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资源分配不不公

教育资源分配不不公（共6篇）

篇1：教育资源分配不不公

【摘 要】 “知识改变命运，文化改变人生”。教育是国家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的动力,教育公正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然而,教育不公与贫富差距如同一对孪生姐妹,彼此影响,互为结果,贫富差距是造成教育不公的根本性原因,而教育不公反过来又加剧了贫富差距。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教育公正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二者关系的协调发展对社会主义的和谐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教育公正 贫富差距 公平

贫富差距不仅仅指个人物质收入的差距,它还包括个人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或者说是教育在对个人权利、机会、途径的获得上所造成的差距。为了有效防止贫富分化等众多社会问题的恶性循环,所以教育公正问题成了所有社会问题解决的关键所在。

中共建政后的中国曾长期鼓吹平均主义，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但平均主义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停滞不前。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人们看到了致富的希望。于是，一时间“万元户”遍地开花。但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一切向钱看”主导了人们的思维，不同人群拥有的财富拉开了距离。与此同时，贫富差距问题也随之映入公众的视眼,贫富差距问题的扩大成为许多问题的根源同时也成为不断加剧的结果。

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造成教育不公的直接原因，而教育不公是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的根本原因。

1.在教育过程中资源的流动会偏向物质基础较好的一方

教育是一种资源,每位公民在平等的条件下,有权均等享有这种资源。但在教育的过程中,有经济能力或者是广阔社会关系的公民会想尽办法去掘取最多最好的资源,首先就会破坏资源占有的公平性。好的师资教育，好的生源,在大多数的民众心中已得到了默认和许可,这样就会导致两种结果产生。第一大量有较好潜质且经济能力较强的学生向重点学校集中,向城市集中。第二是优秀师资的流失,即大量的教师队伍会涌向教育资源占绝对优势的重点学校或发达城市,这当然也是人之常情。以上俩点重要因素就会严重的导致人才的流向,最后必然会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常言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国家发展科技为先,科技发展教育为先”这意味着占有了较好的教育资源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拥有了较大较多的物质财富。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都是这个道理。毋庸置疑,占有较好资源的是城市,占有较好资源的是经济发达地区。据“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透露,城乡差距最显著最重要的是教育差距,城市本科生人数是农村的281倍。北大清华等重点大学教授调查发现，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2006年有学者所做的统计显示，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乡村的3.4倍、6.1倍、13.3倍、43.8倍、68.1倍。这意味着教育差距还将在下一代继续扩大。

每年的高考揭榜之后,学校与学校之间,班级与班级之间的高考成绩都有天壤之别。举例来说,2009级成都七中14班,一个班59个学生,全部上重点线:11个上北大,9个上清华,6个上复旦,2个上中科大,2个上香港科技大学,1个上美国麻省理工……2010年四川高考成绩理科前十名的学生,有3个在这个班,其中一个是成都市理科状元。在看到该班骄人的成绩同时,想有些落后地方数年来的成绩总和都未有该班一年的收获大,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区别呢?成都七中是当地出类拔萃的高中。汇集该省的优质教育资源,每年都将中考尖子生收入门下。整个高中教育的金字塔顶部,是熠熠生辉的名校名师和中考尖子,囤积在金字塔底部的,则是被经过反复稀释后的教育资源和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普通学子。这类例子举不胜举,在全国各个省市地区县级学校也都是如此效仿的,优质的教育正是由于这种因客观原因引起的人才被动流动,造成了经济利益的不均衡流动,加速了贫富差距。

4.教育不公造成了公民劳动素质和个人能力的差别,会导致就业机会的不公和财富分配不均

对于每一位普通的个人来说,素质的高低必然会导致就业机会的不平等。这种不公平,就使得农村和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很难从社会的底层进入到社会的中层和高层,成为一种无法跨越的鸿沟,增加了贫富阶层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为城乡、区域和阶层矛盾埋下了隐患。所以缩小贫富差距,关键在于坚持教育公正

解决教育公正的根本措施是缓解贫富差距。近年来,我们国家也是采取了大量的各项措施花大力气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如“加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西部大开发”等。这些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有一定的刺激作用,让经济的发展来带动教育的发展。国际上为了解决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矛盾,缩小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贫富差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贫富分化问题开出的药方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这极大地促进了贫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关于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已有诸多成熟论述和成功经验,本文不再赘述。但是本人认为缓解贫富差距是解决教育不公正的根本途径。

教育是攸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大事，参考文献: [1].朱家存：《教育均衡发展与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版 [2].吴志宏等：《教育政策与教育法规》.[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版 [3]李孔珍,洪成文.教育政策的重要价值追求———教育公平.清华大学教育研 究,2006,(6).[4]燕农.“最牛高三班”反证出教育不公.广州日报,2009-07-19.

