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委会专职委员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检委会专职委员制度若干问题研究（精选6篇）

篇1：检委会专职委员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检委会专职委员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摘要]专职检委会委员的职权被进一步明确化，但是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专职委员的任职条件、职权配置、考核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同时，由于专职委员的履职缺乏完备的制度保障，制约着专职委员的职能发挥。具体可从完善准入机制、理顺管理体制、细化制度保障入手来完善专职委员制度。

[关键词]专职委员；职权行使；制度保障

[作者简介]叶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江西南昌330077；彭志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教授，高级检察官，北京100089；张峰，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浙江海盐314300 [中图分类号] DF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2)1005 在各级检察委员会中设立专职委员，是改善检委会组成结构，提升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工作质量和效率的一项重大举措。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改进和加强检察委员会工作的通知》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选拔一些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法律政策水平高、业务熟悉、经验丰富、议事能力强的资深检察官和优秀检察官担任专职委员。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规定：检委会专职委员可以设两名左右的专职委员。但是，前述两个规定对于检委会专职委员的任职条件规定较为简单，仅明确专职检委会委员的任职条件、职责范围。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选任及职责暂行规定》，进一步细化了专职委员的任职条件和履职范围。但是，由于检委会专职委员选任程序及履职保障等制度并不完善，这一制度的贯彻执行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和现象。

一、专职委员制度运行的现状与问题

（一）专职委员配置现状

截至2012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根据上级要求，基本上配备了专职委员。除部分区县未设置专职委员外，绝大多数地市级以上的检察机关均有一至二名专职委员，发达地区专职委员配备则呈现满额配备的局面。纵观全国检察机关专职委员的配备，大体呈现几大特点：资深检察官专委多、学者型专职委员少、专职委员年龄偏大、文化程度稍低、专委职权有名无实多。

（二）专职委员配置面临的矛盾与冲突

专职委员制度实施以来，已经出现了较多的矛盾与困惑。通过笔者对北京市和浙江嘉兴市两级基层检委会的调查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实证调查，笔者发现：2011年北京市两级检察院共有检委会委员252人，从职务上看，检察长和副检察长41人，占16%；一般委员211人，占83%;专职委员29人，相较于其他省市，北京检察机关专职委员数量较多，比重较大。但是，北京检察机关存在较多的专委兼任业务部门负责人的现象，且比例达到了40%。在北京市基层检察院中，多数已经配备了1-3名专职委员，但有多个院的专职委员还兼任业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只有少数专职委员独立分管相关部门或专门工作，大多数专委都是名义上分管，实际上不管。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嘉兴市，截至201 1年，嘉兴市两级检察院共有检委会委员76人，专职委员兼任业务部门负责人的比例达到了71.43%。这种情况在浙江全省也具有普遍性，在浙江省102个检察院中已经有73个院111名专职委员种，其中有56人兼任部门主要负责人，可以说，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如出一辙的现象，即“专职不专”的现象非常突出。应该承认，北京和浙江的基层检察机关专职委员配置呈现的矛盾与冲突，在全国检察机关的专职委员配备上均具有代表性和共性：

首先，专职委员与部门领导兼职的角色冲突。某个基层检察机关配备专职委员时往往是某个年富力强的处室领导被任命兼任专职委员，这样考虑的初衷似乎是让专职委员的业务能力不至于闲置，能得到充分发挥等。可是，一个公诉、侦监处长同时又是专职委员，他（她）如何兼顾不同的角色而不发生冲突呢？一般而言，兼职的检委会专职委员由于担任部门负责人，可能与提请检委会审议的议题存在利害关系，就很难具有超脱性，也不易保证专委议案、议事的中立性。同时由于身为部门负责人，负责本部门的检察业务工作，精力有限，很难深入、全面了解议题的内容。事实上，这种兼职还经常导致在决定一个案件是否提交检委会讨论以及在讨论时的主导性意见都有可能受到这种兼职身份的影响。

其次，专职委员法律地位的冲突。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检委会委员需要经过人大常委会任命，可是，专职委员却并不需要通过人大常委会任命，只需要经过当地组织部门考察并任命，这就产生了一个冲突，即使根据规定，检委会委员应该从检察员和检委会委员中产生，但是，没有通过权力机关人大常委会的任命，就似乎名不正言不顺，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委员都应该向人大负责，接受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专职委员应该向谁负责呢？要不要接受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呢？答案是困惑的。值得指出的是，在某些地区的检察机关，担任专职委员前竟然并不是检委会成员，这就更易产生专职委员法律地位的矛盾与冲突。

再次，专职委员的职权与职责冲突。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选任及职责暂行规定》专职委员的职权等同于本单位副职，其职责主要是协助工作。但是，大多数基层检察机关对专职委员的待遇虽然参照本单位副职，但却并不真正按照副职给予政治、生活待遇。与此同时，专职委员也并不真正享有副检察长相应的职权。其主要表现在：专职委员一般不分管某一部分业务；有的基层院专职委员竟然受研究室和分管副检察长领导；有的专职委员虽然不受分管领导，但基本上无所事事，没有具体的职权与职责；有的专职委员虽然分管检办工作，但仍然要向分管领导汇报，只不过在分管领导和检办之间多了一个走程序或把关的角色；有的专职委员名义上是有权参与、介入重大案件的研究，但并没有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对此予以明确，参与介入案件随意性极大，其重要参谋的角色并未凸显；有的专职委员即使根据检察长的安排，介入重大案件、督导内部检务，由于其职权不明，其参谋意见有时候就呈现可有可无的状态，甚至基本被忽略。专职委员的现状是，谈不上有职有权，更谈不上合适履责。

二、专职委员职权与职责冲突的原因探究

（一）行政化色彩突出导致专职委员选任不规范

根据中央和高检院文件规定要求，专职委员的人选应当为法学功底深厚、业务经验丰富、议事能力强的检委会委员或资深检察官。但是，在工作实践中，由于没有统一的选任程序和标准，各级院对专职委员的角色设定差异较大。其结果是，多数专职委员多为因人而设，作为一种政治待遇，将资历和职务作为考虑的重点，因此，导致了有些检察院将年龄偏大的部门负责人或者即将退居二线的院领导安排为专职委员，照顾性、养老性安排的考虑在专职委员的任命上起了很大作用，而往往忽略了对专职委员所要求的议事能力水平和专业业务能力。根据笔者调研，有的院将年龄偏大、身体条件差的人员安排为专职委员，有的院将竞争上岗落岗的原业务部门负责人改任为专职委员，有的院将退居二线或将要退居二线的院领导改任为专职委员以保证其“政治待遇”或行政待遇不变，等等。我们知道，根据《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和工作规则》第18条规定了在检委会委员应当对议案进行前置性审查，而且，检委会在对议案、议题发表意见时，应当由检委会专职委员首先发表意见以体现专职委员的专业性。如果检委会专职委员是一种职级待遇的话，则如何体现检委会议事规则中专职委员首先发言程序的设置合理性呢？职级待遇之下的专职委员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更为重要的是，根据《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选任及职责暂行规定》第4条规定：检委会专职委员人选，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同级党委审批。而同样作为检察员、检委会委员都是需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这更加体现了检委会专职委员的某种行政色彩，专职委员似乎不是法律职务更像是行政官员。

