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使用责任书

2024-04-08

印章使用责任书（精选6篇）

篇1：印章使用责任书

********印章使用责任书

甲方：********有限公司 (下称甲方)

乙方：*** (下称乙方)

第一章总则

一、印章是********有限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中行使职权的重要凭证和工具，印章的使用管理，关系到双方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的展开，甚至影响到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为防止不必要事件的发生，维护双方公司的利益，经双方协商一致特制定公司印章使用责任书。

二、为方便乙方开展经营活动，根据乙方要求，甲方同意提供*********有限公司(*)号销售合同章一枚，(以下统称公司印章)。经********有限公司印章留底,董事长授权由乙方领取。

第二章公司印章使用范围

三、甲方明确规定公司印章的使用范围

1)*******有限公司销售合同章只用于签订以甲方名义的销售合同(单张合同不能过500万，超过的需提前书面通知备案，否则不予执行)和销售相关的协议方面(单张合同不能过50万，超过的需提前书面通知备案，否则不予执行);凡以甲方名义盖章的销售合同和销售相关的协议方面一份原件,乙方在签订后第二天寄给或送达甲方财务部留存.

2)乙方对甲方明确公司印章的适用范围表示认可并照执行，违反甲方明确公司印章适用范围和条件所产生的一切法律经济损失及后果，乙方承担全部连带法律及经济赔偿责任。

第三章公司印章的保管

四、经双方协商确定，公司印章由陈海光代表乙方统一领取并承担保管责任。

五、乙方应规定相应各级和岗位专人依职权领取并对印章存放应有安全措施和妥善保管，严防遗失，严禁转借他人。

七、合同章的使用条件：以甲方名义签署的合同一律需评评审后(由乙方采购员、业务评审价格及付款方式，制造经理评审货期，销售经理综合评审)经管副总审核批准后方可由指定专人盖章。销售合同盖章时，须有订货产品单，且报价审核后的附件(单价.金额等)需体现审核过程，既要有审定的签名，否则不予盖章。

八、印章保管人应对文件内容和印章使用单上载明的签署情况予以核对，经核对无误的方可盖章。

九、甲方对乙方的使用公司印章的拥有绝对的决定权。

第五章印章使用所造成的甲方损失，由***负全责，负责时间为使用印章的投标书、合同等完全履行完毕后贰年半。

第六章争议的解决

十、本责任书的内容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诉讼解决。

第七章条款变更及补充。六、乙方应建立印章管理表，专人领取和归还印章情况在表上予以记录每年报甲方备案。

十一、在履行过程中，一方认为本责任书的某一条款不利执行，或按此执行中造成另一方不利，双发可共同就此进行协商变更。

十二、在合作过程中，双方就本责任书未尽事宜可继续通过补充来实现合作目的。责任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附：印章模板，下列印章即为乙方领取的印章。此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乙方签收后

甲方：***************有限公司乙方：*****

代表：代表：

日期：年月日日期：年月日

篇2：印章使用责任书

为规范我公司印章使用管理，切实加强管理印章的责任心，杜绝和减少责任过错，提高公司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特制定本责任书：

一、项目部印章使用责任范围：本公司制发的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仅供项目部与业主、监理单位、施工配合单位联系工作和施工技术、资料之用。不得用本印章签订工程合同或工程分包合同和机械设备、周材租赁及材料采购类经济契约;不得用本枚印章开具任何内容的欠据;不得用本枚印章出具任何形式的经济结算凭条;不得用本枚印章为他人他单位提供任何责任的经济担保;不得涉及带有经济和责任性质隶属法律关系，违反上述内容使用本印章造成的任何损失或纠纷均由本印章被授权方负责人全权承担，授权方有权收回本印章。

二、妥善保管好该印章，并将印章存放在确保安全的地方。

三、在使用印章时一律实行审批制度，建立印章使用登记记录，对其所持有的印章负全部责任。

四、在使用印章时，应有高度的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建立健全印章保管使用责任制，并落实到人。

五、严禁超其权限范围私自刻有关印章使用。

六、在施工期间，除负责本项目部的印章使用管理外，并有义务监督、制止项目部其他人员私刻印章。一旦发现有私刻印章的行为，要及时向公司汇报，并按规定严肃查处。

授权方(盖章或签字)：年月日

篇3：论技术使用者的人性责任

一困境与救赎

技术使用这项实践活动和技术本身一样,有着鲜明的双刃剑效应:一方面,人类正是通过技术使用建构起自己的社会体系和生活世界,彼此交流和沟通,不断繁衍、日益兴旺;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在技术使用中,人类累积了越来越多的负效应,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罪恶,一次一次将这个世界推进到了危险的境地和崩溃的边缘。

