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约束

2024-05-10

供给约束(通用6篇)

篇1:供给约束

摘要:

在土地、淡水、能源等资源性产品供给紧约束条件下,集约型消费增长有利于引导和激发企业的集约型生产,推动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节约利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内涵式发展,最终实现人口消费与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该文通过分析经济增长所面临的经济发展困境的发生机制,认为居民消费模式影响和制约消费增长,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而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通过改善居民的消费模式,是实现居民消费增长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篇2:供给约束

——预防1504班严慧珍U201512901近来迷上了中国近代史,翻阅书籍时,往往哀叹一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晚清的鸦片战争将一个腐朽的偌大帝国打得头破血流,他的国门被推开,他的国土被践踏,他的国民,依旧麻木不仁上交着千百年不变的“黄粮国税”。

苦难贯穿晚清七十年:有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有《南京条约》的屈辱,有黄海大战的悲壮,有平壤溃退的懦弱,有收复新疆的铁血,有胜而求和的无奈......太多太多的史实,读起来如此沉重,太多太多的人事,让人恨,让人怜,让人恨不得食其肉,啖其骨。掩卷沉思,多数人分析中国近代史,都会从什么晚清政治腐败,陈腐,封建来解释他的失败,但我却觉得,他注定会失败,腐败贪污,政治腐朽都是外部原因,真正的内部原因是他权利的高度集中化和自由化,家天下甚至是人天下。

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中说“显而易见,如果政府集权与行政权结合起来,就会获得无限的权力。”而清朝就达到了权利的高度集中,司法权,行政权和立法权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皇帝对于每个人都是生杀予夺,这就必然造成了一个结果:皇权要求一个人不是有用而是忠诚,皇帝的最终目的不是保卫一个国家,而是维持他的统止和说一不二,所以国难当头,慈禧想的不是什么维护国家主权,改革要推动国家发展,而是满汉之争,怎样利用汉族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又见不得汉族称大时刻提防汉人,为的都是自己的利益。权力得不到约束就必然导致人民的没有自由,没有公平,没有希望。

甲午战争,基于洋务运动,大清与日本,孰胜孰败?这在当时却不是一个定数,但在现在看,这其实还是一个定数。之所以说在当时这不是一个定数,因为当时的清朝经过两次的鸦片战争,已经看到了西方的强大和自己的落后,接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发起了洋务运动,一个是时兴的“现代型”国家日本,一个是知错就改的东亚旧老大清朝,不到最后,连老谋深算的英国都不知胜负。可结果呢?中国惨败,三十载洋务运动成就的代表——北洋水师毁于战火,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是这一败终于让政治制度高度自信的中国睁眼看了世界,接着就是戊戌变法和维新运动。而之所以说在现在看来甲午战阵的战败其实是一个定数,不说兵力方面,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案例俯拾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其实一个制度对另一个制度的全面胜利,我们不能说清朝没有重视这场战争,不能说缺乏人才,不能污蔑在战争中英勇战斗的军人,在此我想就对甲午战争的各种污蔑澄清一下,炮管上晒袜子?简直可笑,炮管离传面多高你知道吗?你会冒着生命危险就为了爬上炮管晒衣服?北洋军队驻扎地有几千家妓院?你为什不亲自翻一下史料,日本官方记载根本就只有几家,而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为什么在国家战争期间,有如此多的不切实际的污蔑白纸黑字地写在奏折上呈报给皇帝?满汉斗争,党系之争,个人恩怨,自明代以来文臣弹劾他人永远不讲什么证据,手握所有权力的皇帝却恰恰被集权蒙蔽,他不相信任何人,他永远处于生命危险中,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他妄想控制所有人,因此不得不依靠宦官和外戚,恶性循环,明代便是宦官横行,而清朝,处于封建制度的顶峰,吸取历史的经验,他逃脱了吗?牝鸡司晨!

事实便是如此,你越想集权,越想稳定,它就越缺少生机、活力和创造力,内部越稳定,他抵抗外部的能力就越弱,到最后,只有一潭死水才达到了最稳定的结构。而这个道理,历史早已为我们证明了一次又一次。

朝鲜一直标榜自己民主独立,经济发展,人民幸福,但实际的情况是,朝鲜是一个极度专制、经济水平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社会封闭的国家。2015年12月,继朝鲜公开宣布张成泽因“反党反革命宗派活动”被革去一切职务、开除出党之后,13日又正式传出其已于昨日遭审判并立即处决的消息。尽管依朝鲜给张的所谓定罪来看,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但考虑到张成泽的特殊地位与影响,以及近些年来的朝鲜政治清洗实践,其遭此决然肃清仍令人震惊。

再思张成泽的倒台以及历来的朝鲜政治,不难发现这个独裁政权的如下集权逻辑:

