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WTO英文法律的语言特色

论WTO英文法律的语言特色（精选5篇）

篇1：论WTO英文法律的语言特色

论WTO法律制度中的善意原则

—— 08（3）班张坤15080421

摘要：“善意”作为国内法和国际法共同的一般法律原则，是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的基础。“善意”在WTO法律制度中是重要的法律原则，指导着国家关系的行为准则，还具有实体规范的功效，并产生直接的权利和义务。“善意”已成为WTO乃至国际上审理案件的司法理念，甚至是直接的法律依据，发挥着填补国际事务立法空白和平衡各方贸易利益的功能，“善意”原则在国际贸易争端的法律制度中发挥着独特而越发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WTO、善意原则、概述、适用

“人之初，性本善”。善意，原先作为一种道德理念和精神被崇尚，一般并不会把其作为法律层面的原则，也很少有人知道它会产生何种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或是后果和责任。到了近代，“善意”才开始以“诚信”、“忠实履行“等具体的表述进入民事法律领域。在国际法方面，善意被作为国际法的一般法律原则，是国际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一、善意原则的概述

善意原则是各国法律都认可的，也是国际法中的一般法律原则。《布莱克法律词典》给出这样的解释：“善意”包含以下的思想状态：1.信念或目的的诚实；2.对某一项责任或义务的忠诚；3.对规制某项贸易或生意的合理商业标准的遵从；4.毫无欺诈或谋取过分利益的企图。著名国际法学家郑斌则强调：在为权利目的（即为得到权利想保护的利益）在合适又必要的情况下，要合理地善意行使权利。同时还要在各当事方之间做到公平公正，而不是算计着为某方获得对此所承担的义务来说是不公平的好处。应把合理行使权利视为与义务一致。英国著名法学家奥康奈尔这样解读：善意原则是一项基本原则，其他的一些如涉及诚实、公平、合理都由其派生，并且这些标准依特殊情势而定。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初步认识到：善意是指一国在国际事务中应当诚实履行义务、遵守合理标准并履行条约的规定，这是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的总的要求，但其在不同的领域根据不同的情况可发生变化，派生出其他的原则，如：条约必须信守、禁止反言等具体的表现形式。

二、WTO法中的善意原则

派内森教授认为，WTO法中的“善意”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善意的一般法律原则（其本身固有的内容）；条约必须信守的习惯规则；善意协商的规则；善意履行WTO义务的规则；禁止反言的一般原则；保护合法预期原则。善意原则在WTO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全面，内容十分丰富，其不但存在于WTO实体法中，也体现在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法中。

(一)内容

1．条约必须信守

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方具有约束力，必须由各国善意履行。条约必须信守的拘束力是国际习惯法所赋予的。同时，这也是一项特别体现着善意之意的一般法律原则，其与善意原则密切联系。但是直到2003年美国伯德修正案的上诉机构报告才大胆地确认：条约必须信守是WTO司法原则并构成对成员方具有拘束力的法定义务。

2．善意磋商

WTO争端解决程序中有诉前磋商程序，即在正式成立专家组审理案件之

前，申诉方与被申诉方应就相关争议问题先行磋商，如在规定时间内磋商不能达成一致才可进入专家组正式审理程序，这是一个法定的前置程序。《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3条、第10条中规定：一旦发生争端，应以善意参与这些程序，力求解决争端。原告方善意遵守给予被告方以程序规则的充分保护和辩护机会，同时也要求被告方迅速及时地就所诉争端在程序方面的缺陷提请原告方和专家组注意，以便及时解决争端。

实际上，善意磋商不止是WTO法律制度中的一项义务，也是国际法的一项要求。《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虽然未明确规定善意原则，但是它特别地要求在磋商结束和条约生效之前各谈判方保持某种程度的善意。

3．禁止权利滥用

禁止权利滥用是善意原则的具体表述或实施方式之一，但其前提是国家拥有条约或习惯法上的权利，各国不得滥用此权利，否则就是对其所应承担义务的违反和对他国权利的侵犯。

禁止权利滥用具有平衡的作用，应当把合理行使权利视为与义务一致。而以伤害其他缔约方据条约获得的利益的办法来行使权利，是与善意履行条约义务相冲突的，是对条约的一种违反。

4．公平和禁止反言

从善意的角度谈公平，主要是考虑善意原则或义务要求应当达到的公平效果。公平通常是为了划分边界而解决那些纯粹技术性、事实性案例的唯一途径，所以公平原则仍未被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他们解决争端的司法实践中所接受。但是，WTO协定为了照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规定了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适用的、区别于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特殊优惠待遇则可以看作是公平原则的体现。

《布莱克法律词典》对禁止反言作如下的解释：当法律断定并禁止一个人的主张违背了他自己的行动或者约定是，就产生了禁止反言。通俗的理解，就是说话算话，不能言而无信。

5．保护合法预期

除了上面已经谈到的善意原则和派生原则，保护合法预期（PLE）原则也是善意原则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极具特色。它涉及了不违法之诉这一重要的制度以及国民待遇条款，根本目的在于保护成员方通过谈判作出的各项减让和市场准入成果，亦即控制各成员方利益和好处的平衡。

（二）地位

《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3条第10款明确规定了善意原则在WTO争端程序中的适用“各方理解，请求调解和使用争端解决程序不应用作或被视为引起争议的行为, 如争端发生，所有成员都应善意地参与这些程序以努力解决争端。”第3 条第7款的规定, 即“在提出案件前, 成员应就根据这些程序采取的措施是否富有效果做出判断”，也被认为是善意原则的表现。此外，第3条第2款要求争端解决机制“依照国际公法的习惯解释原则澄清协议的现有规定”。因此，可以说，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中，善意原则具有较广的适用范围。

