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部编建设法治中国
民主法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一、加强民主法治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任务，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和重点任务。
1、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政治体制改革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事关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既要坚定不移实施，又要积极稳妥推进，特别是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全会《决定》从三个方面提出和部署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二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三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2、人民民主：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
全会强调：“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
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三个更加”意味着，今后国家会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通过制度保证人民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
3、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会《决定》鲜明地提出：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就是推动两个方面的创新，一个是理论方面的创新，当然也包括实践层面的创新，目的就是要更好的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们国家根本制度的作用。
全会《决定》强调：“完善人大工作机制，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近年来，我们辽宁省人大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去年以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先后就教育经费支出、大气污染防治、农田水利建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进行了专题询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
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的论断。协商民主的推进有利于人民民主权利的实践，从而更好地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这样一个目标的实现;那么其次就是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有就是协商民主的推进有利于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从而确保各级党委和政府实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最后就是协商民主的推进还有助于我们推进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转变。
全会《决定》对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了全面的规划和部署，明确提出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
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系统阐述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制度要求。“法治中国”将作为治国基本方略的依法治国思想进行了重大提升，释放出强烈的改革信号。
1、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法治中国”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有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版”、“综合版”和“升级版”，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要求和法治基本精神的“具体目标”，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具体平台。
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法治中国建设，应当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意味着“法治中国”建设将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系统工程。
2、行政执法体制：权责统
一、权威高效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两大支柱。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着力点是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目标是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全会《决定》针对权责交叉、多头执法等问题，提出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建立权责统
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要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3、司法体制改革：公正、高效、权威
公平正义，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为了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司法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改革主要侧重于立法的审查、执法的监督和司法的独立，做到这三点创新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我们司法的公正，让老百姓在整个司法的过程中、执法的过程中体会到对他们权益的保障，体会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有助于建立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
全会《决定》从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等三个方面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做了具体明确的部署。
4、劳动教养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实行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胡建淼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在历史上对于维护社会治安、确保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应当看到它的弊端非常大。中央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心也体现了中央对人权的高度尊重。”
中央司改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从今年3月起，各地基本停止适用劳动教养，社会治安保持了平稳态势，社会各界也都认可。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起草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议案，将按程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第二篇：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保驾护航
摘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中国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重要目标，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障。法治中国对于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助推改革走向深入，保障改革平稳进行具有十分重大且深远的意义。本文从为什么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战略的发展以及如何依法治国等方面进行了部分讨论。