第一点是任何独裁政权的共性,即最高大权只能操于一人之手。无论你功有多高,只要可能威胁到金氏政权的“唯一领导”,便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肉体都消失于无形。别说张成泽,即使与金正恩共享所谓“白头山血统”的金正日长子金正男,也因为有可能威胁到其执政地位,目前也是有国难投,有家难归。

第二是朝鲜与一些独裁政权的共性,即政治清洗极端残酷。一旦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对手和敌人,消失的不仅是政治生命,很可能还包括肉体生命。而且,被肃清对象还不只限于自己,还往往包括家人、部下,株连九族。在一场政治运动的背后,往往是无数的血雨腥风。

不知道朝鲜政权还能在这条集权的道路上走多远。其三世集权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想像,这在很大意义上应该“归功于”其高度封闭的愚民政治以及残酷决绝的政治清洗。在如今这个时代,这个高度集权的政体还能走多远呢?

斯大林在担任前苏联最高领导任时,一人独大,国家对其权力几乎没有任何监督和制约机制。在其任职期间,全面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死亡的人数大约在600万-1000万之间;开展大清洗运动,对党、政、军、中央、地方干部实行全面清洗和镇压,受害者的人数至少在70万人以上,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当时的社会可以用“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国将不国”这十六个字来形容。

利比亚前最高领导人——卡扎菲,在其任职期间,利比亚实行单一元首制,称“全国政府主席”,由革命领导人提名或兼任,而卡扎菲就自称为“九·一革命领导人”,拥有利比亚的最高行政权和军事权。利比亚的这种政治制度导致卡扎菲执政长达42年之久。而他的这种至高无上权力也使得他过着毫无顾忌的生活。据报道称,卡扎菲直接控制着利比亚中央银行的140多吨黄金储备,折合成现金将近80亿美元。

······

与人沉浸在集权的美梦中不愿醒来,就一定会有人看到集权的坏处。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分权思想。

波利比阿,(公元前208-公元前126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古希腊麦加罗城邦人,出身名门,年轻时就献身城邦的政治事务。希腊在与罗马的毕德纳战役战败后,被迫派1000名著名的公民到罗马做人质,波利比阿是其中的一位。(公元前168-151)客居罗马,他以希腊学者特有的理智思考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罗马人怎样和借助于什么特殊的政治制度,在短短不到53年的时间里,几乎征服和统治了全世界?由此,写下了不朽的历史著作《历史》。在这部著作中,他阐述了他的分权制衡思想。他认为罗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它是一种混合政体,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这三种因素得到“精确的调整并处于恰好平衡的状态”。这种“混合政体集三者的优点于一身,又不使其中的任何一个过分的膨胀,任何一个都不能压倒和超过其它力量”。他阐述了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的权力及其相互关系。“每个部分钳制其他部分,又与之合作,在所有紧急的状况下,他们的联合又是非常适当的”。混合政体的思想在古希腊的思想家已有体现,如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设计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相混合的整体形式,亚里士多德也把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相混合的政体作为理想政体,但是其混合政体主要是各种社会集团和力量之间的混合与平衡,而波利比阿的混合政体概念不仅包括这种平衡,还包括各种不同性质的政治权力的混合与平衡,因此,他的学说已经不仅是一种混合政体而是一种分权学说。这种制约与平衡才是罗马共和体制的本质特征。同时,他的分权学说还不是近代的三权分立学说。

近代系统的提出分权学说的是英国的思想家洛克。洛克在《政府论》中将国家权力分为三个部分,即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洛克说:“立法权是享有权利来指导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以保障这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他指出,立法权不仅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且当国家一旦把权力交付某些人,它便是神圣的和不可变更的权力,“如果没有得到公众所选举和委派的立法机关的批准,任何人的任何命令,不论采取什么形式或以任何权力为后盾都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最高权力,法律就不能具有其成为法律所绝对必需的条件,即社会的同意。” 洛克指出,执行权是贝责执行已被立法机关制定的继续生效的那些法律的权力。执行权从属于立法仅,执行机关是“受立法机关的统属并对立法机关负责的,而且立法机关可以随意加以调动和更换。”执行权是一种经常存在的权力。

洛克认为.制定法律的人不能同时拥有执行法律的权力。因为如果拥有立法权的人同时拥有执行权,那么他们便“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

在英国,立法权应交由议会行使,而执行权则由国王行使,而且,国王应该享有一定得特权,即(自由裁量权、赦免权及处理重大军政事务的权力、临时召集议会的权力)。比如说邻居失火,不得不拆掉一家无辜的人家的房屋防止火势的继续蔓延。但是国王的特权必须以公共的福利为原则。洛克认为,执行权和对外权虽然有区别但是不可能交给不同的人行使。他说:“如果执行仅和对外权掌握在可以各自行动的人手里,这就会使公共的力量处在不同的支配之下,迟早总会导致纷乱和灾祸。”洛克在论述权力划分时,有一个十分进步的地方,他始终强调人民的地位,强调要把国家的最后决定权归于人民,他有句名言“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

