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三研究重点和创新之处（精选3篇）
篇1：绪论三研究重点和创新之处
三、研究重点与创新之处
应该说，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这一课题的研究为当代大学生生态道德养成教育的内容、形式和方法、途径的创建提供依据，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道德问题研究提供相关 理论支持，具有实践层面的应用价值。
在学术界已经有学者对生态道德教育进行理论研究，但大规模的实践应用研究还没有
真正开展，特别是对当代大学生生态道德养成问题的研究少之又少。目前国内有关环境伦 理学论著正日趋丰富，有关大学生生态德育教育或理论的论文也很常见，但将视野投向大 学生生态道德养成，从伦理学角度开展研究的课题几乎没有。生态道德养成问题上，学术 界研究的不多，仅南京工业大学黄爱宝教授在2007年《南京社会科学》上发表的“生态 型政府构建与生态公民养成的互动方式”一文，从行政学角度对生态公民和生态公民的养 成问题在概念上做了详尽分析。从“生态道德养成教育”字面上搜索，在期刊网上查到1 篇相关文章，为仲晓婷在2008年第3期《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上的《生态文 明建设目标下大学生生态道德的养成教育》。该文基于高校生态道德教育的视角，以生态 人培养理念下大学生生态道德的养成进行了分析。
本文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当前大学生生态道德现状的调查与问题的分析。论文比较全面、系统、科学的分析了大学生的生态认知、生态意识及行为的现状。基于现状的分析，对存在的问题进 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可行的一些教育途径及方法。调查问卷的设计涵盖了大学生 生态问题知情意行四个方面因素。问题的设计尽量贴近大学生日常生活，突出现实性和生 活化。运用的SPSS17.0软件是该分析软件较新的版本，调查分析以相关性分析和归类分 析为主，具体运用了内容分析法和实证研究法，较为客观。论文中的调查数据原本体现了 调查现状，部分调查误差和个体差异进行了相应分析：如对大学生群体生态问题上的个体 差异分析，包括不同家庭居住所在地对生态知识了解程度的比较；又如对大学生生态知识、意识、行为具有一定相关关系的分析上。应该说，这次调查是较客观的，也是较为真实可 信的。
二是关于当代大学生生态道德养成教育的理论探讨。本文立足于生态养成教育本质，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探索我国生态道德教育在大学生培养规格上应有的眼界和追 求。包括大学生生态道德养成的规范、教育的原则与主要任务，具体对策。应该说，这些 分析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和内容分析法，在理论和实践意义具有一定新意。同时，部分章节 也已在一些学报上发表。
综上，本文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结合“大学生生态道德”、“生态德育”两个论题，系统的运用伦理学理论，以一个全新角度收集、整理有关生态道德养成理论，在公民道德 体系与生态道德体系理论下进行对照研究，并对大学生生态道德现状进行定量分析，寻求 生态道德养成教育策略，对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借鉴和启迪作用。这既是本文的创新之 处，也是价值所在。
篇2：绪论三研究重点和创新之处
关键词：创新系统,产学研,协同模式,比较研究
1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区域创新系统”(RIS)的概念[1]。尽管目前尚无非常精确的定义,但大多数文献都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应当包括在特定区域内影响创新的产生、发展和扩散的机构和主体,“区域创新系统”概念包含了企业、高校与研究机构[2]。在知识生产和知识创造等方面,大学和研究机构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在面向市场的研发、生产与制造方面,企业发挥主要的作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知识生产过程离不开企业的需求牵引,企业生产制造过程更需要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知识供给,区域创新系统各主体间需要有效协同才能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区域创新系统各主体间的有效协同,能从整体上加快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进程,推动企业的技术革新,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中国区域创新系统各主体资源配置整体上存在着省级差异明显的特点。以北京市和广东省为例,北京科技经费投入主体是科研机构,一直稳定70%以上,企业经费投入相对比例不足20%,而广东企业经费投入的相对比例已经突破90%,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即使在企业经费支出都占主导地位的区域,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力量依然存在明显的差异。如何针对区域创新系统主体资源配置的特点,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创新政策,对于建立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有重要意义。
2 文献回顾
埃茨科维奇和雷特斯多夫提出的“三螺旋”理论是目前较为流行的分析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区域创新系统内作用变化的概念框架[3]。“三螺旋”理论强调创新系统内产学研各主体间交互作用的增强。“三螺旋”强调的“官产学研”相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与“创新网络”的观点一致。在技术发展迅速、知识来源广泛的领域,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拥有能在所用领域内保持领先并给市场带来重大创新所必须的全部技能[4]。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复杂网络是很多产业的重要特征,尤其是在技术进步迅猛的领域——如计算机、半导体、药物和生物技术。
