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幼儿用药的特点

婴幼儿用药的特点（共6篇）

篇1：婴幼儿用药的特点

金匮要略》 金匮要略》用药特点分析 《金匮要略》是汉代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中的杂病部分，是中医内科学和中医 妇科学的鼻祖。在药物运用方面有诸多特点，特别在专药应用、协同配伍、加减化裁、炮制及煎 服方法、用药途径等方面独具特色，充分体现了仲景辨证用药的原则性与灵活性。1 根据药物功效，专病用专药 《金匮要略》辨证用药，重视单味药物的主治功能，以其独特功效来克制病邪，达到独特的 治疗效果，如治疗狐惑病应用苦参。利用其苦寒之性，清热燥湿、杀虫止痒，煎水洗前阴，治疗 前阴蚀烂；利用雄黄之辛燥，用其解毒杀虫之功效，火烧加热熏后阴，治后阴蚀烂；治疗寒疝病，利用乌头之大辛大热之性，破积散寒止痛。治疗沉寒痼冷、肢厥腹痛证；对黄疸病，利用茵陈、大黄之苦寒，疏肝利胆，清热利湿，解毒退黄；对百合病，利用百合润肺清心，益气安神之功效，治心肺阴虚内热、百脉受累的百合病。由此可见，仲景用药有专病用专药之特点，利用专药的不 可替代的作用，发挥独特疗效。2 利用药物配伍，发挥协同作用 《金匮要略》不仅重视单味药物的主治功能，更注重药物经配伍后所发生的协同作用。这一 特点体现在辨证用药中。如在咳嗽上气病中，麻黄是治疗肺胀咳喘的主药，若与桂枝同用可发汗 解表，主治咳嗽兼表证；若与石膏相配，则发越水气兼清里热，治饮邪挟热之证；若与生姜、射 干、细辛；款冬花、半夏同用，则其目的不在于发汗解表、发过水气，而在于开肺散寒、止咳化 痰。再如附子的配伍应用，附子与干姜合用。可增强回阳救逆之功；配白术可收温散寒湿之效； 配薏苡仁，可缓急止痛；配乌头，可峻逐阴邪；配粳米，可温中寒散，降逆止痛；配大黄，可温 阳通便、攻下寒饮；配黄土、白术等，可温脾涩血，用治虚寒下血证。可见，通过适当配伍，可 发挥药物协同作用，从而提高疗效，并扩大其应用范围。3 药物随证加减，变化灵活 《金匮要略》用药之加减，随证而变，正如唐容川所说“仲景用药之法，全凭乎证，添一证则 添一药，易一证亦易一药”。如治疗百合病，以百合为主药，若误汗而产生心烦、口渴之变证，如知母以补虚清热、养阴润燥；若误下而产生呕吐呃逆、小便不利之变证，则加滑石、代赭石以 养阴清热、利尿降逆；若误吐而引起虚烦不安、胃中不和之变证，则加鸡子黄滋养肺胃、安脏除 烦；若日久变渴，可配百合洗方与瓜蒌牡蛎散加强药力，以清解肺胃之热、生津止渴；若变发热，加滑石以清热利尿。综上所述，每方变化，均按病情随证加减，再如治疗胸痹病，用瓜蒌薤白白 酒汤以宣痹止痛。若痰浊壅盛、胸痛不得卧者，加半夏以祛痰饮，开胸散结，则变为瓜蒌薤白半 夏汤；若胸满、胁下逆抢心，加枳实、厚朴、桂枝以降胸中胁下之气，则变为枳实薤白桂枝汤。由此可见，《金匮要略》的用药，加减灵活，药随证变。4 炮制煎服法，据证变通 根据病证选择适当的药物煎服及炮制方法，不仅可提高疗效，又可减少药物的毒副作用。如 湿病，将麻杏薏甘汤的麻黄先用热水浸泡后再煎，可防止其发散太过而伤阳耗阴；再如乌头散寒 止痛作用最强，可用于治疗发作性疝痛或寒湿历节。但须与白蜜同煎，既可缓和乌头之毒性又可 延长其疗效；瓜蒌薤白白酒汤、下瘀血汤、鳖甲煎丸等都用酒煎服可提高活血化瘀、通经止痛之 效；百合病中的几首方剂均用泉水煎服，可增强清心润肺、清热除烦之功；泻心汤、薏苡附子败 酱散、大黄牡丹汤、甘遂半夏汤等均为顿服，可集中药力克邪制胜。选择药物的炮制与煎服方法，均依据病情而定。5 用药途径，合理选用 《金匮要略》所载之方，除大部分水煎口服外，亦根据不同病情与病位，选用其他用药途经。如狐惑病用雄黄火熏，使热气挟药力透过秽浊，治后阴蚀烂；百合病经久不愈而变成口渴之证，用百合洗方。以百合渍水洗身，因肺与大肠相表里，洗其外可通其内，可收清热润燥之效；妇人 因胞中有瘀血湿热而下白带证，用矾石丸为坐药纳人阴中，可起除湿热、止白带之功； 治浸淫疮，可用黄连粉外敷，起解毒燥湿、止痒敛疮之功；治头中寒湿之鼻寒，可用药纳鼻中，以驱除头中 之寒湿。综上熏、洗、坐、敷、纳鼻等法，或单用，或与内服药同用，可直达病所而驱邪，适用 于病位外在而单纯内服药疗效不佳的病证。总之，《金匮要略》的辨证施药，既重视单味药物的主治功能而专病配以专药，还注重经配 伍组合后的协同作用，从而加强与扩大药物的主治功能和范围。药物加减随证化裁，灵活变化； 药物的炮制与煎服方法，据证变通，既提高疗效，又降低其毒副作用； 用药途径以水煎口服为主，又用熏、洗、坐、敷、纳鼻等方法。可见，仲景用药通常达变，对后世药物的应用具有巨大的指 导作用。

篇2：儿童用药特点及用药注意事项浅析

1 儿童生理特点

儿童按年龄分为六期: (1) 新生儿期:胎儿娩出~28 d, 各项生理功能还不完善和协调; (2) 婴儿期:出生后~1周岁之前, 体格生长迅速, 脑发育很快, 各系统器官还不成熟完善; (3) 幼儿期:1周岁~3周岁之前, 生长速度稍减慢, 智力发育迅速; (4) 学龄前期:3周岁~6岁、7岁之前, 生长速度较慢, 神经心理发育趋于完善; (5) 学龄期:6岁、7岁~12周岁之前, 多种生理功能已基本成熟; (6) 青春期:12周岁~18周岁。

2 药物在儿童体内过程特点

2.1 吸收

口服给药在胃肠道的吸收程度, 受胃内酸度、胃排空时间的影响, 新生儿和婴儿胃酸过低或缺乏, 胃蠕动差, 胃排空时间长, 因此新生儿口服药物吸收的量难以预料, 胃肠吸收功能有较大差异。小儿臀部肌肉不发达, 局部血流量及肌肉容量少, 故肌肉注射后药物吸收不佳。小儿皮下脂肪少, 注射容量有限, 且易发生感染, 故不适于皮下注射。静脉注射药物吸收速度快, 药效可靠, 是危重患儿可靠的给药途径。

