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结核病国内外现状
我国结核病疫情现状
结核病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历史上对人类的危害触目惊心。解放前，民间称结核病为痨病，并且有“十痨九死”的说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结核病在全球“死灰复燃”，许多国家包括结核病疫情控制较好的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疫情下降缓慢或严重反弹的局面，发病率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结核病再次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传染病，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每年新发结核病患者880万例，其中传染性结核病患者390万例，每年因结核病死亡的患者约200万人。面对全球结核病疫情日趋严重的局面，世界卫生组织将结核病列为重点控制的三种传染病之一，并于1993年宣布全球结核病处于紧急状态，强调遏制结核病的流行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
我国是世界上22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患者人数仅次于印度居全球第二位。世界卫生组织2004年召开的第二届全球遏制结核病伙伴论坛大会上，将我国列在需要特别引起警示的国家和地区的首位，具体表现为6“多”：一是感染人数多，全国有多达5.5亿的人口感染过结核菌，约占全国人口的45%，明显高出全球平均感染水平;二是患病人数多，全国活动性肺结核、传染性肺结核患病率分别为367/10万和122/10万，有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约450万，其中传染性肺结核患者约150万;三是新发患者多，全国每年新发生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约145万，其中传染性肺结核病人65万例;四是死亡人数多，全国每年约有13万人死于结核病;五是农村患者多，全国约80%的结核病患者集中在农村，而且主要在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六是耐药患者多，全国结核病耐药率高达28%。我国部分地区结核病疫情回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流动人口骤增、耐药结核菌的蔓延、结核菌与艾滋病病毒的双重感染等客观原因，更主要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对结核病疫情的严重性和结核病控制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落实政府承诺的自觉性;对结核病防治经费的投入严重不足，忽视了结核病防治机构及能力的建设;相当一些地方未能把有效控制结核病流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相关部门职责不明、参与不够;未能全面、准确、有效地推行与落实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患者发现率低，督导化疗留于形式;普遍对结核病健康教育重视不够，结核病防治的相关知识不普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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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结核病的历史与现状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结核病是危害人类健康历史久远的慢性传染病，科学家们从发掘出的早期人类骨骼中发现有驼背的脊柱，这是结核病的病征之一。
中国在2100年前埋葬的尸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的女尸也发现左肺上部左肺门有结核病的钙化灶。在埃及也曾发现过感染了结核病的木乃伊。对于
结核病的描述可以回溯至公元前460年。有趣的是，结核病经常出现在描述都市居民生活的古代著作中，而在圣经或描述乡野居民的作品中却十分罕见。现在我们知道，早期记载的身体各个部位的一些不同的，看似无关联性的疾病实际上是不同形式的结核病。比如：寻常性狼疮是皮肤结核病、痨病是肺结核、而波特式病是脊柱结合。淋巴结核是颈部淋巴腺体肿大的流浓的一种结核病，在过去十分常见。借助显微病理学和细菌学的近代科学，使我们知道所有这些疾病的过程都是结核病的不同表现。"结核"这一名称并非来自该病的外观特征，诸如身体的消耗等，而是指独特的结节，这是最基本的细胞结构，能完全反应出疾病发生时的特征性组织变化。病理学家借助结节就可以知道结核病的发病过程。结核病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疾病，在其严重流行的本世纪初，全球每年因患结核病死亡的人数超过200万。只是到了医学发达的今天，在得到早期发现并及时治疗的情况下，结核病才不再属于绝症，其治愈率也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然而，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世界上感染结核病，并因此而丧生的人数直线上升，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