篇2：教育资源分配不不公

浅议中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及对策

XH 居民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当前内需不足主要根源是居民收入偏低。分配制度不够合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关系到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同社会群体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非常关键的一个趋势。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这种趋势在过去10年间显得尤为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益发展的“国家主义”的经济结构，它所导致的权力和垄断成为收入差距的一个根本结构性来源。在新一轮的收入差距扩大化进程中，尚未完全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灰色收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后果已经远远超越分配领域，对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基尼指数的估计在0.45和0.5之间，远高于0.4的世界警戒标准。如此大的收入差距也将中国和东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分配结构区分开来，例如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即使是比起金砖四国，中国的收入差距也仅仅略低于巴西，而高于俄罗斯和印度。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实际的收入分化程度远远大于建立在官方统计数据之上的估值。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灰色收入”实际上并未计入官方统计，使得官方统计大大低估了最富阶层的收入水平。根据王小鲁博士过去三年对灰色收入所作的系统取样和研究，中国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要远远大于根据官方数据所作的估计，可能远超过0.5这个危险临界点。根据王小鲁的最新估计，灰色收入可能占到国民收入的15％，其中90％更是被收入最高的10％家庭所占有。

近10年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还伴随着私人财富差距的急剧增长。经济学家们根据家庭收入和财富的独立取样调查，对当今中国的财富分配格局做出了比收入分配更加惊人的估计。即使是从最乐观的结果看，10％的家庭实际控制了私人财富的45％以上。私人财富分配与灰色收入紧密相关。

与很多人看法相反，我们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然结果。从全国范围来看，除去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当今中国城市家庭的收入差距和经济结构，尤其是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垄断密切相关。例如国有能源、电信和运输行业的正式员工的收入以及各种福利补助，就构成了家庭间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来源。社会福利体系的过度市场化，例如教育、住房和医疗的过度产业化，在导致分配体系扭曲的同时，更加剧了收入差距扩大化的社会影响。

家庭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日益不均，一方面是中国独特政治经济体系的产物，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这就包括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扭曲的国内经济结构，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以及日积月累的系统性政治风险。在房地产市场和年轻人群体当中，这种收入不均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尤为严重。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在网络舆论中充斥的不满情绪，更反映在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尤其是暴力事件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已经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例如扩大社会福利支出和修改最低工资条例，缓解贫富分化并减轻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不过，这些政策目前的成效并不很大。十七届二中全会公布的《发展规划》中，中央政府宣布要系统地提出一系列新战略，改革分配体系，以便遏制收入差距的快速扩大。虽然我们尚未看到这些政策细节的出台，但这些新政策无疑会成为下一轮社会和经济改革的重点。过去一般认为中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均主要来自不同区域、产业和所有制形式下经济效率的差别。现在，人们日渐认识到，中国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更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比如，工资收入很大程度上并非绝对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是地位的高下、行业垄断和个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所致。这种情况在“灰色收入”主导的收入格局中就更加纷繁复杂。灰色收入是指在正式收入之外的，未计入国民收入统计的那部分家庭收入。对于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灰色收入在总体收入中的比重要大于50％。

如果我们对比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那么国有垄断行业是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来源。各种研究均表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全国各行业都是最高的。平均下来，一个垄断行业的正式员工的工资加津贴和福利可以达到其他行业的4到10倍。对于任何一个央企而言，一般一个人的年均劳动报酬大约是12万，这比全国其他行业的平均水平要高出4～5倍。众所周知，这并不是因为垄断行业本身效率要比其他行业更高，员工比其他行业更勤奋，而是由于国有资源的垄断收入所致。这些资源收益中的绝大部分本来应该是归一般国民所享有。

比起垄断行业员工，公务员系统和部分事业单位员工的灰色收入也不遑多让。多年以来，随着中央和地方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省市级财政的急剧扩张，再加上各部门利用行政权力寻租行为的猖獗，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已经是今非昔比，大大超过其他行业实际收入的增幅。而一般单位和私营企业员工在“劳动力买方”市场的大格局下，一方面要面对组织化的资本，另一方面又得不到国家的支持，而且又没有可靠的工会组织，最后拿到的只是维持温饱的基本收入。即使是在《劳动法》颁布这三年以来，普通劳动的实际收入增长仍然低于GDP、垄断行业与公务员的收入增长，这恰好证明妨碍劳动者收入增长的制度因素尚未革除。中国国民经济分配体系中“权钱”结合与过度市场化的“渐退”分配机制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另一个主因。根据中国家庭收入统计项目1998-2002的资料，以福利市场化为标志的上一轮社会改革就严重损害了中下层的利益，大大抑制了大部分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据估计，如果把国有单位的住房福利这部分隐形收入算进来，那么早在2002年房价激增之前，住房补贴就导致了16％的城市收入差距。当然，在房地产泡沫的驱动下，现在这一比例更高。对于政府官员而言，住房补贴只是各种隐形补贴的一种。同理，权力位置也给予公务员阶层，尤其是政府官员更多的额外获利机会，这就必然导致社会阶层间收入差距的恶化。