上诉机构多次肯定了善意原则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中的地位，在多个案件中承认了善意原则的相关性。“善意原则既是法律的一般原则也是国际法的一般原则，规范着反倾销协议及其他相关协议。” 该原则, 作为法律的一般原则和国际法的一般原则, 控制着国家权利的行使。上诉机构确立的这一原为

专家组所遵循。“上诉机构已经明确确立,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必须善意履行世界贸易组织义务,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必须善意解释”。可以说，整个争端解决机构的各个组成部分，专家组、上诉机构、仲裁员, 在处理争端时都遵循善意原则。

三、善意原则的适用

（一）善意解释要求严格按照国际公法解释的习惯规则进行解释

争端解决过程中要按照国际公法解释的习惯规则澄清条文的含义，这些习惯规则已被认为体现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相关条文中，而这些规则本身就包含着和体现了善意解释的要求。善意解释的最基本要求就是首先要按照这些习惯解释规则进行解释。由于按照国际公法解释的习惯规则进行解释是DSU 规定的WTO 司法解释的法律要求，相应地，按照这些规则进行解释，也就是说，依WTO 条约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目的、宗旨所具有的通常意义进行解释，并在一定条件下求助于补充资料的应用，就成为善意解释的最起码要求。

（二）善意解释要求尊重约文，既不得创造或引入约文本身不存在的用语或概念，也不得使既有的条约用语归于无效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 条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既约文被推定为是缔约方意图的权威表述。因此，条约解释的出发点是阐释条约约文的意义, 而不是一开始就从头调查缔约方的意图，约文解释方法被国际法院认为是确定的法律。

另一方面，上诉机构也一再强调，条约的每个用语和条款都有其意义，条约解释的结果不得使条约的某个用语或段落归于无效，并把体现这一内涵的有效解释原则认为是条约

解释的一项根本原则。

（三）善意解释要求条约解释者不得越权修改条约或擅自造法

上诉机构不认为DSU 第3条第2款旨在鼓励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在解决特定争端的框架之外通过澄清WTO 协定现行条款来制造法律。上诉机构认为，专家组只需处理那些为解决争议事项所必需处理的请求。上诉机构并表示注意到《WTO协定》第9条关于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拥有通过对WTO 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所作解释的专有权力及DSU 第3条第9款关于DSU的规定不影响成员方寻求这种立法解释的权力之规定。

（四）善意解释要求条约解释的结果不得增加或减少成员方在WTO 协定的权利和义务

整个WTO 协定反映的是全体成员之间达成的权利义务的微妙平衡。DSU

第3条规定，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少涵盖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第19 条规定，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其调查结果和建议中，不能增加或减少涵盖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这就必然要求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争端解决中所涉条约条款的解释必须充分尊重成员方通过约文达成的平衡，公平、细心地维护这种利益平衡，不能借条约解释随意增加或减少任何一方的权利和义务。

WTO 争端解决就是为了审查申诉方WTO 协定项下的利益是否受到丧失或减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提出相应的建议、裁决，要求被诉方取消违法措施或采取通过补偿等其他方式恢复一时被破坏的权利义务的平衡。争端解决中对WTO 规则的解释如果导致随意增加或减少成员方权利义务的结果，则其本身就是在制造或加剧不平衡，这必须不符合争端解决的目的, 更不符合善意

解释的要求。因此，不得增加或减少成员方在WTO 协定中的权利和义务，这既是最大的善意解释要求，也是善意解释要求达到的结果。

四、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善意原则早已成为争端解决程序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审理案件的司法理念，甚至成为某些案件的裁判依据和法律标准，填补着WTO 法的立法空白。可以说在如今的WTO 法律体系中，善意原则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我们国家加入世贸组织时间的不断增加，我们的国际贸易也是越来越发达。在这种大形势下，如何更好地理解和掌握WTO 法中的具体原则和制度来为我们服务，我认为必须要挖掘这些制度深层次的内涵，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是注重那些单纯对WTO 作介绍的文章。我们就必须对善意原则这一基础性的原则做一个更细致的研究，以此来更好地掌握WTO 的相关规则，推动我们的WTO 法律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多边贸易实践。

参考文献：

[1]《WTO 争端解决机制概论》，余敏友左海聪黄志雄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WTO 法律制度中的善意原则》，刘敬东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

[3]《论善意解释原则在WTO司法解释中的应用》，周慧哲、孙玉影著，辽宁行政学院报，2004年第6期

[4]《浅论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善意原则》，黄欣著，《经经济与法》，2010年第9期

篇2：论WTO英文法律的语言特色

第一节 外商投资的法律保护

一、国际上对外商投资的法律保护

国际上对外商投资的法律保护一般适用国际投资法来进行规范。国际投资法是指调整跨国私人直接投资关系的有关国内法规范和国际法规范的总称。国际投资法调整的关系，包括: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经济实体基于投资所产生的普通商事关系；与东道国基于投资所产生的投资管理和保护关系；与本国机构基于投资促进和投资保险所产生的关系。也包括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为促进和保护投资或协调投资关系而缔结双边或多边条约所产生的国际法关系。因此，国际投资法包含有关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体系。按照国际惯例，当两者发生抵触时，国际法的效力优先于国内法。国际上对外商投资的法律保护分为三个体系:

1.投资国鼓励其海外投资的法律保护

海外私人投资利益较多但风险也较大，投资国鼓励其海外投资的法律保护通常包括:

(1)通过国内立法的单方行为或通过与东道国签订双边协定的方式，保护海外投资者的利益。例如，以国内立法或与东道国签订双边税收协定，减轻海外投资者的双重或多重纳税的负担。目前，几乎所有工业国都同发展中国家签订了数量不等的双边税收协定，包括中国对外签订了30个左右类似的协定。

(2)有关政府机构或国家公司向其海外投资者提供各种服务，或者提供“风险资金”性质的投资参股或贷款。诸如通过驻外使、领馆经济商业机构提供投资情况，疏通投资渠道，交流投资经验，协助投资者队伍分析和咨询，协助同当地企业、银行、主管部门联系等。或通过国家公司和特别基金会、协会等，提供风险资金、技术援助等。

