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党的群众路线实践的楷模

任弼时党的群众路线实践的楷模（通用6篇）

篇1：任弼时党的群众路线实践的楷模

任弼时党的群众路线实践的楷模

1943年6月，任弼时在为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而发表的《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中说：“每个党员对待群众的态度，不是站在群众之上，而是站在群众之中，并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决心。”任弼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践行着群众路线。这里，记述的是任弼时这位伟人在实践党的群众路线中的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

1931年4月，任弼时与王稼祥、顾作霖等作为中央代表来到中央苏区，受到毛泽东、朱德、项英等的热情欢迎。

任弼时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作为中央代表，他在这一期间曾一度执行了王明的“左”倾教务主义错误政策。但是，在革命实践的检验中，任弼时很快认识了这种错误，并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朱德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他常对同志们说，在白区，我们是没有这个学习条件的，这里既可以学习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又可以自由学习马克思主义。他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注意调查研究，注意总结符合实际情况的工作规律，检查党的方针是否正确。在敌人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快要到来时，他明确提出“应注意过去的经验”，这是指毛泽东领导粉碎敌人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经验。他说，这经验就是要打一场人民战争，把军队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很好地结合起来，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在作战方针上，就是要打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先打弱敌和孤立之敌，各个歼灭敌人。正是由于他同周恩来、朱德等坚持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并在周恩来等人的正确指挥下，终于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在党的组织工作上，任弼时重视解决当时党内存在的一些组织问题，如缺乏集体领导和书记说了算，没有发挥各部门的作用、部长实际上变成了巡视员，没有实行党内民主、群众积极性得不到发挥等缺点，并在湘赣两省的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这些问题，讨论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任弼时不仅抓党的领导机关的建设，而且非常重视基层支部的建设。他常说：“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与群众的连环。党的一切决议，必须经过支部的执行，因此，必须健全党的支部。”他批评了那些不重视支部作用的党组织负责人，强调提出：我们一定要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要严厉纠正那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形而上学的形式主义、强迫命令的机会主义的工作作风，必须创造新的布尔什维克工作方法与作风，切实做到面向支部，面向群众。他要求“各级党部的负责同志，都必须亲身到群众中了解和指导工作。只有一刻不放松的去检阅和督促每个组织，每一工作具体执行情形，才能提高党员的积极性，推动整个工作的进步，才能从新的实际经验中创造出新的工作方式和作风”。

任弼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还反映在肃反工作上，因而保护了许多同志。1933年1月，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进一步推行其“左”倾错误政策，以“否定过去，打倒一切”的手法，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先在福建批“罗明路线”，接着在江西整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任弼时当时虽然也执行了这些极“左”政策，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而不是推波助澜，落井下石。

例如，当时在敌后万（安）泰（和）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一名“AB团”分子供认为“AB团”总部负责人。有位领导同志决意要逮捕张爱萍，并把材料送给了任弼时。任弼时不相信这一口供，因为他了解张爱萍的历史。张爱萍在上海做过秘密工作，曾几次被捕，以后又到红军工作，负过伤，后来又负责青年工作，这不是一个“AB团”分子所能做到的。因此，他提出对于这样的重大案件，“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的工作检查中来找根据”。他要顾作霖去万泰地区进行调查。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为了防止肃反扩大化，他在组织部门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尤其“不得随意乱抓人，乱杀人，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这一指示，无疑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是一次严肃的抵制，因而保护了一些同志。可是不久，临时中央认为他“贯彻政策不力”，将他排挤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5月，免去了他的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他去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

任弼时到达湘赣边区省委所在地禾川镇以后，最为当地干部所称赞的，就是他同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一些领导人作斗争，将党的许多好同志，从肃反扩大化的迫害下及时解救出来。当时，边区省委在代理书记陈洪时（湘赣红军长征后叛变）、副书记刘士杰（长征中叛变）的把持下，利用改组省委的机会，打击和迫害原省委书记王首道、原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原省军区总指挥张启龙等许多重要领导干部。任弼时来到时，袁德生已被杀害；王首道被攻击为“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多次进行大会斗争，已撤销了一切职务；张启龙被攻击为“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判了两个月徒刑，准备杀害。被他们乱抓乱杀的，还有其他许多同志。任弼时反对这种乱抓乱杀的作法。在他主持的省委会议上，他强调指出：在肃反中不能随便抓人，更不能乱杀人，抓人杀人，都要有确凿的证据，杀人必须经过省委的批准。根据他的意见，省委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并成立了裁判部。他还坚决抵制了陈、刘两人提出要在军队中肃反的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以后，张启龙从保卫局释放出来了，被陈、刘诬陷的张子意也保护下来了，曾一度受排斥的张平化、王恩茂、曾涤等人，也不再受迫害，并安排了工作。上述许多被解救出来的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都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说：“我们都是幸存者，是任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传承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

遇到问题时，任弼时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是进行调查研究。他尊重事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我们党内善于搞调查研究的典范。曾经与任弼时一起工作过的许多人，都对他重视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印象深刻。王首道回忆：“任弼时善于调查研究，喜欢看材料，向同志们问长问短，愿意深谈，喜欢遇事找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王震也说：“他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的问题。”陆定一回忆说：“弼时同志的另一特点，就是他不怕麻烦和善于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优良作风，这种作风使他成为全党全军所热爱的领导者。”

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着重参与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当时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的形势，如何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一个十分迫切的课题。对于要不要进行土地改革，党内在当时是有分歧的。冀鲁边区就有一个干部，写了一篇“万言书”，公开反对土地改革，认为一土改就会把根据地搞乱。当时参加负责土改工作的康生就支持这个看法，批准下发这份“万言书”，认为搞减租减息就可以了，用不着再搞土改了。由于任弼时发现了康生这个错误批示，立即指示不要下发那篇“万言书”，才没有造成不良影响。

在任弼时主持召开的一次会上，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的负责同志，都谈到各地的土地改革，已经普遍掀起了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这些地区的群众，结合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的斗争，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因而情绪非常高，凡是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和正在解决土地问题，因此，土地改革不是要不要搞的问题，而是如何深入引导的问题。任弼时听了这些汇报非常兴奋，强调说：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同时，他还总结了各地区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在刘少奇的积极支持下，中央起草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1946年党中央发布的《五四指示》。