2.2 分布

影响儿童的药物分布有许多因素, 如:体液组分、血浆蛋白结合率、血脑屏障等。儿童的体液和细胞外液均高于成人, 因此, 对于儿童来说, 水溶性药物的分布容积大, 降低了药物峰浓度, 减慢了药物消除, 延长了作用时间。所以, 儿童需较大的初始剂量, 且需延长给药间隔。新生儿、婴幼儿脂肪含量低于成人, 脂溶性药物不能与其充分结合, 血浆中游离药物浓度升高, 易出现药物中毒现象。同时, 新生儿、婴幼儿的血脑屏障发育不完全, 脂溶性药物易分布入脑, 出现中枢神经系统反应。新生儿、婴幼儿血浆蛋白结合率比成人低, 血浆中游离药物浓度高, 易引起不良反应。

2.3 代谢

药物在体内代谢的主要场所是肝脏, 新生儿、婴幼儿肝药酶系统发育不成熟, 各种酶活性低, 使代谢减慢, 易致药物在体内蓄积中毒。例如, 用一般剂量的氯霉素, 由于缺乏葡糖醛酸转移酶而较少结合成无活性的衍生物, 致使血中游离氯霉素增多, 引起中毒, 导致“灰婴综合征”;磺胺类药物可使葡糖醛酸转移酶缺乏的新生儿出现溶血。新生儿在出生后1周~4周, 应慎用或减量使用在肝脏代谢的药物, 如地西泮、苯妥英钠、地高辛等。

2.4 排泄

肾脏是药物排泄的主要器官, 而肾功能随年龄增加而变化。新生儿、婴幼儿肾功能发育不全, 肾小球滤过率、肾小管排泌能力和肾血流量均低于成人, 肾小管重吸收和酸碱平衡功能也差, 可使药物排泻减慢。因此, 新生儿、婴幼儿用药剂量要酌情减少, 间隔时间适当延长。

3 儿童用药注意事项

3.1 明确诊断, 合理选药

临床医师和药师应了解儿童不同发育时期的解剖生理特点、药物的特殊反应, 严格掌握用药指征, 在明确诊断的情况下, 应慎重合理选择, 不可滥用。药物种类不宜过多, 在合并应用几种药物时, 应注意避免由于药物在体内的相互作用而产生不良反应或药效抵消等问题。现就几种临床常见病关于药物的选择列举如下。

抗感染药物:儿童易患感染性疾病, 故抗感染药物较常应用。应根据不同病种、病情轻重、年龄大小等选择用药, 如临床已确定诊断为病毒性感染, 可选用抗病毒药物或某些中草药制剂, 而不用抗菌药物。儿童用抗菌药物必须慎重考虑适应证和不良反应, 开始时根据患儿临床症状、体征及有关的实验室检查结果进行经验用药, 待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结果出来后, 有针对性地选用[1]。通常以应用一种抗菌药为宜, 有些抗菌药物儿童要禁用或慎用, 如喹诺酮类药物可能影响小儿骨骼发育;四环素类药物容易引起小儿牙齿变黄并使牙釉质发育不良;氨基糖苷类药物会对听神经造成影响, 引起眩晕、耳鸣, 甚至引起儿童聋哑。

退热药物:一般选用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 疗效确切, 相对安全。特别是布洛芬解热镇痛效果强, 不良反应小。但用上述药剂量不宜过大[1]。

镇静、抗惊厥药物:小儿有高热、过度兴奋、烦躁不安、频繁呕吐、惊厥等情况下, 可给予镇静药, 使其得到休息, 以利于病情恢复。常用的药物有苯巴比妥、水合氯醛、地西泮等。在使用镇静药前, 必须重视原发病的诊断, 否则用药后症状被掩盖, 容易引起误诊[1]。

镇咳、祛痰、止喘药:咳嗽有助于清除呼吸道分泌物, 小儿呼吸道比较窄, 发炎时黏膜肿胀, 渗出物较多不易咳出, 易出现呼吸困难。因此在呼吸道感染, 尤其是肺炎时, 要多用祛痰药, 少用镇咳药, 作用较强的镇咳药 (如可待因) 更要慎用。

泻药和止泻药:婴幼儿便秘应先对饮食进行调整, 偶尔可以使用栓剂, 缓泻剂仅在十分必要时使用。婴儿腹泻时应给予饮食疗法、液体疗法及控制感染等, 或辅以双歧杆菌或乳酸杆菌的制剂, 以调节肠道的微生态环境;不宜首选止泻药, 因为用药后可增加肠道毒素的吸收, 从而加重全身中毒症状。

糖皮质激素:激素类尤其是肾上腺糖皮质激素如可的松、地塞米松等有降低炎症反应的作用, 但其往往会掩盖原发病的性质, 还可引起内分泌紊乱, 影响小儿的生长发育。小儿应慎用, 尤其是患水痘的小儿要禁用, 因此类药能使免疫力下降, 从而引起水痘病毒在体内繁殖、扩散而使病情急剧恶化, 甚至造成死亡。

3.2 严格掌握用药剂量

儿童用药剂量, 通常是由成人剂量来换算, 多数是按体重或体表面积计算。两种方法比较而言, 前者比较简便, 后者较为合理, 尤其适用于安全范围窄、毒性较大的药物。不论哪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 应用时可以结合患儿的具体情况加以调整。计算方法如下。

按儿童体重计算[1]:

根据药品说明书推荐的儿童剂量按儿童体重计算:

每次 (日) 剂量=儿童体重×每次 (日) 药量/kg.此法较科学方便, 为临床常用的最基本的计算方法。

根据成人用药剂量按儿童体重计算:

儿童剂量=成人剂量×儿童体重/70 kg.此方法仅用于药品说明书中未提供儿童剂量时。

按体表面积计算[1]:

儿童剂量=儿童体表面积 (m2) ×每次 (日) 剂量/m2 (药品说明书按体表面积已推荐儿童药量) 。

儿童剂量=成人剂量×儿童体表面积 (m2) /1.73 m2 (药品说明书未按体表面积推荐儿童药量)

成人的体表面积 (按体重70 kg计算) 为1.73 m2.

儿童的体表面积的计算如下:

体重低于30 kg儿童的体表面积 (BSA) (m2) = (年龄+5) ×0.07.

或BSA (m2) =0.035 (m2/kg) ×体重 (kg) +0.1 (m2)

体重>30 kg的儿童, 在30 kg体重的BSA=1.15 m2的基础上, 每增加体重5 kg, BSA增加0.1 m2.

3.3 合适的剂型、正确的给药途径

合适的剂型能提高小儿用药的依从性, 正确的给药途经对药物的吸收和疗效至关重要。能口服者尽量口服, 婴幼儿及不能吞咽药片的儿童, 最好用水剂 (糖浆剂) 、颗粒剂, 或临时将药片压碎用糖水溶化后再服。对病情危重的新生儿可选择静脉给药, 但滴注速度不可过快过急。尽量选择半衰期 (T1/2) 较长的药物, 减少用药的次数。

3.4 儿童禁用或慎用药物见表1.

