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体制

新体制（精选6篇）

篇1：新体制

“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讨论心得

各位首长、同志们：

雷厉风行干事业，聚精会神谋强军。几天以来，通过聆听支队首长的动员讲话，参加集中学习和各类活动，使我充分认清此次教育整顿的重要，下面我就结合基层工作实际谈三点学习体会：

一、沐迎新风，砥砺奋进，在理论学习上深研

读书和学习是我们每个人用最低的成本，提高知识水平、拓宽胸怀眼界、坚强党性原则、增强人格魅力的最佳途径。作为军队党员干部最紧要的就是加强学习。一是对标对表抓学习。要自觉在思想上看齐追随，主动学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强军思想，做到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切实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导基层开展工作，坚决做到听党话、跟党走。二是聚焦打仗抓学习。改革核心就是提升战斗力，一切向打仗聚焦。我们是军人，军人就要上战场，军人就要懂打仗。作为改革践行者，必须主动来一场“头脑风暴”，广泛学习有关军事斗争、训练、创新的资料，集中精力研军事、钻打仗、谋打赢。三是转变思维抓学习。作为一线带兵人，要求我们在思维格局上、思维层次上、思维角度上都有新的突破，坚决破除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势。通过深入学习，转变思维方式，做到思想上、行动上、落实上自觉与上级指示要求同频共振。

二、破除桎梏，革新理念，在落实工作上创新

习主席指出：“思想不解放，不可能迈开前进的步子。”改革强军中，行动比表态更重要，担当比承诺更有效。全军开训动员之后，我们要做到“三破三立”：一是破守旧观念、立练兵备战鲜明导向。就是打破“危不施训、险不施训、难不施训”的旧观念，向练兵备战要效益、要质量、要安全。要有舍我其谁的豪气，要有敢打必胜的锐气，坚定信念，克服困难。二是破守常思维、立军事训练战略地位。就是打破之前的常规思维，“坚定不移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作为中心工作，抓住不许，抓出成效”。发扬“工匠精神”，在抓训练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力求高标准、砺精兵。三是破守成思想、立誓死卫国战斗精神。就是打破“当和平兵、站和平哨”的靡靡之音，通过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锻炼、磨炼官兵，激发官兵血性虎气。大力发扬一不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确保在“护城河”任务中有效履行职责使命。

篇2：新体制

提纲

目前服务局刚刚完成转隶移交，一切工作都是在新的体制下运行，在部队里面个人如何实现自我价值，必须紧跟体制要求，认清职能任务，赋予使命方向。个人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找准自身定位，加紧转变职能。

在实现“三个转变”中，首先找准自身职能定位，认清在军队建设大棋盘中的方位，解决好“我是谁”的问题；认清肩头的主责主业是什么，解决好心思精力“往哪儿用”的问题；认清与左邻右舍的职责边界，解决好“该干啥、不该干啥”的问题。

对于营房工作者来说，就是要找准“保障”的定位，从“哪里需要哪里搬”的被动运行模式转变过来，以“主动服务、用心服务”开展工作，紧跟总局标准化保障的步伐，积极探索规范化管理路子，以保障对象需求为牵引，以规章制度为准绳，以管理创新为动力，积极开展营房保障工作。

二、盯住突出问题，彻底转变作风。

治“虚”求“实”。适应新体制来不得半点虚假。要把工作指导思想搞端正，把说的与做的、对上与对下、当前与长远一致起来，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弄虚作假等现象，增强工作贯彻力执行力。

去“粗”取“精”。改变旧体制下那些作决策凭经验、靠感觉，抓工作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等不良做法，强化层次领导、分类指导，坚持定向施策、精准发力，多搞“喷灌”“滴灌”、防止“大水漫灌”，做到精准谋划、精准规划、精准部署、精准落实、精准检验。

增强权力相互制约监督的意识，筹划部署和检验评估工作要有接 受监督检查的准备，走出自我设计、自我循环、自我喝彩的误区，强化行政自律，减少权力随意，既不超越权限，也不推诿责任，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应为则为、当止则止。

三、跳出固有套路，着力转变工作方式。

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也是工作方式创新再造的过程。打破旧体制下的思维定势、固有模式、路径依赖，实现各项工作的反应灵敏、高效运转。

依法办事是根本。变革的本质是变法，改革最终要靠法治定型致远。要发挥法治的引导、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按照立法与改革相衔接的推进策略，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信仰，及时做好法规制度立改废释工作，缩短新法旧法之间的“过渡期”，确保各项建设和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完善机制是保障。机制围绕体制转，机制建设跟不上或错位了，必然影响体制改革成效，甚至可能打乱仗。要紧密结合自身职能任务和工作实际，抓紧建立健全工作决策论证、部署实施、督导调控、检查评估、组织协调等方面的运行机制，确保新体制有序高效运转。

篇3：新体制

关键词：科技体制,概念,组织方式,制度安排,综合国力

我国近现代科技体制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基础上建立和逐步完善的。民国时期, 我国开始尝试建立新型的科技体制, 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 建制并不成功。除了地质学等极少数学科, 民国科技体制对于科技活动的作用十分有限。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前苏联的影响和帮助下, 我国的科技体制才真正建立起来。这一时期的科技体制有效地集中了当时稀缺的科技资源, 为新中国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1985年以后, 我国对科技体制进行改革, 使其在运行机制等方面适应国内新形势的需要。这一时期科技体制对科技进步的作用十分明显。面对日益激烈国际竞争, 1999年以后, 我国政府进一步改革科技体制, 并着手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科技体制日益成为我国提高综合国力, 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制度体系。

我国学术界对科技体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但是大多数研究者有一个共性的问题, 就是在科技体制的基本概念上是模糊的, 甚至产生歧义, 这也影响了研究者对科技体制作用的深入理解。“科技体制”至今尚无统一的定义, 本文拟对这一概念进行解析和界定, 并提出科技体制研究的新视角。

1 学术界对于科技体制概念的分歧与笔者的界定

在英文中, 并没有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titution (科技体制) 一词。也就是说, 这个词还没有确切的涵义。实际上, 国外学术界很少对“科技体制”进行专门研究, 而只是在Public Policy (公共政策) 和Public Management (公共管理) 等的学科领域中涉及到;真正对科技体制进行广泛而深入研究的是中国学者, 这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命题。

在我国, 也没有“科技体制”统一的定义。学术界的理解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于实践层面, 一类侧重于理论层面。侧重于实践层面的理解主要是对政府文件的阐释, 分歧不多, 但笔者尚未发现比较完整、全面的概括。侧重于理论层面的, 由于研究者角度不同, 分歧很大, 兹举例分析如下:

有辞书手册认为科技体制是“指国家对科学技术的管理制度和方法”[1]。这种定义过于简略, 而且缺少对其它构成要素的概括, 显然不合适。

有学者认为, 科技体制是“科技事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一种综合性社会结构和管理制度, 它对科技进步及科技成果能否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具有强大的影响作用。“[2]这种定义看到了科技体制的本质是一种制度系统。从本质上讲, 体制是制度的具体实现形态, 包含在制度的范畴内。因此, 科技体制的本质就是科技活动的制度化, 即科学技术的社会建制。但是如果把运行机制简单理解为“科技成果转化”, 是不妥当的。

有学者认为, 科技体制是“指科技系统的存在与运行形式。换句话说, 科技体制是科技系统的形式方面, 是科技系统的存在结构与运行形态。而科技系统是科技体制的物质承载者, 构成科技体制的内容。”[3]这种说法只是说明了科技体制与科技系统的关系, 并不能明确地揭示科技体制的内涵。

有学者认为, 科技体制是“各个科技组织发展的复合体, 这些组织是同分配资源以满足个人、集体和国家的需要相关的。它主要包括科技体系结构 (组织系统) 和运行机制 (规则系统) 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互为条件、相互依存。”[4]按照这样的定义, 科技体制可以分为多种层次, 在具体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界定。

有学者认为, 科技体制“是科技活动的组织方式, 是科技系统各构成要素的组织结构及规定其间相互关系的制度, 其中包含有科技活动中各层次、各部门权限的划分、组织形式、机构设置、工作程序和运行机制等等。”[5]这个定义是比较全面和抽象的, 但是对于制度安排概括不够。

有学者认为, 科技体制“是指科学技术研究与管理的机构设置、职责范围、权属关系和管理方式的结构体系。”[6]这个定义使用的是狭义概念, 实际上指的是“科技管理体制”。

以上这些定义, 从各个方面揭示了科技体制的内涵, 对科技体制进行了初步的总结, 指出它是一种制度系统, 包含组织方式、组织体系、管理形式和运行机制等要素, 对于深刻理解科技体制具有启发性, 和我国政府的实践也大致吻合。不过, 在有些方面还值得商榷, 如从抽象性角度来说, 职责、职能和管理方式等都可以涵盖在制度安排之内。另外, 这些定义都没有完全涵盖科技体制的组成要素, 忽视了其时间性、系统性、动态性等特点, 有明显的不足。

现代科技体制的形成, 是从美国开始的。二战结束后, 万·布什调任美国国家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主任, 他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一份研究报告, 标题是《科学———无尽的战线》。这份报告的中心思想就是, 科学研究是国家强盛、人类进步所必需的, 因此政府有责任来支持、资助人类在这个领域的活动。它建议由联邦政府出资成立一个完全由科学家控制的“国家研究基金会”, 下设国防、自然科学、医学等部门, 分别掌管各自的研究。《科学———无尽的战线》可以说是美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是美国现代科研政策的基石, 被誉为“开创新纪元的文件”。1950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 为美国现代科技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此, 以1950年为界, 美国的科技体制前后是不同的。在我国, 如果以1840年、1949年为界, 可以划分出三种科技体制模式, 其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同一种模式, 我国科技体制在1985年前后也大不一样。不同国家, 或者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对科技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对科技活动的组织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由此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就千差万别。因此, 历史时期, 组织方式和制度安排是构成科技体制的重要因素。

科技体制包含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是一种共识。组织体系是科技体制的表现形式, 是行使科技活动组织和管理权力的物质载体, 如果没有组织体系, 科技体制也就不存在了。运行机制是科技体制的灵魂, 是科技系统各构成要素连续不断的运行方式, 科技体制赖此发挥作用, 如果没有运行机制, 科技体制就成了一个空架子。

此外, 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形式, 科技体制必然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 其中相关性最大的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等。

综上所述, 结合我国政府的实践, 笔者认为:科技体制是一个国家一段时期内科技活动的组织方式、制度安排、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等的总称, 是表现科技系统各构成要素相互关系的动态模式。科技体制是一种综合性的制度系统, 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并受到后者的制约。研究不同国家的科技体制, 应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 在内容上有所侧重。

2 科技体制研究的新视角

科技体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应当不断拓展新领域, 以使研究更加深入。实际上, 只要我们细致分析了科技体制的概念, 就可以找到新的研究角度。

2.1 研究科技体制的要素, 扩大研究视野。

对于科技体制的构成要素, 研究者一般理解为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 这种认识是有合理性一面的。组织体系是科技体制的表现形式, 是行使科技活动组织和管理权力的物质载体, 而运行机制则是一种连续不断的运行方式, 通过它发挥组织结构的功能。我们始终关注的是科技体制对科技进步的作用, 也就是科技体制的功能, 因此, 与功能最相关的这两个要素就必然最受重视。但是, 如果我们仅仅停留于此, 是不能全面理解和认识科技体制的, 应当摒弃这种功能主义的方法, 全面地研究科技体制的各种要素, 以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

一个国家对科技的认识不同, 国情特点不同, 其采用的组织方式也就有所差别。科技活动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 但是同样需要投入和消耗社会资源, 同样有产出和效益, 同样需要考虑资源的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问题。建国初期, 我国政府采用的是“全面规划, 重点发展”的组织方式。实践证明:这种方式集中了有限的资源, 促进了科技的进步。但是, 科技活动本身是复杂的, 并不完全遵从计划, 如果削足适履, 只会适得其反。另外, 科技的产出及应用, 也很难用计划来安排。这种粗放型的组织方式, 有待于修正和完善。对于组织方式的研究, 将有利于提高科技活动的效率, 提高效益, 使科技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

制度把人们对科技的认识、组织方式、管理方式等具体化了。按照构成要素, 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创制的, 具有强制力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它通常由公共权威机构制定, 也可以由有关各方协商制定, 主要包括国家法律、政府政策条例、国家机构的职能职责、公司规章、经济合同等。非正式制度是在人们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 包括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伦理规范、风俗习惯等。“在科学活动中非正式制度对生产知识这种思维活动的约束作用有效性和能力并不低于正式制度, 而且在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下正式制度发生着变迁并最终决定着正式制度的演变。”[7]科技的落后, 其背后的实质与根源就是制度的落后。古代中国成为世界文明中心之一, 拥有四大发明;而近代中国却没有出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 从而引出闻名于世的“李约瑟之谜”。学者林毅夫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科举制度的激励结构将人的创造力引离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 抑制了人们从事技术创新的活力, 从而阻碍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成长。[8]一定意义上说, 在中国, 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 “有效的制度是最为稀缺的要素”[9]。制度安排, 则是根据社会需要为人们的科学活动设计、制定和供给一定的规则体系, 包括对这些规则的运作程序或操作方法的设定。制度安排对创新的影响非常深远和广泛,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制度高于技术》一书中指出的, 推动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对于科技体制, 制度安排的研究是一个崭新的视角。

