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束的近义词

2024-05-22

约束的近义词（精选9篇）

篇1：约束的近义词

(1) [bind;commit] 束缠

(2) [check;restrain;control;restrict] 限制管束使不超越范围

(3) [oath (treaty) of alliance] 盟约,规约

篇2：约束的近义词

(1).缠缚;束缚。《庄子·骈拇》：“约束不以纆索。”《楚辞·离骚》“索胡绳之纚纚”汉王逸注：“纫索胡绳，令之泽好，以善自约束，终无懈倦也。” 宋欧阳修《玉楼春》词之十四：“红絛约束琼肌稳，拍碎香檀催急袞。”

(2).限制;管束。《史记·六国年表序》：“矫称蠭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 唐罗隐《谗书·市赋》：“非信义之所约束。” 宋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鱷如驱羊。” 清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十：“必有大山当其衝，约束河伯难为灾。”

(3).规章;法令。《文子·上义》：“约束信，号令明。”《史记·曾相国世家》：“ 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宋苏轼《杭州谢放罪表》：“职在承宣，当遵三尺之约束;事关利害，輒从一切之便宜。”《明史·梁震传》：“至则下令军中，申约束。”

篇3：房产税改革的目标约束与路径约束

近年来,关于房产税改革的探讨成为一个热点。其主要背景是近年来我国房价的大幅上涨,期间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调控,但效果却不很理想。目前我国已经在重庆和上海两个城市试点征收房产税,但是关于房产税改革的目标设定以及房产税改革的制度设计方面还有不少争议,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依据也不是很清晰。如果房产税改革的目标不够明确,那么具体措施和制度的设计就缺乏科学依据,甚至会埋下许多潜在的政策风险。

关于房产税改革的目标,国内有许多文献都进行探讨,其中提及较多的有两个目标:一是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二是改善社会分配的不公平。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目标。比如,姚海放认为,主流观点是把调控房价视为房产税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郭宏宝、冯海波和刘勇政等提到了通过完善税制缩小贫富差距以及抑制房价上涨这两个目标;唐婧妮、刘沫茹认为,房产税改革具有促进社会公平和改善税收体系等多重目标。傅光明提到了公平和效率两个目标。马国强、李晶认为改革税制,“确立房地产税在房地产税收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是房产税改革的重要目标。杨志勇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同时还认为,房地产调控的目标应是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姚海放还把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也作为房产税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注意到上海和重庆急于开始进行房产税改革的尝试,其大背景是我国房价的持续上涨,这表明主流观点还是把控制房价作为了一个比较迫切的目标。至于房产税改革到底能不能或有没有改善社会公平,国内未见有明确的实证研究结论。虽然多数学者持肯定观点,但也有人持怀疑态度。如夏商末认为,房产税的征收将造成社会福利损失。至于房产税能否抑制房价,虽然我国征收房产税的实践经验相对缺乏,但理论上大概是说得通的。比如,骆永民和伍文中运用模拟模型进行分析,认为征收房产税可以降低房价,但同时也会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况伟大、朱勇等分析了OECD国家的数据,也认为房产税对房价有负面影响作用。

许多发达国家征收房产税已经有较长的历史,相关研究很多,但他们关注更多的是房产税变动对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的影响作用。尽管有不少文献探讨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但并不关心其调控意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所谓“乔治主义”,是由Jorge于19世纪提出的。其基本观点是,对土地等不动产征税,可以在不影响经济效率的情况下增加政府税收。而政府税收的增加对于改善社会公平当然是有利的。Jorge因此主张“单一税制”,认为政府只需要征收房产税而不需要征收其他税种,这样可以使税收体制更有效率。后来的学者虽然认为Jorge所采用的一些假设并不严格,但并不否定Jorge的基本思想。不过,征收房产税是否真的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相关实证研究结论却存在很大差异。如Berkovec和Fullerton的研究认为,房产税的增加有助于增加社会福利;Steven的研究则认为,房产税的增加有损于社会福利。Nathan的研究发现,房产税税率每增加1%,会导致总体税收收入减少1%。Ladd也有类似的研究结果。相比之下,或许是因为我国征收房产税的实践经验比较缺乏,相关研究大都处于定性水平。

国内的一种批评意见认为,我国的土地归国家所有,业主只拥有房屋的使用权,对使用者而非拥有者征收房产税似乎存在法理问题。但这样的解释显然还不够充分,至少缺乏关于社会制度形式与内涵关系问题的分析。从现实的角度看,各国的社会制度和房产税体制差别较大,不具有唯一性,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各国经济的正常运转。从上海和重庆试点情况看,显然不是全面的房产税改革,因为缺乏一个完整的房产税制度,对大多数业主还没有“动真格的”。

