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对反垄断法的几个认识误区

澄清对反垄断法的几个认识误区（通用7篇）

篇1：澄清对反垄断法的几个认识误区

澄清对反垄断法的几个认识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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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荆林波近日撰文指出，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它的有效实施对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增强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社会上对我国反垄断法的定位和功能还存在认识误区，有必要加以澄清。

误区一：反垄断法不适合作为经济领域根本法。在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法一般被置于“经济宪法”地位。我国反垄断法具有“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职能，理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法律。

误区二：反垄断法的效力仅限于国内。反垄断法虽属国内法，但它具有域外管辖权，其效力不仅限于国内，而且适用于在国外产生但损害我国市场竞争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

误区三：反垄断法主要针对非国有企业并购案件。我国确实存在某些国有企业在重组合并过程中绕开反垄断执法机构而自行其是的现象，但反垄断法绝非“只反民企，不反国企”。

误区四：我国实施反垄断法过于超前。虽然我国经济集中度低，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保证，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举措。实施反垄断法也是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有效手段，且有利于促进垄断行业改革，鼓励竞争。

篇2：澄清对反垄断法的几个认识误区

清理对哲学认识上的几个误区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受到哲学界的重视和关注.近年来,哲学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不少的进展.这对于推动哲学研究本身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随着新时期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哲学研究主题的时代性转换,哲学界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一命题相关方面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从而形成一系列认识误区.因此,清理这些误区,有助于人们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推动哲学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作 者：姜霁青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刊 名：社会科学论坛B英文刊名：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B)年，卷(期)：“”(2)分类号：B0关键词：

篇3：澄清对反垄断法的几个认识误区

简单来讲做市商制度是通过作为交易中介的证券商来买卖证券。在这种交易中, 证券商通常先垫入一笔资金建立某种证券的足够库存, 并承诺维持这些证券的买卖双向交易, 然后挂出牌价, 投资者根据做市商的报价买卖一定数量的证券, 因此也被称为报价驱动系统。证券商推出的双价中, 买入低于卖出价格, 证券商主要通过买卖差价来盈利。证券商用自己的资盘为卖而买和为买而卖的方式连结证券买卖双方, 活跃了市场上的证券转手交易, 其行为包含了某种“做市 (market making) 的含义, 因此他们又被称为做市商, 这种交易制度则称为“做市商制度”。目前在全球前十大交易所中, 已经有NYSE、NASDAQ、东京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Euronext、德国交易所、中国香港证券交易所、澳大利亚交易所等8家交易所, 均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做市商交易制度;特别是在全球主要的场外交易市场中, 都实行了做市商制度。

做市商对于我国的内地证券市场来说是一个新的事物, 投资者对其有一定理解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误解。如“做市商制度对市场是乱上加乱”、“做市排斥竞价”、“做市就是做庄”等等——类似的误解对于证券市场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本文试对几个典型误区给以理论阐释与解析。

一、误区一:做市商制度与竞价制度是对立的

竞价方式和做市商制度存在着重要的形式上的背离, 这种形式上的背离表现在市场的诸多操作程序和制度中, 同时对市场的功能也有决定性的影响。从历史形成的渊源来看, 完全的做市商制度与报价驱动机制联系紧密, 在交易即时性、大宗交易能力以及价格稳定性方面具有优势, 但在运作费用、透明性等方面不如指令驱动制度 (竞价制度) 。值得说明的是, 两种机制并不是对立和不相容的, 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 二者正在不断吸取对方的优点而逐步走向融合,

从国外的推行程度看, 做市商制度可分为完全式做市商制度和混合式做市商制度。完全式做市商制度 (纯粹做市商市场) 是指市场中交易的所有证券在所有交易时间都推行做市商制度, 早期NASDAQ市场就运用了这种模式, 与混合交易制度相比, 纯粹做市商制度更显得是一种为解决流动性不足而采用的“权益之计”。可以预计, 在市场流动性有了很大提高后, 纯粹做市商制度的不足将逐步暴露。混合式做市商制度是指在市场中交易的某些证券或者在某些时间推行做市商制度, 而在其他时间推行竞价制度。如巴黎证券交易所、德国法兰克福交易所和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作为竞价市场而引入了做市商制度。近年来, 原先采用纯粹做市商制度的市场也逐渐引入竞价交易制度, 而NASDAQ在1997年引入了电子交易系统后, 价格决定已经由单纯的报价驱动走向“报价与指令”混合驱动。

我国创业板市场可能并不是有效的市场, 风险过高, 容易产生过度投机, 加上现行的单向交易条件下, 机构只有将股价炒高了才能赚钱, 只有搞热了股市, 成交量不断放大, 机构才有可能在高位顺利出货。创业板市场在流动性方面就可能出现两个极端:当创业板市场出现热炒时, 成交量急剧放大, 呈现出高流动性;当创业板市场炒到一定高位时, 主力机构出货, 股价一路下滑, 市场在长时间的低迷状况下, 只能维持很低的成交量。在这种情况下, 创业板市场将会在较长的时间里处于低流动性的状态, 这对市场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 我国应结合两种制度的内在特征差异, 在我国创业板已有的集合竞价制度的基础上, 有针对性地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引入做市商制度, 即采取“混合模式”, 实现两种体制的优势互补。

二、误区二:“做市”即“坐庄”

我国曾长达四年的熊市暴露了中国证券业一个又一个“死穴”。由于不少券商死于坐庄, 庄家被业界公认为不法之徒。但是做市商在美国股市也叫“庄家”, 做市商制度也叫“庄家制度”, 因此有人认为, “做市”即“坐庄”, 通过引进做市商制度来改造我国股市的庄家。

笔者认为, “水至清则无鱼”, 股市的活跃离不开机构通过买卖炒作, 美国股市的“庄家”——做市商和我国股市的“庄家”都起到了用活跃买卖来“制造市场”的作用, 但是两者“制造市场”有本质不同。首先, 做市商制造市场的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持股票的流动性和价格稳定, 差价利润只是其实现上述目的后市场给予的一种报酬;而我国股市的庄家制造市场的主观目的纯粹是为了谋取差价利润。其次, 做市商制造市场的手段是双向连续报价, 通过双向连续报价向公众投资者买卖股票来驱动股票流动;而我国股市庄家制造市场则是通过打压吸赞、拉高出货的不道德投机手段甚至采用违法手段操纵市场。再次, 做市是一种履行证券监管部门所赋予的职责的合法行为, 是明庄, 做市商要进行注册登记, 要公布其做市股票名称, 要接受监管部门监管和有关部门的资信评估, 其做市完全是透明的, 其获取的差价利润是符合道德准则的, 不属行投机获利行为;而我国股市的庄家是暗庄, “做庄”不是一种市场制度, 而是一种暗中谋取投机暴利的不道德投机行为, 尤其是有一些庄家为谋取暴利暗中勾结, 虚买虚卖, 进行内幕交易和市场欺诈, 联手操纵股票价格, 损伤中小投资者利益, 破坏了市场稳定, 这类庄家是非法的投机商。最后, “庄家”数量也不同。为防止垄断股价, 纳斯达克股市实行多元做市商制度, 一般情况下, 纳斯达克股市每只股票平均有12个做市商为其做市, 像微软、爱立信等大公司, 为之做市的投资银行多达40家~50家。多家做市商必然带来市场的竞争, 有利于推动市场资金的流动。NASDAQ市场的证券价格正是通过众多做市商在市场上进行这种高透明度的激烈竞争来确定的, 这与我国传统来自证券交易所的单一庄家制度是截然不同的。

综上所述, 美国股市做市商和我国股市的庄家的区别决不仅是“明庄”和“暗庄”的区别, 他们是两种性质和功能完全不同的“庄家”, 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引进做市商制度来改造我国股市的庄家的提法显然是不可能办到的。