此外, 在社会主义国家, 共产党具有行政化的特征, 这种党政关系对科技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 中国共产党行使权力的体制也是科技体制的组成部分, 这是我国科技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 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2.2 研究科技体制的内容, 提高研究层次。

当我们开始对一个新的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 首先碰到的就是概念。概念是科学研究的起点, 也“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10]。科学地认识和界定一事物的概念, 是科学地认识该事物的前提, 因为“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 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 不是它的外部联系, 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 事物的全体, 事物的内部联系了。”[11]概念实际上指明了该事物的特定范畴, 明确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因此, 当我们界定了科技体制的概念, 也就明确了科技体制的内容。

科技体制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 具体来说:在科技投入方面, 科技体制涉及到人力、财力资源的分配, 科学基础设施的建设, 研究与发展 (R&D) 力量在政府、企业、大学的分布等。在科技产出方面, 科技体制涉及到科学发明、发现的激励, 科技成果的转化, 高科技成果的应用等。在科技影响力方面, 科技体制涉及到科技贡献力的显现, 高科技的储备, 科学普及的广度和力度等等。此外, 科技体制还影响科技人员才智的发挥, 影响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影响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的速度等等。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 对于科技发展来说, 科技体制的影响是综合性和全局性的, 它在总体上影响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

科学技术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 当代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 其实质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指出, 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决定因素。我们必须以科技根本内容, 并且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紧密耦合, 进行以综合国力为目标的全方位竞争, 才能赢得在现今和未来国际社会真正有利的生存与发展条件。美国总统克林顿刚刚上台, 就于1993年2月22日与副总统戈尔以《技术为美国经济增长服务:加强经济实力的新方针》为题发表了政策报告;德国联邦政府过了《关于保障德国未来经济环境的报告》;英国政府也于1993年5月26日发表了题为《认识我们的潜力———科学、工程和技术战略的白皮书》。世界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各种政策和措施来激励和推动科技进步, 以提高科技实力, 增强综合国力。这些政策和措施主要依赖于科技体制的贯彻和执行, 换句话说, 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主要依赖于科技体制作用的发挥。我国科技强国战略的实施, 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 其基本的保障是科技体制改革能否顺利实现。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科技体制等制度系统的作用显著增强, 科技体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 从综合国力的高度来对待科技体制, 把科技体制作为综合国力的一个指标, 这是一个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朱元珍, 范茂发.经济体制改革手册 (续一) [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89.

[2]李德敏, 胡多英.论邓小平的科技体制改革思想[J].广西社会科学, 1994 (5) .

[3]石峰.科技系统及其基本规律—对科技体制改革理论基础性的探讨[J].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 (9) .

[4]方新.科技体制研究中的一个分析框架[J].科学学研究, 1994 (4) .

[5]徐思祖.农业科技体制有关名词释义 (1) [J].农业科技管理, 1998 (4) .

[6]邓心安, 王世杰.现代科技管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2:90.

[7]柯遵科, 席恒.科学范式与科学家的精神气质—作为一种科技制度安排的可持续发展分析[J].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2 (3) .

[8]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 1994.

[9]车维汉.日本信息技术落后于美国的制度分析及启示[J].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2 (3) .

[10]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三联书店, 1985:3.

篇4：新事业体制成效

从整体布局来看，2016年是广汽本田发展的第18个年头，同时也是其产销突破500万辆的关键年。从细分布局来看，2016年不仅仅是Acura品牌诞生30周年，同时也是其进军中国市场10周年的历史节点。

为推进Acura品牌在华重振旗鼓，今年4月，广汽本田将生产和销售功能分离，设立全资子公司广汽本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并在北京设立分公司，成立第二事业本部，全面负责运营Acura品牌国产车型和进口车型的市场销售、售后服务及零配件等业务。且随着新事业体制的建立，广汽Acura在营销、渠道、售后、服务等方面均得到快速发展。

然而，在广汽Acura现有产品阵营中，就不得不提及一款战略意义十分重大的车型——首款国产豪華SUV CDX。7月4日，在广汽本田增城工厂正式下线；7月29日，在亚洲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举行全球上市发布会。

上市3个月来，广汽Acura CDX销量一路攀升，10月终端销售达到1058辆，环比增长28%，现已成为广汽Acura目前主力畅销车型。数据显示：在CDX带动下，广汽Acura 10月终端销量达1378辆，同比增长143%，再创历史新高。

就在广州车展开幕前一个月（10月22日），广汽Acura正式对外发布了消费者期待已久的CDX AWD四驱版车型，该车搭载智能控制的四轮驱动系统，极大提升了行驶性能，也因此达到了油耗和性能的最佳平衡，而且配置更为丰富。

说起今年广州车展，值得注意的是，广汽Acura并未与广汽集团一起同展台亮相，而是在豪华车云集的4.1馆以独立展台形式参展，同馆的还有林肯、英菲尼迪、捷豹路虎、宝马等豪华车品牌，足见广汽Acura产品定位与战略定义。

从参展阵容上看，广汽Acura对华南区域的重视程度不言而喻，旗下全新一代NSX、大型豪华SUV MDX、都市SUV RDX、高性能轿车TLX、首款国产豪华SUV CDX等重磅车型悉数亮相。

其中，作为Acura顶级驾驶性能象征的传奇超跑继任者——全新一代NSX备受瞩目，该车将Acura品牌DNA体现得淋漓尽致，凭借领先的驾驶理念、前瞻性的技术应用、精尖的制造工艺，堪称Acura品牌的最佳代言，必将成为2016年岁末中国车市上最值得期待的车型之一。另据透露，全新一代NSX将于今年12月29日在上海上市，随着NSX的加盟，Acura品牌在中国市场上的产品阵容可谓更加完善。

智谋布局

自新事业体制建立以来，广汽Acura在市场营销方面大踏步向前，尤其注重并深化体验式营销。CDX上市之初，即利用全民关注奥运的契机，借助央视平台进行栏目合作，实现了CDX关注度的迅速提升。与此同时，结合年轻消费者钟爱网络的特性，进行精准内容营销投放，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实现了CDX产品力与年轻消费者的有效沟通。

此外，加快渠道建设同样是广汽Acura 2016年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据广汽本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第二事业本部副本部长王顺胜介绍，自广汽Acura开放经销商申请以来，广汽本田合作伙伴及相关企业建店意向非常积极，申请达116家。

