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逃犯（共4篇）
篇1：超级逃犯
嘿，看到这个题目吓坏了吧!这不过是小桔灯课堂的一个游戏罢了。这个游戏的名字就叫《捉逃犯》。
老师先跟我们说了这个游戏的规则：我们有一分钟时间看逃犯的图片，然后把逃犯的特征写出来，谁写的最具体谁就获胜。
老师话音刚落，就放出了“逃犯”的图片，让我们用心记。这时，同学们个个聚精会神地盯着“逃犯”，生怕“逃犯”会从图片中逃走似的。
老师给我们看了一分钟图片之后，就让我们开始写了。同学们纷纷拿起笔“刷刷”地写了起来。我写的是：他的脸是绿色的，有着一头卷发，额头上还有着一道缝过针的刀痕，大大的鼻子，嘴里有着一颗金牙露在外面，左下角还长着一颗痣。
过了一会儿，全部同学都写完了，老师一一把大家写的都念了出来。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小明写的：嘴巴的下面插着一颗螺丝钉。这句话刚念出来，全班立刻哄堂大笑，我笑得肚子都痛了。明明人家是长了一颗痣而已，他却写成了“插了一颗螺丝钉”。
最后老师公布了这次“捉逃犯”游戏的获胜者：赵梓竣。我们给了他雷鸣般的掌声。
这次游戏不但让我得到了快乐，也让我明白了很多时候需要细心观察。
篇2：超级逃犯
老师的话音刚落，快嘴的陈晨和大肚子将军王祥宇就冲了上讲台，他们太着急还没定好谁演逃犯谁演警察呢，大家都笑了起来，谁也不想当逃犯，只好石头剪子布来决定，啊!大肚子将军输了，老师就把他的眼睛蒙上扮演“逃犯”，陈晨很狡猾，就很容易的抓住了大肚子将军，哈哈……大家笑的都出了声。
第二局大肚子将军扮演警察，陈晨扮演逃犯，王祥宇很快陈晨抓住了，两人打了个平手.轮到我和韦一一起玩，当我的眼睛被蒙上后，什么东西都开不见，我只好模着桌子往前走，没想到一下子撞到了韦一的手里，同学们大笑起来，还拼命说我笨，真是冤枉死我了，其实我是怕被抓到才往前走的。结果两局我都输了。
篇3：超级逃犯
案发缘由:警方筛选数万条社会信息, 发现潜逃14年逃犯的行踪
盛夏八月, 骄阳似火, 闷热难当。辽宁省辽阳市翁家村的一片玉米地, 枝叶微曳, 静寂如常。
谁都不会发现, 此时正有6名刑警, 紧贴着地面, 在玉米地里慢慢地匍匐前行。
5 米、4米、3米……他们距离前面一家正在修葺的农户房屋越来越近, 甚至里面农民工的说话声都能清晰地听见。
不远处的房脊上, 蓦然出现两名全副武装的特警。一只细长乌黑的枪管缓缓伸出, 慢慢指向那家农户。
这不是影视剧的拍摄现场, 而是发生在今年8月17日的真实一幕。
就在这户房子里, 潜藏着令辽宁省鞍山市历任公安局领导和刑警们梦魇14年、背负3起持枪抢劫杀人案和6条人命的特大网上逃犯——谷安蜜。
背负6条人命逃犯“人间蒸发”
14年前, 谷安蜜亲自策划实施了两起持枪抢劫杀人案和一起灭门惨案后, 便人间蒸发。
14年来, 同案的其他5名凶手全部落网, 并被判处死刑, 而组织策划的谷安蜜却始终杳无音讯。
14年里, 鞍山刑警先后组织十余次秘密追捕行动, 堆积桌案的各类线索和卷宗高盈过尺。
“有人说他在南方, 有人说他已经整容了, 他的家人说他已经死了, 还年年给他烧纸。”摆在第五任“谷安蜜专案追捕组”组长、鞍山市公安局立山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马宏廷面前的, 是14年累积的厚厚卷宗和真假难辨的繁杂线索。
马宏廷接手案件后说:“在我看来, 沿着原来的侦查方向走下去, 方法已经穷尽了。想要有新突破, 必须摆脱老套路的束缚。”
基于这样的想法, 马宏廷和专案组把追捕方案“推倒重来”。他们没有草率接触谷安蜜的亲属, 而是反复筛选研判可能暴露谷安蜜行踪的数万条社会信息。
一个月后, 谷安蜜最新联系方式在数万条数据中, 慢慢浮现出来。
8月11日, 警方发现谷安蜜行踪信息指向距鞍山市不到15公里的辽阳市塔子岭乡。
立山公安分局局长沈民指出:“谷安蜜狡猾、冷静, 这次必须深入当地, 化装侦查。绝对不要去他租住的房子, 以免打草惊蛇。”事后证明, 正是因为理智地放弃了对谷安蜜租住地的侦查, 才没有使他警觉。
鉴于线索价值重大, 立山刑警大队的大队长朱立新和副大队长马宏廷亲自上阵, 他们换上粘着水泥的T恤和大裤衩, 趿拉双板鞋, 蓬头垢面, 驾驶一辆破旧摩托车, 悄悄驶入了辽阳市塔子岭乡。