1947年9月，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各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因此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群众纷纷行动，对封建地主阶级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高潮。但在这土地改革高潮中，出现了一种“左”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最先是在康生搞的晋绥土改试点中出现的。康生原反对土地改革。可是在土地改革运动兴起之后，他又从极右转到极“左”，如混淆敌我，错划成份，扩大打击面；搞平均主义，实行“打乱平分”，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大搞唯成份论，提出“搬石头”，打击党的干部，甚至对参加土改工作队的干部，也要划定成份，对于出身非无产阶级的干部进行斗争，有的连积存的一些生活用品都没收了，吃饭也不能和出身好的在一起，只能在右边吃，称之为“王八席”，还大搞自发运动，提出贫农“打江山”“坐江山”，削弱党的领导，还进行乱打乱杀，等等。他们自己这样做，还强迫各地领导都这样做。如不执行或执行不力，就被扣上右倾帽子。这样一来，这种错误的土改作法，很快影响到其他地区。

任弼时对于这种“左”倾错误，一开始就表示坚决反对。他坚决拥护毛泽东于1947年12月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关于批判土改中这种错误倾向的讲话，以及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就这个问题所阐述的一些基本原则。

12月会议之后，任弼时利用休养时间（他这时高血压病很厉害，中央让他休养一段时间），到杨家沟周围的十几个村子做调查，亲自找干部和农民谈话，并研究各地区的土改情况，写出了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并于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做了演说。在这篇演说中，他根据党的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土地改革运动中所发生的一些重要问题，都给予了正确的阐明和解决。针对在土改中错划成份，扩大打击面的错误，他十分强调正确划分农村阶级的重要性。

任弼时列举了山西兴县蔡家崖行政村的典型事例，深刻地说明这种“左”的错误作法的严重危害性。他说，蔡家崖共有552户，但在土改开始划成份时，被划定为地主富农的就有124户，占总户数的24.46%，实际上，地主富农只有40来户，被错划为地主富农的有80户左右。他指出：“蔡家崖的经验，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成了地主富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注意。”为了不再犯这种错误，他具体分析了错划的原因，并提出要坚决地公开地改正错误，“那怕只是错划一个人，也必须改正”。他还根据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关于划分阶级的指示，科学地说明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对农村各阶级作了具体的分析和说明，澄清了划分阶级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他还强调提出了“应该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的问题。同时，在“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工商业政策”、“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问题”、“打人杀人问题”等重要问题上，他都批评了“左”的错误倾向，提出了纠正的办法。他这篇著名的演说，对于武装干部的思想，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纠正土地改革运动中“左”的和右的、特别是“左”的错误倾向，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8年3月，党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向华北地区转移。任弼时在随毛泽东、周恩来等一道转移的路上，仍然继续深入群众，了解掌握情况，纠正各地在整党和土改问题上的“左”的倾向。就整党问题，他专门给晋绥分局写了一封信，对当时改进晋绥地区的整党和土改工作提出了重要的意见。4月8日，他在繁峙四区霸墙村专门调查了解土地改革政策的落实情况，找农会主席谈话。周恩来、胡乔木也参加了这次谈话。这个村有户中农，家里有3口人，三四亩地，养着两头骡子，主要到外面赶脚，家里的地有时要雇人种，结果划成富农。任弼时在同农会主席谈及土改后的生产、生活及一些“左”的错误影响以后，着重分析了这户中农不是富农，是属于土改中错划了成份的问题。由于他的耐心教育，既提高了干部的思想，又以这个典型事例说服了群众，使许多错划了成份的人得以及时改正。他还同周恩来研究，要设法尽快纠正这种“左”的错误倾向，要尽快落实党的政策。

4月10日，随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任弼时从山西来到了河北阜平。他先在西下关住了一晚，第二天来到城南庄。在西下关，他召集当地区、村干部开会，把毛泽东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给大家看，征求大家的意见。他说：毛泽东同志为我党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是从实际中来的，同时又要贯彻到实际中去，大家看看这个指示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希望大家进行补充。他非常强调落实党的政策的重要性，批评了在土改和整党中出现的那种“左”的错误倾向。他还具体指出，不能机械地执行政策，要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实际出发，去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他说，这也是毛泽东在指示中很重要的一条。

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体现任弼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风貌的，从他一直恪守的人生训条“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多用钱”上即可略见一斑。这“三怕”其实贯穿着一条红线――心里只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为革命、为人民公而忘私，不怕含辛茹苦，宁愿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在中央苏区，任弼时和战士们一起上山挖野菜，过一样艰苦的生活。在长征途中，任弼时拖着重病而虚弱的身躯，吃力地扶杖前进，多次摔倒在地上，他爬起来，不让人搀扶，一直走到目的地。新中国成立后，任弼时在20世纪30年代用的一条毯子还在用着；他爱人陈琮英用自己的围巾为他改织的毛衣，穿了10多年，破得不能再穿，他照样穿着。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时，有关部门建议给书记处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以穿着参加入城阅兵式，请示任弼时时，他不同意，并说：“我们是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着这身衣服进北平。”进城后，他制止了工作人员想将他的旧被子、旧衣服换掉的做法，并诚恳地对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以为现在进城了，应该阔气一些了，这样想就不对了，不能忘记目前我们国家和人民还有困难，什么东西也不准给我领，那些被褥和衣服补一补还可以用嘛。”他特别注意节约用电，时常告诉孩子们和工作人员，“人走灯灭”，并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的字样以提醒大家。

公家配发的东西，任弼时总要问是不是按制度发的，如果发现是身边同志特别要求的，就让退回，并耐心地说：“凡事不能超出组织规定的制度，丝毫不能搞特殊。目前国家还很穷，困难很多，我们办每件事都要想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直到逝世时他依然用的是那些破旧的衣物。1949年，斯大林送来几辆崭新的小轿车，行政部门分给任弼时一辆，他对身边的公务人员说：“不要去领，我那辆旧的还可以坐。”

刚进北京城时，后勤部门为任弼时的住房修窗户花了点钱，他知道后很不安，一晚上都睡不着觉。他认为，在国家大业初创、人民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一分钱也不应多花。他的住房面临大街，办公室离马路只有二三米远，很不安静。有关部门为照顾他的工作和休息，准备让他搬到另一个住处，他说：“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为我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后来，组织上准备给他整修另一所房子，他知道后又拒绝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还是把钱用到工业建设上去吧。”直到逝世他始终住着原来的房子。

任弼时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亲属的要求也很严格。他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女和亲属谋取半点私利，也不允许他们搞特殊。他经常询问夫人陈琮英菜金有没有超过标准，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领的。孩子们的衣服破了，他让陈琮英把大人的破旧衣服改做给他们穿。孩子们回家，就让他们到大灶去吃饭，处处注意不使他们有特殊感。他对孩子们常说：“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新中国刚诞生时，他的妹妹从湖南到北京看他。临走时，想请他给湖南省委写封信，替她丈夫安排个工作，任弼时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信没有写，还做妹妹的思想工作，终于说服了妹妹。

