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

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一系列的“房地产新政”，是中央针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房价暴涨实行的一种干预手段，这种干预手段的实施具有经济法学和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支撑。文章分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房价暴涨的因素，并从经济法学和经济社会学视域对中国“房地产新政”进行评析，以便更全面、深刻、细致地把握新政的内涵及其意义，以期达到共识。

第一篇：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

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摘要：竞争平衡作为团体职业运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一直被认为是职业体育良性运行与否的重要标准。运用经济社会学研究思路，采用历史与比较分析法，将职业体育竞争平衡放在特定社会过程和社会结构网络中进行分析。认为：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缘起于职业体育全球化前的经验性总结，带有明显的单一联赛考察视角和片面的经济性目标追求，并依托其考察对象的高水平，成为西方职业体育运行的重要理论基础，而当今职业体育全球化(信息化)发展、竞赛结构的拓展以及收入来源变化，对该理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此外，作为先发强势职业体育经验积累产物的竞争平衡理论对后发职业体育运行模式的适用差。因此，结合我国职业体育实际状况，应强化我国职业体育的发展性，提倡非均衡发展战略以谋求超越发展。

关键词：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缺陷;非均衡发展

Key words：professional sports; competitive balance; defects;unbalanced development

从人类知识发展历程来看，经济学旨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含有经世济民的的本源性理念。在主流经济学的论断中，资源稀缺是基本理论前提，诚如罗宾斯(2000)[1]指出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用稀缺手段达到既定目的所引发的行为”。换句话说，在谋求推进人类发展的前提下，经济学需要借助或依赖于资源稀缺的理性手段，回答在现有条件下如何实现最终目标的问题。即经济学更多是关注如何达到经济目标的过程，研究稀缺手段在市场互相竞争与合作之间的配置问题。正是在这种理论导向下，以研探社会经济运行的目标及其实现过程的福利经济学走上历史舞台。在福利经济学研究视线中，有关竞争平衡的研究首推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定理，即竞争均衡的经济是帕累托有效的。这一定理向人们提供了对于竞争性市场经济保持信念的智力基础[2]。职业体育作为一种竞技体育的市场运行模式，其包含归属市场体制的本质内涵。按照C·E·林德布鲁姆(2002)[3]的市场体制概念，职业体育则具有按照市场配置资源，协调职业体育相关群体利益的制度体系的内涵。按照市场方式运作，则要保障市场在竞争中实现效用最大化，一方面市场要充分挖掘竞争手段在稀缺资源配置中的价值，发挥市场价格、利润等媒介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协调相关利益制度安排上，又要兼顾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效率性。正是在这种理念指引下，职业体育的竞争平衡理论得以产生，并成为竞争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运行表征上，职业体育竞争平衡就要力图维持职业体育联盟内资源配置的平衡化，保证各球队实力的均衡，特别是球星的分布平衡。

回到现实，作为团体职业运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竞争平衡一直被认为是职业体育良性运行与否的重要标准。不过，近年来北美职业体育联盟却呈现颠覆过往传统，球星分布更加集中的特征。如美国职业篮球联盟(NBA)，就显现出凯尔特人“三巨头”的巨大成功，到热火队“新三巨头”的炙手可热，结果2010—2011赛季全明星赛的东部阵容中7名球员来自这两支球队，无疑考验着联盟传统运行理论根基。而当前的欧洲足球职业联赛中，也往往呈现一两支球队集中过多优秀球星的强势格局，如西甲的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德甲联赛的拜仁慕尼黑，意甲的国际米兰等。2010年第19届南非世界杯足球赛中，以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两队为班底(主力阵容中拥有10名两队球员)的西班牙队一举夺魁，拥有多名拜仁慕尼黑球员(5名主力球员)的德国队也取得佳绩。上述现象揭示的特征显然有违职业体育竞争平衡。作为后发的我国职业体育也出现了相类似的状况，特别是恒大集团的介入更将问题进一步激发。继强势出击职业女子排球联赛，又高调打造广东恒大足球队，该队冲超成功后的重金引援，购买了数名国脚级球员，打破了原有中国足球联赛的竞争平衡，使得反腐打黑后的我国职业足球再次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面对现实挑战，有必要重新检研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理论。本研究力图运用经济社会学研究思路①，将职业体育竞争平衡放在特定社会过程和社会结构网络中进行分析。在探究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的理论渊源的基础上，采用历史与比较分析法，探究其存在的理论背景和现实缺陷，并结合我国职业体育发展实际，考察我国职业体育的竞争平衡问题。

