟，这不仅仅是出于对学校短期

捐款数额的考虑，更主要的是担心如果招收太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将来的校友群体会日渐贫穷，从而使捐赠减少，学校财政滑坡。

对于校友（尤其是精英校友），同样不能得罪。在哈佛的录取政策中，“如果父母亲是该校的毕业生，则入学机会可能就增加多了。换句话说，学校当局会因此而作特别的考虑。”一项针对30所知名大学入学申请的最新研究发现，向父母亲的母校申请入学的申请者，获得入选的平均几率，是与该校毫无渊源申请者的七倍。

以罗斯福家族为例，两个罗斯福总统都毕业于哈佛大学。打破纪录连任四届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生了四个儿子，三个去了哈佛。西奥多·罗斯福一房更不简单，维持了至少五代哈佛校友的家族传统。布什父子总统都毕业于耶鲁大学，从“老太爷”布什参议员，到小布什总统的女儿，布什家族延续了至少四代的耶鲁校友。前副总统戈尔夫妇，四个子女全都是哈佛大学毕业；按照低于十分之一的哈佛大学平均录取率计算，这该是“万年一遇”的现象。而肯尼迪家族中那些高中毕业都有问题的孩子，绝大部分都上了哈佛。即便是学习最烂的约瑟夫，也去了哈佛隔壁的麻省理工。

篇3：美国公司上市潜规则

如果查阅国内刊物，我们可以了解到，截止到2013年10月，纽交所、纳斯达克交易所分别有2356家和2616家上市公司，合计为4972家。然而这个数据并不详实，是仅指纽交所本身，还是纽交所所在的泛欧集团呢？是否包含集团旗下的美国股票交易所，也不得而知。数据来源含糊，可参考价值也比较低。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通过纽交所、纳斯达克的官网和年报进行查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官网还是年报，通常都喜欢忽悠本所有多少只上市证劵。众所周知，上市证劵和上市公司是有区别的。同一家上市公司，可能会有数只上市证劵，包括普通股、优先股、可转债，其中优先股又有累计、可赎回等货色。还有一些场外因素，比如美国场外交易集团始终喜欢拿“一万只证券报价交易”摇旗呐喊。纳斯达克官网还为小散户提供了Stock Screener股票查询系统，但Stock Screener主要是用于查询最新数据，对于最权威的历史数据，还是要通过世界交易所联合会。

在世界交易所联合会的官网上进行注册、点击、下载就可以获得全球主要交易所的历年数据。根据这一数据显示，美国上市公司近年数量一直在五千家上下起伏。美国证监会主席玛丽·乔白也在2013年10月召开的证券交易联盟第80届市场结构大会上发言称，“美国上市公司数量大约4900家，从1997年的8000多家的峰值滑落至此。” 玛丽·乔白提到的数据，也与世界交易所联合会的相吻合。

五千家有多少干货？

那么，这五千家上市公司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有多少家是真正的“美国本土的、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的上市公司”呢？我们可以利用Stock Screener系统来进行一个分析。

首先要剥离加拿大公司及其他外国公司的ADRs，其占比超过10%，这个比例十分保守，实际情况只多不少。第二层外围上市公司是金融板块，银行、保险、证券、小贷公司等，为数不少。最后还要挤掉一些水分，就是那些微市值公司所占比例高达30%。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国本土公司，可见外国公司的进入门槛还是相对苛刻。2500万美元市值折合不到1.6亿元人民币，而目前A股市场中，最小市值公司万福生科也达到了7.5亿元人民币，这个对比着实耐人寻味。

经过层层剥离，可以看到美国本土的、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的上市公司，在扣除外国公司、金融公司、微型公司之间的重复之后，目前为3000家左右。纽交所、美交所和纳斯达克的确称得上是“上市公司精品店”。

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发展？

目前美国有16家有牌照的股票交易所，而这一数据在历史上曾经更多，但是上市公司基本被上面提到的三个交易所垄断。目前，美交所已经被纽交所所在的泛欧集团收购，在保留独立牌照的前提下，与纳斯达克进行低层次的竞争。而在美国官、商、学各界，但凡是提到股票交易所，也毫无例外是指上述三家。其它的交易所主要是未上市交易，或者衍生品交易等。