结核病与艾滋病双重流行是不可忽视的一大原因。现在结核病已成为人类主要致死疾病之一，同时也是艾滋病的主要致死因素。结核是艾滋病患者唯一主要的"机遇性感染"，很容易向大众传播。像常见的感冒一样，结核通过空气传播，任何人都可能受到感染。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说，由于结核迅速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传播，所以结核病例将有增无减。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染上结核的可能性是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的30倍。结核和艾滋病病毒同时传播业已成为世界范围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威胁。
19世纪，结核病在欧洲和北美大肆流行，散布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生活困顿的人群成了结核病的温床。而且是当时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被人们称为"巨大的白色鼠疫"。许多当年杰出的人物罹患结核病：雪莱、席勒、勃朗宁、梭罗和勃朗特姐妹等。结核病的流行甚至影响了诗人和艺术家的思想。淑女们常被描写为纤弱、无声气的，极容易昏倒而且有阵发性咳嗽。甚至连当时的服饰也反应了结核病的流行，例如男士们穿的高领衣服，好象就是为了隐藏颈部的结核性淋巴腺炎。
在1993至1996年间，全世界结核病例增加13%。死于结核病的人数比死于疟疾和艾滋病的人数总和还多。全世界去年结核病患者超过700万，近300万人死于结核病，其中包括10万名儿童。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1997年的统计，全世界现有17.22亿人感染了结核病菌，每年有900万新结核病人，约300万人死于结核病，这一数字超过了肺结核流行的1900年，那一年全世界约有210万人死于肺结核。目前，结核病已成为传染病中的第一杀手。现在许多国家内肺结核病例直线上升，20年内将增加10亿结核病患者。
全世界每年死于结核病的人数已经超过300万人，相当于每10秒钟就有一人死于结核病。专家预测今年将有100万妇女和10多万儿童死于好范文，全国文秘工作者的114结核病，但如果防治措施及时得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治愈的。1993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就曾警告说，全球又处于结核病紧急状态，要求各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与结核病危机作斗争，但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足够重视。肺结核病菌可通过空气传播。由于目前全球人口流动速度和数量远远大于以前，因而患结核的危险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大。全世界每年有将近1亿人受感染，其中十分之一患病。由于宣传不够，一些人对结核病缺乏应有的了解，不能及时就医而延误治疗;还有一些患者病情刚一好转就不按疗程坚持服药，致使自身产生抗药性，给治疗带来困难，甚至危及生命。专家称，治疗一个产生抗药性结核病人的费用是治疗普通结核病人费用的100倍。这对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病人来说无异于被判了死刑。目前，全世界这样的患者有将近5000万人。肺结核病是青壮年的主要致死疾病之一，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的肺结核病例及百分之九十八的死者在发展中国家。贫穷、人口众多、营养不良以及防治措施不力是肺结核病蔓延的主要原因。
除贫穷、营养不良等因素外，究其原因，几十年来一些地区的社会**，整个国际社会放松对这种传染病的防治是造成目前结核病死灰复燃，肆虐全球的重要原因首先是国家没有全国性的防治计划，经济投入微乎其微;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医疗机构对结核病的危害性及其防治措施宣传不够，致使许多国家在这一领域发展滞后，缺医少药
第三篇：国内外研究现状
1、项目研究意义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辅导员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的直接组织者和主要实施者，承担着协调师生关系、学生关系、学校和学生关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学校教育质量提高的重要任务。辅导员的日常工作都少不了和学生之间的沟通，而这就需要我们采用一套科学的沟通方法切合实际、可行又与时俱进的沟通方法显得尤为重要。随着科技信息迅速发展，良好有效的沟通的能力有助于高校辅导员赢得学生的信任、尊重、支持和拥护，从而更有效地开展思想教育、管理与服务工作。又随着学生对象的不同，尤其是现在的大学生进入90后时代，以往的沟通方式在张扬个性、独立性差的90后身上已逐渐失效。本项目在一定的理论及研究应用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通过对目前辅导员在工作当中，尤其是在与90后大学生交流沟通过程所使用的一些沟通方式方法及碰到的困难的调查研究，对高校辅导员与90后大学生沟通方法展开研究，使得本文的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
2、国内外研究现状
1、 国外研究
从国外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高职院校学生工作队伍即辅导员队伍的建设朝着专家型、职业化的道路发展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也已经明确指出了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目标和梯度,就是专业化、职业化和专家化。而我国目前高校的辅导员制度和国外先进的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相比,还有着很大的差距。