（二）定位不准导致专职委员“专职不专”

应当指出，中央和最高检的有关文件对设置检委会专职委员提出了明确要求，但是，却没有明确专职委员的定位。由于定位不明确，在设置专委的基层院中，专职委员的职权和职责规定较为混乱。有的院明确专职委员由检察长助理兼任，职责是帮助检察长协调、督办全院重要业务工作，组织执法检查、处理领导交办的工作；有的院则是如上所言由业务部门负责人兼任，根本不承担具体的分工；有的院则把检察机关的业务考核工作交给专职委员负责；有的院则是由将要退居二线的部门中层或院领导暂时担任专职委员以解决退休过渡时间问题。总之，专职委员的职权与职责安排是五花八门，凡此种种。

根据《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选任及职责暂行规定》的规定，分管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的工作是专职委员的一大职权与职责。通过对北京市各级检察机关的调研，笔者发现很多基层检察院的检委会办事机构或者设在办公室，或者设在研究室．而办公室和研究室还承担着行政、调研、起草报告、宣传、信息、联络、报表统计等多项工作，都有一名副检察长作为分管领导。这种安排就导致了专职委员仅仅是在有提请检委会讨论议题的时候行使对检委会办事机构的部分领导职权，而且还受制于分管副检察长，专职委员对检办的日常工作与事项并不掌握，无从领导。俗话说，无权力就无义务，专职委员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定位不明确必然导致其无法真正履行其职责，当然，专职委员的虚位化就不能彰显该制度的重要性。

（三）任职、考核机制缺乏导致专职委员“一专终身”

《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选任及职责暂行规定》并没有规定专职委员的任期规定，这就导致实践中，几乎所有的专职委员安排是按照同级党政部门副职的任职年限来操作的-也就是说，除了提拔、转任之外，专职委员的任期会一直持续到该行政级别的任职上限，这就是一种变相的任职“终身制”，这种安排不利于专职委员的岗位激励机制的建立。同样，更由于缺乏专职委员任职的考核、竞争机制，使得专职委员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而不管本人的能力和业绩如何。这种安排的缺失很明显有悖于最高检对专职委员的高素质检察官要求的初衷。

根据中央和最高检的要求，专职委员的素质高标准、严要求已经是一种共识，因此，建立完善的专职委员履职考评机制和任期制，优胜劣汰，能上能下，保证常新，是有助于检委会决策的科学化和高效率。

（四）定位不明确导致专职委员的功能、作用缺失

根据《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选任及职责暂行规定》第六条的内容，专职委员具备以下七项职责，包括：党组或检察长分配的检察业务工作；指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业务工作；协助办理重大疑难案件，对有关检察工作的重大问题进行协调、研究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开展检察调研，总结检察工作经验；代表本院出席院外有关会议；分管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工作；负责其他检察业务工作。应该说这个规定比较全面、详尽的细化了专职委员职能，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专职委员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但是在检察实践中，专职委员的职能还是主要围绕检委会议题的审查．内容比较单一。在业务部门讨论一些重大疑难案件时，专职委员功能作用往往被忽略。专职委员对于本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业务的参与、督导工作，由于缺乏具体制度保障和法律依据，有的基层院是因人而异，有的院则鲜有问津。应该承认，实践中，专职委员的检察长业务助理的功能较少得以发挥。

三、完善检委会专职委员制度的若干构想

（一）进一步完善专职委员履职的制度保障

《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选任及职责暂行规定》已经赋予了专职委员七项职权。如何保障专职委员能够切实担负起这七项职权的行使，因为，我们需要建立一整套完整的专职委员履职保障。而履职保障则在于对专职委员正确的角色定位。

1．专职委员的法律地位

专职委员的法律地位依据来自于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改进和加强检察委员会工作的通知》、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和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选任及职责暂行规定》，笔者认为，专职委员的法律定位可归纳为：各级人民检察院中，受检察长委托，专门负责检察委员会工作的检察委员会委员。专职委员具有以下特征：法律地位的特殊性，专职委员区别于一般委员和检察长以及副检察长，对本院检察业务根据授权有权指导和监督；工作内容的专业性，专职委员的主要职责是保证检察委员会议案和议事质量和效率，为检委会更及时、更高效的决策服务；专职委员的权威性，基于选任条件的严格，专职委员相较于一般委员，其业务水平和能力更高，因此，专职委员的意见应更具权威性和指导性。

2．专职委员的功能定位

长期以来，较多基层检察机关之所以专职委员专委不专，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准专职委员的功能定位。笔者认为，专职委员的法律地位决定了其功能定位。那就是，首先，专职委员应该是检察长的业务助手，他为检察长的决策提供参谋服务；其次，专职委员应该是本单位各业务部门的专家、顾问，他不仅为检委会决策提供前置性意见，而且还应当为本单位业务部门进行业务指导，以提升本单位对疑难复杂案件办理的水准：专职委员应该是对本单位和下级检察业务督导的主要责任人，作为业务专家，既有督导的水平，也有督导的义务。