到这里，似乎可以得出一个不言而喻的结论——美国“上市公司目前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甚至可以说，美国也存在“两多两难”的困境，即企业多、投资者多、融资难、投资难。

美国的企业多如牛毛，达到了2700万家左右，这一数据来自美国联邦统计局网站。去掉其中占比四分之三的“个体户”（没有雇员、不对他人支付报酬的企业），雇主企业约600万家。

美国上市公司不到全美企业万分之二的比例，年收入竟占到全美雇主企业的半壁江山。如果以全美年收入1亿美元以上的2万家雇主企业为基数，此收入范围内的上市公司年收入的合计占比高达四分之三。也就是说，美国上市公司数量精简，但质量精华，基本上把全美经济的干货、硬货包进了纽交所、美国股票交易所、纳斯达克这三个店里面。

现在，正值中国资本市场超常规发展期，依美国的情况，难道三四千家就够了？这里还没有提到经济体量的差距。不过不用担心国人大干快上、搞数量扩容和重复建设的能力，从数量上超英赶美，指日可待。

奥秘在于流动

美国三家店的三四千家上市公司是存量概念，而流量的新陈代谢，才是永葆新鲜的秘诀。例如2000年的纳斯达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上市了605家公司。其中IPO为397家，其他公司来自场外市场升级转板、纽交所或美国股票交易所转板、ETF及其他产品上市等。当年高科技泡沫破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退市了770家公司。2001年再度遭到“9·11事件”打击，上市仅有145家公司，其中IPO为63家，但退市的公司高达650家。其他大部分年份，也是退市多于上市，在2007～2009年的房市、股市泡沫及接下来的金融危机期间，大进大出的一幕再次上演。

由此可见，对经济来说，上市公司在精不在多，流动才是市场的生命线。流动起来，投行及其他中介才有活干，交易所才能开张运营，投资者才能满意了再来购买，做空基金、集团诉讼律师也能分一杯羹。

“潜规则”维持市场魅力

2014年端午节前，京东商城一声锣响，把国内发行上市体制的新仇旧怨，再次架在火上烤。《人民日报》5月29日文章称，“在这些企业舍近求远扎堆赴美、赴港上市的背后，是A股相对严苛的上市门槛将互联网公司拒之门外的尴尬现状”。

诚然，吸引优质企业回归，扭转流失势头，确是当务之急。同时，我们必须认清的一个现实是，美国资本市场并非因低门槛而具有吸引力。事实上，如果美国资本市场上市与维持上市的门槛低，就不止上面提到的上市公司总数。其中本土、实业型公司在三千家左右徘徊，而不是三五万家。

显而易见，门槛低不是吸引优质企业的亮点。甚至正好相反，“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正因为纳斯达克、纽交所保持了“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品牌声誉，到那里上市并维持上市地位，相当于获得了财务、公司治理与持续盈利能力的质量“背书”，由此博得投资者认可的“三高”——高市盈率、高发行价、高募集资金量，才是优秀企业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

如何维持市场的魅力和竞争力呢？秘诀在于事前、事中、事后的一套“潜规则”：投资银行的“挑剔”，注册会计师的“谨慎”，证监会的“打破砂锅问到底”，交易所退市的“大进大出”，做空机制、集团诉讼律师“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以及监管执法及司法救济的亡羊补牢、漏鱼修网。这些利益主体在每天逐利的过程中，由“看不见的手”指挥着，促进了市场共同的福利。

作为插曲，2002年在安然会计丑闻后出台的萨班斯法案，对发行上市施行严刑峻法。不少人曾惊呼这将使美国资本市场失去全球吸引力和竞争力。结果正好相反，国际企业赴美上市热潮不减。再如2011年“中概股危机”，市场做空、民事诉讼、紧急停牌、审核收紧、强制退市，对中国问题公司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以“莫须有”造成冤假错案。但丝毫没有阻却国内公司赴美上市热情。待危机一过，纷纷向纽交所、纳斯达克投怀送抱。