更重要的是，工资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持续下降，意味着大部分国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增长。换句话说，这反映了劳动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相反，企业利润尤其是垄断利润、各种租金尤其是土地和资源和国家税收一直在加速增长，除了用于积累和投资以外，这其中一部分就形成了灰色收入。正如王小鲁推测，高收入家庭绝大部分的灰色收入并非劳动收入，而很可能正是从这些渠道中获取。这些灰色收入的存在使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远比官方数据更严重；这种差距并没有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而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综上所述，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垄断的强化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最为深刻的体制根源。我们必须承认，强势的国家是主宰中国“财富蛋糕”分配的关键力量。我们可以把90年代分税制改革以来的国家财政收入和工资总量在GDP中的比重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在90年代初，税收和工资占GDP比重都从15％开始下降，而月工资的比重下降得比税收要缓慢，但90年中期来，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和工资的相对停滞，已经导致财政收入达到GDP的20％，而工资总额却进一步下降到10％。中国一般民众的收入水平就是显而易见的。“内需不足”也自然成为一个永久的问题。

收入不公可能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体系造成一系列长期的恶劣影响。中科院前年的一项调查，采集了五个省份40个县市的城市居民对当今社会的意见。该调查表明，收入分配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第二严重的社会问题。持续的工资收入低迷、难以承受的房价负担和高昂的医疗成本被认为是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

另一个相关社会问题是民间相对剥夺感的急剧上升。2008年《人民日报》下属人民论坛的一项大型网络调查发现，68.5％的受访者不满意于当今社会的收入分配，并认为他们的劳动价值被低估和剥削。更重要的，绝大多数(96％)的受访者已经认识到，公权力是造成公平正义缺失的重要根源。相对剥夺感、对社会分配体系不公的怨恨以及对社会阶级固化的担忧，构成了社会和谐稳定的长期隐患。

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收入差距以及社会经济机会分配问题也是近几年来边疆省份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例如2008年的西藏事件和2009年的新疆事件。当小部分藏族人和维吾尔族人，尤其是日益膨胀的少数民族青年，不能很好地整合到现存市场经济结构之中，他们对经济意识更强、机会更多的汉族人就容易怀有敌意，误认为汉人在经济上的成功与他们对机会垄断相关。

另一个相关的现象就是在中国愈演愈烈的仇富仇官现象，以及底层民粹主义思潮的重新抬头。“仇富”思想是当代中国社会分配不均和公正缺失的一种病理学反应。近年来，围绕着“富二代”和“官二代”的财富和权力继承，网上讨论不断，激烈言论层出不穷。富二代和官二代往往被视为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均和社会地位不公的标本，频繁受到中下层的激烈批判。而事实上，这只是社会经济差距拉大的一种集中反映，在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这种存在于富人阶层、官员和一般民众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通过经济增长得到消解，一旦增长停顿或者物价失控，就难免爆发。

最后，当今分配体系的问题，还必然影响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导致中国经济进入恶性循环，以至最后促发危机。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目标是“消费社会”和内需经济，但随着国民收入、财富和资源不断向少数富人和政府机构集中，越来越多的资源会被导向投资、腐败和财富转移，也就是“钱生钱，钱生权和权生钱”的“内部自循环”当中，而真正建立在劳动和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却难以得到当今分配体系的充分支持，必须依靠广大中产阶级才可能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必然进一步萎缩。这样，中国离共同富裕的中产社会或者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会渐行渐远，而不稳定的经济结构会进一步得到强化，直到政府的动员能力遭遇到人口、资源和国际市场的瓶颈，最后面临经济发展难以为继的局面。

在改革初期，邓小平早已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只是为了目标必须做出的一种不得己的选择。如果收入差距达到一种不可调和的程度，那么改革也就是失败的。现在，改革的设计师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在发生，而政府也在调整政策，只是尚未取得很好的效果，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 要想调整收入分配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调整收入结构的一个比较顺其自然的办法就是提高劳动者收入，加大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借助劳动市场力量平衡收入分配的失衡。提高劳动者收入也是当务之急。这不仅仅涉及分配体系中的不合理因素，而且能够推动整个经济体系向“科学发展观”的方向发展。这种方案的另一个优势是，作为利益集团之一的政府本身，不必从自身寻找初始动力，而是通过适应市场向市场借力。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劳动者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优势。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促成了中国过去20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是，当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及时实现优势转型的时候，廉价劳动力到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也有效地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尽管中国现在也想提高劳动者工资，中央政府已经制订了最低工资制，但很显然面对的阻力非常之大。不仅资方反对，连地方政府也反对。近年来，虽然对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讨论多了起来，但没有出现有效的政策和制度。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调整分配格局，中国要向发达经济体取经。事实上，在任何国家，资方不会自动提高劳工者工资，压低劳动者工资是资本的本质。在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的劳工运动，或者工人阶级运动在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资方和劳方的长期互动，主要是后者的抗争，西方发展出了很多劳资谈判制度。政府介入其中，因为有民主的压力，政府不能简单地站在资方一边，因此成为了协调者。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促成了资方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来增加利润。没有劳动方的压力，技术进步不会那么快。

要实现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目标，光靠政府提高最低收入标准是绝对不够的，政府能直接影响的，还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要真正改善劳动者地位，政府可能必须重新考虑工会的作用。如果政府还继续站在资方一边，帮助资方压低劳动者工资，那么在劳动者、资本和政府三边之间，力量继续失衡。表面上，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从长远看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可持续的发展。道理很简单，经济的发展应当依靠的是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人为地压低劳动者工资。所以，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工会的相对独立性，允许工人发挥更多的主导作用，而政府只是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这样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开始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型过程中，工人只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就可以快速地提高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促进劳动收入的逐步提高。