任弼时就是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

篇2：任弼时党的群众路线实践的楷模

学习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要求

学习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自查报告近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北京热烈开幕，xx 总书记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

他指出，党员 应该要遵循“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原则，警醒自身，转变作风从自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在会上，党员作风问题被着重提出，总书记严厉指出，目前在党内盛行四风——形式主义、奢靡主义、官僚主义与 享乐主义，这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和人民的利益，必须进一 步加强对歪风邪气的整治，肃清党内不良风气。

否定 “四风” 是响应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是对党内存在的“老鼠屎”的 承认与打击，也是坚决、有力行动的号角。

目前，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一些党员干部的确慢 慢走了弯路成为了贪婪的奴隶，这不仅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背 叛，更是对自己良知、对自己自尊的背叛。

回顾我过去的工 作，我深觉自己还有许多毛病需要改正。

我决定做一次自查，检讨自身，以期让自己能够从回忆的细微处重新找到工作思 路，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

我认为自己还存在这样几个问题，必须在今后的工作当 中切实解决好： 一，于思想上，需更加注重洁身自好，保持廉洁清明头 脑：

党要求我们同群众水乳交融，共创和谐盛世。

只有提高 自己的党性修养，保持党员的先进性，才能摒除那些愧对于 国家、愧对于党、愧对于人民群众的不良想法，才能更好更 公正地开展工作，为群众诉心声，为人民谋福利。

群众路线从毛泽东同志那时起就比较鲜明了，他说“在 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这句话依然适用，而且必须得到大力地 推广与执行。

因为，不下基层、不了解百姓需要什么、不能 明白群众厌恶什么，那我们的工作就没有价值，无异于浪费 国家资源。

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当官不为老百姓，不如 回家卖红薯。

”话糙理不糙，就是这个道理。

而要坚持且走好群众路线，就应该让自己头脑这个司令 部从思想上重视起来，清廉执政，公正执政，依法执政，绝 不因亲属关系和利益关系等而损害老百姓的权益。

二，于学习上，应当提高自身修养与素质，做一个有文 化、讲文明的党员： 担任 xx 一职以来，我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但我 发现，这样不行。

如果没有相关的理论知识辅导和宝贵经验 借鉴，只是盲目地工作无异于盲人摸象，要闹出大笑话，甚 至可能会损害到群众的利益。

因此，我深切觉得自己应当预 留出一部分时间来加强自己的理论知识，更加详细地了解本 地区在过去和现在所出现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力求更快

速、更公平地为群众们解决亟需解决的问题。

同时，在加深工作知识学习的时候，我还应该进一步学习党的基本理论，明确作为一个党员，一名党员干部所要做 的职责是什么，坚决不对百姓说一句具有恐吓性、威胁性和 有失偏颇的话语，坚决维护党员形象，坚决维护人民利益。

三，在工作上，还需防微杜渐，做好廉政建设，带领好 清廉之风：党的作风问题一直是个老调长谈的话题，这说明想要党 内完全廉洁是需要时间的，同时也表明某些党员的确出现了 严重有损于党的形象的情况，我们必须予以

篇3：浅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1 群众路线教育的重要性

深刻认识并理解人民群众并非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手段或工具。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谋求人类的全面发展,而不是把人当成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工具来利用。既然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是关于人的“历史”,那“历史”的发展必然也是全体人类的发展,而在发展中的中坚力量必然是要考人类自身。作为“人的活动”的“历史”,它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人民群众发展的有效途径。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是“历史”的存在。由于“全部人类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体人的存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出发点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中的人。“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这里可以看出历史中无论怎样变化,始终“剥离”不了同人的关系。因为一旦“剥离”同人的关系,历史马上成为抽象的历史,世界变成抽象的世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工人群众本身是最好的支点”。但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水平是随着理论觉悟而变化的,它经常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出来,更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按照马列主义观点,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前提是被群众掌握和理解。“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群众利益的实现方式和路径,构成每个历史时代的基本色调,当社会发展远离群众利益时,群众对社会进步的渴望会烟消云散。“‘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因此,对社会发展怀有热情并予以关注,源于现实利益的驱动,如果离开了利益,仅凭空洞的说教蛊惑群众,即使能够成功,也难以持久。利益就像晴雨表,能及时反映群众的思想症候,一旦利益纽带断裂或变形,马上会在群众的行为和观念中表现出来;利益就像试金石,能客观判断群众的价值取向,一旦不能正常表达,社会的结构也会变形。“正是自然必然性、人的本质特性(不管它们是以怎样的异化形式表现出来)、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联合起来。”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按照党的十八大部署,中央决定,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在开展这一活动中,全党同志学习和重温党的群众路线,深刻认识和把握群众路线的精神实质,并身体力行地去贯彻执行,显得十分重要。

2 群众路线的基本方式

强化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问题,可以在党员干部和群众这两个主体要素之间多进行一些有必要的互动,可以自上而下,也可以自下而上,二者之间不是对立的关系,要在有机统一的基础上,深化群众参与互动的进程。对党员来说,在实际工作中,党员干部可以将自己真正的融入到百姓的真实生活之中去,到基层中去感悟群众所想,去品味群众所苦,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百姓的生活,只有通过真正的知道群众需要什么、渴望什么,才能切实的在今后的工作中,透彻的了解民之所苦,民之所忧。强化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上下两个级别的深入接触交流以后,党员干部也许才能真正的知道人民群众需要的是什么以及该采用怎样的廉政建设来切实的做到问计于民。与此同时,宣传力度的加大,参与渠道的拓展,都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民群众可以更好的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中去,这样的国家事务,不仅仅是指经济文化事业,还包括社会管理事务,这样一来,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之间才能实现面对面的对话和交流。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其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将实践活动的成果真正的落实到群众工作的整治和效果的提升上,无论是党员干部之间自主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行为,还是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有效的交流互动,或者是建立和健全各项制度的常态化机制,都是为了将工作深入到实际中去。群众的满意就是我党努力的目标,群众的抵触就是我党要坚决改进的标准。要时刻明确,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才是我党坚持不懈奋斗的目标,要坚持以人为本,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已经明确指出:无论何时何地,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都是我国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坚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也要求我党在实际的工作中必须做到坚持不断的革新和提升,集中力量解决党政文化脱离人民群众的问题,最终实现党群关系的良性运转。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先进政党,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党还是文化引领的执政党,新形势下强化和改进我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是巩固党的基本群众基础和保证党的群众路线鉴于实践活动能够得以进行的坚实根基。为了促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得以顺利的开展和进行,以长效机制为核心,建立一套健全的与教育实践活动匹配的配套制度是很有必要的一项重要举措。与此同时,还要不断的建立健全和完善我党深入群众的基本路线在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常态化机制。