1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的理论背景及其缺陷

竞争平衡理论的源起要追溯到Simon Rottenberg(1956)[4]在探讨美国职业棒球联盟劳务市场的自由代理与储备条款时，最早认识到储备条款对保证球队间球星分布的积极作用，认为合理应用自由代理和储备条款可以减少或避免富有(具有大潜力市场)的球队获得更多最好的球员，从而有利于联盟中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保障竞赛的观赏性和联盟所有球队的上座率，进而达成球队收益最大化。随后Neale(1964)[5]从职业体育运动竞争与一般经济竞争的差异入手，提出运动竞争比运动垄断获利更多，认为职业体育联盟整体的经济企业性质，进而揭示职业体育运动在市场结构与运作模式上追求外部垄断和内部竞争平衡的特殊性质。Sloane(1971)[6]则在对Neale职业联盟企业性质定性质疑与批判的基础上，将研究视角回归单个职业俱乐部，提出俱乐部目标最大化的影响因素：比赛获胜、上座率、俱乐部经营安全状况、利润及税款等，并揭示球员平衡分配对俱乐部盈利的重要作用。而El—Hodiri &Quirk， J(1971)[7]则用数学建模方法分析和构筑了职业体育联盟的竞争平衡模型，即只有在不存在球员合同买卖或所有球队收入一样的情况下，球队的力量均衡才能与利润最大化假设一致。此后经过诸如Jennett， Nicholas (1984)[8]、Whitney J。 (1988)[9]、Butler， M(1995)[10]等人的发展，竞争平衡重要性倍显，竞争平衡缺乏意味着观众人数无法实现最大化，职业联赛不仅面临失去观众的长期风险，而且联赛不平衡还可能拉大联盟球队收入差距使落后俱乐部面临破产威胁、增加联盟运行风险，甚至导致联盟破产。职业体育竞争平衡也因此成为团体运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西方职业体育中诸如运动员保留条款、工资帽、奢侈税、电视转播收入分配、门票收入分配、选秀等管理措施都是为了实现联盟球队的竞赛平衡，实现球队利润追逐目标的最大化。

通过对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的理论沿革梳理发现：该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职业体育作为一种竞技体育商业化运行模式，其本源上就是追求经济效益的。因为偏离经济效益就无需在乎球迷的喜欢程度对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影响，就无需通过平衡实力和提供不确定比赛结果来取悦观众。即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理论将职业体育运行目标假定为完全追求经济利益，实现俱乐部或联盟的利润最大化。于是，有关职业体育竞争平衡就归结为经济学研究平台。在经济学原理关注视角下，职业体育的商业性运作和经济性特征显现。职业体育中的一切都可以通过货币(金钱)实现，从而脱离职业体育的社会文化性，并反映到市场运作中片面强调职业体育的市场运行机制，夸大职业体育的商业结果，强调货币媒介的功能至上论。在市场经济范畴内，价格规律是基本原则，价格货币化了社会功能[11];而在资源配置方面，则用资本(货币)的稀缺代替运动员、教练员等人力资源的稀缺。即价格机制偏离真正的稀缺。于是，货币媒介成为表征职业体育的核心，结果自然走向职业体育的经济层面，而掩盖了职业体育的社会性内涵。另外，在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的理论前提下，各俱乐部成为具有一致性的彼此无社会关联的理性行动者，这实质上就剥离了职业体育运行中的社会性内容，掩盖了职业体育主体的行为受到诸如偏好、资源稀缺性的约束，社会制度和文化意义的显著作用 [12]。事实上，职业体育的运行不论是依托资源，还是发展目的，都是以人为基础的。从职业体育生产过程看，是依靠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相关经营管理人员的人际交往和交易行为来实现的;而其需求方面，短期是满足人们休闲和竞赛观赏需要，长期则是为了实现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即职业体育是以人为本的市场行为表征，偏离人的职业体育后果是可怕的。回到以人为本层面的职业体育就凸显其社会性，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的经济性假设一旦偏离社会性就偏离职业体育生存的根基。