(3)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并成立相应的机构经营有关业务。这类机构有些也从事上述各种综合性的投资促进活动或经营进出口信贷和担保。一般而言，外国投资者期望的是长期稳定、具有可预见性的投资环境，而这主要取决于东道国法制，因此投资国的上述措施主要是辅助性的。

2．东道国关于外国投资的法律保护

就工业国而言，除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希腊、土耳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多数工业国没有统一或专门的外国投资法或外资法。这些国家原则上实行国民待遇，因而适用于本国投资及其活动的法律和规范，一般也适用于外商投资活动，但有某些特殊的法令或法律中的某些规范有禁止或限制外商投资活动的规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相反，大多数国家有专门针对外商投资活动的外资法，但称谓繁多。有些国家称“外国投资法”，如巴西、印度尼西亚、智利、阿根廷、叙利亚；有些称“投资鼓励法”，如马来西亚、韩国；有些称“外国投资管理法”，如菲律宾；中国则就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资独资企业分别制订了3个法律和细则。很多国家也有特定的部门法，如墨西哥的“新兴工业和急需工业发展法”,“特殊工业促进法”；中东、北非国家的“石油法”；中国的“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很多国家还有特定地区的外资法，如中国就福建、广东、海南的经特区制定了3个特区法。除了上述基本外资法外，有关外国投资活动的规范还散见于涉外经济法中，诸如涉外税法、进出口关税法、外汇管制法、劳动雇佣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涉外借贷法、资源和土地管理法等。因此，从广义上讲，外资法是指东道国制定的关于调整外国投资关系的法律、法令、条例、命令、决议等法律规范的总和，其中不仅包含关于外商投资的待遇和保护的实体法规范，也包含对外商投资的审批和管理的经济行政法规范，还包含解决投资争端和程序法规范以及其他性质的规范。

3．关于外商投资法律保护的国际法制

由于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社会制度和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差异，故立法旨意也有所不同。因此，国内法制难以起到全面保护外商投资的安全和利益的作用。特别是在外资待遇、国有化、投资争端的解决等重大问题上的利害冲突，往往不是国内法制所能完满解决的。为了在互利基础上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必要诉诸国际法制，以维护有利的投资环境，从国际上对外商投资实行法律保护。

关于外商投资法律保护的国际法制包括几个方面:

(1)双边投资条约或协定。主要是指双边投资保险(保证)协定、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的协定。签订双边协定是各国的普遍实践，尽管目前双边协定的数量仍然不多。

(2)区域性投资条约。阿拉伯、伊斯兰、东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都有相互保护其成员国的海外投资的地区性多边条约。安第其集团有共同投资法典，主要是针对外来投资的。欧洲共同体同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地区69个发展中国家签订了“洛美条约”，其中有关于促进和保护欧共体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的规则。此外，其他地区或国家集团也有投资条约或涉及投资的经济条约。

(3)普遍性条约。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制订普遍参与的公约，目前只有《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的公约》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

二、我国对外商投资的法律保护

我国对外商投资的法律保护，可分为两个方面、三个层次。两个方面是指我国国内法上的保护相我国签订及参加的条约所提供的国际法上的保护。我国已对外签订了22个双边投资保护和领事协定，四个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税漏税协定。此外，我国还参加了有关国际公约和组织，如《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承认与执行外国裁决公约》、《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等。所以，我国对外国投资的保护不仅依国内法实施，而且还承担了条约义务。三个层次是指国内法中根本法(宪法)、中央一级制定的专门立法(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及地方性法规(如省、市有关鼓励外商投资的法规、经济特区立法等)。我国对外商投资的法律保护主要体现在:

l．宏观保护

我国《宪法》第1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投资，同中国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它们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根本法上肯定了对外国投资的保护。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2条、《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3条、《外资企业法》第4条及《中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第3条都分别作了类似规定，即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投资者(外方合营者、合作者等)的投资、应分得的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

2．微观保护

我国立法和条约对外商投资者比较关心的问题，作出了保护的规定。具体表现在:

(1)待遇保护。中国立法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享有中国法律对法人的保护；对外国投资者在经营活动的许多方面；根据中国法律及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规定给予国民待遇。事实上，在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的外商投资企业及先进技术企业和产品出口企业，在税收减免、物品进出口、经营自主权、资金和利润的汇出等方面，都享有比我国国有企业更为优惠的待遇和法律保护(见《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国务院关于鼓励投资开发建设海南岛的规定》、《国务院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及《国务院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汇平衡问题的规定》等)。我国对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还规定了“公正公平”待遇及“最惠国待遇”的原则。

(2)工业产权保护。我国法律不仅保护外商有形资产的投资，还特别以专门法律保护其无形资产的投资，即工业产权的投资。我国已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保护外国人工业产权的法律和法规，初步形成了一套保护工业产权的法律体系，除《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六章关于技术引进的规定外，我国还分别制定了《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及其施行细则以及《技术合同法》等专项法律。此外，《民法通则》对保护版权已作了原则性规定，我国还正在起草出版法等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我国对外签订的投资保护规定，也都有保护工业产权投资的规定。1984年12月中国参加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成员国。这些法律和条约，从物权及债权两个方面对外国投资者的工业产权提供了双重保护。

(3)征收保护。实行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是我国长期不变的国策，不是权宜之计。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对合营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合营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我国对外签订的投资保护协定，均有”适当“补偿等类似规定。相应补偿或适当补偿的原则，实际上否定了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坚持的所谓”充分、有效、即时"(adequate、effective、prompt)的补偿理论。这不仅符合东道国的利益，也符合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体现了平等互利的原则。

