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建设心得（精选6篇）
篇1：法治中国建设心得
对于建设法法治中国的学习心得
法治社会是指国家权力和社会关系按照明确的法律秩序运行，并且按照严格公正的司法程序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社会纠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依照执政者的个人喜好以及亲疏关系来决定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公共事务。在法治民主的社会中，法律和行政法规等由规范的民主程序产生和制订出来，并且其司法和执行过程通过规范的秩序受到全社会的公开监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行是需要法律的管理与约束的，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政治水平也是与国家法制建设息息相关的，然而人民作为国家最根本的部分，更是与法制建设密不可分。所以对于法制社会的建设我们要积极探讨和深入学习。
一、建立法治中国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制社会是历史趋势的必然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更是社会良好发展的基础。只有一个社会有完备的法律法规，并且能够按照正确的方式进行法律裁治，那么这个社会才能稳定地进步。公平正义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和主要内容。社会公平的实现，是以完善法制和建立必要的法律秩序为基本条件的。也就是说，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依赖于法治。针对社会公平要求，法治提供了统一的行使强制力的程序和标准，从而使一个社会获得普遍的社会公平成为可能。
二、建立法治中国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一个国家难以避免的会有犯罪的发生，这是不可能避免的。但是作为智慧的人类，我们应该采取正确的方法尽量减少犯罪的发生，这便要求我们要进行法制社会的建设。在我国目前这样一个社会转型阶段，各种社会矛盾激增，法治以其强制力和威慑力预防和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的产生和发展，缓和矛盾增长趋势，防止纠纷发生，保证社会各种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秩序保障。在社会生活中，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这种差异容易造成人们之间的冲突和混乱，如果有大量的社会冲突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社会秩序无法形成，更谈不上社会和谐。法治为控制无序与混乱不仅提供了一系列的法律规范来协调、支配和控制人们的行为，还设定了独立的司法机关由其依法做出裁判，使冲突和纠纷得到缓和或解决。
三、建立法治中国是建设建设诚信社会社会的必要条件。诚信友爱是社会中基本的道德准则，它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必须通过法治这个强有力的手段，才能在全社会形成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的良好风气。诚信要求社会成员自觉遵守社会规则、规章制度和公共秩序，并按这些规范行事。诚信友爱与法律密不可分，因为严重的不诚信、不友爱的不道德行为，也许就是违法行为。法律通过对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的处罚来维护社会诚信和社会友爱。同时，诚信友爱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就需要经济主体将它尊奉为经济活动和公共生活中最基本、最起码的准则。现阶段，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和诚信体系，需要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它至少包括社会信用的诚信体系、传播发布体系、监督奖惩体系等部分，涵盖企业及单位信用、个人信用和公共信用等各个方面。
篇2：法治中国建设心得
法治中国，是新时期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为一体的法治建设新目标;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路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方针;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方法。
法治中国建设的新目标年初，同志在就如何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批示中首次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新要求，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确立为我国新时期法治建设的新目标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内容。
“法治中国”是自党的十五大以来，有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版”“综合版”和“升级版”。说它是“中国版”，是因为“法治中国”是世界的法治共性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它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适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说它是“综合版”，是因为它并不限指“法治国家”，它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综合体;正因为它既是“中国版”，又是“综合版”，特别是中国新时期法治建设的新目标，因而是“升级版”。
建设法治中国，是自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总结35年来的法治实践的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代表党中央提出的一个新的法治建设目标。它是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于一体的新要求。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全党全国全社会的重大任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我党实行全面深化各方面改革的基本方向、基本内容和法治保障。
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路径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和确立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治国理政原则，同时也提出和确立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法治建设目标。同志的“124”讲话(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年的“223”的讲话(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和强调了“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不仅将“共同推进一体建设”理论写入党的正式文件，而且将它列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要求。