儿童慎用药:有些药物虽然不严格禁用, 但使用中应特别注意, 如有代替品最好不用。如氯霉素可引起新生儿“灰婴综合征”;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可引起儿童聋哑;双氯芬酸可对儿童造成不同程度的肾损害而致血尿, 甚至引起中毒;阿司匹林可引起儿童哮喘患儿哮喘发作, 新生儿使用含阿司匹林的制剂, 易在胃内形成黏膜糜烂。

总之, 儿童用药非常值得研究和探索。作为药学工作者, 应以高度的责任感, 严谨的工作作风, 认真的工作态度, 努力钻研专业知识, 提高自身业务水平, 全心全意为患儿服务, 为促进儿童的合理用药尽一点微薄之力, 使每个儿童都能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篇3：老年人用药的特点和原则

1．老年人胃酸分泌减少，胃排空时间延长，肠蠕动减弱，血流量减少。老年人的这些变化，虽可影响，药物的吸收，但研究表明，大多数老年人在药物吸收速率或在吸收量方面，一般无显著差异，但需在胃酸性环境中水解而生效的药物，在老年人缺乏胃酸时，则其生物利用度大大降低。如弱酸性药物(水杨酸类、双香豆素类、呋喃妥因、萘啶酸及巴比妥类等)离解度增加，吸收减少。

2．老年人血浆蛋白随年龄增加而有所降低。老年人单独应用血浆蛋白结合率高的药物时影响虽不明显，但同时应用几种药物时，由于竞争性结合，对自由药物血浓度的影响则较大。如来结合的水杨酸盐浓度，在未服用其他药物的老年人，占血浆总浓度的30％，而在同服其他药物的老年人，则可增加至50％，用药时宜予注意。

3．老年人肝血流量减少，药酶活性亦下降，功能性肝细胞减少，对药物的代谢也有一定影响。因此，给老年人应用被肝代谢的药物如氯霉素、利多卡因、普萘洛尔、洋地黄毒甙、氯氮卓等时，可导致血药浓度增高或消除延缓而出现更多的副作用，故需适当调整剂量。在给老年人应用需经肝脏代谢后才具有活性的药物时(如可的松经肝脏转化为氢化可的松而发挥作用)，更应考虑上述特点而选用适当的药物(如应用氢化可的松而不用可的松)。

4．老年人肾脏的单位数量、肾血流量、肾小球滤过率减少，肾小球分泌功能也大大降低。老年人肾脏的上述巨大变化，大大地影响了药物的排泄，使药物的血浆浓度增高，延缓药物由机体的消除、半衰期延长(如27岁时地高辛的半衰期为5小时，而72岁时则为73小时)，从而更易发生副作用。因此，要根据肾功能调整用药剂量或调整老年人用药的间隔时间。下列常用的药物，老年人要减量使用：扑热息痛、苯妥因钠、青霉素、地高辛、心得安、安定、鲁米那、庆大霉素、卡那霉素等。一般说来，60岁以上老年人用药，以成人用量的3／4为宜。

二、老年人用药的原则。在老年人中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可比青壮年人高三倍。为此，老年人药物治疗必须经常对其体质和耐受性、药物选择和剂量方案以及是否需要护理给予慎重的考虑，应注意以下几点用药原则：

1．应确定药物治疗是必需的；老年人的许多健康问题无须用药亦可处理。

2．尽量避免一次服用多种药物，最好同时用药不超过3种。

3．服药剂量方案尽可能简单，如果可行，最好每种药物每日只服一个单剂量。

4．为了确定个人的耐受性，多数药物首剂量通常最好小于标准剂量；维持剂量也应该慎重确定，一般60岁以上老年人的维持剂量要比年轻人小一些。

5，如果服用其他剂型，应避免大的片剂或胶囊；液体制剂对老年人较易吞服。

6．应注意不要用错药或过量用药，尽量不要将药放在床边的桌子上(硝酸甘油除外)。

篇4：婴幼儿用药的特点

【摘 要】 目的：揭示蒙药制剂的品种、组方和用药特点，为新药研发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收集法定药品标准中蒙药制剂，检索制剂数量、生产企业、批准文号，统计制剂药味数和药材的类型、使用频率、药用部位，分析制剂的剂型、名称、主治特点。结果：纳入164个制剂，12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获得国药准字的蒙药制剂共有125个，其余39个制剂为医院制剂或协定处方；制剂的命名方式多采用“主要药材名+药味数目”、“主要功能+药味数目”、“蒙语音译+药味数目”的形式；共涉及6类剂型，使用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丸剂、散剂、胶囊剂、膏剂、片剂、颗粒剂；药味数适中，以7味的制剂数量最多；蒙药制剂主治具有多元化特点，临床常用于治疗胃肠道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产科疾病、蒙医特色病种、感染性疾病等；蒙药制剂共涉及使用268味药物，其中植物药210味，动物药30味，矿物药22味；常用药用部位依次为果实、根、花、矿物药、心材、全草、胆囊、树脂、粪便、茎、地上部分等；使用频率排前十位的药物依次为诃子、红花、栀子、石膏、肉豆蔻、牛黄、荜茇、丁香、川楝子、草乌等，与中药、藏药在使用药物中出现交叉现象。结论：蒙药制剂的品种丰富、药味数适中、固体制剂为主、临床应用广泛、植物药占多数，但是缺乏国内知名的大品种，在用药特点上受到藏药和中药的影响。

【关键词】 蒙药制剂；药品标准；品种；主治；用药特点

【中图分类号】R29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7-8517（2016）23-0020-04

蒙医学是在本土医学的基础上，吸取藏医、中医及古印度等医学理论，逐渐形成了具有完整理论和民族特色的医药体系。蒙药临床用药剂量小，毒副作用低，服药方法与民族生活习俗有关[1]。蒙药制剂目前普遍存在着产品单一，大品种缺乏、剂型少、包装简易、制剂缺乏标准和炮制不规范等问题，制约着蒙药事业的发展，故需进一步开展蒙药制剂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研究[2]。本文以我国药品标准中收载的蒙药制剂为对象，应用统计方法，分析品种、主治和用药特点，以期为蒙药新药研发提供定量数据参考，使蒙药制剂走向标准化、规范化和科学化道路，以及为以后研究藏医学对蒙医学的影响提供定量的参考数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3]、《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蒙药分册，1998年版）[4]、《民族药成方制剂》（宋民宪主编，第一版）[5]、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上的国产药品数据库。

12 信息提取与录入 制剂名称、剂型、处方组成（药材中文名、药用部位、药味数、用量）、临床治疗用途、用法用量、生产企业数、批准文号数等信息[6]。

13 制作《中国药品标准中蒙药制剂的处方信息表》 应用Excel 软件，按照蒙药制剂通用名中首个汉字声母的拉丁文顺序排列。

14 统计和分析 利用Excel表进行频数分析，统计制剂规模、命名、剂型、药味数、病名、药材类型与数量、常用药材、药用部位、生产企业和国药准字等情况，分析品种、主治、用药等特点[7]。

2 结果与分析

21 品种特点

211 制剂规模 共164个制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12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收载145个；《民族药成方制剂》收载151个，其中前述两个标准未收载的品种数为8个。

212 批准文号 获得国药准字的制剂共有125个（占比7622%），批准文号最多的前十位制剂为冠心七味片（11个）、阿拉坦五味丸（8个）、扎冲十三味丸（7个）、五味沙棘散（7个）、清肝二十七味丸（7个）、清肺十八味丸（7个）、吉祥安坤丸（7个）、益肾十七味丸（6个）、消食十味丸（6个）、升阳十一味丸（6个）。其余39个制剂为医院制剂或协定处方，这可作为新药开发的重要资源。

213 制剂名称 共涉及14种命名方式，其中最主要者为“主要药材名+药味数目”，如云香十五味丸；“主要功能+药味数目”，如止血八味散；“蒙语音译+药味数目”，如协日嘎四味汤散。