篇3:供给约束

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有密切关系。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活动的源泉和动力。现代经济理论同样非常关注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哈罗德——多马模型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产生的标志, 该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率唯一正向地取决于储蓄率, 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1]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论述知识有效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同时, 也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展经济学家从发展中国家实际出发, 更加关注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甚至形成了唯资本论。纳克斯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论述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贫困恶性循环, 认为资本形成不足是“贫困恶性循环”的主要障碍, 而要打破这种贫困的恶性循环, 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增加, 加速资本形成;[1]纳尔逊从人均收入、人口增长和人均资本增长的关系阐释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认为必要的资本形成是跳出陷阱的条件;利本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同样强调资本形成的达到临界点之上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认为, 由于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 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条件就是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投资。[1]

经济学家对资本形成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进行了分析。Hasdy认为, 大多数国家的农民属于小农范畴, 政府应该发展和组织对小农的贷款来提高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Lewis认为, 农民对资本的需求超过了他们能够进行的储蓄, 信贷资金对农业的发展使必不可少的;Todaro认为, 发展中国家应该增加对农村的投资, 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 减小城乡预期收入差距, 从而使城乡之间统筹发展。[2]

由此可见, 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包括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然而, 我国农村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农村, 由于其自身积累资金的能力有限, 而现行体制下其外部融资能力又相对不足, 融资供给约束明显, 导致农村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相对滞后。

一、现代农村金融的基本观点

现代农村金融的基本观点, 主要有三个基本流派, 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农业信贷补贴理论、农村金融市场理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3]这三种观点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1.农业信贷补贴理论

农业信贷补贴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农业融资理论中影响很大, 该理论的前提是农村居民储蓄能力低下, 使得农村普遍面临资金不足的局面。同时, 由于农业生产所具有的投资周期长、收益低、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较大等弱质性特点, 使它难以成为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现代商业银行服务的对象。因此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为增加农业生产、缓解农村贫困需要依靠财政手段, 从外部注入政策性资金, 并且需要建立政府控制的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来进行资金的分配。考虑到农业和其他产业的结构性收入差距, 对农业的融资利率应该低于其他产业, 同时应该通过银行的农村支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组织促使农村高利贷的消亡。[2]

2.农村金融市场理论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认为农村居民是有储蓄能力的, 没有必要由外部注入资金;农村金融机构资金的外部依赖性过高导致其贷款难以收回, 农村高利贷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农村金融市场论主张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要功能是农村内部的金融中介, 其利率应该由市场来决定, 没有必要实行特定专项目的的贷款;[3]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揭示了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 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合理干预是必要的。由此导致农村金融理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学者们认识到要培育稳定而有效的金融市场, 减少金融风险, 政府必要、合理的干预是应该的,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斯蒂格利茨的不完全竞争理论。[2]

3.不完全竞争理论

不完全金融市场论认为,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 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信息掌握是不充分的, 单纯的市场机制是难以培育出合理、完善的金融市场的, 即市场机制是失灵的。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实效, 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就非常重要, 但政府不能取代市场功能, 而是市场的补充。该理论还认为, 政府为避免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不完全信息所导致的贷款收回率低下的问题, 可以鼓励采用借款人联保小组或组织借款人开展互助合作等形式, 同时政府应该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给予引导。[3]

二、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的融资需求

西部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融资需求, 具体可以分解为农民融资需求, 农业企业融资需求和政府融资需求。

1.农民的融资需求

农民的融资需求可以分为生产性融资需求和生活型融资需求。当前, 西部地区的农村, 其融资的用途主要是子女教育、医疗等应急方面的, 还无暇顾及发展生产方面的融资 (如表1) 。

从表1中可以看出, 东部地区的农户资金融通的主要用途是生产支出, 其比例高达58.17%, 西部地区的农户融资的生产支出仅为28.47%, 而其融资用途主要是子女教育, 另外用于医疗的部分也很大。这说明对于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而言, 由于农户收入低下, 其融资基本上是为了满足急需开支, 但这并不表明西部农民不愿意进行生产性融资, 相反却表明西部农民融资的需求非常强烈, 其生产性融资需求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另外, 西部地区农民基本生活耐用消费品的短缺, 也导致其用于改善生活质量的生活性融资需求强烈。据有关数据显示, 西部地区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极度短缺, 表明西部地区农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相对低下, 但是另一方面表明西部地区的农民对资金的需求强烈, 或者说其生活性融资需求也是出于被压抑的状态中。

从农户融资渠道的分析表明, 东部地区农户愿意从亲朋好友处借款融资的比为35.10%, 愿意从银行借款的比例为61.96%, 愿意从民间借款的比例为2.94%。中部地区的比例分别为:59.55%、38.60%和 1.85%, 而西部地区的比例分别为64.47%、34.21%和1.32%。[4]中西部地区的农户更愿意从亲朋好友处借款与金融机构的布置和服务质量较低有密切关系。