“先留退路, 不留活口”
此时, 谷安蜜正在塔子岭乡村民王珂家中, 往墙上抹石灰。
花白的鬓角铭刻着14年岁月磨砺, 他的脸上找不到当年的奸枭侫气, 只有对手下工人颐指气使时, 方显一闪而过的峥嵘。
14年前, 谷安蜜身边总围着几个朋友小弟, 并尊称他“二哥”, 惟他马首是瞻。在走南闯北做生意时, 谷安蜜手里藏有3把枪, 两支是打不响的“样子货”, 只有一支自制的手枪能响, 但是仅有3发子弹, 可是这却成了他“敢做大事”的“资本”。
“这年头, 没有人把钱放在家里。咱们还不够抢银行的本钱, 要抢就抢货物, 转手也能变成钱。”在他的谋划下, 这个团伙的作案方向确定为:先抢一辆货车, 再去抢劫货物。
为了给自己壮胆, 作案前, 他专程到当地有名的“赵瞎子”处算命。在求得赵瞎子“事能成, 不获利”的预言后, 谷安蜜仍决定赌一把。
1995年5月6日, 他带领4个人以租车为名, 将司机骗至海城市西柳镇附近。谷安蜜本想把司机丢在偏僻处, 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地点。为避免暴露, 同伙残忍地将司机勒死。当谷安蜜亲手把尸体埋在路边时, 他明白, 自己这辈子没有回头路了。
随后, 一伙人开着这辆货车, 在马路上苦守了一夜, 却始终没有别的货车停下来, 给他们动手的机会。直到次日早晨, 他们决定放弃。
这次作案失败后, 谷安蜜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四处筹备了一万余元, 以便案发后随时“跑路”。这笔钱, 他一直没敢动。
出师不利, 没弄到钱, 却赔上一条人命债, 这让一向自负的谷安蜜心有不甘。一个月后, 他又找到赵瞎子。
“还是那句话, 事能成, 不获利。”赵瞎子的断言几乎让他绝望。而此时, 利欲熏心的他已经身不由己。
6 月4日, 他们再次以同样手法作案, 却遭到司机的激烈反抗。无奈之下, 谷安蜜让同伙持枪打死司机, 并纵火焚尸灭迹。
连续两次作案失败, 让谷安蜜心灰意冷。两年内, 他藏头缩尾不敢有任何举动。
1997年, 曾经跟着谷安蜜作案的“小弟”自立门户, 组织策划了一起绑架杀人案, 杀害1人。没想到被鞍山警方一举破获, 并且抓获了其中一人。惊慌失措的几个“小弟”再次找到老谋深算的“二哥”, 想弄点钱逃跑。
看着几个不争气的“小弟”, 谷安蜜又气又恨。他明白, 如果不帮他们, 两年前的那两起命案也会被抖出来。
“那就抢赵瞎子吧, 他是残疾人, 还挺有钱。记住别给警察留下尾巴。”谷安蜜制定了抢劫计划, 并为同伙买来行凶的尖刀。
此次行动, 他们杀了赵瞎子和他的女人, 还有另一个男的, 但只抢到了8000多元和一点首饰。
谷安蜜知道这次必须要逃走了。分赃时, 他只要了一个金手镯。随后, 他便开始了长达14年的亡命生涯。
这么多年来, 谷安蜜如惊弓之鸟, 一有感应, 马上脱身。甚至只要梦到警察, 就立刻逃走……
此刻, 在辽阳市塔子岭王珂家正在修葺的院子里, 抹着石灰的谷安蜜感觉心里总是惶惶的。他下定决心, 做完手里几个修盖房子的活计, 一拿到工钱就北上吉林。
因为就在前几天, 他梦到两名警察上门。梦中惊醒后, 他没有像往日一样上工, 而是拿着望远镜, 爬到自己住处对面的山上, 对着自己藏匿的小村庄, 整整观察了一天, 不过没有发现任何生人和外地车辆。
回到家里, 他就翻出从不离身的算命书, 推演解梦。“按书上说的, 这个梦寓意有朋自远方来。我有什么朋友要来呢?”谷安蜜心里不住地盘算着。
几次抓捕失之交臂
专案组在工作中获悉, 谷安蜜正在利用自己的瓦工手艺承包建筑活。朱立新和马宏廷化装成便衣, 于8月11日巧妙地找到了谷安蜜正在干活的王珂家附近。
两个人不时把目光瞄向王珂家, 只见里面五六个精壮的汉子拿着铁锹、铲刀正在干活。“需要调警力过来, 单凭我们两个, 肯定没有把握”。
次日上午, 一支由特警、刑警和警犬队组成的40人抓捕组, 秘密开进塔子岭乡, 集结在一处废弃的工厂里。
行动前, 朱立新再次来到王珂家附近化装侦查, 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王珂家没有人施工了。“难道说谷安蜜发觉了?”为避免暴露, 抓捕组的民警们连车都没下, 又全部返回鞍山。第一次抓捕失败。