正如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基于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指出的,所有技术,包括以“消解”自然界的报复为目的的技术,都是具有缺陷的,随着对自然界某一报复现象克服过程的进行,新的报复又在大自然的酝酿之中了,这种新报复出现的可能性就是风险,也正是鲍德里亚口中的“完美罪行”。在鲍德里亚看来,人们不断地通过使用其所创造的高新技术来追求各种完美,然而对完美的追求不仅不能导致一个完美的过程以及一个完美的结局,而且本身还是一种罪大恶极的行为,“我们仍然到处留下痕迹——病毒、笔误、病菌和灾难”[1]。也就是说,以追求美好为目的的技术使用行为与风险纠结在一起,会带给人们不期待也不喜欢的恶果。

“现在威胁着我们生存的所有问题中,没有一个是传统文化所创造出来的,而都是由技术的使用所带来的”[2],因为我们总是使用技术来与自然发生关系。不仅技术使用活动本身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孕育着种种灾难,仅就人类自身而言,对技术的过度使用、贸然使用、恶意使用、错误使用和非理性使用等等就已经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岌岌可危,特别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的恶意使用,在现代社会里比比皆是,逐步将人类逼近到生态崩溃和人性丧失的困境。

纵观人类历史,正是由于人类对技术的使用,人与自然的关系才具有了动物与自然关系所不具备的内涵和本质,从而在自然演化史上书写了最为辉煌也最为复杂的一笔。在使用技术的过程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随着技术形态的嬗变而更弦易辙。人类所使用的技术越复杂、越高级就越是凸显出使用者的人性力量。在经验型技术的使用中,由于技术水平的低下,此时的技术使用局限于弱使用的范畴,对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都是局部的和有限的,使用者的人性再丑恶也无法造就社会的大面积创伤;而实体型技术的使用使技术使用赫然跨入到强使用的范畴,群体性的大规模技术使用活动使自然界伤痕累累;知识型技术的使用则更是将人性问题提上日程,知识型技术由于其本身所蕴涵的巨大能量,使用者的一念之差就可以将其释放出来,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海德格尔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在现代逃避技术不仅是愚蠢的,还是不可能的,因为技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融入了人类的本性之中,成为了人类传统和经验的一部分,成为了人类在世的一种方式。既然我们无法逃避技术,那我们只能“引入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情境”[3]4,凭借自己的努力重建一个技术使用情境并最终重建一个社会情境。所谓技术使用情境,实际上是人类使用者通过技术的使用所建构出来的一个实践语境,这是一个使用者拥有着话语权的空间,是使用者自己的场所,一切活动都围绕着技术使用而进行,技术使用者是主体,技术人工物是客体。

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使用这一实践活动就是技术价值得以实现的过程,那么技术使用其实就是技术价值的最终完满,而使用者作为主体和执行者,其承担责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二技术使用者的人性责任彰显

随着人类技术使用活动负面效应的泛化,风险已经成为现代语境下的一个核心词,而使用者的人性何为则与风险的种类、范围和程度息息相关:当自然人性占主导地位时,人类面对的风险主要是自然风险;当经济人性施虐时,技术风险和社会风险也开始盛行。人性残缺不全的时候,人类社会也必然灾难重重。人类一旦踏上了使用技术的征途,随即也就跌入了一个循环反复的使用怪圈:每一次使用技术改造自然所取得的胜利,都会诱发大自然不同程度的惩罚和报复,人类为了对抗和消解这种惩罚和报复,又不得不绞尽脑汁地设计、制造和使用功能更为完善的技术,再次诱发新的惩罚和报复,再次使用新技术……如此循环反复,不仅问题没有解决,风险越演越烈,人类自身也被弄得伤痕累累、身心疲惫,一些爱思考的人们开始不停地追问: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是技术本身还是人类本身?追问来追问去,将其归结为人性似乎是一个更立得住脚的解答。

在风险的所有类型里,由人恶意所制造出来的风险无疑是最为可怕也最难控制的。古语说得好,“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意思就是说,大自然降临给人类的灾害人类还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加以规避,但人类自己制造的罪孽,是逃也逃避不了的。人类在面对凶猛的野兽时,可以主动与之打斗;在面对森林火灾时,可以积极进行扑救;在面对6.0级地震时,可以动用一切设备抢救,可以重拾信心、重建家园……纯粹的自然风险和技术风险可能还孕育着机遇,对它们的经历可以帮助人类汲取教训、积累经验以便规避类似的风险,从而建构人类更加美好的生活;但由于人类恶意而为的各种风险,我们大都无迹可寻,防不胜防,以我国食品技术为例,加入了石蜡的大米、掺有敌敌畏的火腿、含有苏丹红的咸鸭蛋和辣椒酱、加有福尔马林的火锅、混有瘦肉精的香肠、硫黄泡的银耳和蜜枣、搁了硫酸铜的木耳以及掺着三聚氰胺的奶粉和夹杂着地沟油的食用油等等,虽然屡遭曝光但仍旧屡禁不止,这都是活生生的人性风险在作祟。“自作孽,不可活”,当人类开始丧失良心、大肆毒害自己的手足时,这个社会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不管技术风险是来源于技术自身设计局限的“原罪”抑或人类不恰当使用技术所导致的“他罪”,它存在并现实化的导火线都是人类的使用行为。人们往往习惯于在“人性本善”的前提下探讨技术风险的实现,却唯独忽略了由于人性丑陋和贪婪所带来的风险,而这才是人类所真正应该防范的。