有关区域创新系统的文献强调了不同机构主体合作在提高创新能力方面的重要意义,研究发现,较高的外部进入溢出对企业与诸如大学、公立和私立研究实验室的合作可能性具有正面影响,创新过程中更可能从企业与其他研究机构的合作协议中获得收益[5],大学通过人力资本的流动实现对企业进行知识转移这种主要渠道仍然存在[6],在有政府补贴、成本分担的情况下,企业更可能与大学合作[7]。然而,关于产学研角色定位与合作研究也存在争议。有研究表明,大学趋向于技术创新的追随者,而不是创新驱动者[8],企业与大学合作中存在文化障碍、制度障碍、运营障碍三类障碍[9],企业属于目标导向型,运作过程追求高效率、低成本,而大学对科研人员的激励政策侧重于论文产出上,对技术扩散的实际效果关注较少[10]。作为研究机构的大学追求学术上的成就,大学教员有很强的激励去发表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企业却恰恰相反,他们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对新技术的专有权,以此来攫取超额利润[11]。大学关注新的发明创造和知识的进步,而企业更关注新技术的应用和如何增加价值,更重视财务上的回报,大学对技术知识更注重长期的获取,而企业相对注重短期的利用[12]。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必须决定以最有效的方式通过对可得资源的配置来获取并增强其技术创新能力,进而开发并生产出有竞争力的新产品,依靠自身内部的努力或者外部来源,更多的时候是是通过研发合作这种方式合理利用组织内外的研发资源[13]。企业在自身创新过程中,必须认识到建立研发合作可以获取企业自身所无法产生的专门技术,与创新网络中大学、科研机构的研发合作是企业利用外部资源的一条重要途径。研发合作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知识溢出、资源交换及组织学习途径,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实现成本节约及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综上所述,虽然国外研究对创新系统不同机构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或实证研究,但针对不同区域机构主体资源配置差异的比较研究还十分贫乏。国内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创新系统各机构主体之间的合作组织模式、利益分享、知识转移等方面,进行理论分析、案例研究与定性描述,但还没有产生出主要的实证或研究方法的进步。就中国区域创新系统建设而言,从产学研资源配置区域差异明显的现状出发,系统分析创新系统各机构主体协同模式的区域差异,显得尤为重要。
3 创新系统主体协同模式的实证检验
3.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依据历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选择区域创新能力排名稳定居于前列的三个省市:北京、江苏和广东[14]。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内在关联性,本文研究对象涵盖了中国经济版图的三大增长极。以1990—2008年三省市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经费内部支出额为数据样本,度量不同区域创新主体间协同模式的差异,基础数据来源于1991—2009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3.2 计量模型选择
本研究选择1990—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但由于大多数时间序列数据都是非平稳的,不满足传统的多元回归方法对数据平稳性的要求。多元回归方法是事前假设,即先假设变量之间存在关系,而后进行检验,协整分析则是事后假设,即先判断单整阶数,只有变量单整阶数相同,或不同阶数的变量经过某种组合以后,理论上才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本研究选择因果检验与协整分析相结合,判断不同区域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经费投入的关联关系。
3.3 ADF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对于检查时间序列的平稳性非常重要,本文采用增广Dickey-Fuller(ADF)检验模型。ADF检验包括一个回归方程,左边为序列的一阶差分项,右边则为序列的一阶滞后项、滞后差分项,有时还包括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带有两个滞后差分项的ADF回归模型为:△yt=β1yt-1+β2△yt-1+β3△yt-2+β4+β5t+εt,ADF检验的零假设为:H0:β=1,如果Dickey-Fuller的ADF统计量的值比报告的临界大,就不能拒绝非平稳和存在单位根的假设,也就是得出序列可能是非平稳的结论,从三省市1990—2008年产学研三方科技经费投入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来看,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数据均为一阶单整(见表1)满足协整分析条件。
注: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分别使用字母缩写QY、GX和KY表示(下同),检验类(c,t,k)中的c和t表示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k表示所采用的滞后阶数
3.4 Johansen协整分析