要进行房产税改革,目标的设定和具体的制度设计是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从逻辑上看,作为整个制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房产税改革的目标是不应该独立的,它显然应当与国家经济政策的总体目标相一致。根据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包括了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等几个方面。那么,房产税改革的目标必然要受到这些目标的约束。简单分析可以发现,所有这些目标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效率目标。目标明确了,才能找到正确的路径。因此,房产税改革的制度设计必然应当与现行的经济制度相一致、相衔接。对于房地产市场,我们现行的制度形式基本上是“土地使用权制度”,房产税改革的过程也应该是从“土地使用权制度”向“房产税制度”的过渡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基本的所有制体系,也就是公有与私有并存的体系,是不会改变的。

2 经济活动与制度演进的天然目标

社会的运动和发展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或者说,社会发展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或“不变法则”。正如Gallegatia Mauro, Keen等学者所指出的,经济学现有的许多理论与实际脱节,一个主要问题是没有找到经济活动的“自然规律”或“不变法则”。因此,解决问题的构建就是要找到经济运动的“不变法则”。综合经济学的现有理论成果我们发现,以效率为目标就是经济活动的一个“不变的法则”。比如,微观经济学的利润最大化假设、资源最优配置假设,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等经济发展目标,都是效率法则的体现。充分就业意味着资源的充分利用,是实现市场效率的重要内容;经济增长是实现市场效率的结果和表现;而物价稳定则是保证市场效率的一个重要的环境条件,因为市场稳定时,人们所作的决策才能可靠和有效率。简言之,追求效率是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一个天然目标。无论是私人的市场活动还是政府调控,都必然以效率为准则。而任何其他目标,都不过是效率目标在不同层面的表现形式或组成部分。比如,前面提到的关于“改善税收体制”的目标,其实也是效率目标的一种表现形式。试想一项改革如果对税收体制的运行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我们怎么能说它“改善”了税收体制?

既然宏观经济的基本目标是市场效率,那么作为经济制度和政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房产税的制度设计当然也要以效率为目标。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可以看到房产税改革在许多方面对经济效率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

第一,房产税改革有利于简化税收体制,提高经济效率。我们知道,国家通常有多种税收。税种越多、相关市场活动越复杂,行政管理方面的成本就越高。与一般产品及市场活动相比,房地产的相关信息最透明,以此作为计税依据明显比较方便易行。因此,征收房产税,政府就有可能减少许多其他方面的税收——比如一般商品生产和消费环节的税收,从而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提高税收体系的运转效率。

实际上,“乔治主义”的单一房产税思想,已经包含了对市场效率的考量。“乔治主义”的初衷是在不影响经济效率的前提下,通过增加政府税收,改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状况。从历史的经验看,一些国家征收房产税的时间已经很长,我们并没有看到两极分化情况因此而得到改善。因此,从长期看,可以认为房产税的主要作用是提高市场效率,它对社会公平的影响是不明显的。

第二,征收房产税有利于降低税收监管成本。如前所述,一般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活动比较复杂,因此,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各种逃税和避税行为进行监督的难度就非常大。加强监管和审计虽然可以减少偷税漏税,但是需要扩大监管队伍,增加监管项目和监管工作量。这就大大提高了监管成本。相比之下,房产信息要透明得多、可靠得多,房产税的监管成本也会低很多,可以在不增加税收监管成本的同时,减少偷漏税。

第三,房产税改革有利降低廉政建设的成本。我们知道,许多先进国家都制定了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公众监督公务员们是否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公务员队伍庞大,工作性质多样,如果对他们的工作进行直接监督,成本很高,也会影响工作效率。而了解公务员的房产情况却不需要太多的成本。房产税改革显然可以为实行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做准备。

第四,房产税改革有助于进一步明晰政府与私人之间的产权关系,提高市场效率。根据著名的“科斯定理”,产权明晰,市场参与者才能有可靠的决策依据,市场才能够通过交易实现高效的资源配置。根据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一般商品房的所有者在买房时获得了70年(或其他年限)的土地使用权。而在土地使用权到期后,业主和政府各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迄今仍然没有明确。换言之,在土地使用权的有效期内,政府与私人之间的产权关系是明晰的;而在土地使用权到期后,产权关系是不明晰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政府决策还是私人决策,都存在较大的风险,这对于市场效率显然是不利的。房产税改革将有可能使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的产权配置问题得以解决,从而使产权明晰问题得到解决。

第五,房产税改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土地用途变更过程中利益相关方的矛盾。近年来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由于所涉及的经济利益得失巨大,拆迁户与政府或开发商之间时常发生激烈的矛盾。如果开征房产税,政府就必然会减少土地出让金方面的收入,这会导致土地征用时的“出让价格”降低。土地的出让价格降低了,利益相关方的矛盾自然会有所减轻。这显然有利于提高城市发展和改造工作的效率。