现时代,风险已经成为了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人所使用的技术形式越高,面对的风险也就越大、越复杂,就越是凸显出人性的力量。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理性思考,能调整自己的思想并控制自己的行为,能积极面对,而不是坐以待毙。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自然人性在经验型技术的使用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经济人性在实体型技术的使用活动中凸显出来并一度得到了高扬,而在知识型技术的使用活动中人性则进入了一个反思和建构的状态。

由于自然界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人类认识的有限性,技术使用本身很不确定,如果再辅之以人性的丑恶,就会使技术使用成为一项高风险的实践,终将葬送人类整体。所幸的是,人心虽然叵测,但“人之初,性本善”,通过自然观和价值观潜移默化的长期洗礼、通过培育和贯彻合理的技术使用理念和方式,当我们具备了“完整人性”或“和谐人性”[4],因此,人性建构的首要就是合理技术使用理念的建构。理念是渗透到技术使用活动中的基本精神和思想,是使用技术的人时时刻刻铭记于心的操守,它不是感性层面的肤浅解释,而是理性层面上的深刻理解。一般看来,有以下三种最为基本的理念。

1.人本使用理念,这其实就是以人为本的使用理念,以人为本并不是什么新的提法,早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将其作为了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就是要把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以人为本是人类的技术使用行为的首要理念。

人的个体存在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驱动力,而人的生命存在则是人存在的根基:一方面,它是自然力和生命力的凝聚体,体现了自然物质的奇妙;另一方面,它又融合了目的、意义、理想等价值因素,是一切社会关系的聚焦。人的生命是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没有人的生命做前提,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虚无,所以,捍卫人的生命尊严即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本使用理念的第一要义,也是最基本的要求。

人本使用的第二要义就是要为人的享受需求和发展需求(也就是马斯洛的后三种需求)的满足提供适宜的环境,所谓“适宜”,就是不能过度,但也不能缺失,“过度与不及是过恶的特征,适度是德性的特征”[5]。人生而都是有欲望的,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后,人自然就会滋生出许许多多的欲来,如物欲、性欲和权欲等等。在对人类欲望的态度上,一度有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的盛行,它们虽然都是荒谬的也已被历史所证伪,但都有可取之处:禁欲主义凸显了理性、道德、责任的重要性,而纵欲主义则肯定了人的感性存在。综合它们的可取之处,用自己的理性来克制自己的放纵,用自己的感性来体验自己的快乐,在“禁”与“纵”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要紧之处是,一个人不要受私心、私利及偏见的干扰,尽量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3]83

2.公平使用理念,就是指人在使用技术满足自己的某种需求时也要尊重他人使用技术满足自己需求的权利,不能损害他人的、集体的或者社会的利益,不能以他者利益的牺牲作为代价。技术使用的过程必然涉及使用者选择、获取、占有、操作物质性资料的活动,这就存在着一个公平问题,即使用者之间能否平等地选择、获取、占有和操作物质性资料。“平等是人在实践领域中对自身的意识,也就是人意识到别人是和自己平等的人,人把别人当做和自己平等的人来对待……表明人的本质的统一、人的类意识和类行为、人和人的实际的同一。”[6]这就意味着人人生而平等,任何人都无权侵犯别人的权利。

公平使用也有两层含义,一是使用资源和信息的公平享用。科学和技术信息不应该仅仅为一小撮“科学精英”所理解和掌握,普通的老百姓也有参与其中的权利,特别是参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科技中来。只有让广大平民也能正常使用科学技术的相关资源信息,才能获得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支持并最大限度地缩短新技术应用时与社会的磨合期,“科学和技术信息本身就属于公共资源,其使用也应该公共化”[7],这样才可能以友爱、互助、公平的方式与他人共享社会可使用资源。