3．专职委员的职责定位

笔者认为，作为检察长的业务助理，专职委员的职责应具体体现在一下几方面：首先，应当明确专职委员有权列席党组会、院务会，以便专职委员能及时了解检察工作全局，认真分析研判检察工作的发展动向，供检察长决策参考。同时，对于有关业务部门的统计报表、定期业务工作会议简报等材料信息也要报送专职委员参阅，专职委员也可以有权参加有关业务部门的案情分析会，提出意见和建议。其次，应当确定由专职委员分管检察检办和部分调研工作。专职委员其中的一项职能就是开展检察调研，总结检察工作经验，同时还有指导下级检察业务工作的职能。目前的检委会办事机构也多由研究室来承担，由专职委员来负责检察调研工作，既可以有效的加强对检委会办事机构的领导，理顺管理体制，同时更能有效发挥检察调研工作的全面开展，有助于专职委员强化对下级检察业务工作的业务指导和调研工作，形成真正符合检察工作实际的制度和议案。最后，应当明确专职委员对议题进行实质审查权力和义务。专职委员受检察长委托，负责检委会工作，但仅仅在检委会召开时发表个人意见无法真正体现出专职委员的参谋助手作用。检委会委员获取信息的途径主要依赖于承办人的汇报，承办人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垄断，使得检委会委员信息不对称，不能占有全面、完整的信息，即使表面上参与，但实际上也难以做到共同决策。由检委会专职委员来担当对议题审查的职责，将有助于保证个体有效获取决策信息，是检委会的决策接近案件真实情况的一个重要环节。专职委员及其领导下的检委会办事机构通过对议题的程序过滤和实体把关，为检委会科学决策提供了参考性意见，有助于保障检委会决策的效率和质量。

（二）进一步完善专职委员的选任、考核机制

我们知道，专业化是检委会改革的方向，专职化更是检委会改革的重点。要落实检委会专职化的要求，就必须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专职委员的选任条件，明确专职委员的综合素质标准和选用标准，同时，合理调配专职委员和兼职专职委员委员的比例关系。笔者认为，专职委员必须符合下列条件方能选任：第一，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检察职业道德和品行，符合公务员法和党政领导干部选任资格与条件；第二，具有深厚的法律理论水平和检察业务经验，有丰富的检查工作经历和办案能力；第三，具有一定的检察工作经历，应当担任过同级检察院检察员或检委会委员2年以上，也可以从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或副检察长优秀者中选出；第四，在本岗位业绩突出，业务水平能获得公众认可。专职委员法律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专职委员的人选必须是实务型的法律专业人才，自己的业务水平必定处于一个较高的标准才能真正充当检察长参谋的角色。专职委员的选任应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可以由上级人民检察院或本级组织部门负责统一选拔考试，主要考察检察业务有关的专业知识。根据考试成绩，择优确定专职委员人选报同级党委或人大常委会审批或任命，专职委员的任期应当同检察长任期相同，任职为5年，任职期满，应当及时调整。

在专职委员任职期内，要建立长效考核责任机制。作为具有行政职级的专职委员，应当向本单位进行述职述廉报告，接受干部群众的评议和监督。笔者认为，首先，专职委员应该实行任期制，虽然《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没有规定检察委员会委员，包括专职委员的任期。但是，专职委员不能一岗定终身明显不符合现行干部政策和人才培养方向，不利于检察事业的发展。因此，专职委员的任期应与检察长任期一致；其次，要建立专职委员的述职评议制度。专职委员应定期向人大常委会和本院干警述职，接受评议，评议结果要作为专职委员是否合适连任的重要依据；最后，要建立专职委员的责任考核机制。根据笔者的调研发现，实践中，有些检察院采取汇总一个时期内专职委员在检委会议事中发表意见的形式，量化考核专职委员的法律政策水平、业务素质，以此作为评定专职委员在任期内是否称职的依据，这种做法值得借鉴与推广。圆除了对专职委员在检委会行使职权进行量化外，还要重点考察专职委员在指导下级或本级检察业务和开展检察调研方面的工作水平能力，通过具体的数据分析来加强对专职委员的全面考核。对被考核者的工作实绩、业务水平、工作作风等进行全面考察，对考核不称职的专职委员要依法提请免职。

（三）进一步理顺专职委员与其他检委会委员以及检委会办事机构的关系

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专职委员作为一个专职的检委会委员虽然其表决权与其他委员相同，但是，专职委员却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那就是，专职委员在检委会召开前要对议案和议事的内容把关，应当向检委会和检察长提出对案件和事项有建设性的观点，要比一般委员提出更全面、更权威的意见和相关依据。在表决程序上，专职委员的前置性发言基于其不属于任何一个部门而具有客观性和独立性，专职委员的角色在检委会决策过程中较有利于检委会的科学决策。因此，专职委员相较于检委会委员来说，应不同于一般委员对议案和议事所应担负的责任；又和一般委员一样，具有平等发言权和决策权。

根据《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选任及职责暂行规定》规定，专职委员分管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工作。检委会办事机构在实践中的形式不一，主要有以下模式：第一，独立型。检委会办公室具有独立编制、专职工作人员。如广东省中山市院2008年经市编办批准，配备了专职人员2名，而广东省佛山市院专门配备了3名专职检委办工作人员。第二，复合型。检委会挂靠其他部门，合署办公。如广东省深圳市院、珠海市院与案管中心合署办公，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人员在10人左右。深圳市院还设立检委会专职秘书1人。第三，由专职委员承担。如广东省东莞市院虽然也成立了检委会办公室，但没有编制，只有专职委员1人。从全国范围来看，应当说检委会办事机构在市级院的层面上都能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但是由于基层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较为突出，检委会办事机构形式不容乐观。浙江省嘉兴市7个基层检察院均无专门的检委会办事机构，检委会事务性日常工作（主要指检委会会议记录、会议纪要）由院办公室确定人员兼职。不容忽视的现实就是办公室有专门分管的院领导，这与专职委员分管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的规定存在冲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设立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或者配备专职人员负责检察委员会日常工作。这说明检委会日常工作有两种形式：一是设立检委会办事机构；二是配备检委会专职人员。笔者认为，从基层检察机关的现实出发，配备检委会专职人员是切实可行的。基层检委会主要审议的是抗诉、申诉、赔偿案件，议题较为单一，视基层院具体情况，设置1-2名检委会专职工作人员在专职委员直接领导下工作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总之，专职委员制度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虽然目前存在定位不明确，职责较混乱，选任标准和程序欠完备，管理欠规范等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专职委员制度标志着检察委员会改革正在朝专业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只要我们进一步明确专职委员的职责定位，细化专职委员的选任条件，规范专职委员的选任程序，对专职委员进行绩效动态管理，专职委员必将在检委会决策和检察业务的提升发挥应有的功效。

篇2：检委会专职委员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示范区工作计划为了加快推进基础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社区文化是社区建设的灵魂，也是城市文化的基石。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对于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提升社区居民的精神境界，提高整个城市的创造力、竞争力和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社区文化建设，在社区文化设施建设、社区文化经费保障、社区文化队伍建设、社区文化资源提供、社区文化建设管理等方面不断探索，积极实践，努力破解瓶颈制约，社区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制定社区文化建设规划