其次，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理论依据于比赛结果不确定性对球迷吸引效应最强的论断，认为比赛紧张激烈的对抗程度是职业体育产品的核心，是消费者观赏比赛的利益所在，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需增加竞争的平衡和比赛结果不确定性[13]。事实上，在职业体育竞赛扩张和全球化背景下，也存在值得思索的问题。竞争平衡决定比赛胜负的不确定性，并以此吸引观众的前提是机械的、孤立的，是联赛观众数量恒定论的现实表征，认为如果竞争平衡就会有这么多观众，反之则会减少观众。在20世纪90年代前，单个俱乐部可以通过地域特征对球迷及相关利益群体进行服务限制，随着全球化的展开，职业体育的竞争平衡显现出非线性的趋势，原有竞争平衡(Simon Rottenberg)的单因素行为定性，无疑无法适应新时期的需求[14]。更为关键的是职业体育原有收入格局发生显著变化，现场球迷门票收入比重逐渐下降，电视(网络)转播收入成为球队收入的主体，此时球队所要获得的不仅是当地球迷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赢得全球球迷的兴趣。而今信息化特别是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球迷可以观赏职业竞赛水平和种类有了明显的变化，此时决定观众人数的更多是竞技水平的高低和区域认同感问题。诚然，体育比赛对观众的吸引一般来自3个方面：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对主场球队获胜的喜好、比赛的水平[15]。实质上，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职业体育竞赛的高水平，离开高水平即使再均衡再有悬念的比赛也无法吸引更多的关注。忽视球队水平提升的市场规模收益的巨大效用，竞争性平衡最大化和整个职业联盟利益最大化可能不是一致的目标[16]。这也昭示着：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理论源起于信息化前单一联赛的考察结果，随着其考察对象的发展，必然呈现有别于传统的特征，从而导致理论的不足。

再次，职业体育联盟的原有封闭性逐渐出现裂痕。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影响力早已突破地域限制呈现全球化趋势，而且一球队的竞赛早已突破单一联盟的局限，更多出现于联盟外球队之间的竞赛活动。如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的巴塞罗那俱乐部不仅要参与国内的西甲联赛，还要参加欧冠联赛，甚至是世俱杯比赛。此时，对于西甲联赛而言，国内的竞争平衡可能会提高国内球迷的参与兴趣，但是结果明显不利于巴塞罗那俱乐部的欧冠联赛的竞技表现，无疑打压了西甲联赛整体的全球影响力。事实上，西方职业体育的经营管理人员已经注意到该问题[17]，英国职业足球联赛为了应对复杂的比赛格局，90年代后竞争平衡发生了显著变化[18];而Mizak， Daniel等人(2007)[19]的研究也显示在全球化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职棒大联盟的竞争平衡显著下降。究其原因在于原有的竞争平衡存在单一比赛假设性错误和观众机械定性问题，将理论引入机械论的误区[20]。

此外，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理论依托职业体育市场体制，其成立的关键假设是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实际上竞争平衡是缺乏效率和福利的，完全竞争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低劣的，它没有权利被树立为理想效率的典范。因为竞争均衡无任何超额利润存在，这直接导致竞争厂商的自我积累和自我投资不足，并间接引起它在货币和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能力较弱[21]。沿承该假设的职业体育竞争平衡自然也带有静态分析弊端，漠视诸如公共品、外部性、垄断及信息不对称等带来的不完全竞争的现实市场常态和市场竞争的真实内涵，显现为：一方面职业体育竞争平衡关注视角落在每个俱乐部(球队)的静态球员(特别是明星球员)构成和财务收支上，而忽视球员真实的动态表现和财务运作的实际状况;另一方面对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的评价则以竞赛成绩指标代替竞赛的真实内容和过程，淡化了竞赛水平指标的实际效用。其结果自然是用竞争平衡的理想结果来代替职业体育市场运行过程。诚如哈耶克(1991)[22]所指出：作为标准的不应是达到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和毫无实际意义的理想，而是改进存在的状况。这无疑给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理论埋下争议的祸根。