二是尊重他人的使用权利。人类都具有在使用中不断趋真、趋善、趋美的本性,通过技术使用不断充实和升华自己的精神生活和生命状态,这种充实与升华逐渐会将人引导至一个不为物役、超越物质生活、解放自我的美好状态。“自由的实现必然要与他人的、社会的正当利益为规定,并在承担责任、尊重他人利益的过程中体现自己的尊严。只有当每个人都能拥有自我生命存在的尊严,并能发自内心地去尊重他人生命存在的尊严,他才能获得尊严并受到社会的尊重。”[8]

3.生态使用理念,自然生态系统不仅是孕育人生命的源泉,还是人得以生存、发展的根基。自然界其实就是人的母体,人类虽然借助技术的使用使自己的肢体和心智逐渐成熟,并最终从自然母亲的子宫里分娩出来成为独立于自然母亲的存在,但仍旧踩踏在自然母亲的身体上,靠着吮吸自然母亲的乳液和吞噬自然母亲的血肉而存活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自然也是人类除血肉之躯外的另一个身体,一个“无机的身体”,“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9],人的一举一动都离不开自然这个身体,虽然人类有了迁移到别的星球上生活的设想,并开始勘探其他星球能否适应人类生活,但这些无生命迹象的星球到底能不能成为人类的第二个地球仍旧是一个谜。所以,技术使用除了要体现对人生命的尊重,还应当体现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尊重和关爱,在自然的“有尊严”的存在之中才能获得人类自己的生命尊严。

可是,长期以来人们一度遗忘了自己的自然机体,而沉溺在物质的人工世界里,“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10]对商品和商品的拜物教导致了人对自然母亲的疏离,久而久之,人类自认为已经脱离了自然母亲的佑护,人类的使用行为也脱离了人的身体依赖,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符号使用。在现代社会里,使用和使用者正在丧失其丰富的自然内涵,真正意义上的技术使用活动所满足的需要和渴望大大超出了基本的、生物的范围。在符号价值的王国里,个人使用的商品越珍贵,似乎他的地位就越高,他就越值得尊重。生态使用理念的提出就是要提醒人们,人们使用的任何东西一筐一瓢、一针一线都是大自然的恩赐,千万不要把自己凌驾于自然之外而恣意践踏和挥霍自然的肌体,过度使用、炫耀性使用只会使自然界伤痕累累、入不敷出,最终伤及的只会是人类自己。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生态使用其实是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一旦确立了该观点,人们就会在利用自然资源时长远考虑,任何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都将被视为不道德的而遭到拒绝。”[11]

技术使用理念就是隐藏在技术使用活动深层的东西,具体而感性的技术使用方式则是技术使用理念的派生物和附属品。技术使用方式就是指使用者为实现特定的目的而采取的各种手段、方法和途径的总和,是使用者通过技术调动和利用各种资源来为自己服务的集体行为模式。“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生活背景和具体条件恰当地、适宜地和灵活地使用被提供给他们的技术。”[12]

四对技术使用者人性的追思

人性是一个亘古弥新的话题,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源所在。在我国古代,就有“性有善恶”与“性无善恶”、“人之初,性本善”与“人本性恶,其善者伪之”的对峙与争执,直到现在,人性何为仍旧是一个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人性是潜伏在个体人中的本体品性,它决定着个体人类的行为方式,并藉以影响到整体人类的活动方式和方向。人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凡是与人有关的事情,都只有切入人性之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但又由于它的复杂性和变动不居性,人们常常叹为观止,讳言莫深。手捧这个烫手的山芋不仅需要非凡的学术勇气,更需要对人类命运的深切担忧,大卫·休谟、亚当·斯密、马克思等学术大师就对此作出了艰难的探索,并将人类困境的化解寄托于人性中的真、善、美。

技术使用者有什么样的人性就会有什么样的技术使用理念和方式,展现出什么样的技术使用活动面貌,继而就会孕育出什么样的社会情境。作为使用者的人类有责任通过自己的技术使用活动塑造一个美丽而生态、自由而平等的生活世界,从而使人类社会处于一种更加美好的生存境域之中。

这样看来,在现代我们逃避和克服的不应是技术,而应该是技术使用者残缺不全的单一人性(即经济人性)以及在这种单一人性主宰下形成的不合理的技术使用理念和技术使用方式,是人性的不健全导致了技术使用实践的单一化。为了完整人性的孕育和成熟,我们应该建构一种健康、全面的技术使用情境,让现代技术能保持着与生活世界全方位的、多向度的通话,让技术在使用中实现其多种价值的融会贯通,从而勾勒出科学、文化、自然、伦理、道德、责任等交相辉映的多元化和谐图景。在技术使用的情境建构中,“使用者应该承担起他们的责任”[13],得对他们的“最终使用行为负责”[14],至此,技术使用者的责任主体身份昭然若揭、不辨自明。

