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思想（精选6篇）
篇1：试论毛泽东思想
试论毛泽东关于群众工作的思想
殷庆言
群众工作是我们党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和团结群众的工作。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群众工作留下了大量论述，整理吸收这笔丰富遗产，对于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具有重要借鉴。
一、在不同历史阶段始终高度重视群众工作
毛泽东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1919年《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就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他深入工人和农民开展群众工作，是大革命时期我党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大革命失败后，在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中，毛泽东最早认识到“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对于如何战胜强敌日本帝国主义，他又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2页)抗战胜利后党召开七大，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的正确路线。毛泽东强调贯彻七大路线，“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102页)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指出，“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页)。回顾党的历史，“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页)，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思想。他在十月革命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掌握了唯物史观，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根本原理运用在全部领导活动中，在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构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群众路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1
二、首先是对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很多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参加到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中来。有些人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是思想上并没有入党，还保留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他们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和战士，自以为是，看不起群众，干群关系、军民关系紧张。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512页)1947年胡宗南占领延安之后，为了与共产党争夺人心在延安开设一个机构，叫“为人民服务处”，帮老百姓赈灾、治病、代写家信，但热闹几天后就办不下去了。“为人民服务处”虽然连名字都是学共产党的，但由于国民党压迫人民的阶级本性，不可能真正为人民服务。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58页)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必须一切为了群众，党的唯物史观决定了必须一切依靠群众。离开群众，党的一切奋斗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当前我国社会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其中固然有各种客观原因，但不少问题都可以从一些干部思想上漠视群众、感情上疏远群众、工作上脱离群众找到原因。要做好群众工作，首先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
三、关心群众痛痒，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
1934年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尖锐批评一些苏区干部，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其他事情都不管。他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2页)1944年春天陕甘宁边区流行疫病，农村缺医少药，严重威胁群众健康。毛泽东说“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在他的亲切关怀下，医务人员走村串户为群众送医送药，疫情很快得到控制，群众给毛泽东送来“人民救星”的牌匾。群众对党的信任既是一种情感活动，更是一种理性选择。
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才能取得最大支持，赢得最大信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必须把“群众利益无小事”作为群众工作的重要理念，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使群众从民生不断改善中感受到党和政府是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心相连的。
四、善于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1941年6月延安天降暴雨，延川县县长李彩云被雷击身亡。一位老乡指名骂毛泽东，“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边区保安处要抓人，当即被毛泽东制止。他说：“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他们觉得共产党虽然很好，他们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就要躲避一点”(《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339页)。毛泽东马上调整征粮政策，做出消减公粮4万担的决定。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毛泽东制定了两大政策：一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组织部队、机关、学校开展大生产运动。二是实行“精兵简政”。于1941年至1942年连续三次精简机构，减少党政机关人员25%。陕甘宁边区农民所交公粮从1941年占总收获量的13.58%，降为1942年的11.14%，1943年又降至不足9%，大大减轻了群众的负担。胡乔木说，“这是一个转机，陕北人民感到毛主席与人民是联系在一起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1977年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在延安的时候，为什么要搞大生产运动呢?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征粮征多了，群众有怨言。我们好多共产党员听了心里非常不舒服，毛泽东同志看法不同，他说，讲的有道理，群众的呼声嘛，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就是同我们不同，他善于从群众这些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当前我们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又进入矛盾凸显期。世界银行2006年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千美元，特别是6千美元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结构转型、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增长长期徘徊停滞。2010年世界银行又进一步描绘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特征：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分化，就业困难，公共服务短缺，金融体系脆弱，过度城镇化造成畸形发展，腐败多发，社会动荡。目前我国一些方面已经具备上述特征。面对上述问题和矛盾，我们应该直面群众的意见甚至牢骚，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提出解决的方针和政策，闯过改革的深水区。