4天后, 消息传来, 谷安蜜没有警觉逃跑, 而是到塔子岭翁家村的另一户农家干活去了。所有人长松了一口气。
8 月15日, 朱立新和马宏廷两人把第二次抓捕地点, 设定在距翁家村施工地点一街之隔的休息工棚。
“谷安蜜干活的施工处背靠大山, 房后就是玉米地。一旦惊动了他, 钻进玉米地就没影。所以, 最好的抓捕时机就是在他们中午从施工地点回到工棚睡觉的时候。”朱立新根据谷安蜜和工人们的作息时间, 缜密制定了抓捕方案。
8 月16日, 抓捕组悄悄开进塔子岭翁家村, 在工棚附近设伏。
1个小时, 2个小时, 3个小时, 没想到谷安蜜和他的工友们破天荒地没有回来休息, 而是午餐后在现场继续赶工。指挥部当即命令, 全部撤回。第二次抓捕失败。
8 月17日, 立山分局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于成群亲自带领抓捕组, 再次潜入翁家村。
“第一套方案仍是在工棚处设伏。如果他们还不回来休息, 就执行第二套方案, 秘密包围施工地点, 实施突击抓捕。”
中午过去了, 谷安蜜和他的工友们果然还是没回工棚休息。于是, 民警们开始秘密包围施工地点, 上演了开头的那一幕。
14年逃亡藏匿三省六市
马宏廷带着5名刑警伏在玉米地里, 一动不动。所有人都在等着对面施工房子里的信号。
路旁树阴里的一队警察正在毫无声息地慢慢移动, 越来越快, 瞬间冲入前面施工的房子院内。
“不许动!我们是警察!”犹如一声炸雷在院子里惊响。
玉米地中的6个人几乎同时跃起, 从房子后面的窗口处跳了进去。
谷安蜜正在低头拌着石灰, 他心里盘算着:今天收完工, 就可以拿到3000元工钱。明天就定去吉林的车票。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吕永家, 你们抓我干什么?”谷安蜜竭力保持冷静, 很平静地回答警察的提问。但是他没有发觉, 正是他异乎寻常的平静, 与其他人形成鲜明对比。
“我说谷安蜜, 你还编什么呀?我们这么大的网, 不就是奔着你下的嘛。”朱立新拍着谷安蜜的肩膀说道。
“我认栽了。”谷安蜜后悔没有果断离开这里。
在押送谷安蜜返回鞍山的途中, 他讲述了14年的逃亡经历……
做完赵瞎子的灭门惨案后, 他取出准备已久的“跑路费”, 加上变卖金手镯的钱, 凑上了两万余元, 切断与家人和“小弟”的一切联系, 逃到浙江杭州的萧山地区。
“我知道, 如果再作案, 风险会更大。于是, 我就在路上丢掉那3把枪和子弹, 准备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通过一个姓吴的生意伙伴介绍, 谷安蜜来到温州, 冒名“李思聪”做起了卷布竹竿生意。两三年时间里, 竟赚了三四万元。
“原本还想继续干下去, 但是到温州做生意的东北人越来越多, 甚至有人认识我, 而且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于是, 我不得不离开温州, 又回到萧山, 做货运站的拉包运货生意。”谷安蜜回忆道。
2000年, 萧山地区拉包运货竞争激烈, 谷安蜜不敢接触公安机关, 遇到抢活打仗的事, 总是忍气吞声。于是, 他决定离开浙江, 闯一闯上海滩。
在上海仅仅住了10天, 囊中羞涩的他被迫离开了高房租、高消费的大上海, 辗转北上, 返回辽宁, 来到抚顺市清源县, 持“吕永家”假身份证, 承包荒山种植草药。几年后, 他承包的荒山被当地收回, 他又靠着家传的“瓦匠”手艺, 开始修盖房屋。由于他手艺好, 而且有一定的手腕, 很快组织了一批闲散民工, 在当地积攒下广泛人脉, 很多人都知道有个小包工头“老吕”。至此, 谷安蜜在这里落脚, 长达10年。
审讯时, 朱立新盯住谷安蜜的眼睛说:“你以为我们抓住你是运气吗?自从你纳入我们的视线, 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范围。”说完, 朱立新拿出一张表格, 上面赫然是谷安蜜近期的行动轨迹记录, 甚至每天什么时候出门、到过哪里, 见过什么人, 几点吃饭都历历在目。
看到这些, 谷安蜜的脸白了。
“至于你那个相好的, 中午刚刚给你打过电话, 现在应该在她妈家做饭等你回去呢。”朱立新拿出谷安蜜租住的刚家村地图, 指着一户说:“她们家就在这里, 距离你的房子不远吧。”