要加强社区文化建设的研究，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社区文化建设规划，明确社区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完善社区文化建设财政投入机制和人才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发改、财政、规划、国土、建设等部门履行社区文化建设的责任，统筹部署宣传、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教育、科技、卫生等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作协等人民团体在社区文化建设方面所承担的工作，避免多头各管、缺乏协调所带来的行政资源浪费，从政策、资金、制度上推动社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二、加强社区文化阵地建设

要采取新建、扩建、改建等办法，加快推进以街道文化

站、社区文化中心、社区文化广场、社区文化活动室等为主体的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社区文化设施网络。要千方百计地用活用好用足现有的社区文化设施，提高社区文化设施的使用效率和社会效益，杜绝外包私用，将社区文化活动场所变成封建迷信、淫秽、色情、赌博等低俗文化和有害文化的传播基地。要倡导社区内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向社区居民开放文化设施，实现文化设施资源共享。

三、抓好社区文化队伍建设

要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素质高、作风正的要求，建设一支以业余骨干为主、专业人员为辅的社区文化辅导员队伍，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负责组织、指导社区文化活动，增强社区文化建设的生机与活力。要培育具有社区特色、业务精、素质高的社区文化骨干队伍，定期开展专业培训，为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服务，增强社区文化骨干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要充分发挥社区内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人才集聚的优势，将社区内单位的文化骨干融入社区文化队伍，提升社区文化队伍的整体水平。

四、丰富社区文化活动内容

要坚持贴近社区实际、贴近社区居民生活，开展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社区文化活动，充分考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乡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结合，从

文化娱乐、休闲健身、环境美化、科技普及、艺术培训等方面充实社区文化内容，以歌舞音乐、说唱弹奏、琴棋书画、体育竞技等形式进行社区文化传播，想社区居民之所想，应社区居民之所需，解社区居民之所盼，引导社区居民自觉参与社区文化活动，保持社区文化活动旺盛的生命力，满足不同层次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

五、推动社区文化服务创新

要根据社区区位、社区内单位、社区居民的文化优势，举办有特色的文化活动，开展特色文化社区创建活动，创建各种有品位、有特色的历史文化社区、科普社区、生态社区、园林社区、茶文化社区等。要组织国内外文化艺术团体来社区交流，开展高雅艺术、经典艺术进社区活动，从总体上提高社区居民的欣赏水平，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品位。要以信息化为基础，搭建社区文化信息服务平台，发展和传播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让社区文化信息化服务融入社区居民生活。

六、完善社区文化宣传网络

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媒体，设立社区文化建设专题栏目，大力宣传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及时报道社区文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和典型经验，介绍国内外社区文化建设的做法和发展趋势，反映社区居民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要求和心声，针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困

难和问题进行解疑释惑，组织探讨社区文化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模式，增强社区居民文化追求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全社会营造人人关心、支持、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

七、发展社区文化志愿服务

要大力发展社区文化志愿者队伍，充分发挥共青团、高校、行业协会、民间组织的作用，加强社区文化志愿者队伍的招募选拔、组织管理、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志愿者队伍服务社区文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要动员社区文化志愿者和离退休文化工作者，开展针对城市低收入居民、老年人、农民工、残疾人等城市弱势群体的社区文化活动，增强社区文化活动的覆盖面。要鼓励高校、院团的文化人才，深入社区，开展社区文化志愿服务，组织和参与社区的文化活动，增强社区文化活动的吸引力。

篇3：审计委员会制度若干问题的研究

一、审计委员会制度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

(一) 增强对企业管理当局的监管

审计委员会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门机构, 实质上是一种内部控制, 属于管理的一部分。它成功的从董事会的职能中将审计职能独立出来, 可以避开董事会独立行使职权。这样审计委员会就可以有效地监督企业管理层的各项活动, 能够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开展工作。

(二) 构建良好的企业财务关系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要想得到更好的发展, 就必须拥有一个良好的财务关系。在企业所有的经营活动中, 无论是经济业务的核算还是会计报表的披露, 都属于财务部门的工作范围。但是在有些情况下, 财务部门对经济事项作出的决定与其他相关部门不能达成一致。这个时候就需要审计委员会出面, 对这些部门进行有效的调解, 使其能够在相互的沟通中商讨出一个更加可行的方案, 从而促成了企业良好的财务关系。

(三) 协助董事会作出正确的决策

在我国的企业中, 许多重大决策都是由董事会商讨决定的。而董事会的决策依据则是公司所披露的各种信息。但是对于一些财务信息的准确性, 董事会是很难判断与把握的。一方面是因为董事会的成员对财务知识都不是十分的了解, 另一方面是因为财务信息常常失真。而如果能在公司中设立审计委员会, 则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因为审计委员会中的成员都是掌握专业财务知识的人士, 因此可以帮助董事会鉴别财务信息的真假, 从而协助董事会作出正确的决策, 减少失误的可能性。

(四) 提高外部审计的独立性

在我国, 审计分为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而所谓的外部审计实际上就是注册会计师对企业内部实施的检查。虽然说外部审计是检验企业财务报告的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外部审计无法做到真正的独立, 因此, 其所提供的审计报告可能不够准确, 也不够客观。但是审计委员会具有“聘请和更换外部会计师事务所”的职权, 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外部审计的独立性, 遏制财务信息失真现象的不断扩张, 同时保证了财务信息的质量。

二、审计委员会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 法律法规不健全

近年来, 我国颁布了一些有关公司治理方面的准则和指导意见, 对审计委员会制度提出了不同程度的要求。比如在2002年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提出了建议上市公司建立审计委员会制度;在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转发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中提出了设立以独立董事为主的审计委员会并充分发挥其作用。这些都为审计委员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依据和指南, 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审计委员会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发展。但是, 这些已经颁布的规定都只是非强制性的治理意见, 缺乏法律约束力, 仅仅浮于表面, 不涉及具体的操作方法。因此, 企业在设立审计委员会时就会比较随意, 甚至不够规范。而当出现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现象时, 由于法律上的缺失, 我们就不能够及时、有效的处理这些问题,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种不良风气。这样就使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偏离了最初的本意, 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从而阻碍了审计委员会制度的发展。

(二) 独立董事缺乏独立性

在我国, 大部分的审计委员会都是由独立董事组成的。所谓独立董事, 是指独立于股东之外, 能够对公司事务做出独立判断的董事。独立董事的成员必须具有会计、审计等专业的财务知识, 同时也要具有广泛的商业经验, 这样才能够对企业的各项经济业务展开有效的监督, 才能够按照相关规定完成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的工作。而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构成则往往不符合“独立”的要求, 其成员主要是由董事会或政府主管部门聘任的, 都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很难达到独立的要求。这样就使独立董事在工作过程中难以实施正确、客观的监督, 从而给企业带来经济上与名誉上的损失。而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都取决于独立董事的形成机制, 从目前我国独立董事的现状看, 审计委员会也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 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方面的职责重叠