五、最有说服力的是率先垂范
群众对各级干部不光要看说得怎样，更要看做得怎样。党的群众工作的公信力是多种因素聚合而成的，关键是各级领导率先垂范的力量。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精神的倡导者，更是这一精神的实践者。当时各抗日根据地严格实行最低津贴制度。在陕甘宁边区，上至边区主席，下至乡长，每月津贴只有1元5角到5元。边区政府规定，贪污500元以上的就要处以死刑。在延安廉洁奉公、艰苦朴素蔚然成风，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毛泽东曾自豪地宣告，“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8页)。延安的“十没有”与国统区的腐败奢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著名华侨爱国领袖陈嘉庚抗战期间回国劳军，先到了重庆，蒋介石花800块大洋请陈嘉庚吃饭。陈嘉庚到延安的时，毛泽东仅花一块五毛钱请陈嘉庚吃饭。陈嘉庚吃完这两顿饭之后并没有吃人家嘴软，反而说：“国民党政府必败，共产党必胜，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什么是领导?“领”就是带领，就是走在前面，干在前面，身先士卒;“导”就是引导、教育。只有领好了，导才能起作用。自己满脸脏东西，怎么号召人家讲卫生?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群众工作最有说服力的就是以身作则，率先示范。
六、用新鲜活泼的文风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做群众工作
文风通俗地说，就是怎么写文章、怎么讲话的问题。毛泽东不仅重视群众工作，而且十分强调以什么样的文风做群众工作，他一辈子都在同 “假大空”的坏文风作斗争。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把党八股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并列为三大讨伐对象，给党八股列了八大罪状，讽刺党八股像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他强调，“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0页)。毛泽东提出肃清党八股、端正文风的具体办法，一是深入实际，根据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二是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三是认真写作、反复修改。四是采用“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4页)。他还要求宣传干部下苦功夫学习语言，提高说话和写文章的本领。在延安时期许多文艺工作者看不起群众喜爱的陕北秧歌，认为像《雷雨》、《日出》这样的大戏、外国戏才是艺术。而群众对他们的大戏并不买账，说鲁迅艺术院“音乐系哭爹喊娘，戏剧系装疯卖傻，美术系不知画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鲁艺的文艺工作者在向群众学习秧歌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排演出新秧歌剧《兄妹开荒》等一批短小精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只要他们有演出，老百姓奔走相告追着看。毛泽东高兴地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目前我们在群众工作中仍然存在不接地气的问题，出现官民两套话语体系，干部与群众存在话语隔阂。群众工作也急需“走转改”，努力实现官民话语体系的融合。
综上所述，在毛泽东关于群众工作的思想指引下，我们党是靠群众工作起家的，也是靠群众工作发展壮大的，善于做群众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取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在任何时候群众工作的本领都不能丢，群众工作的任务都不能忘。我们要始终牢记：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作者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教授)文章来源： 理论网
篇2：试论毛泽东思想
论文摘要:孔子是春秋时代最著名的教育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论语》中有很多记载孔子教育主张和教育活动的篇章，对孔子的教育思想作了详细的阐述。它是后人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依据。这些思想，对我国的传统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也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很丰富的，既涉及基本理论问题，又包括许多教育教学的实际经验。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当代教育
一.倡导“有教无类”,主张“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与全面教育相结合
1.孔子,作为我国第一所私学的开创者,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提倡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孔子在招收弟子时,不重身份,不看财产多少,也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弟子很多,各个、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还有父子二人同学于孔子的,如颜回、曾参等。孔子的这种思想观点,奠定了后世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开历史之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教学中不能没有统一要求,但不从学生实际出发,忽视学生在资质、性格、才能、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就无法达到统一要实现的目标。孔子将因材施教与全面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的这一矛盾。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纯,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已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样,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就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因材施教”这个概念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是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指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遂有了“因材施教”的名言。但孔子的教学实践却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始终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各方面才能的人。孔之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与他对学生有深刻、准确、全面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孔子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观察了解学生,他非常熟悉学生的特点,能够用精辟的相当准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征。如:“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里也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三种不同性格。
2.在因材施教的同时,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论语•述而》篇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同样学习文行忠信、诗书礼乐,程度不同,能力也各异。有的“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有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之宰”;有的“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同样是身通大艺者,也各有特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子游、子夏”。