“人性问题是回避不了的,人的一切思想行为都体现着人性,都要以人性为最后的根源。”[15]技术使用永远是人类使用者的技术实践活动,技术使用情境的建构依赖于使用者整体人性中真、善、美的支撑,人心虽然叵测,人性虽然多变,但人人都有同情与恻隐之心,都渴望美丽而干净、快乐而充实的生活图景,即使是十恶不赦的人他也在寻求内心的宁静。“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的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16]工业化过程中人类对技术的恶意使用及过度使用实际上就是经济人性极度膨胀的后果,经济人性的膨胀使得人们的眼中只有利益的驱逐和物质的获取,从而导致了利益至上的叫嚣和享乐主义的盛行。经济人性虽然对于人性而言不可或缺,但它毕竟只是人性的一种,高扬经济人性无疑会遮掩其他人性的光芒,最终落入了人性的单一化和片面化窠臼难以自拔。只有健全人性,拂去人性上沾满的尘埃,清除掉人性中腐烂的部分,恢复人性中的真、善、美的本质,才有望建构那个美丽而生态、自由而平等的生活世界。

诚然,技术使用的情境建构不是哪一类使用者的专有责任,而是使用者整体的责任,每个使用技术的人都应该积极地有意识地参与到重新建构情境的行动中来,每个使用者都应该履行自己的义务,并获得自己的权利。这正如罗尔斯顿神色凝重所呼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端正自己的‘品行’,负责任地行事,这样才能‘引导’我们自己从过去走向未来,亦即引导人类安全地走下去。”[17]

摘要：人类对技术的使用既是现代社会里人与自然关系深陷囹圄的原罪肇始,也是人与自然关系修补的希望内在。而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技术使用是技术价值的最终完满,在这种语境下,人类越来越彰显其“技术使用者”的身份角色,凸显其人性责任的主体觉醒。我们人类既然不得不使用、并且也正在使用着而且还会继续使用着日益复杂的技术,我们就应该在行为上承担起对技术的义务和责任,在道德上背负起对自然的义务和责任。

篇4：印章使用责任书

关键词：机关公文；印章；公文处理工作条例

2012年颁布的《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下简称“《条例》”）中规定：公文中有发文机关署名的，应当加盖发文机关印章，并与署名机关相符。有特定发文机关标志的普发性公文和电报可以不加盖印章。这个规定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政机关公文的相关规定又有了新的变化。1981年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暂行办法》只是把印章作为公文格式要素之一，使用与否未作硬性规定。1987年《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中规定“公文一律加盖印章”，并没有设定例外的情形。1994年《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规定“公文除会议纪要外，应当加盖印章”。2000年《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规定“公文除‘会议纪要和以电报形式发出的以外，应当加盖印章”。而颁布于1996年、与2000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一同被2012版《条例》废止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中也曾规定“除会议纪要和印制的有特定版头的普发性公文外，公文应当加盖发文机关印章”。

由上述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党政机关公文印章的使用经历了从一般要素到强制具备，再到可盖可不盖进行二分的历程。仔细审视2012年《条例》中关于印章使用的规定，显然这个规定是1996版党的机关公文与2000版行政机关公文印章使用的简单叠加。对这个规定，从文本表述的严密性上存在着先后矛盾或者欠当地方。仅就“发文机关署名”这个概念的提出就值得推敲。何谓“署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在书信、文件或文稿中，签上自己的名字”[1]，标注“发文机关”，怎么就称之为“署名”呢？这显然是不够准确的。再譬如说《条例》规定机关印章的内容与发文机关署名相符。根据《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发文机关署名。署发文机关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发文机关署名如果是署规范化简称，一方面此规定的文本本身就不够严谨。何谓“规范化简称”，何谓“不规范化简称”，其分水岭是什么，其实这种所谓“规范与否”，往往是约定俗成和历史的传承，并无十分明确的分界线。另一方面，就是退一步讲，如果某机关的署名真正使用“规范化简称”，那么这个简称与印章又如何能够完全“相符”。因为印章内容印制通常要使用全称。而这两个称呼到底规范与否，一般人根本无法查考，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从实际使用来说，是个虚无。

如果《条例》中关于印章使用规定具有可行性，那就必然衍生两个推断：一是党政机关公文中有的需要加盖发文机关印章，有的则可以不盖发文机关印章。关于这一点，颁布于《条例》之后的《党政机关公文格式》中，在格式标注时，也俨然分为“加盖印章的公文”和“不盖印章的公文”两类，似乎按盖章与否将党政机关公文分为两类，已是铁定的事实。二是如果第一个推断成立，那么党政机关公文加盖印章与否的依据，按照《条例》规定主要是三项：即是否具有发文机关署名，是否属于具有特定发文机关标志的普发性公文，是否属于电报。对党政机关公文使用印章与否，做出这样的规定，是不是科学合理、规范可行呢？值得推敲的地方甚多。