在审计委员会制度还没有引进我国之前, 都是由监事会对上市公司的经济业务进行监督的。但是在颁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之后, 一些企业开始在内部设立了审计委员会, 但其在职责上与监事会存在交叉。设立审计委员会后, 监事会与审计委员会之间存在职责交叉重叠、划分不清的现象, 形成了既不同于英、美的单层董事会模式, 又不同于德、日的双层董事会模式的我国双重监督机制。比如说, 在我国的法律中有这样的规定, 审计委员会和监事会都具有财务监督的职能, 但是却没有在监督的内容上进行明确的划分。这样审计委员会和监事会在行使财务监督职能时常常发生矛盾与冲突, 当问题发生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解决问题, 而是相互推卸责任。这种“踢皮球”的现象时有发生, 不能有效解决问题, 还影响了企业的工作效率。这大大打击了审计委员会的工作积极性, 同时也使企业对审计委员会制度失去了信心。

(四) 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 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国企改制走上了上市的道路。但是这些企业都普遍面临着一个严肃的问题, 那就是企业内部国有成分的比例过大。而那些持股较多的大股东在企业中往往还兼任高层经理或董事长, 再加上独立董事的普遍缺位, 造成董事会的构成十分的不健全, 也不科学, 这就是造成董事会形同虚设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 监事会的工作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我国企业中的监事会往往只进行事后监督, 而对于监督的过程则很少给予关注, 这就使监事会不能够全面了解企业的内部情况, 工作的成果也就大打折扣。上述这些缺陷使公司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 审计委员会更难以发挥作用。

三、完善我国审计委员会制度的对策

(一)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根据审计委员会制度在我国发展的现状, 非强制性的治理意见没有对审计委员会制度的规范起到太大的作用。因此, 建立健全审计委员会制度的相关法律必须得到重视, 利用法律的强制性来促使审计委员会制度走上规范化的道路。

1. 必须以法律形式强制规定建立审计委员会制度。

在我国的《治理准则》中有这样一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可以按照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 设立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从此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对于上市公司是否在企业内部设立审计委员会没有进行强制性的要求, 而对审计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和执行效果等信息更是没有丝毫涉及。但是在英、美等国家的法律中却对审计委员会制度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这也是我国审计委员会制度发展严重滞后的原因之一。因此, 我国必须要以法律形式强制规定所有上市公司都要在企业内部设立审计委员会, 从而使得审计委员会制度能够真正成为治理公司的有效手段, 真正能够为公司的发展贡献出自身的一份力量。

2. 在法律中必须明确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任职资格。

审计委员会的成员是否具有足够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是审计委员会制度能否发挥其真正作用的关键因素。所谓独立性, 是指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必须与企业或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没有重要的业务关系, 即独立于企业管理当局之外。这样股东的利益才能够有所保障。而所谓专业性, 则是指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具备专业的业务知识, 其中包括会计学、审计学、管理学等等相关知识, 这样才能保证审计委员会的工作质量。此外, 我们还应该在法律中规定审计委员会的成员每年都要进行继续教育, 以更新他们的知识体系, 从而更好的应对新经济环境下的各种挑战。

3. 以法律形式来拓宽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和权限。

企业在对外部审计机构进行聘请或更换时, 最终都是由董事会来决定的, 而审计委员会仅仅具有提议权。在这种情况下, 审计委员会的成员明显少于董事会成员的数量, 这样就会使得那些对管理层不利的提议遭到否决, 从而无法改变企业中董事会独大的现状, 也无法有效的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审计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 起不到实质作用。因此, 为了能够提高审计委员会在公司中的地位, 我们可以借鉴《萨班斯法案》, 以立法的形式拓宽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和权限, 使其能够更好的促进公司对自身的治理。

4. 在法律中规定审计委员会制度的操作指南。

我国的审计委员会制度之所以不规范且发展缓慢,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的法律没有对审计委员会制度的操作指南进行统一规定。在审计委员会制度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 为了规范审计委员会的工作, 法律对其操作指南都有详细的阐述。因此, 我们必须要向这些西方国家学习, 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增加审计委员会制度操作指南的相关内容。

(二) 改进独立董事的形成机制

审计的独立性要求审计委员会必须引进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 而对于我国来说, 独立董事制度还属于新生事物。因此, 为了能够让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得到较大的发展, 必须借鉴国际经验,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独立董事制度。

1. 改进独立董事选聘机制。

独立董事的选举方式直接影响着独立董事制度的独立性, 因此, 必须重视独立董事的选聘机制, 使之能够做到真正的独立。独立董事在选举的过程中控股股东必须回避, 不能参与提名与选举, 从而可以避免大股东在成为独立董事之后对独立董事的工作进行干扰, 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长期以来控股股东权力过大的局面。

2. 健全独立董事约束机制。

我们之所以要对独立董事进行相应的约束, 是因为一旦独立董事没有按规章办事, 将会给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人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而对于独立董事的约束, 在法律的基础上, 还需要信誉机制的参与。目前, 我国的独立董事成员有很多都具有一定的声誉, 并且对自己的声誉也都十分的看中。为此, 我们可以建立独立董事的信誉登记制度, 并对外公布。当独立董事能够正确、客观的开展工作时, 独立董事的信誉就会得到提升;反之, 则会降低独立董事的信誉。总而言之, 建立健全独立董事的约束机制是我国目前的当务之急, 从而激励独立董事更好的工作。

3. 完善独立董事的激励制度。

为了使独立董事能够在我国得到较大的发展并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 完善独立董事的激励制度也必须提上日程,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完善独立董事的报酬形式, 将直接收入报酬与股权激励结合起来。一方面, 我们要将独立董事的报酬额与其所提供的服务进行挂钩, 并在财务报表中将他们的薪酬进行披露。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将一定数量的股票分配给独立董事, 使其能够从公司股东的角度思考问题, 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三) 处理好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的关系