第六,有利于维持政府财政收入的稳定性。众所周知,当前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土地财政”,也就是土地出让金收入。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土地开发的增量。在土地投资旺盛时,财政收入可能大幅度增加。而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可卖的土地数量较少时,或者当经济增长减缓,房地产市场热度降低时,财政收入可能会大幅下降。如果征收房产税,地方财政将更多地依赖于城市的房产存量,而房产存量不可能发生大起大落的情况。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会比较稳定,这对于政府有计划地安排公共事务支出是有利的。

当然,房产税改革可能产生的影响当然不限于上述几个方面,但方方面面最终都可以集中到一个线索——社会运行效率。无论我们在理论上、形式上、战略上或战术上讲什么目标,社会对效率的追求是永恒的目标。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要以此为立足点,房产税改革的目标也必然要以此为立足点。

3 土地出让金与房产税的同一性

近年来热议房产税改革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我国房价的快速上涨。不过,对于房价的观察视角,长期存在一个误区,就是税前价和税后价的对比问题。比如,许多人注意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房价收入比大约是4-6倍,而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在许多城市已经达到20倍。但这样的对比是错误的,忽视了税前房价与税后房价的区别。一般而言,商品的价格有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要支付给私人生产者的,可以简称为“生产者成本”;另一部分是要给公共权力机构——政府的,可以简称为“税收”。即:

式中C是生产者成本,T代表各种形式的税收,P是商品的总价格,也就是最终购买者的实际价格成本。

在市场上,如果生产者成本与税收成本是同时(或几乎同时)支付的,我们就会把C+T视为价格或名义价格。比如在买衣服时,厂家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税收已经被计算在衣服的价格内。在买汽车时,需要交纳一些消费税或购置税,我们也会把这些税算做买车的价格成本。但是在许多发达国家,买房之后每年还要缴纳房产税(或称财产税),我们却并没有把这些税计入房价。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买房者在买房时并不确定自己最终要拥有这套住房多少年,因而也无法确定最终要交多少房产税。因此,在计算房价时并不考虑式(1)中的T,只考虑C。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房价”。由于住房是长寿命商品,房主可能要缴纳几十年的房产税。房主去世后,他的继承者还要继续缴纳房产税。如果考虑遗产税,实际房价支出要更多。在我国,由于开发商已经向政府支付了土地出让金,也就是式(1)中的T,并且买房后不再缴纳房产税之类的税收。因此我们看到的房价是C+T。这是房价的总成本,它比生产者C要高出许多倍。因此,拿其他国家的税前房价C来与中国的税后房价C+T来对比,显然是错误的。

指出房价中的税收问题,主要是为了进一步认清房产税的产权意义。从式(1)我们可以看到一般社会产品中所反映的产权关系:任何产品都包含有私有产权和公共产权两部分。C是支付给私人生产者的,是私有产权;T是支付给公共权力机构的,是公共产权。产品不过是私有产权和公共产权的共同载体,市场在形式上交换的是产品,实质上交换的是产权。

这里所说的“产权”是代表实际经济利益的权利,可以称为“实际产权”,它与我们习惯上所讲的法律意义上的产权是不同的。在现代社会,一般财产在法律意义上的归属都是明晰的。比如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等,私人对私有土地和房屋拥有“永久性”产权。在中国,土地的产权归“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但是在美国,如果房屋所有者不按时缴纳房产税,他们的房屋会依法被政府拍卖,在补缴房产税之后,剩余的部分才属于私人所有。显然,法律意义上的“私有产权”只是一种形式,实际上可能还包含了一部分公共产权。在中国,土地在法律形式上是公有的。但如果业主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在使用权的期限内,土地就是业主私有的。显然,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世界上没有纯粹的私有财产,也没有纯粹的公有财产。现代社会的私有产权与公共产权共存于社会产品中。

由此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财产制度虽然在法律的形式上千差万别,但本质上具有同一性——他们都是关于公共产权和私有产权关系的制度。“房产税”、“遗产税”、“土地出让金”、“土地使用权”等反映的不过是一些法律形式或表述习惯,他们的共同实质是政府产权或公共产权。在中国,如果你一次性缴纳了70年的土地出让金,你就获得了70年的土地使用权,也就是私有产权。在美国,如果你缴纳了1年的房产税,就只能获得1年的土地使用权。如果你要连续使用那些土地和房屋70年,你就要连续缴纳70年的房产税。显然,美国的土地私有制与中国的土地公有制虽然在形式上差别很大,但实质上差别很小。具体而言,房产税制度与土地出让金制度具有同一性,差别只是业主履行公共产权义务的时间不同。

4 房产税改革与现行产权制度的衔接

理解了不同形式经济制度的同一性,就不难理解房产税改革的制度约束了。私人要从事社会生产,当然有权使用一部分经济资源。政府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也有权使用一部分经济资源。这是我们的社会产权制度的“天然”基础。无论在法律形式上如何规定,任何社会都要求私人和政府共享社会资源,同时也必然要求政府产权与私人产权之间的恰当分配。因为如果产权分配不合理,就会对市场效率产生负面影响,社会就需要做出调整。