总而言之,实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长效机制,不是简单的落实了十八大的会议精神就可以的,它需要在以人民利益至上的核心基础上,积极的促进党政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互动。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深入党的群众根基,夯实党的群众基础,在充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基础上实现党和人民群众的友好互动。在发扬我党优良作风的同时还要顾及到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所需,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能真正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要：对于当前我国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来讲,帮助广大党员牢牢树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服务宗旨的根本途径是在源头上和本质认清自我。

关键词：群众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活动

参考文献

篇4：任弼时：党的群众路线实践的楷模

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

1931年4月，任弼时与王稼祥、顾作霖等作为中央代表来到中央苏区，受到毛泽东、朱德、项英等的热情欢迎。

任弼时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作为中央代表，他在这一期间曾一度执行了王明的“左”倾教务主义错误政策。但是，在革命实践的检验中，任弼时很快认识了这种错误，并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朱德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他常对同志们说，在白区，我们是没有这个学习条件的，这里既可以学习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又可以自由学习马克思主义。他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注意调查研究，注意总结符合实际情况的工作规律，检查党的方针是否正确。在敌人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快要到来时，他明确提出“应注意过去的经验”，这是指毛泽东领导粉碎敌人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经验。他说，这经验就是要打一场人民战争，把军队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很好地结合起来，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在作战方针上，就是要打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先打弱敌和孤立之敌，各个歼灭敌人。正是由于他同周恩来、朱德等坚持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并在周恩来等人的正确指挥下，终于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在党的组织工作上，任弼时重视解决当时党内存在的一些组织问题，如缺乏集体领导和书记说了算，没有发挥各部门的作用、部长实际上变成了巡视员，没有实行党内民主、群众积极性得不到发挥等缺点，并在湘赣两省的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这些问题，讨论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任弼时不仅抓党的领导机关的建设，而且非常重视基层支部的建设。他常说：“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与群众的连环。党的一切决议，必须经过支部的执行，因此，必须健全党的支部。”他批评了那些不重视支部作用的党组织负责人，强调提出：我们一定要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要严厉纠正那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形而上学的形式主义、强迫命令的机会主义的工作作风，必须创造新的布尔什维克工作方法与作风，切实做到面向支部，面向群众。他要求“各级党部的负责同志，都必须亲身到群众中了解和指导工作。只有一刻不放松的去检阅和督促每个组织，每一工作具体执行情形，才能提高党员的积极性，推动整个工作的进步，才能从新的实际经验中创造出新的工作方式和作风”。

任弼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还反映在肃反工作上，因而保护了许多同志。1933年1月，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进一步推行其“左”倾错误政策，以“否定过去，打倒一切”的手法，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先在福建批“罗明路线”，接着在江西整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任弼时当时虽然也执行了这些极“左”政策，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而不是推波助澜，落井下石。

例如，当时在敌后万（安）泰（和）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一名“AB团”分子供认为“AB团”总部负责人。有位领导同志决意要逮捕张爱萍，并把材料送给了任弼时。任弼时不相信这一口供，因为他了解张爱萍的历史。张爱萍在上海做过秘密工作，曾几次被捕，以后又到红军工作，负过伤，后来又负责青年工作，这不是一个“AB团”分子所能做到的。因此，他提出对于这样的重大案件，“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的工作检查中来找根据”。他要顾作霖去万泰地区进行调查。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为了防止肃反扩大化，他在组织部门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尤其“不得随意乱抓人，乱杀人，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这一指示，无疑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是一次严肃的抵制，因而保护了一些同志。可是不久，临时中央认为他“贯彻政策不力”，将他排挤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5月，免去了他的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他去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

任弼时到达湘赣边区省委所在地禾川镇以后，最为当地干部所称赞的，就是他同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一些领导人作斗争，将党的许多好同志，从肃反扩大化的迫害下及时解救出来。当时，边区省委在代理书记陈洪时（湘赣红军长征后叛变）、副书记刘士杰（长征中叛变）的把持下，利用改组省委的机会，打击和迫害原省委书记王首道、原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原省军区总指挥张启龙等许多重要领导干部。任弼时来到时，袁德生已被杀害；王首道被攻击为“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多次进行大会斗争，已撤销了一切职务；张启龙被攻击为“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判了两个月徒刑，准备杀害。被他们乱抓乱杀的，还有其他许多同志。任弼时反对这种乱抓乱杀的作法。在他主持的省委会议上，他强调指出：在肃反中不能随便抓人，更不能乱杀人，抓人杀人，都要有确凿的证据，杀人必须经过省委的批准。根据他的意见，省委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并成立了裁判部。他还坚决抵制了陈、刘两人提出要在军队中肃反的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以后，张启龙从保卫局释放出来了，被陈、刘诬陷的张子意也保护下来了，曾一度受排斥的张平化、王恩茂、曾涤等人，也不再受迫害，并安排了工作。上述许多被解救出来的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都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说：“我们都是幸存者，是任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传承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

遇到问题时，任弼时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是进行调查研究。他尊重事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我们党内善于搞调查研究的典范。曾经与任弼时一起工作过的许多人，都对他重视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印象深刻。王首道回忆：“任弼时善于调查研究，喜欢看材料，向同志们问长问短，愿意深谈，喜欢遇事找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王震也说：“他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的问题。”陆定一回忆说：“弼时同志的另一特点，就是他不怕麻烦和善于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优良作风，这种作风使他成为全党全军所热爱的领导者。”

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着重参与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当时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的形势，如何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一个十分迫切的课题。对于要不要进行土地改革，党内在当时是有分歧的。冀鲁边区就有一个干部，写了一篇“万言书”，公开反对土地改革，认为一土改就会把根据地搞乱。当时参加负责土改工作的康生就支持这个看法，批准下发这份“万言书”，认为搞减租减息就可以了，用不着再搞土改了。由于任弼时发现了康生这个错误批示，立即指示不要下发那篇“万言书”，才没有造成不良影响。