214 剂型 共涉及6类剂型，使用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丸剂（占比4085%）、散剂（4451%）、胶囊剂（610%）、膏剂（305%）、片剂（305%）、颗粒剂（244%）。其中散剂中汤剂的占比较高（2877%）。丸剂因吸收缓慢、药效持久、体积小，方便草原患者服用、携带、储存，使用频率最高。在蒙药散剂的制备过程中，若是寒凉药则加适量白糖，温热药则加适量红糖，再混匀而成，其特点为吸收消化虽较汤剂慢，但疗效持久，亦受草原患者青睐[8]。

215 药味数 平均值为1759味、标准差为1384味；珊瑚七十味丸的药味数多达70味，最少者只有1味药（蒙花锚肝宁片、萹蓄颗粒）；含1味药的制剂占比122%，3味者占比610%，4味者占比793%，5味者占比976%，6味者占比915%，7味者占比1220%，8味者占比1159%，9味者占比305%，10味者占比610%，13味者占比671%。总之，6707%的制剂的药味数在10味以下，8293%的制剂的药味数在15味以下，8963%的制剂的药味数在20味以下，9939%的制剂的药味数在37味以下。

22 主治特点

221 病名 制剂的治疗用途十分广泛，一个制剂往往可以治疗多个系统的疾病。共使用病名241个，其中现代医学病名有113个，中医病名有96个，蒙医特色病名有32个（如胃“协日”、“巴达干宝日”病等），说明蒙医在临床应用中借鉴了现代医学和中医学的知识体系。

222 临床应用 涉及的疾病类别及频率依次为胃肠道系统疾病（50%）、呼吸系统疾病（40%）、妇产科疾病（29%）、蒙医特色病种（26%）、感染性疾病（25%）、泌尿系统疾病（24%）、心血管疾病（20%）、热证（19%）、神经系统疾病（含脑血管疾病）（16%）、肝胆系统疾病（16%）、皮肤病（15%）、其它（14%）、风湿免疫性疾病（10%）等的治疗。由于地域及疾病谱的差异，中、蒙两种医学对某些疾病的治疗各有优势[9]，如蒙医在治疗紫斑血症（过敏性紫癜）[10]、宝如病（溃疡性结肠炎）[11]等有其特色和优势。

23 药物特点

231 类别与数量 共使用268 味药物和辅料。其中，植物药210味（占比7836%），动物药30味（占比1119%），矿物药22味（占比821%），辅料6味种（占比224%）。从类别上说，以植物药为主，这与内蒙古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有较大关系。

232 药用部位 共使用33种，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果实（2998%）、根（2413%）、花（905%）、矿物药（609%）、心材（470%）、全草（350%）、胆囊（302%）、树脂（253%）、粪便（247%）、茎（193%）、地上部分（187%）、树皮（151%）、分泌物（151%）、加工品（139%）、叶（127%）、贝壳（097%）等。同一药用植物，中医和蒙医常取用不同部位，如草乌，蒙医不仅用乌头，还用嫩芽（地上四横指嫩苗或加工的草乌芽）、叶、花等，且用于温热病、半身不遂、五官科疾病、肠炎等病症。木棉，蒙医分开用其花蕊、花瓣、花萼，中药则用其整个花等[12]。因此，中、蒙药均以植物药居多，但在药用部位上有较大差异；从采集方面，中药和蒙药均注重采收时节和方法对药物质量的影响。

233 常用药及使用频率 最常使用的20味药物及其使用频率依次为诃子（4634%）、红花（3354%）、栀子（2683%）、石膏（2500%）、肉豆蔻（2256%）、牛黄（2195%）、荜茇（2134%）、丁香（1951%）、川楝子（1890%）、草乌（1890%）、土木香（1768%）、沉香（1768%）、五灵脂（1707%）、白豆蔻（1707%）、麝香（1524%）、檀香（1463%）、麦冬（1463%）、瞿麦（1402%）、木鳖子（1341%）、甘草（1341%）。

蒙药最常使用的20味药物在中药、藏药使用中也较为常见，说明蒙药与中药、藏药存在交叉使用现象，但中药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甘草，而蒙药、藏药最常用的是诃子。

蒙医理论体系是以阴阳五源说为基础的赫依、希拉、巴达干的三根理论以及七素理论，中医理论是以阴阳、五行、气血津精等为基础，藏医理论以人体内存在的“隆”（气）、“赤巴”（火）、“培根”（土和水）三大因素，饮食精微、肉、血、脂肪、骨、骨髓、精七种物质基础，大便、小便、汗液三种排泄物为基础。

理论体系不同，对疾病的认识也存在差异，进而导致药物应用亦有差异，以诃子和红花为例。诃子在蒙药中味涩、性平，有祛三弊所引起的诸疾、调理体素、解毒之功效，主要应用于白脉病和中毒症[13]；在藏药中诃子被视为“药中之王”，用于消化不良、解药物或食物中毒、体质虚弱；中药对诃子的应用不多，其性平，味苦、酸、涩，归肺、大肠经，功效涩肠止泻、敛肺止咳、降火利咽，主治久泻久痢、便血脱肛、肺虚喘咳、久嗽不止、咽痛音哑。红花在蒙医寒凉性方剂和治疗肝病的复方制剂中配伍率较高，在治疗诸多疾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4]。而红花在中医学中主要用于妇科疾病，多与活血化瘀药配伍，因此，药物在制剂中使用的频率亦不一样。

蒙药除了与中药、藏药交叉品种外，还有一些专用药材，如蓝盆花、文冠木、银朱等。因此，蒙药与中药、藏药既有相同的生物学来源，也有不同的临床应用，故为药用植物临床适应症的扩大提供了思路。

3 总结

31 蒙医吸取藏医、中医及古印度等医学理论，在使用药物中存在交叉现象，为新药开发以及扩大治疗病种提供参考依据。蒙医、藏医、中医及古印度等医学联系密切，相互影响，在治疗疾病上各有优势，应相互交流、吸收，更好的为患者服务，同时为以后研究印度阿育吠陀医学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影响提供参考依据。

32 药物在不同复方中使用剂量的差异很大，最大剂量与最小剂量之间的比值在1～10000之间，如沙棘的剂量范围为3～1000g，麝香的剂量范围为01～14g。特色药物银朱（主含赤色HgS）有毒，但在蒙药制剂中内服，且用量在5～825g；狼毒用量为80g；草乌的用量在9～250g。多数情况都缺乏现代量效关系研究，安全隐患大，用药成本存在失控的风险，故有待研究和规范。

33 有11对制剂的组成和主治相同但剂型不同，即玉簪清咽十五味散（丸）、暖宫七味散（丸）、德都红花七味散（丸）、壮西六味散（丸）、阿拉坦五味散（丸）、清血八味散（胶囊）、清热八味散（胶囊）、连翘四味汤散（胶囊）、克感额日敦片（胶囊）、桔梗八味片（颗粒）、菖蒲四味丸（胶囊），其中有4对制剂中单味药剂量存在差异，即清血八味胶散（胶囊）、清热八味胶散（胶囊）、连翘四味汤散（胶囊）、桔梗八味片（颗粒）。剂型不同可能与加工、储存有较大关系。散剂的加工较丸剂与胶囊剂简单，操作和使用方便。丸剂和胶囊剂虽加工操作繁琐，但储存时间较长，因散剂与外界环境接触的体表面积较大，影响存放时间，丸剂和胶囊剂则相对较好。4对制剂中单味药剂量存在差异，可能因成药中有君臣佐使的配伍规律，其中君臣佐药所占比例较大，而使药的比例相对较少，对整个方子的影响较小，因此主治没有太大变化。

