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怎么反腐？从三公经费说起

古代怎么反腐？从三公经费说起（精选3篇）

篇1：古代怎么反腐？从三公经费说起

古代怎么反腐？从三公经费说起

导语：“三公经费”是滋生腐败的源头。但是，在秦汉时期的官府还没有“三公经费”。那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历朝历代对公费是如何制定的，经过了哪些变革、发展？完颜绍元从历史典籍中找寻古代公务员的各种规章制度，他追溯了“三公经费”的曲折历程，帮大家理顺“三公经费”的前世今生。

完颜绍元

官场辞典里的“公费”，是一个缺乏恒定含义的模糊概念，通常泛指各级官署专为公宴犒劳、公务招待、公乘（车骑船轿）运行、公出旅行等设立的财物，差似今人所谓“三公”经费，而其实是一种在为“公”使用名义下增进官员私人福利的供给制。纵向观察，“公费”经历过一个从无到有，自显归隐，再由浑沌转向公开的曲折历程。

唐代官员的免费午餐

秦汉时期，政府行政开支多从节俭。据云梦秦简所记，当时各级机关的文书用具，大都就地采集质地松柔的树木，加工成可供书写的木版，封捆公文用的绳索也是因地制宜，用草麻一类搓成。

魏晋以后，艰苦奋斗的传统不复存在。唐代，上起中央台省，下到地方郡府，皆设“公厨”，各级官员只要去单位上班，都可以享用免费的午餐。午餐标准依品阶高低分三个等次：三品以上一个等次，四至五品一个等次，六品至九品一个等次。

据《唐六典》卷四记载，中央单位六至九品这一档的午餐供应标准是“常食料五盘，每日白米二升，面一升一合，油三勺，小豆一合，酱三合，醋三合，豉、盐、葵、韮之类各有差；木橦，春二分，冬三分”。虽说和今天的“四菜一汤”相比尚有距离，但比吃干饭饮凉水却是大翻身了。

“公厨”之外，还有合署官佐幕属共聚一堂行酒作乐的“公宴”。早先是凡国定节假，各官署皆得举办宴会庆贺，经费以“节日食料”名义从财政特支。实施财政包干式的两税法后，诸道州府多能通过科配、附加、赃赎、田产、经商赢利等方式，形成两税以外的“地方财政收入”。有了这笔富足的收入，地方政府遂得普遍设置全由长吏支配、无须申报中央审计的“诸色公用钱”。

衙门夜总会小姐作陪

从此，一切以“公”为名的钱物开销，如公廨公馆修建装潢、公车公船创置添换、公私使客过往招待、长官除替送故迎新等，皆“名正言顺”地从“诸色公用钱”中支用（《唐会要》卷六十八）。于是“公宴”次数大大增加，规格也提高了许多，诸道甚至专门设置了“宴设司”作为大家都来吃老公的主管部门。

唐人以公宴为题材的诗文很多，白居易的《郡斋旬假命宴呈座客示郡寮》，就是他从到任苏州刺史后第一次参加公宴的描写，诗云：“无轻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此一日醉，何以乐吾身”，是说官府往往借每旬一休的日子举办宴会；“既备献酬礼，亦具水陆珍。萍醅箬溪醑，水鲙松江鳞”，此见馔肴备陈供应丰美；“侑食乐悬动，佐欢妓席陈。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因知还有漂亮的小姐佐欢陪酒；“歌节点随袂，舞香遗在茵。清奏凝未阙，酡颜气已春”，如此歌舞曼妙撩人绮念的氤氲，真有点儿夜总会衙门版的气象了。

宋代“再苦不能苦干部”

史家多谓宋代“积贫积弱”，好在再苦不能苦干部的政策导向一直很明确，清赵翼《廿二史劄记》中对此有多视角的论述。

以官员占有公共资源的特权言，朝廷就为各级官署设立了名称“公使钱”的财政开支，也称“公用钱”。公使钱的主要用途是公务招待，包括以此名为的现金和各种财物馈送；再就是其他补贴、犒赏、修造、杂用等。为此，学者多有将公使钱定义为招待费、交际费乃至“特别办公费”的。