“中式门槛”不敌“美式潜规则”

天下熙攘，利来利往，诸企业出海，是为趋利避害。所谓利，纳斯达克、纽交所从上世纪末高科技泡沫以来捷足先登，占领了优秀互联网集群的估值和流动性高地。竞争优势的护城河，坚韧宽阔，香港、德国等资本市场欲效仿而不能。中国互联网创业家与外资VC、PE鱼水交融，纳斯达克、纽交所亦成为首选变现之地。

所谓害，目前国内尚有三大隐性门槛：

一是政策上阴晴多变。改革阵痛期、摸索期、试错期不能过长。否则“交通规则”闪烁多变，左闪灯向右拐，造成预期错乱。

二是法律上含含糊糊。“新浪模式”之滥觞，本用以规避互联网、教育、传媒等行业外资准入问题，十几年来，仍在“默认合法”的不确定性中运行，管理层的缄默，跨部门合作的乏力，司法和仲裁的无所适从，市场主体的一厢情愿，商业信用的脆弱不堪，让VIE架构企业前车不鉴，迷途难返。

三是技术性的磕磕绊绊。国内的法规，缺少为不同行业的企业量体裁衣的配套规则，例如企业高管上市前低价入股的会计处理和税收问题，让高科技企业陷入会计亏损的泥沼，让企业高管未致富先缴税，而国外通行的股权激励之股票期权模式，却因发行上市对股权明晰性的要求，无法运用。更不用说同业竞争问题能否网开一面、报告期并购重组比例能否高看一等、募集资金项目和金额能否放手不管。种种疑惑待解，措施将行，不能再让创新创业企业徘徊在申报大门之外。这些工作细致艰苦，没有响亮的改革口号，但的确是为企业扎扎实实地办实事、办好事。

[编辑 梁 爽]

篇4：在美国看医生的潜规则

在美国，这一类的潜规则几乎闻所未闻。红包是绝对不需要的，“打砸”是一定会坐牢的。

在美国看医生，也有些“潜规则”

规则之一，你得要有自己的家庭医生。在美国，有医保的人，都必须选择家庭医生，叫做family doctor，或family physiman。这个家庭医生负责你和家人的所有的医疗健康问题。我刚到美国时，大学附近有个家庭医生诊所，小册子介绍，耳鼻喉眼心脏病，泌尿妇科关节炎，样样都看。心想，美国人真敢吹，好比中国电线杆上的“老中医”“包医百病”。后来才知道，家庭医生确实什么都懂。美国医生大体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专科医生（specialist），专门医治某种器官或疾病（specialize in treating one particular organ or disease）；另一类就是全科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受过专门的训练来照料你的全部健康问题（uniquely trained t0 care for you as a whole person）。家庭医生属于全科医生。

美国家庭医生都是个体户，独立开诊所。在美国看病，规定必须先去看自己的家庭医生。不管是头疼脑热，腰酸背痛，还是失眠厌食，等等，都先得去家庭医生那儿。家庭医生治疗各种年龄的男女的每个器官、任何疾病问题。（They treat each organ，every disease，all ages and both genders.）一般的问题，家庭医生那儿都可以解决。

听上去，好像是中国“赤脚医生”或是卫生站医生。但是，美国的家庭医生必须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经过3年的家庭医学的住院医师实习期（residency），通过多种严酷的考试，才能行医。水平足以担任国内高官或土豪的私人保健医生。家庭医生完全能够解决各种普通的医疗保健问题。家庭医生认为有必要的话，会将你转到医院去看专科。如果你“自说自话”径直跑到医院或者专科医生诊所，是会吃闭门羹的。