篇3：教育资源分配不不公

收入不公已成国人最关注的问题。据国家发改委的调查揭示:“从1988—2007年, 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间的收入差距, 从7.3倍上升到23倍, 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城乡整体基尼系数达到0.465……收入差距扩大累积的结果是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 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可能在1%上下, 80%中等收入的家庭仅占有财产总额的一半。”[1]而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14左右。如, 湖北1982年为0.1332[2]。三十年间已从平均主义走向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相伴的是社会财富向政府、垄断行业和企业的少数人不断集中。中国2007年居民收入与政府、企业的份额比大约是一半对一半, 这还未包括诸如出让土地类的资源财富在内。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居民收入能占国民收入的七成左右。

一、国民收入分配

政治经济学范畴内的财富分配, 一般是指国民收入的分配。按社会主义传统理论,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就是从社会总产品中, 扣除补偿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生产资料以后, 所剩余的那部分社会总产品。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构成, 其实物形式是从一年中所生产出来的全部生产资料中扣除生产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后的新增加部分和一年中所生产出来的全部消费资料;其价值形式是由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消耗的活劳动所新创造的价值, 它等于从社会总产值中减去同期内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以后的那部分价值, 即v+m。”[3]国民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初次分配是在与物质生产有直接联系的成员中进行的, 再分配则是在非物质生产部门成员中进行的。而在西方的经济理论中, 国民收入就是生产要素的收入或报酬。近似于最终产品的总卖价。而“初次分配是指不同财富源泉的所有者之间所进行的分配……全部产品在不同生产源泉的所有者之间进行了分配之后, 每个所有者可能把他们的一部分财富分给另一类从事有助于他们的利益或娱乐的人, 但这部分人与国家的财富增长无关……他们必须通过二次分配, 从别人储存品中取得他们的财富。”[4]两种意义的国民收入就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总产品”和“全部产品”。但“社会总产品”和“全部产品”相同吗?它就是该年度可供分配的全部国民财富吗?在西方, 国民收入的内容包括所有要素的收入, 甚至包括了服务性劳动的收入, 从而国民收入的分配实质就是全部国民财富的分配。而在中国, 即便是已经改进的国民收入指标也未包括全部的国民财富。

二、财富分配的漏项

长期以来, 世界上存在两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种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 它以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为依据, 将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作为反映国民经济活动总成果的基本指标。社会总产值是各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价值总和。社会总产值中扣除了全部生产资料价值消耗就是国民收入。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就采用这一核算体系。另一种核算体系是西方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它以西方经济理论为依据, 认为创造物质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劳务活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 “国内生产总值被定义为经济社会 (即一国或一地区) 在一定时期内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 (物品和劳务) 的市场价值。”[5]国内生产总值即GDP是核算国民经济活动的核心指标。“国民收入指按生产要素报酬计算的国民收入。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加政府补助金, 就得到一国生产要素在一定时期内提供生产性服务所得报酬即工资、利息、租金和利润的总和意义上的国民收入。”[5]与中国的国民收入相比, 它将提供服务的劳务活动纳入了价值即总产品的范围。中国自1985年起正式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考核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指一个国家 (或地区) 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从价值形态看, 它是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中间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的差额, 即所有常驻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 它是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并分配给常驻单位和非常驻单位的初次收入分配之和。”[6]在实际核算中, 主要采用收入法和支出法。限于资料等条件, 目前还没有计算和公布国民收入等指标。日常经济活动中我们所说的国民收入, 一般就是指国内生产总值。事实上, 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非常接近, 在不需要区别其细微差别时, 几乎可以混用。本文所论并不涉及这一差别, 所以文中所说国民收入, 既可以是国内生产总值, 也可以是国民收入。但两种经济体系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所包括的具体内容存在较大差别, 必须加以分析和区别。

“用支出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 就是通过核算在一定时期内整个社会购买最终产品的总支出即最终产品的总卖价来计量国内生产总值。就是核算经济社会在一定时期内消费、投资、政府购买以及出口这几方面支出的总和。”[5]用收入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即用要素收入亦即企业成本核算国内生产总值……按收入法计得的国内生产总值=工资+利息+利润+租金+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折旧。它和支出法计得的国内生产总值从理论上说是相等的。”[5]

我们知道, 在私有制经济体系中, 生产要素都归私人拥有。不管是土地还是矿产等自然资源, 当其作为生产要素出售给厂商时个人获得收入。这种收入如上所述构成国民收入的内容, 其实质就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而在中国, 这类自然资源由政府控制, 当它们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生产时, 一方面, 它作为企业的生产成本, 最后表现为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 从而必然构成国内生产总值;另一方面, 政府作为要素拥有者, 获得的收入却并不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并且这种收入也往往不直接构成对最终产品尤其是对消费品的需求, 所以在支出法中不构成国内生产总值。事实上, 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是:“借鉴现行的统计体系和资料来源, 采用收入法计算各产业部门的增加值, 最后加总部门的增加值求得国内生产总值。根据中国实际情况, 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增加值的构成项目包括劳动者收入、福利基金、利润、税金、利息、固定资产折旧等。”[5]即政府的自然资源类收入确未计入国内生产总值。这是与西方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最大差别。这表明, 前述按收入法计得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按支出法计得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会相等。其差额就是进入生产过程的自然资源的价值 (自然, 我们有必要证明自然物具有价值, 但这不是本文的任务, 我们只需要知道, 企业必须要花费一定的货币才能购入自然物品成为生产要素, 这就足以证明自然物品具有价值) 。