总体而言，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理论缘起于职业体育全球化前的经验性总结，其带有明显的单一联赛考察视角和片面的经济性目标追求，并依托其经验性考察对象的高水平，成为西方职业体育运行的重要理论基础。而职业体育全球化(信息化)发展、竞赛结构的拓展以及收入来源变化，无疑莫大地挑战了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理论。此外，作为先发强势职业体育经验积累产物的竞争平衡理论对后发职业体育运行模式的适用如何仍是值得考量的重要问题。

2竞争平衡与我国职业体育发展

2。1基于我国职业体育现实状况的竞争平衡适用性考量

国内有关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的研究，仅仅是近几年的事情，远远落后于国外研究。张保华(2004)[13]、何文胜(2009)[23]、李江帆(2010)[24]等学者分别从竞争平衡的意义与价值、竞争平衡的制度创新以及竞争平衡评价等角度对职业体育竞争平衡进行了细致分析，对我国职业体育吸取和借鉴西方先进职业体育理念具有巨大的推动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国内研究大多集中在职业体育竞争平衡是什么上，而对西方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理念的理论前提及可借鉴性涉及较少。诚然西方职业体育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其背后隐藏的诸如社会背景条件、追求利润最大化、单纯经济目标、自主经营制度体系等能否适合我国职业体育发展仍值得商榷，有必要进行审视和深思。因为，从经济学角度看，市场主体的决策或行为更多是由企业的行业地位所决定。在市场运行中，企业在行业中的市场份额不仅取决于本部门企业间的竞争，还取决于其他行业企业对自己的威胁，而行业间企业的竞争受到行业之间产品替代程度的约束[25]。跳出单一联赛的研究视角，对于我国职业体育而言，现实发展水平、目标取向和价值体现才是我国职业体育发展决策和运行模式选择的关键性因素，才是决定西方先进运行模式可借鉴性的基础。

职业体育竞争平衡是西方发达职业体育运行经验性总结。西方职业体育经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在组织体系、运行管理，特别是竞技水平上都高出我国一筹。作为后发的我国职业体育，其发展方向指向先进发展国家，并谋求超越后者。实践中，却往往受到外部强势规则的牵引，以先发国家的运行模式为参照系，当然对于竞争平衡来说亦是如此。西方职业体育经济学的核心理念竞争平衡是存在特定的社会背景条件下，具有特殊规定性，如单纯的经济取向发展目标，先发领先地位和竞技水平的高水平。这显然是与我国职业体育现实发展状况不符的。其一，我国职业体育发展带有改善原有竞技体育体制的政府倾向，具有向竞技体育经济取向转变的意蕴，更包含适应社会发展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目的。一方面改变原有竞技体育单纯依赖政府财政支出的困局，实现政府减负，使政府可以集中精力发展关系民生的群众体育的问题;另一方面改变我国社会大众体育欣赏单纯依赖国外的局面，满足我国日益增长的体育欣赏需求。于是，我国职业体育发展谋求的是社会性基础上的经济性显现，追求的是社会文化性目标和经济价值目标的双重实现。片面推崇职业体育发展的经济性而打压其社会性发展，难免偏离我国体育事业根本任务要求，违背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两条腿走路的职业体育运行规律。其二，我国职业体育起始阶段的项目选择大多是非强势项目，如足球、篮球等，这些项目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巨大差距。若不认清该事实，则可能无法适应我国职业体育项目发展现状，盲目追求职业体育竞争平衡，机械沿用西方职业体育的竞争平衡理论，实质上是维持当前我国职业体育的低水平竞争平衡状况，使其成为“低技术锁定”的核心因素，显然不利于我国职业体育的发展。其三，当前我国社会大众欣赏的职业体育赛事主体仍然是西方先进的职业体育赛事，如欧洲足球联赛、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等。从世界贸易角度讲，我国处于职业体育赛事的进口国地位，扭转这种局面的关键是迅速提升我国职业体育的竞技水平、观赏水平和社会影响力。试想在当前我国职业足球发展的低潮期，能够出现一支实力雄厚的球队，在称雄中超的前提下，夺取亚冠冠军，并可以抗衡欧美足球俱乐部，该球队对我国职业足球球市的提升是可以预想的，对中国足球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国人对西方职业体育的了解，不论是欧洲足球还是美国职业篮球，都是在其非竞争平衡状态的结果。如意甲联赛的米兰三剑客时代，一枝独秀，称雄亚平宁，独步欧洲;NBA的乔丹公牛王朝、飞侠科比的湖人、“三巨头”的绿衫军，到“新三巨头”的热火。面对现实的状况，显然无理由要求我国职业体育片面实行竞争平衡理论。