此外，即使患者很清楚自己该看什么专科医生，也必须通过家庭医生转送。否则，医保公司会拒绝付费。

规则之二，每次看医生都得预约。在美国政府部门或正规公司工作的人都知道，上班不能打电话谈私事。但是，跟医生预约是例外。天经地义。我的学生上课请假，说，“我明天早上9点半有个医生预约”（I have a doctor's appointment tomorrow morning at 9：30）。精确到分钟。美国家庭医生每天大约只看十多个患者。所以你必须预约，而且不可迟到。通常提前十来分钟，因为还要填些表格什么的。预约的好处是，确保医生能够有充裕的时间，为你仔细认真地看病，和蔼可亲，犹如亲友。不然的话，患者排长队，医生心烦躁，可能会一两分钟就打发你走，“下一个！”。预约限定了医生每天看病的数量，所以医院不可能像菜市场那样“比肩接踵”。预约好比预订出租车，有保障，有座位。乘公交车不预约，你可能挤不上，或者挤一身臭汗。服务质量绝对不同。预约的坏处是，得等，三五天、一两个星期都是正常的。如果是普通感冒，一个星期都能自愈了。所以，感到哪儿不对劲，一定要及早预约看病。假如半夜高烧，胳膊摔断，心肌梗塞，等等，当然不需要预约，可直接由亲友送医院急诊室，或者打911电话。

规则之三，先看病，后付钱。当然，看病的时候，医院已经登记了你的一些重要信息：姓名、住址、医保公司名称、社会保障号码等。先给你看病，而后寄账单给你。住院和急症，都是如此。特别是在急诊情况下，绝对是先急救。美国联邦法律EMTALA规定：不论是哪国国籍、是否合法居留、有无能力付钱（regardless of citizenship，legal status，or ability to pay），都必须先诊断、救治。大约三四个星期后，开始陆续收到账单。说“陆续”，是因为账单不止一张。看病的医生自然有账单。化验、x光、CT，只要检查了，也都有账单，没有直接给你看病的医生也会给你账单，比如读片的医生。还有“房租”一使用病房或急症室的费用。此外，在医院吃饭，也要算账。加起来，数千甚至数万，是很正常的。有医保的，保险公司会支付大头，自己付小头。福利好的公司，连小头都帮你付了。没有保险的，就得自己掏腰包了。会不会很惨？通常不会，因为还有第四条“潜规则”。

规则之四，医疗账单可以减免。途径之一，地方政府。美国联邦政府有个提供便民服务的“解答美国”（answers.usa）的官方网站。从中很容易找到“医疗账单帮助”（Help with Medical Bills）内容，列有许多机构的介绍和链接。如：各州都有“医疗援助”办公室（State Medicaid Office）。“医疗援助”是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用以帮助付不起医疗费用的人们支付部分或全部的医疗账单。（Medicaid is health insurance that helps people who cannot afford medical care pay for some Or aU Of their medical bills，）各州还有专门的儿童医疗保险项目（State 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s），给儿童医疗保险，直至19岁。

途径之二，慈善机构（charitable organizations）。美国人好施乐捐。慈善机构既救急也救穷。他们愿意助人为乐，给无力支付医疗账单的人施以援手。

当然，走上述两条途径，要有一定的资格，那就是低收入，而且银行没有什么存款，比如只有2千美元。

篇5：【刘仰：美国民主潜规则】

中国已经成为朗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中国区业务收入占该公司2003财政年度总收入的11%，在全球电信业一片低潮之中，一枝独秀的中国市场对于深陷持续亏损泥淖的朗讯其意义不言而喻。朗讯声称“此次事件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同时表示“目前还无法确认该事件是否会给公司的中国区业务带来冲击”，显然，此次朗讯自曝家丑也等于将中国客户牵进贿赂丑闻，公司今后的中国区业务实在不容乐观。

朗讯此举究竟出于何种动机？难道是主动帮助中国反腐败？似乎还看不出朗讯有此政治觉悟，毕竟不能要求商业机构同时也是活雷锋。难道是为了长期发展而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朗讯当然清楚信誉和形象的价值，也明白为操作行贿而账外设账、非法支付很容易导致企业内部管理失控，然而当下公司面临的却是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相信朗讯一定对凯恩斯的名言深有同感，“就长期而言，我们已经死了。”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断是，朗讯遇到了麻烦，而且问题严重到无法在公司内部加以解决，只好丢车保帅、争取主动。

