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女性的科尔沁民歌特征

2022-09-12

一、民族性

在反映蒙古族女子婚姻状况的科尔沁民歌中, 有大量以悲远嫁和怀亲思乡为主题的歌曲, 这和蒙古族氏族部落居住分散以及蒙古族有少女远嫁的习俗有密切的关系。与汉族整体上“大杂居, 小聚居”的人口分布特点不同[1], 科尔沁蒙古族以氏族为单位分散居住在地广人稀的大草原上, 氏族间相距甚远。再加上为保持血统的纯正, 严格执行族外婚制而形成的少女远嫁习俗, 这使年轻的女子被迫嫁到千百里之外的异族他乡难以与自己的亲人相聚。这部分歌曲体现出科尔沁民歌独特的民族性。

二、时代性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之后, 成吉思汗的母亲、哈屯、妃子的地位的提高, 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妃子也遂等这些贵族妇女具有分获战利品、参与政治、参与重大活动社交的权利, 这说明了女性的社会贡献和价值。满都海斯琴哈屯第二次统一蒙古部落之后, 蒙古族妇女有了重要的地位, 因此中下层妇女的地位也随之提高[2]。

从清代开始, 蒙古族妇女的地位逐渐下降, 这一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一方面是佛教的盛行。蒙古族人民原来信奉萨满教, 元朝的忽必烈汗时代接受了佛教。到了清代, 统治者对蒙古族人民实行的理藩政策之一, 就是到处建立寺庙, 引入藏经, 传播喇嘛教。由此, 出现了信奉喇嘛教和信奉萨满教并存的局面, 宗教统治着人们的灵魂。正如上面分析到的, 农耕文化的影响。清末民初, 科尔沁草原上封建军阀与上层统治阶级勾结, 在草原上强行开荒, 牧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随之发生了急剧变化, 逐渐出现了半农半牧的特征。[3]有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反映女子婚姻状况的科尔沁民歌中塑造出的一系列凄苦无依, 饱受摧残的女子形象正是科尔沁民歌时代性的体现[4]。

三、融合性

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大趋势, 民族间的自然融合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 是一个相互渗透的过程。元朝建立后, 汉族文化开始流入, 由于受到封建统治的影响, 蒙古族人民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 在物质层面, 我们可以发现在科尔沁蒙古族民歌中出现了很多汉族的物品。如民歌《森德尔姑娘》 (好毕图采录诺敏翻译) 是一首反映女子控诉父母为利益出卖女儿致使女子婚姻不幸的歌曲, 其中有这样一段歌词:

这件白缎子长袍,

为谁裁来为谁缝?

我和遮白发的巴彦,

怎么度过这一生?

歌词中出现的“缎子”“袍子”等汉族人民使用的用品正说明了这一点, 体现出蒙汉在物质生活上的融合。

其次, 在精神层面, 汉族的一些封建思想逐渐渗入, 深刻影响着蒙古族人民的婚嫁观。在科尔沁民歌《桃儿》 (巴拉吉丁哈吉尔采录赫·乌力吉图翻译) 中有这样一段歌词:

要说爸爸妈妈不疼爱我吧,

却把我抚养到十七八;

如果说他们疼爱我吧,

却把我嫁给了双目失明的瞪眼瞎。

这是失去婚姻自由的年轻姑娘桃儿的一段苦歌, 纵然女子不爱“双目失明的瞪眼瞎”, 也不得不屈从于父母的安排, 接受凄惨的命运。其原因之一, 就是汉文化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思想的影响。这种蒙汉文化的融合反映在科尔沁民歌中, 为它打上了融合性的烙印。

四、艺术性

科尔沁民歌作为内蒙古东部地区民歌的一朵艺术奇葩, 在韵律、章节排列以及表现手法上具有独特的艺术性。

首先, 科尔沁蒙古族民歌的歌词注重押头韵, 韵尾则不严格要求, 演唱起来有一种特殊的音韵美。遗憾的是, 当这些民歌被翻译成汉文就失去了原来的格律, 节奏也难以体现, 这成为我们研究中的一项难点, 但近年来不少懂得音乐韵律和蒙语的学者针对这一方面有不少论述, 我们由于能力有限, 在此则不作具体分析。