19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而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为了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和确立了“推进依法行政”的战略任务，国务院制定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对依法行政工作作了全面的布置。依法行政是对依法治国的深化。209月1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10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这三大执政原则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依法执政是指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执政行为也要依法，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具有超越宪法和法律以外的特权。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政治保障。与这些法治建设行为相适应的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也被依次确立起来：“法治国家”是依法治国的建设目标;“法治政府”是依法行政的建设目标;“法治社会”是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小康社会同时也是法治社会。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一理论，将中国自党的十五大以来的法治建设的行为与法治建设的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表明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成熟。“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新时期法治中国建设的正确路径。
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方针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次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方针。在这十六字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时隔35年后，20党的报告和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首次提出和强调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新十六字方针”是对原“十六字方针”的丰富和发展，体现与时俱进。它是中国新时期全面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工作方针，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衡量标准。
科学立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前提。立法，是中国有权机关制定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全过程。法的存在是法治的前提。立法是法治建设工作的万事之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立法基础比较薄弱，当时总体立法数量不多，甚至不少领域存在“立法空白”。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开宗第一句便是要求做到“有法可依”，这完全正确，符合当时的中国实际。35年后的今天，我们党提出了“科学立法”，这是一个重大的提升。“有法可依”重在解决法律的“有无”问题，“科学立法”重在解决法律的“好坏”问题;“有法可依”重在解决立法的“数量”问题，“科学立法”重在解决立法的“质量”问题。从“有法可依”到“科学立法”，是我们党鉴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现状，所作出的立法工作重点上的一个重大调整，标志着中国的立法工作已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
严格执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党的报告对严格执法非常重视，明确要求“推进依法行政，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根据的要求，针对中国的现状，我们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为执法者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正确对待公民的权利。对于公民的权利，一要尊重，二要保护，三要规范。要树立政府的权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
公正司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保障。要实现司法公正，需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要实现司法公正，应当让司法成为真正的司法，让司法回归司法。既不能让司法机关变成立法机关以司法解释代替国家法律，更不能让司法机关成为行政机关去“招商引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让司法机关真正地从事司法工作，实现和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需要建立起社会监督机制，建议实行判决书上网公开，法官对个人意见承担责任。要实现司法公正，还要建立司法权威，不让一份判决成为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全民守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全民守法，是宪法对一切组织和个人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其核心内容就是遵守宪法和法律。我国《宪法》第5条明文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全民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要坚持宪法和法律的至上性和法律适用上的平等性。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具有超越宪法和法律以上的特权，要绝对杜绝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徇私枉法。如果我们不能将宪法和法律置于至上的地位，一个国家的法治就无从谈起。
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方法10月10日，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33号)指出：“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这里首次提出“法治思维”。年11月8日，党的报告明确要求，“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里不仅强调“法治思维”，而且第一次增加了“法治方式”，从而使“思维”与“行为”达到了统一，法治思维的理论更加完整和成熟。
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这一讲话，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广到更加广阔的管理领域。2013年2月23日，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依法治国主题)时再次强调：“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法治思维：“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方法。我们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我们更需要法治思维。我们个别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淡薄，甚至还习惯于战争年代的思维方法，停留在传统思维之中，动辄搞运动，人人发动、全民参与，凡事作为“战役”对待，事事搞专项斗争，不讲因果关系只追究结果责任……面对处理和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矛盾显得力不从心。树立法治思维和运用法治方式，就是要从传统思维和传统方法中解放出来，实现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型。不能真正地树立起法治思维，学会以法治方式处理社会矛盾、保障改革和发展，法治中国的建设就无法有效地推进。
篇3：培养法治思维,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一法治思维的基本内涵
在当代中国, 培养法治思维这一新理念, 即从传统人治思维向现代法治思维转变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理念的改变必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为此, 必须要理清法治思维的基本内涵。