2.农业企业的融资需求

农业企业的融资需求包括生存性融资需求和发展性融资需求。生存性融资需求主要是指农业企业在其生产初期主要用于购买原材料和半成品等的需求和购买设备和建造厂房的需求。但企业的持续发展不仅仅是维持简单的再生产, 还必须要进行生产的扩大和升级, 这就需要发展性融资需求, 如企业为了产品更新、技术升级和提高市场占有率等活动所需要的资金需求。同时, 农业企业的产业化和集群化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才能把农户、企业和市场有机联系在一起, 而且这个过程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 也需要企业进行融资。

就目前西部地区而言, 由于农业企业大多规模较小, 处于初创期或成长期, 自有资金匮乏, 从业人数、销售额和资产额较小, 生产经营成本较高, 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同时西部地区的农业企业产业层次较低, 部分农业企业属于农业的种植、养殖和加工、流通行业, 处于产业链的低端, 生产经营的是初级农产品, 生产技术简单、生产条件简陋、人员素质不高, 产品科技含量低下、结构单一、差异度低, 品牌影响力小、竞争力弱, 市场价格走势趋同性高, 经济效益差。另外, 西部地区农业企业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慢, 既要承担漫长的生产经营风又要承担市场行情变化产生的风险, 具有较强的季节性、资金和设备的利用率不高, 投入产出效益低下, 经营风险大。这些特征决定了西部地区的农业企业需要融通资金进行升级改造。

3.政府的融资需求

农村基础设施是指向农村生产生活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保证农村社会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各种物质技术条件总和, 是为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和农民生活提供物质基础的各种要素的总和。农业基础设施包括经济性和社会性基础设施两大类别, 经济性基础设施包括农村道路、通讯、能源和农田水利设施等, 社会性基础设施包括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设施等。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部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但仍然相对比较落后。[5]

西部地区落后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要求西部地方政府进行大量的资金投入来改善这种局面, 而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 这也就导致了西部地区的政府融资需求大。

三、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的融资供给约束

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的融资供给约束主要表现在自有资金相对不足, 金融机构支持相对不力, 政府外部资金注入相对不强。

1.农村储蓄水平低下导致西部农村内源性融资供给约束明显

储蓄是资金供给的主要来源, 而储蓄水平又是收入水平的增函数。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部地区的农民收入水平有所提升, 但相对而言, 西部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仍然较低, 扣除基本的生产性和消费性开支之外, 剩余很少, 导致西部地区农民储蓄水平低下, 农村发展内源性资金供给短缺。

资料来源:根据中经数据网相关数据绘制。

从图1可以看出, 西部地区农民人均年收入水平远远低于东部地区, 也明显低于中部地区。收入水平的差距又导致农民自身积累财富上存在巨大的区域差异, 西部地区农民储蓄存款的水平远远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2007年, 东部地区农户储蓄存款年底余额为19157.6亿元, 占全国总数的59.74%;中部地区为8370.3亿元, 占全国总数的26.1%;而西部地区仅为4540.4亿元, 占全国总数的比例为14.16%。[5]农户储蓄存款是农村金融资源的主要来源之一, 但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 我国西部地区农民现金性收入来源少, 农民储蓄存款水平低下, 导致西部农村内源性融资水平低下, 内源融资供给约束明显。

2.金融机构支持乏力导致西部农村正规性融资供给约束明显

在现代经济中, 通过金融机构的间接性融资是个人和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 但是, 金融机构对西部地区农村支持的乏力使得西部农村正规性金融融资供给约束明显。

金融机构对西部地区农村支持乏力可以从农村金融机构数的区域分布中体现。从表3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分布状况和资产状况在区域间的差异明显, 东部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数量, 从业人员数量和资产总额数都占有优势, 说明东部地区农民正规性融资的途径相对畅通一些, 而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机构数量, 农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量和资产总额都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融对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

农业贷款数量可以反映处于金融机构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全国的区域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的基本情况是东部地区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数量最大, 中部次之, 而西部地区最少。2007年底, 东部地区农业贷款余额数为8358亿元, 占全国农业贷款总额的53.76%, 中部地区农业贷款余额为4715.1亿元, 占全国农业贷款余额的30.33%, 西部地区农业贷款余额为2475.2亿元, 仅占全国比重的15.92%。[6]

不仅如此, 西部地区农业贷款余额的增长幅度也落后于其他地区, 图2表明西部地区农业贷款余额不仅数量小, 而且增加缓慢, 这种情况极大地制约了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

资料来源:根据2002~2008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绘制。

3.地方财政收入有限导致西部农村外部性资金供给约束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 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逐年增加, 但是, 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 西部地区的财政收支状况仍然不容乐观, 西部财政收支压力巨大 (表4) 。西部地区较低的财政收入和较高的财政支出, 使得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巨大, 资金紧张, 无力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 直接的表现就是西部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总之, 西部地区财政实力的局限, 导致依靠财政支持解决西部农村资金融通困难的思路是不现实的。