鉴于上述分析，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理论只关注于均衡状态及其决定因素，该理论抽象掉了非均衡状态下的发展问题以及走向均衡的路径，从而不能提供对均衡过程本身的分析。作为后发的我国职业体育，当前最为关键的是解决发展问题，即一方面提升竞技水平，另一方面又增强职业体育经营与管理水平。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职业体育树立发展过程思维是非常重要的。

2。2我国职业体育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从解决我国职业体育发展的思路出发，我国职业体育要树立发展过程思维。因为职业体育发展过程理论真正要解释的不在于静态的竞争平衡状态本身，而在于均衡状态发展的趋势或过程。哈耶克(2001)[26]认为竞争之所以有价值，完全是因为竞争的结果是无法预见的，是一种发现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探索者不断寻觅着尚未被人们利用的机会，而均衡作为一种结果意义不大。我国的职业体育联赛起步较晚，尚处于探索阶段，相关问题的研究积极意义在于推动我国职业体育的健康发展。回顾我国近现代史，不论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在非平衡状态下完成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方针下，有针对性的在“点”上突破，并最终实现“面”上的均衡。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伊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确立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并贯穿中国改革开放的始终。上述历史事实即证明事物发展历程的不平衡到平衡，再到不平衡的规律。

在唯物论的理论体系中，事物的平衡有低层次的平衡和高层次的平衡之分，实现由低层次的平衡组合向高层次的平衡组合转化过程就是事物的发展过程[27]。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事物先由低层次的平衡→不平衡(某一方面进步了、或某一部分突破了)→高一层次的平衡(其余方面的递进的相互跟上)→再到不平衡→……更高层次的平衡。诚如，恩格斯(1971)指出的：个别的运动趋向于平衡，总的运动又不断破坏平衡，这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28]。回到经济发展过程，经济或者市场总是沿着非均衡—均衡—非均衡这样的路径运行的，一个特定的竞争均衡既是作为前一阶段运动的结果，又是后一阶段运动的前提。当然，对于我国职业体育的发展也应如此。

作为后发职业体育运行模式，在谋求超越实现后来居上目标理念的指引下，我国职业体育不仅应容许内部不平衡竞争状态的出现，而且应谋求发挥和利用竞争所带来的自我淘汰、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动态机制。基于市场机制的中性，通过职业体育市场主体的逐利性，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寻优原则”和优选机制，打破我国职业体育现有低水平均衡，引领其向非均衡和高水平均衡发展。即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从而强调创新引起的“创造性破坏”本质性特征[29]。当前我国职业体育一度追求竞争平衡，却无法取得可观效果的局面下，摆脱发展滞后的唯一出路即在于内部创新，打破旧有均衡发展路径，回归和探寻非均衡发展战略。

2。3理性对待我国职业体育发展中的竞争不平衡

承认非均衡发展机制在拉动当前我国职业体育快速发展可行的同时，也要认识到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负面影响。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来规制职业体育竞争不平衡，是选择容忍竞争不平衡导致垄断和公共品供给缺失，还是选择加以引导，发挥不平衡引领作用的问题。显然后者更有意义。发挥竞争不平衡的引领作用，关键是在规范强势球队的同时将重心移向弱势者，引导和促进其向强势者看齐，从而实现向高水平竞争平衡转化。反之，墨守成规的维稳、促平衡，只会浪费和流失我国职业体育的大好发展时机，使其长期在低水平竞争平衡上徘徊。

3结语

西方职业体育运行模式和实践理念必须放在我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中进行分析，我国职业体育的社会条件是什么，是社会转型与体制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我国职业体育谋求超越发展和社会主义体育组织优越性的显现。加之，职业体育竞争平衡作为一种理论构建，在全球化背景下，难以解释真实职业体育市场运作，其局限性日益彰显。因此，在应对职业体育的全球化竞争背景下，以非均衡发展战略加速我国职业体育发展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竞争平衡实践理念必需建立在我国职业体育发展水平达到甚至超越西方职业体育后方具有参照意义。