34 蒙药临床应用的优势病种涉及到胃肠道疾病、呼吸疾病、妇产科疾病等，故蒙药的新药研究可集中在上述病种。蒙医有独特的治疗方法，如放血、行针、灸疗、蒙药浴、热蒸、皮疗法、按摩、震脑术、整骨术等，都可以深度开发利用。另外，本文还指出了最常用的20种蒙药，这对基于天然产物研究思路的新药开发模式，提供了候选药物参考。

此外，目前蒙药间的配伍研究尚显不足，可运用国内比较流行的中医传承辅助平台（V25）软件，进行常用蒙药制剂中处方配伍规律和新方预测等[15]。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共有18个蒙药生产企业，年产值不足10亿元[16]。由于规模化程度低，蒙药制剂多局限于区域内应用，未得到有效推广，目前还缺乏有竞争优势的名牌品种和知名企业[17]。而蒙药具有多种优势合特色，应该有更大的研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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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哈尼医治疗痹证方用药特点分析

【关键词】 哈尼族医学；痹证；用药特点

【中图分类号】R29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6）14-0007-03

Abstract： Objective Analysis of drug laws of Hani arthralgia syndrome treating prescription，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ani treatment of arthralgia syndrome.Methods Firstly extract the prescripti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arthralgia syndrome in ‘hani single prescription ，then analysis drug classification， the frequency of usage， the frequency of drug properties and frequency of usage of dosage forms in the 172 prescriptions. Results In the hani treatment prescriptions of arthralgia syndrome， the highest frequency of drug potency rheumatism medicine appears to spicy， bitter， warm-based， forms to decoction and alcohol-based agents， toxic drugs 41 flavor.Conclusion Hani treatment arthralgia syndromes are more common in cold and dampness， treatment with functions of dehumidification， detoxification， invigorate the circulation of blood ， wine agent is an important dosage in Hani arthralgia syndrome treatment prescription which have various treatments， and the boiling and commonly used brush with washing method， external method， external method and hot compress method.

Keywords：Hani medicine； arthralgia syndrome ； medication features

哈尼族是云南省独有的少数民族之一，其在不断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学知识，掌握了大量用草药治病的单方验方和独特的诊疗方法，同时吸纳和兼容了中医药学及其他民族医药学的一些理论、诊疗方法和药物，形成了在祖国民族医学之林独树一帜的哈尼族医学。哈尼族主要聚居在海拔800～2500m的热带亚热带山区，气候潮湿，以农耕为主，多在户外水田劳作，易感受风、寒、湿、热等邪气，闭阻经络而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发为痹证。从收集哈尼族医学方剂较多的《哈尼族单验方》[1]统计看，共收录方剂1940首，其中治痹证方剂172首，占总收录方剂的8.9%，治疗痹证的方剂总数居各类疾病首位，可见痹证为哈尼族的常见病、多发病。对哈尼族治疗痹证方剂进行统计分析，不仅对于现代临床痹病的治疗有积极作用，而且可探析哈尼族治疗痹证方剂的用药规律，研究哈尼族单验方的特点，以期对哈尼族医药的整理及发展有所裨益。

1 资料与方法

1.1 方剂收录 共收集治疗痹证方剂172首，药物261味，收录标准以《哈尼族单验方》中主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或以肢体筋骨、关节、肌肉等处发生疼痛、重着、酸楚、麻木，或关节屈伸不利、僵硬、肿大、变形等为主要症状的方剂[2]。所治病症属于祖国医学痹证的范畴。

1.2 药物名称 由于地域等因素，哈尼族同一种药物常出现多种名称，为防止录入时药物名称不统一而造成数据统计时的遗漏或重复，药物名称参照《中国哈尼族医药》、《西双版纳哈尼族医药》、《元江哈尼族药》药名录入。如透骨草（满山香）、通血香（大血藤）、黑骨头（化血丹）、八角枫（白龙须）、伸筋草（过山龙）、紫金皮（掉毛草、火把花、昆明山海棠）、虎杖（九股牛）、七叶莲（龙爪树）、锅铲叶（藤子暗消）、钩藤（双钩藤）、大发汗（大力王）、羊耳菊（土木香、白牛胆）、血满草（接骨丹）、三台红花（三台花、三对节）、反背红（山豆根）、小黑药（威灵仙）、刺五加（五加皮）、黑皮跌打（通气香）、断肠草（狗闹花）等药物，括号内药名为该药别名，以下进行统计时均以正名为主。同时，药物的功效、性味也以此为标准进行统计。

1.3 统计分析 将《哈尼族单验方》中治疗痹证的所有方剂提取并录入，建立数据库，进行药物频数分析。

2 结果

2.1 药物分类及使用频次分析 通过频次统计，得到治疗痹证药物频次由高到低的排序，因方中的药物使用较分散，本文统计了药物使用频次≥3的药物，此类药物共有49味。

由表1可见49味药物可分为祛风湿药、清热药、利水渗湿药、活血化瘀药、温里药、解表药、化痰药等十三类。其中祛风湿药出现的频次最高，为97次（18味），其次为清热药出现39次（9味）、活血化瘀药出现的频次为37次（8味），而补益药仅出现3次（1味）。

2.2 核心药物性味及使用频次分析 由表2可见，49味核心药物药性分类及使用频数依次为：温热药167次（32味），寒凉药39次（10味），平性药36次（7味）。药味分类及使用频数以辛味药使用频次和药味数最多，为158次（30味）；其它依次为：苦味药122次（28味），甘味药48次（10味），涩味药28次（7味），淡味药17次（2味），咸味药5次（1味） 。见表2。

2.3 剂型分析 单验方的剂型有煎剂、酒剂、散剂、洗剂四种。其中，煎剂89首，酒剂75首，散剂26首，洗剂13首。四种剂型中，煎剂的服法有的是以酒为引，散剂多以酒冲服，洗剂加酒外洗，所以在172首治疗痹证方剂中，使用酒或酒剂共有85首，占痹证总方剂的49.4%。

2.4 疗法分析 治疗方法多种多样。内治法有173首，其中：煎服法有93首，酒泡法71首，药膳法5首，冲服法4首。外治法有39首，其中：外敷法21首，外擦法9首，外洗法5首，针刺法2首，热敷1首，拔竹筒1首。使用鲜品的有12首。

2.5 有毒药物分析 261味中药中，有毒药物41味，包括八角枫、虎杖、紫金皮、大将军、大草乌、大发汗、千年健、萝芙木、桂花矮陀、断肠草、白粉藤、雪上一枝蒿、小麻药、麻蜂窝、虎掌草、地遍、大树跌打、大麻芋、草乌、百部、女金芦、假茉莉等。