实际上,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 对用最终产品价值核算国内生产总值的说法, 也存在着对价值认识的逻辑矛盾。它规定:“一件最终产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增值, 就等于该最终产品的价值……这些最终产品的价值总和就等于生产这些最终产品的各行各业新创造的价值的总和……称为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GDP被定义为经济社会在一定时期内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 (物品和劳务) 的市场价值。”[5]

事实上, “一件最终产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增值”并不“就等于该最终产品的价值。”增加值总小于最终产品的价值。因为任何一件产品, 无论经过多少生产阶段, 它都有事实的起点和逻辑的起点。最初始的原料即劳动对象的价值不容忽视。这个最初始原料的价值, 当然不是生产过程中的增加值, 但它必定构成最终产品市场价值。

三、资源财富对经济的影响

资源类收入流入政府财政, 与私有经济相比就是居民收入减少, 政府收入增加。我们借助凯恩斯三部门均衡模型来分析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三部门经济构成如下经济收入流量循环模型[5]:

模型中假定经济系统只有厂商 (企业) 、居民户 (消费者) 和政府。厂商购买生产要素生产产品并将产品出售给居民户和政府, 居民户为厂商提供生产要素并购买产品进行消费, 政府一方面向企业和居民户征收税收形成政府收入, 一方面购买商品和劳务形成政府支出。

这时, 从支出角度看, 国内生产总值等于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的总和。可表示为:

Y:国内生产总值;C:消费;I:投资;G:政府购买支出。

从收入角度看, 国内生产总值是生产要素获得的收入总和, 即工资、利息、租金和利润的总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将是:

S:储蓄;T:政府净收入 (政府税收扣除政府转移支付) 。

资源类收入流入政府财政就意味着这部分要素收入流出模型所对应的经济体系。由于这部分收入原本属于居民户且可以成为购买最终产品的支出, 所以实质就是居民消费和储蓄减少。这样, 该经济体系用支出法表示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必然减少。也就是系统的均衡产出将减少, 即三部门均衡模型将在另一较低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上达到新的均衡。

当然, 这是政府的资源收入既不进行投资也不进行购买时的情况。实际上, 该项收入不可能长期流出经济体系而无可作为。一般地, 政府总是将该收入用于投资或购买, 就是使模型中的政府购买G和投资I增加。由于G和I都将出现乘数效应, 最后模型将达到新的均衡, 经济体系获得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虽然实际的产出不会达到理论上两个乘数效应共同作用的产出那么大。

实践中, 政府拥有资源收入最可能采取的行动就是加大投资。这两年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动用4万多亿投资, 就是实例。然而, 由于“净投资的增加只会增加生产能力, 从而增加未来的消费。这不仅不会增加本期的消费, 而且还会引起本期消费的减少。”[7]所以, 一味地增加投资而不增加消费并不能使经济长期地繁荣。从资源及其收入本应归全民所有的角度而言, 这种投资实质上是在相当程度上牺牲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换来的。事实上, 只要资源收入由政府掌握, 即便在一般经济状况下, 加大投资也是政府最可能采取的行动。人格化的政府会因追求政绩而尽可能加大投资。数十年的发展历程说明, 投资饥渴症正是久治不愈的顽症。其伴生的现象则是居民消费的相对不断弱化。由于中国传统习惯的影响, 居民偏爱储蓄, 所以消费率相对偏低。在居民收入相对不断减少的情况下, 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将进一步弱化。要真正实现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市场繁荣, 就应该同时关注投资和消费。从资源财富的使用来说, 政府可以采用增加对居民的转移支付等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按凯恩斯模型的分析, 转移支付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因而消费增加, 国内生产总值会按政府转移支付乘数增加。虽然该乘数不及政府投资乘数与政府购买乘数大, 但这对消费市场的兴旺和促进投资与消费的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前者主要是使投资品生产出现繁荣, 而后者则使消费品生产出现繁荣。近年国家财政不断增长, 居民收入和消费相对不断下降, 原因就在于此。此外, 从分配的角度来看, 政府加大投资还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拉大了收入的差别, 使贫富差异扩大。

政府的生产性投资不是变成新的国有企业就是扶持原有的企业, 这些企业往往具有资源和市场垄断性, 由于垄断, 价格歧视的现象比比皆是:如,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通话费用, 大客户优惠等;如, 中石化、中石油的成品油价格既大大高于国际市场, 又总不能随国际油品市场的价格随时进行调节等。它们甚至可以主导市场定价并影响政府产业政策的走向, 从而独占财富。在西方, 对于市场垄断和价格歧视尚有立法加以限制, 而在中国, 近年不仅不是限制, 反而是扶持和鼓励。如, 为了国企的“做大做强”, 中石化将原民营加油站尽数买断;山西将民营采煤企业整合进国有企业等。这样的结果, 实质就是把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这类企业在扩大生产时又可以占有更多的资源, 通过生产创造并占有更多的财富。总而言之, 政府的生产性投资客观上将加剧原有的国民收入范围内的分配不公。国家对企业投入越大, 新建企业越多, 分配不公的程度就越大。