注释：

经济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和解释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是社会学式的，即将经济现象看成是特定社会背景和社会结构的产物，从经济和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经济运行过程视角研究经济问题。其常用的分析方法有：结构功能分析法、历史与比较分析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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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兵

第二篇：经济法学与经济社会学视域下的国家干预

摘要：一系列的“房地产新政”，是中央针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房价暴涨实行的一种干预手段，这种干预手段的实施具有经济法学和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支撑。文章分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房价暴涨的因素，并从经济法学和经济社会学视域对中国“房地产新政”进行评析，以便更全面、深刻、细致地把握新政的内涵及其意义，以期达到共识。

关键词：国家干预;房地产新政;经济法学;经济社会学

10085831(2017)03009106

20多年来，房地产产业在中国经济市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支柱性产业，特别是大多数二三线城市，其财政支出的重要支撑就是出售土地。但是，由于近年来部分开发商囤地、囤房以及有条件者为使货币保值而购持多套房屋、投机性炒房等原因，致使房屋的大量闲置与相对困难者买不起房无房居住的矛盾日益凸显。特别是自2016年春节以来的从一线城市深圳等发起的新一轮房价高烧，二三线城市不仅及时跟进而且有的二三线城市如合肥房价涨幅已经超过一线城市房价涨幅，此轮房价“大跃进”已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房地产市场成为国家必须予以调控或干预的重点领域之一。

多年来，房地产行业的价格与国家调控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个怪圈：房价高涨予以调控，再高涨再调控，循环往复。上海社会科学院张泓铭考察研究，自2000年以来房价经历了6.5轮次波动[1]，虽经多次调整，但从总体上看房价仍一路上扬。2010年春节后，全国房价整体上涨，部分城市因房价高烧不退，呈直线上涨趋势。为有效遏制房价上涨过快、狙击投机住房和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国务院及全国各地陆续颁发了控制房地产价格高涨的“新政”，房价过快上涨的趋势得到一定遏制。2014年年中，为了缓解房地产供给侧压力，从济南、郑州等城市开始取消限购令。此次限购取消，引起了自深圳衍射到合肥等二线城市的房价疯狂上涨。至2016年6月，合肥房价涨幅达60%，2万元以下一平米的房子近乎绝迹。此前，已有专家提醒限购解除的不良后果。对房地产的六七轮调控，姑且不论调整结果价值的正负，其目的都在于借用调控手段促使中国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健发展。

本文仅以最近期一轮调控为着眼点，侧重于经济法学和经济社会学两个视域，见微知著地对中国的房地产新政予以梳理、分析，以期对中国未来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一、房地产新政概况及实施情况

(一)房地产新政推行概况

2010年1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10〕4号)。通知要求通过增加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有效供给，合理引导住房消费，抑制投机性购房需求，加强风险防范和市场监管，把加快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作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责任。然而3月以后，国内一二线城市房价仍旧疯涨，三线城市紧跟其后，高房价再次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基于此，2010年4月17日，国务院再次颁布《 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号)。该文件被称为“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楼市调控”。文件措辞严厉地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稳定房价和住房保障职责;坚决抑制不合理住房需求;增加住房有效供给;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加强市场监管，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尽管2010年连续下发两个文件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但房价汹涌上涨的势头不减。为进一步遏制其过快上涨，2011年1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新国八条”)。 “新国八条”提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要进一步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地方政府要尽可能加大保障性安居房建设力度;以不同的信贷政策引导差别化的住房要求;从用地管理环节上严格控制各类住房用地供应;对地方政府领导实行住房保障和稳定房价工作的约谈问责机制。“新国八条”把房地产调控大大地向纵深推进了一步。

(二)房地产新政落实情况

国发〔2010〕4号颁发以后，2010年4月30日，北京市政府针对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现象，在全国率先发布《北京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文件的通知》(业界称为“京十二条”)，即北京版的限购令，其主要内容即北京居民只能购买两套商品房，不再对第三套住房提供贷款;对不符合文件要求的京外人员购房不予贷款。北京市房价因消费层面的控制，上涨势头止住。随后广州、深圳、厦门、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等40多个城市陆续公布限购令，限购令一出都显示了实质性成果。