截至目前，广汽Acura新签署建店意向书的21家特约店已陆续开业，且在原有40多家特约店的基础上，今年年底将完成既定渠道扩建目标至60家。此举可谓极大扩展和完善了广汽Acura经销商网络布局，为更大范围内的消费者提供便利购车条件，同时还进一步提升和改善了售后服务的便捷性，为终端市场销量不断加码。

众所周知，豪华车售后服务是赢得市场的关键，广汽Acura深有体会。其首款国产豪华SUV CDX一经上市便推出了超越竞品的4年/10万公里免费基础保养和4年/10万公里免费保修服务，以及4年不限里程的免费专业道路救援服务，以此形成自身强大核心优势。除持续夯实售后服务人员的水准以保障售后服务品质外，广汽Acura特约店还非常注重人文关怀，以全方位的服务让每一位顾客都能享受到最高品质的豪华服务。

四点突破

每年一度的广州车展既是全年车市的总结，也是明年车市的风向标。为此，广汽Acura在本届广州车展期间对外公布了自己的2017年发展规划，重点部署主要有四方面：

其一，产品线将继续丰富。2017年广汽Acura将有两款全新产品上市，明年年中大型豪华SUV 2017款MDX将在国内上市，同年年底高性能豪华轿车TLX还将国产上市。除此之外，广汽Acura每年还会有不同的国产车型和进口车型投放中国市场，以推进整个Acura品牌在中国市场进入快车道。

其二，在新能源方面实现突破，十分重视节能环保的广汽Acura将遵循广汽集团的发展战略，引入进口混动车型，并且规划在2018年导入混合动力版车型，且进行量产销售。

其三，在市场推广方面，广汽Acura还将继续发力网络营销和数字营销，结合消费者钟爱营销方式进行探索和规划。由此，通过创新的形式与消费者建立深层次的情感共鸣，提升Acura品牌号召力，以实现更多消费者体验和感受品牌价值。

其四，在渠道建设方面，广汽Acura 2017年特约店将做到全国80家以上，且根据广汽本田制定目标显示，2017年广汽Acura进口车和国产车销量目标共达3万辆。

相信在新的一年里，广汽Acura凭借全新车型的导入、持续渠道的开拓、不断创新的营销形式，必将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多惊喜。

篇5：新体制

目前服务局刚刚完成转隶移交，一切工作都是在新的体制下运行，在部队里面个人如何实现自我价值，必须紧跟体制要求，认清职能任务，赋予使命方向。个人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找准自身定位，加紧转变职能。

在实现“三个转变”中，首先找准自身职能定位，认清在军队建设大棋盘中的方位，解决好“我是谁”的问题；认清肩头的主责主业是什么，解决好心思精力“往哪儿用”的问题；认清与左邻右舍的职责边界，解决好“该干啥、不该干啥”的问题。

对于营房工作者来说，就是要找准“保障”的定位，从“哪里需要哪里搬”的被动运行模式转变过来，以“主动服务、用心服务”开展工作，紧跟总局标准化保障的步伐，积极探索规范化管理路子，以保障对象需求为牵引，以规章制度为准绳，以管理创新为动力，积极开展营房保障工作。

二、盯住突出问题，彻底转变作风。

治“虚”求“实”。适应新体制来不得半点虚假。要把工作指导思想搞端正，把说的与做的、对上与对下、当前与长远一致起来，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弄虚作假等现象，增强工作贯彻力执行力。

去“粗”取“精”。改变旧体制下那些作决策凭经验、靠感觉，抓工作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等不良做法，强化层次领导、分类指导，坚持定向施策、精准发力，多搞“喷灌”“滴灌”、防止“大水漫灌”，做到精准谋划、精准规划、精准部署、精准落实、精准检验。

增强权力相互制约监督的意识，筹划部署和检验评估工作要有接受监督检查的准备，走出自我设计、自我循环、自我喝彩的误区，强化行政自律，减少权力随意，既不超越权限，也不推诿责任，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应为则为、当止则止。

三、跳出固有套路，着力转变工作方式。

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也是工作方式创新再造的过程。打破旧体制下的思维定势、固有模式、路径依赖，实现各项工作的反应灵敏、高效运转。

依法办事是根本。变革的本质是变法，改革最终要靠法治定型致远。要发挥法治的引导、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按照立法与改革相衔接的推进策略，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信仰，及时做好法规制度立改废释工作，缩短新法旧法之间的“过渡期”，确保各项建设和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完善机制是保障。机制围绕体制转，机制建设跟不上或错位了，必然影响体制改革成效，甚至可能打乱仗。要紧密结合自身职能任务和工作实际，抓紧建立健全工作决策论证、部署实施、督导调控、检查评估、组织协调等方面的运行机制，确保新体制有序高效运转。

转变职能、转变作风、转变工作方式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上下合力、同向而行，每名官兵都要以“主人翁”“先行者”“突击手”的姿态投身其中，以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实现转变。

“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研讨发言材料2

军队是纪律最为严明的组织，百分百的执行与贯彻是军人的天职，也是打胜仗的最基本保障。曾记得，在庄严的阅兵式中，我们坚定的喊出了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口号，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要刻在心中。

今日的中国，正昂首阔步，向着由大向强迈进。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伟大复兴中国梦闪耀了历史的苍穹。我们手握钢枪，肩负保家卫国的重任，每一滴奋斗的汗水都是强军梦对我们的洗礼，每一次训练的磨砺都是强军梦指引的征程。“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提升了我们的境界，强化了我们的担当，更点燃了我们的激情。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在整体性革命性的转型重塑中，朝着努力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砥砺前行。

一、扎实学习，解放思想，提升行动力。

现在很多同志存在和平年代没有战争的麻痹思想，但是考虑我们的国土安全，想到我们祖国的明天，我们必须将打胜仗放在心中。习主席指出：现在，我们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这是我国由大向强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挑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绕不过的门槛。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防，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和平发展就没有保障。现在，虽然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和选择增多了，我们可以灵活运用、纵横捭阖，但千万不能忘记，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的手段。这段话精辟入里，面对新体制，我们能不能尽快的去适应，从小处说，体现的是个人的素质，往大里讲，联系到祖国的前……

这是一次挥别昨天的转身，更是一次超越自我的转型。

今年初，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拉开大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变动最大的一次。面对这场推动力度之大、触及利益之深、影响范围之广的改革，如何适应新体制、履行新职能、担当新使命，是摆在各级领导机关面前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课题。