我们从孔子运用“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经验中,可以受到两点启发:第一,教育和教学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避免盲目性;第二,既要坚持共同目标和统一标准,又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避免一刀切。
二.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1.谈到“启发式教学”,许多人都会想到古希腊家苏格拉底以“产婆术”著称的启发,但事实上,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育,而且“启发”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所创造的。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其内涵要比苏格拉底更丰富、更为深刻。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愤与悱是内在心理状态在外部容色言辞上的表现。就是说，在教学事必先让学生认真思考，已经思考相当时间但还想不通，然后可以去启发他；虽经思考并已有所领会，但未能以适当的言词表达出来，此时可以去开导他。教师的启发是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的，启发之后，应让学生再思考，获得进一步的领会。孔子在启发诱导、循序渐进的教学中常用的方法有三种，即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叩其两端，攻乎异端。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宋人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未达其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明白时的矛盾。这个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以帮助学生启发思路,这就叫“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一种想说又难以表达的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表达出来,这就是“发”。孔子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却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或者可以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二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地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的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化,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老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教学虽然能够是学生印象深刻,但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得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恐怕难以深入。
2.而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第二种矛盾且暂无法解决时,教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可见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自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教学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进行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三.求知应求实,勤奋,学思并重
1.在教学中，孔子把“学而知之”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他的“学而知之”就是说学是求知的惟一手段，知是由学而得的。学，不仅是学习文字上的间接经验，而且还要通过见闻获得直接经验，两种知识都需要。他提出“博学于文”、“好古敏以求之”，偏重于古代文化、政治知识这些前人积累的间接经验。他还提出“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孔子重视学，也重视思，主张学思并重，思学结合。他在论述学与思的关系时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既反对思而不学，也反对学而不思。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孔子还强调学习知识要“学以致用”，要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之中。把学到的知识要 “笃行之”，他要求学生们说话谨慎一些，做事则要勤快一些，“君子欲讷其言而敏于行”，应当更重视行动。由学而思而行，这就是孔子所探究和总结的学习过程，也就是教育过程，与人的一般认识过程基本符合。这一思想对后来的教学理论、教学实践产生深远影响。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主张求知应先端正态度,求知应先求实。一个有智慧的人贵在自知,明白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一个人能够做到自知,就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也就能通过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另外孔子曾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他对当时人们对上不确凿的事任意牵强附会大为不满,教导学生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要向古人学习,古人对待历史不确凿的作法就是存疑。存疑,并不是有疑问不提出来而有所保存。恰恰相反,他是指在自己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要敢于对自己认为不确凿的问题提出疑问。“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当今的教学实际过程中恰恰就需要这种思想,要鼓力学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物,要敢于从课本中走出来,不要唯书本马首是瞻,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问题要敢于质疑。否则,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旦失去,在学习上就永远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了。
2.在求知的方法上,孔子主张勤奋,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诫学生要发愤学习,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孔子认为,在学习方法上是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只有勤奋学习,才能得到知识。他倡导学习要“学而不厌”。“学而不厌”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做到就比较难了,问题就出在无恒心上。一个人一时一事有恒心,一段时间有恒心,但未必一生有恒心。要做到“学而不厌”,关键是学习目的要先明确。学习的目的是为了“道”,不是欲求功利。若求功利,如在一定时间内未达到目标,必会对求知灰心丧气。若求知的目的是为了信仰,为了事业,则会在求知的过程中体验到快乐,从而感到学无止境,学习本身就是目的,这样去做了,必会“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用此语弟子从师要广泛,谁有道就跟谁学,不管其年长、年幼、尊卑贵贱,应广博地学习,采百家之长而为已用,只有这样才迅速提高自己。“三人行,必有我师”,也可以说孔子再次从另一角度阐述其学而不厌的求知方法。世人皆可为师,只要你虚心,且善于发现,勤于学习,任何人都会对你的学习和修养有帮助。
3.与此同时,孔子又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事事处处都应运用思考力,极力反对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同时孔子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可见,学习就应该将读书与思考结合起来,否则只读书不思考是读死书,就不会理解书中的深意,将会越读越糊涂。但如果只是思考而不读书,那就是空想,就是神思殚竭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孔子这种不仅强调苦学,还强调善思的学思并重的思想是其对中国教育思想的又一贡献。
