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宇故居解说词（精选5篇）
篇1：高君宇故居解说词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高君宇故居参观！
（大门处）高君宇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中共北方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这里是他16岁以前一直生活和学习的地方，君宇奔走革命后，也曾多次回乡在这里秘密从事党的活动。
这个村庄名为峰岭底村，隶属于山西省太原市娄烦县（原属静乐县），村庄依山傍水，山西的母亲河——汾河绕村而过，村东是海拔1378米的峰岭山，山顶上北宋时娄烦人民抗击外敌入侵所建的烽火台至今巍然屹立。
1996年1月，高君宇故居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紧接着，中宣部批准修复高君宇故居并开始动工修复，1996年10月22日，高君宇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修复后的高君宇故居正式向游人开放，成为对广大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2009年，高君宇故居被中宣部确定为第四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了更好地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更加深入地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激发爱国热情、培育民族精神，2011年，中央、省、市大力支持，县委、县政府再次对高君宇故居进行了修复与完善，并新建了纪念馆、景观广场。
（边走边说，到高君宇铜像前停止）各位领导请进，高君宇故居依山而建，坐北朝南，以窑洞为主，青砖灰瓦，是典型的晋西北农村建筑。它始建于清咸丰年间高君宇曾祖时，除了住宅外，还有药店、油坊、粉坊、酒坊等作坊和菜园、小花园。整个大院分为东上院、东下院、中院、南院、西院和园子六座院落。现在大家看到的高君宇故居主体为原“高家大院”的东上院、东下院和中院，占地面积为2612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627.8平方米。东上院和东下院为长工住宅和作坊。中院又分为上下两层，中下院是管家、伙计们的住宅和帐房、药房等贸易场所。中上院的房窑分别是高君宇父母亲和兄妹们的住房，屋内陈设着当时高君宇家的生活用具。面前这座铜像是1996年修复高君宇故居时，国家文化部捐赠，再现了当年高君宇为共产主义事业奔走呼号的风貌。
待会儿，各位领导可以到几个院落中随意参观。现在，请领导们随我进展览室。
（进展览室）高君宇生于1896年10月22日，原名尚德，字锡三，家中兄妹五人，他排行老二。五四运动后，他取均分寰宇之意，自号“君宇”。高君宇的父亲高配天是当地有名的开明绅士，他慈善仁厚，尽力为当地百姓排忧解难，辛亥革命前积极参加革命组织同盟会，拥护并响应革命，曾任温泉都团总，帮助地方维持治安，后担任过长达10年之久的静乐县商会会长，曾被当地政府授予“咸与维新”“热忱国事”的牌匾。
1903年，君宇入私塾，开始接受启蒙教育，1909年考入县立高等学堂读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君宇与其父兄带头剪掉了辫子，以示革故鼎新。他强烈反对母亲给妹妹缠脚，设法帮妹妹把缠好的脚又放开。
1912年1月13日，怀着立意深造的决心，高君宇考入太原模范中学校，该校于1913年更名为山西省立一中，是现在太原五中的前身。学习期间，“他关心时事，广泛选读京沪各大报纸及时人名著”，常读《晨报》、《申报》、《新闻报》和《康梁文钞》、《章太炎文集》等进步刊物。
1914年底，由家庭包办，和神峪沟村李寒心结婚。当时，高君宇极力反对，但迫于家庭压力，无奈举行婚礼。婚后，君宇大病一场，托词静养离开家乡到省城，后给父亲写信，请求释放这个可怜的女子，无果。
1915年5月，省立一中师生得知“二十一条”消息，群情激奋。高君宇“目击时艰，痛国沉沦，辄愤懑填胸”，和同学发动捐款，翻印“二十一条”全文并附注释，在学校和街头散发，揭露袁氏卖国行为，唤醒国民与之斗争到底。
同年12月，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消息传到太原，高君宇积极响应，和同学们上街游行宣传，揭露袁世凯卖国、专制、独裁罪行，并将《袁氏窃国记》等资料寄回家乡，激发家乡人民的爱国热情，同时给父兄写信指出：“洪宪过不了百日”。
1916年9月，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12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办学方针，提倡“学术思想自由”，为新文化的发展鸣锣开道，使北大思想极为活跃，成为新思潮的摇篮。不久，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1918年1月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后，大量增购中外图书，尤其侧重宣传和介绍新思想的书籍，北大图书馆成为传播新文化的阵地。期间，高君宇“求学之余，兼留意政治”，常到图书馆借阅英、德哲学书刊，学习西方思想文化。
1918年5月21日，日本政府与段祺瑞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国在日留学生纷纷抗议，遭到日本帝国主义残酷镇压后罢课归国。北京各校学生联合发起请愿活动，高君宇与邓中夏、许德珩等人到车站迎接归国的中国留学生代表，并参加请愿活动。6月，高君宇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会议。10月，“学生救国会”会员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李大钊指导出版《国民》杂志。高君宇参与该刊的编辑并且为《新潮》、《新青年》等刊物积极撰稿。
1919年2月，高君宇当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3月，与邓中夏等组织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在北京城乡，尤其是长辛店一带宣讲革命道理。5月3日，北洋政府准备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消息传到北京，国民杂志社提议发动北京各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无理要求，打击亲日派，伸张民族正义。高君宇积极参与组织领导了这次规模空前的运动。当晚，北京大学和北京各校学生在北大三院礼堂举行大会，高君宇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大呼“救国图存”。5月4日下午，高君宇走在游行队伍前列，率领北大学生及北京各校学生齐集天安门，之后带头冲进曹宅，痛打张宗祥，火烧赵家楼，当日，北京学生数千人四处演讲，高君宇也参加街头宣传，当局出动大批军警，拘捕爱国学生1000余人。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高君宇、邓中夏等为北京大学代表，君宇忙于组织北大和各高校学生罢课、营救被捕同学、发动市民抵制日货，积劳成疾，咯血两次，仍坚持工作。6月，他和北京学联代表赴太原发动山西学生参加全国学生联合行动。7月，少年中国会成立，高君宇加入该会。8月，高君宇指导王振翼等创办《平民周刊》，旨在唤醒山西人民反对阎锡山的独裁统治。同年，高君宇还当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评议部评议员、总务委员，加入了新潮社。
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高君宇、邓中夏、何梦雄等秘密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高君宇和范鸿劫等担任英文组负责人。同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长维经斯基等来华，李大钊邀集高君宇等进步青年，与共产国际代表座谈，举行了欢迎会、讲演会。5月1日，李大钊、高君宇等共产主义者团结一批进步青年主持北京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活动后，专程赶到长辛店铁路工厂，与1000多名工人一起隆重举行纪念大会，并进行了游行示威。当日，在《新青年》出版的“劳动纪念号”上发表了应陈独秀之约而撰写的长篇调查报告《山西劳动状况》。11月，首届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高君宇当选为书记，同时，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山西最早的中共党员。同年，高君宇在《晨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多处发表进步言论。