一、国内外辅导员制度对比国外辅导员职业是从不同的边缘性、辅助性、补充性工作而发展成为一种专业性、综合性很强的职业。以美国高校学生管理为例,其管理制度是基于SLI(Student Learning Imperative)理论,强调“以学生为本,以服务促发展”,在具体操作上,管理高度专业化,分工精致明确。美国辅导员协会将辅导员的角色确定为心理辅导师、职业辅导师和社会化辅导师,将辅导员的工作具体划分为日常事务管理专业化和学生服务专业化。日常事务管理近似于我国目前的宿舍管理、日常行政管理、资助管理等,学生服务主要等同于心理健康指导、就业指导和职业规划等。
2、 国内研究
建立有效沟通是做好辅导员工作的实质所在，在邮电大学在建立与学生有效沟通机制的实证研究中指出有效沟通, 就是传递和交流信息的可靠性和准确性高, 实际上还表示组织对内外噪音的抵抗能力强, 因而和组织的智能是连在一起的[1]。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90 后”大学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受到了强烈冲击，在沟通方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因此，对高校思想政治辅导员来说是一次严峻考验，传统的思想教育手段似乎显得苍白无力。国内很多高校学者对此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也提出了很多新颖的方法，如：建立学生个人档案，进行分类管理，以帮助辅导员比较清晰、有条理的掌握学生的性格、家庭情况等基本信息;建立多渠道的沟通方式，通过网络、QQ、邮箱等多种网络工具实现与学生之间的了解和沟通，满足不同学生的沟通需要;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主动找学生交流，打开学生的心扉，解开他们心中的疙瘩，赢得学生的信任和理解，善于做倾听者;辅导员用真心，诚心，良心来对待我们的学生，做好自我反思，及时发现工作中的疏漏，反思在工作上的长处、短处，反思是否了解自己的学生，反思是否为学生们搭建了一个沟通的平台等等。尽管研究的方法很多，也很适用。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而且针对性比较广泛，但在90后身上并不一定适用。因此，本项目将从学院的实际出发，研究一套专门针对90后大学生的沟通方法，在全院范围内试运行，满足辅导员需要且又易被学生认可和接受的沟通方法，使得师生关系更加融洽，校园生活更加和谐。
[1] 蒋易展, 张静建立辅导员与学生有效沟通机制的实证研究
第四篇：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都是承认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前提下，以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为理论基础，探讨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方向，而且在不断研究和分析后，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从总体上来看，对农村经济和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虽然各有侧重，但主要着眼点还是比较集中。傅晨(2001)指出，“由于资源禀赋不一样，各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差异很大。在我国，农业发展必须走一条能够增加农产品的产出，同时又能够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把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农村地区市场农业的基本经营方式，以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顾焕章(1998)指出，“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他认为，“从改革的实践来看，农业产业化经营对于改变我国农业的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农业的可
1.1.2模型分析
刘易斯模型的劳动力转移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即城市的劳动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如图中WS所示。
最初的资本为K1，雇佣的劳动为OL1时，资本家的利润所得为D1WF。因为假设利润全部用作新资本投资，资本量由K1增加到K2，继而增加到K3，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曲线即劳动需求曲线也相应地由D1(K1)外移到D2(K2)和D3(K3)，这三条曲线和劳动供给曲线WS分别相交于L
1、L
2、L3，OL3>OL2>OL1，说明劳动就业随着工业部门扩张而增加了，增加的数量及劳动力转移量分别为L1L2和L2L3。因为劳动供给曲线WS是水平的，L1L2和L2L3是可能存在的最大的劳动转移量。直到农村的剩余劳动转移完之后，农业的边际生产率就会提高，从而农村劳动者的收入也会相应增加。这时工业部门再想得到更多的劳动力，就必须得提高工资水平，这样劳动供给曲线开始往右上倾斜，如图中虚线SS′所示。这时就到了劳动力转移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劳动和资本一样都属于稀缺要素。
1.2、刘易斯模型是否适用于中国实际?