4.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要培养推行德政礼治的人才。在一个国家推行德政礼治，要靠圣君、贤臣和良民。圣君、贤臣、良民不是天生的，但可以通过教育培养出来。因此，他很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说：人之“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主张人人都应受教育，这就是他的“有教无类”的光辉思想。在他看来，春秋时代不但没有圣君，就是具有君子品德的圣君也没有见过。即使如此，既定之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否则就是非礼和不忠。受过教育的小人就成为良民，是施政、供驱使的对象。贤臣是实行“德政礼治”的决定力量。而贤臣主要是从受过教育的贤人、君子、士中选拔出来的。贤人是具有最高品德的知识分子，只要当权者任用他，就成为贤臣，有了贤臣，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君子是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士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有了合格的君子和士，也可以从中选出贤臣。孔子办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教育培养出一批贤人和优秀的君子与士，供各国国君选作贤臣。通过贤臣治国，实行“德政礼治”，就可以使国家达到像西周初期那样的“太平盛世”。
5.孔子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他一生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追求道。但孔子一生不得志，就把志道、弘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弟子身上。他教育他的学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他的学生也颇有体会，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可见，教道和学道是孔门师生共同的目的，孔子的教育目的已转化为学生的学习目的，因为这种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所以孔子才能造就出许多有才干的学生来。子夏曰：“学而优则仕。”从理论上概括了孔子教育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学而优则仕 ” 包容多方面的意思：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养官员是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而学习成绩优良是做官的重要条件，如果不学习或虽学习而成绩不优良，也就没有做官的资格。孔子对实行“学而优则仕”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平民，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贵族子弟。如果要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学习与做官有了密切的联系，他鼓励学生们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必担心没有官做，要担心的是做官所需要的知识本领学好没有。弟子们受到此思想灌输，头脑中普遍存在为做官而学习的念头，既然已学为君子，不做官是没有道理的，子路心直口快说出“不仕无义”，这是有代表性的。孔子积极向当权者推荐有才能的学生去担任政治事务，但他在输送人才时也坚持一些原则：首先，学不优则不能出来做官；其次，国家政治开明才能出来做官，否则宁可隐退。孔子培养的一批弟子，大多或早或迟地参加政治活动，他们“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四.由博反约,对知识进行概括归纳
1.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孔子的话说得很清楚,博学是为了获得较多的知识,知识多是为了“笃志”,为了“约之以礼”。这里孔子第一次提出了学习过程中由博返约的认识飞跃的问题。“博”和“约”是学习过程中的一对矛盾。“博”是拓宽知识面,“约”是概括归纳提高,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没有“博”就不能正确的概括归纳,就谈不上“约”;相反,没有“约”,不把知识进行概括、综合、归纳,形成基本的概念、思想和观点,那么知识仍然是零碎的杂乱的。人不能掌握精到的知识,认识没有中心,便不能付诸行动。所以,“由博反约”是思维高度概括的表现,是驾驭知识的一种能力。
孔子还主张学生应当“多闻”、“多见”,知识面宽广。孔子本人也是勤学好问,“每事问”、“无常师”,因而成为学识广博、多才多艺的人。但是,知识面广,不能杂乱无章,必须有一个中心加以统帅。他说:“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欤?对曰:然,非也,予一以贯之”。见识多思路广,对事情的理解就会深刻而全面,解决问题就会左右逢源;能够“一以贯之”就能以简驭繁,触类旁通。以约驭博就如同用一丝红线串起无数散落的珍珠而成为一件完善的珍品,有珠无线或有线无珠,虽然有用,但其价值就大大地降低了。
2.教育弟子了解国情。孔子对弟子进行国情教育，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的。一是学历史，孔门弟子大都是鲁国人，他就以鲁国的历史为主，编成《春秋》一书，对弟子进行近现代史的教育，让弟子了解鲁国的历史和现状，为弟子从政时能根据国情施政，打下了思想基础。二是重视社会实践，进行实地考察。孔子学习知识，不仅重视书本，还注重理论与社会实际结合。“礼”是孔子的政治思想的首要内容，为了对“礼”进行深入研究，他就亲自到产生周礼的故乡周王室去“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极”。考察后，他很有感慨地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兴也”。他还带着弟子去考察鲁桓公庙。他学习社会知识很认真，“子入太庙，每事问”。他看到太庙中陈列的，教育贵族不要自满，应置于座右的欹器，“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盛水一半）而正，满而覆，虚（空）而欹（倾倒）”。他还回答了子路考察后提出的，如何才能作到修身永远不自满的问题。通过考察，孔子对鲁国的社会政治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当他感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鲁国不能实现时，就带着弟子去考察东方各国的政治。由于孔子思想守旧，他的政治主张不被各国所用。但是，这一活动对弟子们了解各国的国情和社会实际，打破师教陈规，走自己应走的路，却起了积极作用。
3.弟子们积极参加改革。孔子办教育，重视教书育人，为社会培养出一批有用人才。孔门弟子有三千人，他们开始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弟子中学有成就者七十二人，被称为“贤人”。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德行最好；宰我、子贡善于言辞，长于办外交；冉有、季路，善于从政；子游、子夏，善于文学。由于孔子施教重视社会实践，弟子在实践过程中，逐步看清了社会需要，学成后，不拘泥于师教，积极参加社会改革。其中，有名的要数子夏。孔子死后，子夏到魏国河西收徒讲学。他曾“为魏文侯师”，“文侯师事之，咨问国政焉”，给战国初年任用李悝变法，大力推行改革政策的魏文侯出谋划策，作出过重要贡献。其他弟子在学习期间，就陆续从政者有：子路为鲁季氏宰（总管）、为卫蒲邑大夫，后又做过卫大夫孔悝的邑宰。子夏为莒父宰，冉求为季氏宰，子游为鲁武城宰，冉雍为鲁季氏宰，密子贱为鲁单父宰，巫马期也曾为单父宰，仲弓为莒父宰，子羔为费郈宰，宰我为临淄大夫，子贡常相鲁卫，惠叔兰曾为卫司寇等。他们大都是在积极推行改革政策的大夫门下任得力助手。子路、冉求、冉雍等在帮助鲁国新兴势力的代表季氏推行改革政策方面，作出过突出的贡献。
五.积极倡导乐学,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孔子是“乐学”的积极倡导者。《论语》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乐学的认识:“学而识习之,不亦乐乎”,指出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孔子还把“乐学”作为治学的最高境界,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所以,孔子学习起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不仅自己乐学,而且还极善于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他总是巧妙地把学生领入一个个引人入胜的境地,使他们美不胜收,孔子是如何培养学生“乐学”呢? 1.注重创设一定的愉悦情境。孔子教学时,常边弹琴边讲授,使学生陶醉在美妙的旋律之中,不知不觉地接受礼义道德,知识的熏陶。《论语》中有不少关于孔子及其弟子“弹琴”、“鼓瑟”、“击磬”、“弦歌”的记载。在这样的情景中学习,学生怎么会不感兴趣呢?二是注重“”教学。《论语•先讲》篇记载了孔子和弟子的一次谈话式教学,在优美的中,孔子启发学生各言其志,他教学态度谦和、民主、诚恳、友爱,让每个学生都有畅所欲言的机会,不加干涉。教学气氛轻松和谐,极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参于意识。三是表扬鼓励。当学生在学习中表现出聪明才智或进步时,孔子总是及时给予肯定和赞扬。例如,他表扬子夏“起予者商也”,称赞子贡“告诸往为而知者”,赞赏颜回“闻一以知十”等等。这样就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使他们乐此不疲。