结语

如前所述, 一般意义的分配是指对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的分配, 它不包括对资源财富的分配。

“国民收入分配作为一种分配关系, 它的性质和形式是由社会生产方式, 首先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3]资源财富分配实质上也一样, 也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在私有经济体系中, 资源财富不可能分配给全体社会成员, 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决定了资源财富归全体社会成员共有。社会主义的财富分配, 应该包含资源财富在内的社会总财富的分配。

如前所述, 在国民收入的分配范畴内, 分配不公的现象日趋严重。从具体现象看, 在不同行业或部门, 同为从事简单劳动或同为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 其收入相差数倍到数十倍以上。在企业内部, 普通员工与高层管理者的收入也可以相差十倍、甚至百倍以上。近年, 要求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市场经济中, 资本犹如水银泻地, 无孔不入, 不可阻挡。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当资源收入成为政府财富并转化为国家资本时, 同样会出现对财富的强力吸纳, 导致国强民不富。它可以使马太效应达到极致, 就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所以, 政府首先应正本清源, 弱化政府对资源的强权支配, 加大市场对资源的调节力度。让房地产及其类似的行业和部门步入公平竞争, 健康发展的轨道。其次, 制定相关政策改变分配格局。在财政方面, 可以对部分资源性收入实行直接的转移支付和间接的扶持如提高医疗保险等, 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 对不公平收入进行直接制衡。在税收方面, 对低收入群体采取免税和低税负, 对高收入群体课以重税 (如已经减免的农业税就是对农业户的保护) 。如, 提高个税起征点和收入递增征收百分比;开征物业税, 对多套多面积、高档高规格的物业课以重税——这同时也是抑制房地产畸形发展的措施——使社会各阶层的实际收入缩小差距, 扩大社会消费, 变投资拉动为消费与投资共同拉动经济。实现市场兴旺, 经济繁荣, 国富民强和社会和谐。

摘要：国民收入的分配已存在严重的不公;而自然资源类收入并不在国民收入分配的范围内;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同时, 政府一方面要弱化对资源的权力支配, 另一方面还要利用资源收入制衡财富分配。

关键词：资源收入,资源财富,国民收入分配,财富分配

参考文献

[1]半月谈[J].半月谈杂志社, 2009,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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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统计年鉴[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篇4：教育资源分配不不公

今年高考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2010级的学生进行了一项社会学调查，分析“谁更有可能上清华”。调查显示，2010级清华学生中，农村生源占总数的17%。报告认为，农村生源呈下降趋势。而据清华招办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入学的3349名大一新生中，县级及以下中学的学生不到500人，他们分别来自300余所县级及以下中学。

关于重点高校农村生源比例下降的问题，另有媒体报道，1978至1998年，北大学生中来自农村的约占三成，而新世纪以来，考上北大的农村生源只占一成。即使是“农”字号打头的中国农业大学，去年新生中农村户籍学生也仅占28%。同一年，全国高考中农村户籍学生比例高达62%。显而易见，如今的名牌大学开始沦落为城市人的大学。

在国外，大学是最能体现公平的地方，而国内的名校却何以如此呢？一些内部人士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复旦大学一位负责招生的教师表示：当下，名牌大学自主招生的门槛确实有些高。相当一部分报考名额直接投放给了各地重点高中，自我推荐的条件一般也要求省级示范高中学生。而清华大学招生办一位负责人则认为，高校没有充分的招生自主权，只能按分数从高往低录取，不可能区分考生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

显然，不管是在名额投放上有意无意轻农村重城市，还是招生制度让高校无从选择，客观上名校中城市学生数量远大于农村学生应该是无可争议的现实。而这种事实在暴露高招制度缺陷的同时，也折射出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平、不均等。其实，这种不公平、不均等早已从高等教育延伸到了学前教育。如果把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算做教育的一个完整过程，那么无疑我国现存的教育资源分配从起点、过程到结果都存在明显不公。

以学前教育为例，我们常说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目前，广大农村孩子接受学前教育的不到40%。除了经济原因外，最主要的就是农村缺少幼教，缺少学前教育的基本场所幼儿园。如果把学前教育算做教育的起点，那农村孩子无疑在起跑线上就输了一截。

再来看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阶段，无论东、中、西部，教育资源无疑优先集中在城市，不管是师资还是软硬件投入，一座城市中、小学的投入都是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于一个农村中、小学，而各种改革性质的素质班、兴趣班、特长班也都是从城市搞起。毋庸置疑，在如此种种便利条件下，城市学生的综合素质会好于农村学生。

接下来看高考，由于重点、名牌大学集中在大城市、发达地区，这些高校明显招收本地生源的比例大。以北京为例，清华、北大投放北京的名额远远大于其他省市。而文体特长、奥数等一系列加分优惠也几乎成了城市学生的专利。