(4)投资本金和利润汇出保护。关于外商在我国投资兴办企业，其所得利润、其他合法权益以及回收资本本金是否可目由兑换成国际通行货币汇出中国境外的问题，根据我国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及外汇管理条例，外商可以从他们在中国银行开设的外汇存款帐户中自由汇出其回收资金本金、应得的利润及其他合法收益。双边投资协定中都有关于保障自由汇出的规定。但因我国实行外汇管制，一般要求外商投资企业自身维持外汇收支平衡。企业外汇收支不平衡的，我国法律也规走了一些办法，予以调剂，例如，以产顶进，经批准内销产品收汇，允许外商购买中国产品出口收汇，以当地货币利润再投资于另一出口创汇企业，企业间进行外汇调剂等。

(5)代位权保护。我国立法未作此规定，但在双边投资保护规定中都规定有代位权条款，即当外国投资者在我国投资已向本国申请政治风险保险者，本国承保机构在风险发生并向投保人支付保险赔偿金后，即取得代位求偿权向我国求偿。我国政府这一承诺是对外国投资者政治风险的保证。

(6)合同适用法律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同是调整中外双方权利与义务的法律文件，也是保护外商合法权益的重要依据。这些在中国境内履行的合同，我国法律也规定均应适用中国法律。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出于维护交易安全及外商的正当权益，作了灵活规定，给当事人以选择的自由，既可仍按原合同的规定执行，也可按新的法律规定执行(第40条)。但是，如果在订立合同时，规避我国法律的规定，把订约当时现行法律的所有规定都列入合同，认为合同一经批准，即具有法律效力，用以对抗新法的执行。这种合同及其条款，有违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40条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初衷，并有损于中国的主权，应不在批准和保护之列。至于中国法律未作规定的，可适用国际惯例；中国缔结或参加的与合同有关的国际条约同中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除中国政府声明有保留的条款外，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涉外经济合同法》第56条第3款，第6条)。这些规定符合国际一般做法，并有利于保护外国投资者。

(7)解决争议的法律保护。我国法律规定，外国投资者(外方合营者、合作者)同中方合营、合作者间的争议，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得不到解决，可提交仲裁解决。仲裁可以选择在中国仲裁机构仲裁，也可选择国外仲裁机构，还可以在申请的一方仲裁。合同中未订仲裁条款，或事后双方又末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还可向国内法院起诉，这对解决争议提供了方便。再者，我国已参加了《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对外国投资者也提供了有力保证。至于外国投资者与我国政府间的争议，基于我国签订的投资保护协定和我国已参加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以及我国正在考虑参加的《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议公约》(华盛顿公约)等规定，也将得到妥善和公正的解决。

七、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保护

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保护，集中体现在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法规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规定，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调整外商投资企业关系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其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等。

此外，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规章也是规范和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重要法律组成部分。

为了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我国有关外商投资企业法规定，国家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但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改善外商投资环境组成部分的税收优惠措施一直被视为我国积极、有效、合理利用外资的重要手段。通过相应税法规定主要表现为按既定税率在一定期限内对外商投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实行减税、免税、退税的做法，确实是促进我国得以大量引进外资的重要因素。外资的大规模流入，势必会对我国的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既然为外商投资，也必然会牵涉到资本输出国（地区）的利益，牵涉到相应的国际规范。鉴此，我们有必要对实施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涉外税收优惠措施予以反思，存其利、去其弊，更有效地发挥涉外税收优惠措施的积极作用。

一、涉外税收优惠措施的效果——兼谈税收饶让抵免

按照我国涉外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可按投资地域或项目的不同享受不同的优惠，在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特定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率最低仅为15％；外商投资企业中的外国投资者将从企业取得的利润直接用于该企业再投资，增加注册资本，或者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可按规定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纳所得税的40％的税款；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两年免税、三年减半征税的优惠，而且是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对投资农、林、牧和边远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不仅可以享受“免二减三”的优惠，而且可继续享受按应纳税额减征15～30％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免二减三”后只要当年出口比例和先进技术等到认定后，可继续减低税率，最低按不超过10％的税率征收。而内资企业所得税率均为33％。

对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同时引导外资流向，改善我国的产业结构。从我国的实践来看，它对我国吸引外资、合理地利用外资已产生了明显的积极效果。截止到2001年底，已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90484家，合同外资金额7459.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954.7亿美元，有利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至于我国的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也在逐步完善，属于国家鼓励投资，享受较多税收优惠的基础设施、能源、交通以及其他资金、技术密集的大中型项目所占比例逐步增加。虽然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税收优惠措施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但是，对外商投资者可以依据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所得来源地税收管辖权而由其各自相关的国家或地区（以下仅以国家为例）行使征税权。就我国的外商投资者而言，作为收入所得来源地的我国自然可因所得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主张征税权，而作为外商投资者的所属国也可因居民税收管辖权而拥有征税权。如果相关国家都实际行使了各自的征税权，就会产生所谓的国际双重征税，甚至多重征税现象。

当然，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各国为了鼓励资本的跨国流动，无论是资本输出国还是资本输入国都通过签订双边税收协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自己的税收管辖权，以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现象的产生。作为通例，各国在双边税收协定中都承认所得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处于优先于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地位，但并非意味着有关国家随即放弃行使居民税收管辖权。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做法可能是抵免制、免税制和扣除制。但这些做法的目的仅是实现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因此，如果有关国家之间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仅仅商定了避免双重征税的条款，则在收入所得税来源地国未实际行使征税权或征税额不到

位（如未达到居民所属国规定税率的征税额度），包括其实行税收优惠措施的情形，居民所属国仍会对其从事资本输出的居民依其本国税法另行征税。这样做并未违反双边税收协定，相反体现了同属本国纳税人不会因收入来源地的不同而出现税负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在仅订有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时，缔约国一方采取的税收优惠措施并不一定能使外商投资者最终真正享受到税收优惠的利益，仅仅是所得来源地国限制自己的征税权，并把它拱手让给居民所属国行使，造成本应属所得来源地国的财政收入转由居民所属国获取罢了。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单纯由我国税法赋予外商投资企业各种税收优惠并不当然使外商投资者因此能享受到实际利益；甚至外商投资者所属国和我国签订有一般性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也未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给予税收优惠的经济特区等地区，投资环境的总体状况都是较为理想的。所以，我们不能将引进外资取得的成绩都记在税收优惠措施上。