法治思维是指以崇尚法治、尊重法律为导向, 将宪法及各类法律作为判断是非和处理事务的准绳, 运用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法律方法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思维模式。
法治思维具体来看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以法治价值精神为指导, 蕴含着公正、平等、民主、人权等法治理念, 是一种正当性思维即法治理念。二是法治思维以法律原则或规则为依据来指导人们的社会行为, 做到办事合法, 是一种规范性思维。三是法治思维以法律方法为依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解决纠纷、合法办事, 是一种可靠的逻辑思维。四是法治思维是一种符合规律、尊重事实的科学思维。因此, 可以说法治思维是建立在公民意识基础上的特殊的高级法律意识。
法治思维的内涵丰富、外延宽广, 可从不同角度解读。法治思维主要表现为价值取向和规则意识两个方面, 法治思维的价值取向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以什么标准看待和对待法律。法治思维的规则意识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如何用法律看待他人和对待自己。一般来说, 法治思维的基本内容应包括法律至上、主权在民 (权力制约) 、公平正义和公开透明等。
法律至上原则。法律至上指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在现代民主社会, 法律至上的核心是宪法至上, 在国家或社会的所有规范中, 宪法是地位最高、效力最广、强制力最大的规范, 是其他一切法律制定和实施的依据。法律至上具体表现为法律的普遍适用性、优先适用性和不可违抗性。因为法律本身是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出来的, 反映民众期望, 符合民众利益, 体现了共同信念、共同理想, 故法律应当受到尊重和遵守。国家行为和公民行为都应在法律框架下进行, 法不阿贵, 法不阿权, 法律是社会的平衡器。无论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 还是社团组织、中介机构和公民个人在做决策、解决问题时, 都要遵从法律、依法办事, 如违反法律, 就要受到法律制裁。任何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 只要有违法犯罪行为, 都要依法追究和承担法律责任。
主权在民 (权力制约) 。依据宪法, 在我国权力是人民的, 即一切权力为民所有, 一切权力为民所用。主权在民, 这是所有法治国家最基本的宪法原则。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是权力的来源和目的。人民通过制定宪法和法律对政府既授权, 又限权。因此各级国家机关必须严格约束权力, 坚持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 进一步减少行政许可、审批和核准程序, 以增强市场和社会的活力。简言之就是, 对政府要“无法不行政”, 对人民则是“法不禁止皆权利”。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在社会活动中法是基准、是约束权力最大的“笼子”。权力制约包括权力法定、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四项要求。
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法治的核心价值追求。治国理政、行使权力必须以追求、维护公平正义为评判尺度。社会的公平正义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能合理、公平分配和占有, 其主要内容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救济公平。“正义不仅要实现, 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法治不仅要追求实质正义, 同时也要追求形式正义。作为看得见的正义, 程序正义不仅是实体正义的保障, 而且还有其独立的价值。法治思维要求公权力行使者在做出重大决策、实施行政行为的时候, 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坚决抵制重结果、轻过程, 重实体、轻程序的旧思维, 树立程序正义, 违反程序即违法的观念。因此, 养成公平正义思维, 有利于增强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责任感, 为促进全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努力。
公开透明。公开透明指程序运行过程和结果应当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 以接受社会各方监督, 防止办事不公、暗箱操作、利益交换、特权腐败, 让人民监督权力,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法治是民主之治, 政务公开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因此, 公权力的行使要公开透明, 政府要自觉做阳光政府。各级国家机关要坚持“公开是原则, 保密是例外”的原则, 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同时, 法律、政策等必须与时俱进, 应根据社会发展变化而及时改、废、立, 及时发挥规范引领社会生活前进的良好作用。
二培养法治思维的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治国理政方式上,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得到高度重视和创造性运用。把法治作为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坚持依法执政,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保障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 深入推进执法司法体制改革, 用法治思维推动政法工作的开展, 做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信仰法治、坚守法治, 做到这点, 必须注重法治思维的培养。法治思维的培养, 不仅是观念的养成, 而且需要实践制度的保障。
1. 培养法治思维, 必须抛弃人治思维
法治理念是法治思维的基础和前提。法治理念根植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必然性要求之中, 是法治的灵魂, 体现了法治的精神实质和价值追求。法治思维主要表现为, 国家法律是治国理政的基本依据, 处理问题要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调节社会关系, 解决社会矛盾纠纷,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集中社会大众的意志来进行决策和判断;强调法律为最高权威,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人治思维是指依靠个人 (或少数人) 意志的作用来管理政权实行政治统治, 是依靠统治者个人的权威治理国家的一种政治主张。强调依靠个人的能力和德行治国理政;按照个人意志和情感进行治理, 以言代法、言出法随;奉行个人意志为最高权威, 集权专断。在中国, 人治思想源于儒家文化。如孔子认为“为政在人”“其人存, 则其政举, 其人亡, 则其政息”。在西方,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曾提出哲人治国论, 主张建立哲学王统治等, 同属于人治的一种政治思想。在现实阶级社会, 事实上所谓的“仁政”“德政”只能是孔子等封建主义思想家对“治国之道”的理想追求, 虽有时开得很艳丽, 但最终躲不过人祸连连。因此,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经验教训中指出:“搞人治危险得很, 搞法治才靠得住。”法治是迄今为止人类能够认识到的最佳治国理政方式。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竞争。法治是现代制度文明的核心,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们不仅要深化对法治重要性的认识, 而且要深化对法治本质的认识, 进而增强法治思维的自觉性。
2. 全民崇尚法律, 树立对法治的信仰