篇5：教育资源分配不不公

【关键词】收入分配税收调节体制改革社会保障收入分配问题是当前社会各界最关注的社

会问题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收入分配领域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却存在明显分歧。由于依据不同的判断会形成不同的政策思路并会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因此，有必要对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个人的思考。

一、关于解决收入差距及分配矛盾的迫切性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并且一直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是公认的事实。但目前问题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社会上也有明显不同的判断。一种判断认为有问题，但并非很严重，收入差距状况及有关矛盾还处于社会可承受能力之内，鉴于部分行业仍存在的平均主义，收入差距再拉大一些也没有关系；另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目前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虽然说还没有引起激烈的社会冲突，但至少已经到了可承受力的边缘。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是，大范围的收入差距拉大与部分行业内部的平均主义并存。但从宏观角度分析，收入差距及分配方面的问题已成为当前的主要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对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来说更加迫切。

从我国客观的收入差距状况看，目前得到社会各界基本认同的基尼系数（城乡合计）测算结果大概在左右。考虑到农民收入与城市收入的不可比性以及对高收入和非法收入的严重统计偏差，实际差距会更大。左右甚至事实更高的基尼系数，表明中国的收入差距状况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按照国际上公认的经验性结果，基尼系数超过就很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甚至动荡。由于中国仍是一个低收入国家，收入差距过大，必然意味着一部分甚至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贫困，而在近几年，这种扩大则伴随富有者越来越富有、贫困者越来越贫困的“两极分化”特征。因此，应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戒。

不仅实际差距状况已经到了值得高度关注的程度，分配过程中还存在严重的“不公”问题。首先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分配秩序比较混乱。寻租、设租等各种形式的不公平竞争、权钱交易等各种形式的腐败和非法收入问题大量存在，且有泛化趋势；其次是在再次分配领域，调节平衡功能弱化，甚至出现了“逆调节”的特征。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造成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严重损害了普通公众的基本利益。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可以说更为突出，使得人们更无法认同现有的分配结果。

综合各种调查研究成果，目前公众对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满程度相当高，其中作为基本政治力量所依靠的工人、农民的不满程度更高，且一些不满情绪已经开始转为对政府以及改革的不认同。更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基于严重不满情绪的社会矛盾、冲突已经开始显现。目前各种群体性事件、各种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问题都很突出，收入差距及有关分配矛盾无疑是最重要诱因之一。此外，过大的收入差距也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很多负面影响，比如降低居民预期，影响消费增长等等，有关问题在近些年也已经充分显露。

总之，目前的收入差距状况以及分配过程中的各种问题都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长此以往，势必会严重影响经济与社会稳定，甚至会断送改革前程，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笔者以为：当前，我国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上的基本政策目标应是：按照十六大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体制改革等各种有效手段，在不断提高按“效率”初次分配的合理性、科学性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保证再分配调节后的收入差距不再继续扩大，并逐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收入分配调节平衡机制。

二、对近年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估价

鉴于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客观地对改革以来在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实践进行估价，总结经验和教训无疑十分重要。从所掌握的情况看，目前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总体评价也存在明显分歧。比较积极和乐观的评价认为，虽然目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分配格局调整是成功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收入分配体制已经基本确立。批评性的意见则相反，认为分配体制改革虽有不少进展，但问题更多，当前的分配体制及分配格局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严重制约因素，很多矛盾还日趋严重。

篇6：教育资源分配不不公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的发展，与此同时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也逐渐扩大。在影响收入分配的诸多因素中，教育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也有着极大的影响。通过研究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对解释和分析我国教育不平衡及由此决定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人力资本；教育；收入分配不平等

1 引言

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教育则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积累得以明显提升。在我国教育快速发展，而同时又伴随着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扩大的情况下，研究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联系有重要的意义。

Gregorio & Lee的研究表明，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具有缩减效应，并且教育分配的平等有助于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白雪梅借鉴Gregorio & Lee中的计量模型所含参数，运用中国各省的平均数据，对中国1982-的教育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做了时序的检验，其主要结论是我国的教育和收入分配之间不仅存在着密切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比较稳定；在我国不能拒绝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着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与国外多数研究的结论相同，中国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正相关。

2 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

2.1 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作用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也是资本的一种形式，它是投资于人身上而形成的既可以满足眼前消费更可以带来未来收益的资本，表现为劳动者身上蕴涵的知识和技能。人力资本投资，其中主要是教育投资，使劳动者具有不同的技能，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劳动是有差别的，有差别的劳动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不同的供求关系，因而价格也是不同的。所以人们可以通过教育投资来改变自身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利地位。