但即便如此，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措施仍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并非绝对没有效果。这是由于居民所属国对本国居民向海外投资也会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其中部分优惠和所得来源地国的税收优惠是相呼应的。

外商投资者的所属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为了鼓励输出本国资本（目的是为开辟新的市场，利用投资跨越贸易障碍以及收购本国缺少的资源等），都或多或少对本国资本向他国投资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这样，造成外商投资者在收入所得来源地国享受到的税收优惠可能恰好也正是其居民所属国给予优惠的事项。亦即，如果某些国家国内税法中单方面直接对本国居民向海外投资的所得给予税收优惠的话，则我国所实行的税收优惠措施效果会愈加显著。下面以日本、英国、法国为例简述一下。

日本在1957年《特别征税措施法》的执行令中，对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税收优惠作了具体规定。其表现有：1.日本对于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知识产权所获得的外汇收入予以免税；2.对于日本私人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投资，对于注册资本在10亿日元以下的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中、小企业，都给予税收优惠待遇。

英国税法规定在纳税人计算国外收入所得时，允许扣除其中的14，即对此14 的国外收入免征所得税，且不论此项收入是否汇回英国。这一规定对英国私人资本的海外投资显然有利。

法国一般被认为是实施对外投资税收鼓励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主要是因为法国在税收管辖权方面实行属地原则，而对在其领土以外所取得的收入实行免税。这对法国资本向海外投资自然是强有力的鼓励措施。

尽管如上所述，一些国家对其海外投资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但这种有赖国内法提供的税收优惠各国很不统一。显然这对于来我国的外商投资者在实际期望享有税收优惠利益的保障力度方面不能充分到位，优惠措施的效果会受到影响，甚至丧失殆尽。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关国家在双边税收协定中列入税收饶让条款，务求使缔约国一方提供的税收优惠能落到实处，发挥实际效果。所谓税收饶让，是指居民所属对本国纳税人在海外投资得到投资东道国（收入来源地国）因税收优惠而减免的那一部分税款，视因已经实际缴纳而不再进行征税的做法。税收饶让的目的是保证资本输入国为吸收外国投资而给予的税收优惠能得到真正落实。中国所缔结的双边税收协定中是否含有税收饶让条款，对我国的税收优惠措施是否能收到预期效果至关重要。

中国缔结的双边税收协定，一般都含税收饶让条款。但这些条款又有不同类型。如和日本、英国、丹麦、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双边税收协定中对方对于中国税法规定的企业所得税和再投资退税等优惠都给予税收饶让抵免；在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提税方面，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予税收饶让抵免。因此，税收饶让对税收优惠措施效果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只能进行具体个案分析。

十六、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成份中的性质、地位

1、性质：

在我国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法人或其他形式，从性质上讲都属于非公有制经济。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法律保护其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对其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2、地位：

从地位上讲，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经济成份中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系，外商投资企业发挥着非常重要和无可替代的作用，将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

十七、律师提供的服务

律师在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登记、生产经营、解决各种纠纷等过程中可提供各方面的服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担任法律顾问；

2、提供法律、政策咨询；

3、代理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登记；

4、草拟审查重要合同；

5、参与重要谈判，为公司、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提供法律意见；

6、进行律师见证、资信调查；

7、税收事务的代理；

8、办理知识产权及其保护的法律事务；

篇3：论WTO英文法律的语言特色

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SCM协定》) 一直是WTO争端解决的热门议题之一。据不完全统计, 无论在GATT阶段还是WTO阶段, 与《SCM协定》有关的国际贸易争端案件都分别占到案件总数的近20%, 是所有争端案件中比例最高的类型。

《SCM协定》将补贴分为禁止性补贴、可诉补贴和不可诉补贴。禁止性补贴即我们通常所称的出口补贴。出口补贴的存在, 将对参与国际贸易的其他国家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相对于其他补贴而言对国际贸易的扭曲作用显而易见, 危害也更大。尽管如此, 为了发展本国产业、促进出口贸易, 以各种方式包装的出口补贴仍然是WTO成员频繁采用的政策手段, 也常常成为WTO争端解决的对象。在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经济危机, 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形势下, 对出口补贴的运用和围绕其产生的争端就表现得更为频繁。

2 WTO出口补贴的法律认定要点

2.1 “视出口实绩为条件”

“视出口实绩为条件”是出口补贴最为核心的属性, 反映了审查补贴与出口实绩的关系时应具有的深度。对此, 上诉机构在数个案件中围绕“视……为条件 (contingent) ”展开了大量阐述。在加拿大—航空器案中, 上诉机构从“视……为条件”的字典解释出发, 认为其通常含义是“有前提的”或“其存在依赖于其他事物的”, 其在出口实绩的“可能性”与补贴的“条件性”之间建立了联系。

同样在加拿大—航空器案中, 上诉机构在分析使用的“联系 (tied to) ”一词时, 认为其和“视……为条件”有着同等分量。上诉机构表示, “联系”的通常含义仍然是建立了出口实绩与条件性之间的关系, 应该被理解为“受条件的约束或限制”, 强调的是“条件性”必须能够得以证明。上诉机构因此认定, 案件中仅仅证明WTO成员在授予补贴时, 知道会发生出口或者对发生出口具有预期, 并不足以认定存在出口补贴。案件事实必须能够证明, 授予补贴与实际或预期的出口达到相“联系”或以之为“条件”的程度。