孔子教育学生的“乐学”内容，体现在他使用的教材和开设的课程中。孔子使用的教材是经过他整理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古代文献。“六经”除《春秋》外，在西周时就是贵族教育子弟的主要内容。它既传授文化历史知识，又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所以，讲授“六经”既属文化课，又是政治课。“六艺”是孔子开设的实践性很强的六门课艺，它是准备从政的士应该具备的六种基本技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据《周礼》载：“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又说：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就是六门课程：礼，是通过学习懂得各种礼仪程序，以及不同等级的人在各种礼仪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实际是一门政治课；乐，是音乐舞蹈课；射、御是学习作战本领，是军事体育课；书，是文字书法课；数，是数学课。通过“六经”的讲授和六门课艺的教学，把那个时代已有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都传授给弟子了。“六经”主要传授古代文化典籍先王遗文，侧重在文化理论水平的提高。“六艺”主要培养一个士从政的基本技能，侧重于实践和训练。
2.孔子“四教”，德育为主。孔子施教的首要内容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教之中，文是文化历史知识的学习，行、忠、信都是思想品德的修养。孔子认为思想品德教育是主要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是从属的，只有先接受他所要求的思想品德教育，然后学习文化知识才有用处。因此，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要求弟子首先培养自己具有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品德，“行有余力”，然后才学文化知识。孔子还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也可以看出孔子在教育学生时，把思想品德教育是放在首位的。
《乐》是孔子施教的重要内容。《乐经》已经失传，《乐》的教材无从得知。乐，在三代原本指音乐舞蹈，而《乐》教本是学习音乐舞蹈的基本知识。孔子施行《乐》教，不单是给弟子传授音乐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乐》教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所以，孔子的乐教是和诗教、礼教融合在一起的。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乐教育不限于形式，重要的是陶冶人的情操的思想内容。礼乐教化人有着不同的功能。孔子说：“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仁政礼治”是孔子的政治思想纲领，孔子把它与礼乐联系紧密，足见他是把“仁政礼治”思想寓于乐教之中。从这一点看出，孔子的乐教也是把德育放在首位的。
六.结论和启示
上述五项原则都是侧重在教学方面的,而且涉及到教学过程中的几个矛盾,反映了教学过程的某些基本规律,它们之间的关系密切相联系,不能孤立地强调某一项原则。这些虽然不是孔子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教学原则的体系,但是他的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成功的教学实践确实有内在,蕴含这样原则体系。
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渊曾用一段精采的称赞他的老师的人格和教学艺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之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乐,虽欲从之,末由也已”。细加品味正是概括了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约驭博,寓教于乐等五项主要教学原则。
孔子与弟子之间的平等交流，形成了一种轻松和谐的教学氛围，使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整个教学过程即是教师教授知识的过程，又是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两者辩证互动，就教师而言，教即是学，教与学互相促进，互相提高。就学生而言，从教师处学得知识的同时仍需自己努力，方能有所提高。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从而也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实现了共同进步。
我们在继承和发扬孔子德育思想时，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视伦理道德为根本，把一切都纳入伦理道德的轨道上，这样又会阻碍学生发展!因为，人只有德，没有知识和技能是不能推动社会发展的!社会发展既需要人道德高尚，也需要人有知识和技术!所以重视德育及把德育放在首位，不能过分，要有(度$"只有德智体美劳比例得当，学生才能得到科学的发展。
总之,研究孔子关于教学原则的主张及其在发展演变中的成功经验,对于充实当今教育实践将会有极大的益处。
试 论 孔 子 的 教 育 思 想
班级：2014级历史学班
篇3：试论编辑思想
一、思想是行动的纲领, 编辑思想是编辑工作之魂
编辑工作不是“简单的重复劳动”, 而是有思想引领的创造性劳动。媒体编辑最忌胸中无目标, 眼里没方向, 脑子无思想。因为编辑掌握着方向, 党的路线方针要化为具体的正确的编辑思想才能得以贯彻落实。如果说编辑工作为人民提供精神食粮, 编辑思想则制约着这一精神生产引导新闻方向。我们的新闻媒体是党的宣传舆论阵地, 要以好的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倘使缺乏正确的编辑思想就有可能受到某些不良趋势的影响而走向脱离健康的轨道。
编辑思想的正确与否、高低如何决定着新闻的面貌。缺乏明确和正确的编辑思想, 轻则造成编辑工作的鼠目寸光和裹足不前, 重则要受到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和侵蚀, 例如有的媒体被通报, 其教训就是由于没有正确的编辑思想引路导致违背党的方针政策而自食其苦果的。所以, 只有抓编辑思想才是做好新闻工作的根本。
二、编辑思想的确立, 是编辑工作上台阶的突破口
编辑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一个熟练编辑在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基础上, 根据个人理想、媒体需要和可能、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历史时代使命等多种因素, 概括了大量的实践事实, 从实践经验抽象升华而来的有一定内在逻辑的思想见解, 是非常富有个性的准理论。总结编辑工作的一条经验就是:成功的编辑总是有着比较明确比较成熟的一整套编辑思想, 并把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 同时也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修正和充实完善。
因此, 编辑思想的高下深浅常常是一个编辑成熟与否的显示器。很难设想一个编辑思想低下的人能编出好的新闻来。当编辑必须有一种明确的编辑思想, 而且这种编辑思想必须是方向明, 路子正, 有个性的。提炼编辑思想更是整个编辑队伍的大事, 不可忽视。
三、树立明确的编辑思想, 是编辑的个性和主体追求
从编辑的角度说, 编什么不编什么, 都是一种编辑思想的追求。具体到一篇稿件, 尽管编辑工作因人而异因稿而异, 它却是编辑思想的给出和验证过程, 从提出或接受选题就应出思想, 在约稿审阅过程中逐步深化思想, 成稿后要验证自己的思想, 用自己的编辑思想来判断取舍。编辑思想的这种主体追求表现在编辑善于利用作者来实现自己的编辑思路和意图, 这就使编辑工作发挥了主动性。
这种主体追求是由编辑在掌握方向中的主导地位决定的。有没有这样一种主体追求, 结果不大一样。有的编辑有什么编什么, 好稿件编得不多成就也就不大, 根由便在于缺少一种明确的编辑思想指导的主体追求和理想追求。
四、编辑思想由实践及其历史时代产生并受其制约
编辑思想就个人来说, 它是编辑个人在编辑实践根据前述多种复合因素而形成的编辑思路和设想, 就一家媒体来说, 它所确定的全体编辑必须共同遵守的编辑业务主导思想, 应该是全体编辑人员尤其是编辑骨干和领导者编辑思想路线的整合和结晶, 其年度和长远选题计划应该是这个整合的编辑思想的产物。
编辑思想的合成结构, 不论就个体还是集体来说都可以分解为这样三个基本的层面:一是编辑业务思想, 是关于整个编辑业务工作 (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职业道德思想、选题思维路线和经营管理) 的整体思考结果, 是编辑思想的基础层次;二是编辑的学术思想学术观, 这种学术思想的重要性不在于编辑本人是否从事学术研究有无学术建树, 是否是一个学者, 而在于编辑要有真知灼见, 有学术头脑, 有组织学术活动的设想与能力, 有发现学术问题的学术意识与敏感, 有在审稿过程中体现的得当相宜的学术取舍, 具备帮助作者提高稿件质量的本领, 这是编辑思想的学术化;三是编辑的社会政治思想, 人们常说编辑工作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 编辑所应具备的社会政治思想正是编辑工作的这种特性决定的。