三、误区三:做市商制度会使我国证券市场乱上加乱

针对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的透明度不高、流动性差、市场价格的起伏较大的缺点, 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有的认为做市商制度不易在我国引进, 以免乱上加乱;在全球证券业越来越多的介入做市商交易的同时, 甚至还有些专题报告“充分”论证了做市商制度的“没落”, 以佐证我国证券交易所现行交易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而实际上, 做市商制度对市场的主要贡献恰恰体现在它能有效的提高市场的流动性, 降低市场的波动从而稳定市场。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表明, 流动性是一个市场是否有效和稳定的根本性要素。熊市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持续低迷的市场, 可怕的是投资者信心的丧失, 资金的不断离场导致股市功能弱化, 美国的FCM市场和英国的USM市场就是因为市场流动性不强而被迫关闭。

在做市商制度下, 市场上的投资者按照做市商所报的价格可以立即与做市商进行交易, 而不必等待交易对手的买卖指令。因此, 做市商制度保证了市场进行不间断的交易活动, 这样就缩短了交易者等待交易的时间成本, 避免因为买卖双方供需的不平衡而导致交易中断, 从而提高市场的流动性, 这一点在处理大额买卖指令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也是做市商制度明显优于竞价制度的一点。据统计资料表明, 对于相同资本额在不同市场上市的公司, 纳斯达克股市股票的流动性比率一般比纽约证券交易所高出三分之一倍到一倍, 而正是做市商制度帮助其克服了流动性低的先天不足, 实现了市场的高效率运行。

从实证方面看, 衡量流动性的方法和指标有多种, 其中重要的指标之一即是指令买卖价差, 差价越小则市场的流动性越高。实证研究中经常采用有效价差 (effective spread) 这一指标, 用公式可以表示为:ES=|P-m|, 式中ES表示有效价差, P代表成交价格, m代表指令提交时买卖价差的中点值。有效价差反映了指令执行的平均价格和指令提交时买卖价差的中点之间的差额。根据这一公式, 英国的ITG集团于2004年发布了一个研究报告, 该报告采用2003年9月1日至11月28日的交易数据, 对伦敦证券市场的有效价差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发现注册做市商对市场的主要影响之一, 即是使得指令簿的平均价差下降了39.9%———从原先的1.78%下降为1.07%。这一研究从实证上证明了做市商制度有利于提高市场的流动性。

除此以外, 做市商报价受交易所规则约束, 报价要有连续性, 差价幅度也有限制, 及时处理大额指令的做法也可减缓它对价格变化的影响。由于做市商对做市的股票有一定的持仓量, 使得投机炒作者不敢妄为, 操纵者担心做市商抛压、抑制股价, 也不愿意抬轿, 这些都有利于证券市场价格向真实价格靠拢, 减少泡沫成分, 这对中国证券市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误区四:应首先在主板市场试行做市商制度

竞价方式和做市商制度作为主要的两种证券市场组织方式是互补而不是排他的, 其分别适用于具备不同特质的市场。

前述做市商的作用就是在各种市场条件下提供连续的双向报价, 显然, 对于那些交易非常活跃、在市场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型上市公司证券来说, 证券本身的流动性和知名度都很高, 市场的深度也能够容纳大宗委托, 做市商制度所提供的功能就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并且会提高交易成本。而做市商制度的上述功能对那些交易相对比较清淡的证券和不为人所知的中小型上市公司证券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且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 其根本原因之一即在于中小企业与资金供给者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信息不对称。而做市商通过对做市证券、特别是其做市的中小企业证券进行信息处理的基础上进行报价, 并向投资者提供全方位的研究报告及投资建议, 这对于提高中小企业证券的知名度, 改善其证券定价低估的状况, 并最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做市商对风险的分担, 无疑也是对风险投贷者的有力支持。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高科技产业成长主要得益于采用做市商制度的NASDAQ市场, 而不是作为竞价市场的NYSE。

所以在选择交易制度时, 我们必须确保交易制度与市场的目标是相适应的。

我国即将设立的创业板市场对中小股份公司在业绩、规模等上市条件方面的要求都相对宽松, 且市场交易规则中无涨停板、跌停板等限制条件, 这致使创业板市场在稳定性、流动性和市场信息的公开程度等方面都存在不确定因素。同时创业板市场更易受到经挤周期的影响, 而做市商的资本承担有助于增强市场的抵抗经挤周期波动风险的能力。因此, 我国做市商制度的适用范围应当以二板市场为主。

当然, 也有包括香港创业板在内的其它很多地方不采用做市商制度, 但缺乏交投活跃度一直是香港创业板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个市场于网络泡沫盛行时推出, 一时间非常活跃。但是网络热潮退去后, 由于缺乏好的上市资源, 香港创业板逐渐边缘化, 在板公司股价低迷, 有的甚至几无成交。我国创业板一开始, 炒新肯定会出现, 甚至有可能出现像中小板开板, 以及股改后恢复发行时的严重炒作现象。笔者现在担心创业板开始热闹一阵之后, 到后面会不会有成交量。目前中小板市场一些个股已经显现出成交清淡的情况。因此, 交易所在创业板一开始的主要精力可能会放在市场一线监管上, 但是从长远考虑, 创业板需要引入做市商制度。

摘要：在化解即将推出的创业板市场的风险问题中, 做市商制度的引进无疑是一个焦点。但投资者对这一新的事物存在一些误解, 本文即结合投资者的误解对下述问题做一解析:竞价方式和做市商制度并不是对立和不相容的;“做市”和“做庄”是两种性质和功能完全不同的行为;做市商制度对市场的主要贡献体现在提高市场的流动性, 降低市场的波动从而稳定市场;我国做市商制度的适用范围应当以二板市场 (创业板) 为主。

关键词：做市商制度,竞价制度,创业板,流动性

参考文献

[1]李学峰:国际资本市场中的做市商制度:功能、影响与趋势研究, 广东金融学院学报, 2007, 3

[2]燕鹏张洁张净国:做市商制度与竞价交易制度的比较分析, 集团经济研究, 2006, 6上半月刊

[3]张鸿:创业板市场的做市商制度, 中国第三产业, 2004

[4]林文俏宋吟文:美国股市的做市商制度与中国股市的庄家行为, 南方金融, 2002, 7

[5]王晓莉韩立岩:做市商制度分析及其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启示, 企业经济, 2007, 4

[6]谢红芹孙艳芳:论做市商制度,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06

篇4：澄清对反垄断法的几个认识误区

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在“民族是什么”这个最基本的概念定义上达成共识，那么期望这种讨论能形成关于“民族问题”的某种社会共识，就近于刻舟求剑。其实，“民族”作为一种社会分类，本身并不是“问题”，我们通常所谓的“民族问题”，实质上源自作为意识形态与社会运动的民族主义。

对于“民族”（nation/nationality）这样的源自西方现代性的“新鲜”概念，在当代知识语境下，其定义始终来自不同理论学派的竞争性的认识论框架。一九一一年韦伯基于主观性特征对“族群”（ethnic group）做出的定义（这在后来延展成建构论范式），和一九一三年斯大林基于客观性特征对“民族”（nationality）做出的定义（这不过是继承并强化了赫尔德民族主义认识论的原生论传统），显然不是非此即彼的真伪与对错，而是竞争并互补的理论工具。

后世的理论发展更多继承了韦伯的传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在后现代哲学的思想背景之下，民族在理论上被去本质化，其确定性被消解（如“想象的共同体”之说）。但毫无疑问，在当今世界，民族主义仍然是能够将人们团结起来的意识形态力量，无论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还是以族群为单位的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

在一部美国人在“二战”期间拍摄的、动员美国社会支持中国抗战的纪录片中，有一句让我记忆深刻的解说词。当讲到中国遭受日本侵略、国家分崩离析的时候，片中说道：“这是一个国家（country），却不是一个民族（nation），因为人民没有团结起来。”