谷安蜜深深地低下头说:“我真服了你们警察了!” (据《法
篇4：超级逃犯
黄树贤指出，自2005年以来，两国在JLG框架下的反腐败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成效，这一合作机制的建立健全，为两国反腐败职能部门开展经验交流、信息沟通和个案合作提供了一个有效、稳定的渠道，成为中美执法合作的亮点。
JLG1998年5月成立。2000年6月，《中美司法协助协定》签订。在随后的6年中，中美两国在刑事司法协助和合作领域的合作迅速推进，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协作关系，在相互协助调查取证、追缴被非法转移的犯罪所得、相互通报有关犯罪情报和对逃犯的监控及缉捕等方面成果颇多。
但是在中美刑事司法合作领域也存在着一些法律上的困难和障碍，影响着两国在打击犯罪、实现公正司法方面共同利益的实现。其中最大的法律障碍之一是两国尚未缔结双边引渡条约。
为了尽量弥补这一缺憾，中美两国主管部门努力探索一些替代措施，以解决逃犯遣返问题。例如，采用遣返非法移民的方式将逃犯递解出境，或采用异地追诉的方式，以触犯美国法律（如洗钱、欺诈、违反移民法罪行等）的罪名在当地对逃犯提起刑事诉讼等等。开平案的主要犯罪人余振东就是通过这样的替代措施被遣返回国的。但是替代措施仍不足以使中美双方执法合作的通道畅通无阻。
全局来看，中美之间开展执法合作成效如何，发展趋势又会怎样？本刊记者就上述问题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黄风。
黄风曾任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正司级巡视员，高级顾问，参加过40余项我国与外国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引渡条约、被判刑人移管条约和多边国际公约的谈判及有关文本的准备工作。2007年8月他作为中国专家组的特邀顾问，曾赴美参加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专家组会议。
司法协助和执法合作
《瞭望东方周刊》：JLG的成员组成以及工作机制是怎样的？
黄风：JLG各方都会指定一个首席联络员，负责联合执法方面的协调工作。联络员在中方是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美方有两名首席联络员，一名由美国国务院指定，另一名由美国司法部指定。
执法合作涉及面广。从中方来讲，涉及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海关、监察部、外交部。美方主要涉及司法部，包括隶属于司法部的FBI，另外还有国土安全部、禁毒署，烟酒火器爆炸物管理局，首席联络员就是协调这几家执法机关进行对口合作、商谈等。
这个机制每年都应该有一次专家组会议，还有一些分小组会议，比如司法协助小组。还有就是知识产权方面的会议，由最高法牵头，反腐败方面则是监察部牵头。一般在JLG开会时这些分小组也开会，有时候分小组自己也可就重要问题组织开会。比如监察部，在反腐败问题上也和美国的司法部等一些执法机关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可以直接针对一些案件磋商。
成员不是固定的，由各单位自己指定。分小组的单位成员是相对固定的。
《瞭望东方周刊》：JLG对中美之间的刑事司法合作起到了什么作用？
黄风：这是一个协调机制，其主要作用是协调、沟通和磋商。
现在中美之间比较重要的合作是刑事司法协助，即根据两国政府签订的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开展的合作，这个协定有着明确的程序性和条件性规定，完全针对具体的案件来运作。
另一个就是中美之间的执法合作，主要是公安部和FBI之间的合作，更为日常。
上述两种合作比较持续、稳定、具体，比如中美分别在各自使馆里派驻了警务联络官，职责就是针对具体案件开展联系和磋商。