1921年春，高君宇被派回山西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5月1日，在太原省立一中组建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有王振翼、贺昌、李毓棠、武灵初等，高君宇主持了团的第一次会议，会议推举王振翼为组长。6月，《工人周刊》创刊，高君宇担任编辑。11月17日，高君宇、邓中夏等19人签名的《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启事》在《北京大学日报》上刊登，把本年3月22日已拟好的《启事》公布于众，这是马克思学说传播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
1922年1月20日，高君宇等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张国焘、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等被大会推选为执行委员，受到列宁的接见。会后，高君宇等部分中国代表留苏数月，考察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革命经验，参观了部分工厂、学校、部队和农庄，并参加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4月绕道柏林、巴黎从海路归国。参加此次会议，其父高配天捐赠大洋一千元。4月，高君宇等代表归国，在北京的一次山西同乡会聚会上，结识了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读书的石评梅。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施存统等5人担任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7月，高君宇以北京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二届执行委员。8月29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决定与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原则决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此形式实现国共两党合作。会议还决定创办《向导》周报。9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蔡和森担任主编，高君宇任编辑，为《向导》等刊物积极撰稿。
1923年2月4日至7日，高君宇领导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指导罢工斗争，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3月24日，和罗章龙等秘密编印、发行《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高君宇为该书撰写后序《工人需要一个政党》，文中直言“我们从事的是个很长远的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以“中国共产党万岁”结尾。6月12日，中共三大召开，会后，高君宇受党的委派，积极从事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奔波于上海、广州、北京等地，期间，担任中共北京地委委员，同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1月1日，作为“政治指导”和“沟通山西和各省人民斗争联系”的《平民》半月刊在北京复刊，由高君宇主编。11月25日，中央教育委员会成立，高君宇担任宣传委员会委员，同月，被北京大学聘为助教、校长室秘书。
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等出席了会议，高君宇参与了大会的工作，后回到北京，协助李大钊等筹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3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成立，高君宇担任总务股主任。紧接着，担任北京团地委教育委员会委员，并代理北京市团地委书记。5月16日，他和张国焘秘密工作的北京腊库胡同被北洋军警包围，张国焘被捕。高君宇化装成厨师，智脱虎口。在铁路工人的掩护下，乘车到达太原，带着北京区委和李大钊的指示于5月26日在省立一中的青年学会里，秘密进行建党活动。介绍李毓堂、侯士敏等人入党，山西党小组建立，中国共产党太原支部正式成立，山西第一个党小组诞生。6月5日君宇回到家乡峰岭底村，向李寒心提出离婚问题，决心结束这一婚姻悲剧。6月24日，回太原后给其岳父李存祥写信，正式提出离婚之事，挣脱了身上的婚姻枷锁。后在铁路工人掩护下前赴上海，7月由上海到达了广州组织指导了广州沙面工人大罢工。10月10日，协助孙中山平息了商团叛乱，英勇奋战，受伤后坚持战斗。11月初，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下旬，高君宇随孙中山离开广州，抵达北京，积劳成疾咳血不止，住德国医院治疗。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高君宇以《向导》周报编辑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和周恩来亲切交谈，并受周恩来委托往天津面交邓颖超一封信，成为周、邓热忱的“红娘”。3月1日出席了孙中山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李大钊等30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3月2日突感腹部疼痛，仍坚持工作。4日腹痛加剧，难以支持，由北京区委兰辛陪送到协和医院，诊断为急性盲肠炎。6日因手术后大出血，凌晨2时40分逝世，年仅29岁。3月29日，由中共北京区委书记赵世炎主持，在北大礼堂举行追悼大会。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王若飞等人送了花圈、挽联。5月8日遗体安葬于北京陶然亭。他的骨灰于1973年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高君宇与石评梅结识于1922年山西老乡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同乡会上。石评梅作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高君宇很是羡其才情，于是在西山养病期间向石评梅求爱，在一片红叶上写了：“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寄给了石评梅。因受初恋影响抱定独身主义的评梅接到这片红叶后，在红叶的背面写上了：“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寄回高君宇。高君宇接到退回的红叶后继续与评梅书信往来谈理想、谈革命、谈生活，后来交往逐渐频繁。直到高君宇病逝前一天，石评梅前去探望才答应嫁给高君宇。君宇逝世后评梅极度伤心，题写碑文：“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君宇生前自提相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的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每个星期天，每年的清明节，石评梅都要去君宇墓旁凭吊、守墓，与君宇喃喃细语，诉说衷肠。三年后，石评梅患急性脑膜炎，离开人世。她临终前手上依然戴着那枚高君宇送给她的白色象牙戒指，朋友们根据她“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遗愿，将她安葬在君宇墓旁。1965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审批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特别强调要保存“高石之墓”，他批示：“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2009年，公园的工作人员对高石墓进行重新改造，将高石墓和高石塑像划在一个景区之内，并为他们修建了一个小广场，供人们前去祭奠。两座汉白玉石碑、石像紧紧相依，掩映在绿树丛林中，犹如他们坚贞不渝、冰清玉洁的爱情，令后人叹为观止。
高君宇，一座永远的丰碑！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我党早期领袖群体，为党的发展壮大，为民族的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他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与发扬。
缅怀革命先烈，继承革命遗志，发扬革命精神，君宇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君宇不朽！
篇2：高君宇故居解说词
------参观革命烈士高君宇故居有感
太原市卫生学校基础文化党支部
付 杰
缅怀革命先烈，感恩幸福生活
------参观革命烈士高君宇故居有感