关键字：法治中国，深化改革，法制建设，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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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中国是2013年1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就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中做出的重要指示中首次提出的一个法治建设新目标。“法治中国”是自党的十五大以来依法治国方略的升级版;是将法治的共性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综合体。“法治中国”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方向和道路，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
一、为什么要依法治国
欧美等现代化国家法治等比较完善，而在我国由于建国时短且部分历史原因，导致在改革开放后才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战略。随着国家经济和各个方面的发展，要求国家实行依法治国，因为只有依法治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才能维护国家稳定以及人民的安居乐业。
实行依法治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改革的目标，但市场经济绝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它是一整套经济运行的理念和模式，属于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因此必然要求改革上层建筑以适应其需要，健全的法制正是适应市场经济的上层建筑中的核心部分。
实行依法治国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提条件。建设精神文明、两手抓成为党中央一再强调的工作重点。但是这项常抓不懈的工作成效不彰也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就在于法制建设的不力。搞精神文明的一种常规作法是大力宣传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号召广大人民学习。然而，在一个贪污腐化者、坑蒙拐骗者弹冠相庆，诚实守法者吃亏上当的社会中，模范人物有多大感召力令人怀疑。事实上，在一个基本法律规范都得不到尊重的时代，让人们去学习先进模范无私奉献、忘我工作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想要搞好精神文明，必须先下大力气搞好法制建设。
实行依法治国是维护国家稳定，社会长治久安的要求。依法治国就是指按一套相对固定的原则规范来管理国家，从而使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得以在比较稳定的基础上运行而不致有太大的动荡。 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法律以及与其相关的法制体系与军队、警察一样是保证社会正常稳定运行的基本机制。而这种机制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显得尤其重要。中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化的巨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利益结构的变迁、国家控制力的减弱，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新贫与新富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甚至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贪污腐败、黑社会等丑恶现象层出不穷。不仅如此，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也日益激烈和具体化，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则因此变得难以预测。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对秩序的呼唤理应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而在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中，法制无疑是唱主角的。
二、依法治国战略的发展
中国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为了体现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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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放在“国家机构”之前，改变了以往放在“国家机构”之后的惯例。虽然只是次序的调整，但它反映了法治国家一个基本原则——公民权利优于国家机构的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国家机构是用来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的工具。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还特别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我国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将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改变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极其鲜明地突出了对“法治”的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合乎逻辑地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正是中央对这一问题长期思索的结果，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需要：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还把依法治国作为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内容。
201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决定》在10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通过。10月23号，全会闭幕当天已经发布了一个全会公报，与之相比，公报是关于依法治国的大纲和精神要旨的阐述，《决定》则是一部更全面、具体、更有针对性的依法治国路径图。
三、如何建设法治中国
坚持以法治为最可靠保障。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及扩大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以法治为最根本手段和最可靠保障。法治中国是十八大报告所阐述的“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的升级版。在当下中国，法治是提高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的可靠教材，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唯一途径，是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根本保障。
法治中国必须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让法治成为国民的信仰。法治本质上是规则之治，宪法和法律是一国的根本规则。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立国宪章，国之根本法则，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各种基本法律是国家这一共同体的基本规范准则。法律是宪法的具体化，亦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威性。只有牢固确立和尊崇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才能在国家树立一个最高的是非判断标准，才能建立稳定可靠的制度预期，才能引导国民遵守规则、信仰法治。
法治中国必须规范公权力运行，保障私权利实现。制约和规范公权力运行，保障和实现私权利价值是现代法治的两大使命。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权力由法律所授予，也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运行。应将权力关进法律化的制度之笼，坚持用法律化的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通过法治化的途径监督权力，让权力在法制的轨道内运行。公权力具有天然的侵犯私权利的属性，制约和规范公权力运行的目的，在于保障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私权，否则公权力的存在将毫无意义。