“身子”变了，思想要变，“脑子”要换。3月底，军委国防动员部党委机关集中开展了“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大讨论。讨论中，他们坚持思想碰撞、思想交锋，自觉刮起一场解放思想的“头脑风暴”，着力从一切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式、固有模式、路径依赖中解放出来，进一步深化了思想认识、更新了思维理念，切实以观念转变适应体制转轨，以理念之新迎接体制之新。

把“靶心”找准、把“痛点”挑明、把“病灶”踩实—瞄着问题去，奔着问题来大讨论期间，两份问题清单颇引人关注：一份是从各省军区、警备区征求而来的100余条意见建议；一份是军委国防动员部机关深入开展“五查五看”查找出的80多个突出问题。

坚持问题导向，抓好查摆问题环节，是军委国防动员部开展“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大讨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早在教育动员时，部领导就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把与新体制不相符的思维观念列出来，把与新职能不相符的工作列出来，把与新使命要求不相符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工作指导方式列出来。

教育期间，部党委专门向国家有关部门、省军区征求意见建议，专门安排1天时间组织各厅局处围绕“五查五看”查摆问题。

在形形色色的问题中挑明“痛点”，在方方面面的矛盾中找准“靶心”，在各种各样的梗阻中探寻“病灶”。有的说，对在新体制下该树立怎样的理念、确立什么样的标准认识不清，存在对不上表、合不上拍的现象，工作比想象的忙、事情比计划的多；有的讲，职责把握与新体制新要求不相适应，对新体制下国防动员工作、潜力资源工作能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还把握不准。政治工作局围绕转变观念的速度、进入角色的程度、改进指导的力度等查出了52个具体问题；民兵预备役局在职责使命、素质能力等方面列出15个具体问题……

瞄着问题去，奔着问题来。从部长、政委到局长、处长和参谋人员，原原本本地学习了习主席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重要论述摘编，坚持从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寻找分析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钥匙。在持续深入的学习中，大家逐渐统一了思想，凝聚了意志，达成了共识。

——进一步坚定改革必成、强军可期的信念。大家认为，重塑领导指挥体制使我军获得了历史性发展机遇，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改革才有前途、军队才有未来。要着力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持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进一步增强了执行新体制的坚定性自觉性。大家感到，新的领导指挥体制，实现了兵权归一、聚力打仗、联合制胜、精简高效、依法治权，有利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利于军委机关履行战略谋划和宏观管理职能，有利于加强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要坚定不移贯彻执行。

——进一步厘清了职能使命，明确了国防动员的主责主业。大家认为，军委国防动员部是军委的职能部门、办事机关，主要职责是战略谋划、宏观管理，及时反映情况，主动抓好落实，自觉为军委服务、为战区服务、为军种服务、为官兵服务。同时，要积极推动国防动员各领域各要素有机融合，把国防动员潜力转化为战争实力，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集中统管，激发国防动员体系的最大效益效能。正反双方围绕“面对军队深化改革的新形势，政治工作的内涵外延有没有新的变化”等4个辩论题目，各抒己见，政治工作局领导现场点评。在激烈的思想交锋中，正反双方逐渐认识到，军队深化改革，政治工作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制度和基本任务没有变，优良传统和作风没有变。同时，我军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担负的新的历史使命，要求政治工作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拓展新领域、丰富新内涵，努力实现新发展新进步。通过讨论辨析廓清思想迷雾、深化思想认识，是军委国防动员部大讨论的一个重要环节。

军委国防动员部由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员组成，组建运行几个月来，有的同志虽然形式上告别了老单位、老体制、老臂章，但思想观念还停留在过去老套路、老办法、老规矩上，无论是行文办事，还是指导部队工作，仍然存在着思维定式、固有模式、路径依赖的问题。

“身子”变了，“脑子”必须换。部主要领导态度鲜明：“如果思想观念跟不上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就容易被奔腾向前的改革潮流所淘汰；如果思想观念还停留在旧体制的视域下，按老套路想问题、办事情，就只能是喊着新号子，走着老路子。”

于是，全部上下围绕查摆出来的问题，特别是旧体制下一些惯性思维、惯常做法，组成正反多个小组进行讨论辨析，把教育的过程变成自我认识、自我教育、自我革命的过程。

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通过广泛深入的讨论辨析，从局、处领导到普通机关人员，逐渐找准自身定位，认清“我是谁”，明白了“劲往哪使”，认清“该干啥、不该干啥”，确立起实战、创新、体系、精准、集约的新理念。比如，人防局通过讨论辨析，牢固确立“6个加快推进转变”，以新理念引领人民防空新发展：在使命任务上，加快推动由专注战时防空向以战时防空为主、兼顾平时服务、应急支援转变；在防护重点上，加快推动由以城市防护为重点向城市防护和重要经济目标防护并重转变；在发展理念上，加快推动由投资驱动、自成体系的“小人防”向创新驱动、开放发展的“大人防”转变，等等。

“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研讨发言材料3

各位首长、同志们：

雷厉风行干事业，聚精会神谋强军。几天以来，通过聆听支队首长的动员讲话，参加集中学习和各类活动，使我充分认清此次教育整顿的重要，下面我就结合基层工作实际谈三点学习体会：

一、沐迎新风，砥砺奋进，在理论学习上深研

读书和学习是我们每个人用最低的成本，提高知识水平、拓宽胸怀眼界、坚强党性原则、增强人格魅力的最佳途径。作为军队党员干部最紧要的就是加强学习。一是对标对表抓学习。要自觉在思想上看齐追随，主动学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强军思想，做到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切实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导基层开展工作，坚决做到听党话、跟党走。二是聚焦打仗抓学习。改革核心就是提升战斗力，一切向打仗聚焦。我们是军人，军人就要上战场，军人就要懂打仗。作为改革践行者，必须主动来一场“头脑风暴”，广泛学习有关军事斗争、训练、创新的资料，集中精力研军事、钻打仗、谋打赢。三是转变思维抓学习。作为一线带兵人，要求我们在思维格局上、思维层次上、思维角度上都有新的突破，坚决破除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势。通过深入学习，转变思维方式，做到思想上、行动上、落实上自觉与上级指示要求同频共振。

二、破除桎梏，革新理念，在落实工作上创新

篇6：新日美安保体制评析

孙承

【原文出处】《国际问题研究》(京)2001年01期第47～51页 【作者简介】孙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5 【内容提要】 新日美安保体制是美国冷战后全球战略调整的一部分，在性质和作用上与北约有共同点，但东亚与欧洲不同，新日美安保体制与北约也有差异。美国要在东亚利用日美安保体制建立美国威慑下的稳定，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秩序。日本的作用也将扩大，但仍将被限制在美国可以利用和控制的范围内。新日美安保体制加强了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是影响21世纪初东亚安全的重要因素，为地区安全形势的走和增添了新变九，但日美以武力干预地区事务事务也将面临一系列困难。