说实在话，在单位宣布组织参观高君宇故居的通知之前，我尚不知道高君宇乃何许人也。直到上了车，翻阅着手中刚刚拿到的革命先驱高君宇事迹简介，我开始为自己的浅薄与无知而深深自责。汽车驶出繁华的都市，公路也开始颠簸起来，我开始思索我们要去的山西省娄烦县静游镇峰岭底村高君宇故居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大院，还是一个极为寒酸的窑洞？我很快就否定了后一个想法。因为据说高君宇的父亲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财主，还有多处产业，可谓家产丰厚，若不然，高君宇也不可能在那个年代就有能力进入北京读书。离城市越来越远，公路边的庄稼是越来越多，那一片片绿叶上厚厚的尘土，让我们感受到了它们生长的艰辛。我无法了解高君宇当年走出这片土地时的真实想法，只能凭着一页薄纸在想象里揣摩。据介绍，高君宇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山西省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家里产业多处、衣食无愁的情况下，自愿放弃优越的家庭生活，寻求革命真理，开创革命事业。他曾担任北京学联负责人，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同李大钊等人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57 名党员之一。在建党初期，高君宇同蔡和森等人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是中共早期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后来成为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彭真同志，其入党介绍人就是高君宇。读到此处，我不禁肃然起敬：我仿佛看到了昏黄的油灯下，清瘦的高君宇手握羊毫挥笔疾书，看到了他们编发的刊物《向导》飞往全国各地，播下一个又一个革命的火种。作为一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在先进性教育的特殊时期去参观革命先驱高君宇的故居，我的内心真有一种朝圣般的光荣。据介绍，1921 年初，高君宇创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北京的第一任团委书记；同年夏，他回太原与其他同志一起创建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组了《平民周刊》，向青年学生传播进步思想。作为出生在山西的晚辈，我很清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西是被称为“阎老西”的军阀阎锡山的独立王国，敢于在虎口里拔牙，没有过人的胆量是不行的。于是，高君宇的形象顿时在我的眼前高大起来。经过近两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我们神往的娄烦县静游镇峰岭底村。在高君宇故居200米左右的地方，我们下了车，怀着崇敬的心情徒步前往先驱的故居。一个土坡上，一座普通的院落，如果不是大门上方有彭真同志题写的“高君宇故居纪念馆”的牌匾，我们都会把这里当作一户普通的民宅。步入大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站立在石座上的高君宇黑色的雕像，戴着眼镜的革命先驱默默地注视着我们这些参观者，但他的目光仿佛要穿透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灵有了强烈的震撼。
篇3：高君宇故居景区规划设计
高君宇故居位于太原市娄烦县静游镇峰岭底村。高君宇故居红色旅游景区规划范围:东起高君宇故居以东150 m处, 西至汾河库区移民住宅区东侧, 东西长约600 m;南北沿山谷之间展开, 宽约200 m, 规划面积11.8 hm2。规划包括高君宇故居修复完善工程, 党团培训教育基地及峰岭底村新农村建设工程三部分。主要工程规模包括:新建建筑面积8 400 m2, 修复整饬建筑面积近4 500 m2, 水溪河道驳岸治理近800 m及广场、停车场、景观绿化等。
1) 规划设计目标。
以高君宇故居修复完善为核心, 通过对规划用地内的自然、文化、产业资源以及故居、教育基地、新农村建设的有机整合, 形成具有独特地域人文特色的红色旅游景区。
2) 规划设计原则。
a.故居修复的政治意义与人文内涵相结合。b.景区建设与当地自然景观和地域文化特色相结合。c.故居修复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
2项目规划的意义
2.1 高君宇同志的生平及时代意义
高君宇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 北方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 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高君宇同志对理想信念的执著追求和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的伟大精神, 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于弘扬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新时期的党团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2.2 高君宇故居景区建设对于山西红色旅游发展的意义
2005年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门联合公布了30条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和100个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作为太原市红色旅游资源中文物保护单位最高的景点, 高君宇故居纪念馆入选并将与山西省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太原解放纪念馆等经典红色景区一样, 成为太原市重要旅游景点。
2.3 高君宇故居红色旅游景区建设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意义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以高君宇故居景区建设为核心, 带动游客、信息、文化、旅游商品、资金的流动, 有助于当地产业结构调整, 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对于推进太原市乃至山西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示范效应。
3项目规划背景条件
1) 区位条件。
地理区位:高君宇故居位于娄烦县城东北约20 km处的峰岭底村, 距太原市区约100 km。高君宇故居坐落在沟谷中, 依山而建, 坐北朝南, 有溪流从门前穿过。故居东侧为自然山丘, 坡地植被绿化较好, 西侧地势较为平缓开阔, 为村内居民的居住区。交通区位:215省道从峰岭底村前穿过, 从现有交通条件来看, 高君宇故居交通区位较好, 距太原市区约2 h车程。随着太古高速公路的建设, 时间距离将会进一步短缩。
2) 资源条件。
高君宇故居红色旅游景区所在的娄烦县旅游资源丰富, 既有娄烦古国都城遗址、米峪镇战斗遗址等人为古迹, 也有云顶山、花果山等风景秀丽的自然景观, 还与全省最大的水库汾河水库为邻, 剪纸、面塑、刺绣、二人台等民间文化艺术丰富多彩, 构成了区域旅游协作发展的良好条件。
3) 用地条件。
规划区内的用地为居民的宅基地、居民房屋之间的闲散空地和小片林地。新建项目主要使用闲散地和居民拆迁地, 仅党团教育基地涉及部分林地。
4) 设施条件。
本规划的特色在于旅游景区规划和新农村建设规划的合二为一, 峰岭底村中的供电、供水、道路等许多设施可以共用, 旅游配套设施可由村和景区共同承担建设。
4总体布局与景观系统规划设计
4.1 总体布局
规划区分为三个主要功能区:高君宇故居参观游览区, 党团培训教育基地, 新农村建设和旅游商贸区。三者以贯穿规划区东西向的溪流和主要道路景观带有机贯连为统一整体。对贯穿用地东西的溪流实施河道改造和蓄水工程, 形成青山绿水、林木葱茂的旅游区景观意向。用地中部临主要道路一侧设游览区前导入口广场, 广场成为整个区域的景观交通节点。向东伴山间溪流延展而上的游览轴线上, 依次布置主题陈列馆, 故居入口广场, 高君宇故居以及山坡上部娄烦县革命历史展区, 形成层次丰富, 形式多样的景区环境;由前导广场向西拾级而下, 进入新农村建设和旅游商贸区。
4.2 空间设计
整个景区成“一条旅游环线、两大景观轴线、三大功能分区、多游览点”的空间框架。各景区空间形成界面丰富、错落有序、形态自然的景观节点和轴线序列, “以点带轴, 以轴带面, 互为呼应, 有机结合”。
1) 一条旅游环线设计。
景区入口沿主干道→前导广场→高君宇故居入口广场→党团教育基地→商贸一条街→“农家乐”→村民活动中心为主要景观节点的空间序列主环线。
2) 两大景观轴线设计。
从景区入口沿溪流和主干道到高君宇故居东西延伸的参观游览轴线, 党团教育基地经过商贸一条街到村民活动中心的体验、游览休闲轴线。
3) 三大功能分区设计。