目前, 我国的企业中有两种监督机制, 一种是以监事会为监督机构的双层董事会模式, 另一种是以审计委员会为监督机构的单层董事会模式。对于这两种监督模式并存的现状, 理论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这种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并存的监督模式还是应该暂时保留的。因为我国的公司治理水平还比较低, “一股独大”的现象还比较普遍, 再加上审计委员会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 这些都使得在企业的内部缺少有效的制衡机制。而在我国目前这种情况下, 要想使审计委员会制度改变如今的现状, 必须合理划分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之间的职权范围, 尽可能的减少二者在职权上的重叠部分, 使其可以合理分工, 各司其职, 同时又相互协调、相互监督,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有效的开展各自的工作。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分析, 还是应该用审计委员会逐渐取代监事会, 从而更加适应企业的治理结构和股权结构, 使企业能够得到更有效的监督。

(四) 完善其他配套措施

审计委员会制度的发展, 一方面需要不断要完善审计委员会自身, 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完善其他配套措施。首先, 我们要不断完善公司上市制度。为了能够使股东更加关注上市公司的运行情况, 在公司上市制度中应该增添“将股东的利益与公司的经营成果相连接”这一规定。这样就可以使股东自觉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督, 从而可以为监督机制的形成创造良好的环境。其次, 要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的章程。由于审计委员会制度引进我国的时间还比较短, 因此, 在许多上市公司的章程中还没有对其做出详细的规定。可以根据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 在上市公司的章程中增添审计委员会的相关内容, 比如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任职资格、职责以及审计委员会在公司相关事务中的参与权。这样就可以使审计委员会在开展工作时可以有章可循, 从而规范审计委员会的工作。

综上所述, 审计委员会制度在我国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虽然目前还面临着许多的问题, 但是笔者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上市公司的改革, 审计委员会制度一定可以逐一解决这些问题, 成为治理公司的有效手段。

摘要：审计委员会制度在公司治理结构中, 能够发挥增强对企业管理当局的监管、构建良好的企业财务关系、协助董事会作出正确决策、提高外部审计独立性的作用。审计委员会制度在我国逐渐得到了认可和发展的同时, 也逐渐暴露出了法律法规不健全、独立董事缺乏独立性、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方面的职责重叠、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等问题。完善我国审计委员会制度的对策是: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其他配套措施;改进独立董事的形成机制;处理好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的关系。

关键词：审计委员会制度,独立懂事制度,公司治理

参考文献

[1]钟理宏, 叶小兰.我国审计委员会制度完善的相关问题探讨[J].商业时代, 2009 (34)

[2]张子叶, 张海军.上市公司建立与发展审计委员会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J].财会月刊, 2004 (8)

篇4：检委会专职委员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一、特定问题调查制度的宪政渊源

特定问题调查权,在西方国家称为“国事调查权”或“国政调查权”,是指代议机关有关政府行为的调查权和由此而来的有权要求得到证言和有关记录的权利。这种职能起源于十七世纪的英国,也有的认为起源于瑞典的ombudsman制度(即监察使制度)。以后实行ombudsman制度的芬兰、丹麦、挪威、新西兰等国的议会监察使,都有权进行调查。ombudsman制度被认为是实现监督权的不可缺少的权能。无论有无法律上的明文规定,世界各国均承认代议机关拥有对行政机关进行调查的权力。

二、对特定问题调查制度规定的审视

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实施监督的一种重要的监督方式和法定的调查方式,是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一个较高的层次,是改变我国目前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工作软弱状况,强化监督职能所必须的,也是监督某些复杂疑难事宜的重要手段。以下针对特定问题调查制度的具体问题展开分析。

(一)关于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调查权的范围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多数学者认为要从三权分立的制衡原则出发,对这个调查权要有限制。现在这个调查权的范围,一般包括如下内容:围绕行政立法权进行的调查,即立法权的补充;选举调查;政治调查,即有关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为嫌疑的调查;涉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问题的调查等四方面的内容。

在我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为《监督法》)第39条的规定,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所应调查的特定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属于各级人大常委会其职权范围内需要作出决议、决定的事项;二是有关重大事实不清。

(二)关于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调查时限的问题

《监督法》没有对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就某一特定问题的调查时限作出具体规定。立法上不规定最长调查时限,可能是考虑到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所调查的一般都是较为重大复杂的问题,统一规定时限可能导致调查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另一方面,由于各地方的情况各异,在调查人员统一素质、调查经费、调查技术上相差各异,若作统一规定,不利于各地方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但是,所调查的问题往往涉及到许多重大的急需保障的利益,久查不决势必会影响人大的权威性与公正性。因此,各地方在制定《监督法》实施办法上应就调查时间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

(三)关于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调查工作的公开与透明化问题

《监督法》第42条第3款规定:“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可以不公开调查情况和材料。”该条是为了保证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避免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干扰。离开了公开与透明,权力就会在神秘、黑暗的状态中渐行渐远,从而自绝于现代法治社会。另外,根据人民主权的政治理念,国家权力来自于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的运用是为公民权利的实现,那么人民对权力的运行情况享有知情权,有权对其监督,防止其异化。因此,若调查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则不予公开;若调查情况或材料公开严重影响调查顺利进行的,可暂不予公开,一旦公开所潜在的阻碍、干扰消除,则仍需向社会公开;如果所调查的事项是民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则应在各调查阶段及时地公开调查情况。

(四)关于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调查人员法律责任规定的缺位问题

大多数情况下,权力的行使与职责的履行是同一的,因此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的过程其实质上也是履行监督职责的过程,而职责的履行必然要求以一定的法律责任为保障。《监督法》没有对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调查人员在调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违法、失职、渎职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作出规定。人大监督作为一种穷尽其他监督途径的最后监督方式,如果其监督出现违法错位的情况,我们便无从寻求其他监督救济途径。因此,确保人大监督的合法性、公正性,必然要求对调查工作人员在调查中的违法、失职、渎职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作出明确的规定,依照其错误性质和情节轻重,追究相应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

(五)关于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调查权限的问题

《监督法》第42条规定:“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时,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其提供必要的材料。”根据上述规定,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有一项重要权力即材料获取权。在如何保障特定問题调查委员会权力的行使上,许多学者呼吁应该赋予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一定的强制性权力。在具体的运用中,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在法律中或以全国人大特别授权的形式赋予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传唤、强制性调查材料、强制性检查等权力。但必须明确的是,这些强制措施的决定权属于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但在具体的执行上仍应交由有关的司法机关执行,法律可以同时确定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协助义务,以保证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决定的执行。

参考文献:

[1]韩大元主编.外国宪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饶志静.特定问题调查制度的宪政思考[J].人大研究,2004 (10).