建设法治中国, 不是法学家、政治家所设计的“空中理想花园”, 而必须是全民参与, 根植于亿万人民群众的心中, 使人民群众成为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法治精神的信仰者。法国思想家卢梭说:“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 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 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伯尔曼也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没有对法律信仰的群众心理基础,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迈进法治社会的门槛。法治之所以能够被崇尚、信仰, 是因为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是社会全体成员的行为准则;是非人格化权威, 超脱于特定的人和利益, 能够激起社会成员信仰层面的尊崇;是一种实践理性, 凝结着民族精神, 承载着规律和真理。人民群众在内心要敬畏法治, 这样才能由衷地认同和尊崇。树立法治至上的理念, 自觉把法治顶在头上、记在心中, 明白法律是神圣不可亵渎、必须严格遵照执行的。对国家机关公职人员来说, 敬畏法治最根本的是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 敬畏公民的合法权益, 自觉把执法权、司法权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法治思维是一种习惯性思维, 与长期自觉养成的工作、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行为要践行, 真正把法治作为工作、生活的准则、指南, 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3. 学习法律知识, 提高法治素养
“教育是法治的先决条件”, 学习和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 是培养法治思维和提高法治素养的基本前提。在社会活动中, 一个对法律知识一无所知的人, 是不可能形成法治思维, 当然更谈不上法治素养。在全社会进行法治宣传教育是提高全民法治素养、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法治教育的新要求:“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同时, 全民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重点应放在进行宪法知识的宣传教育, 使广大公民了解宪法、掌握宪法, 增强宪法观念, 树立宪法最高权威性。明确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 没有宪法, 就没有法治。学法, 不仅学履行职责所需的法律知识, 而且学法治的原则、原理、精神, 重点掌握法律授予什么权力、边界在哪里、行使的程序是什么、不依法行使应承担什么责任等, 从而提高依照法定权限、程序行使权力的素养。
4. 掌握法律方法, 参与法律实践
法律方法是法治思维的基本要素, 法律思维的过程就是运用法律方法思考、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过程。法律方法, 一是正确理解法律条文的含义、内容和立法精神。二是正确运用法律调整社会活动中生产生活各个方面的规范。法治思维是在丰富的法治实践中训练、培养和应用的思维方式。脱离法治建设的生动实践, 就难以养成法治的思维方式。因此, 就政府而言, 应积极拓展各种渠道, 使广大公民参与立法讨论、依法行使监督权、民主协商、旁听现场司法审判和民主选举等法治实践。在实践中增强社会成员的公共意识、规则意识、守法意识, 养成法治思维习惯, 防止极端思想和行为的发生。
5.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等思维
法治思维离不开公民意识的增强。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的自我认识, 是公民对于自己应享受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的自觉意识。纵观人类历史, 在专制独裁社会中只有“臣民”和“奴才”,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法治社会要求人们担负起具体的公民职责。从某种意义上说, 公民的概念意味着一个人与国家、社会及他人在政治、法律领域的良性互动关系。树立公民意识, 就是要培养公民对祖国的深厚情感, 承担起公民对国家应尽的责任, 自觉遵守法律, 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所有公民都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也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国家机关在适用法律上对任何公民都一律平等;任何公民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健全的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维的思考
道路决定命运。建设法治中国走什么路, 直接关系特色法治中国建设的成败。成功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 一个国家的法治道路是由该国人民自己选择和创造的, 不论是何种思维模式, 凡是法治搞得比较成功的国家, 无一不是较好地坚持了法治规律与本国国情创造性结合的结果。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就法治中国建设作出战略部署, 明确提出以宪法为统帅,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把党的领导贯彻于依法治国全过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党的领导贯彻于依法治国全过程, 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最根本的保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 坚持党的领导, 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 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 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 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为此, 要体现党和政府在法治建设中的公信力和动员力, 就必须依法严惩人治思维下的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 “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法治既授予权力, 更约束权力。权力来源于法律, 权力的行使必须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肉联系。
2.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应充分坚持和体现人民群众主体地位, 以民为本、立法为民
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来源。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做主, 立法思维充分反映人民意愿、充分实现人民权利、充分保障人民权利, 亦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古人云:“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 则不成。”习近平同志就立法亦指出“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以民为本、立法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 是社会主义法治价值和精神的根本取向。从法律制度上, 确保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营造公权为民、谨慎用权、依法办事的清廉善治环境。