各单位的公使钱额，都有定制。而其构成，又可分为“正赐公使钱”和“公使库钱”两部分。大抵各中央机构的公使钱都是财政全额拨给的“正赐钱”，而在各州军等地方单位的公使钱中，财政拨付的“正赐钱”只是一部分，其余多是通过举办第二第三产业，诸如酿酒造醋、置店酤卖、开设抵当、异地贸易、广收遗利等各种渠道赚取来的“公使库钱”。

《水浒》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小说写道： 酒楼旁边竖着一根望竿，悬挂着一个青布酒旆子，上写道“浔阳江正库”。因知这个“浔阳楼”就是江州公使库办的第三产业。

公费滥用 有禁无止

对于公使钱的消费，宋代制定过不少相关的法令，如出纳必须由正官、副职联署负责；每一笔支出都要登记，无登记即以盗论；不准私自入己，也不许私自贷人；不许“巧作名色过数差破”，即过度使用乃至滥用；馈赠限于酒食等，不得买置金帛；馈送数额也有例册规定，违规馈送，送者受者都受处罚；公务车轿只许公库自行维修，以防以修置名色销破作弊，例如一辆车一年要换五六十个轮子是不允许的；若须乘船，只许乘官船，如无官船，就雇私船，不许折支现钱……

法令细密，不胜枚举，可是执行力越来越差。总体上看，两宋公使钱消费一直走在不断增长的上升线上。以扬州公使钱为例，真宗时每年不过五百贯，哲宗时五千贯喊不够用，到孝宗时更不得了，仅每年登记在账册上的馈赠就达十二万贯。分析原因，当与有禁无止公费滥用直接关联。

两宋历史上，因为违规使用公使钱而被人弹劾的事例并不少见，但当真按照制度受罚的不多。仁宗庆历时，接连有滕宗谅、张沆、尹洙等好几个地方领导因公费违规贬官，虽然他们受惩的真正原因在于得罪政敌，滥用公使钱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

但即便如此，今人依然能够从相关记载中感受到公费监管制度的松懈，以及官场上普遍存在的对相关法令的漠视。比如滕宗谅差知泾州，以犒赏地方酋豪名义，动用公使钱达十六万贯，“其间有数万贯不明”，实际上被用“以馈遗游士故人”。此事经滕宗谅的上级郑戬（陕西四路都总管兼经略使，也驻泾州）检举，监察御史梁坚亦提起弹劾，中央派燕度来泾州调查时，老滕怕受牵连的人太多，竟一把火烧掉了公费簿册。经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纷纷上书为其辩护，仅降一级官阶，调知虢州。但御史中丞王拱辰论奏不已，才又迁知岳州，即“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此后引出一篇传诵千古的《岳阳楼记》。

苏东坡晒账求添公费

熙宁三年（1070年）十一月，王安石奏请“所有公使厨库陪备冗费合行裁节”，中央遂令有关部门重新核定各路州军公使钱额。新标准出台后，不少吃惯老公的官员有意见，纷纷指责“奢俭各不中礼，甚者或至非理掊克”。中央只好让步，“量入为出，随州郡大小立等”，像三京、西北三路帅府、成都、杭州等“公务”活动较多的单位，还比过去增加了钱额。

美食家苏东坡也是控制公费支出的反对派，他的《和李常韵》、《后杞菊赋》等诗文，主旨都是刺“讥新法减刻公使钱太甚”：或抱怨宴请标准降低，“斋酝厨膳皆索然无备”；或感叹公使库一年造酒不得过百石，何以宴乐，以致“弦管生衣，釜甑有尘”。

到了元祐七年（1092年）差知扬州时，大概是政治气候已经改变的缘故，索性上了一份《申明扬州公使钱状》晒账。既想提升“公务”消费水准，却又不能像滕宗谅那样擅做回易的苏东坡，忍不住在声称“不敢辄乞增添额钱”的奏疏之外，另以“贴黄”形式补充说：本州公务接待任务数倍于杭州，“杭州公使钱七千贯，而本州止有五千贯，显是支使不足”。

明代没“公费”？No，太天真了

也许是“公费”假公济私的功能太明显了，加上增加财政负担、催化吏治腐败等种种弊端，所以明清二代早期的财政制度设计，均无公款私享的“公费”设置。但是不设置不等于没有需求，更不等于没有消费，其解决方式，就是著名历史学家瞿同祖先生所说的，中国基本的财政原则是每一类支出由一项确定的税费来源去满足；特别资金被特别指定给特定用途。如果没有特定资金去供应某一项特定费用，官员们就会寻找别的途径去筹敛。