刘易斯模型假设发展中国家存在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即二元经济结构，这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我国的工业化模式是一种政府高度介入的模式，农业起初为了贡献工业而成为一个被剥夺的产业，随后又成为被拯救的产业，始终处于经济的“瓶颈”部门。因此形成了工业发展超前、农业发展滞后的二元经济，并且伴随着产生了具有刚性的二元经济结构。
刘易斯模型还假定农村的边际生产率很低，接近于零，且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提供无限的劳动供给，这一点与我国的现实情况也基本相符。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劳动力非常丰富。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就业不足的现象十分严重，很多农民只是在两个农忙季节才真正参与农业劳动生产，加一块儿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农闲季节就成了“失业者”，因此我国农村实际上存在大量的隐蔽失业者，即剩余劳动力。
并且在农村一家的农活根本不需要一家所有的劳动力参与就能完成得很好，这说明劳动边际生产率很低，接近于零。刘易斯曾表示，他说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不是指一个人时的边际生产率，而是指一个人的边际生产率。当农业部门撤出一部分劳动力后，剩下的劳动力会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来保持总产出不变。这和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一致的。再者，我国农村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很低，城乡收入差距可高达几十倍，因此在这样的城市工资水平上，如果没有人为干涉，会有无数劳动力愿意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就业。即农村对城市的劳动供给是无限的。
刘易斯还有一个假设和我国现实情况是极为相似的，即资本的稀缺性。我国属于具有劳动力禀赋的国家，但是我国的资本却是非常稀缺的。然而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早期阶段，我国把大量的资本投在了城市的工业部门上，对于农业的资本投资是很少的，甚至于牺牲农业发展工业。这和刘易斯的传统农业部门没有资本投入的假设是基本一致的。
由此可见，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是比较适用于当前的中国国情的，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当然，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其缺陷，刘易斯模型虽然受到许多发展经济学家的赞扬，但是同时也受到了种种的批评。而且各国的实践也早已告诉我们，不同国家基本国情、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差异决定了要利用某个特定的理论和模型对所有国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作出具有普适性的解释并找出具有普适性的对策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在利用刘易斯理论指导中国的改革时，应该有所考虑，制定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政策。
1.3、刘易斯模型的政策指导意义
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城市工业部门扩大生产，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农村人口不断进入城市，从而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在传统农业部门中，伴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不断流出，劳动边际生产率将逐渐与工业工资水平接近，农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农业部门逐渐进步，从而传统农业部门得到了改造，二元经济结构的痕迹慢慢消失。至此达到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劳动和资本一样成为稀缺要素。这说明一个国家要想从劳动力丰富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到具有发达的现代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经济，政府必须鼓励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至少不能阻碍这种转移。
刘易斯模式把工业化和城市化密切结合在一起。该模式所说的农业部门等同于农村部门，工业部门等同于城市部门，即把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与人口的地域迁移看做是同步进行的。这样有助于避免城市化滞后和过度城市化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相比较其他产业而言过于重视工业化发展，所以现在我国工业化的目标已经达到，但是城市化却严重滞后。刘易斯模式对于我国这种现状的改变是具有参考意义的。