在任弼时主持召开的一次会上，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的负责同志，都谈到各地的土地改革，已经普遍掀起了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这些地区的群众，结合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的斗争，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因而情绪非常高，凡是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和正在解决土地问题，因此，土地改革不是要不要搞的问题，而是如何深入引导的问题。任弼时听了这些汇报非常兴奋，强调说：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同时，他还总结了各地区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在刘少奇的积极支持下，中央起草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1946年党中央发布的《五四指示》。

1947年9月，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各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因此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群众纷纷行动，对封建地主阶级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高潮。但在这土地改革高潮中，出现了一种“左”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最先是在康生搞的晋绥土改试点中出现的。康生原反对土地改革。可是在土地改革运动兴起之后，他又从极右转到极“左”，如混淆敌我，错划成份，扩大打击面；搞平均主义，实行“打乱平分”，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大搞唯成份论，提出“搬石头”，打击党的干部，甚至对参加土改工作队的干部，也要划定成份，对于出身非无产阶级的干部进行斗争，有的连积存的一些生活用品都没收了，吃饭也不能和出身好的在一起，只能在右边吃，称之为“王八席”，还大搞自发运动，提出贫农“打江山”“坐江山”，削弱党的领导，还进行乱打乱杀，等等。他们自己这样做，还强迫各地领导都这样做。如不执行或执行不力，就被扣上右倾帽子。这样一来，这种错误的土改作法，很快影响到其他地区。

任弼时对于这种“左”倾错误，一开始就表示坚决反对。他坚决拥护毛泽东于1947年12月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关于批判土改中这种错误倾向的讲话，以及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就这个问题所阐述的一些基本原则。

12月会议之后，任弼时利用休养时间（他这时高血压病很厉害，中央让他休养一段时间），到杨家沟周围的十几个村子做调查，亲自找干部和农民谈话，并研究各地区的土改情况，写出了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并于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做了演说。在这篇演说中，他根据党的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土地改革运动中所发生的一些重要问题，都给予了正确的阐明和解决。针对在土改中错划成份，扩大打击面的错误，他十分强调正确划分农村阶级的重要性。

任弼时列举了山西兴县蔡家崖行政村的典型事例，深刻地说明这种“左”的错误作法的严重危害性。他说，蔡家崖共有552户，但在土改开始划成份时，被划定为地主富农的就有124户，占总户数的24.46%，实际上，地主富农只有40来户，被错划为地主富农的有80户左右。他指出：“蔡家崖的经验，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成了地主富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注意。”为了不再犯这种错误，他具体分析了错划的原因，并提出要坚决地公开地改正错误，“那怕只是错划一个人，也必须改正”。他还根据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关于划分阶级的指示，科学地说明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对农村各阶级作了具体的分析和说明，澄清了划分阶级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他还强调提出了“应该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的问题。同时，在“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工商业政策”、“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问题”、“打人杀人问题”等重要问题上，他都批评了“左”的错误倾向，提出了纠正的办法。他这篇著名的演说，对于武装干部的思想，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纠正土地改革运动中“左”的和右的、特别是“左”的错误倾向，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8年3月，党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向华北地区转移。任弼时在随毛泽东、周恩来等一道转移的路上，仍然继续深入群众，了解掌握情况，纠正各地在整党和土改问题上的“左”的倾向。就整党问题，他专门给晋绥分局写了一封信，对当时改进晋绥地区的整党和土改工作提出了重要的意见。4月8日，他在繁峙四区霸墙村专门调查了解土地改革政策的落实情况，找农会主席谈话。周恩来、胡乔木也参加了这次谈话。这个村有户中农，家里有3口人，三四亩地，养着两头骡子，主要到外面赶脚，家里的地有时要雇人种，结果划成富农。任弼时在同农会主席谈及土改后的生产、生活及一些“左”的错误影响以后，着重分析了这户中农不是富农，是属于土改中错划了成份的问题。由于他的耐心教育，既提高了干部的思想，又以这个典型事例说服了群众，使许多错划了成份的人得以及时改正。他还同周恩来研究，要设法尽快纠正这种“左”的错误倾向，要尽快落实党的政策。

4月10日，随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任弼时从山西来到了河北阜平。他先在西下关住了一晚，第二天来到城南庄。在西下关，他召集当地区、村干部开会，把毛泽东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给大家看，征求大家的意见。他说：毛泽东同志为我党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是从实际中来的，同时又要贯彻到实际中去，大家看看这个指示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希望大家进行补充。他非常强调落实党的政策的重要性，批评了在土改和整党中出现的那种“左”的错误倾向。他还具体指出，不能机械地执行政策，要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实际出发，去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他说，这也是毛泽东在指示中很重要的一条。

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体现任弼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风貌的，从他一直恪守的人生训条“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多用钱”上即可略见一斑。这“三怕”其实贯穿着一条红线——心里只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为革命、为人民公而忘私，不怕含辛茹苦，宁愿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在中央苏区，任弼时和战士们一起上山挖野菜，过一样艰苦的生活。在长征途中，任弼时拖着重病而虚弱的身躯，吃力地扶杖前进，多次摔倒在地上，他爬起来，不让人搀扶，一直走到目的地。新中国成立后，任弼时在20世纪30年代用的一条毯子还在用着；他爱人陈琮英用自己的围巾为他改织的毛衣，穿了10多年，破得不能再穿，他照样穿着。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时，有关部门建议给书记处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以穿着参加入城阅兵式，请示任弼时时，他不同意，并说：“我们是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着这身衣服进北平。”进城后，他制止了工作人员想将他的旧被子、旧衣服换掉的做法，并诚恳地对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以为现在进城了，应该阔气一些了，这样想就不对了，不能忘记目前我们国家和人民还有困难，什么东西也不准给我领，那些被褥和衣服补一补还可以用嘛。”他特别注意节约用电，时常告诉孩子们和工作人员，“人走灯灭”，并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的字样以提醒大家。

公家配发的东西，任弼时总要问是不是按制度发的，如果发现是身边同志特别要求的，就让退回，并耐心地说：“凡事不能超出组织规定的制度，丝毫不能搞特殊。目前国家还很穷，困难很多，我们办每件事都要想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直到逝世时他依然用的是那些破旧的衣物。1949年，斯大林送来几辆崭新的小轿车，行政部门分给任弼时一辆，他对身边的公务人员说：“不要去领，我那辆旧的还可以坐。”

刚进北京城时，后勤部门为任弼时的住房修窗户花了点钱，他知道后很不安，一晚上都睡不着觉。他认为，在国家大业初创、人民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一分钱也不应多花。他的住房面临大街，办公室离马路只有二三米远，很不安静。有关部门为照顾他的工作和休息，准备让他搬到另一个住处，他说：“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为我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后来，组织上准备给他整修另一所房子，他知道后又拒绝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还是把钱用到工业建设上去吧。”直到逝世他始终住着原来的房子。