简要点说，明代各级政府用于公务宴请招待、公差津贴送礼、公乘配置运行等一切“公费”开销，主要来自对民间的征敛科派。其征敛方式“百出不止，剥削万状”。

嘉靖时广东巡按御史潘季驯所见，县政府给里甲下命令，“指办下程一副，而派银五十两”，“雇皂隶迎送一次，每名索银三两二钱”，以八抬轿子计即二十五两六钱。不消解说，这个“公车消费”十有八九被济私了。再如“每遇上司巡历”，州县都要向“各里甲纳银三四两或一二两”作为公务接待费“入柜备用”，然而到时候一切要吃要喝要用要送的依然分派里甲出钱去采办。“及上司起马，前银尽归私囊。”直言之，一次公务接待，收了二次“公费”。

晚清还没开始就已结束的公费改革

无论唐宋以度支拨款，还是明清有意识屏蔽，因为来源多在正税之外，甚至是法外科配敛取，所以历代各朝，每年的“三公经费”总额到底有多少，占每年财政支出的比例又是多少，皆无由知。即便是公使钱额都有定制的宋代，确切的统计也只能做到财政拨给的“正赐钱”，而各单位各显神通弄来的“公使库钱”就搞不清楚了。

清代光绪以降，西学东渐影响到制度层面，个别地方新政部门和国企单位尚有试办预算改良财政的尝试，包括“公费”的来源与支出，全都公布，实行财务公开。到“老佛爷”终于撒手归西后，清廷下决心从宣统二年（1910年）起试办 “出纳有定程，收支有确数”的西式预算。步骤是： 第一，各省清理财政，把一向屏蔽的财源和支出全部公开，按照新的格式填报。为敦促地方全盘托出家底，度支部承诺：凡属地方自己找来的钱，中央一文不提。第二，在中央各部和各省造报预算的基础上，形成度支部主持的宣统三年（1911年）预算。

孰料汇总结果，账面上的收入远远不敷支出，亏空巨大。失望深切的度支部指责这些造报率多浮冒虚縻，要求大量砍削浮款支出，屡经讨价还价，最终送交资政院审议的预算案仍旧有五千多万的亏空。

两个多月议会激辩的结果，又砍掉四千五百万，加上对收入的挖潜追加，大致可望宣统三年做到收支平衡，于是预算案得在资政院全部通过。但议院逐日审议核减的同时，各部相继出言反对，地方督抚尤甚，纷纷电奏抗议，给一向优柔的摄政王载沣造成很大压力。

待资政院将通过预算的奏折呈上，载沣斟酌再三，提起笔来，在原稿的“如确系浮滥之款，即应极力消灭”数语之后，添加了这样一段话：“若实有窒碍难行之处，准由京外各衙门将实用不敷各款，呈详细表册，叙明确当理由，径行具奏，候旨办理。”

这份上谕一经公布，督抚们“无不喜出望外”，咸主张按谕旨精神办理。除度支外，中央其他各部对所谓更具科学性的预算案，殆无一不当弃置无用之物看待。公共媒体则哀叹汰冗省费的目标难以实现，“核减公费计划也归于无效”。可惜政府诸公多数还没把预算案内的公费额度用完，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篇2：从中国古代治吏看当今反腐

中国古代封建法律关于治吏的规定, 在承前启后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 并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在奉行法家重刑主义的秦朝律典中, 不仅对官吏的选任有严格的要求 (即“五善”: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 , 而且为了防止任官中的营私舞弊行为, 还规定了“保任连坐”制度, 即任用官吏必须有现任官吏荐举, 保荐人对被保荐人的不胜任和犯罪要负一定的责任。不仅如此, 秦律对贪赃之吏一律严惩不赦不宥。如《云梦秦简》中规定:“通一钱者, 黥为城旦。”

汉代法律在进一步完善职官管理制度的同时, 还规定了官吏渎职犯罪的一系列罪名。如职官对于国家财产管理不当, 使之受损或者挪用官物可能构成“坐赃罪”;官吏受人财物而为之曲法断案的行为构成“受赃枉法罪”。