3.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强调, 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确立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建设价值目标, 既要兼顾现代国家治理思想和法治实践的共性特点, 认真思考所体现的科学理念及所蕴含的精神, 又要善于从中国传统的优秀治理文化中吸取营养, 体现德治与法治相辅而行的经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孕育了厚德载物、德行天下的优良传统, 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动力。法律是他律, 道德是自律。治理国家和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统筹兼顾, 全面规划。明确以德治国不是封建主义思想家所颂扬的明君明主“仁政”, 而应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使全体国民正心修身, 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 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 实现政治清明, 社会和谐。
总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 把法治中国建设由愿景, 正转变为行动宣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 是中国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变革。“关山初度路犹长”, 法治的春天虽已来临, 但要开花结果, 离不开执政党的决心和国民法治思维的培育。
摘要：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凝聚改革共识, 改变传统的管理方式, 完善国家治理体制的思想体系。法治思维指以崇尚法治、尊重法律为导向, 以法律作为判断是非和处理事务的准绳, 运用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法律方法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思维模式。建设法治中国, 不是法学家、政治家所设计的“空中理想花园”, 而必须是全民参与, 根植于亿万人民群众的心中, 使人民群众成为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法治精神的信仰者。
关键词：法治思维,法治中国,法律意识,公民意识,法律至上
参考文献
[1]袁曙宏.奋力建设法治中国[J].求是, 2013 (6)
[2]汪永清.法治思维及其养成[J].山东人大工作, 2014 (11)
篇4：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纵深发展的一年。《中国经济报告》记者日前就法治中国建设的相关问题专访了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先生。
怎样处理好党的领导和立法机关的关系
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的“两会”即将召开，你认为，在依法治国背景下，应当怎样处理好执政党的领导和国家立法机关的关系？
陈光中：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但是党领导制定法律，不等于党的决定就是法律。前者是党的意志，后者是国家的意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根据党中央的决定，适时地制定和修改法律以体现党的主张，党的主张通过立法程序法律化，才能让全国各级组织和全国公民遵守奉行。例如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计划生育政策改为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人大常委会于2015年12月27日修改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其第18条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这样就能从法律层面保障党的政策的实施。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符合世界人口发展趋势，西方国家大多都鼓励生育，中国目前老龄化的比例也越来越高，造成一对夫妇赡养四个老人的状况较多，这种现状不能持续下去。所以，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订是大势所趋。
党对立法具有领导权的同时，也要让立法部门有立法的主动权。具体来说，日常的立法工作应当由人大及其常委会独立进行，但为保障党对立法的坚强领导作用，一是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由党中央提出建议；二是立法规划应当报党中央审查批准；三是立法中事关大局的问题要报党中央讨论决定。总之，党只能管大政方针，不能管得太多、太细。
法治与民主结合，保障人民权益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应该如何着力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换言之，如何建设法治中国？
陈光中：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了依法治国、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一个关键问题是必须同民主相结合，而不能单纯讲法治。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法治是为人民服务的，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品质，当代法治要将民主法制化。法治以民主为灵魂，民主以法治为保障。归根结底，法治是为人民的主体地位服务的。
古代的法家也讲法治，但目的是为君主专制服务。当代法治要以民主为前提，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包括人民的言论自由权。对于各种言论要有包容性，既要强调主旋律，也要允许其他声音的存在。在不触犯法律底线的前提下，应当充分保障言论自由，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当今网络时代，信息沟通时间短、速度快，地球成为地球村，我们必须要承认社会的多层性、文化的多元性，面对现实，理性对待不同意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自信就不怕挑战，不怕风吹雨打，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立于不败之地。何况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若没有言论自由，怎么能算真正的主人？
法治为经济创造良好环境
中国经济报告：经济建设需要法治建设的保障。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好经济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
陈光中：经济社会是一种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要遵循市场规律，市场规律就要把参与市场经济的主体，如工厂、商店、公司等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使他们能够创造性地开展经济建设，这就必然要求法治保障。法治能够规范各行各业的主体怎么进行经济运作，从注册登记成为合法的经济主体开始，主体的具体运作都要遵循各种法律规范。也就是说，法律规定了人们的权利是什么，义务是什么，大家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在法律规范的框架之内，经济主体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不允许任何公权力侵犯私权利。这样让公司企业感觉到自己的权利是有保障的，义务是明确的，他们才会有经营安全感。我们应该给每个企业以安全感和独立的经营权，这样他们才能施展创新才能。
事实证明，企业的安全感越强，创新空间就越大。增强企业的安全感，就要减少行政干预，慎用惩罚手段。企业如果确实存在违法行为，当然应当进行处罚，如果涉及犯罪也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对有些并非犯罪、或者是犯罪界限不清的企业，如果进行刑事惩罚，会使企业感觉没有安全感。这不仅仅会造成一个企业的损失，其他的企业看到，物伤其类，也会心感不安，将会导致资金外流到环境好的国家。候鸟选择湿地栖息，企业也要选择合适的地方投资。可见法治越健全，合法权益越有保障，就越能为经济发展和防止GDP下滑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