协整分析的经济意义在于,对于两个或多个具有各自长期波动规律的变量,如果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至少存在一个或者多个长期的均衡关系。反之,它们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协整分析是因果关系检验的前提,协整分析有许多具体的技术模型,如:Engle-granger两步法、Johansen极大似然法、频域非参数谱回归法等,本文选择Johansen极大似然法进行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检验。协整分析结果显示,三省市三个变量之间均存在至少一组协整关系(见表2)。然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是否具有因果性,还需进一步实证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3.5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因果关系检验主要是说明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它确定的是一个变量能否有助于预测另一个变量,即如果变量X是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那么X的过去的和现在的时间序列数据有助于改进对变量Y的预测。其数学检验模型为:
其中为零均值非自相关随机误差项,α和β为系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将直接决定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经费投入协同模式的差异(见表3)。
注:***、**和*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为1%、5%和10%
北京地区检验结果显示,科研院所科技经费投入不是企业科技经费投入的原因在滞后四期内均被拒绝,高校科技经费投入不是企业科技经费投入的原因在滞后两期内被拒绝。而企业科技经费投入不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经费投入的原因在各个滞后期内均被接受。科研院所科技经费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企业研发经费的投入;江苏地区检验结果显示,企业科技经费投入不是科研院所科技经费投入的原因在滞后四期内均被拒绝,企业科技经费投入不是高校科技经费投入的原因在滞后四期内被拒绝。而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经费投入不是企业科技经费投入的原因在各个滞后期内均被接受,企业科技经费投入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研发资金投入的带动作用明显;广东地区检验结果显示,广东地区企业科技经费投入、科研院所科技经费投入和高校科技经费投入之间因果关系不明显。企业资金投入对高校和科研院所资金投入带动作用不明显。
4 实证检验结论分析
通过对1990—2008年三省市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科技经费投入的动态计量检验,发现产学研协同模式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简要归纳研究结论(见表4)。
(1)北京属科研院所主导协同型,科研院所经费投入对企业经费投入有带动作用。这一结果与北京以科研院所为主导产学研资源配置现状是一致的,科研院所和大学的科技经费投入在某种程度上诱导了企业科技经费投入,主要表现为以科研院所主导下的产学研合作格局。在以大学、科研机构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下,整个技术创新的过程都是在大学、科研机构的主导下进行的。大学、科研机构通过自身所掌握的科学发现或者技术发明,自办生产企业,使大学、科研机构在自己的直接组织和调控下实行科学技术的产品化、商品化和产业化。在该模式下,大学、科研机构以其科技活动及成果为主导,建构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从应用研究到开发研究、从开发研究到技术成果的产品化、从技术成果的产品化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从科技产品的设计到中试、从中试到投产直至形成产业并占有市场的全部流程。
(2)江苏属企业主导协同型,企业经费投入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经费投入有带动作用。从产学研研发资源配置角度来看,江苏的企业主体地位较为明显,产学研联系强度的绝对数量增长迅速,相对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该地区企业科技经费投入的变化构成了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经费投入变化的原因,表明企业带动作用明显,产学研之间相互协同程度较高。
(3)广东属企业主导但协同不足型,企业科技经费投入与高校和科研机构投入之间有效协同不足。无论是从相对比例还是绝对比例,广东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实力较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产学研资源过于企业导向的极化配置,可能导致高校科研院所的作用被边际化,没有起到应用的知识创造和知识供给的作用,与企业的互动也相当有限,这不利于提升区域持续创新能力。
5 小结与展望
从初步结论来看,江苏基本形成了企业主导下的产学研相互协同的发展模式。由于北京地区企业的技术需求有限,北京大量优质科技研发资源并没有在本地实现产业化。北京除应继续发挥大学和科研所的优势,从大学和国家科研机构中衍生出的创新型公司作为实施技术转移与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力量,鼓励企业与大学和科研院所以共建联合实验室、研发中心的模式推进技术产业化。另外,由于北京本地企业资源有限,对技术的有效需求并不旺盛,富裕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资源也应主动寻找技术需求。广东产学研最大的矛盾是企业日益增加的技术需求与本地高校和科研院所较弱的研发能力不匹配,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企业走出去借助外脑满足技术需求,另外,积极引进优质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资源,增强知识供给的本地溢出。