唐律则在继承隋朝等前代立法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 使治吏的规定更趋于完备。在《永徽律》第十一卷职制中, 有十七条规定。其中详细列举了官吏贪赃枉法的几种形式: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坐赃等等。唐律对于官吏贪赃枉法的犯罪, 实行的是“以赃定罪”的原则。《永徽律》规定:“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 一尺杖一百, 一匹加一等, 十五匹绞。不枉法者, 一尺杖九十, 二匹加一等, 三十匹加役流。”监临主司或监临主守之类握有实权的官吏, 其下属和亲属不得经商, 否则追究官吏的刑事责任。对于在执行公务中接受礼物、索取或强要财物的官吏, 以坐赃论处。对于监守自盗的官吏, 比一般盗窃罪加二等, 赃满三十匹者绞。可见, 唐代的职制律对于官吏贪赃枉法的规定严谨而具操作性, 并根据犯罪主体的不同身份区别处刑。

在明朝, 布衣出身的朱元璋深谙贪污腐败是激起民怨的重要原因, “昔在民间时, 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 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 视之漠然, 心实怒之”。因而十分重视吏治, 将重典治吏作为其刑法的主要内容, 严惩贪墨之吏。和《唐律》不专设官吏犯赃篇目不同的是, 《大明律》将官吏犯赃罪设有专章进行处罚。在《大明律·刑律》中专设《受赃》一门, 其中包括“官员受财”、“坐赃致罪”、“事后受财”、“官员听许财务”、“有事以财请求”、“在京求索借贷人财物”、“家人求索”、“风宪官吏犯赃”、“因公擅科敛”、“私受此公侯财物”、“克留盗赃”等11条。而且明朝对于贪墨之吏的处罚也远远重于前代。如对于受财枉法, 明律规定赃值80贯绞, 而唐律则规定赃值15贯绞。对于贪墨之吏, 明朝除了刑事处罚以外, 还规定官除名、吏罢役, 永不叙用。而唐朝对犯赃的官员要宽容许多, 犯赃官员经过一定的期限, 还可以降级使用。此外, 朱元璋还主持编制了具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明大诰》四编。《明大诰》的突出特点就是重典治吏, 在其236条中治吏内容占80%以上, 还特别规定了惩治贪官污吏的刑罚, 其中有刖足、枭首、凌迟等肉刑。如果官吏赃满60两, 就处以剥皮实草的处罚。在明朝实行的诸多措施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利用民众的力量来监督官吏, 这在各代封建王朝是独一无二的。朱元璋规定各地民众有权捉拿官吏进京查办, 也可以越级诉讼, 直接赴京告状。为使这一措施得以实施, 他还规定, 沿途各级官府及关卡对上述民众如“敢有阻挡者, 其家族诛”。

清朝为强化君主集权, 以严刑峻法来约束官吏。《大清律例》严禁内外官交结, 明令宦官不得干政, 并废止八议条款的效力。

纵观封建各朝代的治吏举措, 虽然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各不相同, 但是各朝的统治者都能够结合实际, 突出从严治吏的重点, 也有一定的积极效果。如明初重典惩贪的措施, 不仅澄清了吏治, 使官吏“一时守令畏法, 洁己爱民, 以当上指, 吏治焕然丕变矣”, 而且对社会经济的恢复也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什么会收到这样的效果?因为每个人在做出选择时, 都会权衡利弊, 都有自身评价利弊的标准。如果说弊大于利, 自然就会放弃。而官吏在贪与不贪之间, 也会思量贪墨可能得到的利益与可能付出的代价, 两者孰轻孰重?所以重典惩贪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为什么历代封建王朝的治吏举措只能收一时之效, 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污腐败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封建君主治吏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人类法的发展历史, 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轨迹, 就是从古代法治到现代法治的变迁, 或者是从“人治”走向“法治”。在中国古代, 无论是儒家的治国主张, 还是法家的治国之道, 都是典型的“人治主义”。孔子认为, “为政在人”,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法家的一些代表人物也认为, “权势者, 人主之所独守也”。这些治国主张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 无论封建君主采取何种措施, 甚至于严刑惩贪, 也无法从根本上根除贪污腐化的痼疾, 也不可能保证其统治地位永世不变。历史前进的方向不可能因为他们的一些治吏举措而改变, 封建王朝的灭亡是必然的, 这是由其根本性质所决定的。