造成经济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历史遗留下来的因素。过去，中国GDP保持了长期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已经将发展的能力有所透支。2008年经济危机时期4万亿投资存在一定的浪费，造成内需空间窄化。这些问题后来逐渐暴露，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从法治方面来说，应当不断完善法律，来保障中国经济持续稳步发展。
强化“人民陪审员制度”
中国经济报告：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中国结合国情吸收和借鉴国外的陪审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在强化人民陪审员制度方面，你有什么建议？
陈光中：人民群众参加、监督司法是法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民主的表现。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已经提出要改革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目前正在探索。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扩大人民陪审范围。在过去，越是重大案件人民越不能参加陪审，现在是死刑案件以外的案件尽量让人民陪审员参加。死刑案件不让参加，因为涉及到判死刑人数的保密问题。我认为，就今后的发展方向来说，死刑案件的禁区也要打破，死刑案件也应该允许人民陪审。除了涉及国家保密的案件不适合陪审以外，包括死刑案件在内，都可以实行陪审。
第二，降低人民陪审员的文化水平要求。过去我们要求人民陪审员要有大专文化水平并具有一定法律知识。但是西方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只是要求陪审员从普通老百姓角度来分析判断案情，而不要求从法律专业角度来评判。中国陪审员的文化水平条件目前有所改变，从大专改为高中，也不要求有法律知识，这有利于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加陪审。
第三，探索陪审员逐步过渡到只就证据事实问题进行判断，而不参与适用法律的合议裁判。这是吸取和借鉴了西方国家的陪审团制度。
将人民监督员制度法律化
中国经济报告：人民监督员制度对于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的渠道方面有着什么重要作用？应当如何加强？
陈光中：对人民监督员，没有法律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规定。所以与人民陪审员相比，人民监督员的法治性比较弱。人民监督员的权利比陪审员要少，这是因为检察机关本身是检察长垂直领导的体制，限制了人民监督权利的扩展空间。法院合议庭在法院内部基本上是独立的，法院上下级不是领导关系，是监督关系。所以，陪审员比人民监督员权利大，有一定决定权。
但是，我还是非常支持发展中国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是中国的独创，体现人民直接参加监督检察机关。四中全会《决定》充分肯定了人民监督员制度。此项制度改革的方向是，首先应当使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分量进一步加重，检察工作中比较重要的环节要让人民监督员参加。其次，加强人民监督员制度最关键的一步是要将人民监督员法制化，应当将人民监督员列入《人民检察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
劳教废除后，如何处罚一般违法行为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已经废止存在了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你认为，废止劳教制度有什么重要意义？劳教废止后，法律应该如何填补一般违法与犯罪之间的区域？
陈光中：劳动教养制度虽然在一定历史阶段发挥了维持治安的作用，但毕竟不符合民主法治发展的要求，因此，废除是必然的。我认为，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以后，没有必要创制某个新制度来加以弥补。因为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大部分行为可以改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来惩罚，只需要对该法进行一些小修改即可。这样也不会关得很长时间，以前劳教一般要1-4年，治安处罚不超过半个月，合并处罚不超过20天。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取消劳教制度并没有发现社会治安受到多大影响。
因此，国家不用另立制度，而只需对刑法做个别的修改。刑法修正案9在个别问题上已经弥补劳动教养制度废除的空间了，例如盗窃罪的立案标准原规定是一次不超过1000元，多次小量盗窃的则处以劳动教奍，现在刑法修改为多次盗窃小数额财物的也构成犯罪。可见，不需要机械搬用外国做法搞“保安处分”之类的新法律制度。
强化法援制度，确保被告人的辩护权
中国经济报告：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对于法治中国建设有什么重要作用？应该从哪些方面推进？死刑复核被明确列入法律援助范围，有什么积极意义？
陈光中：发展法律援助事业是司法改革中的一个重大进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共同发布文件，有关部门正进一步落实。我认为，死刑关乎生命的剥夺，必须加强辩护，对于死刑复核案件的法律援助应该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死刑复核的案件必须有法律援助。以前死刑复核案件律师可以参加，但是没有要求法律援助，现在明确规定法律援助，那律师就必须参加了。二是应当要求有经验的律师参加死刑复核。目前中国已经明确死刑复核案件都要搞法律援助，但是，参与律师的条件没有明确规定。因为死刑案件重大，保障辩护质量很重要，应当规定，律师至少从业5年以上才能当死刑复核案件的法援律师。
目前，中国对死刑和无期徒刑实行法律援助，我认为应进一步扩展到无期徒刑以下。事实上，判20年、15年、10年也是重罪，包括：抢劫、放火、盗窃等，其中很多被告人收入很低，大部分都请不起律师，这就造成中国刑事法律案件中有辩护律师的比例仅为20%-30%，也就是说，100个案件中有律师参加的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大部分案件没有律师参加，这样对人权保障很不利。我认为，应该把法律援助的范围至少从无期徒刑扩大到重罪，即先扩大到可能判10年徒刑以上的案件。如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到5年或3年。
反腐败须准字当头，加强程序正义
中国经济报告：中央目前在大力反腐，你如何看待中国强化反腐败案件的惩治？从反腐败案件中可发现哪些问题？
陈光中：铁腕反腐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得人心的重大举措，中国确实已经到了不反不得了的地步。反腐败成绩辉煌，但也要防止出现失误。在打老虎方面问题不大。由于老虎地位高、数额大，办理这类案件证据比较扎实，一般不会搞错。而拍苍蝇情况有所不同，有的基层案件，官不大，数额也不多，处理不好容易出问题。
首先，在案件的前期司法调查阶段，存在搞刑讯逼供、特别是疲劳讯问等变相刑讯的可能，收集的言词证据不太真实。因为腐败案件与一般案件不同，手法比较隐蔽，客观证据难以取得，造成了取证难——往往是行贿人揭发，收贿人不承认，又要加强打击力度。因此，办案人员很容易采取刑讯逼供等方法非法取证。其次，在检察院的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由于受外部协调的影响，检察院对事实证据的收集审查难以完全独立运作，把关不严。再次，在案件的审判阶段，反腐败案件与普通案件相比，程序不够规范，污点证人（行贿人）一般不出庭，被告人、出庭证人往往翻供翻证，经不起对质，所以法院不让证人出庭。
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要以审判为中心，庭审起决定性作用，要对质在法庭、辩论在法庭、法官心证形成在法庭。但是，基层的行贿案件中绝大多数证人是不出庭的，即便翻供也照样判。因此，要杜绝拍苍蝇的个别案件经不起法律、社会检验的情况发生。反腐败非常必要，必须深入持久下去，但也要防止出偏差。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同样适用于反腐案件。反腐案件也要避免发生冤假错案。
篇5：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心得体会