任弼时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亲属的要求也很严格。他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女和亲属谋取半点私利，也不允许他们搞特殊。他经常询问夫人陈琮英菜金有没有超过标准，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领的。孩子们的衣服破了，他让陈琮英把大人的破旧衣服改做给他们穿。孩子们回家，就让他们到大灶去吃饭，处处注意不使他们有特殊感。他对孩子们常说：“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新中国刚诞生时，他的妹妹从湖南到北京看他。临走时，想请他给湖南省委写封信，替她丈夫安排个工作，任弼时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信没有写，还做妹妹的思想工作，终于说服了妹妹。

篇5：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方案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实

施

方

案

按照中央、省委和周口市委、项城市委、市教体局及花园办事处党工委的统一部署，花园中心校决定，从今年3月开始，用6个月时间，在全办范围内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确保这项工作扎实有效开展，按照《河南省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意见》、周口市委《关于在全市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实施意见》和《中共项城市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我办教育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一)指导思想。以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省、市委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以补精神之钙、除“四风”之害、祛行为之垢、立为民之制为重点，以“一学三促四抓”为抓手，以“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谋发展”“作风转变暨环境创优”“下基层听民声解难题办实事”三大活动为载体,以群众满意为根本标准，突出作风建设，贯彻整风精神，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使广大教职工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作风进一步转变，为民务实清廉形象进一步树立，为建设美丽、和谐、平安花园提供强大动力。

（二）基本原则。坚持以办事处班子成员、党员干部为重点，教职工全员参与的教育实践活动，切实加强广大党员、干部和广大教职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坚持正面教育为主，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抓实做、讲求实效，更加注重领导带头、层层示范，更加注重聚焦“四风”、解决问题，更加注重敞开大门、社会各界参与，确保教育实践活动不虚不空不偏，不走过场。

（三）目标任务。着重解决办事处各校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教职工“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积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问题，维护群众利益，注重解决实际问题，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把改进作风的要求真正落实到基层，真正让群众受益。

深入解决“四风”突出问题。办事处各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重点解决不关心师生冷暖疾苦、服务师生意识和能力不强，缺乏事业心和责任感、在位不在岗，好事办不好，作风浮漂、简单粗暴，得过且过、缺乏担当，弄虚作假、班子软弱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强，党的组织工作覆盖面不宽、党员干部作用发挥不好，服务能力弱、服务水平低，组织观念淡薄、党员意识弱化，办事不公、不接地气，作风不扎实、工作不落实、服务不主动，“慵懒散浮软”“躁假浅怨混”，精神萎靡懈怠、工作效率低下，对上级交办的任务推诿扯皮、对师生要办的事情拖着不办，不作为、慢作为、奉献精神不强，教风浮躁、不重师德、不能廉洁从教等问题。

二、参加范围

全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参加范围为：中心校所属中小学。

三、基本环节

全办从2014年3月开始，9月基本完成，大体安排6个月时间。整个教育实践活动要

着力抓好“学习教育、听取意见，查摆问题、开展批评，整改落实、建章立制”三个环节。

（一）学习教育、听取意见

1.学习教育

（1）丰富学习内容。在抓好《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等必读书目学习的基础上，重点开展好六项专题学习。六项专题学习，即：党章和党的十八大报告专题、党的群众路线专题、党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专题、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省委书记郭庚茂《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做为民务实清廉表率》专题、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若干意见及周口市委、项城市委有关要求专题。

（2）灵活学习方法。坚持个人自学和集体学习相结合，系统学习和专题讨论相结合，采取集中研讨、领导宣讲、专题交流、观看专题片、送学上门等方式，组织好教职工的学习教育。学习不少于1天。时间安排：3月至9月。

---举办专题辅导。以办事处中小学领导班子成员为对象，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就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内容进行辅导。

时间安排：3月至9月。

---开展群众路线大家谈。引导广大教师围绕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发表看法和见解，开展大讨论；引导广大教师真正做到拜人民为师、以人民为镜、为人民谋利、请人民监督、让人民满意。

时间安排：3月下旬。

---校长讲党课。领导带头讲党课，是我们党在长期的思想政治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一项优良传统，更是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倡导良好学风、引领党员干部主动学习的一种“政治风尚”。党课内容要围绕五项学习专题以及习总书记“三严三实”要求和焦裕禄精神，结合项城和花园办事处实际，通过校长带头讲、班子成员轮流讲等方法方式，以此带动广大教师自觉学习、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实现以讲促学、以讲促转、以讲促干。

时间安排：3月下旬至4月下旬。

---举行焦裕禄精神集中学习活动。通过学习焦裕禄先进事迹读物、观看有关电影电视片、开展专题座谈交流等方式，深入学习焦裕禄事迹和精神，做到“六问六带头”。“六问”，即：一问是否把群众当亲人，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增进群众感情，当好人民教师？二问是否扑下身子、沉下心来，深入班级、深入师生，摸清实际情况，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三问是否敢于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勇于担当、善于担当，不图名不图利？四问是否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遵循规律，勤奋工作？五问是否坚持厉行节约、艰苦朴素，勤俭办一切事情？六问是否带头遵守各项廉政规定，严格要求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六带头”，即：带头加强学习、带头服务群众、带头改进作风、带头整改落实、带头勤政廉政、带头推动发展。

时间安排：4月。

---开展典型示范和警示教育。通过在开设宣传栏等形式大力宣传正面典型；强化舆论监督，运用以案说法、事件评述等方式，发挥监督警示作用；从全办选取若干个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先进典型，选取若干个违反有关规定、群众反映强烈的反面典型，制作并组织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编印反面典型案例资料。

时间安排：4月中旬至5月下旬。2.听取意见

（1）深入调查研究。组织班子成员深入课堂、深入师生、家长，开展针对性调研，查找影响教育教学的难点、焦点、热点问题和困难，重点“问清师生最困难的是什么、问清师生最不满意的是什么、问清师生最希望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实现问题大排查、大解决。

时间安排：5月。责任单位：纪检办、党政办。

（2）征求意见建议。采取民主评议、召开座谈会、设立意见箱、入户走访、调查问卷、热线电话、手机短信平台等，建立起多种渠道的民意表达体系，广泛征求“代表委员”、老干部、服务对象及师生的意见建议。对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要汇总分类，提交领导班子、班子成员和有关办公室，并注意跟踪问效。