1 基于《条例》文本的瑕疵和实践运用：对不盖印章三种情形的评析

从否定角度出发，《条例》中不盖印章的似乎是三种情形：一是公文中没有发文机关署名的。二是公文中有特定发文机关标志的普发性文件。三是电报。对于第三种情况，首先加以分析。这里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认知：历次机关公文管理办法中的所谓“电报”，是指公文的传输方式是电报这种途径，而不是指电报本身就是公文，是以电报形式发出公文。所以这里的电报首先应该是作为一种公文传输载体来看待，其传输内容本身就是公文是无可非议的，而且以电报发出公文的形式肯定也必须按照机关公文的程序和要求来办理。电报在传输党政机关公文时，为什么不加盖印章？一方面，从技术上，电报作为一种将电报信息通过专用交换线路以电信号的方式发送出去的通信方式，它不是传送的纸质公文，而是传送的电波信号，所以无法加盖实体印章。另一方面，作为授受公文电报的双方，双方有明确的形成公务契约关系的信号频段，以此来确定公文的授受关系，二者都要受到国家关于党政机关公文处理法规的约束。在通信技术不太发达时期，电报作为处理紧急公文或保密性公文的一种重要载体曾经发挥重要作用。二十世纪后半期，随着通讯科技的发展，利用电报手段来传输党政机关公文基本绝迹。大洋彼岸的美国、周边的泰国等甚至都已经停止了所有电报业务。我国香港也于2004年1月1日宣布终止境内外所有电报服务。据调查，整个上海每天只有二十多人去拍电报，而且传送内容往往是为父母拍生日电报或者情侣互相为对方拍封纪念电报等私人文书。代之兴起的是基于计算机和网络平台的，无论是传输手段、速度还是保密性方面都十分优良的电子公文系统。尤其是电子公文系统中的电子印章，被认定为可靠的“电子签名”，根据相关规定其具有“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因此，在时下《条例》中仍然做出电报不需要加盖印章的规定，不仅是墨守成规，根本来说就是个多余。值得一提的是，《条例》中的附则条款中也曾提出制定电子公文的管理办法，但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任何端倪，当然也就无法对党政机关公文电子印章的使用出台规定，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现在重点探讨没有发文机关署名的和公文中有特定发文机关标志的普发性文件这两种情况。《条例》中对此两种情况做出这样的规定，仅从《条例》文本内在的规定性来看就是相互矛盾的。2012版《条例》中特别把发文机关署名列为公文主体的要素之一，实际上也就内在地规定了它的不可省略性。1981版、1987版、1994版和2000版等四个版本的行政公文处理办法中，公文主体项中均没有发文机关署名这一要素。2012版《条例》中缘何要加入“发文机关署名”一项，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写作主体和受体是任何一篇文章互相依存的两大要素，这二者“构成一种信息交际关系场”[2]。党政机关公文属于形式规范、内容谨严的应用文书，任何场合（包括泛行文）明确主送机关（写作受体）、发文机关（写作主体），既是公文规范的必要，更是党政机关勇于承担公文“文职”的表现和对受众（人民群众和国家事业）负责任的态度。所以在《条例》中把“发文机关署名”作为公文主体的要件之一，不可省略，是十分恰当的。所以，既然《条例》中没有规定“不写发文机关署名”的例外情形，又何以有“不写发文机关署名”的公文呢？显然《条例》中规定“没有发文机关署名”的公文不加盖公章，缺乏政策规定的严谨性，或者是受过去规定的惯性影响。也有人认为《条例》规定的15个文种中，命令（令）这个文种没有发文机关署名。这种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命令本身在盖章的地方必须加盖签发命令机关负责人的签名章，而且在签发人签名章之前，必须“标注签发人职务”，这本身就属于加盖印章公文。根据我国《宪法》，从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开始，到省、市、县四级的国家行政机关均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行政首长可以代表本级政府发布命令。所以在签发命令的签发人之前标注“职务”并加盖签章，从公文主体的要素构成上讲，这个“职务”和签章就具有“发文机关署名”和“印章”的功能。