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每个领导干部都要深刻认识到，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法律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法律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每个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对各种危害法治、破坏法治、践踏法治的行为要挺身而出、坚决斗争。对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从其踏入干部队伍的`那一天起就要开始抓，加强教育、培养自觉，加强管理、强化监督。
带头了解法律、掌握法律。学法懂法是守法用法的前提。领导干部要系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准确把握我们党处理法治问题的基本立场。首要的是学习宪法，还要学习同自己所担负的领导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弄明白法律规定怎么用权，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心中高悬法律的明镜，手中紧握法律的戒尺，知晓为官做事的尺度。
带头遵纪守法、捍卫法治。领导干部要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执行法律，带头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谋划工作要运用法治思维，处理问题要运用法治方式，说话做事要先考虑一下是不是合法。党纪国法不能成为“橡皮泥”、“稻草人”，违纪违法都要受到追究。
带头厉行法治、依法办事。领导干部要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
篇6：法治中国建设心得
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开展，注重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同志曾就建设“法治浙江”指出，通过推进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法治建设，可以规范社会主体行为，引导各方面统筹发展;通过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法治建设，可以使各项建设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引导各方面协调发展。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需要完善法治。只有把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纳入法治调整范围，经济、政治、文化和谐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才有切实保障，整个社会才能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可以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都具有法治的属性，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法律关系。
建设“法治浙江”，就是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向的前提下，推进本省人民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把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包括人的权利、人的利益、人的安全、人的自由、人的平等、人的发展等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使公民的政治参与既能够在具体的制度上得到保障，又能够在有序的轨道上逐步扩大，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以来，同志在多个场合提出要更加注重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因此必须明确，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
在关于建设“法治浙江”问题上，同志强调，在实践中坚持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更好地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他指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他特别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假借民主、假借法治来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特别要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依法治国的幌子否定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打着司法改革的旗号否定社会制度，利用个别案件诋毁政法机关和政法队伍形象，企图在政法意识形态领域制造混乱和影响，以实现其政治图谋。
以来，同志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就是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十八届四中全会就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条基本经验。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同志指出，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
依法治国首先要从严治党
在依法执政问题上，同志在浙江工作时就指出依法治国是关于国家的治国方略，依法执政是关于执政党的执政方略，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面在党执政问题上的具体体现，要把依法执政作为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我们党依法执政，就是要把党的执政活动纳入法治轨道，依法掌权、依法用权并依法接受监督，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贯彻党的执政宗旨。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
以来，同志多次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从严治党。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治党首要是严明党纪，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十八届四中全会着重指出，党员干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要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高级干部尤其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同志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要求领导干部要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
立法是法治的基础，依法行政、全面建设法治政府是法治的关键所在
同志多次强调，要把提高立法质量放在首位。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坚持为人民立法、靠人民立法，进一步完善立法机制，拓宽立法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关系的渠道，正确处理立法工作中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关系，不断提高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在建设“法治浙江”过程中，地方立法工作要为发展服务、要有地方特色、要维护人民根本利益、要体现时代性。同志要求把依法行政落实到政府工作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努力建设法治政府。他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适应新形势，从根本上转变不适应依法治国、依法治省要求的思维方式、领导方法和工作习惯，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