上述理解对争端解决实践尤具指导意义的部分在于, 在后续的加拿大—航空器 (21.5条, 原告巴西) 案中, 上诉机构在上文基础上明确了补贴接受者以出口为导向的事实在证明出口补贴中的作用, 而在实践中, 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往往最有可能涉及出口补贴问题。对此, 上诉机构认为, 补贴接受者以出口为导向属于可以纳入考虑范围的事实。但是, 即使补贴接受者具有高度出口导向性, 单凭这个事实本身也不足以证明该补贴必然构成出口补贴。

2.2 视出口实绩为“多种其他条件之一”

在出口补贴争端案件中, WTO成员的涉案措施往往千变万化。其中, 出口实绩可能是获得补贴的充分条件之一, 例如, 授予补贴的条件是“出口量排名前10或国内销售量排名前10”;也可能是必要条件之一, 例如获得补贴必须“出口量和国内销售量均排名前10”。第3.1 (a) 条关于“多种其他条件之一”的表述显然是模糊的, 涵盖了前述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两种可能性。因此,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此条文如何进行解释, 决定了相当部分补贴是否有被认定为出口补贴而遭到禁止的危险性。

通过对WTO争端案例的分析, 笔者认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此问题的态度是相当严格的。在美国—外贸公司 (21.5条) 案中, 被告美国的有关免税措施同时适用于美国境内生产并出口的产品和美国境外生产并在境外销售的产品。专家组阶段, 美国的前述免税措施被认定为以出口实绩为条件。美国对此提出了异议, 其认为在第3.1 (a) 条项下, 出口实绩应该是认定出口补贴的必要条件。美国认为其措施中授予免税优惠的条件没有偏向出口, 因为措施同时适用于国内生产和国外生产的产品, 这使得即使不存在出口实绩, 仍然有获得免税优惠的可能性。因此, 美国认为在其涉案措施中出口实绩并非必要条件。

上诉机构没有认可美国的主张。上诉机构认为, 免税优惠在适用于国内生产并出口的产品和国外生产并销售的产品时条件并不相同, 因此应该对适用于两种产品的免税优惠分别进行考察。其认为, 认定适用于国产产品的免税优惠以出口实绩为条件, 并不影响免税优惠也可以基于其他条件获得的事实。反过来, 可以通过满足其他不涉及出口的条件而获得免税优惠, 也并不能抵消在某种情形下获得免税优惠以出口实绩为条件的事实。通过前述分析, 上诉机构实际上明确了“多种其他条件之一”所表达的, 是无论将出口实绩作为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之一, 都可能被认定为构成出口补贴。

2.3 “法律上或事实”上视出口实绩为条件

关于“法律上”视出口实绩为条件。在加拿大—汽车案中, 上诉机构认为, 所谓“法律上”, 指的是争议措施的文字本身能够表明存在出口实绩条件。这种表明不仅指具有明示的措词, 也指可以通过对措词的必要推理得出结论。在该案中, 加拿大对汽车生产商实行某种进口免税政策, 条件是该生产商当年生产的某类国产汽车销售额与全国所有该类汽车的销售额之比 (“生产销售比”) 大于或等于基准年份内 (1963-1964年内选取的12个月) 两项销售额的比。并且, 汽车生产商的生产销售比越大, 所能获得的进口免税额越多。上诉机构认为, 前述免税政策的规定, 实际使得汽车生产商的出口量越多, 生产销售比就越大, 所获得的进口免税额越多。并且, 当基准年份生产销售比为100∶100时, 汽车生产商不出口就无法享受进口免税优惠。因此, 前述免税政策的文字虽然没有直接规定出口实绩条件, 但却可以从中推导出获得免税是以出口实绩为条件的结论。因此, 上诉机构认为这也构成“法律上”视出口实绩为条件。

此外还需注意的是, 这里的“法律上”并不能做狭义的理解。在WTO争端意义下, 低至仅在一定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地方或部门决定, 高至在全国有普遍适用力的法律, 都属于“法律上”的范畴。

关于“事实上”视出口实绩为条件。这一规定与“法律上”视出口实绩为条件判断标准相同, 区别则在于判断的对象是WTO成员的国内实践。在WTO争端中, 作出此项判断的要点是进行大量的证据收集工作。例如, 在上文提到的加拿大—航空器案中, 为判断加拿大技术合伙项目给予企业的资助是否在“事实上”以出口实绩为条件时, 专家组审查了多达16项事实背景, 包括项目的总体目标、申请资助提交的信息、审查是否授予资助时考察的因素、项目官员作出推荐考虑的因素、项目资助在出口领域的历史记录、被资助项目与出口市场的关联性、出口预期对做出资助决定的重要性、被资助企业的出口导向性等等。显而易见, 对WTO争端案件的原告而言, 证明事实上视出口实绩为条件将要负担更为沉重的举证责任。

3 结语

上文对WTO出口补贴有关法律要点的分析, 仅仅是从争端解决的视角, 粗略地展示了认定出口补贴最为重要的切入点及其内涵。中国作为WTO成员之一, 为维护国家的正当利益, 不可避免地将对其他使用出口补贴的成员进行挑战, 也将对我国涉嫌使用出口补贴的指控进行抗辩。因此, 笔者认为, 掌握WTO出口补贴的法律要点, 既有助于灵活制定国内政策, 避免出现明显违反WTO规则的错误, 也有助于运用有关规则争取和捍卫自身权益, 非常值得有关部门深入研究和广泛了解。

摘要：WTO争端解决的核心, 是案件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通过条约解释对WTO规则做出的阐述。鉴此, 本文将总结分析WTO案例中针对出口补贴的主要规则——《SCM协定》第3.1 (a) 条——进行的关键阐述, 帮助在政策制定等实践中判断和运用出口补贴规则。