外敌入侵，是民族主义意识最强烈的刺激物。然而，当外部敌人的背影远去，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义也成为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国家的内部团结需要一种基于公民身份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鉴于内部存在文化多样性的事实，破坏国家内部团结的一种力量也来自基于族群身份的、以特定社群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这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普遍面临的一种困境，也因此造成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里，“民族”都是一个在政治上很敏感、在知识上不易言说的话题。

因此，在民族研究领域，很多西方学者的路径选择，是放弃对于“民族”的定义，而去研究民族主义，再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反观“民族”。显然，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具确定性与实在性，因而是一个易于操作的研究对象与分析单位。

“民族”是一种社会性知识

在现实的生活世界里，“民族”并非一种形而上学的知识，而是一种社会性知识。

民族观念有其相对客观的来源，如家庭出身、具体的成长环境、母语文化与习俗等，但同时受到每一个个体后天所接受的知识影响。这种知识不仅仅是书本知识或学校教育的知识，任何具体的生活事件、经历、群体的历史记忆、文学作品都可能对塑造一个人的民族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

对于民族的理解，很多人会首先想到血缘。当然，古代的族群都是从血缘的基础上演变出来的，血缘是族群的生物性基础。但今天我们讨论族群的时候，通常不去谈人类的生物性，生物性谈多了不仅可能陷入无解的求索迷宫，因为我们很难发现自己遥远的祖先是谁，即使基因技术也帮不上忙，而且还容易成为一个种族主义者。我们实际上更多去谈族群的社会性，把族群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而非生物现象。研究族群的人不是生物学家，而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家。

但在我们的社会观念里，对于血缘的重视仍然是最重要的族群知识。这无疑是一种偏见，而我们可能已经习以为常。这就是我在这里强调族群是一种社会性知识的意义，社会性知识并不一定是一种可靠的知识。

对于研究者来说，学院派理论家往往痴迷于追随大师的艰深思辨，而拙于甚至是不屑于与草根对话，这不仅使得专业知识对草根大众来说往往门槛过高，成为一种空中楼阁，而且可能在事实上脱离社会生活，成为象牙塔内众生的自言自语。而草根社会鲜活实用的生活经验，亦因普通民众缺乏足够的知识训练，无法形成系统性的、规范化的说理，往往“不登大雅之堂”，同样造成生活经验与专业知识的脱离。

这两种殊途同归的脱离造成的社会后果，就是今天我们在“民族问题”上渐渐陷入的一种话语困境。在这种困境中，首先需要反思的就是知识本身。如果说，基于科学理性的专业性知识是我们解开“民族”之谜的思想钥匙，那么，普罗大众真实的生活实践就是检验这把钥匙是不是真的能把锁打开的门。另外，国家涉及民族的制度安排也是一种社会性知识，尽管最初它在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可能基于某种专业性知识原理。然而，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都会生产出一些意料之外的后果。而制度涉及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也都是能动的个体与群体，他们不仅是制度的被动接受者，同时也是制度的主动利用者。只有将制度作为一个客观的现象，而不是一种既定的不可更改的原则，我们才能发现制度在生活实践中所展现出来的真面目。

民族作为一种社会性知识，因其感性特质，可以在社会生活中被不断建构成一种情感工具，服务于行动者在社会互动中的认同生产与社交成就。就个体而言，自我与他者的主观区分，既包含工具理性的利益考量，也包含价值理性的目标追求，有时甚至不过是排遣孤独感的一种噱头。但就群体而言，“民族”是人以群分的社会标准，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不仅能够把个体组织起来形成一个集体，而且可以为这个集体设定一个共同的理想并为之奋斗，甚至牺牲。在民族主义思想中，一般都包含着对乌托邦、集体尊严与利益的追求，因此被信仰者视为一种道德观念或政治伦理。民族主义者也始终在假设某个或某些“民族英雄”或者“民族代表人士”可以成为本民族利益的代理人，这就为怀有野心的强者与卑微的弱者实现联合、跨界集合力量以维护或提升自身群体的尊严与利益提供了可能性。而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自身群体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终极价值，因此，民族主义价值观是一种以绝对性表现出来的相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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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民族与宗教一样，不仅是一种价值寄托和身份认同，也是一种价格低廉的社会动员工具。凡此类似的工具，社会行动者往往具有无师自通地操纵其服务于自身行动目标的能力，因而功能复杂，形式灵活，变化无常。

在纯粹的理性层面，分工复杂的现代社会，社会本身是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的。在制度上，法律、职业道德和市场规则，制约了利益集团的诉求表达方式，使之理性化及具有妥协性，从而使社会成为有机的整体。然而，民族主义具有超越利益集团理性化诉求的一面，它会以非常感性的方式动员不同阶层的人参与其中，将“民族”置放于所有个体利益之上，从而以非制度化的方式促进了特定群体的内部团结。同时，民族主义从来不考虑多数还是少数的问题，它既可能是多数人的，也可能是少数人的。与少数人的族群民族主义相比，多数人的民族主义并非因为可能代表了社会多数的意见而更具合理性。相反，如果社会主流人群被民族主义情绪动员起来，多数人的意愿被制度化为合法社会行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强，少数群体感受到的压抑、痛苦和恐惧就可能因之大大增加，从而不得不更为依靠自身的民族主义运动予以抵抗。这样的事例在当今世界并不鲜见。

通常的情况是，在普罗大众的生活世界里，“民族”或族群必须具有某种现实的功用，才能动员与感召更多的人。在这个角度上，族群理论中的工具论，就将族群视为一种社会工具，以服务于社会竞争。工具论认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尽管族群的血缘、亲属意识以及社会网络仍然是族群成员群体归属的重要依据，但另外一些非原生性的因素却变得更为重要，其中最关键的变量是社会竞争的需要。因此，现代族裔身份的来源，不仅是原生的文化特质与个体的主观意识，还包括个体与群体协同起来对社会资源和身份地位的追逐与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中族群意识与族群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阶级意识与阶级的关系，是相互塑造的。

为在社会竞争中获得优势，一个族群可以通过社会动员与社会行动按照自己的努力建构并维护群体的边界以及附着在这条边界上的各种福利与权利，同时，这也促使族群将自身合法化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并试图得到社会确认，以同时满足族群成员的利益与情感需要。当民族主义想法在一个族群内部成为一种观念和情感上的共识，族群运动就可能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或族群只是一种分类，它之所以能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成为一个“问题”，关键不在于“民族”或族群本身，而在于民族主义社会运动。

族群认同与民族国家建设

显然，“民族问题”的本质并非“民族”的问题，而是国家政治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民族”（或可言国族，nation）是国家的基础。在“主权在民”的民族国家体制之下，国家主权是人民的意志，而一国之人民共同体，即为“民族”（nation）。这种学说来自西方启蒙时代政治哲学家洛克、卢梭等人依自然法而形成的社会契约论观点，后来的演变，经“一战”期间列宁和威尔逊分别提出的“民族自决权”而成为国际公理。所以，在现代社会，能够分裂国家之力量，必以“民族”为依托。

但现实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对于“民族自决权”的争议迄今没有共识，这也使得“民族自决权”并非一项可以随意行使的群体权利。也是从列宁开始，“民族问题”这个术语被创造出来，最初专指沙皇俄国内部多民族社会中涉及民族的问题，而后扩展到指称所有和“民族”有关的国际与国内的政治与社会问题。

“民族问题”始终是现代民族国家体制面对的疑难杂症。

民族国家建设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概念。安东尼·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制的特征归纳为主权、公民权和民族主义。国家在边界明确的主权疆域内行使至高无上的主权，并以国家化的民族主义观念凝聚人心。在国家政治制度框架之内，中央政府拥有无上的政治权威，而公民个体享有平等而一致的权利、义务与身份；（公民）民族主义作为国家象征与信仰体系，表达了人们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和爱国主义情感，从而使自己归属为“国族”（nation）的一分子。