高君宇故居参观游览区:高君宇故居是景区的核心和灵魂, 整个区内围绕着高君宇生平事迹展开、布局, 景观设计要大气、突出历史感。布局上前导广场→主题陈列馆→故居入口广场→高君宇故居→娄烦县革命历史展区为主要景观节点的空间序列轴线。党团培训教育基地:是对核心景区功能的延伸, 是整个景区规划的亮点。为了保持高君宇故居所在地的自然和人为的完整性, 党团培训教育基地布局上适当向东错开, 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功能分区。景观设计上要突出时代感。布局上强调院落空间组织, 并与自然地形结合, 以一条逐步抬升的风雨廊道将接待服务、培训、住宿、餐饮设施紧密联系起来。新农村建设和旅游商贸区:商贸一条街、居民活动中心、卫生所、停车场等新建项目。这些设施既服务于游客, 也服务于村民, 景观设计要突出地方乡土特色。此轴线依溪水而设, 富于自然节奏感, 形态规律中见自由, 形成脉动有序的特征。
4.3 建筑单体景观设计
高君宇故居核心建筑群的修复完善工程, 严格遵循文物保护的各项要求, 树立科学严谨的科学态度, 追求历史真实性。主题展示区则以高君宇生平的典型事迹为线索, 以蜡像模拟、实物、图像等形式, 烘托出鲜活独特的氛围。
新建建筑的设计秉承地方建筑文脉和地域风格的原则, 在建筑空间形态的塑造方面, 结合当地民居的建筑样式和空间组织模式, 构成丰富多样的院落空间, 力求体现与环境相互依存的自然、质朴淳厚的建筑艺术特色。在建筑造型设计中, 充分运用地方材料, 在比例、色彩和体量组合上借鉴民居建筑处理手法, 展现地方建筑神韵。
5道路交通及旅游线规划设计
规划区内道路交通设计原则:
1) 道路设计遵从地形走势和沟谷水溪的自然地貌特征, 将各主要景区贯穿为环状游览线路, 既避免了走回头路, 又提高交通效率;
2) 新农村建设和旅游商贸区道路设计尊重现有民宅布局特点, 道路系统自然舒缓、宛如天成, 顺应村落自然小路布局自然展开;
3) 党团培训教育基地的道路设计则依托主要干道设置, 便捷、通畅。
规划区内道路景观设计:主干道宽度为6 m, 确保必要时机动车辆顺利通行, 各功能区内主要道路设计宽度为4 m, 以步行为主, 兼顾消防、服务车辆通行;道路绿化区内修建游览小道, 宽度为1.5 m～2 m, 用石材硬化路面。
机动车停车场集中设置于整个规划入口处的北侧空地。配置停车位39个, 设计大型车位9个, 小型车位30个。如此布局可减少对景区的视觉和噪声干扰, 便于管理, 同时也便于村民利用。适当加宽停车场附近道路, 若遇节庆、大型活动时, 沿道设置临时停车位, 以解决停车场停车位不足的问题, 同时减少停车场过大设置造成的土地浪费。
6绿化规划设计
6.1 绿化规划设计体现的原则
1) 采用点线面相结合, 绿化要覆盖景区内所有空地。2) 树种选择要“适地适树, 因地制宜”, 新栽树种要与固有景观相协调。3) 绿化要安排植物配景的层次、色彩和时序, 使植物景观与建筑、聚落、山体呼应。4) 对现有植被要严加保护。
6.2 绿化布局的思路
1) 高君宇故居参观游览区:
故居及其广场周边, 景观视线要突出故居建筑, 绿化以草、灌、花木为主。
2) 党团教育培训基地:
适宜种植高大的树种, 尽量形成与周边视线割断的幽静环境。
3) 农家院落:
大量种植花木, 选择性地栽培适宜的果树。
4) 溪流与道路两侧:
溪流选择自然的湿生植被;较宽的道路要以乔灌结合;步行小道以灌木、花卉为主。
5) 周边山体:
乔灌结合, 落叶与常绿搭配, 形成自然的层次、色彩和时序变化。
7环境保护和环境卫生规划设计
7.1 高君宇故居保护
高君宇故居为晋西北农村特有的建筑风貌, 对高君宇故居的修复和整治, 不仅具有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政治意义, 也体现了对晋西北民居建筑的保护意义。在故居修复中, 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要求, 对原有建筑遗迹做深入研究, 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原貌, 修缮、复建的过程要有详细的记录。
规划在高君宇故居南侧建设党团培训教育基地, 其建筑风貌要与高君宇故居的建筑相协调, 严格控制建筑的高度, 不要破坏高君宇故居在环境上的完整性。
7.2 高君宇故居及其周边的自然遗产保护
高君宇故居体现了古人对聚落环境的认知和选择, 对其周边自然环境要进行必要的保护。对其所在村的村落环境也要进行必要的保护。规划建议, 高君宇故居所在的峰岭底村要加强遗产挖掘整理和保护力度, 条件成熟时申报历史文化名村。
规划区内严禁开山、采石、开矿、开荒、修坟立碑等破坏景观、植被和地形地貌的活动。项目建设要制定水土保持方案, 采取有效措施, 保护好周围景物、水体、林草植被和地形地貌。规划区内依山而筑的建筑、道路, 要防止山体的滑坡和坍塌, 对其进行地质地貌勘探, 设置护坡、防护栏等必要的保护措施。
规划区内的溪流是景区的景观轴线, 严禁改变水资源、水环境等自然状态的活动。河道的修整要自然, 以免造成对水系生态的破坏。合理利用溪流的水资源, 营造水域景观, 构建亲水环境。河道上修建小桥, 要有观赏性。要加强河道两边的水土保持, 防止自然或人文施工导致河道淤积。
摘要：通过高君宇故居景区规划设计实践的论述, 体现了通过对规划用地内的自然、文化、产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整合, 使故居修复展示、党团教育基地创立与新农村建设三大主题有机融合, 从而形成具有独特地域人文特色的红色旅游景区。
关键词：故居,景区规划,红色旅游
参考文献
篇4：“五四”健将高君宇
他是中国青年团的发起人之一，曾做过孙中山的秘书。
他曾为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爱情的发展充当过“热诚的红娘”，自己的婚姻和爱情却一度有些失意……
在北京城南陶然亭湖畔，有一座带有鲜明的“五四”时代特色的青年男女拥肩而立的雕塑造形，石雕后那个林木葱茏的土丘处赫然并立着两块汉白玉石墓碑——这里便是革命先驱高君宇和他的情人风流才女石评梅并葬的坟冢。
《西行漫记》音译错误谜团的背后
三联书店1979年12月出版的《西行漫记》第133页上记载，毛泽东1936年在回忆党的创建时期的党员骨干时提到：“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同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单行本，又将这句话中的人名改为“高岗”。经查对，1921年建党初期，党内并无“陕西高崇裕”其人，而高岗于1926年入党，不能算是党创建时期的骨干。据党史专家宋诚分析：“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和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分析，这句话中提到的人应为‘山西高君宇’。作者按湖南语音记成英文，译者又音译成中文，这么一来，便误作‘陕西高崇裕’了。”按此的确有些道理，然而实在有些遗憾一一解放后该书多次再版、出单行本，一直没有订正。
1916年，高君宇从山西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学习。
1917年俄国取得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高君宇十分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由于对封建专制的愤懑，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很快成为思想上激进的青年领袖人物。
1918年5月，中国留日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举行集会，并决定组织救国会。当这一爱国行动遭到日本警察的干涉和侮辱后，留日学生遂罢课归国，以示抗议。当留日学生代表李达、黄日葵等抵达北京时，对这一事件颇为关注的高君宇、邓中夏等北大学生立即赶往前门车站迎接。接着，他们和李达、黄日葵等共同商讨了行动计划。会后，高君宇等热血青年立即四处奔波，积极串连，很快组织北京大学、高等师范等校的2000多名学生，于5月21日在新华门前举行了“五四”运动的预演——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次斗争虽然由于学生缺乏政治斗争经验而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使学生们进一步认识到有组织起来的必要。
于是，高君宇和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以及张国焘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组织了学生救国会(最初名叫“爱国会”)。在他们的积极串连下，该会很快成为一个近乎全国性的学生团体。当这一团体遭到北洋政府的干涉后，为了便于开展活动，他们于同年10月正式成立了国民社，并出版了具有反帝爱国色彩的《国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不断予以揭露和抨击。而高君宇则在编辑《国民》上“起过很大作用”。
1919年5月1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犹如晴天霹雳，令举国上下大为震惊。高君宇等国民社各校会员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会后，高君宇奔波不息，联络各校学生，并将李大钊当天发表的《五一节杂感》中明确提出的“直接行动”思想传播开来。