【关 键 词】日本/美国/安保体制

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和美国为适应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对日美安保体制进行了修订，日美防卫合作的性质发生变化，合作的范围和日本的作用也有所扩大，新日美安保体制成为影响东亚安全形势的重要因素。

一、日美防卫合作性质转变

新日美安保体制较前有两大变化。首先是防卫性质改变，从日美合作保卫日本转向日美合作干预地区安全事务。

1960年的日美安保条约认为，“对在日本管理下的领土上的任何一方所发动的武装进攻都会危及其本国的和平与安全”，日美将“采取行动以应付共同的危险”。即日美把对日本本土和驻日美军的攻击视为共同威胁。条约还规定，当“远东”有事时，双方可以“应任何一方的请求进行协商”（注：日防卫厅编：《防卫白皮书》，1984年版，第244—246页。）。日本以政府统一见解的方式说明“远东”的范围大体是菲律宾以北和日本及其周边海域，包括韩国、台湾（注：日《外交论坛》，1996的紧争增刊《日本的安全保障》第143—144页。）。也就是说，1960年的日美安保条约也涉及地区安保的内容，但在防卫合作中日本主要与美军共同保卫日本和向美军提供基地和设施。80年代初美苏争霸斗争愈演愈烈，美国要求日本分担更多的防卫责任。据最近解密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披露，美国要求日本拥有防卫本国领土和周边海域以及1000海里海上通道的能力。中曾根首相1983年访美时发表讲话说，日本在“发生战事时要封锁四个海峡”，“要让日本列岛成为不沉的航空母舰”（注：日《产经新闻》，2000年2月28日。），但并没有以立法的形式提升日美防卫合作的水平。1996年日美安保条约重新定义后，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其相关法案的制订使日本加强日美安保合作和分担地区安全责任有了国内法律依据。特别是新指针提出“周边事态”的概念，规定日美防卫合作的目的是要“对付武装攻击日本及其周边事态”。对周边事态的解释，指针认为这“不是指地理上的概念，而是着眼于事态性质的概念”（注：日《朝日新闻》，1997年9月24日。）。这个解释极其模糊，引起日本内外舆论的广泛批评。小渊首相1999年1月26 日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上不得不再次说明，基于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对美军提供的后方援助“决不能超出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框架”。但是，周边事态概念的引入使日美防卫合作的性质改变为干预地区安全事务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

其次，日本扩大在防卫合作中的作用，配合美军干预地区安全事务。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规定，日本只向驻日美军提供基地和设施。1978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规定了对日本以外的远东地区发生对日本安全有重要影响事态时的日美合作，但对美军提供的方便受到日美安保条约及相关法律和其他日美间有关法律以及日本法律的限制（注：参阅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外交论坛》，1996年紧急增刊《日本的安全保障》，第173页。）。此次日美安保体制调整，在驻在国提供后方支援名义下，日本除了在日本领域内向美军提供后方支援外，“也可以设想能够在与战斗区毗邻的日本周围的公海和空中进行”（注：日《朝日新闻》，1997年9月24日。）。根据新指针制订和修改的有关法案，使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战后视为禁区的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将协助美国共同扮演远东地区警察的角色。

值得重视的是，日本扩大在防卫合作中的作用已使日本防卫政策脱离“专守防卫”的轨道，可能会追随美国对外进行军事干预和参与战争。

第一，日本可能参与对外军事干预。日本对“周边事态”的解释闪烁其词，令人难以捉摸。日本先后提出判断“周边事态”的六种类型。防卫厅长官野吕田表示，今后还有可能进一步追加新的类型（注：时事社1999年4月28日电。）。仅从这六种类型来看，随意解释的伸缩性很大，为以后干预别国事务预留了空间。

第二，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击手段。日本认为，在其周边地区“即将爆发武力争端”也属于周边事态，日本可以配合美军采取行动。日政府官员多次表示，可以对构成“紧急非法侵害”的国家或可能向日本发动军事袭击的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注：参阅日《读卖新闻》晚版，1999年3月3日；时事社1999年4 月20日电。）。1999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说，如有理由相信别国着手发动袭击，则先发制人地出击并不违宪。（注：日防卫厅编：《防卫白皮书》，1999年版，第91—92页。）

第三，可能参与战争。在发生周边事态时，日本将向美军提供后方支援。日方表示不向美军提供武器弹药，不进入战斗区域，但将为美军运送武器弹药和武装人员。这实际是参战行为。事实上日本也是这样判断参战行为的。如日本外相高村正彦在众院防卫指针特委会上说，对于向日本实施武力攻击的国家进行后方援助的第三国，日本是可以行使自卫权的。他说：“当出现第三国B国向武力攻击我国的A国提供援助的情况，并被确认对我国构成紧急非法侵害时，是可以（对B 国）行使自卫权的”（注：时事社1999年4月20日电。）。既然日本可以将向交战国提供后方支援视为参战，那么别国为什么不能同样视日本为参战呢？而且在现代战争中无法区分前方和后方的界限，如果日本支援人员和日本本土遭到攻击，日本将不可避免地直接卷入战争。

二、在东亚保持美国威慑下的稳定

美日加强安全合作的目的是企图在东亚建立美国威慑下的安全保障体制。1997年美国的《四年防务研究》报告把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概括为：创造国际安全环境、对威胁和危机作出反应、准备应付将来不测事件。2000年1月发表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再次重申了这一战略，其目的是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经济利益，推行民主、人权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加强亚太地区的稳定（注：参阅《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美新署2000年1月5日电。）。换句话说，就是要保持亚太地区现有战略格局和力量均势，从而保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

为实现此目标，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所谓“预防性防御”战略。美国认为在这一地区面对的对手是潜在的，在力量上是“不对称”的，但这种预防性防御必须建立在实力威慑的基础上，这就必须保持和加强美日联盟。1996年5月，佩里在太平洋地区经济理事会会议讲话谈到美国在亚太地区预防性防御战略的四大支柱，其一就是加强与日本等国的双边军事同盟，因为美日合作有抑制地区冲突，保证海上航行自由等作用（注：新华社华盛顿1996年5月22日电。）。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斯洛科姆在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上讲话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基本战略任务有四，前两者是加强同该地区国家的双边联盟和保留前沿军事力量（注：美新署华盛顿1998年5月7日电。）。通过提高对危机的反应能力和应付不测事件的能力来塑造国际安全环境，是美国安全战略的基本思想。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普吕厄谈太平洋驻军的预防性防御战略是：对危机反应，保持战斗能力和保证在冲突中获胜，而其基础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必须强大”。为了实现这一点，“美日安全关系是亚太安全关系的关键”（注：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1998年12月8日。）。1998年美国《东亚战略报告》更清楚地说，美国在亚洲的驻军是“重要威慑因素”，此外“还起着决定安全环境的作用，使各种挑战根本无法产生”。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加强了美日联盟对危机作出反应的能力，是预防性外交的极好例子。指针加强了该地区的威慑力量和稳定，有助于安全环境的形成”。（注：新华社华盛顿1998年12月1日电。）