根据《反海外腐败法》，违法企业将被课以最高达200万美元的罚款，相关人员也将面临最高达10万美元的罚金及最长达5年的刑期，此外，这些企业与个人还可能面临民事处罚，损失数千万美元乃至更大数目也属寻常。朗讯此次主动查处中国区的问题，表达与监管部门合作的诚意，应是一种坦白从宽、寻求和解的策略。

被朗讯抛出的四名主管人员当然有理由埋怨公司冷酷伪善、卸磨杀驴：在潜规则密布的新兴市场行走，岂有不湿鞋之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业绩压力当头，只能入乡随俗，甘冒触犯母国及东道国法律的双重风险，承受职业操守和道德良知的灵魂拷问。孰料攻城掠地、捷报频传之际，竟骤然落得如此结局！然而朗讯此举虽不合情理，却是完全合法的，四人要怪也只能怪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

美国为何制定这样一部法律？难道是担心美国公司在海外势头太猛而冲击了当地民族产业、压制了他国竞争对手？也许美国不乏道德理想与国际形象的考虑，然而根本目的还在于维系企业和公民对于自由市场制度的信念，保持企业的竞争压力和创新动力，何况全球化时代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海外腐败行为损害的不仅仅是当地企业和居民以及他国竞争对手，往往也损害了美国企业与美国公民。即如朗讯“贿赂门”事件，朗讯用不正当竞争手段夺走的不止是中国的中兴、华为、瑞典的爱立信、芬兰的诺基亚、法国的阿尔卡特的市场份额，同时也有美国的摩托罗拉的市场份额；中国政府官员与电信运营商没有以合理价格采购朗讯设备固然使中国纳税人和消费者蒙受损失，同时也使美国股民蒙受损失，毕竟中国主要电信运营商如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都在美国上市。

当然美国也很清楚，如果只有美国执行《反海外腐败法》而他国并无同类法规，那么必须保持清白的美国企业将面临不必保持清白的他国企业的不平等竞争，何况在新兴市场这样的富饶而泥泞之地，保持清白就意味着主动退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才是有生命力的规则，在美国积极推动之下，欧盟以及经合组织成员国已经完成相应立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将“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定义为犯罪行为，并规定了详细的管辖、司法合作、引渡等具体条款。

篇6：“潜规则”也是规则

“政府部门应当为市场和企业提供一套公平对等的规则以及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而不是让领导意志或者利益纠结随意凌驾于规则之上。”

几年前，格力电器遭遇政府采购“废标门”事件，总裁董明珠发表了上述被时任广东省人大代表、省委书记汪洋形容为“义愤填膺”的言论。

作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手段，政府采购越来越被社会各界重视，其存在的一些痼疾更是屡遭诟病。细数下来2003年开始实施的《政府采购法》截止现今已经十年有余，但是在现实中，某些地方政府和竞标企业利用一些法律盲区屡屡操纵招标采购，铺就采购灰色地带的报道仍然频频见诸报章。出现了诸多的民营企业受打压、奢华采购、专家库管理不善、评标专家裁量随意性大、采购方内定中标方、竞标方围标串标等现象。

本期记者采访了一些企业家，倾听他们站在企业的立场上如何看待当前的政府采购。

走形式？

2011年进入政府采购市场的某电梯企业，其业务主要布局东北和华北地区。谈到政府采购的规则运作，该企业总经理张先生（化名）直言不讳地说：“据我的了解，我们这个行业是没有公平竞争的空间的，哪怕就是暗箱操作也是要遵守一定规则的。其实政府采购的入围尺度很宽松，但是有资格竞标政府采购的项目不代表就能万无一失中标，因为政府对于企业的整体评估很重要。”他认为，政府采购的项目是合理中标的最低价，因此各参与竞标企业把价格都压得非常低了。加之现在的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市场日渐公开化，价格也更透明，加之各生产企业间都没有技术上的壁垒。“鉴于和政府合作利润空间非常有限，我们企业只能遵循一些规则，纵然是潜规则也是规则，不然企业该如何生存？”