其次, 科尔沁蒙古族民歌的章法, 多为四句一节, 上下两节又重迭复沓, 构成一个段落。上下两节的语句重复, 有的只更换了一两个词, 有的是换了韵。这种重迭复沓便于加强表现力和加深印象, 可以更深切地表达思想感情, 演唱者也便于记忆和联想。如表现女子远嫁思亲的民歌《敖特根波尔》 (乌力吉昌采录翻译) 中有这样一段歌词:

孩儿思念妈妈口唱歌,

雨儿轻轻捎歌过山坡。

愿只愿爸爸妈妈早日来,

免得孩儿悲伤心难过。

孩儿思念爸爸口唱歌,

风儿阵阵捎歌过山坡。

愿只愿爸爸妈妈早日来,

免得孩儿忧伤心难过。

这两段歌词和大多数科尔沁民歌一样, 四句一节, 上下两节重迭复沓, 对比两节歌词可以发现, 两节内容非常相似, 只是在个别词语上有所不同。这样的重复更能深切而有力地表达出敖特根波尔思念父母的赤子之心, 情感真切动人。

最后, 巧妙地运用“比”、“兴”, 是科尔沁蒙古族民歌艺术上的另一个突出特色。“比”是利用根本不相同的此物和彼物在某一点上的相似, 进行比喻或比拟。“兴”是先言他物的一种开头方法。“比”只涉及民歌的内容, “兴”则除了内容外, 还跟民歌的韵律有关联。然而, “兴”在许多情况下能产生巧妙的作用, 或比喻或象征或传达气氛, 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如民歌《盛赛玛》 (波·赛音巴雅尔采录乌力吉昌翻译) 中有这样一段歌词:

连沙蒿都不长的地方,

怎能把荞麦播种?

连一点底细都不知道啊,

怎能把姑娘往那里送?

这段歌词运用了“比”的艺术手法, 荞麦和姑娘本来是毫不相关的事物, 但却有着相似的命运。正如不长沙蒿的地方本不该种荞麦, 一点底细都不知道的地方本不该是姑娘理想的归宿, 这里运用“比”的手法寓情与理, 使人不由得同情主人公的不幸, 再加上强有力的反问语气, 则在悲愤之中将这种感情表现得更加充分。

歌曲《龙艳》 (乌兰采录西力莫翻译) 中有部分歌词用到了“兴”的艺术手法:

西河沿的苗条杨柳, 嗬咿,

和风轻拂婀娜飘摇, 嗬咿。

温柔年幼的小龙艳, 嗬咿,

思念父母悲戚地呼号, 嗬咿。

这段歌词中先言西河沿的杨柳在和风中的姿态, 再说龙艳思念父母的悲戚, 二者看来毫不相关, 但在这里却有独特地艺术效果:第二句和第四句的尾字押韵, 有一定的韵律感;同时, 杨柳在和风中婀娜飘摇的美景正反衬出思念父母的龙艳的孤苦和悲戚。

五、结论

科尔沁民歌由蒙古族人民创造和演绎, 在蒙古族人民中间广泛流传。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 科尔沁民歌将科尔沁地区中下层百姓的生活真实地反映了出来。科尔沁民歌中反映女子婚姻状况的歌曲将年轻女性的悲剧性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对这些民歌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当地的民俗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本研究试图为日后对蒙古族女性形象的研究提供补充材料。同时, 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尔沁民歌反映的特定民族婚俗文化内涵, 有助于传播和弘扬草原文化, 让更多人了解草原文化, 更好地促进民族文化交流。

摘要：反映年轻女子婚姻状况的歌曲是科尔沁民歌的一个部分, 它既有着科尔沁民歌的特征, 也有着自身的独特性, 总的来说, 这部分民歌的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关键词：科尔沁,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