至于2012版《条例》中关于“有特定发文机关标志的普发性文件可以不加盖印章”的规定，这个规定的言下之意就是：如果带有特定发文机关标志的专发性文件，譬如主送机关专指的上行文、下行文、平行文诸类，肯定必须加盖印章。但因此把有特定发文机关标志的普发性公文作为不加盖印章公文的依据之一，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从概念内涵上说，普发性文件通常是指其发文范围比较大、发文单位比较宽泛、公文事项覆盖范围比较广的党政机关公文。在主送机关表述上一般采用概括称呼（即统称），但这不能成为其作为党政机关公文不加盖印章的理由。二是《条例》是否允许不带发文机关标志的公文存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关系到对发文机关标志的功能认识。2012版《条例》的修订在发文机关标志、公文标题的要素组成和发文机关署名等三个地方重申和强调了“发文机关”的标注。为何把“发文机关”这个要素通过多个形式进行强调，无非有几个方面的作用。首先是公文本身的庄重性和此种做法的历史传承性，长期以来党政机关公文的“红头”，实际上已经上升为社会公众对国家管理的尊重、认同、信任与敬畏的公文文化；其次是在发文阶段对发文主体进行部门上的区分；再次是在办文阶段利于秘书部门能够根据不同发文部门迅速地进行分类处理；最后还有利于立档部门根据部门进行材料归档。所以说这个发文机关标志并非可有可无。一份党政机关的公文，如果缺少了发文机关标志这个要素，从形式上是不庄重的，从功能上是影响文书处理效率的。但如果说有了发文机关标志就可以不加盖印章，是个悖论。充其量其毕竟是机关的“标志”，不是权力的“象征”，更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其功能作用与印章的功能作用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这次对会议纪要要不要盖章没有再作规定，直接理解就是会议纪要既然《条例》已经将之作为党政机关公文的一种，也是要加盖印章的。但仍有不少学者还在纠缠《条例》中没有明确“纪要是否需要加盖印章？实在让人无所适从”[3]，显然是没有能够完全理解《条例》文本，或者说仍然受到过去观念的影响。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比较权威的《GB/T 9704-2012〈党政机关公文格式〉国家标准应用指南》一书中，也表述为“纪要不加盖印章”，这显然与《条例》的规定背道而驰，缺少斟酌。至于有学者持有的“根据纪要格式的特点，似应不加盖印章”模棱两可的论点[4]，笔者也不敢苟同。

2 基于强制属性和司法判定：对印章是党政机关公文或然构件还是应然要件的分析

党政机关公文加盖印章到底是或然构件，还是应然要件，十分有必要对党政机关公文的强制属性做一个梳理。党政机关公文是党政机关实施领导、履行职能、处理公务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什么是效力？从词源学的角度说，效力就是约束力。党政机关公文的效力应该对所有的受文对象具有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不仅是从文本角度说《条例》本身就是行政法规，而且党政机关公文的形成、传递、处理等相关环节都有相应的法律予以支撑或保障。以命令这个文种为例，并不是所有党政机关都具有发布这种公文的权力。在行政机关序列，只有国家、省、市、县四级人民政府才有权力发布命令。而这种权力是国家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及各级行政组织法等赋权的结果。正因为法律给予此类公文强制性的保证，才减少了此类公文在实际使用中的随意性，保证了行政行为的强制性和行政公文的严肃性。再比如党政机关公文处理的期限、运送传输、归档等都有行政法、档案法、保密法等一系列法律予以保障，以之来确保党政机关公文本身的强制性。

既然党政机关公文的生成、办理和相关处理事项都有相应的法律条文予以保障，体现出很强的国家意志和强制性质，那么党政机关公文本身如何来体现这种意志和性质，也就是说党政机关公文的效力到底如何彰显，破坏这种效力如何处置，等等。从党政机关公文本体上有两个维度：一是内在效力，二是显在效力。党政机关公文的内在效力，是指公文以“本机关负责人审批签发”为准，不经过签发的公文无效。这种效力主要着眼于党政机关公文的生成管理。而党政机关公文的显在效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指党政机关公文文本的生效标志，二是指党政机关公文内容对受众的法定约束力。前者到底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公文的印章。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如下理由：一是从公文印章自身的功能看，印章是国家机关刻制的以文字与图记表明主体同一性的公章或专用章，它们是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符号和标记，公文在加盖公章后始能生效[5]。如果公文不加盖印章，那印章作为公文主体要素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二是如果一个公文不需要印章，那么这个公文的真实性会受到普遍质疑，在实际运用和指导工作实践中的公众信任度会大大降低。