日本在冷战后安全战略的核心仍然是依靠日美安全同盟。2000年年初发表的日本首相私人咨询机构“21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最终报告认为，有两个因素决定了日本加强日美安全同盟。第一，日美关系由于冷战后形势变化出现动摇。第二，中国的崛起使日本感到担心。日本通过加强日美安保体制使日美同盟得到巩固，同时也使安全政策继续服从于美国的安全战略。在众院审议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时，小渊首相回答自由党议员提问的一段话可以反映日本加强日美防卫合作的心态。他说，在发生周边事态时，日本不能采取中立态度，要确保日美之间的信任，同时要以坚强的信念对日本的安全负责。当有人质询，日本对美军行动给予后方支援有可能会卷入战争，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的目的是否可以理解为“就是要通过表明即使冒着被卷入周边事态的危险，也要与‘侵略’国家对抗的姿态，来防止纷争于未然”。小渊回答说：“已经考虑到对象国对我国行动将采取的某些措施，但（相关法案）提高抑止力的效果是大的。加强日美安保体制，对我国的武力攻击就不会发生”。（注：日《读卖新闻》，1999年3月19日。）

三、新日美安保体制基础脆弱

冷战结束后，两极军事对峙的局面不复存在，亚太地区安全环境有了根本改善，虽然在一些地区还存在不稳定因素，但通过有关当事方的对话和沟通，总会找到和平的解决办法。在这种形势下，日美加强安全同盟，显然不合时宜。如果日美肆意扩大其军事作用，干预别国事务，只能引起亚太地区各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的反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相关法案条文的模糊性，既是日美合作搞模糊威慑战略的需要，也反映了日美对外军事干预所面临的强大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日美安保体制的基础是脆弱的。

首先，日本现行宪法规定，日本不具有以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权和交战权，目前日本是扩大对自卫权的解释配合美军行动。美国要求日本更多地分担责任，但并不支持其修宪。斯洛科姆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实施，包括通过修改日本国内法律的办法加以实施，将在日本宪法条款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注：美新署华盛顿1998年5月7日电。）。这反映美国要消除国际社会对日本可能成为军事大国的担心，同时也表明美国对日本的“松绑”是有一定限度的。日本国内近年出现加紧修宪的动向，国会内设立了宪法调查会，21世纪日本构想恳谈会报告也建议展开修宪和关于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讨论，但如何修宪尚无定论，短期内还不会导致实际的修宪行动。在和平宪法的约束下，日本发挥军事作用只能在扩大对宪法的解释上作文章，周边事态发生时，是否会超越宪法允许的范围发挥军事作用是摆在日本面前的一个课题。

其次，日本民众要求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反对重蹈战争覆辙的力量还不能低估，如果再次把日本引向战争必然会招致广泛的反对。据报道，在众院通过相关法案前已有230 个地方议会通过表示担心和提出批评的意见书（注：日《赤旗报》，1999年5月25日。）。与为美军提供后方支援关系密切的日本运输业界工会，以及日本国有铁道和日本电话电报公司等战略交通、通讯部门的员工，担心可能会卷入战争，纷纷表示反对。（注：日《朝日新闻》，1999年4月14日。）

第三，冷战结束后，日本社会思潮趋向保守，左翼政党力量大为削弱，但中左政党对日本政治的牵制作用仍然存在。除明确反对相关法案的共产党和社民党外，民主党和公明党在某些问题上与自民党和自由党也不完全一致。如民主党同意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但对周边事态中包括台湾则持不同意见（注：日《朝日新闻》，1999年5月7日；日《东京新闻》，1999年5月7日。）。为保证日美防卫合作的灵活性，法案规定在紧急事态时，日美防卫合作基本计划可以不经国会事先批准而在事后报告，但不能完全绕过国会监督和干预。

第四，日本民族主义上升，要求在外交、防卫领域坚持对美自主性的倾向有所发展。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规定，指针及其有关政策并非是以法律和行政手段保证必须履行的义务，可以“根据各自的判断，以适当的方式，使自己努力的结果体现到各种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上”。（注：日《朝日新闻》，1997年9月24日。）小渊首相1999年夏访华时表示，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律的运用“要从确保我国国家利益的观点出发，根据我国主动的判断而实施”（注：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广报文化部：《日本简报》，1999年8月1日，第3页）。这当然不表明日本不会介入台湾问题，但表明维护国家利益是日本外交、安全政策的依据，当日美利益不一致时，日本是否配合美军行动也是摆在日本面前的一个课题。

第五，日本扩大在国外的军事作用，必须考虑东亚国家的反应。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东亚国家对日本扩大在本地区的军事作用都持不同程度的保留态度（注：日《朝日新闻》，1996年5月20日。），特别是曾遭受日本侵略奴役的中国人民和朝鲜半岛人民对日本任何提高军事能力的作法都十分敏感（注：新华社汉城1999年4月29日电。），为了改善和深化同亚洲国家的关系，日本就不能不考虑亚洲国家的反应。

第六，日本将在中美之间作出困难的选择。如果追随美国介入台湾问题，日本就违背了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所表明的立场。尽管日本政府不愿在台湾问题上明确表态，但一些媒体清楚地道出了将面临的困难。据报道，有日本外务省官员把台湾海峡危机称作“恶梦”，因为日本将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注：日《朝日新闻》，1999年4月21日。）。《朝日新闻》的一篇社论对如何处理台湾问题表示困惑，认为日本在没有考虑许多现实问题的情况下就通过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是十分可怕的（注：日《朝日新闻》，1999年5月25日。）。一些日本政治家也知道，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现实使日本不应当在中美两国中依靠一国，制约另一国，主张同中美保持平衡的关系（注：参阅日《产经新闻》，1998年5月8日；日《朝日新闻》，1999年8月11日；日《读卖新闻》，2000年1月7日。）。日本要在日美防卫合作中作出自主判断，以及在日美同盟巩固后希望同中国进行安全对话和推动建立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反映了日本也清楚地认识到，盲目追随美国可能会产生的负面影响。

四、日美安保体制与北约的比较

日美安保条约再定义和北约东扩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全球战略的两大重要举措，但由于东亚和欧洲政治、安全形势不同，所以日美同盟与北约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