北京大学学生和高师、工专、法政等校学生代表于5月3日晚齐聚北大法科礼堂，开会商讨反帝爱国行动。会上，高君宇痛心疾首，声泪俱下，力主游行示威。大会决定翌日在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并通电巴黎专使决不签字。
5月4日，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了。作为骨干分子的高君宇带头勇敢地冲破北京政府教育部代表和警察的阻拦，奔赴天安门广场，参加游行示威。游行群众沿途高呼“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当游行队伍走到东城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宅院前时，高君宇率一部分爱国学生攀墙冲进曹宅，痛打正在曹家的签订卖国条约的官员章宗祥，并撕毁日本天皇像，火烧赵家楼曹宅，演出了“五四”运动壮丽的一幕。反动军警闻讯赶来逮捕了32名学生和市民，高君宇立即协助李大钊为营救被捕人员而奔走。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高君宇做为北大代表，参加了学联领导工作，为唤醒民众，扩大斗争，积极奔走。
其间，他曾赴津发动抵制日货，并写信向太原学生介绍北京的斗争情况，还把进步书刊寄回山西省立一中。在高君宇的热情指导下，山西省立一中学生联合山西大学、太原第一师范、太原农业专门学校、太原法政专门学校成立山西学生联合会，组织各校爱国学生3000余人，于5月7日在太原海子边举行了集会，并开展示威游行，一致表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辱”，有力地声援了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为了进一步推动山西学生运动，当年6月，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高君宇等回晋进行指导，发动山西学生参加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山西学生爱国斗争的烈火更加迅猛地燃烧起来。
高君宇还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和新潮社等进步学生社团，办刊物、做讲演、组织爱国学生和发动民众斗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在这场斗争中，高君宇因奔波不息，积劳成疾，曾两次吐血，但“宇之志益坚，宇之猛烈益甚”，被誉为“五四运动之健将”。
1920年年3月，高君宇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与邓中夏等18人秘密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与其他会员一起筹办了附属研究会的图书馆，命名为“亢慕尼斋”(共产主义的译音)。这时，他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为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在此期间，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帮助中国先进分子开展建党工作。高君宇和李大钊等人曾和维经斯基座谈。
这年11月，在李大钊领导下，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等在北大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成立大会的有40多人，高君宇被选举为书记。
1921年3月，高君宇等与来华的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格林取得了联系。北京青年团根据格林的要求，于3月16日召开特别会议，选举何孟雄为出席少共国际大会的代表，并通过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3月30日，在团的第四次会议上，高君宇被选为执行委员，负责组织工作。4月24日下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在北大二院举行团的第五次会议，参加的有高君宇和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等16人。
会后，高君宇受陈独秀委托回山西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到太原后，在山西省立一中多次召集贺昌、王振翼、李毓棠、武灵初等众多进步青年座谈。在一次讨论人生观问题的座谈会上，高君宇驳斥了当时阎锡山散布的“做好人有饭吃”的理论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观点。
经过他耐心细致的工作，太原社会主义青年
团于1921年5月1日正式成立。高君宇主持了太原青年团的第一次会议，还为团组织拟定了明确的宗旨：“唤醒劳工，服务社会。”
“热诚红娘”的象牙戒指情
1922年4月，高君宇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代表一起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纲，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
1924年5月，在北京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机关被暴露。5月21日清晨，腊库胡同16号被京师警察厅侦缉队包围。由于高君宇已经起床工作，居室又靠近门房和厨房，从窗口看见军警直奔上房张国焘的房间。他赶紧销毁文件，躲进厨房，化装成伙夫，拿起一个菜篮子，从容地走出大门，当天就坐火车去了山西。而张国焘与他新婚妻子杨子烈被侦缉队抓走。为了保存性命，张国焘向京师警察厅出卖了党的组织，供出李大钊、高君宇等一大批共产党员身份。北京当局下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但高君宇已乘车到了太原。
高君宇到太原后，秘密住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的青年学会里，加紧进行建党活动。从李毓棠关于团组织的汇报中，高君宇了解到：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已发展成为组织领导山西青年运动、工人运动的先锋军了。
于是，高君宇在已是共产党员的李毓棠、傅懋恭(彭真)的协助下，开始对团组织中的骨干分子一一进行考察，侯士敏、潘恩溥、张叔平等被吸收为新党员，举行了共产党太原小组成立会议。在会上，高君宇首先讲了在太原建立党组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接着详尽地阐述了党章、党纲。
到1924年夏，又有一批团员转为党员，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正式成立了中共太原支部。
由于被张国焘出卖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高君宇在太原的很快被阎锡山的密探发现，阎锡山立即下令缉捕。高君宇在群众的掩护下，化装成火车司炉，机警地离开了太原。事后，老奸巨猾的阎锡山又伪善地托人转告高君宇说：“我是故纵不捕。”
高君宇从山西脱险后，经上海转赴广州。
到达广州后，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10月10日，广州商团突然发动武装叛乱，袭击游行队伍，惨杀游行的革命人士。高君宇遵照孙中山的讨伐令，率领工团军与滇、桂、湘、豫、粤部分各军积极参加平叛斗争。他乘指挥车，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前沿阵地，指挥作战，不料一弹飞来，洞穿了指挥车的玻璃，子弹从高君宇的胸侧穿过，险遭不测，仅手受了点轻伤。最终，把商团的叛乱活动全部镇压下去。
当时，周恩来也参加了平息商团叛乱的指挥工作。为此，高君宇与周恩来相识。这一时期，高君宇、周恩来因工作关系两人交往较为密切。为此，高君宇和周恩来互相吐露了心中的爱情隐秘。周恩来当时虽为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恋爱问题上毕竟还有些腼腆，正暗恋着天津达仁女校的教师邓颖超，但一直未能向心爱的姑娘表白心迹。而高君宇则苦恋着心中的恋人石评梅。
石评梅和高君宇同为山西籍学生，他们是在1921年的一次同乡会上认识的。那时，石评梅已是颇有名气的年轻诗人。
同乡会后，石评梅和高君宇有一席交谈，高君宇对爱国事业的热忱，石评梅的清丽典雅及对青年命运的关心，使他们互萌了敬重之心。高君宇常邀石评梅到陶然亭去听关于工人运动和妇女解放的演讲，也有时相约来到陶然亭湖畔散步。
此时的高君宇已经认定，石评梅是一个人品才情都十分可取的女子，她——就是自己爱情的归宿。然而，石评梅她刚刚从一次残酷的爱情中解脱出来，她已决定一生独身的心志。
不久，高君宇给石评梅寄了一封长达20页的双挂号信，再次表达了自己对石评梅忠贞不渝的爱情。
石评梅接信后，内心更加苦恼。她给高君宇写了回信，勉励他努力于自己的事业，对他的一颗心仍没有接受：“我可以做你惟一的知己，做以事业为伴共度此生的同志。让我们保持‘冰雪友谊’吧，去建筑一个富丽辉煌的生命!”