3 讨论

3.1 药物特点 从哈尼族治疗痹证的单验方看，49味药中补益药仅用3次（1味），仅占所有药物的1.24%，其在痹证的治疗上主要偏于祛邪，少用扶正；说明哈尼族所患痹证以实证居多。常用药物有透骨草、通血香、金毛木通、芦子、黑骨头、飞龙斩血、八角枫等，其中祛风湿药出现频次最多，其次为清热药、活血化瘀药，可见哈尼族治疗痹证是以祛风散寒、除湿止痛、清热解毒、活血通络的药物为主，而且多为哈尼地区所产植物药。由此也看出哈尼族痹证以风寒湿痹多见，与刘富艳等[3]对1444例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进行的回顾性分析结论一致，这与哈尼族居住地区气候潮湿，多田间劳作有关。哈尼族单验方痹证收集方剂172首，共计261味药，但常用药物使用频次在3次以上的仅有49味，可见哈尼族用药较为分散，组方药物偏少，这与哈尼族常年居住山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颇为不便，加之哈尼族没有文字，药物疗效记载缺乏，有效药物多在一定地域内传播等因素相关。

3.2 药性特点 分析哈尼族治疗痹证药物的性味发现，味属辛、苦，性属温热的药物使用频次较高，辛能散能行，苦能燥湿，坚阴；辛温可祛风散寒，行气活血，苦温能清热燥湿，温经活络。《内经》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风、寒、湿邪是致痹的主要邪气。如此性味配伍，针对由于风、寒、湿邪所致的痹证，恰可祛风散寒除湿，行气活血通络以祛邪。药性分析说明哈尼族治疗痹证的药物以祛风散寒除湿药为主，配伍清热药及活血化瘀药。与刘惠萍等[4]对广州市中医医院治疗痹证的常用12种中成药处方进行频次分析的结果相类似，即药方配伍多以祛风湿药、活血化瘀药、补虚药为主，再根据适应范围配伍一些清热、通络等药物。

3.3 剂型特点 哈尼医以煎剂、酒剂、散剂、洗剂四种为主，其剂型比较单一。172首治疗痹证单验方的剂型中，使用酒或酒剂共有85首，占痹证总方剂的49.4%，显示酒在哈尼族治疗痹证方剂剂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痹证多为风寒湿邪痹阻气机所致，故缠绵日久，反复发作，而酒称为“百药之长”，其性温热，辛苦而甘，有行气活血、舒筋通络、祛风散寒、消除疲劳等作用，酒力引药直达经络血脉关节诸筋病之所在，故治痹证疗效卓著。哈尼族是一个尚酒的民族，由于祭祀多、节日多、拜亲访友多，饮酒也比较多，久而久之饮酒便成了重要的生活习俗，在长期的饮酒过程中，哈尼人认识到酒能祛风湿、治腰酸腿痛、避瘴气等，故在服药时有意识加入酒或用酒泡药治病，酒剂逐渐被应用[5]。

3.4 疗法特点 哈尼族治疗痹证的方法具有多样性。在收集的172首单验方中，常用的治疗方法有煎服法、酒泡法、冲服法、外敷法、外搽法、外洗法、熏蒸法、热敷法、药膳法、拔竹筒、针刺、刮痧、灯火灸等十多种治疗方法。并且，煎服法常与外洗法、外搽法、外敷法、热敷法配合使用。哈尼族治疗疾病主要以内治法为主，外治法为辅，或仅用外治法。内治法主要以当地药物组合成方剂，大部分煎服，部分用酒或醋等浸泡后口服，也有的捣汁后鲜服；饮食疗法是哈尼医生较常使用的内治方法，也是哈尼族医药疗法的特色之一[6]。哈尼族常用鲜品，因其所居住的地区药物取材方便，为鲜品入药创造了条件。鲜品药物具有药鲜、气味纯正的特点，能保持药品的天然性能，鲜品捣敷能够更好的发挥疗效。

3.5 毒性药物 据上述统计，261味药物中有毒药物有41味，应用时有水煎服、泡酒服、研碎取干粉水送服等内服法，有时辅以猪蹄同煮、鲜品炖肉吃、或加红糖服；有泡酒外擦、水煎液外洗、鲜品捣碎或酒炒外敷等外治法；说明哈尼医治疗痹证善用毒性药物。但在临床应用时，要针对体质强弱、疾病部位的深浅及症候分型，恰当的选择药物及剂量，明确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如尽量使用传统的砂锅煎药，可先用文火煎药约2小时，嘱病人服药与进食应间隔一段时间。因毒性药物会引起身体功能性或器质性损害，对肝肾功能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故用量宜从小剂量开始，根据病情需要和患者的体质再逐渐递增。内服时要炮制以减毒增效，通过药物配伍减缓毒性。总之，要在保证安全用药的前提下，让有毒药物更好地应用于痹证治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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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中西兽医药学特点与科学合理用药

【关键词】中兽医药学；西兽医药学；合理用药；畜禽疾病；群体辨证防治；复杂性科学

随着畜禽规模化、集约化养殖以及特种养殖的不断发展，畜禽疾病的防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其中也存在不少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一，畜禽疾病越来越复杂且难以防治，使以往卓有成效的西兽医药学免疫接种与抗病原体等针对单一病因的防治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与挑战；其二，由于畜禽疾病防治效果不甚理想，药物滥用与乱用所导致的食品安全等问题也备受人们关注；其三，中兽药的应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其效果却不稳定或者无效。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笔者以为，其最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对中西兽医药学特点的重视不够，以及由此所导致的药物滥用与乱用。笔者在此仅就中西兽医药学特点及其科学合理用药谈一些肤浅的认识，以抛砖引玉。

1 西兽医药学特点及其所面临的挑战

简单来说，西兽医药学的特点就是针对单一病因的防治，不论是疫苗接种预防还是抗病原体与代谢病等，其都是针对某一种病因进行的防治；西兽医处方也有多种药物或疫苗等的应用，但他们都是针对不同病因而各行其是，不像中药处方是根据君臣佐使理论将其组成一个整体来使用，其优势是分工明确、针对性强，在防治简单性的单一病因疾病，尤其是在急性病症的防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面对越来越多的复杂性疾病（如混合感染、病原体变异、复杂性成因与慢性病症等），其有效性受到严峻的考验与挑战。

其一，猪瘟疫苗正常使用对猪瘟有很不错的预防效果，而如果与蓝耳病、圆环病毒、附红细胞体病等发生混合感染，或者是饲喂霉变饲料、猪慢性中毒等引起猪免疫力降低或免疫抑制，即可不同程度地导致猪瘟疫苗免疫预防失败。牛疱疹病毒4（BoHV-4）可能既不直接引起乳房炎，在乳房炎发生过程中也不起作用，但当乳房已经发生细菌感染，其在乳房免疫细胞和（或）乳导管上皮细胞中复制，则可能造成更严重、时间更长的乳房炎[1]。奶牛群乳房炎的发病率和严重程度与其饲料中的β-胡萝卜素、维生素A、维生素E、硒、锌、铜的含量有关，奶牛日粮中单独添加或共同使用这些抗氧化性微量养分可以增强机体对乳房炎的抵抗力[2]。