从文化表现形式上看，民族国家体制建设通常是以“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面目出现的，其行动目标是建构现代国家的个体成员对国家的忠诚与公民意识，解除所有原来依附在皇帝、领主、宗教领袖及其他传统政治权威身上的忠诚感，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同时，大力推动国家化的公共权威的树立，并通过在国家主权疆域内实行一体化的公共政策，无论是标准化的文化政策，如统一语言的推广与使用、同一的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与规范），还是公民教育体系，如同一模式的教育制度与教育内容，以及通过国家制度安排实现的社会再分配制度和补偿性法律体系，将自己疆域内的所有居民纳入国家的控制与文化塑造之中，从而促进一个与国家认同相匹配的“国族”的现实形成。

如果说现代的国家可以被视为某种理性制度的话，现代的“国族”（nation）却无法脱离对其成员保持内在感情联系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国家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国家内部的文化与族群多样性—那些与“国族”相比次一级的“族群”所具有的内部凝聚力，可能会与国家建设的努力彼此冲突。

族群认同始终具备成为一种政治工具的潜力，特别是在社会运动的组织上，族群认同几乎是“天然的”社会运动的营养基。从这个意义上说，族群认同的表达不应仅仅被看作一种在与他者相对照的过程中被动出现的心理反应，它同时也是一种主动的、在社会中试图创造新秩序的尝试，而这种努力无疑是政治性的。在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变迁过程中，在族群认同基础上表达出来的社会不满是导致族群冲突的必要条件。这是伴随着现代化而来的不断增加的族际互动的结果，因为不断增多的关于其他族群的认识强化了人们关于自身族群身份的意识，使他们更为直接地认识到与族群内部成员的相同之处以及与外部族群的不同之处。

现代国家在族群政治上始终面临一种两难的处境：在积极的方面，国家不仅需要在族群认同问题上建构、维持和巩固一个全体国民共享的“国族”认同，而且需要承认、保护，甚至是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不同的族群保持各自的身份认同（这是公民的集体文化权利）；而在消极的方面，国家必须避免族群固化自身的认同，或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对立起来，同时需要保障公民自主选择认同归属的权利（这是公民的个体文化权利）。在促进一致性文化发展和保护文化多样性之间，在积极干预和消极承认之间，国家把握合适的政策尺度并不容易。实际上，国家无论是推行基于群体平等的族群化政策（如我国既有的民族政策），还是推行基于个体平等的公民化政策（如北京大学马戎教授等学者倡导的“去政治化”族群政策），都可能被族群认为是不公正的。前者会被族群精英批评为一种“刻意的区别对待”，事实上是以关照少数民族的名义歧视少数族群；后者则会被族群草根社会批评为对族群之间在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差异视而不见，事实上是以公民个体平等的名义歧视少数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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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内部的族群政治不仅涉及文化与身份认同，也涉及权利与权力，因此，国家政治对族群往往保持一种敏感，甚至是紧张感。当个体对其所属的文化群体具有依附性需求，族群意识就能够超越个体主义关怀而产生集体性力量。以色列人类学家阿伯纳·柯恩（Abner Cohen，1969）通过对尼日利亚城市豪萨族（Hausa）的研究发现，族群作为文化组织能够处理六个政治问题：一是定义群体独特性，说明其成员身份与范围；二是满足群体成员密切内部沟通的政治需要；三是对一般性问题进行群体决策；四是产生实施群体决策的权威，代表该群体说话；五是提供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并将之转化成权威；六是提供纪律约束的机制，通过礼仪和仪式将意识形态与社群的文化联结起来，控制成员的行为。

显而易见，族群组织的这种文化功能，与民族国家建设工程并不完全契合。现代民族国家试图将主权边界之内的社会建设成一个整体，以主权和公民权为基础维持社会秩序，但当国家在主权或公民权的维护上出现问题—前者意味着国家在国际地缘政治与经济关系中的利益或尊严损失，后者意味着公民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威胁，从而生产出社会不满—族群意识就可能导引族群成员的社会意识转向族群民族主义情绪，强调本族群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从而为个体成员提供一种具有保护感的归属。事实上，集体主义的族群意识能够赋予其成员以价值标准和情感慰藉，并动员各种资源，提供具有感召力的符号系统以适应变化的经济、政治和其他社会环境。所有对国家建构构成威胁或至少具有潜在挑战性的族群民族主义运动的社会与文化基础，都是在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出现某种形式的对抗和分裂。

同时，国家在实质上也是族群运动的参与者，尽管国家行动的动机和形态与草根社会不同。国家有时会试图抑制族群运动，因为族群运动显然可能会造成社会分裂和对国家统治权威的挑战。但有时国家也会试图利用或协调族群运动，因为族群毕竟是社会的一部分，国家需要为社会提供秩序、服务或管理社会，因此不可能对事实上存在的族群身份视而不见。在这一点上，国家与族群的关系，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在知识领域争夺构建“想象的共同体”的机会与话语权。国家凭借自上而下的权力资源，利用国民教育制度、象征资源分配体系以及国家化知识生产能力，引导社会成员按照国家意志做出行为选择。而族群运动的基本机制是主观性的族群构建与族群动员，利用人们在应对社会竞争时面对的压力及受到的各种文化冲击，设计并采取新的策略，以实现群体构建。在这种语境下，我们需要认识到，族群运动不仅是一种可能挑战国家的社会力量，也可能成为民族国家一体化国族叙事的逆向补充，其社会意义具有两面性。只有将族群运动以理性而合理的方式纳入到民族国家建设工程之中，才能真正抑制或消弭这种运动。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最终被纳入到美国的国家政治体系一样，在今日的美国，马丁·路德·金的塑像被置放于国会的大厅，以纪念他对美国国家的贡献。

现代民族国家体制是一种理性的国家制度，但显而易见的是，单凭工具理性并不足以维持社会团结。因此，国家设立各种公共政策，针对社会成员身份认同实施制度化干预，其核心在于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容纳、协调不同社会群体于国家体制之中，并尊重个人对于自身族裔群体归属的选择，同时引导这种选择发展成为与公民身份相一致或至少相互协调的身份认同。

总而言之，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国家始终需要采取有效的文化手段，促进社会成员在个体层面同时保持多重的身份认同—既要有对国家公民身份的认同，也保持其自身归属的族群认同以及基于其他社会角色的集体归属感，社会需要尊重这种多重认同的每一个维度。此为民族国家建设工程的核心所在。

作为知识问题的民族问题

当代中国在族群问题上真正的变化，始于改革开放。离开毛泽东时代“没有社会的国家”之后，民间财富的积累和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都造成了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社会一极力量的崛起，从而重塑了这种关系，并在族群意识上表现为社会的多元化诉求。这构成当代中国社会民族想象最重要的宏观背景。当国家—社会结构中的“社会”重新出现，并发展出越来越大的公民社会空间，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变化，国家政治不再主导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人们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增强，也因此必须在国家政治之外寻找自身的存在意义，故而更为倾向于在地方性的、族群的和宗教的认同中寻找自身的归属，社会集群的方式由此也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正接近一个文化上的拐点，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张力，正在孕育生成某种充满紧张的观念结构。以清真寺建筑为例，在近些年中国大兴土木之前，除西部少数一些地区外，中国各地的清真寺大多是以中国传统寺庙建筑形式修建的，而今天，各地的清真寺在建筑形式上渐有某种“去中国化”之象，多以阿拉伯建筑风格为主。显然，人们观念之变，寓于其中。

这是一个客观的现象。

当下族群民族主义话语所反映的，实际上不仅仅是族群社区的直接诉求，也包含着族群精英的政治企图—通过操纵符号塑造群体认同，并由此以族群为组织基础获得政治、社会与文化权力。这种对于权力的追求通常掩盖在族群精英关于文化保护、底层生计困难和国家政策失误的批评叙事与评论之中，他们往往强调社会问题的某些族群化特征以划分出族群的界线，由此揭示出社会问题与“民族问题”的联系。