为了表明自己对石评梅的爱情之忠贞，高君宇到广州后特意买了两枚象牙戒指，一枚连同平定商团叛乱时用过的子弹壳寄给北京的石评梅作为生日留念，另一枚戴在自己手上。这一次，石评梅终于打开了自己的心扉，把戒指戴到了自己的手上。然而，她不知道，上天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几个月了……
生未成婚却死而并葬的传奇
这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在高君宇的陪同下，毅然离粤北上，经香港到上海，取道日本，12月4日到达天津。
当时孙中山因肝癌病重滞留天津20多天，此期间高君宇受周恩来委托特意看望了邓颖超，并把周恩来的求爱信转给了她。后来，邓颖超在一篇文章中回顾这段往事时说：“高君宇同志作了我和周恩来同志之间的热诚‘红娘’，而恩来同志又做了我得见君宇同志的介绍人。”
不久，高君宇随孙中山到了北京。一路劳顿，高君宇肺病复发，咯血不止，到北京后即被迫住进德国医院(现北京医院)治疗。石评梅得悉后，经常在探视。每次探视高君宇，她都会带来一束心爱的红梅。有一次，高君宇睡着了，于是石评梅就给他写了张纸条：“当梅香唤醒你的时候，我曾在你的梦中来过。”
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高君宇被推举为代表，带病出席。3月2日，他腹痛难耐，并伴有发烧、恶心、呕吐等症状，但他仍然坚持开会。
到了4日，高君宇实在支持不住了。高君宇的弟弟高全德把高君宇送到协和医院，大夫马上进行了诊断。初步诊断结果是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开刀。于是，高君宇自己在手术单上签了名字。
石评梅听到此讯立即坐车赶往协和医院，她找医生问明病情，医生只是叹息道：“太晚了，太晚了。不过我们正尽力抢救。”的确，到医院治疗太晚了，高君宇因为急性阑尾炎发作，还并发腹腔脓肿和败血症。
3月6日，年仅29岁的高君宇永远地离开了没有完成的事业，也离开了正要携手的爱人。
高君宇对陶然亭情有独钟。陶然亭建于清康熙年间，从清末到民初就是仁人志士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他曾和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人曾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商讨过中国革命前途，同时也和石评梅经常在此漫步。党组织征求石评梅的意见，石评梅依高君宇生前的愿望，将墓地选定在陶然亭葫芦小岛北部锦秋墩的北坡下。
此后，陶然亭畔高君宇墓前，经常会有一位憔悴女子在每周末风雨无阻前来祭吊，用她的泪水浇灌高君宇墓前的花草。
1928年9月30日，年仅27岁的石评梅因病医治无效而离开了这个爱恨交加的世界。临终前，她的手上仍旧戴着那枚白色的象牙戒指。
“生前未能相依共生，愿死后得并葬荒丘”，这是评梅生前的心愿。朋友们便将她葬在了高君宇的旁边，墓碑上刻着“春风青冢”四字，他们生未成婚、死而并葬，演绎了一曲“五四”时期的化蝶故事，曲折而哀婉……
篇5：宝剑与火花:革命者高君宇
高君宇 (1896—1925) , 原名高尚德, 字锡三。山西静乐人。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 中共北方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
高君宇是山西第一个共产党员, 22岁向北洋政府请愿, 23岁组织参与五四运动, 24岁成为共产党员, 25岁当选中央委员, 师从李大钊, 28岁任孙中山秘书, 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 (共青团前身) 的发起人之一, 高君宇被称为那个时代“中国青年革命的健将”。
作为第一批中共党员, 高君宇不仅是优秀的领导者, 还是党内早期理论家, 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叛逆少年
山西省静乐县高家崖村是高君宇的故居, 如今这里属太原市娄烦县管辖。
高家的后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高家崖是峰岭底村的一个自然村, 村里的人大都姓高, 我们都是本家。祖辈迁到这里的时候, 这里基本没有村民, 家族不断发展, 才有了后来的高家崖。”
B高君宇雕像
高家是闻名当地的一大望族。关于这个耕读世家的情况, 高君宇之弟高全德有篇回忆文章说得很详细。他在文中说:“相传在明清鼎革之际, 我的十四世祖为避兵乱, 从陕西米脂逃荒来到峰岭底落户。传到曾祖, 生两个儿子。祖父为大, 叫高九重, 别名羲良;叔祖高九章, 别名良世。祖父幼年入塾读书。后因家贫辍学, 给人家揽工放羊。由于他攻读出众, 先生很看得起来, 主动向曾祖提议, 愿拿自己的束修资助他完成学业。曾祖深为感激, 同意祖父入塾续读。后来 (祖父) 应乡试, 考了个秀才, 在村当了一辈子塾师。”
真正使高家兴旺起来的则是高九重的儿子高佩天, 也就是高君宇的父亲。高佩天的父亲高九重为把他培养成一个光耀门楣的人物, 在他小时就教他“四书”“五经”, 后来又送他到私塾读书。高佩天聪颖好学, 但身体羸弱, 其父高九重怕他劳累成疾, 便给他用钱捐了个“监生”功名。高佩天颇有经济之才和创业志向, 在其父去世不久, 就利用父亲积攒下的一些银两, 在娄烦镇开了个叫“天合成”的货铺, 买卖颇为兴隆。随着积蓄增多, 他便扩展家业, 在本村修房置地、添牛买羊, 继而开设油坊、酒坊、粉坊, 以及药铺, 还经营瓷窑、煤窑, 之后又在静乐县城、岚县东村开设了面铺、货铺。
到高君宇出生时, 高家家大业大, 已到鼎盛时期了。高佩天不仅家业兴旺, 而且通晓医术, 加之生性刚直, 为人慷慨, 因之被人尊为“开明乡绅”。高君宇从小不听话, 用现在的话说叫“叛逆”, 在当时, 村民们就叫他“二愣子”, 意思是天不怕地不怕。他从小羡慕那些英雄好汉豪情冲天, 与村里的小孩儿一起玩, 见到吃不上饭的, 就偷偷从家里偷来食物和小孩子们一起分享。因此颇有人缘, 尽管很多孩子比他大, 但也都很服他, 一起玩的时候, 让他当头儿。有村民回忆说, 高君宇的父亲高佩天本身乐善好施, 家里有钱, 对穷人们也很好, 高君宇从家中偷食物给小孩子们吃, 即使高佩天看见, 也不说什么。而高君宇的母亲从一个农业家庭妇女的角度出发, 却总免不了责备高君宇几句。
高君宇的父亲高佩天早年参加义和团运动, 后加入同盟会, 也正是从父亲那里, 高君宇知道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些人。高君宇的小学是在静乐县城完成的, 这个小学也是当年高佩天的同盟会成员聚会和活动的地方, 耳濡目染, 高君宇自然受到影响, 在接受到比较良好的教育的同时, 革命的思想也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后, 高君宇的父亲剪掉了辫子, 以示对革命的支持, 年仅15岁的高君宇也毅然将自己的长辫剪掉。有村里老人见了不禁好心提醒:“这清廷的规定:‘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 你这等剪发, 要满门抄斩的。”高君宇笑道:“革命党和清廷谁说了算还不一定呢。你们就不怕革命党真的得了天下到时候杀你们的头?”很多村民不敢答话。最终, 高家崖成为整个山西省乃至北方地区剪发辫最早、也是最彻底的地区之一。
说起剪发辫, 还有一个小故事。据说高君宇的大哥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剪掉辫子, 高君宇便骗他说:“你头上有个癞疤, 我帮你看看。”大哥便当真拿着镜子让高君宇给看, 谁料正看着便觉得后颈一凉, 那一段“铜钱鼠尾”已经彻底诀别。