时间安排：4月至5月。

（3）开展群众评价。各中小学要围绕领导班子和教职员工的作风现状，邀请社区和群众代表开展一次群众评价，了解掌握群众对本单位作风现状的满意度。要形成群众评价报告，报送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评价结果要在单位内部公开。

时间安排：3月至9月。

（二）查摆问题、开展批评

1.认真查摆问题、撰写检查材料

（1）抓好“五个对照”。围绕为民务实清廉要求、中央八项规定、省委“20条意见”及周口市委、项城市委实施办法，进行“五对照、五查找”：对照理论理想的镜子，查找和纠正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对照党章党纪的镜子，查找在遵章守纪方面的差距和不足；对照民心民声的镜子，查找与师生距离有多远；对照革命先辈的镜子，查找宗旨意识强不强、信念坚定不坚定；对照先进典型的镜子，查找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坚持通过“五看”找问题，即注重通过基层看问题、通过师生看班子、通过民意看差距、通过工作看作风、通过下级问题看自己的问题，多层次多渠道地查摆问题。防止五种倾向，即以工作问题代替作风问题、以班子问题代替个人问题、以共性问题代替具体问题，以基层问题代替领导班子问题，更不能以做好经常性工作代替教育实践活动。

（2）抓住“三个重在”。各中小学领导班子撰写对照检查材料要紧紧抓住“三个重在”，即“重在写问题、重在找原因、重在查自身”。对照检查材料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内容：个人作风建设基本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分析、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等，重点要放在后三个部分。在检查材料中要逐一列出“四风”问题的具体表现、典型事例，对三公经费支出、职务消费、人情消费、办公用房和住房、家属子女从业等情况要作出说明；从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党性修养、政治纪律等方面剖析根源；明确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学校领导要主持起草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并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班子成员要自己动手撰写个人对照检查材料。在撰写对照检查材料时，对反馈意见中提出的问题，要认真负责地作出回答。学校主要领导要严格审核把关。主要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要存档备案。

时间安排:4月中旬至5月上旬。

2.开好“三个会议”、深刻查找问题

（1）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学校领导班子，要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主要负责同志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班子成员之间要进行相互批评。做到“三讲三不讲”，即：讲原则不讲关系，讲真话不讲套话，讲要害不讲枝节，真正抛开面子、动真碰硬、红红脸、— 3 —

出出汗，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做到严肃认真、实事求是、民主团结。会后，要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民主生活会情况。要邀请督导组全程参与民主生活会，并请督导组组长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况要进行点评。

时间安排：3月至9月。

（2）开好专题组织生活会。由各校负责，组织党小组的全体党员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每个党员都要参加所在学校召开的专题组织生活会。每个党员都要紧密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把自己摆进去，对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充分交流思想，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查摆“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和办法。党员个人改进作风的措施和办法由学校党小组专题组织生活会讨论通过后，要认真抓好落实。活动结束时，学校要对每个党员及教职工参加活动的情况进行评议。

时间安排：4月至5月。

（3）开好专题群众评议会。组织党员、教职工、社区党员，对查摆问题、开展批评的情况进行评议。要形成评议报告，报送办事处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评议结果向广大师生公开。

时间安排：5月至6月。

（三）整改落实、建章立制

1.坚持立行立改。坚持活动一开始就改起来，从具体事抓起、从身边事做起，从师生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边学边改，边查边改，立行立改。常规性问题的解决要加大力度，遗留问题的解决要集中攻坚，新发现问题的解决要及时跟进。各单位要针对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分析研究，提出解决对策，制定针对性强、切实可行的整改落实方案，并对整改方案进行公示。整改方案要明确重点、细化任务、限定时间、强化一把手责任。特别要抓住重点问题，逐项制定任务书、时间表。

时间安排：6月中旬。

2.开展专项整治。根据中央、省委、周口市委和项城市委的要求，针对师生和社会反映突出的问题，重点开展“六个专项治理”：一是专项整治组织观念淡漠问题。着力解决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目无组织、不按规定要求请示、报告等问题；二是专项整治“四难”“五乱”“吃拿卡要报”问题。重点解决“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乱检查、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及吃拿卡要报”等问题；三是专项整治侵害学校利益问题。重点解决贪占挥霍公款、借机收钱敛财、侵占集体资金资产资源、落实惠民政策缩水走样、处事不公、徇私枉法等问题。四是专项整治教师收钱敛财、垄断校园经营、提供劣质食品等侵害患者、学生、家长利益的问题；五是专项整治学校“三公”经费开支过大问题；六是专项整治节假日期间公款铺张浪费问题。

时间安排：3月至9月。3.建立长效机制。（1）认真梳理、完善制度。重点围绕反对“四风”，建立健全制度体系。组织力量对现行制度进行梳理，经实践检验行之有效、师生、社会认可的，要长期坚持，抓好落实，继续完善学习机制、领导班子工作运行机制、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服务群众机制、厉行节约廉洁从政机制等制度体系；对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要抓紧修订完善。每个单位都要结合查摆问题、整改实际，建立若干项管当前、管长远的制度，形成制度成果。（2）强化制度落实。通过建立健全明察暗访、汇报质询、查办督办、公开通报、严格问责等5项工作措施，形成多

层次、全方位的监督管理体系，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无视制度的问题。

时间安排：3月至9月。

4.开展群众评判。教育实践活动基本结束时，各单位要围绕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效果，组织本单位班子成员、教职工、学生开展一次群众满意程度调查，对活动效果进行群众评判。要形成群众评判报告，评判结果要在单位内部公开。对效果好、群众满意程度高的，要认真总结经验；对多数群众不满意的，要进行补课、返工。

时间安排：9月中旬

“学习教育、听取意见，查摆问题、开展批评，整改落实、建章立制”三个环节紧密相连，同步推进。活动中，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教育实践并重，坚持边学边查边改，使各个环节的工作有效衔接、相互贯通，推动教育实践活动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阶梯式推进。

四、方法要求

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不分阶段、不搞转段，各个环节同步推进、贯穿始终，要在充分借鉴运用第一批活动经验基础上，针对参加活动单位特点，坚持时间服从质量，灵活安排时间进度，创新活动推进方式方法。