既然房产税与土地出让金的经济意义是同一的,或者说我国“有期限”的土地使用权制度与其他国家“永久的”土地产权制度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是同一的,那么,房产税政策应当如何实施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从逻辑上讲,购买了70年产权商品房的业主们相当于已经缴纳了70年的房产税。既然已经履行了房产税义务,在土地使用权到期之前,业主就不应该再缴纳房产税了。开征房产税理应在土地使用权到期之后。

至于房产税水平,用70年的土地出让金数额除以70,就是目前我国的房屋所有者平均每年所负担的房产税。根据现有数据,土地出让金大约占房价的60%多,据此可以粗略估算出房产税税率的限额为60%/70=0.86%。如果开征房产税,理论上不应该超过这个水平。在现实意义上,选择较低一些的房产税税率应当更为可取一些,因为房产税改革还应当考虑:1尽可能避免对市场造成较大的冲击,平缓地实现从“土地(出让金)财政”向“房产税财政”的过渡;2尽可能地平衡已买房者和将要买房者之间可能因房价变动产生的利益得失;3买房者对房产使用权的预期一般会高于法定的产权期限。

其实,我国现行的土地使用权制度本身就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种尝试,并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制度。由于购买了商品房的人目前不用再交房产税,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永远不用再履行公共产权义务了。于是,市场可能会对未来的产权关系做出误判,从而影响当前市场的房价。而当我们的政策稳定下来时,房价才会逐渐表现出它的真实水平。

房产税改革是一种制度调整,这里有必要再提一下制度经济学中的“科斯定理”。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能够理解产权关系明晰对市场效率的重要意义,但是我们很少强调这个定理的时间背景。经济活动是人类长期的、永无休止的活动,因此,“产权明晰”也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制度要求。比如,我国现行土地使用权制度存在的一个重要缺陷,是未来政府与私人之间的实际产权关系不明晰,因此,房产税改革理应对弥补这个缺陷有所作为。不仅如此,房产税改革方案一旦确定并且开始实施,就不应该轻易变动。因为频繁的政策变动本身就会导致看似明晰的产权制度变得不明晰,让市场无所适从。因此,制度的稳定性,应该成为科斯定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制度调整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公平问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能做到的主要是实现规则公平。比如,房产税的征收在许多国家已有很长历史,但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问题有什么改善。我们最终能够看到的只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了,或者说市场效率提高了。科斯定理强调产权明晰,实际上强调的也是规则公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条件下,市场交易才有稳定的基础,市场效率才能得到提高,经济才能持续增长。反观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现实情况,规则不公平的情况大量存在。比如,同样是商品房,有的拥有50年的土地使用权,有的拥有70年的土地使用权;有的土地使用权很快就将到期,有的则会迟一些时间到期;同样是城市住房,有的是商品房,可以自由买卖,有的是“小产权房”,不能自由买卖;同样是购房者,有些人可以得到政府帮助——比如那些有资格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人,更多的人则得不到政府的帮助——比如那些收入更低的城市农民工。同样是商品房,在房产税试点城市的业主要缴纳房产税,在非试点城市的业主就不缴纳房产税的情况。在房产税试点城市,一些人必须缴纳房产税——比如一些“增量住房”业主,另一些人则不需要缴纳房产税——比如更多的“存量住房”业主。不难看到,目前的房产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偏离了“规则公平”的目标,并且似乎在制造更多的“规则不公平”。因此,房产税改革的制度设计,有责任使上述规则不公平问题得到比较全面的解决。

5 结论

关于房产税改革的观点和建议很多,各有道理。相关认识以及改革措施的选择如果能够在一个目标下统一起来,改革的思路就会更加清晰。

人类所有活动的一个最基本法则是效率法则。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等宏观经济目标都是以效率为核心的,房产税改革的目标必然要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相一致。因此,房产税改革的所有具体目标应当以效率目标为约束。具体而言,房产税改革就是要通过改善和优化税收体系来提高经济效率。如果税收体制能够变得更有效率,从而使市场更有效率,房产税改革才是有益的。

另一方面,房产税改革是一种制度演进,需要以现有制度为出发点,或者说受到制度演进规律的约束。无论在社会发展的哪一阶段,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私人活动和公共活动的有效结合。无论是房产税、土地出让金,还是其他形式的财政收入,都是公共活动的配置需要。因此,房产税和土地出让金具有同一性。在土地使用权到期后开征房产税,才能实现从现有税收制度向房产税制度的平稳过渡。