编辑工作的总前提是正确地体现党的新闻宣传方针,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不能脱离这个轨道。怎样正确地科学地而不是机械地教条地执行国家新闻宣传方针是一门有思想深度的哲学与艺术。所谓编辑的社会政治思想即是把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党的新闻宣传方针融化在编辑工作中所形成的对编辑工作的政治属性的认识, 这个编辑的政治思想认识将保证社会主义的新闻宣传方向, 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新闻宣传阵地的政治立场。这是编辑思想的最高层次或曰哲学层次。
综上而言, 我们所说的编辑思想是路子正、方向明、有个性、讲科学的编辑思想, 是上述三个方面的合理的辩证统一。由这三个基本方面合成的编辑思想, 缺少其中的任何一项, 都只能带来工作的损失。加强编辑队伍的编辑思想建设应当紧紧抓住这三个方面来着手。
我们每个编辑人员则要在编辑工作实践中把形成自己的编辑思想特色、提高编辑思想水平, 作为一种自觉不懈的追求。当然, 编辑思想的实现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复杂问题, 显然我们也要努力改善编辑思想得以发挥的条件。■
篇4：试论儒家的慈善思想
关键词：儒家；仁爱；慈善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287(2009)03—0030—05
从概念上说，慈善是一种爱心，是出于同情和敬意之上的对他人的关爱与主动奉献，尤其是对处于困难和苦难之中人们的自觉救护。其本质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论：“慈善(即是伴随着爱的那种欲望)是对于所爱的人的幸福的一种欲望和对他的苦难的一种厌恶”。中国古代并无“慈善”一词，它是伴随佛教的传人而逐渐流传开的。不过“慈善”之意，亦即与慈善相关的思想却很早就有了，这在儒家学说中尤其突出，本文拟就此试加论列。
一、“仁者爱人”的生命关切
众所周知，儒学以“仁学”而著称，而所谓“仁学”，其核心是宣扬种种关爱生命的思想与主张。孔子在回答弟子樊迟问什么是“仁”时，就答以“爱人”，后来孟子就直接说“仁者爱人”。
那么，“仁者爱人”又在哪些方面体现出慈善的情怀呢?首先，它表现在对人的生命的高度关切。孔子问人不问马的故事，就甚为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一次孔子上早朝回来，发现家里的马房失了火，他赶紧问有没有人受伤，而不是首先关注马的损失有多大。孔子这一问，就生动地显示出儒家关注人的安危的人文情怀。事实上生活中的慈善救助，也大都着意于维护人的生存的仁爱关怀。如宋儒袁采在家教中就这样教育子女：“婢仆宿卧去处，皆为检点，令冬时无风寒之患，以至牛马猪羊猫狗鸡鸭之属，遇冬寒时，各为区处牢圈栖息之处。此仁人之用心，祖物我为一体也。”(《袁采世范》)文中点点滴滴所透现的正是对生命的悉心呵护。
其次，是讴歌人的价值。儒学之所以倡导“仁学”，宣扬“仁者爱人”，也正因为在儒家看来，人是天地间最为杰出、最为至善的生灵，这在儒家有一个经典的说法，即“天地之性人为贵”。正因此“人为贵”，所以人是值得也应当去爱的，于是“爱人”也就是合乎逻辑的。其实孔子“问人不问马”的本身，就已体现出对人的偏爱，对人的价值的推崇。
那么，为什么儒家认为“人为贵”呢?概要说来有这样3点：一是人为完美和理性的存在，先秦大儒荀子于此有很好的分析。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兼有水火、草木和禽兽的禀赋，还具备它们所没有的特异的属性(义)，万物自然不能与人相比，人当然是最为完善、最为杰出的。二是人得天地之灵气。《礼记》中有这样的分析：“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王制》)。人汇聚了天地间最为优异、神圣和完备的特性，其成为宇宙间的灵杰自是无疑的。三是人具备完备的德性和伦理。汉代名儒董仲舒这样说过：“(人)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灿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汉书·董仲舒传》)这显然是说人因其丰富的社会生活和礼仪文明而迥然异于也超越于万物。
从上述儒家对人的珍贵性的论述可以看出儒家对人的礼赞。在理论逻辑上，肯定“人最为天下贵”，实也就意味着强调人的特异性；换句话说，人不能像动物一样地存在，人应有符合人的尊严和体面的生活，而这一点是先秦儒家特别在意的。因为春秋战国之际，由于战争频繁，各国苛捐杂税沉重，民不聊生，妻离子散，甚至转死沟壑，孟子揭露当时是“民之憔悴”最为严重的时期。他对此怒不可遏，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一惨状，正是统治阶级丧心病狂、鱼肉人民的结果，他痛斥之为“率兽食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万章下》)所谓“率兽食人”，实即不把人民当人，即“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土)有饿莩而不知发”(《孟子·梁惠王上》)。在儒家看来，人是最为珍贵的，而“狗彘食人食”则混淆了人物之别，颠覆了人的价值的至尊性，反而使人处于非人的处境之中。故对儒家来说，这是决不能容忍的，因为在儒家“人为贵”的价值坐标中，人应该“食人食”，也唯有人才能“食人食”。换句话说，人天经地义应过上属于人的生活，其底线就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实际上，人应“食人食”以及这一底线，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救助的有力号召和依据。因为一旦“民有饥色”，往往也就是需要社会赈济的讯号。如西汉文帝年间曾发生灾荒，文帝诏日：“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赈贷之”(《汉书·文帝纪》)。文中就以“群生之物皆有自乐”来对比“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言下之意人不应过着不如“群生之物”的生活，人一旦陷此困境，则理当救助，使人过上人所应有的生活。
再次，是“泛爱众”的博爱。当然，对儒家“仁爱”思想是否为一种博爱，学界也存有一些争议。有的认为儒家的“仁爱”有血缘上的亲疏远近之别，还有政治上的贵贱之异，如孔子强调“孝悌为仁”、孟子也宣扬“亲亲、仁民、爱物”等。不过，即便儒家“仁爱”思想中有重宗法血缘的倾向，也不能否认其思想的基调是指向博爱的。
综观《论语》一书，孔子所谓的“爱人”，很多时候其所指是没有特别针对性的，是要求对所有人的爱，即“泛爱众而亲仁”。《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弟子司马牛看见人家都有兄弟，而自己没有，内心甚为苦闷。子夏安慰他说：四海之内，都是兄弟，你何必为没有兄弟而发愁呢!子夏的说法，当然是老师教育的结果，应该也表露了孔子的博爱精神。有一次弟子子贡问孔子：如果有人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他是否能称得上“仁”?孔子说：这何止于仁呀，肯定是圣人了，因为连尧、舜都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众所周知，孔子是非常崇拜尧与舜的，史称他“祖述尧舜”。确实，孔子认为唯有尧、舜能替天行道，也最能按天下公义行事，所取得的成就也最大。而连尧、舜这样的圣人都不能完全做到“博施”，可见孔子是十分推崇“博施济众”之类的博爱品性的。在孔子“问人不问马”的故事中，其中的“人”大概是马夫杂役一类的，而孔子并不因为其身份的低贱而忽视对他们的关爱和尊重，这也生动体现了孔子“仁爱”的博爱之意。故总的说来，孔子“爱人”之人，是指向所有人的，孔子的“仁爱”是一种博爱。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孔子“仁者爱人”，是肯定了所有人的价值，它是超越的，也是没有先在条件的，只要是人，都应该去爱，所以孔子说“恶不仁者，其为仁矣”，这可以说是儒学的精华所在。
宋代哲学家张载以“民胞物与”说发展了早期
儒家“仁学”思想中的博爱观念。他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醇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西铭》)文义是说，天下所有人都以天与地作我们的父母，大家都禀赋天、地的属性，故天下所有人都是我的同胞，大家都是一家人，人人都应互亲互爱；而那些身体有残疾，处境有困难的人，更是我们应当同情并予以特别帮助的兄弟姐妹。历史上的慈善活动，很多正是在此“民胞物与”的理念下展开的。如明代无锡慈善组织“同善会”的创始人高攀龙，就是以此博爱为旗帜，呼吁扶危济困。他说：“夫善，仁而已。夫仁，人而已。夫人，合天下言之也。合天下言人，犹之乎合四体言身，吾于身有尺寸之肤，刀斧封割而木然不知者乎?吾于天下有一人颠连困苦，见之而木然不动于中者乎?故善者，仁而已矣。仁者，爱人而已矣”(《高子遗书》卷一·“同善会序”)。清代曾国藩也强调“泛爱众”的社会接济，他告诫家人，要“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庆必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曾文正公家训》)如果说博爱必然会引向慈爱之心、扶助之举的话，那么儒家的“泛爱众”，实际上是与慈善本质上是一致的。
二、“恻隐之心”的悲悯情怀
儒家不仅倡导“仁者爱人”的生命关切，还宣扬一种充满爱怜与悲悯情感的“恻隐之心”和“无伤”之意。