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严格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必须通过一个法治的政府才能实现，这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依法行政是规范公权力运行，保障私权利实现的首要保障。当前社会矛盾多发，信访不断，多与依法行政不到位有关。只有坚持依法行政，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最大程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依法行政也是创新社会治理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准则。不管何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包括新型的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机制，皆代表国家对社会管理的方法或者态度，都涉及到公权力的运用，因此必须坚持依法而为;未得到法律授权的任何公权力运用都是非法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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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买平安”、“摆得平就是水平”都是非法治的权宜之计，应予以坚决摒弃。
法治中国必须强化司法权威，保障司法独立。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以维护人民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是公平正义实现的最后一道关卡。当民众普遍感到公平正义难以获得的时候，将导致社会不稳。理想的法治状态下，一切纠纷皆可通过司法获得解决，民众能够从司法获得最后的公平正义。司法要承担守护民众公平正义的使命，要求司法必须有权威，强化司法权威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司法权威来源于独立和公正，应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下大力气根除制约司法权依法独立运行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司法权依法独立运行与坚持党的领导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就是对党和人民意志的最好贯彻和落实。目前存在诸多如“信访不信法”等消减司法权威的不利因素，亟需得到纠正。
现今，我们正面临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这是巨大挑战，更是推动中国继续美好前行的重大战略机遇。当前形势和任务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坚持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改革总体推进方略。法治中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支撑，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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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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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备课稿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中国
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中国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六项任务。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描绘了崭新的蓝图，我们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最终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含着具体的五个体系，一是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二是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三是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四是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五是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完成六项任务，一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二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三是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四是增强全民的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五是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六是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下面，我对依法治国的六项任务作一个重点介绍。
1、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 1)、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可以说是我们依法治国的升级版，里面提出了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观点、新举措，总共有186项的新观点、新举措。其中第一项新内容就是，我们现在提出来，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我们有个比喻，宪法相当于母法，其它法律都是子法，都是从宪法派生出来的，都要跟宪法保持一致，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四中全会还把每年的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今后，凡是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公职人员，在正式就职时，都要公开向宪法宣誓，承诺遵守宪法，把宪法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把宪法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也就是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因为，我国宪法郑重宣告：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新建立的宪法宣誓制度。
2)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 四中全会谈到立法时，有这样一句话，“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这是我们在党的文件上，第一次提出“良法”这个概念，具有很深的含义，说明我们党已经意识到，法律也有良、恶之分，良法能实现善治，恶法只能带来恶治。如果一部法律的实施，不仅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反而把权力这只老虎从笼子里放出来，到处咬人，随意侵犯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那么，它必定是恶法。既然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限制国家权力之法，那么，我们只有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才能实现良法善治。过去，我们出台的一些法规，曾经存在着与宪法相抵触的条款，比如，《收容遣送条例》、《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等，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却规定，无需审判，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年，还可延长为4年;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却规定，在没有经过合理补偿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有权强制拆除公民所有的房屋，所以，在当时的法治环境下，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人大制定的《宪法》抵挡不了国务院制定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老百姓手中的房产证、土地证抵挡不了开发商手中的《拆迁许可证》。