从政治哲学上看，能够超越民族主义的价值体系主要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政治哲学。自由主义将个体的价值提升到普遍关怀，社会主义将社会和阶级的价值提升到此，都能从不同的角度超越民族主义。普遍性关怀赋予个体的社会存在以意义，但在社会转型的时候，伴随着经济与政治制度变迁、官方意识形态的弱化，社会大众的社会处境和价值体系发生变化与分化，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得以强化，这也是今日“左右之争”愈演愈烈的原因。显然，对于身处这种变化与分化之中的人们来说，模糊甚至混乱的价值观与社会规范必然造成内心的焦虑与紧张，人们迫切地需要找到一种群体归属，以从中发现并获得社会归属、意义与安全感。这也是为什么在社会结构稳定的时候，族群意识并不具有显著的社会重要性，而在社会变迁的时候，族群与宗教运动都会复兴。这不仅是发生在中国社会的现象，在其他社会，规律也是一样的。

在当下国家与族群的某种“冲突”叙事中，一端是民族国家建设的发展主义话语，围绕着公民、现代性和市场展开；另一端是族群建构的民族主义话语，围绕着文化特殊性、资源分配与身份认同展开，在这种复线并置的社会话语与意义生产机制中，并不仅仅包含对当下社会事实的陈述，还包括取向多样的价值判断，并在话语的冲突中展现出“压制”的非正义性与“反抗压制”的正当性。这种潜在的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具有高度的社会风险，因为它以一种道德对立的形式，呈现出民族国家建设工程在面对少数族群时所遭遇到的深刻的文化困境。

当我们怀着对祖先的敬仰、对自身文化特质的迷恋以及对群体归属的追求，我们可曾意识到“人以族分”的社会风险：那是一种非理性的激烈情感，它在凝聚群体的同时，却时刻可能制造出群体之间的隔膜甚至仇恨。而这种充满现实感的隔膜与仇恨，往往被解释为历史遗产，历史因此也成为现实族群政治斗争的战场。在这个意义上，关于“民族”的知识生产，恰是今日“民族问题”的关键环节。

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哲学背景正在发生变化，当现代主义者试图建构一种坚实的、稳定的、具有耐久力的身份认同的时候，后现代主义者则不断在知识上解构这种努力。这是当今世界知识生产的一个特点，也在积极意义上是新的哲学观念产生的社会基础。

在现代社会的知识体系中包含着深刻的权力结构，如福柯的分析那样，话语本身都是一种权力的行使，而话语的背后，则是价值观。在这一点上，与其他社会相比，没有一神论宗教传统，在文化上兼容并包的中华文明是中国社会一种雄厚的思想与文化资源。历史上，赋予中华文明以新鲜动力的要素通常来自华夏之外，无论是佛教思想与儒道的融合，还是元清两季对帝国“大一统”格局的创新与扩张。即使在西学东渐之后，中华文明经历的，也不只是百年耻辱，还有向现代性文明的成功转型，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中国保持了国家的整体性，并在二十一世纪初实现经济腾飞。尽管当下社会问题多多，但这个现象背后的实践经验，已经超越目前既有理论的解释框架，也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

因此，一切的关键在于，在民族问题上，当代中国社会是否能够产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有足够的力量影响全人类的卓越的思想创造，不仅能解释中国，也能解释世界，此为解决“民族问题”之纲。至于具体的民族政策，唯有纲举目张，才能真正达成社会共识。

篇5：走出对混凝土养护认识的几个误区

在建筑工地上，对浇筑成型的混凝土覆盖浇水养护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现对其覆盖浇水养护的机理及作用进行分析，以便走出对其认识的几个误区。

一、误区之一-------混凝土浇水养护的目的只是为了水泥水化的需要

混凝土浇筑成型后，必须对其进行覆盖浇水，以满足混凝土表面在一定时间内保持湿润状态的要求。与此同时，为防止养护水的急剧蒸发，还应用塑料薄膜、麻袋片或草袋等材料加以覆盖。然而，混凝土的养护不仅只是浇水，还包含有广泛而深刻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为使混凝土在一定时间内保持足够充分的湿润状态，以满足水泥水化的需要；二是要保证混凝土在不同的环境温度条件下，能保持有合适的最高温度、合适的内外温差及其合适的表面与环境大气的温差，同时还要有适当的降温速率和升温速率。

二、误区之二-------混凝土浇水养护的目的最迟开始时间是浇筑成型后的12h

《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02）第7.4.7条第一款规定，应在浇筑完毕后的12h以内对混凝土加以覆盖并保湿养护。然而，有许多施工人员误解为，混凝土浇筑完毕后的浇水养护的最迟开始时间是其后的12h，也就是说，只要是在混凝土浇筑完毕后的12h前进行浇水养护就满足规范要求。因此，在工地上常会遇到技术人员催促养护浇水，可是有人会说，混凝土浇筑完毕才几小时，离12h还远呢！不着急。

由于水泥及混凝土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尤其是近年来，高性能混凝土、早强混凝土、高强混凝土及预拌混凝土等的广泛应用，其所用混凝土强度等级及水泥强度等级较高、水泥用量较大、早期强度高、水灰比小等原因，使其混凝土的温度变形、干缩变形和自收缩变形都较大，混凝土开裂时有发生，其中混凝土的浇水养护时间的过迟成为早期开裂的重要原因之一，必须引起施工人员的重视。

多年前，工地上经常遇到的是流动性很大的塑性混凝土，其浇筑体积也不大、混凝土强度等级及水泥强度等级都较低、水泥用量小，早期水化程度不高、干缩小，又没用自收缩，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这样的塑性混凝土在浇筑完毕后12h以内浇水养护可能是适宜的，但对于现代混凝土来说，过迟浇水养护则会造成开裂并对潜在质量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误区之三--------混凝土的浇水养护时间越长越好

《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02）第7.4.7条第二款规定，对采用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或矿渣硅酸盐水泥拌制的混凝土，浇水养护时间不得少于7d，对于掺用缓凝型外加剂或有抗渗要求的混凝土，不得少于14d。这里需要指出，规范所规定的只是浇水养护的最少时间，而没有给出浇水养护的最佳持续时间和最长时间。然而，浇水养护时间越长，水泥水化程度越高，水泥的不可逆收缩也越大，水泥颗粒如果全部水化，其所生成的水泥凝胶不只使混凝土强度提高，与此同时还会产生很大的收缩，严重时可引起混凝土开裂。像混凝土中骨料所起的稳定体积作用一样，水泥石中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未水化的水泥颗粒，或其他惰性物质稳定体积，因此，浇水养护时间并不是越长越好。以盲目延长浇水养护时间作为“加强养护”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现代水泥和混凝土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要求做到的是“恰到适时”的浇水养护。

试验证明，标准养护7d和标准养护14d的混凝土，其各龄期的干缩基本相同，而过长时间的养护并不能进一步减少收缩，这时如果进行长时间的浇水养护，由于混凝土内部生成的水化物增多，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混凝土的收缩。长时间的湿润养护不能有效地减小混凝土的干缩，而虽然可以推迟收缩的开始时间，但影响也甚微。