所谓“恻隐之心”，是孟子所提出的人所固有的“四端之心”之一。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善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四端之心”中，孟子独标明“恻隐之心”为“仁”，那么什么又是他所谓的“恻隐之心”呢?孟子认为同情他人的遭遇，关怀他人的不幸，痛苦他人之痛苦的“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他曾这样生动地描述说：“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侧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文义是说，如果有人突然间看见一个小孩马上就掉到井里面了，都会产生紧张和痛苦，并顿生抢救他的念头。而人们之所以会这样，并非为了讨好这个小孩的父母，也并非是要在亲戚和朋友面前表现自己，更不是出于听不下去小孩的哀叫声，而只是人本然具有的爱心使然，它绝对是超功利的。显然，孟子所喻设的“恻隐之心”，实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爱心，是对他人痛苦感同身受，对他人不幸不忍旁观而要加以援助的同情心，故孟子又称之为“不忍人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还特别强调，“四端之心”是人人所应具有的，如果人不表现出此“四端之心”，就不能算作是“人”。换句话说，人如果无“恻隐之心”，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冷漠旁观，就不是“人”。反过来看，孟子的意思无疑是强调人之为人，应常抱一颗悲悯和同情之心，应对他人的痛苦和不幸感同身受，并愿意为减轻这种痛苦和不幸而付出、而努力。不难看出，孟子所谓“恻隐之心”，实质上就是一种慈悲的情怀。
与“侧隐之心”相近的，儒家还宣扬一种“无伤”的爱怜生命的情感。据《孟子》记载，有一次梁惠王本拟用牛作供品来祭祀，后来看到牛临死前的恐惧和颤抖的样子，于心不忍，于是就临时换了一头羊。孟子对梁惠王的这种“不忍”颇为称许，说这种情感就是一种“无伤之仁”：“无伤也，是乃仁术也……君子之於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从文义来看，所谓“无伤”，既有维护生物生存权的含意，又有体恤其生存境况，努力解除其危害，并增进其权益和幸福的意蕴；而其本质，则是一种对生命的深深怜爱与倾顾之情。此诚如宋儒王柏所论：“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是之谓仁，故仁为心之德而爱之理也”(《鲁斋集》卷四)。
儒家的“侧隐之心”和“无伤”之念，在历史上形成了一种强烈而持久的呵护与眷顾生命的文化意识。明儒袁黄于此有深切的揭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惟此恻隐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积德者积此……不特杀生当戒，蠢动含灵，皆为物命……皆当委曲防之。”(《两行斋集·了凡四训》)正是这种“委曲防之”的仁爱关怀，使中国古代的社会救助洋溢着一种充满怜惜的拳拳关爱之意。如苏州丁氏《济阳义庄规条》特意标明：“义庄原为族之贫乏无依而设，凡鳏寡孤独废疾，皆所宜矜”。又如海宁查氏将赡养族人细分为：恤嫠、恤孤、养老叟、养老太、助婚、废疾，其中废疾项规定为：“义田所以周急，而周急之中须择其尤甚者先之……茕茕无依如瘫痪、双瞽、喑哑诸废疾，男无父母兄弟妻子，女无翁姑无夫无子，缺陷不能自食其力，以及年逾五十赤贫如洗者，均在可矜”。这两例引文中的“矜”，正流露出一种怜悯之意，它也生动显示出儒家“恻隐之心”与“无伤”之意的生命关怀以及由此所滋生的慈善救助。
三、“四穷民”的弱者关怀
儒家思想里还有一项尤富仁爱与温情的主张，那就是呼吁要格外关注社会上特别困难的一些老弱病残的群体，儒家称之为“四穷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弱势群体”。
孔子最早提出了这一关爱主张。据《礼记·礼运》记载，孔子在其所设想的人类最为理想的社会“大同世界”里，特别提到了要周到关怀社会上那些不幸的人群，要给予他们以温暖和体贴，使他们生活幸福。孔子是这样描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从文义不难看出，孔子所描绘的“天下为公”的社会，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世界，人们不仅照看自己的利益，不是只关心一己的福祉，而是更关爱天下所有的人，特别是关注与照顾那些失去生活能力的可怜人，亦即要让那些“矜、寡、孤、独、废者”，都要生活幸福，即“皆有所养”。引文字里行间所透现出的仁爱气息，显示出孔子对弱者的挂怀，对生活中不幸者的深切同情以及想方设法改善他们的处境、让他们能分享生活的扶困济弱的努力。
孟子大为弘扬了孔子关怀弱者的恻隐之心，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行政措施，以保证这些弱者的生存无忧，生活幸福。在孟子看来，孔子所提及的“矜、寡、孤、独、废”的弱者，是天底下最为可怜的一群人，他称之为“四穷民”。“四穷民”是指老年丧妻的鳏夫，老年而失去丈夫的寡妇，老年而没有子女的独居老人，年幼而失去父亲的孤儿。众所周知，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农耕主要依靠畜力和人力，所以一直有“力田”之说。老年人和幼儿体衰力
弱，不能“力田”，难以独自获得生活资源，这样其生存就要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了。加之古代社会保障的缺乏，如何养老就是个很大的挑战，老人的生存就极易陷入困境。而鳏寡孤独一类的“四穷民”，人生经历都非常特殊，不仅遭受过痛苦的人生磨难，而且也都是生活中的弱者，这决定了他们在主要凭力气谋取生活资源的农耕时代，处境必然艰难，可以说他们是古代社会一群很可怜的人，亟须社会的扶助才能活下去。
为突出奉养“四穷民”的至当性与至善性，孟子反复引证，远古的圣人无不重视赡养“穷民”的，其间尤以周文王最为典范。在孟子的描述中，文王就是以善养“四穷民”作为其施政的出发点的：“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日鳏，老而无夫日寡，老而无子日独，幼而无父日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文中所谓“必先斯四者”，则鲜明揭示出文王之政，始终以“四穷民”为怀，是以安顿好“四穷民”为根本追求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实际上也表明，文王之政，是以慈爱为本的。在孟子看来，周文王不仅重视养老，而且还“善养老者”。他说：“天下有善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孟子·尽心上》)。文中所谓“文王善养老”，所展示的正是古代圣人倾心于扶助社会弱者。
以远古圣人善待“穷民”为楷模，孟子在其“仁政”主张中，也特别着意于对他们的照顾。如孟子在对暴政的抨击中，其一大理由就是它使“老弱转死于沟壑”，换句话说，就是暴政虐待“四穷民”!显然，孟子是以能否善待“四穷民”作为考量一国政治是否符合“仁政”的关键指标的。为养好“老弱”，孟子还提出了一套包括“恒产”在内的政策措施。大致说来就是使人民每户都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然后家家栽种桑树，又养鸡、豚、狗、豕之畜，当政者再“省刑罚，薄税敛”，这样就可以做到“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了。为什么孟子要特别点明“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呢?原来在孟子认为，五十岁以上的人，不穿帛质的衣服就不暖和；而七十岁以上的人，不吃肉就会吃不饱。从诸如此类的细节也不难看出，孟子的“仁政”是多么重视“养老”，是多么关注社会上的“穷民”。
儒家关爱“穷民”的思想，对后世的赈济实践影响很大。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的慈善活动，无不特别重视救助“穷民”之类的弱者。前者如《汉书·文帝纪》所载，西汉文帝在组织救灾时，尤其要求照顾好“老弱”以及“鳏寡孤独”，日：“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后者如明代《膠山安氏家乘赡族录》就特别要求救助族内这样几类人：“族人年力衰，家无恒产，不能经营生理者”；“族有孀居无子或子幼贫不能养者”；“族人年幼父母俱亡，无兄长抚育者”；“族有孤贫不能自婚者”；“族人有丧贫不能敛葬者”；“族人有卧病危迫不能自医药者”等。这类对弱者的着意关怀，固然也出于同宗同族的血亲之情，但其间显然也浸润了儒家关爱“穷民”的仁爱思想。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扶危纾困、救助危难的慈善传统，“仁者爱人”的恻隐之心，已化入我们民族的血液，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此诚如明儒高攀龙所揭示：“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人若不遭天祸，舍施能费几文?故济人不在大费己财，但以方便存心。残羹剩饭，亦可救人之饥；敝衣败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馈赠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长物一二件，切切为贫人算计，存些赢余以济人急难，去无用可成大用，积小惠可成大德，以为善中一大功课也”(《高忠宪公家训》)。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一意识完全是出于儒家思想的熏陶，但它与儒学、特别是与儒家的“仁爱”主张，无疑是密切相关的。
参考文献：
[1]休谟，人性论[M]，吴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20.
[2]王国平，唐力行，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259.