虽然，现在这些法规都被废除了，但却暴露出我们在宪法实施和监督方面存在的问题，所以，这次四中全会正在积极探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在国外，有的国家是设立宪法法院，对违反宪法的案件进行审查并做出判决，而在我国，将来有可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成立一个宪法监督委员会，依法撤销或纠正违反宪法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以上讲的是依法治国的第一项任务，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第二项任务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2、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四中全会在谈到依法行政时，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现在出台了很多的法律，各种法律法规加起来将近一万部，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这么多的法律法规制定出来之后，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落实，得不到很好的执行，那么，法律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没有权威，最终使人们丧失对法律的信心、失去对法律的信仰。它所造成的危害比没有法律更大。所以，四中全会十分重视法律的实施，在推进依法行政方面提出了许多新举措。 1)、健全依法决策的机制。
人们常说，领导就是决策，各级政府经常要对事关公共利益的事项做出决策，长期以来，部分官员随意决策，被老百姓讽刺为“三拍干部”，拍脑袋决策、拍胸脯执行、最后拍屁股走人，导致大量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上马，造成巨大的浪费。比如，全国各地，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缺乏长远规划、大拆大建的现象十分突出，现在每建造100万平方米的新建筑，就要拆除30-40万平方米的老建筑，很多都是处于正常使用年限甚至刚建成不久的建筑，居国家住建部的统计数据，仅此一项，就给我国造成5000多亿的损失，所以我们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浪费国。今后，如何依法决策、科学决策，这是四中全会给我们提出的全新的命题。首先，我们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行政机关的每一项重大决策，都要经过这几个程序，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而且，合法性审查是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决策之前先要看看，跟法律有没有相抵触的地方，有没有违法，如果不合法，就应该马上叫停，不得再进行下去;其次，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过去决策错了，也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拍拍屁股走人，现在不行了，要追究责任，而且是终身责任追究，不管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管是在职，还是退休，出了问题都要追究，而且责任认定不明确的，还要倒查，最后落实是谁的责任。 2)、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
长期以来，公权力过多地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突出特征。它首先表现在行政审批过多过滥上。行政审批制度的实质是政府管制，它在市场经济不成熟的早期起到了维持市场正常秩序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这项职能依然过多地集中在政府手中，就会抑制市场活力，也容易产生腐败的寻租活动。从国家能源局煤炭司一个副司长家里，就可以搜出上亿的现金。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打一个招呼，他儿子的账户就可以进帐上千万，足以说明审批权腐败的能量有多大。因此，我们要减少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行为的过度干预，减少不必要的审批。就必须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界定政府的职权范围。李克强总理在谈到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差别时曾说“私权利法无禁止即可为，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是法治政府最基础的原则。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政府的行为必须要有法律依据，来源于法律的明确授权，政府的权力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超出法定范围之外，政府就没有权力了，而对老百姓来说呢?则是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只要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事，那都是老百姓的自由，老百姓有权自主决定做还是不做，行政机关只能要求公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而不能超出法律规定范围之外去要求公民履行义务。 当然，我们讲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并不是要削弱政府职能、而是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包括要理顺政府部门内部之间的关系，解决职能交叉、职权不清、相互推诿扯皮等问题。过去，政府部门之间往往是有利可图的事争着管，无利可图、吃力不讨好的事就相互推诿扯皮。今后，政府的职能更加明确，主要概括为以下5个方面：一是宏观调控，政府不再干预微观经济，而是从宏观上加以调控，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信用经济，欺诈违约行为不断发生而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假冒伪劣商品大量出现而没有受到彻底的追究，就不可能形成健康有序的市场。目前，我们整个社会的信用程度比较低，很多私人老板只好带着大笔的现金去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谁也不信任谁。而在发达国家，用皮箱装着几十万美元做交易的，只有贩毒集团。三是公共服务;四是社会管理;五是环境保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但积累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十分严重。比如，水污染，以前河水可以淘米洗菜，现在连衣服也不敢洗，超过1/4的人喝不上合格的饮用水;比如空气污染，雾霾正在由华北向华东、华南蔓延，覆盖了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还都是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据新闻报道，10月11日，北京的PM2.5普遍达到了400，雾霾严重到对面看不见的程度，司机开车过了路口才发现闯了红灯，当然，这种情况下也不用当心被罚款，因为摄像头也无法拍清车牌号。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一半以上在中国;比如土地污染，我们的土地重金属污染极其严重，很多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地仍在种植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作物，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引发新的食品安全问题。环境保护职能单列出来，反映了对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今年两会前对群众关注问题的民意测验中，环境保护问题已经超越腐败排在群众最关注问题的第一位，试想想，如果一个地方遭受严重的环境污染，即使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再快，给人们的收入增加十倍，也没有人愿意生活在这个地方。所以，习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我们在政府职能当中把环境保护职能单列出来，反映了对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在2015年实施后，将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3、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四中全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则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特别引用了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四中全会在推进司法改革方面有许多新亮点。 1)、去地方化。