“恰到适时”养护时间的长短与组成材料的选择、混凝土配合比、环境温度和湿度、风速计养护方法等诸多因素有关。混凝土水胶比越低，越需及时加强外部补充水的供给，但浇水养护的时间可适当短些；水胶比大时混凝土中的自由水多，如果混凝土处于相对湿度较大地区，湿养护的影响不大，但其养护时间相对要长些，才能使其渗透性稳定；如果水胶比较大，但处于相对湿度 地区，湿养护也不可轻视，养护时间不可缩短；掺有粉煤灰等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因其水胶比较小，如果外部补充水供给不足，表面的吸附水很容易蒸发，反应很慢的粉煤灰等掺合料，其抗裂作用和强度增长一样，在低水胶比的条件下，只有加强浇水养护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浇水养护不但要充分而且时间也要长些。对于掺有缓凝型外加剂及对抗渗有要求的混凝土，正如《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验收规范》所要求的那样，浇水养护时间应予适当延长。现从渗透性角度所要求的保湿养护时间列于下表：

渗透性稳定所需混凝土的养护时间

四、误区之四--------混凝土才终凝，表面还湿湿的，不着急浇水养护

众所周知，混凝土的早期开裂是水泥和混凝土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而自收缩与温度收缩又是高性能混凝土、高强混凝土及高强混凝土及高早强混凝土等早期开裂的主要原因。

混凝土自收缩的大小取决于水泥石内部自干燥程度、水泥石弹性模量及徐变系数。混凝土浇筑后的早期，特别是初凝后的前24h，其弹性模量低，徐变系数大，因此，自干燥程度成为决定自收缩的主要因素。混凝土初凝时对其表面进行湿养护可使养护水与混凝土中的毛细管孔内的水分连为一体，以供给混凝土内部胶凝材料使之水化。胶凝材料的进一步水化，又促使毛细孔细化，当毛细孔壁的阻力超过水的表面张力而不能继续向混凝土内部迁移时，这种水分的补给停止。由此可见，早期浇水养护的补水作用可很好地抑制混凝土的早期收缩。

混凝土的自收缩从其初凝时就已经开始，早期发展特别快，24h之内可完成大部分，以后则迅速衰减，其值可达（0.025~0.050）×10-3，同时还随水胶比的减小而增大，并随温度的提高而增加。与此同时，随着混凝土强度的逐渐增长，其极限拉应变也由成型后2h的4.0×10-3急剧下降，6~12h可下降至0.04×10-3，达到混凝土开裂的风险期。如果按《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验收规范》的规定，以传统塑性混凝土的要求，误以浇筑完毕后12h以内的最迟开始时间才开始浇水养护，其时间显然已大大滞后于混凝土开裂的危险期，规范所规定的最迟开始浇水养护时间已不适用于现代混凝土的养护要求。有许多人错误地认为，混凝土的浇水养护，只要是在混凝土浇筑完毕后的12h以内的任何时间开始都行，也就是说，在此12h的时间范围内浇水养护可早可晚，时间的可塑性很大，这种认识和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如果把混凝土的早高强认作为其早期开裂的内因，那么，其浇水养护滞后于表面水快速蒸发后的外部补水及补水中断，是混凝土引起早期开裂的外因。因此，很有必要将混凝土开始浇水养护的时间大大提前，使混凝土表面的向外蒸发水得以及时补给，做到“尽早及时”浇水养护。具体一点讲，就是在混凝土浇筑完毕，于其初凝开始，就以浇水养护不致人为冲坏混凝土表面为限“尽早及时”，这里要特别强调“尽早”二字，以

保证混凝土早期及时具备充足的补水条件，以免发生混凝土塑性收缩、自收缩和干缩的共同作用。

五、误区之五----------混凝土的浇水养护最好是大水猛浇，这样补水才能充分彻底

混凝土浇筑成型后的覆盖，一是防止养护水的急剧蒸发以利节约用水；二

是为了防止降温阶段水泥水化热的急剧散失，以保证混凝土断面上具有合适的温度梯度。有的人为了节省覆盖材料，对混凝土不加覆盖并用大压力水猛浇，这样不但浪费水，而且极易冲坏混凝土表面，更主要的是压力水流过混凝土表面，将其热量迅速带走，导致混凝土表面温度骤降，如果正遇混凝土水化热高峰期，养护水如果与混凝土表面温差又较大，可能因混凝土温度骤降，而使其内外温差及混凝土表面与环境温差过大而产生“热震”，致使混凝土表面开裂；同时，要切记养护浇水不可时断时续，中断多次反复“热震”则有加剧混凝土开裂的可能。适宜的浇水养护应是小水漫淋。

六、误区之六---------为了加速混凝土的硬化，养护阶段只保温而不进行冷却降温处理

混凝土的初始浇筑温度是混凝土最高温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处于塑性

状态的混凝土进行冷却降温处理，则在降低最高温度的同时，也相应降低了混凝土的致裂温度。因此，对处于塑性状态的混凝土进行冷却降温处理是一种有效的防止混凝土开裂的方法之一。从混凝土开始硬化产生拉应力至达到最高温度止，虽然在此阶段对混凝土继续进行冷却处理，一般不至于改变整个混凝土断面上的受拉状态，但向混凝土表面浇以低于环境温度过大的冷却水，使混凝土温度骤降，会增加混凝土断面上的温度梯度，可能引起混凝土“热震”，虽然在此阶段，对混凝土冷却处理，也会降低最高温度和致裂温度，但为防止混凝土内外温差骤升引起表面开裂，这一阶段的冷却处理及浇水养护一定要小心谨慎。在混凝土内部产生拉应力之前，应及时进行冷却处理。

七、误区之七--------保温覆盖从浇水覆盖时就开始，不知何时开始才对

综述以上几个问题可知，在混凝土达到水泥水化最高温度之前应处于散热

阶段，以求获得较低的最高温度和致裂温度，如果把保温提前到从浇水养护覆盖开始，适得其反，反而增加混凝土的最高温度和致裂温度，正确的保温时间应从混凝土降温开始，不宜提前。

在混凝土降温阶段实施对其保温，其目的之一是减少混凝土内部热量的散

失，以减少断面上的温度梯度。目的之二是由于延缓了混凝土的散热时间，使之能够有效地充分发挥其强度增长的潜力，并使混凝土的松弛和徐变得以充分显现，其内部拉应力得以相应减小。与此同时，因混凝土龄期的增长，混凝土的抗拉性能要比其抗压性能提高的快，也可防止和减少混凝土的开裂。

混凝土表层的温度梯度是制约混凝土表面裂缝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大气环境温度的升降，影响着混凝土内部断面上的温度梯度，而其温度变化的陡缓，也必然影响混凝土表面与大气环境温度变化的陡缓，保温材料的有效覆盖，能减小混凝土断面上的温度梯度。

工程实践证明，温度变化时混凝土结构的一个重要而又非常复杂的荷载，温度梯度的陡缓可以看作是对混凝土“加荷”的快慢，并对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产生重要影响。气温骤降可看作对混凝土的快速加荷，可导

致混凝土拉应力和弹性模量的增加，而使混凝土的极限拉伸减小，抗裂性能减弱，反之气温缓降可看作是对混凝土的慢速加荷，可导致混凝土拉应力和弹性模量比快速加荷有所减少，而混凝土的极限拉伸有所增加。同时，气温的骤降还可导致内外约束度的增加，不论是以外约束为主的结构，还是以内约束为主的结构，通过外部保温和内部缓降都可避免和减少混凝土的开裂。

篇6：澄清对反垄断法的几个认识误区

英语是国际交流、经贸往来、科技合作等各个领域广泛使用的世界通用语言。随着全球化步伐越来越快，国民的英语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中国加入WTO之后，英语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为培养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英语学习呈现低龄化的趋势，英语教育从幼儿开始抓起已成为众多家长的共识。在儿童家庭英语教育热的背后，由于知识背景、思维观念的不同，以及科学的教育观、教育方法的缺乏，家长在儿童英语教育当中其实还存在许多的误区。

一：进行英语教育的年龄不当

许多家长认为，儿童英语教育应该越晚越好。他们认为：儿童的身心尚未成熟，好玩是儿童的天性，而且儿童学习东西的兴趣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如果过早的进行教育，强迫他们进行英语学习，不仅不会为英语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反倒会造成他们对英语学习的恐惧，甚至产生厌恶感。