篇4：论WTO专家组程序的法律性质

[关键词] WTO专家组程序司法性

在WTO体制下的专家组程序是WTO争端解决程序的中心。根据DSU第3条的规定，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宗旨是确保争端的积极解决,争端解决机制的首要目标,是使当事方能够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为了实现这个宗旨，WTO争端解决机制创设了一种有效、可靠和规则取向的制度，它首先考虑了符合WTO协定的相互同意解决办法的制度，规定了磋商机制；同时，WTO争端解决机制提供了一种规则取向的制度，使当事方之间基于WTO协定的争端能依事先拟定或同意的规则进行谈判或通过裁决来解决，同时也保证了在通过磋商不能达成一项相互满意的解决办法时，能够撤销已被确认为违反WTO协定的有关措施。因此可以说，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种具有高度有效性和可靠性的争端解决制度。

DSU规定的WTO争端解决制度包括两种手段，有第４条和第５条规定的磋商与调解等外交或政治手段，也有除该两条以外的司法机制或手段。因此，DSB负有两种职能，即政治解决职能与司法解决职能。司法机制的存在正是政治磋商得以进行并取得双方满意解决方法的有力保证。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外交与司法是两条腿走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WTO专家组程序的规则导向有利于争端解决的公平、公正和高效，从而使该程序趋向司法化。

对于该程序的法律性质存在争议，西方一些学者称专家组程序为WTO的诉讼程序，认为“《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明确规定了专家组具有司法性质，上诉机构也已做出声明确认了WTO专家组的司法性质，专家组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司法裁判机关”；国内也有学者支持这种观点，认为“WTO两级审判的司法体制在国际司法制度中是首创，并且司法机制是相对独立的；事实已经证明，这种两级裁决制是成功的。”

而另一些学者认为，专家小组的职责是调查争端的事实真相、为决定采取措施对所有相关因素作出评价、为关贸总协定主要机关和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决定提出建议。专家小组报告本身没有法律约束力。专家小组程序比较明确、具体、客观性强，在其技术性方面，展示了较强的国际司法特性。但就其报告及其结论的法律效力而言，它与国际调解程序毫无二致。因此，专家小组程序，实质上是通过用司法技术的独立专家协助争端当事国和DSB解决争端的一种非政治化方法。这种程序是一种具有高度司法技术色彩的国际调解程序，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同于传统调解程序的新型国际调解程序。也有人认为WTO专家组程序的法律性质是一个综合体，兼具准司法性和非司法性。

笔者认为，就DSU绝大多数条款的规定而言，WTO争端解决机制显然具有相对独立的司法性质，因为DSB的职能多半属于司法管理，DSB具有独立履行司法职能的全部权力。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种具有高度有效性和可靠性的争端解决制度。WTO专家组程序有利于争端解决的公平、公正从而使该程序趋向司法化。根据如下：

一、专家组程序的成员是争端方以外的“第三者”

司法性程序的机构均有独立性，不受争端双方的制约和影响，机构本身没有争端各方的参与，因而争端各方也不能左右该机构对争端的处理结果。WTO的专家组符合这一要求。专家组的成员是争端方之外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成员的挑选应考虑到能确保独立性，其政府作为争端当事方或第10条第2款规定之第三方之成员的公民不得参加专家组（除非争端各方同意）”。在执行裁决和建议时，是由DSB这个独立的争端解决机构去实施监督的。

二、专家组具有对案件的“强制管辖权”

DSU规定，对于请求设立专家组、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以及请求授权中止减让，除非DSB经协商一致不同意，否则就应当批准。这被称为“反向协商一致”(Negative Consensus)。这种“反向协商一致”的原则实际就确立了WTO专家组对案件的自动的“强制管辖权”(Compulsory Jurisdiction)，使得DSB能自动取得对案件的管辖权，而再也不会出现GATT历史上那种争端一方利用正向一致同意（Positive Consensus）的原则阻挠专家组取得管辖权的情形，同时，也使得专家组对案件的管辖权是强制性的，因为，专家组的职权范围是DSU明确规定的，即使另一方不同意，也不足以否定专家组的管辖权。WTO體制的自动强制管辖规定，为WTO扫除了制约其发挥预期职能的一个重大障碍，使其得以在《协定》框架下能较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使专家组程序的管辖权更具有司法性，加强了DSU的司法性和规范性。

三、专家组程序的发起基于法定的管辖权和当事人单方的行为，而不是争端当事方的协议

在国际法体系之下，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是在各国加入国际法院规约时便确定的，属于条约法上的义务。根据条约法的基本原理，条约的当事国一旦接受了条约，条约对当事国便具有法的效力，依照国际习惯法规则 “条约必须遵守”，此后发生的属于规定范围的具体争端，均受此条约约束。WTO的专家组，其管辖权是自动的，一经申诉方提出，就“应在DSB首次将该请求列入议事日程之后的最近一次会议上成立专家组 （除非DSB一致同意不设立专家组）”。其管辖权的范围，就是申诉方根据具体适用协议向DSB投诉的事项。申诉方无须事先的协议，无须对方的同意，即可以自动地进入专家组程序。专家组的管辖权，是DSU规定的。在各成员方以一揽子方式接受乌拉圭回合谈判所有成果而成立WTO的时候，已成为各成员的法定义务。

四、专家组设有再审程序

在国际法院中，由于政治的因素，第一审都勉为其难，也就谈不上建立上诉审程序。在DSU中，专家组和常设上诉机构在形式上构成了“两审终审制”。DSU第17条详细规定了常设上诉机构的设立、人员组成、工作程序等。WTO已于1995年11月设立了上诉机构。有学者认为专家组与上诉机构断案具有 “经济和贸易法院” 的主要特征。“应当说，WTO常设的上诉机构在一切方面都像是一个国际法庭，它是为一个按照有关规定，并在国际公法框架内公正地、并最终地解决组织成员之间在协定规定义务上的争端而设立的”。