过去，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管理体制，人财物受地方党委政府的牵制，不利于司法独立。为有效切断司法机关与地方的联系，四中全会提出，要改革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实行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同时，最高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还要探索设立垮行政区划的法院和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这是非常重大的改革措施，连宪法都要做相应的修改，因为我们现在的法院、检察院都是按照行政区划来设置的，我国宪法规定，各级法院、检察院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对同级人大负责。现在要打破行政区划，设立法院、检察院，势必要涉及到宪法的修改。今后，司法改革的趋势可能是这样的，司法机关实行垂直管理，人财物不受地方的控制，而且，不再是一个省设立一个高级法院，一个地级市设立一个中级法院，而是打破行政区划，像在全国范围内划分七大军区一样在全国范围内划分若干个司法管辖区，一个司法管辖区设立一个高级法院，像一个军区要管辖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一样，如南京军区要管辖六省一市，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江西省、福建省、上海市，一个司法管辖范围也要管辖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然后，每个司法管辖区根据实际情况设立若干中级法院，而不是一个地级市设立一个中级法院，当然，基层法院还是在县市区域基础上设置。从而摆脱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的干扰，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2)、去行政化。
行政机关最大的特点是下级服从上级，层层汇报，层层审批，而司法机关不同于行政机关，一个案件主审法官审理完之后，就可以做出裁判，因为主审法官参与了案件审理的全过程，理应对案情最了解，而且，主审法官作为专业人员，对相关法律依据也比较熟悉。如果也像行政机关那样，一个案件审理完之后，也层层汇报，层层审批，让没有参与审理案件的领导来审批、做决定，反而不利于案件的公正审理，也导致职责不清，所以，司法机关要去行政化，法官除了法律之外，没有其它的上级，正如四中全会提出的，要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谁审理案件就由谁做出裁判，谁做出的裁判就由谁负责，这样，实现了权责统一，有利于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 3)、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 四中全会提出了两个终身责任制，一是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二是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决策终身责任制是针对行政官员，办案质量终身责任制是针对法官、检察官，有利于确保案件的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
4、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我国人治的历史非常漫长，人治的影响根深蒂固，在传统上，中国人讲“三个大”，人大于法，情大于法，权大于法。在西方国家，一些公民出了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去找法律上的依据，看看究竟错在什么地方或者哪儿没有错，他们是寻求法律的帮助，最后听从法律的裁判。可是中国人要出了事，首先想到的是赶快找人，找关系。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出现矛盾冲突包括官民纠纷，人们都是请律师、上法院，在中国却是信访和上访的重要原因。而有些领导者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以突破法律界限和牺牲他人公平正义为代价来息事宁人，必然导致新一轮恶性循环，破坏整个社会的法律秩序。这种“维稳”的方法就好比扬汤止沸，把锅里烧开的水舀起来再倒回去，使它暂时冷却下来停止沸腾，但是，锅底下的火还在燃烧，水一直在加热，过不了多久，水又会重新沸腾。目前中国年信访案件一直在700万至800万件，平均每天2万多起。集体上访居高不下。所以，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只有把锅底下燃烧的柴火抽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就好比釜底抽薪，是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手段。中央已经决定，今后，凡是涉法涉诉的上访案件，一律走法律程序，信访部门不再接待和处理，就是对群众依法解决问题的一个引导。这次，四中全会提出了关于法的新的16个字，叫做“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也提出关于法的16个字，叫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次我们讲的更全面，既有立法，又有执法，还有司法，最后落脚点在于全民守法。要求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5、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关键在于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治专门队伍，过去，我们常常把司法领导干部也作为轮岗交流的岗位，甚至出现统战部长、市委书记出任法院院长的情况，使一些地方的法院院长既无司法审判经验，又无法学教育背景，今后，这种情况将得到彻底改变，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还要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法官、检察官正确适用法律，维护公平正义。
6、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这部分的内容也很多，我主要讲两点。 1)、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会不会依法办事、能不能依法办事”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指标，优先挺拔使用法治素质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对特权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的干部要批评教育，甚至调离领导岗位，从而，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形成明确的法治导向。 2)、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四中全会提出，要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规党纪比国家法律更严，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次特别强调，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必须抓早抓小，防止小错酿成大错、违纪走向违法。这是反腐倡廉的一大亮点，体现了我们党对反腐败规律的科学把握，过去，我们常讲要让干部不敢腐，如何让干部不敢腐呢?要让干部不敢腐，不在于我们的惩罚有多重，能把他们吓着，如果，一万个干部违纪违法，我们最终只能查处
一、两个，即使惩罚再重，很多人还是会有侥幸心理，比如，因受贿1000多万被判处死缓的甘肃省宕昌县原县委书记王先民，他受审的时候曾经对办案人员说，我以为反腐败是隔墙扔砖头，砸到谁，谁倒霉，没想到今天正好砸到我头上。再比如，山东省齐河县财政局原局长任居孟就这样陈述了自己由小贪到大贪的思想演变过程：“常在河边走，那能不湿鞋;既然湿了鞋，顺便洗个脚：既然洗了脚，干脆洗个澡”。就这样一步步走向了犯罪的深渊。如果在干部违纪违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及时发现、及时查处，一百个干部违纪违法，我们就能够及时发现查处至少99个，那么，即使惩罚比较轻，也能产生很大的震慑力，不至于使他们发展到惊天大案的地步，既毁了干部，又给国家造成损失。可见，只有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早抓小，才是对干部更好的保护。
第四篇：中国法治民主建设之路
中国特色法治民主建设之路 3110102658 医学试验班 邵雷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走了什么样的民主政治建设道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道路有何特点?