4.民间非正规金融交易的高风险导致非正规融资供给约束明显

近年来, 西部地区农村民间融资日渐活跃, 虽然在融资规模和形式上与东部地区仍有差距, 但是发展迅速。目前而言, 西部地区民间融资基本上处于地下或半公开状态, 不能在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反而干扰了正规金融的经营和管理, 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西部农村经济主体对民间融资存在较大的客观需求, 使得民间融资活动 (如私人钱庄和高利贷) 有了发展空间, 但是由于西部民间金融组织很大程度上未按金融业正规要求进行金融业务, 同时加上经营者自身素质问题、管理问题使得其非正规性逐步扩大。另外西部民间组织的贷款利率偏高, 往往是正规金融机构利率的数倍, 使得借款成本增加, 影响了融资数量。再加上西部民间融资往往伴随着非法集资、经营者卷钱潜逃等现象导致经济纠纷时有发生, 而民间高利贷的盛行也严重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这些都限制了西部农村非正规民间融资的发展。

综上所述, 由于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低下导致农民剩余资金较少, 进而导致西部地区农民内源性融资供给约束明显;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对农村的支持乏力导致西部农村正规性金融融资供给不足;西部地方财政实力的局限导致西部地区农村依靠财政的外部资金注入是不现实的;西部民间非正规融资的不健全导致非正规民间融资供给约束明显。即西部农村面临的融资供给约束现状比较严重, 这必然会制约西部地区农业发展, 农民增收和农村进步的步伐。

四、克服西部地区农村融资供给约束的政策选择

在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企业和政府有强烈融资需求的同时, 由于农民储蓄率低、金融机构支持乏力, 地方财政有限约束明显, 民间融资不规范等因素使资金供给明显不足, 因此如何克服西部农村融资供给约束势在必行。

1.完善现有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支持西部农村发展的力度

首先要加大政策性银行对西部农村的支持力度。西部农村发展的弱质性决定了西部农村经济的发展不能单纯依靠以自身盈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 必须依靠政府政策的扶持来发展农村经济。现阶段应继续加强农业发展银行对西部农村的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 拓宽农业发展银行在西部农村的业务范围, 从现有单纯的对购销企业发放农产品收购资金贷款转向对整个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个人的政策性金融服务上, 要加强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中长期贷款业务, 集中支持农业产业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的政策性经营业务。农业政策性金融应服从、服务于国家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农业产业政策, 积极配合西部农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其次, 商业银行要稳定信用机构和业务, 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将一定的信贷资金用于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 加大对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要完善经营管理体制、加强经营机制转换、充分利用资金和网络优势, 加大对西部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特别是邮政储蓄银行要利用自身优势发展农村零售业务体系, 根据改革进程和风险控制能力扩大适合于西部农村发展的业务范围, 促进资金回流农村。

2.积极构建适合西部农村发展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目前应采取措施引导和支持外资银行、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到西部农村投资、收购和新设各种银行业金融机构。大力发展适合于西部农村发展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 鼓励支持各类银行到农村设立分支机构, 改善和扩大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的覆盖面, 进一步激活西部农村金融市场。同时要积极培育小额信贷组织, 鼓励发展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允许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组织改善西部地区的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 允许这些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原则上向农村银行融资。另外要鼓励信托公司和租赁公司到西部县域设立机构开展业务, 引导商业性保险公司到农村地区设立分支机构, 探索建立适合于西部农村发展的农业保险经营网络, 可以考虑建立和完善适合于西部农村的证券业和农产品期货业务。

3.加强西部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改善西部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要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的外部环境;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是: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改善——区内金融资金回流——引导区域外资金流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由此可见, 构建一个具有完善的法律政策体系、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融洽的银企合作关系健全的中介机构, 对于改善和保护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 政府要发挥重要作用。在相对落后的西部农村地区, 政府必须在产业、财政、金融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来改善金融生态环境, 其传递过程是:政府提出区域农村发展规划——开发性金融资金流入——吸引商业性金融资源流入——区域农村金融配置总量增加——区域农村经济发展——区域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改善。[5]因此, 西部农村要改变融资供给约束的局面, 就要在争取国家优惠政策的同时, 努力采取措施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具体而言政府要采取措施改善西部农村信用环境、健全农村金融法制建设步伐, 同时要构建西部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

4.进一步加大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和转移支付力度

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是西部地区长期积累的发展矛盾和生态环境非常脆弱, 基本公共服务不足, 自我发展能力不强, 特别是西部农村表现的尤为突出。因此, 国家财政投资对于西部倾斜是完全必要的, 特别是在西部财政存在较大负担的前提下更应该如此, 国家对西部的投资应该用于西部基础设施, 包括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改善公共服务等方面, 同时国家也应该考虑加大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 这对于缓解西部财政压力, 进而增加西部地区对农村的投入是必要的。增加西部地区农村的投入, 将有助于增强西部农村自身发展能力, 使西部农村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 促进西部农村健康发展。