第二是在以确保“君权至上”的专制主义前提下, 无论哪一个封建朝代, 即使有着完备的廉政法制、系统的监察制度, 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的现象。正如朱元璋所说:“我欲除贪赃官吏, 却奈何朝杀而暮犯。”因为君主完全不受制约, 掌握着生杀大权, 官员的贫贱富贵完全由君主决定。在君主即是法律的国家, 没有真正的民主, 也不可能实现民主的监督。因为皇权社会是权力主导性社会秩序, 重大事情由皇帝及中央政府决策, 施政方式主要靠圣旨、钦差、法规等形式去落实, 在公共信息传媒落后、人们文化素养低下的条件下, 百姓知情参与、发挥作用的程度很低。即使能调动民众一时的监督热情, 也不能使贪污腐败丧失其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第三是封建君主治吏之法并非“良法”。封建律法一般都是在君主的主持下制订的, 都是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地位, 自然也得不到民众的普遍遵从。而且重典惩贪违背了现代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无论犯罪情节轻重及危害大小都一律施以重刑。特别是在明朝, 朱元璋特别编制《明大诰》, 严惩贪官污吏, 其效力甚至高于律法。其“以诰破律”, 法外用刑等举措破坏了律法的严肃性, 甚至有可能使一些初犯者没有机会改过, 从而走向犯罪的深渊。特别是其重用死刑、恢复肉刑、推行诛连等做法更是违背了社会前进的方向, 从法律进步的角度而言, 是刑罚适用上的倒退。

第四是封建官吏的自身理念决定了重典惩贪的作用是短暂的。在中国古代, 一般把封建官吏称为“父母官”。所谓“父母官”, 依据儒家所提倡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指导思想, 那就是把官吏置之于百姓之上, 百姓对官吏而言, 只需要绝对的服从。即使官吏犯事, 较之百姓, 也有一些制度对其减轻惩罚力度。如唐律规定, 贵族官僚按其品级地位可分别享受“八议”、“上请”、“例减”、“收赎”、“官当”特权。而且官吏所服务的对象仅仅是高高在上的封建君主, 他们作为王朝政权的一员, 对民族、政权的认同感模糊, 乃至缺失, 特别是在其目睹了封建君主的奢侈生活之后, 必然会产生不平衡的心理, 在失衡心理的驱使之下, 就可能会走向贪污腐败。

正是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 注定了封建王朝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 也无法提出根治贪污腐败的济世良方。但是, 历史地分析和评价封建王朝的治吏作用, 从正反两方面吸取经验, 对我国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中, 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 他的意志就代表法律, 服从皇帝就是顺应“天意”, 官吏的清廉是为了更好地巩固皇权, 其人生观、价值观无法超越其所处的朝代, 在其心中缺乏一道牢固的拒腐防线。而在当今的反腐倡廉工作中, 我们可以看到诸多落马的贪官大多将自己的腐败原因归结为放松了政治学习和人生观的改造, 失去了拒腐防变的免疫力, 被金钱和糖衣炮弹所击败。如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在其忏悔书中提到, “由于自己长期不认真学习, 不认真改造世界观, 淡忘了党组织, 淡忘了人民, 也忘记了自己是个党员领导干部。因此自己思想上逐渐发生变化。从工作上的懒惰, 生活上贪图享受到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从开始自己占便宜, 逐渐演变收受巨额贿赂和非法所得, 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公职人员一旦在主观上丧失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 道德的堤坝一旦溃决, 就会无可挽救地滑向犯罪的深渊。所以反腐的关键是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 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 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抵制歪风邪气, 真正树立为民服务的理念。

在封建专制时期, “重典治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今, 世界各国政府为有效遏制腐败, 普遍加大了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如新加坡法律对官员以权谋私给予严厉制裁, 一个罪犯所受的惩罚, 在经济上付出的代价和刑事上受到的处罚, 往往相当于十倍于一次犯罪所得。犯罪成本很高, 使罪犯得不偿失。正是由于长期坚持依法治贪, 把建立健全防止官员贪污的法律制度作为廉政建设的主要内容, 新加坡已成为举世公认的成功地将腐败抑制在最低限度的国家之一。而近年来, 我们党和政府针对反腐采取了很多措施, 但腐败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贪污贿赂等犯罪处罚偏轻, 缺乏威慑力。为有效地防止、遏制腐败犯罪, 必须在以坚持“罪责性相适应”原则的基础上, 加强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惩罚力度, 重点打击经济犯罪, 从而最大限度地预防和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键康发展。