“现在的政府采购都是走形式，通过围标、串标等各种非常手段竞得项目可谓是行业里的公开秘密。可以这样说几乎没有一个项目是真正地按着招投标的规则中标的，就我的了解，这个行业95%—96%都是玩得暗箱操作。我们正规操作参与竞标的项目很多时候都中不了标，能中标的话就是以极低的价格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我认为这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政府部门的权力的过度集中。”桑普太阳能总经理马迎昌对记者如是说。

黎明文仪家具企业可谓是政府部门的老客户了，从政府采购法实施之后，该企业就进入到了政府采购的市场。几年做下来，企业一直是排名数一数二的国管局和中直机关的定点供应商。据记者采访得知，总经理肖敏与上述两位老总的看法不一样，家具行业是一个很早就开始市场化的行业，政府采购也相对比较节省，很少有“潜规则”发生。“政府对于家具的预算控制得一直比较节省，政府的采购量都不大，很少出现奢华采购的现象。对于我们企业来讲，没有必要为了多拿下政府的100万、200万的订单而去花费那么多力气去采取围标、串标等非常手段。”

与政府沟通

在肖敏看来，政府部门不失为是好打交道的客户，因为政府部门对产品的要求比较同质化，用肖敏的话来讲今年的产品就是去年的产品的重复生产，明年又是今年的再重复。“政府订单的特点是采购量稳定、对产品的要求前后连贯。无论是产品的型号、性能还是产品的设计风格都有一定的连续性。所以项目执行起来不会花费太多周折。倒是我们企业自己会给政府做一些引导。比如我们在和外资企业合作的过程中，根据外资企业的要求生产制作的一些产品，在设计上会有很多灵活创新之处，产品的选材也非常重视其重复利用性。经过我们的分析认为这是一种内外都适用的产品，我们就会适时向政府部门进行推广，政府部门也会听取我们的意见并采纳。”

“但是也不乏有些单位自己对于采购的产品有系统性规划，不断求新求变。比如和我们进行长期合作的中国银行，对于采购的家具产品会给我们一个宏观规划，接着会每年要求我们做产品的升级，以达到他们方便客户、考究大气等新的要求。”肖敏说。

张先生介绍称他所从事的电梯行业属于特种设备生产企业，近几年由于电梯事故频发，国家对于电梯的安全特别重视，今年更是出台了特种设备安全条例，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了各生产环节。“对于我们的产品来讲，国家的基本要求是保性能、保安全。比如我们执行的保障房项目，政府部门的要求就是在保障质量安全的前提下，能够做到满足使用就可以了。我们进行的技术更新规划也好、项目整改也罢，都不一定能够适合政府的要求。对于有些保障住房、回迁房项目，往往中标的都不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政府采购的落脚点往往是那些一线品牌中的低端产品，因为这些产品一方面可以满足使用功能，另一方面售后服务有保障。”

利润不高

肖敏介绍称，政府采购额占公司经营的总量近几年呈逐年下降之势，从最初的30%份额下降到今年的15%左右。“这是因为政府的总量增长比较缓慢，而我们企业自身发展较快，因此占公司的经营份额在下降。但是政府采购订单的绝对值是在逐年上升的。”

肖敏介绍称，目前政府在他的家具企业的一年采购额达4000多万元，以国管局的采购量居多。尽管有4000多万的采购额，但是利润率却非常低。“因为政府的采购都非常分散。4000多万元的采购额需要分担在700多个订单上，每个订单的平均采购量只有5万多块钱，扣去生产成本、人力成本、上门服务的交通成本、运输成本等等，所得利润不多。”肖敏说跟政府合作熟了之后，掌握了一些降低成本的技巧。比如很多订单因为频繁合作不用再派人手上门去量尺寸，售后服务人员对于问题产品集中收集集中处理。“所以虽然利润有限，但是还可以接受。”

肖敏认为现在政府收紧预算对于他所在企业的影响亦不是很大，“毕竟是刚需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