摘要:有效的资本供给是实现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 但农村储蓄水平低下、金融机构支持乏力、地方财政收入有限和民间非正规融资的高风险性导致了西部农村长期处于资金供给短缺的状态, 极大延缓了西部农村的发展进程。本文从现代农村金融理论出发, 分析了西部农村的融资需求和融资供给问题, 阐释了西部农村发展中面临的融资供给约束现状, 并提出了缓解西部农村融资供给约束的政策选择。

关键词:西部地区,农村发展,融资需求,融资供给约束

参考文献

(1) (2) (3)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4) (6) (8) 王煜宇.西部地区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问题研究:基于法经济学的分析范式[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

(5) (7) (9) 杜彦坤, 张峭.农业可持续发展融资机制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10) (11) 孟全省.中国农户融资机制创新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8.

(12) (13) (16) 唐青生.西部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篇4:论当前我国保险市场的供给约束

【关键词】保险供给 保险需求 供给约束

一、当前我国保险市场呈现出供给约束型特征

当前我国潜在保险需求巨大,特别是随着我国和谐社会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推进,经济快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风险和保险意识不断增强,再加上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凸现,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保险需求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就保费收入而言,2005年我国GDP世界排名第4位,但保费收入排名仅第11位,还不及GDP规模和人口数量都小于我国的韩国。就保险深度而言,世界平均为8%,我国为2.7%,世界排名第42位。就保险密度而言,世界平均为512美元,我国为47美元,世界排名第72位。我国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最近有研究预测,未来5年我国保险业会保持年均16.2%的增长速度。我国保险市场的巨大潜力为中外保险公司所普遍看好,巨大的潜在保险需求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与巨大的潜在保险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保险业的供给能力较弱,无法满足保险市场上的巨大需求,呈现出供给约束型特征。其突出表现是保险业资产规模较小,偿付能力不足。截至2005年底,我国保险公司总资产才达到1.53万亿元,占金融业总资产的比例仅为3.8%,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在20%左右,甚至更高。就偿付能力状况而言,多家公司都存在着程度不一的偿付能力问题,甚至有的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已经触到了被接管的底线。有研究显示,如果将偿付能力充足率选定在100%,到2010年底,我国人身保险供给能力缺口约为33亿元。如果将偿付能力充足率选定在120%,供给能力缺口预测值约为235亿元;选定在150%,供给能力缺口约为540亿元。巨大的供给能力缺口大大限制了保险需求的实现。此外,我国保险业的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也较弱,不能有效推动和引导潜在保险需求向现实保险需求的转化。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居高不下,而且呈现出快速增加趋势,2005年末高达147 054亿元,年增加额达到近1.6万亿元,这与4 928亿元的总保费收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大量的居民储蓄存款中以预防养老、教育、防病、失业等不确定事件发生的预防性储蓄居多,而这与保险所应发挥的保障功能是类似的。大量的居民储蓄存款难以转化为对保险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保险不信任、保险服务质量低、保险产品创新能力缺乏等保险供给方面因素制约。

二、我国保险市场供给约束的具体表现

(一)保险产品不能适应市场需求

当前保险产品开发上存在的问题不在于数量和品种的多少,而在于不能适应和满足保险需求,保险产品供给结构问题较为突出。据统计,目前正在市场上运行的险种有400多种,但真正具有生命力、适销对路的险种并不多。如中年人对保险需求最为强烈,而很多产品恰恰越过了这个年龄段;大多数产品只适合高薪阶层,而没有关注中等收入阶层,而且针对团体的保险多,针对个人的险种少;寿险产品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差,产险市场提供的险种十分有限;综合各种风险责任的综合型险种多,消费者急需的单纯的医疗保险、老年护理保险等过于单一。各保险公司险种雷同,个别险种“克隆”现象严重。这样,一方面是某些保险产品的过度开发和供给,另一方面又有大量保险需求得不到满足,保险公司忙于出售开发的产品,而不是针对市场需求开发能售出的产品,保险产品供给结构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保险需求的实现。

(二)保险服务质量较低

保险商品具有无形性,而且是以消费者现在的货币支出换取未来一定时期内一旦发生保险事故由保险人进行赔偿或给付的服务性承诺,这种承诺具有非及时性。保险服务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保险的信任度,而且一些人和企业之所以购买保险,就是为了享受保险公司专业的风险管理服务及其效率,因而,服务是保险业的生命,服务质量的高低对保险需求有着重要影响。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服务质量较低,主要表现在:一是缺乏服务意识,更多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没有意识到服务对于保险这一无形商品的重要性;二是保险公司管理不规范,公司治理结构还不完善,没有将维护保单持有人的利益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三是保险服务的手段和方式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消费者难以从保险公司享受到高效、专业的风险管理及其延伸服务。此外,保险业务手续繁杂,消费者获取相应的信息以及保险索赔较为困难等都是保险服务质量低的表现,较低的保险服务质量制约了保险需求的增加。