中国封建各朝代治吏举措的最大局限性在于君权没有受到约束和监督, 没有民主和法治, 因而使得腐败有了滋生的土壤。而近年来, 诸多落马的高官在忏悔时, 都提到由于缺乏法律意识, 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权力是自己挣来的”、“权力是自己的”等错误权力观念无疑成为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助推器。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的四川省南充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李斌被就提到, 随着自己地位的不断上升, 自律意识逐渐淡薄, 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看成是自己的既得利益, 为了谋取私利, 置党纪国法而不顾, 终于成为金钱的俘虏。所以在当今的反腐倡廉工作中, 我们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民主制度、法律制度, 要拓宽监督渠道, 使权力的执行受到广泛有效的监督, 从源头上预防腐败。

综上所述, 我们对于腐败问题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贪污腐败不仅危害国家政府机关的正常活动, 而且也阻碍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我们要在借鉴中国古代治吏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确保干部队伍“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 从而促进廉政建设, 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曾代伟.中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 2006.

[2].叶孝信.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3].明太祖实录 (卷二二) .

[4].明史 (卷二八一) .循吏传序.

[5].礼记·中庸.

[6].管子·七臣七主.

篇3：古代名人与“三公”反腐

在今天，“四菜一汤”已成为勤俭的代名词，而这据说是朱元璋的发明。跟历朝皇帝相比，朱元璋日子过得还是非常俭朴的，一方面，朱元璋称帝之后，面临着一个一穷二白的大明王朝，需要节俭度日；另一方面，朱元璋穷苦出身，当年甚至做过乞丐，什么苦没吃过？君临天下之后，对物质要求还是比较低。坐了天下，发觉有公款吃喝的苗头，于是趁马皇后过生日，召集群臣，吩咐上菜：第一道菜是炒萝卜；第二道菜是炒韭菜；第三道两大碗青菜；最后一道是葱花豆腐汤。众臣不解，朱元璋解释：“萝卜上了街，药店无买卖”、“韭菜青又青，长治久安定人心”、“两碗青菜一样香，两袖清风好丞相”、“小葱豆腐青又白，公正廉洁如日月”。于是“四菜一汤”就这么诞生了。

“公车”也是公款消费的一大块。古代没有汽车，公车就是马、马车，还有轿子，以及船。当然，古代官员们更喜欢坐轿子，不过，并非一开始官员就能坐轿。唐和北宋的官员一般不许坐轿。唐初，宰相出门一律乘马，只有贵族妇女才可以乘轿。但唐武宗又规定：三品以上的宰相、三公、尚书令以及退仕和患病者才可乘轿，其余不论尊卑，一律不准，而且坐轿者还必须自己出钱雇请。北宋时期，士大夫认为乘轿是“以人代畜”，有伤风化，所以都不乘轿。宋哲宗绍圣二年“禁京师人士舆轿”，只有司马光是四朝元老，德高望重，哲宗念他年事已高，批准他乘轿上朝，但司马光一再辞谢，不敢接受。

南宋高宗赵构南渡以后，因为江南多雨，道路泥泞，才允许朝官乘轿，但还规定祭祀时骑马，上朝时乘轿。从此，轿子才开始在官场中使用起来。但到明初，对乘轿仍有种种限制，规定“国朝文武大臣皆乘马，自景泰以后，例许用轿。勋戚一品，惟年老宠优者方敢陈请，其他则不允许”。明中后期以后，轿子才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重要代步工具。

“三公”还有“一公”是公款出境，古代中国官员很少有出国的，他们更多是到各地公务出差，顺便公款旅游。古代规定很严格，官员利用驿站需要经过批准，持有特殊的通行凭证，过往官员凭通行凭证可以得到相应于身份秩级的待遇。朱元璋为限制官员的驰驿特权，一开始就用严法对某些特权者进行了限制。他明文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

海瑞任淳安知县期间，有一次，总督胡宗宪的公子路过淳安，被淳安驿丞(近似招待所所长)的接待方式激怒，将驿丞倒吊了起来。不过海瑞也不是吃素的，他也大怒，下令将胡公子关押起来，银子没收，上报胡总督，说您在通知中明确指示不许大操大办地搞接待，现在却有人冒充您的公子招摇撞骗。海瑞请示如何处理，闹得胡总督有苦说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