心理学研究表明，语言能力的关键时期是在6岁以前。如果能在这一时期对幼儿进行良好的英语教育，给予丰富、适量的信息刺激，就能让幼儿的语言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如果错过了语言萌芽增长的关键时期，获得同等语言能力就可能需要成倍的努力了。

珠海狮王南方教育机构（Lion King South Education Instruction）的总经理张建春讲过一个真实的案例：他问一位年轻的妈妈，您认为您的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学英语最好？妈妈答道，起码得六岁以后。张建春曾经主导过一次耗时1年的调研，他从调查问卷中发现：有近四成的年轻家长认为孩子应该六岁以后才学英语，一岁、两岁学了也记不住，到时候上学堂还得再学一遍，花时间、花钱，还得花精力。根据卡尔特威的学习法则显示，人类的学习吸收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呈递减趋势。0~3岁是模式教育期，吸收能力是100%全盘吸收。4~8岁是兴趣教育期，有选择的吸收，吸收效果是80%，8岁以后是引导教育时期，需要加倍的努力和反复的练习才可以获得学习的效果。日本著名幼儿教育专家华夏七田也认为0~6岁是语言发展的最佳时期，处于这一时期的幼儿有形成两个以上语言中枢的可能性。若在最佳时期只接受母语的刺激，那么母语中枢以为的语言中枢就逐渐退化。儿童进入学龄后，母语中枢以形成一整套固定的控制模式，这时再学习第二种语言，母语中枢就很难接受。因此，如果家长能抓住这最佳时期对幼儿进行英语教育，其潜力和发展是无限的。

二：进行英语教育的目的、动机不当

家长对孩子的英语教育活动的认识各不相同，有的家长对幼儿早期英语开发教育活动认识不够全面，觉得让孩子学好英语是为上小学、中学打基础；有的家长则看到别的孩子学这个、学那个，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学点什么；甚至，有的家长让孩子学英语是为了追形式、赶时髦，不学就觉得没面子。

为孩子的前途着想、让孩子紧随时代要求，这样的父母固然没有错，但是若全然不理会孩子本身的素质条件、年龄特点以及他们的性格特征，而任由家长越俎代庖地为其设计前途，让孩子盲目的去学外语，其效果往往会事倍而功半。所以，作为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们必须要扭转自己的教育思想，重新建立对英语早期开发教育的正确的认识。早期英语教育诣在开发幼儿智力、发展幼儿言语能力、培养幼儿对英语学习的兴趣。人类沟通需要语言，而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对于当代幼儿来说是步入社会所应必备的能力之一。科学研究还证实，学前儿童的大脑具有相当大的潜力，具备了比大龄儿童和成人更为明显的外语学习优势，所以很多专家学者都大力提倡学龄前幼儿的英语早期开发教育。

家庭是孩子学习的第一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的教育观念及其教育动机能直接影响着孩子，所以家长应扭转自己的教育观念，采用科学的教育方法、正确的教育手段对幼儿进行早期英语开发教育。

三：进行英语教育的手段、方式不当

对孩子进行早期英语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必须要采用合理、科学的教育方法，这就对家长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但有些家长在教育方法、途径等方面都步入了误区，导致教育效果并不理想。

（一）只注重实际的英语教育训练而忽视兴趣的培养

一些家长不懂正确的科学教育方法及教育规律，却出于望子成龙的心态盲目地给幼儿施加压力，让他们枯燥无味地进行英语口语训练和反复的单词识记，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培养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一点在幼儿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兴趣是幼儿进行一切活动的起点和动力，是幼儿最好的老师。《论语》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著名的教育学家福禄贝尔也曾说过“儿童就像饥渴的小苗需要水分和养料一样，天然渴望在适宜的环境里自然而茁壮的成长，他们需要活动的认识，需要兴趣得到唤起和培植，他们要主动的发展自己”。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一致认为，一个人如果对某一事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会自觉地去钻研学习，并使其以专注的精力、忘我的精神从事这一活动。幼儿对英语有了兴趣，便会觉得学习英语是一种乐趣而不是负担，这便真正达到了寓教于乐的教育目的，所以进行英语教育活动的最终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幼儿对英语的兴趣是否被唤起。

例如，有位家长硬性规定孩子每天背3个英语单词，并且要求十分严格，一旦孩子达不到要求便训斥孩子不认真、不努力，甚至逼迫孩子加倍识记作为惩罚，久而久之，孩子对英语便产生了畏惧和厌恶心理，他们对英语不是主动地去学习而是被动地去接受。很明显这位家长不注重对幼儿英语活动兴趣的培养，而一味要求过高，急于求成，反而事倍功半，教育效果不理想。

又如一位家长在教幼儿学英语时，并不急于传授孩子枯燥的英语知识，而是注意引导幼儿对英语活动产生浓厚的兴趣。英语对于幼儿来说是一种新鲜学科，很容易引起幼儿的兴趣，这位家长平时结合各种活动或者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对幼儿进行随机教育、对幼儿进行启发。有一次，这位家长正在削苹果，便随口对幼儿说:“我削的是apple”。孩子觉得很有趣，便要求家长把苹果的英文名字教给他，这位家长因势利导地把“分果果”的英语儿歌也一并教给孩子，由于孩子对英语的学习是出于好玩、有趣，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和周密的计划，也没有把它当成一种任务和压力，而只是凭一时的兴趣在日常生活中随机学得，所以孩子在学习中学得非常开心和愉快，能充分调动自己的各种感官和挖掘自身的内在潜力去主动学习。很显然，在幼儿早期英语开发活动中兴趣的培养是十分重要的。

（二）只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视能力的培养

在幼儿英语教育活动中让幼儿进行单词及短语的.识记和训练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们是学好英语的前提和基础，但在知识传授的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幼儿各种能力的培养，例如幼儿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幼儿对英语辨听能力的培养等等。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授子以知，不如启子以智”。确实，训练孩子英语方面的各种能力、启迪孩子的心智实为更长远的教育策略，但有的家长却对其认识不够。

例如前面所列举的那位家长每天要求孩子背3个英语单词及一些短语，家长也不给予必要的启发和帮助，孩子学了几天便嚷着不想学了，很显然，这种繁琐的机械训练及识记幼儿是承受不了的，同时也会销蚀他们对英语的学习兴趣。相反，我们若能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在兴致盎然的游戏中，注重幼儿各方面能力的发展，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并能为以后的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评价时只注重学习结果而忽视学习过程

有些家长在评价幼儿英语学习活动时，只注重学习的最终结果而忽视了最重要的学习过程。常听到有的家长夸奖孩子时说：XX小朋友真聪明，会背多少英语单词，能唱多少英文儿歌。学习结果确实能反映学习过程，但却不能准确反映学习过程，成人对活动结果的评价往往限制住孩子在学习过程中能力的发展。幼儿好表现，愿意别人夸奖他，所以他为了获得成人的肯定和表扬而去机械地记忆一些单词及儿歌，却忽视了学习过程中其他方面能力的发展。

早期幼儿英语教育活动诣在开发幼儿智力、发展幼儿各种能力，培养幼儿对英语活动的兴趣，使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及各种游戏活动中主动学习简单的英语知识及常识，并不提倡让幼儿机械地识记多少单词及句子，在英语教育活动中孩子感兴趣的是学习英语的活动过程，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发展。因此在评价幼儿英语活动时要将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对立统一起来，达到和谐的统一，既要评价活动的过程又要评价活动的结果，既要看孩子学到了什么又要看孩子怎样去学，使孩子在英语学习过程中会学，更愿意学，只有这样英语教育活动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四）包袱过重