带着这两个问题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道路的特征、类型和发展趋势。
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中国民主法制建设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曲折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治建设曾大步迈进，1957年反右斗争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民主建设呈现出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民主政治建设进程重新启动并沿着法制—法治建设稳步迈进。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一期间的重大突破。
首先是1949年到1956年底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创立。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回忆举行。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1954年3月，宪法起草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1954年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我国的国家性质、国家机构、公民的民主权利和义务等重大问题规定下来。期间创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司法检查制度等等重要制度。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保证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完成。中共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大步的向前迈进。 但遗憾的是之后民主政治便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1957年初，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全党范围内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个人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5月，广大知识分子、社会各界人士和中共中央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工作以及各级干部的作风提出大量的批评建议。但是，这场运动是运用“大鸣大放”的形式进行的，出现了过激的反社会主义言行。6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开始了反右派斗争。全国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夏季基本结束。“反右”斗争被严重的扩大化，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政干部被错误的划为右派分子，民主党派与国家事务协商、管理的作用大为削弱。
195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号召打破“右倾保守思想”，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由此开始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大搞群众运动的过程中，中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出现了高度集权化的趋势。国家权力进一步偏向党的系统。1966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领导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8月，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正式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被发动起来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为指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社会秩序混乱不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中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被阻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等老一代党员和国家领导人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政治状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对“四人帮”横行时期国家“无法无天”的状况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和记忆。要防止那样的灾难重演，就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任何组织、个人都必须守法，这样我们的国家的安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邓小平把民主与法制结合起来加以倡导。他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总之，1978—1995年17年间，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是在恢复党纪国法，恢复全国人大和各级地方人大的理发功能，恢复政协只能，恢复法院和检察院的司法功能，恢复政府监察审计机构的过程中重新启动的。中国共产党认识的到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法制的危害性，大力倡导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看完了中国法治民主建设的过程再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走入“阀政治民主”建设道路。 1. 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我国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垄断格局被打破，产权主体多元化的市场结构初步形成。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等迅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急剧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无数经济体，而这些经济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过程就要求用法律制度来约束产权主体和交换各方，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如果没有契约、规则、制度和法制的保障，市场交换是无法正常进行的。中世纪末至近代初期西欧各国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历史表明，规则、制度、法律不健全，市场交换个体各方利用不正当的手段进行恶性竞争，互相肯蒙拐骗，甚至陷入了“黑吃黑”的互相厮杀之中，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大家都赚不到利润。中国有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严重假冒伪劣产品等案件说明了不按契约、规章、程序办事的危害。渐渐的形成了契约意识，法律相应而生。 2.人民大众的要求
文化大革命，可谓是给人们留下了可怕的回忆，不少人都在这场浩劫中受到了打击，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伤害侮辱。社会体制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人们的生活根本无法保障，社会动荡不安。于是人们深刻意识到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否则就可能重蹈覆辙。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顺应了民心，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认同。 3.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不同名族和国家的地理环境、生产状况和生活方式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政治文化。中国的“依附型”政治文化在中国还有一定的影响，“官本位”、“家长作风”、“人情风”、“裙带关系”等等就是它的缩影。中国老百姓对“天下大治”、“天下太平”、“国泰民安”有深刻的认同。这种政治认同感在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表现就是老百姓有一种“求稳怕乱”的心态，比较容易接受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制建设。 接下来再来看看政府建设中纯在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政府职能转变没有彻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在宏观调控手段方面，已经从过去主要依靠指令型直接调控转为依靠金融、财政等间接调控，从过去的“全能型政府”转换为“经济建设型”政府。但是，转变政府职能的进展较缓慢。时至今日，政府依然直接把持着经济建设大权，力图充当经济建设的主体力量，没有把经济决策归还给经济生活的当事人。“两桶油”、国家电网、水利局，国控的高利润产业可以说是被国家所垄断。 其次政府以及公关人员缺乏有效的权利制约。一些政府官员和公务员受“人情风”和“潜规则”左右，各种滥用私权。最近曝光的三公经费尽然高达1000亿人民币已经快和国防总支出差不多了，国家的有些公职人员就是这样浪费着我们纳税人的钱，可以想象公职人员是多么的奢侈。这种毫无权利限制的行为必将导致堕落。90年代以来，中国每年由于官员贪污腐败问题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大约在10000亿左右，难以想象这么巨大的数字是怎样产生的，相当于GDP的13.2%-16.8%，我想中国用不着什么经济刺激计划了，这要在反腐倡廉这一块做好，GDP还用愁?