区域创新系统实践过程中,还应着力探索新模式和新方法,不断提升产学研的合作层次。目前的众多产学研合作,都是围绕企业的新产品开发进行,缺乏围绕核心技术的合作。就企业而言,特别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市场实力的大企业而言,应逐步改变追赶思路,一味地追赶,反而可能由于路径依赖导致“赶超锁定”。不断更新的技术知识是行业技术跨越式发展的基础,沿着国外企业已有的技术路径,极可能步入引进一代落后一代,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高校和研究机构可以提供丰富的技术源和知识库,企业追赶思路的转变也将有利于拓展产学研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本文只是从典型区域对比角度出发,选择北京、江苏和广东三个省市进行比较,下一步的研究可以考虑逐步扩大样本量的范围,包括进行跨省区域的比较,如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比较等。另外,实证研究结论需要进一步的案例研究支撑,探索创新系统各主体间合作的微观机制是下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
篇3：绪论三研究重点和创新之处
关注生态环境教育,寻找论文研究课题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中提到的一个教育内容就是“珍惜环境”,明确提出:要使学生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于是,我们便尝试将“生态环境教育”这一概念引入学校科技小组研究活动之中,将生态环境教育与学校科技生物小组活动结合起来, 并利用信息技术激发学生内在的潜能,让他们在生活中去发现生态环境问题,寻找研究课题,挖掘创新点,写出科技创新的小论文,形成学校教育的一个新的支点。
例如,在学期课题“发现生态环境问题”的开展中,我引导生物研究小组注意观察身边的生态环境,当时正赶上有一名小组成员回到水果之乡——四会过春节,得知当地盛产的柑橘遭吹棉蚧危害特别严重,柑橘大幅度减产,果实的品质严重下降,给果农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为了防治病虫害,果农通常施用大量化学农药。这虽然能起到暂缓的作用,但会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学生发现了问题,并利用摄像机将其录制了小视频,带到学校生物研究小组, 提出了研究如何消灭吹绵蚧,帮助果农解决柑橘减产问题。于是,小组成员各有分工,有的积极上网查资料、有的利用Word软件整理文字资料、有的利用Excel统计数据,寻找消灭吹绵蚧的最佳办法。经过研究,学生决定采用生物防治的方法,利用害虫的天敌去防治害虫。整个课题的研究结束后,我布置学生每人写一篇小论文,选出优秀文章, 并放在学校的校园网上供其他同学学习。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地开展热爱家乡、保护环境的教育,而且能够鼓励学生使用所学的信息技术知识去发现、去研究,从而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挖掘教材生态源泉,培养科技创新意识
实施创新教育就是要从培养创新精神入手,以提高创新能力为核心,带动学生整体素质的自主构建和协同发展。现行小学各科教材中蕴含着许多环境教育的内容,我们先在语文、数学、 品德与生活(社会)等学科中进行摸底, 统计出各册教材中蕴藏环境环保内容的课文,进行重点研究,通过有效的课堂教学使学生受到生态环境教育。
例如,在教学六年级品德与社会的 《水的危机》一课时,我们就挖掘到教材中生态环境教育的源泉——爱护珍惜水资源,养成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良好习惯。为了树立学生对水资源危机的意识,培养在生活中做节水、护水的模范。我们巧妙地设计教学过程:1调查小组利用网络搜集有关资料了解水资源现状。让学生关注水资源是十分有限的,水资源污染给人们造成的危害极大。帮他们树立保护水源和节约用水的意识。2调查小组运用PPT、视频等方法汇报学校或自家存在浪费水的现象。通过一连串的数据和图片使学生明白中国的水资源已经到了全面告急的危险时刻,我们要保护水源、防治污染,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做起,珍爱水源人人有责。3好动是学生的天性,如果我们顺天性而用之,则必然有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这里我们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运用信息技术课所学的软件让学生自己动手设计“节水广告”、“节水提示语”等,启发学生通过自己的力量参与到节约用水的宣传中去。
总之,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类进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对小学生而言,这是十分重要和非常必要的教育内容。而少年儿童的创新思维、 创新意识、创造精神是一种潜力巨大的智力资源,所以,对每位教师来说,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关注科技生态问题,挖掘科技创新之处,不断地在教学实践中探索和检验,充分利用各种外部和内部条件,就能启迪学生的创新思维,激发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摘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我校以科技生态特色课程建设为抓手,着力培养学生的科学实践探索能力和创新精神,打造科技生态特色的学校文化,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本文从“关注生态环境教育,寻找论文研究课题”、“挖掘教材生态源泉,培养科技创新意识”两方面进行了总结及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