（一）落实三项要求。三项要求即“一学、三促、四抓”。“一学”，就是突出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把学习教育贯穿活动始终。“三促”，就是用“师生三评”促反思、促查摆、促整改。在学习教育、听取意见环节，听取意见真不真、够不够要让师生、社会评价；在查摆问题、开展批评环节，查摆问题和剖析材料的问题找得准不准、认识深不深要让师生社会评议；在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节，针对存在问题制定的整改措施要让群众评判。“四抓”，一是抓好立行立改事项，二是抓好共性问题的专项治理，三是抓好群众热切期盼解决的实事，四是抓好一批本地本单位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大事。

（二）全程接受监督。坚持开门搞活动。各校领导班子要立足实际，按照简便易行、实际有效、不搞形式的原则，采取更加有利于引导群众有序参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真诚接受群众监督的方式方法，使教育实践活动成为群众支持、群众检验、群众受益、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

五、实践特色

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实践特色。坚决贯彻中央、省委、周口市委和项城市委要求，结合我办实际，全面深化拓展“三大活动”、以改进作风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一）继续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谋发展活动”。强化各校“一把手”在教育实践活动中的表率作用，进一步丰富“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谋发展”活动内容和载体。着力强化领导干部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意识，着力强化领导班子的群众观点和宗旨意识，在广大教师中开展“关心服务学生、转变工作方法”活动。

通过活动，着力解决责任心不强、不敢担当、原则性差、管理不到位、特权思想、心浮气躁等六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切实做到“六个三”：要履职尽责，做到“三心”，即操心想事、用心干事、尽心成事；要敢于担当，做到“三敢”，即敢于负责、敢于较真、敢于批评；要坚持原则，做到“三个不能”，即不能没有规矩、不能没有原则、不能没有纪律；要反对特权，做到“三要”，即要廉洁自律、要有群众、师生观点、要有敬畏之心；要加强管理，做到“三看”，即看建章立制、看运转秩序、看凝聚力创新力执行力“三力”绩效；要注重品行，做到“三为”，即为官做明白人、为事做干事人、为人做正派人。

（二）继续开展“作风转变暨环境创优活动”。围绕转作风、刹“四风”，解决“庸懒散浮软”和“躁假浅怨混”等问题，重点抓工作纪律。

重点建立四个机制:一是压力传导机制，通过督导检查，将压力由上向下传递；二是责任倒逼机制，通过盯紧重点工作，将责任由下向上倒逼；三是连带追究机制，对教师作风出现的问题，实行连带责任追究；四是考评奖惩机制，把考评结果作为干部奖惩和有关方面的重要依据。

（三）继续开展“下基层听民声解难题办实事活动”。深入挖掘、培育、树立一批积极响应市委号召、群众欢迎的正面典型，加大宣传报道力度，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通过活动开展，切实实现问题大排查、问题大解决，切实搭建师生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平台。

六、组织领导

我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党工委的领导下开展。各校必须高度重视，认真负责，切实加强领导和指导，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成立组织

组 长：曹三民

副组长：孔令新 赵明

成 员：从长明 魏晓飞 邝春红 夏怀勇 李 智 张 超 赵洪华

（一）明确领导责任。各校对本级教育实践活动承担直接领导责任，在抓好本级班子教育实践活动的同时，抓好本单位教育实践活动。办事处主要抓好班子自身的教育实践活动，负责组织各单位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教育实践活动。基层党组织要积极发挥作用，认真搞好本单位的教育实践活动。各校主要负责同志要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把教育实践活动紧紧抓在手上，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特别要制定好活动方案，对需要侧重解决的问题，做到心中有数；对可能发生的情况和问题，进行分析预判，提出有效的预防和解决对策。对教育实践活动搞应付、走过场的，要追究负责人的责任。

（二）加强督促指导。党工委将派出督导组加强对教育实践活动的督导工作。督导组全程参与专题民主生活会并进行点评，督促抓好每个环节各项工作落实。

（三）注重务实创新。各校要用好的作风组织开展活动，坚持重在解决实际问题、重在取得实效，每个环节、每项工作都要出实招、鼓实劲、求实效，防止文山会海，不滥发资料简报，不进行层层检查评比，力戒形式主义。要结合各自实际，在学习内容、活动载体、方式方法、评价形式等方面积极创新，探索富有特色的“自选动作”，使教育实践活动切合实际、丰富多彩。

（四）强化舆论宣传。把握正确导向，加大宣传力度，充分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大力宣传中央精神、省委、周口市委及项城市委要求，总结推广教育实践活动的好经验好做法，反映教育实践活动的进展和成效。注重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发现、挖掘、宣传一批叫得响、立得住、群众公认的为民务实清廉的先进典型，加大报道力度，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篇6：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总结

一、思想理论学习情况

在自觉地利用各种媒体学习习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同时也积极地参与我校组织的学习和培训活动，就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必要性、必然性和重要性作了比较系统的剖析，对中央为什么要开展这一活动有了根本性的认识；积极参加我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学习。

通过不断的学习，明确本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要着力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进一步加深了对“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理解。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强烈感觉到“四风”问题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是严重损害党群和干群关系的根源，也只有先把“四风”问题解决好，得到广大老百姓的拥护，才能解决好党内外、甚至国家的一些问题。

二、实际工作方面

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认真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根据上级任务和目标，树立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同志，努力创造和谐氛围，积极完成工作任务。

三、查摆、对照检查和整改

当前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四风”，如果任其发展，继续蔓延，就会从根本上背离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长此以往下去，有可能走向亡党亡国的危险，可以说中央这次活动切中要害。尽管“四风”问题在不同单位、不同层次、不同党员干部身上表现形式上不一致，存在程度也有所差别，但每个人身上确实都需要来一遍习总书记所讲“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因此要切实端正认识，结合自己的工作职责，真正地把自己摆进去，克服“与己无关、消极对待”的思想，查摆自己问题，寻找差距，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心声，切实利用实践活动提高自身素质。

通过学习、查摆和对照，自己也确实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

1、理论学习不积极，理论指导实践不够。

一是理论学习坚持的不够长久。能自觉利用各种媒体去学习，在中心组织生活会和学习会上也能够坚持，而且也能够认真地去理解，但会后就很难再坚持。

二是学习的自觉性不高。总认为工作忙，没有时间，而实际上就是学习的自觉性不够，三是学用结合没有处理好，不能有效地去“融会贯通”，用理论有效的指导实际工作。

2、工作作风、有待改进。

3、“四风”对照。

形式主义是存在的，在考核和例行检查中以及其它工作中确实存在。但有时存在又是必然的，如果一个问题上下都这样，而你不这样做却倒危险了。享乐主义可以说有那么点，总感觉到现在国家富了，个人工资高了，办公条件、生活条件好点不算什么，其它二条暂时还没有适合的土壤，但自己一定要正确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