(三)保险定价机制不灵活,价格与保险责任之间缺乏明确的对应关系

保险定价机制上存在问题,价格缺乏与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风险的对应关系,甚至有些险种仍然是实行严格的费率监管体制,保险费率难以适应不同风险和经营成本的变化而及时调整,这就导致保险费率与保险责任相比存在畸高畸低的现象,如一些险种赔付率长期仅为30%以下,个别险种甚至多年来不到10%;而另一些险种却严重亏损,难以为继。价格是影响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而定价的不合理无疑阻碍了潜在保险需求向现实保险需求的转化。

(四)保险销售过程中问题较多

目前我国保险消费过程中的误导行为较为严重,营销员整体素质较差,行业形象受到影响。据调查显示,在我国保险业飞速发展的背后,一些涉及到大众的分散性业务,如个人寿险、机动车辆险、家财险等方面,由于宣传不到位或宣传不当,甚至是误导等原因引起的投诉纠纷正呈上升趋势,行业整体信誉也面临考验。一些保险公司在保险销售过程中,过分注重保险功能和好处的宣传,甚至产生误导行为,目的是怎样把保险产品推销出去,从而忽视了保险消费者的真正需求。其根源在于保险公司缺乏真正的市场意识,只从自身的市场规模和保费收入而不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存在着“营销近视”。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在风险处理方式上对“保险”的选择。

三、提高保险供给能力,实现保险供求的良性互动

(一)以消费者需求为着眼点,加强产品创新,调整销售策略

“市场需求胜过十所大学”。保险公司应该加强对消费者市场需求的调查研究,明确目标市场,并开发相应的产品来满足目标市场的需求。只有着眼于需求的销售策略,才能真正抓住消费者的心理,才能形成“有效供给”。结合我国目前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诸多不确定性事件所导致的人们大量安全保障的需要,保险产品创新应该以保障型产品为核心,真正满足人们的安全保障需要,从而解决保险产品供给结构失衡的问题。

同时,也要加强对保险销售过程的管理和引导,提高保险营销人员的素质,真正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介绍保险理财知识,使客户能够根据自己的保障需求和经济能力,选择最适合自己保障需要的保险商品和适量的保险金额。同时,也要详尽介绍客户所购买的保险商品的基本功能、属性特点及其对消费者的保障作用,认真讲解保险责任和免责条款,使消费者明确自己有了什么保障,能得到什么服务,买保险后自己有什么权利和义务。只有这样,保险业才能真正赢得人们的信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供给约束的问题。

(二)增加保险业资本总量,提高保险承保能力

保险业资本总量的大小对于保险供给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般而言,由于保险业相对于其他行业存在着更为严格的监管,特别是偿付能力监管对保险公司的资本充足性十分重视,因而,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保险业的供给能力更容易受到其资本的限制。我国保险业目前巨大的供给能力缺口主要是由于资本不足造成的。因而,增加保险业的资本就显得尤为必要。可以采取上市、增资扩股和发行次级债等方式募集资本。除此之外,增加我国保险市场供给主体数量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式。目前我国保险市场集中度较高,不仅限制了有限的保险供给资源的合理流动,也限制了保险创新能力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对保险供给能力有着较大的负面影响。增加保险市场主体不仅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还可以将巨大的社会资本引入保险业,不断充实、提高保险业的承保能力。

(三)不断提高保险服务水平,激发和引导保险需求

首先,是要调整服务策略,真正将消费者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如对消费者进行市场细分,实行客户分级管理制度,根据不同层级客户的特点和需要实行有针对性的差异化服务策略。再如,根据为消费者提供方便化、广泛性服务的原则,在营销渠道上加强与相关交通部门以及银行、邮政等部门的合作,在最大程度上方便消费者;在营销方式上,除在公司成立集咨询、投保、核保、理赔、出纳等服务为一体的客户服务中心,为全体客户提供专业化、系统化、高效率的“一站式”服务外,还应当积极发展网上保险、电话保险等消费者易于接受的新型营销方式,提高自动化服务水平和效率;在理赔服务上,应顺应消费者的需求,简化理赔手续,加快理赔速度等。

其次,提高保险服务的技术水平是提高保险服务质量的核心。一是要强化保险公司在防灾防损、保险理财等风险管理领域的专业化和技术优势,不断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为客户提供全面的、优质的风险管理和理财服务,营造专业化、可信赖的形象。二是要提高保险精算技术水平,在细分保险责任、降低经营成本的基础上,着重解决保险费率畸高畸低的现象,使之与承担的风险责任对应成比例。三是要提高保险服务的信息化技术水平,促进保险服务的规范化和便利化。