篇5：论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制度

一、专职委员制度的法律基础

1999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改进和加强检察委员会工作的通知》, 对专职委员的选任设立和职责定位提供了初步的法律依据。 (3) 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检察委员会议事规则》, 明确了专职委员在听取承办部门汇报, 讨论案件过程中第一顺序发言人的定位。 (4) 200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 从检委会组成的角度, 对于专职委员进行了角色定位。 (5) 2010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选任及职责暂行规定》, 对专职委员的人数限定在了2名左右, 并对选任条件做了基本规定。 (6) 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法律条例, 为专职委员在检委会中的选任条件, 角色定位提供了初步的法律基础, 为细化专职委员的职责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专职委员设立的必要性讨论

长期以来, 检察委员会在检察业务中, 具有中枢的地位,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 检委会的工作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如设置不合理, 责任不明确, 程序不规范等。 (7) 这些现实的问题对检委会的长足发展和长远效果都造成了制约和影响。近年来,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划部署下, 检委会逐步向着专业化的方向推进和发展, 《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的修订, 使专职委员成为检委会的组成成员。专职委员的设立, 旨在使检委会的层次结构更加合理, 公平公正性得到保障, 工作质量和效率得到提高。

首先, 设立专职委员使检委会的层次结构更加专业化。检委会对案件的讨论具有重要的作用, 直接影响着检察业务的水平和质量。当前, 检委会组成人员一般包括正副检察长以及各业务部门的负责人。这样的结构具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 (8) 虽然有利于检委会思想纪律的统一, 但在司法实践中也暴露了一些弊端:如行政职位高的委员意见则具有相对较高的权威性, 会对其他委员意见进行左右和影响;研究问题深入性不够, 由于检委会的成员都具有行政职务, 因此精力大多会投入到其职务领域, 而忽视了相关法学理论研究。若使一些不具有行政职务的优秀检察官以专职委员的身份进入检委会, 则是对检委会组织成员结构的重要优化。由于专职委员职务单一, 专门从事对于检委会的研究工作, 因此无论从精力分配还是专业化角度, 都能够促进检委会的专业化改革步伐。

其次, 设立专职委员使检委会决定更加具有公平公正性。由于检委会的成员往往是具有行政职务的部门负责人, 在大多数情况下, 大家都会秉承着公平公正客观科学的态度和原则进行案件的讨论和分析, 然而在个别特殊情况下, 当组内成员所代表的部门利益与检委会的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 其观点的公正性是否会受到干扰则无法排除, 若各自坚持己见, 难以形成大多数意见时, 则会造成检委会议事流程的滞后。设立专职委员,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这个矛盾。由于专职委员独立性特点, 对于任何一个业务部门都不具有从属关系, 因此在讨论案件过程中, 压力较小, 能够理性分析问题, 客观讨论案情, 广泛听取意见, 公正得出结论, 且由于专职委员的中立位置, 也有利于被各方所接受。当然, 由于专职委员在人数上的限制, 其作用往往并不足以对全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但是这种制度的引入其所积极的一面却也是显而易见, 专职委员的设立, 增加了检委会决策结果的理性成分, 使其更具有民主公正性, 是检委会专业化的重要体现。

最后, 设立专职委员, 使检委会工作更加高质高效。具体来说, 起到以下作用:第一, 过滤作用。在开会之前, 对于不属于讨论范围的议题直接过滤;第二, 把关作用。专职委员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因此对于检委会所讨论的案件的法律适用、证据链是否闭合等实体问题进行审查和把关。第三, 跟踪作用。对于检委会所通过的内容的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和监督, 保证决定落实到位, 及时反馈工作成果, 形成高质高效的工作机制。

三、专职委员专业化改革建议

从某种角度来说, 专职委员制度既是检委会制度本质特征的体现, 也是检委会专业化进程的改革方向。 (9) 基于当前专职委员在检委会中所存在的问题, 笔者将从专职委员的选任资格、选任程序、管理制度等方面作为切入点对专职委员制度的改革方向进行分析。

第一, 选任条件应做到一体化、专业化、专职化。当前, 最高检对于专职委员的选任规定相对笼统, 造成专职委员选任参差不齐, “入口”宽松, 把关不严的情况。因此, 针对这些情况, 最高检以及相关单位应对专职委员的选任条件统一规定, 做到一体化, 在一体化的基础上, 做到专业化和专职化。所谓专业化, 旨在使专职委员从行政性向专业性过渡。 (10) 在选任时, 抬高门槛, 严格把关, 从学历学位、工作业绩、道德水平等几个方面标准进行审核, 制定准入标准, 保证学历达标, 通过对工作业绩进行考核筛选出业务能力强的办案能手作为专职委员的成员。所谓专职化, 是指专职委员不具备其他行政职务, 这样既可以使专职委员集中精力对检委会的问题深入研究, 也避免专职委员承受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 做出理性公正的决策。

第二, 选任程序应形成公开笔试、公平面试、公正考核的竞争淘汰机制。专职委员的选任程序应做到严格公正, 透明公开。通过考试选拔、面试筛选、民主测评的流程来对专职委员进行择优录取。同时, 针对各级检察院用人标准不同而区别对待, 在出题选择上做到不同侧重。如:基层检察院可以重点对其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考察, 省高院可以将法律政策研究和创新能力作为考察重点, 这样因地制宜, 分工明确才能够使专职委员各尽其职, 事半功倍。

第三, 在管理制度上应解决专职委员的编制、任期问题。当前, 专职委员的编制一直未有统一规制, 各个院的解决措施也是多种多样, 有的专职委员挂靠在单位的政策研究室, 在研究室主任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有的专职委员来自于其他科室, 编制也仍旧保留在原来科室等, 编制问题可能会对专职委员稳定性产生一定影响, 也可能会关联产生其他问题。同时, 专职委员的任期, 也无定论。有些地方检察院, 对于专职委员实行“终身制”, 但是却缺乏考评机制, 导致出现一些工作怠慢的不下去, 工作积极的上不来的情况, 这样“出入不畅”, 会造成思想交流僵化, 知识更新滞后, 创新力不足等情况, 制约了检委会工作效率, 对检委会专业化造成不利影响。

专职委员制度, 是中国检察制度不断发展的新特色, 是检委会专业化的新要求。它影响着检委会的办事水平和工作质量。只有专职委员制度的逐步完善, 健康发展, 不断创新, 才能够推动检委会向着更加科学、更加专业的方向前进。

摘要：专职委员制度作为检察改革的新生事物, 也是检委会专业化的发展要求。无论从法律规定, 操作方法还是机制保障等方面都存在着不成熟和漏洞。文章中笔者将从专职委员制度的法律基础、设立必要性和改革建议三个方面进行切入分析, 从而希望使专职委员更好地履行职责, 促进检委会不断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检察委员会,专业化,专职委员