关于立法工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扩大公众有序参与。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把立法工作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前提与基础地位，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体制和程序，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而且要充分发挥立法对改革的积极引领和推动作用。关于政府依法行政，同志强调要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正公开、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各级行政机关必须依法履行职责，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决不允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当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在建设“法治浙江”的工作部署中，同志提出要以保证司法公正为目标，树立公平正义和保护人权的司法理念，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确立依法办案、无罪推定的司法原则，做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要支持法院、检察院秉公执法，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广大法官要清正廉洁，秉公办案，敢做人民的“包青天”。
以来，同志要求政法战线要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要重点解决损害群众权益的突出问题，决不允许对群众的报警求助置之不理，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在关于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同志指出，当前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问题十分突出，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吃了原告吃被告”，等等。司法不公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司法体制不完善、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因此，要通过体制改革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要坚持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法藏身。
普及公民的法制教育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基础性作用，推进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
在浙江工作时，同志提出，在着力点上要突出培养公民的法治精神。他深刻指出，法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使法必行之法就是法治精神。法治也并不体现于普通民众对法律条文有多么深透的了解，而在于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中，体现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这包括培养人们的理性精神、诚信守法的精神、尊重法律权威的精神、权利与义务对称的精神、依法维权和依法解决纠纷的习惯等等。他强调：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民法律素质，要从各级领导干部抓起;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体现维护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要贯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方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因此，要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普法工作的领导，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和人民团体要在普法教育中发挥职能作用。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把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健全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提高普法实效。
信访工作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一个重要方面，要做到依法信访、维护法治的严肃性
同志指出，我们党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应该让老百姓有一个说话的地方，有一个诉求的地方。如果老百姓有了意见、有了要求、有了冤屈，诉告无门，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就根本谈不上人民当家作主，根本谈不上代表人民的利益。他要求基层干部要把好信访第一道岗，领导干部要积极下访，并指出，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不是信访工作的唯一形式，也不是越俎代庖，取代基层工作，而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转变，一种工作思路的创新，一种行之有效的机制，一种发扬民主、体察民情、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这有利于进一步畅通与基层群众交流沟通的渠道，有利于面对面地检查督促基层信访工作，有利于发现倾向性问题，深化规律性认识。深化领导下访，必须注重实效，着力在解决问题、提高接访质量上下工夫;要把领导下访与常年接访、定期约访有机结合起来，把敞开式下访与专题约访或调研有机结合。
同志还强调，现在群众上访也要做到依法信访。上访群众多，尤其是上访中的涉法案件多，很多就是因为群众不知道应该去打“官司”，怎样去打“官司”，或者经济条件所限打不起“官司”，这就需要党和政府履行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的重要职责，确保让每一位群众遇到矛盾之时先去调解，调解不成也愿意打“官司”，懂得打“官司”，打得起“官司”，信得了打“官司”的最终结果。对许多涉法的问题，应该引导群众到调解组织去调解，或者到司法机关去诉讼，而不应都到党委、政府来上访。司法机构终审以后，也要维护法治的严肃性，特别是法律程序的严肃性，不宜产生终审难终、申诉不断的“马拉松官司”。
推进法治建设要干在实处，注重实效，反对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
同志强调要在国家统一的法制模式框架下，根据已经具备的条件和能够创造的条件，主动把做得到的事情积极做好、做出实效。要围绕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作为推进“法治浙江”建设的切入点，使“法治浙江”建设一开始就惠及群众，让群众感受到实际效果。
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同志的相关论述也充分体现了他的务实精神。在关于新时期立法工作的论述中，他指出，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也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不管用、能不能解决问题。就法律实施问题，他指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或者实施不力，搞得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那制定再多的法律也无济于事。
在“法治浙江”建设过程中，同志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就发展党内民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扩大基层民主、建立健全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等问题作出了许多精辟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