高君宇反对妇女缠足, 当时他的一个妹妹正赶上缠脚的年纪, 每天早晨看着缠脚的妹妹痛苦流泪的表情, 高君宇心情非常沉重, 但是一贯孝顺的高君宇绝对不会和母亲硬着来。高君宇心生一计, 有一天早上, 高君宇早早起床, 把母亲在前院养的几只下蛋的母鸡的脚牢牢绑住。中午母鸡下蛋, 却不能挪窝, 母鸡下蛋有一个特点, 必须有一个相对安静和固定的场所, 如若不然, 断然憋死, 也不肯轻易下蛋。这几只母鸡因为不能奔赴下蛋的地点, 因此不停地叫, 叫声惊动了高君宇的母亲。母亲见状, 前来兴师问罪:“你把我的母鸡全部绑住, 它们怎么下蛋呢?再说了, 一会儿喂食儿, 它们怎么吃食呢?”高君宇笑笑, 温和地说:“母鸡被缠住脚都这么不便, 那我妹妹的脚被缠住, 该是多么痛苦和不方便啊。”母亲若有所思, 最终不再提妹妹缠脚的事。
积极投身革命
1912年高君宇考入山西省第一中学, 进了省城太原。第一中学在省城非常有名, 能够考上这样的学校, 非常不容易。所以高君宇很珍惜这样的机会, 勤奋学习, 在第一学期末得了优胜奖, 被学校列为品学兼优学生, 以“十八学士登瀛州”的美誉在学校墙报上予以表彰。学校对他的评语更是“崇德敦行”。
其时, 高君宇已经开始对社会政治问题产生了相当的兴趣, 他开始关注时政, 订购了《晨报》《申报》《康梁文钞》《章太炎文集》等各种进步书刊, 广泛阅读, 开阔眼界。1915年, 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为实现其复辟称帝的野心, 和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高君宇和同学们从历史老师处得知这一消息后, 悲愤异常, 立即和学校爱国师生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反袁斗争。高君宇一面和同学们捐款翻印了“二十一条”全文, 广为散发, 揭露袁世凯的卖国行为, 一面又组织集会游行, 街头演讲, 并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声援蔡锷等人发起的护国反袁斗争。他曾满怀信心给家中人写信, 称“洪宪过不了百日”。
高君宇中学毕业之后, 其父高佩天打算让他回乡接手家族企业。高君宇却没有按照父亲指给他的路继续走下去, 而是去北京大学读了理科预科班。此时正逢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 古老校园里正涌现新潮流, 高君宇参加蔡元培一手发起的“进德会”, 后又参加“北大新闻学研究会”。
尽管高君宇参加革命的重心在北京, 但是他时刻关注着山西的动向, 利用一切机会, 积极参与山西革命, 在山西发展革命组织, 寻找革命同志。当时的山西比起娘子关外各省来说还很封闭, 阎锡山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 实行经济封锁, 思想封锁更严。高君宇感到要改变山西封闭情况, 输入新思想是当务之急。在五四运动后不久, 即指导王振翼等进步青年办起《平民周刊》, 揭露阎锡山封建统治, 宣传进步思想文化。
1920年暑假, 高君宇借回乡度假之机在母校省立一中召集王振翼、贺昌、李毓棠等人座谈人生社会问题, 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年底, 高君宇、邓中夏等青年团骨干加入北京共产党小组。1921年, 高君宇亲自返回太原, 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 一面指导太原建团活动。在他的联系指导下, 王振翼等人于5月1日借开会纪念“五一”之机讨论了建团事宜, 决定正式成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 以“唤醒劳工, 改造社会”为宗旨, 选举王振翼为太原团组织负责人。
1921年七八月间, 高君宇委托北大学生王昉等人利用暑假回家探亲之机, 帮助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动进步青年以入股的方式集资创办了晋华书社, 经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以及《新青年》和后来的《向导》等大批革命书刊, 成了山西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据点。后来高君宇在北京得知晋华书社因经费困难无法维持时, 便奔走于京津等地为其筹措资金, 使书社得以坚持下去。由于书社的影响日益扩大, 终为阎锡山所不容而被查封, 但它已在山西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在晋华书社经费最紧张的时候, 高君宇甚至把刚从父亲手中拿到的400元银元的学费全部投入进去, 甚至还大举借债。据了解这段掌故的人回忆说, 高君宇拿着学费翻山越岭去北京, 还没出了静乐县, 就看到当地的财主赶着上百头猪上太原去卖。高君宇是个热心肠, 一路上帮着财主忙前忙后, 甚至帮财主把猪全部都卖掉了。这时候财主手中大把的现钱, 让高君宇眼前一亮!高君宇此刻正为晋华书社的难以为继发愁, 这样一笔钱如果投入进去, 加上自己的学费, 宣传力度一定会更大。他于是和这个财主商量, 将这笔钱先借去使用, 由自己写信给父亲, 让这个财主拿着这封信找父亲高佩天代其还掉这笔债务。
因为高君宇的父亲高佩天在静乐也是德高望重, 很多地方士绅、财主都听说过其大名, 加上高家乐善好施, 名声在外, 这财主欣然答应, 然后将卖猪的钱款悉数交给高君宇, 而自己带着高君宇的那封信去高家讨债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 高君宇的父亲一直是高君宇革命事业的支持者。1921年11月11日, 美国召集9个国家召开华盛顿会议, 研究太平洋问题, 旨在瓜分远东各民族。为此, 共产国际计划在苏联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派中共党员参会时, 李大钊将高君宇列在其中。过境后, 高君宇等人的1000多块银洋被偷, 但由于党组织当时处于秘密状态, 高君宇不能向组织发电报, 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家中求助, 高佩天接到儿子的求助之后, 随即寄了1000块银洋。高家虽然家境不错, 但并非大富大贵, 这1000块大洋拿出来, 家中支出受到很大影响。高君宇的侄子高乃存回忆说, 为了那1000块银洋, 家里卖了三个店铺, 还欠了一些外债。1922年1月21日, “远东大会”正式召开, 在高君宇等人努力下, 大会明确提出中国民主革命问题, 号召“要对剥削中国的中国军阀开战”。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国代表受到了病中的列宁的接见。1922年夏初, 高君宇和张国焘等人从苏联回国后, 参加了中共二大。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进入核心领导层。
在高君宇和山西一些进步青年的积极努力和联系指导下,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山西得到了很好的传播, 也成为很多热血青年的信仰。随着斗争的不断发展, 高君宇认为在山西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已然成熟。于是, 在1924年春夏之交, 高君宇受李大钊和北方区委的委托, 来到太原筹建山西党组织。他到太原后, 在省立一中青年学会召集侯士敏、潘恩博等人谈话, 介绍他们入党, 后把当时在并党员编为一个小组, 由李毓棠担任组长, 山西第一个党组织成立了!