篇5：试论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
（一）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是道家的主要哲学观点，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老子在《道德经》里说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即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道以它自身的本性为法则。“道”在老子看来，它是它先于天地存在，是世界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也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道是自在自为的，它可以被别物所效法，但自己却别无所法，只能依照自身的本性，遵循自然而然、无为而又无不为的法则，所以说“道法自然”。
老庄认为：起初道和人处在原始混沌的统一之中，道、天、地、人融为一体，人通过德表现出一种无为、恬淡、淳朴的自然本性，这是对人自身的一种肯定；后来由于道和人的分离，人们疏远了天地万物，开始迷恋繁文缛节，追求虚文浮华，文过饰非，贪多务得，争权夺利，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甚至相互杀戮残害，人自身所固有的自然本性丧失殆尽。这正是老庄所深恶痛绝的人类文明产生之后的现实世界，它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否定接着便是人通过天地向着道的回溯，即向着自己的自然本性的复归，人们在返回到自然无为、逍遥无待的过程中，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境界，人与道在更高的层面获得了新的统一。“道法自然”有其消极的一面，它主张人应该摈弃主观目的、愿望和意志，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被动服从自然。但在今天，当人们在自然面前意志膨胀、为所欲为时，用它来克服人类惟我独尊、目空一切、不尊重自然的思想倾向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节制物欲，节用资源。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主张节欲，这种思想客观上有利于环境保护。节用资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反对铺张，暴殄天物，是历代思想家的共识。这方面，道家由于对民众、人性及社会理想的某种不甚乐观的看法，更是竭力主张节制物欲，节用资源。老子《道德经》说道：“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即在有可能引起物欲的地方就开始进行节制。此外老子又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台湾学者冯沪祥对这“三宝”的解读是“可以说是环境伦理的三大宝——一曰慈，代表关爱万物生命，二曰俭，代表节约各种能源，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更代表不敢凌驾万物众生。”庄子也同样主张节制，在他看来，节制物欲并不是轻视生命，相反的是，轻视物质利益才是重视生命的本义，人“重生则轻利”《庄子·让王篇》。
（三）物无贵贱的道德平等论。道家从“道”出发，提出“物无贵贱”的命题，认为天下万物在“道德”面前的地位和作用是均一的。“道德”的境界其实是一种无差别的境界，也就是一种对天下万物一视同仁的客观无私的境界，“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老子》第23章“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站在“道”的立场来看，世界万物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均等的关系。
三、佛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本身不是生态学，但却蕴涵着极其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万物有灵，万物皆有佛性，都有内在价值。佛教认为包括山川、草木、大地等在内都具有佛性，禅宗强调“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清清翠竹皆是法身”，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是佛性的体现，都蕴涵着无穷的禅机，都有着平等的内在价值。其二，众生平等、尊重生命的生命观。佛教的众生平等不仅是不同个体和种族的人的平等，而是超越人的范围，是宇宙间一切生命的平等，包括动植物。在此前提下，佛家进一步提出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的观念。佛家为此提出了“不杀生”的戒律要求，成为约束佛教徒的第一大戒。“诸罪当中，诸功当中，不杀第一”《大智度论》第13卷。其三，追求“极乐世界”的净土理想。净土，指的是佛的居所，也即是佛教徒追求的清净处所。为此，佛教徒喜欢在青山绿水间筑庵建庙，为清修创造良好的环境。他们顺应自然，融入自然，栽花种树，怜惜生命，美化自身及周围的环境。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倡导环保、美化家园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当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丰富多彩，除了儒道佛三家主要的生态伦理思想之外，其他思想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同样博大精深，值得我们继承与发展。难怪西方一些学者研读了东方一些文明古国的生态伦理思想后，惊叹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所蕴涵的巨大的价值魅力，认为如果能够将其合理地传承、利用并推广，这对于保护环境、善待自然以及重建和谐家园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篇6：试论名记邵飘萍新闻思想
—对当代记者的启示
摘要：邵飘萍是我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著名的记者、报人，杰出的文化战士、著名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开拓者。邵飘萍在新闻事业上勇于改革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他毕生积累的新闻思想至今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他的新闻思想既具有时代特点，又具有独特风格，在我国新闻史中占有一席重要位置。
关键字：邵飘萍 新闻思想 现实意义 崇尚真实 启示
邵飘萍(1886年-1926年)，浙江东阳人。烈士，因直言敢谏开罪直奉军阀，于1926年被当时的北洋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天桥。原北京平民大学和国立法政大学教授及原务本女子大学校长。五四运动实际发起人，著名新闻工作者，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学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在14年（1912年----1926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中，他涉猎了新闻事业的大部分领域:当过记者、编辑、主笔、社长；创办了当时北方颇有影响的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和北方进步报纸《京报》;参与开创了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事业的工作，出版了我国早期的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他的新闻思想不仅对当时有很深的影响，在如今也是不可缺少的，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一、新闻思想
（一）独立的办报方针
邵飘萍指出, 报业应该是超然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因素, 负有教育、指导社会舆论的责任。是在信仰、组织、经济以及报纸公职人员的精神品格方面全部独立。
(二)提出了记者的职业素质和业务能力
新闻记者要有自己的职业素养，邵飘萍认为理想的新闻记者，必须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皆有甚深之研究也要尤有一二门专门学科，与夫三国以上之言文和多年之实地经验。
（三）致力于新闻事业改革
在新闻业务的实践上，邵飘萍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他从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在新闻写作、编辑、采访和报纸经营管理方面，邵飘萍都有不少的建树。
（四）社会进步的参与者
邵飘萍始终坚持新闻自由的理想，揭露政治黑暗，抨击最高当局，多次在重大历史关头推动历史的发展。
二、现实意义
（一）依靠社会力量, 兼有报纸和杂志之长的副刊多样化的做法, 是邵飘萍对报业的另一重大贡献, 今天仍为各报广泛使用。
（二）注意用事实说话，提倡“精通简要, 雅善讥弹”生动活泼的文风，如今多家媒体仍使用，意义深远。
（三）为了展示事件的全貌采取全方位，多角度的采访报道也是为了认识新闻的真实性，这同时也是现代媒介从业人员所追求的。
三、崇尚真实
邵飘萍十分重视新闻的真实性，“凡事必力求事实真相”。无论是在做记者期间还是在主持报纸期间，始终以“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为新闻报道的第一信条。每次采访都能做到“亲临现场，细致观察”。他要求记者报道要不偏不倚，把报告真实的新闻消息作为自己的天职。他是崇尚真理的新闻采写者，现如今有许多的记者都因为追求利益而忽视新闻的真实性，因此，文章的真实性和现实意义都淡了许多，导致新闻可信度大大降低，也让记者本身成为了舆论焦点，就如最近发生的记者被抓事件来说，大部分记者是因违背新闻的真实性而涉嫌受贿、诽谤、敲诈勒索、妨碍公务等违法行为。如记者“傅桦”、“李敏”等以受贿罪被判刑，这也说明新闻的真实性是需要记者们去维护的，作为一个当代的记者，坚守真实性原则不被利益所诱惑，是一门必修课，不管，陈永州等事件的发展如何，而记者应该守住自己的底线和真实的原则。假新闻也是当代记者必须杜绝的，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捏造事实，扭曲事实，这样新闻才能进一步的发展。真实需要守护。
四、启示
对于铁肩棘手为正义而狂的邵飘萍来说，如今我记者必须树立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树立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种对于报业的终生认同感，真心实意的为社会做一些事，敢于言他人所不敢言，争他人之不敢争，而不为金钱利益或者暴力强权所动，心中惟存正义与真理，在当今这个复杂的社会，找到记者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真实的展现新闻，为推动这个社会而努力。
结语：
如今邵飘萍已成为一代引领记者的先驱，他的新闻思想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并借鉴的，他的一生不仅是如一些人评价的那样是“以新闻记者终其生“的，他的一生还是一个新闻教育家的一生是一个新闻理论家的一生。现如今假新闻满地飞的节奏下，更需要记者的原则性和真实性，做到“仁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坚守“品性”，这是新闻职业道德的全部要求。记者要具有独立的精神，也是超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第三者，要不受社会恶习之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
1207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