我国刑法中设立的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在具体的司法实践认定时，长期以来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如果伪造的公文不具备完整的公文格式，没有印章，不能使普通人对其产生信任，没有损害公文的公信力，就不构成犯罪。第二种意见认为，只要行为人具有伪造公文的行为，即构成犯罪，伪造是否成功、是否足以进行欺骗并不重要。这里涉及伪造的对象是否必须是格式完整的公文？刑法专家认为，公文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公文是指以国家机关名义制作的所有公文。而狭义的公文仅指国家公文管理法律规定的法定公文。狭义的公文系指侧重于行政法意义上的合法性，所以需要法定的格式[6]。也就是说，《条例》中所及的党政机关公文，要体现合法性，就必须具备印章这一要素。其实，关于伪造公文的犯罪客体是什么，我国刑法研究专家也是聚讼不定，有所谓的“公共信用或社会信用说”、“信用及管理权说”、“正常活动或管理活动说”、“正常活动及信誉说”、“管理秩序说”和“合理信赖及公务秩序说”等诸类。当下一个比较集中的观点应该引起重视，那就是“文书的证据机能说”。这种观点认为，国家的公文具有将国家机关的意旨进行固化的机能、使普通公众完全信赖公文内容真实性的证据机能和将公文中意思表示在法律上归属于名义人意思的保证机能，实际上也就是充分肯定和突显党政机关公文在司法活动中的证据功能[7]。一般来说，伪造不加盖印章或者说是伪造没有印章的公文，由于缺乏社会公众内心对国家机关印章认同的文化背景，其犯罪行为的可遂性会大大降低；而如果伪造带有印章的机关公文，其犯罪行为会增强复杂性，当然查究的证据链也会更加丰满和充足。所以从预防和制止犯罪这个角度看，党政机关的公文统一要求加盖印章，可以大大增强伪造公文的技术难度，给公安侦查和司法判定提供更全面的证据，从而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几率。

3 规范与完善：党政机关公文加盖印章应该成为一项铁律

综上所述，加盖机关印章既是公文生效的标志，也是鉴定公文真伪的重要依据。其实在不少文献中一直将印章称为“公文生效标识”，也就是说其应该成为党政机关公文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条例》确定的党政机关公文（也是司法解释中的狭义公文），它不同于党政机关的其他事务文书或者一般性交际文书，它的形式上的严肃性、法律上的强制性、运用中的权威性和防伪上的必要性等诸重特点，都迫切要求党政机关公文必须加盖印章，而不是可有可无处于两可之间。我国台湾2007年修订、以所谓“行政院命令”颁布的“《公文程式条例》”中，将机关公文的印信使用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盖用机关印信，并由机关首长署名、盖职章或盖签字章。二是不盖用机关印信，仅由机关首长署名，盖职章或盖签字章。三是仅盖用机关印信。”三种情况中，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必须加盖印章，没有不加盖印章的公文。只有在传送方式上，当“各款之公文，必要时得以电报、电报交换、电传文件、传真或其他电子文件行之”的时候，才“不盖用印信或签署”[8]。这种规定是比较严谨的，对于大陆党政机关公文加盖印章的规定制定与完善有一定借鉴意义。

以上论述对于《条例》中前14种党政机关公文来说，必须加盖印章可能容易被人接受。但对于第15个文种会议纪要，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学者主张不需要加盖印章；有的学者画蛇添足地将会议纪要区分为无须盖章的会议纪要和必须盖章的会议纪要两种。将必须盖章的会议纪要界定为所谓“文件式会议纪要”，无须盖章的会议纪要界定为简报式会议纪要[9]。其实如果把会议纪要视为党政机关公文，而党政机关公文的强制属性就决定这种区分是没有道理的。《条例》规定“会议纪要适用于记载会议主要情况和议定事项”，其文书功能只是“记载”而已，这说明会议纪要这一文种不具备一般行政公文所具有的行政效能[10]。因此，有学者提出将其排除出《条例》规定的党政机关公文种类，笔者十分赞同。

在而今这样一个越来越重信用、讲证据加之伪造技术也是不断翻新的时代，党政机关印章的有无，直接关系到党政机关的权威、公文内容的信用以及实践运用的效率。基于此，建议和呼吁国家行政立法部门应该对《条例》包括加盖印章在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已经提出来的瑕疵进行及时、权威、科学的解释说明甚至于修订。只有这样方能真正实现机关公文驰命八方、惠泽生民的功能。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267.

[2]马正平.高等写作学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97.

[3]唐隽永.新旧机关公文格式比较[J].秘书，2013（1）：36～38.

[4]栾照钧.《党政机关公文格式》缺憾瑕疵探析[J].秘书，2013（5）：9～13.

[5]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构成要件[EB/OL].http：//www.66law.cn/zuiming/264_goucheng.aspx.

[6]张井宏，陈娜.伪造公文的司法判定[J].人民司法，2009（22）：69～71.

[7]熊永明，胡祥福.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争点新诠[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6（5）：36～40.

[8]公文程式条例[EB/OL].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A040030000000100-0960321.

[9]杨素华.谈公文可以不加盖机关印章的几种情况[J].档案管理，2007（3）：5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