日美同盟与北约的共同点首先是这两者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冷战后欲挟其强势推行其所主张的世界新秩序的重要步骤。冷战时期两极体制基础上的力量平衡崩溃，西方势力增强，美国的一超作用突出，按照自己意志塑造国际新秩序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要战略目标。在欧洲，东欧剧变为北约东扩提供了机遇，北约将成为美国主导的全球最大的政治、军事组织。在东亚，日美同盟巩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构成了美国设想的“太平洋共同体”的基石。

其次，美国继续把北约和日美同盟作为其推行全球战略的工具，通过威慑、干预、遏制的手段，阻止在欧亚大陆出现能与之抗衡的力量。为了保持霸权地位，美国利用北约和日美同盟加强对欧亚大陆的影响和控制。北约“新战略”和日美安保条约重新定义，使北约和日美同盟的目的和作用都进一步服从美国的全球战略。第一，两者都可以采取对外干预行动，把防御性组织变成兼具进攻性的军事集团。北约新战略把北约防卫范围由防卫成员国领土安全扩大为保卫成员国的共同利益，使其可以在成员国以外的地区甚至欧洲以外的地区进行军事干预。日美防卫合作也由保卫日本扩大为干预对日本安全有影响的“周边事态”，对周边事态的认定也有很大的伸缩性，明显扩大了对外干预范围。第二，北约和日美同盟的军事行动自由度扩大，可以事先无须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只要北约成员国和日美双方意见一致，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

还有，美国和西方国家扩大北约和日美同盟的军事作用，是把这两者作为推行“接触”政策的实力基础，企图以压促变，扩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北约明确将“集体防御”改为“捍卫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北约新战略首次付诸实施的对象就是被西方视为异己的南联盟。在东亚，美国声称其对华政策不是“遏制”而是“接触”，但曾主持冷战后美国对日政策调整的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并不讳言，“接触”政策是靠继续在这一地区部署的军事力量来支持的（注：日《读卖》月刊，1996年6月号。）。正因如此，美国副国防部长帮办坎佩尔说：“新指针的重要性可与北约东扩相比”，是北约东扩的“亚洲版”。（注：日《世界周报》，1997年1月14日，第17页。）

但日美安保体制与北约也有一些不同。第一，日美防卫合作不同于北约那样的多国军事集团，短期内日本还不能起像德国在北约中所起的作用。根据日本宪法，日本不能独立采取军事行动。根据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相关法案，日本不能直接参与美军的军事行动。日本有借加强日美防卫合作之机，突破战后禁区的企图，但慑于国内外压力和历史教训，对介入战端仍有顾忌，仍将逐步扩大军事作用。

第二，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形势与欧洲不同。东亚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状况不同，面临的问题和追求的利益也不尽一致，不易形成统一的组织或合作机制；美国与东亚地区的安全安排也是建立在双边基础上的，迄今未形成多边安全机制；东亚一些国家虽然支持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但并不赞成美国主导地区事务，对日本的军事作用也普遍存在戒心，这些国家对中国发展后起何种作用也有疑虑，但并不想与中国对抗，并愿意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更不愿因中美对抗而殃及自身利益。因此，日美同盟难以像北约那样“扩展”。第三，冷战结束后，美国企图利用北约和日美安保体制保持在欧洲和东亚的军事存在，控制欧洲和日本，维持其独霸世界的地位，但东亚与欧洲的安全格局不同。北约除继续抗衡俄罗斯外，美国不希望出现独立的欧洲，英、法、德相互牵制，有利于美国保持对欧洲的控制。在东亚，美国既要防范中国，也要抑制日本，需要不断平衡同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日本也不能完全置中日关系于不顾。因此，日美加强安保合作后，日美关系的基础进一步巩固，但中、日、美三边互动的关系并未消失。

五、新日美安保体制对亚太安全的影响

新日美安保体制是影响21世纪初亚太安全形势的重要因素。

第一，日美同盟使美国在东亚继续保持了一个稳定的战略基点，巩固了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对亚太事务进行广泛的参与施加影响。日美同盟构成了美国营造冷战后亚太安全框架的基石。在日美同盟基础上，美国将加强同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同盟与合作，扩大对东盟地区论坛和其他地区多边合作的参与，积极营造以美国为主导，以双边同盟为基础，以多边安全对话为辅的亚太安全合作框架。

第二，日本的军事力量和军事作用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日本的安保政策也将逐渐转变，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日美安保体制仍是日本防卫体制的核心。而日美安全同盟仍将是美国把日本的力量纳入可以利用和控制机制的最好框架。约瑟夫·奈不否认加强美日同盟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防止日本国内舆论将来向军国主义方向转变”（注：约瑟夫·奈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等单位邀请来华所作报告，1999年1月4日。）。据报道，美国政府内对日本在安全保障中的作用存在分歧意见，但日美双方对日本在现行宪法框架内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达成谅解（注：日《世界周报》，1997年4月29日。）。这对日本发展独立的军事力量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第三，美日凭借安全同盟，对中国推行“接触”战略，并牵制我实现国家统一。最近美国太平洋部队司令布莱尔直言不讳地把中国称作潜在对手（注：新华社2000年3月15日电。），尽管他没有使用“潜在的敌人”一词。这说明冷战后国际关系与冷战时期两个阵营对峙的形势完全不同，在大国之间呈现一种复杂的关系，相互既有共同利益，也有矛盾和对立，因此难以形成冷战时期的对峙局面。日美通过加强双边同盟互为依托，对华开展“接触”战略，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另一方面，为牵制中国，日美不肯明确将台湾排除在防卫合作的范围之外，这无疑是对台独势力的支持，是阻碍中国实现国家统一。

第四，美日在巩固双边同盟的基础上，将会推动建立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和协商机制。美日虽然都以双边同盟作为安全政策的核心，但鉴于东亚的政治、安全形势也都把建立多边安全机制作为安全保障的一种辅助手段。约瑟夫·奈在提出加强日美安全同盟的建议不久，也表示在亚洲要建立多边安全体制（注：日《日本经济新闻》，1995年1月24日；日《每日新闻》，1995年2月20日。）。日本为了减轻东亚国家的疑虑，也是为了避免美国作用的过分突出，积极参与多边安全合作。按21世纪日本构想恳谈会的设想，日本的防卫将由自助努力、日美同盟和多边安保三部分组成，并使这三部分保持平衡。

第五，美日同盟将导致地区军备水平的上升。日本军事作用的扩大必将导致军事能力和军备水平的提高。日美军事合作也将带动美国与地区内其他盟国军事合作的升级，特别是美日联合研制和部署地区导弹防御系统，将使地区军备水平上升到一个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