短暂的生命凄美的爱情
高君宇为山西的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为山西党团的成立以及建设倾注了相当大的精力, 这与高君宇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执著的精神以及忘我的革命热情是分不开的。高君宇身体羸弱, 16岁那年, 家里为尚在读书的高君宇定了婚事, 已经受新思潮影响的高君宇对这种封建的包办婚姻非常抵触, 他认为这不仅剥夺了他的恋爱自由, 同时也让对方蒙受了一生的不幸。所以他对这门婚事坚决“不承认”, 要求退婚, 但是退婚是不可能的。高君宇因此大病一场, 据史料记载, 高君宇重病1个月, 数次咳血, 从此落下了病根。
在北京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 高君宇的思想更加成熟, 而他的身体却出现了很大的状况, 咳血症复发, 病倒于榻上。病愈后, 高君宇决定换一个名字, 他手持毛笔蘸墨书写“均宇”, 意即“均分宇宙”。最后几经考虑, 换成谐音“君宇”, 从此高君宇这个名字就伴随着他直到去世。
广州商团叛乱时, 高君宇的指挥车曾被叛军子弹击穿, 他裹伤再战, 协助孙中山迅速平定了商团叛乱。1924年10月, 他随孙中山北上, 到北京因肺病住进德国医院治疗, 并抱病出席了1925年1月在上海开幕的中共四大和3月的国民会议。同年3月, 高君宇因猝发急性阑尾炎割治无效不幸逝世, 年仅29岁。
高君宇故居
革命闯将的英年早逝不禁令人扼腕, 而高君宇和石评梅之间的凄美爱情, 亦令人唏嘘。高君宇对陶然亭情有独钟。陶然亭建于清康熙年间, 从清末到民初就是仁人志士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高君宇和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人曾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 商讨中国革命前途, 同时也和石评梅经常在此漫步。
石评梅是高君宇生命中最挚爱的女性, 生于1902年, 山西平定人, 是“五四”时期著名的青年女作家, 著有《涛语》《祷告》《偶然草》等书。他们在同乡会上相识, 共同的进步追求和兴趣使二人相互吸引。石评梅虽然也爱高君宇, 却因初恋失败抱定独身主义的宗旨而固守着“冰雪友谊”的藩篱。高君宇内心十分痛苦, 但仍然以尊重的态度写道:“你的所愿, 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 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 我怎能说是爱你!”
为了表明自己对爱情的忠贞, 高君宇特意从广州买了两枚象牙戒指, 一枚连同平定商团叛乱时用过的子弹壳寄给北京的石评梅作为生日留念, 另一枚戴在自己手上。石评梅戴上了这枚有特殊意义的象牙戒指, “用象牙的洁白和坚实, 来纪念我们自己静寂像枯骨似的生命”。
高君宇患阑尾炎动手术后于第二天突然去世, 对石评梅犹如晴天霹雳, 石评梅后悔当初没有接受高君宇的追求。她在高君宇的墓碑上题写了他生前的诗句:“我是宝剑, 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并作《墓畔哀歌》表达刻骨的思念之情:“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 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红豆, 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 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 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1928年9月, 年仅26岁的才女石评梅因悲伤过度, 在泣血哀吟中走完短短的一生, 人们把她葬于陶然亭内的高君宇墓旁, “生前未能相依共处, 愿死后得并葬荒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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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君宇的籍贯和名字
高君宇的家乡在今山西省太原市娄烦县峰岭底村。该村在1971年以前一直属于静乐县管辖。因此, 高君宇的籍贯应该是山西省静乐县。
高君宇的名字是后来自己取的。据《太原日报》记者、高君宇研究专家王庆华收集的资料显示, 五四运动之前, 高君宇的名字不是“高君宇”, 而叫高尚德。五四运动之后, 高尚德咳血症复发, 病倒于榻上。痊愈后, 他手持毛笔蘸墨书写“均宇”, 意即“均分宇宙”。同学劝他不要因此惹怒北洋政府, 高尚德几经考虑, 换成谐音“君宇”。
“高君宇的家中殷实, 颇有资产”
有观点认为, 高君宇能够在省城、北京求学十数年, 与殷实的家境是分不开的。本刊记者走访高君宇故居, 访问周围村民, 有受访者回忆:高君宇父亲以农业起家, 兼营一些诸如榨油、药房一类的商业活动, 家中算是小康, 但不能算是“颇有家资”。而且高君宇父亲高佩天为人忠厚老实, 与村民们关系融洽, 又乐善好施, 远近的村民来抓药, 高家不仅不收药费、诊费, 甚至还给一些非常贫困的外地人士资助, 让他们能顺利回乡。所以, 这些行业尽管有些利润, 但是绝对不能让一大家子人衣食无忧。事实上, 高家在整个高家崖算是有钱人, 但是要支持高君宇的学费, 还是经常要很费周折的。因此, 高君宇在参加“远东会议”的时候, 因为费用被偷, 高君宇不得不求助父亲, 而父亲多方举债, 甚至卖掉一些店铺买卖, 才勉强凑足1000元银元, 寄给高君宇。按照村民们的说法,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 高君宇的家中并不十分有钱, 顶多算是小康而已。
“高君宇参加远东会议, 接受列宁同志的会见”
1922年1月, 高君宇和其他40余名中国代表一起, 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有些“高传”中说, 高君宇在莫斯科“见到了伟大的列宁……兴奋得夜不能寐”, “列宁和蔼可亲地谈论中国问题, 他那精辟的分析、深刻的阐述深深地吸引着高君宇”。有的文章甚至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列宁接见中国代表时与高君宇热情握手和亲切问答的细节。根据黄修荣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所引资料证实, 列宁因病未能出席那次远东会议。参加大会的中国代表44人 (其中中共党员14人) , 大多数并没有见到列宁。会议期间受到列宁特别接见的只有3人: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中国铁路工人代表邓培。同为远东会议代表之一的于树德在回忆录中也说:“会议期间, 列宁接见了张国焘。”张国焘本人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叙述了列宁接见他们3名中国代表的详细过程, 并且不无得意地炫耀说:“在中国共产党中委中, 我是唯一见过列宁的人。”也可作为我们研究这段史实的参考。由此可见, 高君宇见到列宁的说法只是一种推理和想象, 而不是事实。
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提到高君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