虽然个人终身的收入水平与其受教育程度成正比，但是由于社会中各个阶层之间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均等的，那些能够接受中高等教育的人大多来自中高收入的家庭。在现代经济中，教育是一种需要个人支付成本的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既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征，又有私人产品的部分特征。该产品所提供的产品收益的一部分由其所有者享有，是可分的，从而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但其收益的另一部分可由所有者以外的社会公众享有，是不可分的，所以又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性。就教育而言，一方面，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比没有或少受教育的人能多获益，表现在就业、晋升和高薪方面，这部分利益是可分的。另一方面，一国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越多，对于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教育对形成和改造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对人类文明的积累、传承从而使整个民族受益，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部分收益是不可分的。因此，教育既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征，也具有私人产品的部分特征，属准公共产品。个人教育成本的筹措来源可以是父母、亲戚朋友的赠与、社会和政府的赞助等，但这些资金来源带有一定程度的配给性，还必须寻找其他资金来源，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从资本市场上借贷。但由于种种原因，教育借贷者所面临的资本市场是不完全的。这种不完全提高了教育借贷者的借贷利率和教育成本，使教育的供给严重滞后于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教育供求的失衡将导致受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之间，或者说受过较多教育者与受过较少教育者之间的工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距。因为受过教育者或是受较多教育者，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和更强的配置能力，他能占据收入更高的职业和岗位，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这样，教育就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教育体制不完善，低收入家庭出身的学生能够完成各阶段正规教育的很少，并且能通过完成正规教育而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的就更少。

2.2 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缩小作用

随着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国民经济收入中靠固定资产投资和财产产生的收入比重相对下降，而劳动的收入比重在相对增加，教育在提高劳动收入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教育通过提高人的劳动技能和知识，进而改善人的劳动能力，增加人们的收入水平，从而使个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减少。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会使由于受教育程度不同而产生的相对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趋于缓解，特别是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和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高，整个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此外，随着教育的扩展，劳动力队伍将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更加技能化。通过竞争性市场，技能工人供给的增加，必将相对降低技能较好、报酬较高工人的工资；同时，低技能工人供给的下降，必将提高技能较低、报酬较低工人的工资。这就是所谓的工资压缩效应，其作用在于减少教育收益率，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3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的影响

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社会公平，如果社会公平被破坏，就会造成教育资源在社会成员间分配不公，就不能做到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其所需要的、能充分发展其能力的教育机会。在一个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社会里，无论教育收费与否，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对于公平的理解一般包括三层意思：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起点公平，即人们参与经济、社会活动从而获得经济和社会权益的各种先决条件的平等；过程公平，即人们在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都应遵循相同的原则和公正的原则，任何人不得例外；结果公平，由于地域、财产、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人们参与竞争的机会不可能完全均等，这就必然带来结果的差异。在这里具体表现为：

3.1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起点公平的影响

对教育作用的认知水平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是不同的。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在其提供子女入学水平的方面，取决于其对教育未来收益和现行成本的权衡，而且受认识平的限制，后者将会被赋予更大的权重。即使在教育的未来收益率一样的情况下，低收入家庭为教育支付的现行成本所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较之高收入家庭相应的比重要高得多。而且，低收入家庭为教育支付的间接成本，即其子女不去受教育而参加劳动所获得的收入，占其家庭收入的比重，较之高收入家庭相应的比重也要高得多。鉴于以上两个原因，低收入家庭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要远低于高收入家庭。若再考虑到低收入家庭较之高收入家庭在信息及社会背景方面的劣势，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教育收益率远低于高收入家庭相应的教育收益率，其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将会更低。

3.2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

高收入家庭由于对教育未来收益的乐观估计和现行教育成本的能力可行，对教育投资具有较高的积极性。相对于低收入家庭，这种积极性不仅表现在对子女教育起点的支持上，更多地表现为追求教育过程中的高质量。高收入家庭教育投资支出的很大部分，包括为子女选择更好的教育而支付的择校费和补习费。此外，高收入家庭有能力选择经济发达的公共设施齐全的地区定居，这些区域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教育资源将比一般区域更丰富，其表现为学校的教学软件和硬件设施都更好。教育过程中资源配置的不平等现象将会进一步加重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分化。 3.3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结果公平的影响

高收入家庭的子女，从小就获得比低收入家庭子女更良好的教育，这使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因而更容易获得接受高层次教育的机会。并且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个人受益部分也将越来越多，为此也要承担更多的成本。低收入家庭子女要接受更高阶段的教育，不仅意味着要付出更高昂的学费和更高的机会成本。面对生存的压力，绝大多数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即使有继续深造的能力，还是不得不放弃受教育的机会而进入劳动力市场。此外，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在就业竞争中也较之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更有优势，因为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往往拥有更多的信息以及社会关系，他们会获得更多就业、晋升及高薪的机会。

4 政策建议

由于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不能忽视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调节作用，也不能忽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的影响。此外，我国正处于库兹涅茨倒U型的左侧，在这一阶段，随着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反而会扩大。

鉴于我国的教育水平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联，应采取相应的对策来保证教育和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1）政府要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特别是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由于初等教育不仅是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基础，而且也是自学和农村应用技术学习和交流的基础，因此政府应将更多的教育预算用于发展基础教育。

（2）改革教育补贴方式。现阶段我国城市中小学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投入主要来源于政府，而广大的农村中小学教育，其投入依靠县乡财政，实际上最后的担子还是落到了农民身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国家对教育补贴时，由于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比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受教育机会少，高收入家庭从政府的教育补贴中获得的好处高于低收入家庭。因此，改革教育补贴和收费制度，既能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率，又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原则。

（3）现阶段不宜快速的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现在我国还处于库兹涅茨倒U型的左侧，此时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并不利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缩小，但将来平均受教育年限跨过临界点之后，那时再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就可以起到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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