总之，基于专家组程序和上诉审议程序浓厚的司法性质，以及专家组程序和上诉审议程序在争端解决机制中日益显著的作用，争端解决机制正向着“世界贸易法院”的进程中迈进。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争端解决中，正不断加入越来越多的国际法的实体内容和程序内容。新回合谈判将继续加强这种趋势，专家组组成、上诉机构的权限和上诉审查中的证据规则已经进入讨论范围，这些议题会促使争端解决机制向更深入的法律进程中前行。

参考文献:

[1]鲍威林:国际公法规则之冲突——WTO法与其他国际法规则如何联系[M].周忠海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2]赵维田:WTO的司法机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51页

[3]余敏友左海聪黄志雄等著:WTO争端解决机制概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221页

[4]李双元李先波:世界贸易组织（WTO）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

[5]沈伟: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和法律特征[J].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 1996年(4)

篇5：论WTO英文法律的语言特色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充分认识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着重研究WTO体制下的贸易与环境规则, 探究其环境问题的解决机制。同时, 中国在这样一个发达国家占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中, 应着眼于WTO未来的发展趋势, 采取有效措施, 制定应对绿色经济的战略决策和法律、法规, 从而全面适应环保时代国际贸易的发展, 实现经济与环境的良性互动。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也为了适应加入WTO的需要, 我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提高本国的环境保护水平, 减少绿色保护主义的影响。为了获得贸易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协调发展, 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面对贸易与环境问题, 对贸易与环境问题树立正确的态度, 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加强生态环境教育, 强化国民绿色经济意识;在企业管理中, 我们要提高我国企业的环保水平, 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和环境成本内在化。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意味着我国经济将彻底纳入经济全球化的运行轨道, 也意味着WTO将在我国对外贸易过程中得到贯彻执行。这对我国生态环境整治和贸易促进的结合将产生深远的、全方位的影响。基于贸易促进和环境保护相结合的立场, 笔者提出以下立法思考和建议:

第一, 积极推行和实施ISO14000环境管理系列国际标准。ISO14000是国际标准化组织为推动可持续发展, 统一协调各国环境管理标准, 减少世界贸易中的非关税贸易壁垒而制定的环境管理系列标准。其不含绝对的环境行为要求, 是以各国自己的法律、法规作为基础, 辅之以管理手段, 这对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利。我国应当加快制定和实施与该系列标准相配套的法律法规, 将该国际标准转化为国内标准,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同时, 还应制定实施这种标准的管理法规, 以便使工作规范化。

第二, 依法办事, 强化贸易环境执法。在处理对外贸易与环境保护问题时, 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 保证各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贯彻执行。有法不依等于无法。建立环保执法的责任制, 政府部门之间要加强协调, 依照法律规定的职责, 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执法到位, 形成合力。健全环保执法的督查制度, 各级人大加强法律监督, 环保部门和政府法制部门密切合作, 定期检查, 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以预防为主, 强化政府的环境管理职能提高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执法监督效能, 保证环保执法真正做到公平、公正、有序和高效。加大治理污染的力度, 对经贸活动中违反环境法规的行为要依法严处, 迫使企业将合理的环境成本内在

第三, 根据GATT/WTO规则来完善我国环保贸易法律。在GATT/WTO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制定各种技术标准和卫生检疫标准, 以现有的《对外贸易法》有关条款为基础, 制定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法规, 明确为保护环境可以采取的贸易措施的种类, 深入开展包括经济界、科技界和法律界相协同的深层次策略研究, 尽快制定我国协调环境保护与促进贸易发展的法律体系, 完善和修改我国《对外贸易法》, 在今后更多的国际谈判中, 提出有利于实现我国环保贸易的应对方案。

第四, 促进环境技术法规和环境标准的规范化。我国有众多的环境法规, 但是其中关于技术法规和标准的界定不够明确, 不同的法规之间甚至存在相互冲突现象。这种现状一方面与WTO有关规则相背离, 另一方面也给国内外企业利用环境法规的漏洞实施危害环境行为创造了条件。我国应当吸取其他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成功经验, 按照WTO有关精神, 尽快建立起科学、完善、规范的环境技术法规和环境标准体系, 不断提高环境立法的科学性。

第五, 推行环境标志制度。环境标志, 也称为绿色标志或生态标志, 是指认证机构依据一定的环境保护标准、指标和规定, 向自愿的申请者颁发的证明其产品或服务符合环保要求的特定标志。为了更好地保护我国的环境权益, 也为了促使企业提高产品的环保标准, 增强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 我国也有必要参照外国的做法, 加快施行符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标志制度。

第六, 建立环境税制度。所谓环境税, 就是为了保护环境, 合理开发自然资源, 推行清洁生产, 实现绿色消费, 对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税收。通过征收环境税, 可以促使企业采用对环境影响较小的生产方式, 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从而起到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作用。

第七, 规范环境收费制度。环境费, 是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 对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单位和个人收取的用于治理环境污染或赔偿破坏环境损失的费用。我国目前的环境收费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 主要表现为收费项目范围小、种类不全, 许多自然资源处于无偿使用状态, 一些污染排放者没有受到环境费制约, 这不利于对环境的保护;收费标准过低, 远低于资源本身的价值和环境破坏造成的实际损害, 不利于体现环境的稀缺性。针对这些缺陷, 我国必须尽快规范环境费制度, 通过经济手段, 使污染者偿付对环境危害的代价, 实现环境成本的内在化。

第八, 积极参与WTO贸易与环境规则的制定。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是实现人类发展目标的具体措施, 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关系, 实现可持续发展, 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同时也是我国的根本发展战略。为此, 我国应当积极准备和参与有关环境与贸易的谈判, 努力促成通过多边贸易体制达成贸易与环境的专门协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通力合作, 协调各自的环境法规和标准, 防止任何可能严重危害人类或生态环境的活动和物质转移到他国, 对危害环境的产业和设备严格执行淘汰制度, 不能再把发展中国家当作发达国家的污染物处置地和污染产业转移地。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世界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 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冲突日益突显。贸易与环境问题由此产生并发展成为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 同时也对WTO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