(四)进行保险制度创新,促进有效保险供给的增加

制度创新可以为保险供给能力的增加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首先要加强保险信息披露制度建设,营造公平的保险消费环境。保险业属于信息不对称较为严重的一个行业,特别是普通消费者与专业化的保险公司相比处于明显的信息劣势。这就要求加强保险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特别是保险监管机关要从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出发,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来规范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不仅要披露有关保险产品和定价的信息,还要披露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偿付能力信息;不仅要扩大信息披露的内容和范围,还要扩大信息披露的公布渠道。此外,还要注重对保险投诉的监管,将保险企业置于广泛的社会监督之下。

同时,也要加强保险评级制度建设,通过保险评级机构的信息披露功能,将普通客户难以理解的财务信息等复杂指标转化为易于理解、一目了然的指标,不仅有利于保险公司在高透明度下高效稳健经营,而且可使保险消费者及时了解各家保险公司的有关情况,在进行综合比较分析之后,做出理性选择。保险评级机构还能为监管机构提供资料和政策建议,为其客户提供保险咨询和顾问服务,起着信息传递的媒介作用。

此外,还要建立健全保险法律法规,为保险需求和消费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目前,我国的保险法律法规还不健全,还不能为人们的保险消费提供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法律保障,还不能提供人们放心消费、甚至敢于超前消费的完善的法律环境。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保险需求。因而,应该加大以《保险法》为核心的系列保险法律法规建设,并适应新的法律的颁布实施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修订原有规章的同时制定新的规章,充分发挥完善的法律环境对保险需求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魏华林.中国保险需求到底有多大[N].中国保险报,2005-04-08

2 蔡秋杰.美国保险供求互动关系的一般特征及其启示[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05(2)

3 何培香.我国居民保险消费市场探析[J].消费经济,2000(2)

篇5:供给约束

(二)(蔡颖)

2.后推计划

定义:Latest Possible Start Time(LPST)最迟可能开始时间:生产任务能开始的最迟日期,但是,仍然能准时完成

计算公式 : LPST = 完成日期-(准备时间+运行时间+常规缓冲保守时间)每一生产任务都有一个 LPST 如图:

3.前推计划

定义:Earliest Possible Start Time(EPST)最早可能开始时间:任务可以最早开始日期 计算公式 : EPST = 取最大(服务开始日期(作业), 物料可用日期)

4,确认计划开始时间

定义:Planned Start Time(PST)确认计划开始时间:希望开始日期,任务将开始考虑物料可用

公式:PST =最大化(EPST , LPST)

篇6:微党课《约束》

是啊,风筝,火车,鸟儿等,有生命的没生命的,都经受着这样或那样的约束,而那些约束,决定着事和物的轨迹、方向乃至生命,那么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约束。

我们人的一生啊,都经受着有形无形的种种约束,在家,受家庭伦理的约束,开车出门,受交通规则的约束,而在工作岗位上,又受单位规章制度的约束等等,一旦脱离约束,就会造成困境,就会带来威胁,甚至会危及生命,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脱离发生在任何一个公民身上,这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党员干部,那么作为党员干部的约束有哪些呢?简单的说,八个字——遵守国法,遵守党纪。

总书记一直以来高度重视纪律和规矩问题,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并自2016年1月1日起实施,《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为全面从严治党树立了道德高线和纪律底线,通篇贯穿着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号角,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也是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下面,我们就来共同学习一下全体共产党员应遵守的道德高线——《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是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规范全党廉洁自律工作的重要基础性法规,是对党章规定的具体化,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成果,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看得见、够得着的高标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追求。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主要内容:首先牢记“四个必须”,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必须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须自觉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努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廉洁自律,接受监督,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内容里还有八条规范,其中第一至第四条是党员干部廉洁自律规范,第五至第八条是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八条规范

(——党员廉洁自律规范;)第一条,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第二条,坚持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干净做事。第三条,坚持尚俭戒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第四条,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

第五条,廉洁从政,自觉保持人民公仆本色。第六条,廉洁用权,自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第七条,廉洁修身,自觉提升思想道德境界。第八条,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告诉我们,我们的党员必须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行动上的领头雁,和守纪上的示范者。

廉洁,就是在对待钱物上不贪不占;在对待权力上不以权谋私;在对待名利上要淡名轻利;在用人上要任人唯贤;在纪律上令行禁止。

自律,就是自己管住自己,自己完善自己,自己约束自己。廉洁自律是党和人民对党员干部最起码的要求,也是党员干部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道德准则。廉洁自律也是勤政为民的前提,如果一个领导干部管不住自己,对自己无所约束,滥用权力,为所欲为,甚至违法乱纪,那么他就没有资格,没有威力去当领导、管别人,他就不可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就代表不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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