执法合作主要涉及的领域包括反恐、反洗钱、知识产权保护、网络犯罪、走私、贩毒、反腐败等。这几年涉及案件较多、关注度较高的是反腐败和知识产权保护。
合作内容方面，第一部分是针对人，一方的犯罪嫌疑人逃到另一方，我们叫追逃，把外逃罪犯遣返。
第二部分是针对物，把非法转移到对方境内的财物冻结、扣押，然后返还。
第三部分是调查取证，例如，在余振东案件中，无论是在美国对他提起刑事诉讼还是中国对他进行审判，都需要双方调查取证的合作。中国需要美国提供其转移资金、伪造身份取得移民身份的证据材料；美国需要中国提供相关材料，尤其是他从开平支行窃取资金的罪证。
中美之间联合执法的成果是有的，但是很难说成果是JLG取得的，大部分都是在两国直接的司法协助和执法合作进程中取得的。
追逃效果较差，追赃有一定成效
《瞭望东方周刊》：合作成果如何？
黄风：看两国合作效果，要从三方面评价。
首先是追逃，这是三大部分里相对效果差的一部分，现在中国重大案件逃犯在美国的比较多，美国是中国一些经济犯罪分子、腐败犯罪分子非常看重的一个外逃目的地，中美开展执法合作这么多年，至今美国都没有向中国引渡过一名逃犯。有一些遣返，是通过替代措施实现的。
因为中美到现在没有缔结双边引渡条约，所以导致追逃效果差。
第二部分，追赃，这一部分近几年取得了一些成果，美国帮我们冻结扣押了几个逃犯转移到美国的所有资产，余振东在旧金山两家美国银行存的355万美元，全额返还给中国。但是追赃有时候比追逃还困难。
第三部分，调查取证，中美两国在合作方面比较畅通，而且成果也较多。特别是反恐、打击腐败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网络犯罪等方面，两国通过调查取证为双方的刑事诉讼提供协助，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常态化的合作关系。
《瞭望东方周刊》：“追赃比追逃还困难”，怎么解释？
黄风：实际的资产转移并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拎个密码箱出国，现在都是通过地下钱庄等洗钱手段转移资产的。洗钱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从一个银行提现再秘密存入其他银行，只要提现，资金转移链条就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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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向外转移资产最普遍的做法就是洗钱，把资产去向和相关上游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的事实都掩盖了。要对资产采取措施，就要证明是非法所得，而洗钱造成了调查取证的困难。
每个国家对财产权的保护都非常严格，对财产的冻结、扣押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如果我们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材料，对方就不会合作。我国刑事没收制度与许多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太一样，这也使一些国家不接受我国的司法裁决。此外，每个国家谈到经济利益都会比较谨慎。
缔结引渡条约主要障碍是美国国会
《瞭望东方周刊》：美国现在已经和100多个国家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却没有和中国缔结引渡条约。这里面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黄风：主要障碍来自于美国国会，美国国会有一种成见，对中国刑事法制不信任。国会的一些人受以往的舆论和政治偏见的影响，对中国法制和人权保护制度缺乏了解。
JLG开专家会议时美国国会人员不参加，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的官员也都无能为力。从中国方面讲，就需要我们更多地宣传自己法制的进步和人权保护方面的进步，以消除成见。