作为公共产权,房产税的可征收量与土地出让金的可征收量是相互制约的。如果房产税增加,土地出让金就要减少;反之亦然。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房产税与房价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对房价的观察角度的差异造成的。我们平时所说的房价是包含了土地出让金而没有包含房产税的交易价。如果不征收房产税,土地出让金数额就比较大,交易价就显得比较高。征收房产税,土地出让金数额就减少,交易价就显得比较低。从长期看,无论是以房产税的方式支付公共产权,还是以土地出让金的方式支付公共产权,买房者的总体负担基本上是一样的。

进入2014年以来,我国的房价涨速显示出减缓的态势,关于房产税改革的议论似乎有所降温,但改革问题实际上是越来越迫切了。一方面,大量住房的土地使用权距离到期的时间只会越来越近,市场需要尽可能早地明确土地使用权到期后政府与私人之间的产权分配关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未来不可能一直依赖卖地收入,一定数量的房产税是保证政府财政收入稳定的一个更好选择。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上海和重庆已经在尝试房产税改革,是继续走还是停下来?其他城市要不要效仿?改革的道路到底应该如何走,问题越来越迫切了。本文提出的从“土地出让金制度”向房产税制度的过渡路径,或许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摘要：关于房产税改革目标和措施的探讨很多,如果相关认识能够在一个基本目标下得到统一解释,改革的思路就会更加清晰。认为房产税改革的目标应当以宏观经济目标为约束,而这些目标都遵循效率法则。因此,房产税改革的基本目标应当是促进市场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房产税改革必然要以现行制度为出发点,受到制度演进规律的约束。要保持产权制度的稳定性,实现从“土地使用权制度”到“房产税制度”的顺利过渡,房产税应当在土地使用权到期后开征。同时,房产税税率的选择也受到土地出让金水平的约束。

篇4：约束的近义词及造句

二、心灵不能因为财富而受到约束。

三、用道德的示范来造就一个人，显然比用法律来约束他更有价值。

四、信用是一种现代社会无法或缺的个人无形资产。诚信的约束不仅来自外界，更来自我们的自律心态和自身的道德力量。

五、我对自己有一个约束，并非所有赚钱的生意都做。有些生意，给多少钱让我赚，我都不赚……有些生意，已经知道是对人有害，就算社会容许做，我都不做。

六、理智可以制定法律来约束感情，可是热情激动起来，就会把冷酷的法令篾弃不顾;年轻人是一头不受拘束的野兔，会跳过老年人所设立的理智的藩篱。莎士比亚

七、没有道德约束的勇敢，是世界上最大的灾害。

八、好的习惯主要是依靠于人的自我约束，或者说靠人对自我欲看的否定。

九、理智可以制定法律来约束感情，可是热情激动起来，就会把冷酷的法令蔑弃不顾;年轻人是一头不受拘束的野兔，会跳过老年人所设立的理智的藩篱。莎士比亚

十、好的习惯主要是依赖于人的自我约束，或者说靠人对自我欲望的否定。

十一、意志力是幸福的源泉，幸福来源于自我约束。

十二、给能人戴紧箍，给庸人画饼，对有本事的人要加强约束，对没本事的人就得认真引导。

十三、凡知道快乐与自由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不再受到任何约束，而是因为约束本身变成了取得极乐的手段，就如同爱人围抱著他的那两条胳臂一样。

十四、理智可以制定法律来约束感情，可是热情激动起来，就会把冷酷的法令蔑弃不顾，年轻人是一头不受拘束的野兔，会跳过老年人所设立的理智藩篱。

十五、常思索苦恼的来源，善于约束自己的感官，饮食有节制，充满信心和干劲，就不会被邪魔所击败，宛如大山岩不会被风所动摇。

十六、约束一个人的，只有他自己的良心。

十七、约束不了自己是自己无能的一种表现。自己都管不住自己，难免要滑入深渊。

十八、旅游的作用就是用现实来约束想象：不是去想事情会是怎样的，而是去看它们实际上是怎样的。

十九、如果世界上有一种无形的约束人的制度;如果在我们身上有一种随着成长而逐渐变的显著的感觉;如果在国家有一种不需要强调的法律，那一定就是责任吧!

二十、成熟是一种素质，一种源于心灵表于行动的素质;成熟是一种能力，一种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能力;成熟是一种态度，一种对任何事物都保持冷静的态度;成熟是一种心境，一种能看淡一切，万事淡如水的心境。

二十一、微笑是自信的表现，谁说它没有眼泪，它只是把眼泪装点成诗。漫漫人生，受约束的是心情，不受约束的生命，打开生命的天窗，人生没有了雨天。

二十二、鞭挞或呵斥是应该谨慎地避免的。它只是弥缝了目前，使伤口结上一层皮膜，对于痛楚的核心仍然没有触到。只有出自内心的羞耻心和不愿见恶于人的畏惧心，才是一种真正的约束。