刘易斯模式另外一个积极的政策含义是重视资本的作用。刘易斯认为资本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把资本积累看成是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唯一动力。并且刘易斯注意到了技术知识增进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在他的分析中，“生产资本的增长与技术知识的增长被看成是单一现象”。因此，可以通过扩大投资，增加资本积累，从而拉动就业的增长，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解决具有深刻的参考意义。
第五篇：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以及城市人口和机动车辆与日俱增，城市交通拥挤问题成为当今我国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现有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基础上科学的进行交通控制，提高主干道车流速度已经成国内外学者的共识。近几年来,国内外的许多专家学者一直致力于将各种新的控制理论应用在交通系统控制中,提高交通系统运行效率，达到从根本上解决交通拥挤问题的目的。
城市道路交通控制理论的发展是同自动控制理论及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动控制理论及技术在道路交通控制中的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城市道路交通控制理论及其系统的发展。
1、国外城市道路交叉口研究的现状
用信号方式控制交通流的思想最早诞生于19世纪，在1868年，英国机械工程师纳伊特在伦敦威斯敏特街口安装了一种红绿两色的信号灯，这标志着城市使用交通信号的开始。随后在1918年，纽约的街口安装了一种手动的三色信号灯，真正意义上的信号灯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
在二十世纪初，国外对交叉口的信号控制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1926年，英国在沃尔佛汉普顿第一次安装和使用自动化的控制器来控制交通信号[3]，世界各国开始研究控制范围较大的信号联动协调控制系统，建立模拟各交叉口交通流状况的数学模型，以解决信号配时的优化问题。
20世纪70年代初各国都开展了对交叉口信号控制的研究，从固定周期到可变周期、从定时到变时、从点控制到面控制。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英国交通与道路研究所(TRRL)于1996年研发的TRANSYT系统;澳大利亚从上世纪70年代开发的SCATS系统，;英国在TRANSYT的基础上研发了自适应系统SCOOT。
1977年，Pappis提出了城市单向单路口模糊控制方法[6]，首次把模糊数学应用于交叉路口的信号控制中，这为城市路口信号的控制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2001年，Park[7]等提出了一种对于固定周期的信号控制优化方法。该方法利用一种的接口与仿真模型相结合来对周期长度、绿信比、相位差同时进行优化。
2006年，Yi Jiang[8]等人提出了基于车队的主次干道的交通信号配时方法。
2007年，Ghassan Abu-lebdeh等人提出了拥挤状态的交通信号控制方法[9]。
2.、国内城市道路交叉口研究的现状
国内早期的技术主要是引进和学习外国的技术，我国智能交通技术应用的比较晚，北京市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引进了TRANSYT和SCOOT交通控制系统。我国目前有天津、宁波、上海等城市在使用SCATS系统[10]。
我国的交通工作者和研究学者最近几十年也做了大量的研究，与本文有关的研究如下：1992年，我国学者徐冬玲[11]提出了基于感应控制思路的单路口模糊神经网络控制 方案，仿真结果比较理想。
1998年，陈森发等[12]提出了关键车流和非关键车流的概念，一研究了非关键车流对控制效果的影响，并且对的算法进行了优化，仿真结果优于Pappis方案[11]。然而该方法主要适用于城市交叉路口左转车流较小的时候，当左转车流较大时信号控制还必须采用多相位控
[13]制。同年，东南大学的顾怀中、王炜等人，在考虑交叉路口的延误、停车及通行能力的
情况下，提出了交叉口信号配时的模拟退火全局优化算法，对交叉口的信号周期时长进行优化。
1999年，刘智勇、朱劲等[14]人根据对多相位单交叉路口交通指挥决策过程的研究，设计了一种模糊感应控制器，把队长作为控制目标，综合分析相邻相位车道上的车队队长。
2004年，张莉、马岩等[15]人提出分形几何控制理论应用于交通流控制，看似复杂、无[5][4][2][1]
序的交通流背后隐藏着非线性的可控几何规律,在微分成单元以后,各台车的几何构成要素与信号灯前车辆排列仿射的图形将形成一定的相似几何图形,分形理论恰恰能揭示这些几何图形的规律。该理论所提出的控制系统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尤其适合我国目前的城市混合交通状况。
2006年王秋平、谭学龙、张生瑞[16]通过分析单点信号控制交叉口交通流特性与通行能力基础上，建立以平均延误时间最短、平均停车次数最少为目的，以有效绿灯时间、饱和度及周期长度为约束条件的城市单交叉口信号配时优化模型，采用遗传算法及遗传模拟退火算法对其进行求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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