其二，有研究表明，抗生素后效应（post-antibiotic effect，PAE）与抗生素后白细胞增效作用（post-antibiotic leukocyte effect，PALE）不仅与抗菌药物的种类、浓度、细菌的种类、数量以及与药物的接触时间等有关，而且还取决于机体的不同生理、病理状态等。抗生素的作用无论多么强大，最后杀灭和彻底清除微生物还有赖于机体健全的免疫功能，机体免疫功能状态良好、抗生素选择适当，则可迅速、彻底地杀灭、清除病原微生物；反之，机体免疫功能低下，抗生素无论如何有用，也难以彻底杀灭并清除病原微生物。此外，脓肿形成、抑制抗生素的物质产生，或者在实验室条件下没有表现出来，但在动物活体中产生的毒素等等，使实验室药敏试验结果与临床疗效常常不一致。而在实践中，人们对感染性疾病的治疗往往都是一味地强调抗菌抗病毒感染，而较少考虑其他因素的存在与临床疾病的复杂多变性特点，使其认识与处理在不同情况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差，从而使临床疗效时好时坏，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人们加大药物用量或延长用药时间，导致增加药物的临床毒副反应与残留，却并不能改善与提高其临床疗效[3]。这也许就是西兽医药在急性病症及其初期的防治中多能屡建奇功，而疾病一旦转为慢性或者是病程拖延较久的慢性病和现代疑难杂症，其防治效果就不甚理想且临床毒副反应也比较明显的原因。

其三，牛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的慢性传染病。结核分枝杆菌感染谱广，可感染50多种哺乳动物和25种禽类，可在人和动物间相互传播，其病原不仅有可能来自于家畜与家禽，还有可能来自于野生禽鸟或野生动物如獾属动物（badgers）等，使其以消除病原为主要手段的净化措施不仅代价昂贵，而且难度也非常大。欧美等大多数国家虽然做了很大的努力，但至今仍没有实现完全净化的目标。欧美国家实施牛结核根除计划已有40余年，欧洲多个国家（如丹麦、比利时、挪威、德国、荷兰、瑞典、芬兰、卢森堡、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虽已声明消灭了牛结核，英国、法国、美国等宣称已控制牛结核，但至今尚无任何国家获得OIE“无结核”认可[4]。

其四，不仅临床医学是这样，而且基础医药学乃至整个生物学都同样面临着如此的困境与挑战。如Science在2011年9月与10月分别发表社论指出[5，6]：人类基因组大约有2.1万个不同蛋白质编码，而现在，这些基因产品近一半的功能只能靠猜测来获得，即使我们知道某一种特定蛋白质的准确功能与结构，把其导入常常具有极其复杂相互作用的细胞后，就像药物治疗一样，其结果也很难预料。今天，基因组技术可以对人体基因组进行常规的扫描，以探讨任何紊乱的遗传改变，有2000种以上的单基因疾病已经用这种方法得到阐明。然而，尽管发现引起剩余2000种孟德尔疾病的遗传学改变在可及的范围内似乎唾手可得，人们也做了很多努力，但在普通病、慢性病与复杂性疾病中要获得类似的理解是令人失望的。再如，由于生物体外试验与其要模拟的体内试验系统缺乏一致性，现代药物研究中的高通量筛选（high-throughput screening）、组合化学（combinatorial chemistry）、基因组学（genomics）、蛋白组学（proteomics）与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等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新产品，基因疗法（gene therapy）、干细胞研究（stem-cell research）、DNA反义技术（antisense technology）与癌症疫苗等也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而采用一种病毒蛋白的肽片段开发疫苗的简单化方法也只取得了很少的成功等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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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复杂性科学角度看中兽医药学特点

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是鉴于经典科学每每在近乎于圆满的时候总有一些事情出错，从而在对其认识方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传统科学（经典科学）虽然也强调物质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但由于其多习惯于“单因素线性分析”的认识方法，使其更擅长于对“单一因素作用”的线性认识与把握，而对复杂系统中的物质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则认识不足，从而使其对慢性、复杂性疾病的认识、把握与处理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与挑战。鉴于此，复杂性科学更加关注复杂系统中物质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 得出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非线性”与“物质的作用不仅取决于其本身，更是由其所处的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与初始条件所决定的”等不同于传统科学的认识，被誉为“21世纪的科学”（The science of the 21st Century）与“一次世界观的转变”（A Worldview Shift）[8]。复杂性科学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研究、认识与处理动物疾病时，我们不仅要重视病原微生物感染等各种致病因素的作用，还要重视各种致病因素作用的“初始条件”。例如，根据现代科学认识，感冒是由病原微生物感染所致，但其发生、发展与转归却和气候变化与机体等因素有很大关系，不同的气候变化与个体常常会有不同发生与转归或继发感染；奶牛乳房炎在不同牛场不仅病原体谱系不一样，而且其群体发病率与发病程度也会因不同的饲养管理水平而有很大的差异；临床实际中的许多动物感染性疾病有时很难治愈，而在实验室中要人工感染发病却也并不容易，不仅要求要用无特定病原的敏感动物，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要采用一定的措施，使动物处于应激或免疫抑制状态下才能发病；实验室人工发病大多是急性典型发作，而临床病例发病却常常是多种多样，有时常见慢性非典型发作，防治起来的效果也不太一样。

众所周知，中兽医药学的特点是整体观念与辨证施治，而中兽医药学不仅在整体观念中强调动物机体各部分之间及其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更是用辨证施治的方法保证了其整体观念认识的落实。中兽医药学的“证候”是动物疾病发生过程中的一种“病理状态”，是一个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可能只与某一种因素或组织器官相联系，往往被认为不科学，但根据复杂性科学来讲，其作为各种因素或物质进一步作用的“初始条件”，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不容忽视的。其一，由多因素共同决定。这一方面导致了疾病发生、发展与表现的复杂性，而另一方面却又使不同因素的组合作用有可能出现相同或相近似的结果，即决定疾病的各种因素组合也许是变化不定的，但其相同或相近似的结果——病理状态或证候，反复出现却也是可能的，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对其病理状态或证候的出现规律进行认识与把握，从而达到认识与把握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疾病发生、发展与转归的综合规律的目标[9]。其二，由于中兽医药学辨证施治是针对病理状态（证候）这一不同的“初始条件”进行认识、把握与处理的，使其作用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等复杂性科学的认识特点，不仅其药味要随证而变化与加减，而且每一种药物的用量在不同处方中也有很大的不同，这与西医学“致病因素与药物作用在任何情况下都一样”的认识有很大不同。例如，一般0.2mg乌头碱就可引起人中毒、2～6mg即可致人死亡，而中医在临床上对心衰进行辨证施治，在不同的证候状态下和处方配伍中，附子用量从0.3g到600g，其间相差2000倍，却都收到了良好的疗效而无毒副反应[10]。其三，中药的复方配伍与炮制等也对中药的疗效与毒性具有很大的影响，使其“整体并不等于部分之和”，而不同于西药的各自为战或两种药物之间的配伍禁忌。有研究发现，龙胆泻肝汤、关木通加六味地黄丸与关木通加滋阴药的配伍，均能显著减少其煎液中的马兜铃酸A含量（P<0.05），而关木通加甘草与加附子的配伍，均可显著地增加其煎液中的马兜铃酸A含量（P<0.05）[11]；龙胆泻肝汤与导赤散的配伍，均能显著地减轻其煎液中的关木通肾毒性作用，使其病理改变显著减轻（P<0.05）[12]。关木通经过炒焦，或与滑石粉或与麦麸炒后，其煎液中的马兜铃酸A含量均有极显著降低（P<0.01）[13]。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中兽医药学辨证施治对具体致病因素及其组织结构认识的不足。正因为这样，使得中兽医药学千百年来也没有筛选与开发出像现代抗菌与抗寄生虫药物等以及针对具体致病因素的特异性高、作用强的防治药物与方法。如温病学向称湿温缠绵难愈，因湿邪重着黏腻，湿与热合，如油入面；但诸如肠伤寒、钩端螺旋体病、布鲁氏杆菌病等湿温类温病，今天已知并非“缠绵难愈”，用特效抗生素治疗多能迅速遏制病情。再如，虽然种痘术首先发明于中国，它可以说是免疫学的先驱，但现代免疫学的发展与成熟，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传染病与感染性疾病防治的彻底改观，却是在西方的现代病原微生物学理论建立与发展起来之后实现的。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忽视或否定中兽医药学辨证施治认识的优势与重要性，因为它不仅与西兽医药学的辨病防治有所不同，而且更是对后者具有重要的补缺作用。