这几年我们的执法机关摸索出了一套替代措施，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比如赖昌星案使用的移民法遣返方式，针对邓心志、李东哲等人的劝返方式，以及针对余振东和“二许”的异地追诉方式。
《瞭望东方周刊》：替代措施有哪些局限性？
黄风：替代措施完全是由对方根据自己的国内法自由裁量。替代措施中用得最多的是移民法遣返，即把罪犯作为非法移民遣返。但被遣返者会打着保护人权的名义提出异议，美国移民法庭特别重视人权保护问题。
另外，遣返非法移民和引渡不一样，引渡是把逃犯送到对其进行刑事追诉的国家，移民法的遣返只要驱逐出境就完成任务了，而且美国的移民法允许被驱逐出境的人选择出境后前往的地点，如果这个人不配合，就不能实现对他的刑事追诉。
中国方面实际上没有问题，因为中国的引渡法规定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只要是遵循相关原则就可以引渡，但是美国方面要引渡必须依据条约。
现在和美国缔结引渡条约的主要障碍就在美国国会。其实，美国政府也感觉到有加强追逃方面合作的需要，他们也想缔结中美双边引渡条约---美国在中国的逃犯，数量上并不少于中国在美国的逃犯。
“旁门左道”给合作带来阴影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2007年8月曾作为中国专家组的特邀顾问赴美参加JLG专家组会议，就你观察，这些年来，美国方面向中国寻求执法合作的需求是否有增加趋势？
黄风：现在中美合作是互有需要。司法部主管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和公安部主管执法合作的工作人员都有统计，近年来，美国提出的司法协助请求和执法合作请求，在数量上都超过了中方提出的请求。所以中美合作是对两国发展都有利，符合两国利益。
开会只是推动，要真正取得成果，还得建立一种常态化、法制化的联系途径和合作程序。
中美之间司法协助和执法合作，一开始是美国比较强调采用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规则来进行，现在中国更强调这一点，因为有些事实已经给双方合作蒙上了阴影。
《瞭望东方周刊》：“阴影”指的是？
黄风：比如为了引渡中国公民，美国经常会采取诱捕的方式，设一个圈套，把中国公民引诱到外国某处将其拘捕，再从这个国家引渡到美国。这几年发生了类似案件。
美国制造这种引渡陷阱，受到损害的将是中国的国家主权、中国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和中美两国司法合作的发展前景。
从某种意义来讲，这种做法是对中国一些禁止性法律规定的规避，如果把这种做法常态化，也不利于两国建立一种稳定的引渡合作关系。
美国经常通过诱捕，甚至通过绑架、在境外击毙的方式缉捕犯罪分子，这些方式都是违反国际法和有关国家的国内法的，对国际刑事合作会造成很重大的影响。
国际间的执法合作如果不能实现常态化和法制化，老是靠一些旁门左道，对于两国建立互相信任的合作关系会产生不良影响。
《瞭望东方周刊》：中美之间的执法合作与其他国家相比，效果是最显著的吗？未来中美执法合作会突破法律上的障碍吗？
黄风：刑事合作的三个领域，在追逃问题上中美之间合作较差，而后两个领域合作比较密切。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亚于美国与其盟国的刑事合作关系。
我国和36个国家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其中主要是我们周边的国家。这几年我们也和欧盟的一些国家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澳大利亚，缔结了引渡条约。
在国际执法合作方面，中方努力实现常态化和法制化，现在的办案效率和数量都有很大提高。
中美之间执法合作要想取得根本性的进步，我个人觉得还需要在引渡问题上实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