有的家长抱怨自己的孩子不争气，什么都学不会，一问才知道这位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幼儿园学习英语的效果不理想，便自作主张给孩子报了好几个英语学习班。殊不知，事与愿违，孩子的成绩没上去，学习兴趣却大大减低了。珠海狮王南方教育机构（Lion King South Education Instruction）调查发现，在珠海开设英语班的幼儿园里有47%的幼儿家长给孩子另报了其他英语学习班，也就是说孩子每天在幼儿园学习完英语后还要到外面继续学习，有时连双休日及假期也要去按时学习，有的家长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孩子的英语学的更多更好。

其实，家长的初衷是好的，有的孩子的英语水平确实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这样一来却用去了孩子大量的时间，久而久之很容易降低幼儿对英语的学习兴趣。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社会上形成的英语早期教育派别很多，他们都有各自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他们所倾向的发音也有所不同，所以幼儿不宜学了这个学那个，家长们最好选择其中适合自己孩子的一种让幼儿进行学习。幼儿英语能力是在日常生活中循序渐进慢慢提高的，不能急于求成。

（五）揠苗助长

珠海狮王南方教育机构（Lion King South Education Instruction）发现一小儿很有趣的事情：很多孩子在学习英语的初期，表现了很强的学习能力，老师教的东西很快就记住，并能按照语法规则活学活用了。慢慢的过了几个星期，其中一些孩子的兴致慢慢降下来了，学起东西来，没有以前那么认真，没有以前那么自信了，说起话来有点吞吞吐吐，还老怕出错。

询问家长之后，发现：孩子的妈妈觉得自己的小孩学了2年英语了，一般的对话都能很流利了，她突发奇想，给孩子买了中学生的试题给她做，还给孩子买了本四六级单词，想让孩子能够早点学习，将来考四六级时，就能走在别人的前面了。

孩子是怎么认为的呢？他们原来觉得自己学英语很简单，而且总能在班里受到老师夸奖，同学羡慕，因此，也很自信，学习的兴致很高昂，跟她上初中的表姐一起做作业时，也时不时的翻看表姐的课本和题目，然而，她这些举动让妈妈误解了，认为她可以早点接触，早点学习。其实，这些初中资料孩子大部分都看不懂，题目基本都做不对。碍于虚荣，也不好意思问题，慢慢的发现自己错误越来越多，自信心也一点一点被蚕食，变得越来越抵触英语学习了。

幼儿学习阶段，应该还是以兴趣引导，以简单口语对话，故事情景模拟为主，千万不可超越他们年龄阶段，把一些诸如初高中英语、四六级，甚至专业四级的材料题目交给他们来做，这样不仅不会起到提前教育的目的，反而会揠苗助长，挫伤了他们的兴趣，将他们带入应试教育的泥潭。

篇7：浅谈对企业文化认识的几个误区

1 企业文化内涵认识的偏差

说到企业文化, 普遍的观点认为, 就是站在企业的角度, 由企业家倡导的, 为员工所接受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这似乎把企业文化等同于企业的使命、远景、价值观, 企业宣传的一些理念, 企业制作精美的文化手册等等。如果说具体的企业文化表现形式, 则往往从企业产品包装上的特色标识, 企业的规章制度, 企业宣传栏的内容等去解释, 或者与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所作的公益事业去靠齐, 这些都和企业文化相关。把这些进行分析和概括的话, 就是把企业文化理解成, 一个企业的物质层文化、行为层文化、制度层文化和核心层文化 ( 核心层即是企业的使命、愿景、价值观) 的复合体。但是, 如果仅仅从这四个角度去理解企业文化, 那么就好比我们介绍一个人, 只介绍这个人的外貌特征, 并不能帮助我们去认识和了解这个人。只有结合时间的角度去理解, 那么这个事物才不是静止的, 拆分的, 没有生命力的。企业文化是依托于其企业而存在的, 它是随着企业发展而发展的, 是从无到有, 从有到强, 从强到弱, 从弱到衰亡的一个过程, 是动态的。首先要了解企业文化从哪里来。毫无疑问, 企业文化不能离开企业来谈, 它是以企业为基础, 即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为基础的。成立一个企业, 要有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但是一个企业仅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同时投入制度、诚信、理念等等我们看不见却又存在的东西, 而企业文化就隐藏在这些软投入中。

2 对企业文化发展规律的忽视

企业与一般事物一样, 由于受到内外因的作用, 或者内部结构发生变化, 或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 从而影响到企业自身的发展变化。依托于企业而存在的企业文化同样会随着变化。而这点往往容易被忽视, 从而导致企业的发展和企业文化的建设与管理不在同一个层级进行, 使得企业文化不能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服务。

安然曾经是叱咤风云的“能源帝国”, 2001年10月16日, 安然公司公布该年度第三季度的财务报告, 宣布公司亏损总计达6. 18亿美元, 引起投资者、媒体和管理层的广泛关注, 从此, 拉开了安然事件的序幕。导致安然失败的原因很多, 但其中最关键的所在, 并不是因为做假账和所谓的高层腐败, 而是它的企业文化———这恰恰曾经是安然公司引人注目和备受赞誉之处。在安然, 失败者总是中途出局, 获胜者会留下来, 这是安然公司“赢者获得一切”这种文化的缩影。

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它主要体现为企业如何看待利益相关主体的关系, 即员工、客户、股东和社区四者的辩证关系。在安然创业初期, 这样的文化的确起到了巨大的促进公司发展的作用, 让其发展迅猛。但当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内外部因素都发生了变化, 企业文化却没有相应的变化, 安然公司倡导的只能成功, 只重结果的企业理念, 导致了企业文化的失衡, 高层的管理者为了实现自身短期利益的最大化, 不惜牺牲股东和员工的利益, 从而导致了安然大厦的崩溃。

3 企业文化 “情” 与 “理” 的失衡

俗语有言“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情与理就像一对孪生兄弟, 相辅相成, 携手则其利断金, 分歧则两败俱伤。在企业文化的宣贯中, 既要考虑到员工的感情、需求, 也要兼顾企业的理念、制度。感性与理性相结合, 才能相得益彰, 事半功倍。如果过分强调感性, 企业文化的引导作用则不能发挥, 企业被动地被牵着鼻子走, 更别说凝心聚力。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 以个体意识、个人主义为表现的“人本主义”价值观深入人心。没有经过西方社会宗教意识的熏陶, 没有已经内化的职业素养、敬业精神、法律意识等价值体认的保证, 在由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转变过程中存在的“价值观”的真空, 造就了极端利己主义的流行。企业文化在推行“以人为本”的时候, 如果只注重员工个人感受, 员工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如果不加以干涉, 那么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之一“团队合作精神”就会缺失。所以基于这一现实, 几乎所有的企业在进行企业价值观的确立时, 都把反对“个人主义”, 强调“团队精神”列为基本出发点。

过分偏重理性, 员工的思想动态不被重视, 企业文化就形同虚设, 无法共鸣, 无法被认同。企业文化, 来源于企业及员工, 同时也促进或者牵制企业与员工。试想一个企业中普遍的场景, 外企业人员到公司某科室谈生意, 客人一进门, 企业主管便直入主题, 把工作内容交代或者交接一通, 表面上工作效率很高, 但人与人之间却因此而缺乏沟通, 冷血而无情。相反, 先递上一支烟, 或者送上一杯水, 问问天气或者路上是否堵车, 再进入工作内容, 氛围一定会变得和谐融洽, 办事效率反而提高。

企业文化只有情理结合, 在宣贯过程中才能既深入人心, 又凝聚人心。

摘要：企业文化对一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并且这种作用逐渐为人们所重视, 但由于“文化”本身的特殊性, 使得人们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见仁见智, 笔者试着从企业文化本身去谈谈其常见的几个误区。

关键词：企业文化,内涵,发展规律,情理

参考文献

[1]罗长海.企业文化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2]约翰·科特, 詹姆斯·赫斯科特.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M].北京:华夏出版社中译本,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