3 转变科学观念，科学合理使用中西药物

中西兽医结合的几十年实践证明，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不仅可以克服中兽医无证可辨与西兽医无病可识之不足，而且能够显著地提高和改善中西药物的临床疗效，其在初期可以说是尽显优势；然而，由于“病”、“证”两张皮，尤其是在经典科学理念的主导下，中西兽医药学悬殊对决，随着时间的推移，病的概念不断被强化，而证的理念则愈来愈被弱化，前者是不断丰富与发展，而后者则是逐渐枯竭乃至消亡，以至于逐渐演变成了见什么病用什么药的“对号入座”，结果，中兽药研究、开发与使用中的“重药轻医”或“废医存药”思想日益盛行，不仅影响了中兽药的临床疗效，使其走向了反面，而且也严重地干扰与影响了中西兽医药学结合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一方面，畜禽疾病愈来愈复杂且难以防治，西兽医药学面临着愈来愈严峻的考验与挑战；另一方面，中兽医药学在临床上日渐衰落。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美等国外中兽医药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在治疗动物疑难病症方面屡有报道。如澳大利亚Ferguson博士2008年报道，一例患肠炎与蛋白丢失性肠病的哈巴狗在西澳大利亚大学兽医院经过2个月的西药治疗后，出现体重减轻、肌肉萎缩无力、精神忧郁嗜睡、腹部肿大坚硬、几乎不能行走等现象，主管兽医师认为，该狗对药物反应迟钝，预后不良——肠炎与蛋白丢失性肠病失控，怀疑可能有顽固性疾病或其他潜在性肿瘤疾病，而转诊后根据中兽医辨证施治，其耳鼻冰凉、口舌苍白稍有湿润、脉沉迟、腹部肿胀、大便稀、昏睡、肌萎缩等，被诊为中焦虚寒（脾气脾阳两虚），治疗采用理中丸配合针刺百会、足三里、阴陵泉、胃俞穴等，同时停用甲硝唑与硫唑嘌呤，减半并逐渐停用泼尼松与螺内酯，经过3个月的治疗，该哈巴狗逐渐恢复了健康[14]。因此，要转变科学观念，改变以往传统科学一统天下的片面做法，以复杂性科学为指导，这也许才是中西药物科学合理使用的首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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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以复杂性科学为指导，重视临床疾病的复杂多变性

由于临床实际中的各种条件不像在实验室中可以进行严格的人为控制，使得临床实际中的疾病发生、发展与转归要远比实验室人工发病复杂得多，尤其是慢性病症与疾病的后期，没有一个相对简单而又突出的主要因素，或者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变化性比较大，其作用结果有时比各种因素本身显得还要重要，这使得我们在畜禽疾病防治中不仅要重视对主要因素的认识与处理，也要关注其他因素的影响与变化。如仔猪水肿病的防治，除疫苗与抗病原体药物应用外，其关键还在于改善饲养管理，饲料营养要全面、蛋白质含量不能过高；加强断奶前后仔猪的饲养管理，提早补料，训练采食，断奶不要太突然，饲料喂量要逐渐增加，防止饲料单一或营养过于浓厚，增加维生素丰富的饲料；病初投服适量缓泻盐类泻剂，促进胃肠蠕动和分泌，以排出肠内容物等。奶牛乳房炎的防治既要考虑病原感染因素，也要重视饲养管理、环境卫生、季节气候变化以及不同牛场对病原体谱系与奶牛机体的影响，进行综合防治。疫苗与抗生素应用，既要考虑病原的针对性与敏感性，也要重视机体状态等因素的影响，在保障准确规范应用的前提下，可以考虑穴位注射或与针灸与中药等配伍使用，以提高其临床应用的效果。

3.2 重视辨证施治的科学性认识，提高中兽药使用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辨证施治不仅是中兽医药学的一大特色，而且在认识方法上也对西兽医药学具有很大的补充性。从复杂性科学的角度来说，与西兽医药学的“单因素线性分析”相比较，其“多因素整体综合分析”属于更高级的认识[15]，这也就是为什么辨证施治不仅是中兽医药学经验与知识的总结方式，而且从今天的认识来说也是不可取代的，我们应该重视对辨证施治的科学性认识，以提高中兽药使用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如研究发现，虚证患者普遍具有细胞免疫功能低下的情况，而很多种补益药，无论健脾、补肾、滋阴、壮阳，只要用药对证（指补虚药针对虚证状态），都可增强机体的细胞免疫，这几乎已成为补虚药的共性；而殊不知，清热解毒药也可提高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当然不是针对虚证状态而言的。从免疫调节的角度来说，通过不同途径或环节具有免疫增强作用或对机体免疫功能具有双向调节作用的中药达200余种，其中既有多种补益类药物，也包括多种清热解毒、清热利湿、活血化瘀、利水等类的中药及其复方药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临床上就可以不加区别地应用这些药物[3]。

3.3 完善与深化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创立中西兽药学结合的最佳临床用药形式

中兽医药学辨证施治虽然属于更高级的认识，但其也需要新技术与新方法来不断提高与改善其状态分析与处理的能力与水平，而其也正是在不断地吸收与借鉴新知识、新技术与新方法中不断地总结经验与创新而发展起来的[15]。我们应该不断地完善与深化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创立中西兽药结合的最佳临床用药形式，以解决当前畜禽疾病难以防治的难题。如冯子清在西药驱虫的基础上，配合中医药学卫气营血辨证治疗水牛伊氏锥虫病，较圆满地解决了单纯采用西药驱虫后出现的病畜死亡、病情加剧、康复缓慢等问题[16]。

3.4 加强群体辨证施治研究与应用，满足集约化与规模化畜牧业生产的畜禽疾病防治需要

辨证施治以往给人的印象就是个体化治疗，然而，由于现代畜牧业集约化与规模化养殖的畜禽个体与饲养条件等的高度一致性，不仅使其疾病发生与临床特征趋于一致，而且也使临床辨证施治在畜禽群体上共同进行成为可能，故“群体辨证施治”理论就应运而生，开展中兽医学群体辨证施治研究已成为当前发展中兽医学的重要课题。如当前防治畜禽感染性疾病的新中兽药开发，大都是在辨证施治理论指导下，根据所针对的感染性疾病的临床特征与流行病学特点等对中兽医经典名方或临床经验方进行精制等来开展的，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中兽药的辨证施治特点与优势，又较好地解决了传统中兽药难于进行群防群治的问题，这为开展中兽药群体辨证施治或群体辨病与辨证相结合防治畜禽疾病奠定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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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邢斌主编.危症难病依附子——现代名医运用附子经验荟萃[M].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6，1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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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科技部科研院所技术开发研究专项（2013EG134236）；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2013FY110600-8）；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2012GB23260560）；甘肃省科技支撑计划（1104NKCA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