二十三、选择一个热爱的职业，我们能够从内心爆发出工作的力量，所以不需要什么教条的约束，一样也能将手头的工作做好。

二十四、一个人做事的时候要晓得什么是礼仪廉耻也就是对自己要有所约束，内心有摇动的不让步的做人标准，同时要对社会有用，要为社会做事。

二十五、按照书本上的方法来驾车，就会完全合于马的脾性，以古人的制度来约束现今的人，就不能通达事物的变化。

二十六、青春没有规则。我们可以在街上无拘无束地开怀大笑或泪流满面，而不必在意别人惊愕的表情;可以跌倒后顽强地爬起，不必在乎别人怎么说;可以尽情歌唱，不必约束自己，一切的一切都那么自然，大方，没有丝毫的做作。

二十七、一个人做事的时候要知道什么是礼仪廉耻也就是对自己要有所约束，内心有坚定的不妥协的做人标准，同时要对社会有用，要为社会做事。

二十八、尼尔说：儿童天性是善良的而非邪恶的，儿童天生是聪明和现实的，只要成*不去约束他们，他们便会竟可能的发展自己。

二十九、只有出自衷心的羞耻心和不愿见恶于人的畏惧心，才是一种真正的约束。

篇5：约束的反义词

放任，放纵，自由，放手，干涉，放肆，交锱

二、【基本解释】

[拼音] [yuē shù]

[释义] 1. 束缠

2.限制管束使不超越范围他约束自己不向父亲求援

3. 盟约,规约坚明约束。--《战国策.燕策》遵上之约束。--清. 洪亮吉《治平篇》

三、【英文翻译】

restrain; restrict; constraint; keep within bounds;

四、【短语造句】

1、我已把结果电告他了。

2、她对这个结果感到沮丧。

3、取样检查的结果必须附加说明。

4、请你调查一下这个问题并在下次会议时将调查结果汇报一下。

5、但是没有任何人同意这个研究的结果。

6、这个结果的坐标是什么呢?

7、这些结果是什么?

8、发生在你身上的危机结果是什么?

9、但是，正如您从我们的测试结果中看到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0、这是我期望的结果。

五、【详细解释】

1、词汇原意：将丝缠绕成一束的动作称为“约”，缠绕好的丝即为“束”;引申为制约、控制等意。

李二和《日本文化与中国》：“封建阶级宣扬天子“受命于天”，是上天委任于人间的代理人，一切人都应受天命约束。古代中国的这种天命思想传入日本后，日本人遂也就称自己的国王为“天子”了。”

2、缠缚;束缚。

《庄子·骈拇》：“约束不以纆索。”《楚辞·离骚》“索胡绳之纚纚”汉王逸注：“纫索胡绳，令之泽好，以善自约束，终无懈倦也。” 宋欧阳修《玉楼春》词之十四：“红绦约束琼肌稳，拍碎香檀催急衮。”

3、限制;管束。

《史记·六国年表序》：“矫称蠭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 唐罗隐《谗书·市赋》：“非信义之所约束。” 宋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睢州志·名臣·袁可立传》：“可立移檄抚定之，复具疏促以渡海，诸将斤斤受约束焉。” 清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十：“必有大山当其冲，约束河伯难为灾。”

4. 规章;法令。

篇6：约束的近义词

规范房地产业发展，是一个笼统性的提法，容易为法律干预该行业的正当性制造麻烦DD“政府干预市场不宜论”，可能成为房地产业投机分子对正当法律干预的抗御理由;同时，“政府干预市场适宜论”，也可能成为行政投机分子扩张权力的理由。规范房地产业，如果事实上形成房地产市场的自由放任或者构成经营自由的不当约束，都不是法律干预该领域的理想结果。

房地产业发展事关公民生存权，涉及到每一个城市家庭，用法律控制的方法，促进该行业合理发展，是一种社会需要。不完善的房地产法制，会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和政府形象。没有合适法律规范的房地产业，容易走向过度投机，不断递升博取社会超额回报的愿望。房地产业自由放任发展的局面，在开发的土地资源的有限供给的局面下，必然形成价格攀比。显而易见的是，自由放任的房地产商人，容易与土地资源供给方形成共同牟利的无形之网，并在社会中同盟化公众媒体、广告商和商业经济学人。这种共同利益，导致行政管理方面，尤其是房地产行政管理机构，实现与投机商人之间利益共同DD主要是在价格的方面，形成两造之间的隐性默契，必然要为涨价欢呼和论证。这种局面不断深化，导致市场暴利不断出现，必将催生“地产大王”这类房地产紧俏社会的商业怪物。

作为一名法律研究者，不得不指出，有限供给土地者与商人的利益取向完全一致化，存在错误。说它错误，是因为供给土地者，忽略了自身“义务”DD由于供给土地者的“义务”没有法律化，在缺乏行政义务认知的时态中，也可以说供给土地者，还没有“法定义务”。这就是说，应当为供给土地者立法，创设出法律义务，促进其履行“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的行政义务(转引自新华网引述的联合国《人居议程》)。