注释

11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七条规定:“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的其他职责, 另行规定。”

22 徐昊.检察委员会专业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法制与经济, 2011 (4) :21-22。

33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改进和加强检察委员会工作的通知》第四条规定:“为改善检察委员会的结构, 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选拔一些具有良好政治素质, 法律政策水平高, 业务熟悉, 经验丰富, 议事能力强的资深检察官和优秀检察官担任专职委员。”

44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规则》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在主持人的组织下, 一般按照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不担任院领导职务的委员、担任院领导职务的委员的顺序依次发言, 必要时可以请有关列席人员发表意见。”

55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二条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由本院检察) 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以及有关内设机构负责人组成。”

66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选任及职责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工作需要, 可以选任二名左右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

77 柳向红, 王冰山.基层检察院检委会办事机构职能的加强与完善, 中国检察官, 2011 (7) :27-29。

88 张毅, 王中开.论检察委员会的去行政化, 司法实践与改革, 2008 (4) :102-104。

99 慕平.检察工作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研究,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382。

篇6：宪法委员会制度问题研究

【关键词】人性;宪法委员会;宪法法院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10)07-0240-01

1 宪法委员会机构设置法中的人性规定

从胡建淼、杜仪方编写的《世界宪法法院选编》中可以看到,作者也将宪法委员会收入期内,由此可见作者认为宪法委员会也是宪法法院的一种类型,然而通过对比具有代表性的《德国宪法法院机构设置法》和法国的《宪法委员会的机构设置法》,我们可以看出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有许多独到之处,且充满了人性。

宪法委员会机构设置法的第一编“宪法委员会的组织构成”,主要都是保证宪法委员会的独立性。其中诸多条款都是从人性本为出发,如第五条“宪法委员会成员在任职期限内,不得被任何公务职务或者如果他们是公务员,不得予以晋升”,这主要是从委员会人员身份的独立性给予保证。如果一个人没有了多重的身份,那么在自己当前的职务内就可以本正身直,少了其他职务的行事矛盾,少了许多职务上的顾虑。又如第六条“宪法委员会主席和成员应当各自得到相当于无类别国家职位中最高两类工资的一份津贴”,这一条有对其的工资收入免除了后顾之忧,不会因为经济的问题左右其工作的顾虑。由此可以管中窥豹,认识到《宪法委员会的机构设置法》充满人性的人性特点。

2 宪法委员会人员规定的人性化

从整个法国的行政机构设置上,表面上看宪法委员会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部门,仅有九个年迈的委員,一年的办公经费也不过五六百万欧元,但是它在法国的政治生活和法治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宪法委员会被视作“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人”,宪法委员会主席被称为是“共和国第五号人物”,在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根据1958年宪法的规定,宪法委员会由任命制委员和法定委员组成。任命制委员由9名成员组成,任期9年,不得连任。这就排除了为了获得连任而进行政治交易的可能。

翻开德国的《宪法法院的机构设置法》,对于宪法法院法官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只有年满40周岁的才可以被任命为法官,第四条第三款又规定法官的退休年龄是68周岁。相比而言法国的《宪法法院机构设置法》对委员的年龄并没有过多的要求,而事实上法国宪法委员的平均年龄都是在70岁左右,历史上最年长的委员西蒙妮•维叶女士79岁的高龄,最年轻的奥利维亚•杜特耶•拉莫斯先生也有57岁。之所以要任命这么多“老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宪法委员会所涉及的问题往往非常复杂、棘手而又极其重大,甚至关系国计民生,这就需要其成员具有丰富的经验、知识、阅历和威望。二是因为年龄是独立性的重要保证“。对于这些“老人”来说,利益的诱惑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们有着光辉的过去,和此时荣耀的身份,绝不可能因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而“晚节不保”。这是宪法委员会成员设置的又一人性体现。

3 在整个国家所起作用的人性化

在《宪法委员会的机构设置法》的第三条规定,委员会成员在任命之前都要在总统面前宣誓,但这并不能说明委员会的成员都会效命于总统。

宪法委员会组织法第十条规定“:任何担任与宪法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冲突职位或者丧失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委员将由宪法委员会自动作辞职处理。上述委员将在8天内被新委员代替。”第十一条规定“:在宪法委员会委员遭受永久性的身体损伤以至于确定无法担任其职务的情况下,适用第十条的规定。” 由此可见,其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罢免宪法委员会委员,只有宪法委员会自身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决定免除某一成员的职务。宪法委员会应当由其成员,包括法定成员通过秘密投票的方式以简单多数做出决定处理这类问题。这就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了其职务的独立性,防止外界的干扰和控制。

对于宪法委员会的成员来说,有了这样的保证,就有可能即便是总统提名的,在工作也有可能做出与总统相左的事情,并不会完全授命于总统。大有被人认为“忘恩负义”之感,但恰恰就是这点保证了宪法委员会委员行事独立性。

在宪法委员会的成立之初,宪法委员会被称为“一门对准议会的大炮”。而现在,这门大炮的炮口却不一定对准的是议会,有时也会对准政府。如1971年结社自由法案和1974年宪法修改也说明了这点,在整个国家的体制结构中,宪法委员会更像一个平衡国家权力的“缓冲剂”对于国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稳定作用。这是宪法委员会设立的又一人性化特征。

4 宪法委员会对中国宪政发展的借鉴意义

放眼世界各个国家,法兰西这个,情感丰富、热情奔放且在历史上政局多变的民族与中华民族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无疑宪法委员会对中国宪政之路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有许多学者认为完善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再建立一个独立的宪法委员会。作者认为这也确实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然而也要考虑中国的文化和现实情况,切不可盲目。

建立一个类似宪法委员会的机构,以此来平衡国家权力,缓和国家权力机关的矛盾,起到一个“缓冲剂”的作用,这与中华的“和谐文化”是相符合的,然而怎样建立,还是要慎思酌虑,在国家中增设一个宪法性的机构这无疑对国家的时局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稳定的发展是中国当下最重要的,所以需要谨慎行事,如“法国的宪法委员会由任命制委员和法定委员组成,历届卸任共和国总统均为终身当然委员,除非他们另外担任与宪法委员会委员相冲突的其他职务”。

げ慰嘉南:

[1] 陈云生.《宪法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2] 吴天昊《法国宪法委员会独立性的制度保障》,载《人大研究》,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