另外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民制官”的法治观念没有普遍树立起来。从近年的大量媒体报道的案例和事实可以来看，不少公民受到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侵害时忍气吞声，不愿意去找司法部门。公民的权益受到损害时，难以找到有效的途径直接反映和申诉。
从以上看中国的法治民主建设之路还很漫长，期间想必也会遇到很多的阻碍挫折，总之还有很多事情要我们大家参与进去去改进它完善它。 总结一下政府需要做的有(1)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2)树立法治下的宽容意识;(3)培育法治文化。
第五篇：浅论建设法治中国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战略部署。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确保依法治国战略的顺利实施。
【关键词】：法治司法体制改革建设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战略部署，并且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里也着重强调：“司法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司法公信力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有关。司法改革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全会决定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新举措。这些改革举措，对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健全权责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提高司法透明度和公信力、更好保障人权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把“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列为《决定》组成部分，意义重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第九部分设置“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进行论述，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次提出的建设“法治中国”目标，相较于既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表述而言，这是一个颇具新意的表述，但它也符合现行宪法第5条有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精神实质。
长期以来，我国的中心议题是改革、发展和稳定，改革是必由之路，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其他问题往往处于边缘甚至被虚置，这是我国所处的特殊的历史阶段所决定的。因此，尽管我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就决定走法治道路，并且在十五大上就正式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在1999年就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写进宪法，也尽管中央近年来始终强力推行法治，但是在改革发展稳定面前，法治很难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也尽管我们曾提出“宪法法律至上”;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压倒性地位面前，法治很难处于强势地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被定格为保障与被保障的关系，人们习惯于讲“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为改革发展稳定保驾护航”。其潜台词在于，当关系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事情与法治发生冲突的时候，法治得服从被保障的事业。
建国后一段时期把法治视为绊脚石，甚至彻底废除法治，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和历史的倒退。改革开放后，我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投入巨大资源力保社会稳定上，这是在改革发展稳定与法治之间发生的一场并不美丽的误会。如果说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那么依法办事就应当是第一要求。就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如果改革是最大的时代主题，那么法治就应当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改革。
全会《决定》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进行论述，意味着法治是改革内在的内容，而不只是外在的保障;法治本身就处于时代主题的中心，而不是被忽略的边缘;法治是开展各项工作的轨道，而不是可以随意突破的条条框框。因此，可以这样说，全会《决定》从根本上树立起法治的极大权威，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传统认识。
二、 “法治中国”内涵丰富
十八大后，总书记就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提出了“法治中国”的命题，全会《决定》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了部署安排。有些同志认为，法治中国不过是依法治国的另一种说法。我们认为，法治中国具有比依法治国更加丰富的内涵：“法治中国”是人类法治文明的继承，是中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升级，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治国理政规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是中国政治文明进一步提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契机。
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结着人类文明和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提出的法治概念到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经典论述，从古希腊、罗马到后来的英国、美国及欧洲大陆，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人类法治文明结出了以下累累硕果：(1)规则治理;(2)良法为治;(3)主权在
1民;(4)人权保障;(5)权力控制;(6)法律平等;(7)法律至上;(8)司法公正;(9)程序正当;(10)人人守法。对这些人类反复甄别并传承下来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我国都可以充分借鉴。
一国的法治总是由一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决定并与其相适应。法治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主张、理念，也是中国人民的实践。经历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并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其本质特征与基本标志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等等。
三、法治中国的基本内容
按照《决定》的内容，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发达国家法治的基本经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不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各级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决定》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司法被社会所诟病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司法的地方化，这也是导致司法不公的一个重要根源。这次《决定》可以说抓住了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要害，推动司法系统逐步脱离地方控制，真正实现司法公正。要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优化司法职权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
二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决定》提出，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建立权责统
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要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
三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决定》提出，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四是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健全国家司法救济制度。“《决定》提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这是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亮点，因为人权保障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这次全会敢于直面并作出了部署，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五是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决定》提出，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宪法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权威。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家有关监督机关要担负起宪法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健全监督机制和程序，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职权，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期决定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如果说，1978年以来每一次三中全会都是一座改革的历史航标，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必将在中国历史上产生更为根本和更加长远的影响。这不仅在于它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份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更在于这是第一份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具备法治化特征的纲领性文献。可以设想，未来之改革必定滋养于法治，未来之中国必定享誉于法治的成就，未来之人民必定受益于法治中国建设的红利。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2、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3、《奋力建设法治中国》，法制日报2013年3月26日
4、《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瞭望》2013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