DD政府须制定出“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的住房发展规划，此种规划需要听取社会意见，形成社会对“适当住房”的必要认可。这就是说，住房发展规划要成为一种城市房地产业发展的法律性指南，具有产业发展的约束性。这个规划，不是现在的城市规划，也不是经济适用房这种社会穷人的住房规划，而是对社会基本阶层的住房的普遍安排。

DD政府须为住房发展规划，廉价提供土地，而不是通过商业拍卖促进住房发展规划用地的地价上涨。由于城市土地国有，住房发展规划具有全民利益的性质，因此，政府住房规划用地，不应当具有营利性。

DD政府须根据住房发展规划，制定城市陈旧房屋拆迁计划。城市房屋拆迁计划，主要根据城市房屋状况，在听取社会意见的基础上制定。

DD在保障建筑商国际市场平均赢利水平的价格基础上，择优选择政府规划房产的建筑承包商，由进驻居民自行选择物业服务商。

DD按照政府住房发展规划每年使用的土地面积的`一定比例，提供“商业房地产”使用的土地。这种土地供给地带，可以通过城市规划制定阶段确定，可考虑将较好的地皮，用以满足商业房地产开发，通过拍卖，形成土地使用的自由价格，并且对竣工房产售价不行干预。通过拍卖地皮取得的政府收益，用于城市公共事业。

实现“人人享有适当住房”要求，事关政府对“人居”事业的认知水平。据作者所知，弹元之地的新加坡城，在城市土地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基本实现了“居者有其屋”。新加坡的住房政策，形成安定社会，人民在平凡职业状态下，亦可解脱居住费用负担，保持良好心情。而香港这个因英国统治者为分摊管制成本，授权政府经营土地的城市，盛产“地产大王”然而并不能提供出居民“适当住房”。香港同胞为房屋高价所类，导致人民生活高度紧张，性趣全球排名倒数付班长，丢人现眼。毫无疑问，新加坡是中国城市房地产发展的榜样，而香港的房地产经验，是华人世界的人居悲剧。

因此，规范房地产业，就是规范政府行为，是安排政府履行制定住房发展规划，约束政府对普通居民住房供地商业化DD在城市土地国有的基本法律制度下，政府是否具有和实施明晰的城市住房发展计划，是国有土地使用权能否回位实现公民权益的考验。政府的发展住房义务的法律化，不是规范“房地产市场行为”，而是规范政府行为。从社会视角讲，房地产发展中行政法律义务的明确化，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实现执政的以人为本。

篇7：约束的近义词

1.1 融资约束的含义

经典的财务理论认为, 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中, 由投资需求带来的资金需求, 可以用内部资金或者外部融资来满足, 这两种融资方式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但是在现代的财务理论中, 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成本等现象的客观存在, 外部融资的成本往往是大于内部融资的, 当企业进行外部融资时, 往往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这就产生了融资约束的问题。当企业受到融资约束问题的困扰时, 可能会不得已放弃高投入的项目, 最终可能会导致企业价值的降低。

1.2 预算软约束的含义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在发生财务困难时, 政府往往会向发生财务困难的国有企业提供贷款、补助, 甚至是追加投资, 亚诺什·科尔奈 (1986) 把这种现象称作是预算软约束。从预算软约束的定义中可以看出, 预算软约束问题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由于预算软约束现象的存在, 其真实的融资约束会被掩盖。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很多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现象, 与预算软约束相对应的是预算硬约束。所谓的预算硬约束就是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自负盈亏, 政府对于由企业投资决策不当导致的亏损现象不负有救助责任。所以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 实现国有企业的预算硬约束具有重要的意义。

2. 从融资约束与预算软约束的视角探究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国外对于金融发展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 都遵循着这样一条思路:金融发展—企业融资约束是否得到缓解—企业投资效率是否得到提升。国外学者对于金融发展会使企业的融资约束得到缓解这一观点基本认同, 并认为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途径和机制是多方面的。但是融资约束的缓解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国外学者还存在着分歧。例如Stulz (1990) 认为企业持有的现金较多时, 往往倾向于过度投资, 持有现金不足时, 而又过于保守, 企业的价值会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Denils和Sibilkov (2010) 则认为持有较充足的现金, 会让企业保留那些高投入的项目, 会增加企业的价值。国外学者普遍认为金融发展能够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他们研究发现, 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中, 朝阳产业获得的投资较多, 夕阳产业获得投资较少,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达金融市场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另外, 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降低代理成本, 减少企业外部融资约束, 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

国内学者借鉴了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 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 得出了金融发展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普遍结论。但是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从总量的角度去研究金融发展对于企业融资约束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并且很少从微观的角度去研究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目前, 还可以在以下两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第一, 细化金融市场, 分析金融子市场的发展对于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第二, 深入分析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而不是分析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分为以下四点:

2.1 金融发展对不同性质企业的融资约束具有不同的缓解作用

根据现有的研究证明, 金融的发展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这是因为发达的金融市场往往加快资本的流动以及市场信息的传播, 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 降低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但是, 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正处于金融约束的环境中。另外, 我国政府部门不仅仅为金融和生产部门创造了租金的机会, 相关的政府部门还参与到了租金的分配过程中去。这就不可避免的导致在租金的分配过程中出现偏向国有制企业的现象。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国有银行对于国有企业的资金支持, 而中小型的民营企业在向银行贷款时, 往往会面临借款难的问题。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并未完全的市场化, 政府的主导作用影响巨大, 所以我国金融的发展对于不同性质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是不一致的。根据翟淑萍 (2014) 的研究成果, 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金融发展对于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是巨大的, 但是对于非国有企业并不具有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另外, 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缓解起到的作用大于股票市场。这一研究结论与上面的分析是一致的, 这说明, 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更加有利于缓解国有企业融资约束。

2.2 不同金融子市场的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具有不同的缓解作用

一般来说, 金融发展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途径有两条, 第一, 金融的发展会增加金融机构的数量、扩大金融机构的规模, 金融市场上可以借入的资本量会增大, 这都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第二, 金融的发展会让金融市场在资源的配置过程中更加高效, 促进市场间资本与信息的流通, 减少企业的代理成本, 最终达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但是我国幅员辽阔, 金融发展不均衡, 不同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往往差距较大。另外, 我国金融发展的结构也不是很均衡, 主要体现在企业的直接融资市场与企业的间接融资市场发展不均衡。我国的股票市场虽然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 但仍然不是很成熟, 企业在股票市场上进行融资受到的限制较多, 企业的外部融资仍然是以向金融机构借贷为主。不同区域不同的金融机构数量和规模对于缓解当地企业的融资约束起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例如翟淑萍 (2014) 对2006-2011年我国不同省份的金融发展程度的研究, 结果发现, 北京、上海、广州的金融发展程度最高, 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也最大。这就说明我国不同金融子市场的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具有不同的缓解作用。

2.3 金融发展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根据国内外学者关于金融市场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研究思路, 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 进而对企业的投资效率产生影响。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中, 金融发展能够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 但是对于不同性质的企业, 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上文的分析中, 我们已经认识到金融发展对于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由这一结论, 我们可以推导出, 相比于民营企业, 金融发展更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有关学者根据我国股票市场以及金融机构发展的实际情况为基础, 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通过融资约束机制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 结果发现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 但是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高的更为明显, 民营企业投资效率提高的幅度很小。这就说明金融发展更有利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另外, 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给国有企业带来的融资约束的缓解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并不同步。这一现象表明金融发展对于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积极作用被其他一些因素弱化了。这些因素制约着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

2.4 预算软约束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与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不同步, 表明了还存在其他因素影响着企业的投资效率。本节就从预算软约束的角度分析其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预算软约束是指国有企业发生财务困难时, 政府部门对国有企业进行的一系列救助行为。这样的救助行为往往会掩盖住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真实水平, 并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 导致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低下。从另一方面来说, 预算软约束的存在阻碍了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一般认为, 当企业的负债率很高、财务杠杆很大时, 企业的风险会增大, 企业的投资会趋于保守, 经理人盲目的投资行为会受到遏制。然而, 根据田立辉 (2005) 的研究发现, 当国有企业经营中存在预算软约束时, 财务杠杆越大的国有企业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预期越强烈, 最终会导致相关的公司治理机制失效。然而民营企业则很少存在这样的情况, 当民营企业的财务杠杆变大, 风险增加时, 民营企业经理人员会减少盲目投资行为。这些都说明了在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中, 预算软约束的现象的确存在, 预算软约束掩盖了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真实水平, 弱化了金融市场发展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积极作用。

3. 结论

首先, 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着融资约束的问题, 金融的发展对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是有积极作用的, 但是不同性质的企业得到的融资约束缓解程度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 国有企业获得的缓解作用更强。国有银行偏向于国有企业。其次, 我国的金融发展并不均衡, 这种不均衡也导致了不同区域的企业获得的融资约束缓解程度不相同。另外, 金融发展通过融资约束机制来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 但是不同性质的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程度是不一致的, 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幅度更大。最后, 金融发展会促进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 但是也受到预算软约束的限制。所以, 应该在促进金融发展的同时, 硬化预算软约束,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

摘要：目前, 国外主要从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是否具有缓解作用, 以及能否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等问题着手, 来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国外的经验并不一定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本文按照“金融发展—融资约束—投资效率”的思路, 基于我国实际情况进行相关研究。

关键词：融资约束,预算软约束,金融发展,企业投资效率

参考文献

[1]袁卫秋.投资效率、现金持有与企业价值——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4 (2) :103-111

[2]田原.激励性金融合约设计、金融发展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关系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