(三)限购新政的解除及新一轮调控政策

一系列限购新政的实施，使部分城市楼市出现涨停，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房价上涨过快的势头，房价调控成效显现，民众因房价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得以缓解。无疑，房地产调控新政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抑制房价飙涨的作用。随着限购调控政策的延续，房地产暴利引导下的疯狂开发带来了房产供给侧的巨大压力，因为限购积压了大量成品房，社会资金流沉淀为固定资产，影响了社会流动性，限制了地方财政增长。特别是依赖土地财政的二三线城市，影响较大，以致财政入不敷出，一定程度上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效应。2014年年中开始，济南、郑州等城市为缓解房产大量库存、积压的压力，相继解除了限购令，其他城市纷纷效仿。自2010年的一轮调控造成的压力短期内迅速释放，其勢如洪，引起了房价新一轮的快速上涨。

自2014年各地相继解除限购令后，特别是2016年年初到2016年底，新一轮房价泡沫化倾向明显加剧，东部城市的这种情况尤为严重。一时间因为房价上涨导致房主违约的案件充塞法庭，公众对涨势如潮的房价怨声载道。

汹涌上涨的房价及其引起的社会问题被再次提上了2016年12月14至16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议程。会议明确指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随后，《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多家媒体全方位解读这一论断，各地政府纷纷从购房条件如社保、户籍、套数等方面加以限制，金融机构则采用提高购房首付率的措施配合政府的限购政策。各地房价随之掉头向下，调控政策再现成效。在2017年“两会”上，房地产是众多代表热议的话题，同时也是“两会”的重要议题。

二、中国房地产市场房价暴涨的因素分析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多年来房地产投资热情不减，屡次出现的炒房促成了房地产泡沫乱象，究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们预期房价只升不降。作为一般家庭，购买是持有货币保值的少数手段之一，而对于投资者而言，投资与炒作房地产比做其他投资更有利可图。在社会资金涌入房地产领域的过程中会出现房价总体持续上升的趋势，造成房地产价格暴涨，经济泡沫化现象严重。为使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在调整的过程中必须识别一路暴涨的背后原因，有的放矢，制定有效、有力的调控政策。

中国市场经济确立与发展的目的是通过市场的调节作用达到最优化的配置。房地产行业作为中国最市场化的行业其发展的顺畅与否，却不是靠完全的市场化的自由调节完成的，其蕴含着一系列的现实因素，多年房地产价格一路上涨的背后隐含着诸多原因。

(1)准入机制的问题。对房地产开发商没有准入的严格限制条件，只要办个公司，竞拍一块土地，就可以作房地产开发商。如此低门槛的准入机制难免导致房地产开发无序竞争而轮番推高房价，房价轮番高涨又吸引大量炒房客成为炒房大军。

(2)房价价格决定机制。房地产作为特殊产品，其价格的形成并非完全市场化。因为土地的稀缺性与土地市场的国家(地方政府)垄断并存，土地价格对房产价格起基础性作用，开发商的投机竞争又是房价高涨的决定因素之一。

(3)完全的市场自我调节。开发商与投机商的私欲及其追求利益最大化心理利欲膨胀，对整个国家房价攀升推波助澜，他们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成为房价居高不下的基础性内因。

(4)政策性因素。中国自1998年实行房改，福利分房政策被取消后，民众解决住房的途径基本上依赖市场交易。为解决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虽然国家一直在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但是仍然难以解决普通困难群众的基本民生要求，如何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成为中国民生一大难题。

基于上述因素主导下的中国房地产，完全的市场主导不仅会损害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会因为缺少“安居乐业”的社会氛围而影响社会安定，更会掣肘房地产的长远发展。为使房地产健康发展，国家应该利用行政手段，运用制度性规范挤压房地产市场因无序状态搅起的经济泡沫，调整房地产政策，维护房地产经济的正常发展。

房地产行业作为社会公共性产品，其衍生的通胀、金融风险、垄断以及分配不公等系列问题不是单纯的市场调节能够解决的，必须依靠国家干预。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有着防范金融风险、维护社会稳定、提升政府公信力与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三、房地产新政的经济法学分析

中央及地方新政的出台及其效果，引发了各界的讨论与思考，“房地产新政”的合法与否成为公共争辩焦点，而不同视角的争鸣是论者形成共识的途径与过程。

(一)观点一：“房地产新政”既不合市场经济规律也不合法

关于“房地产新政”不合法的讨论，以秦前红的论文《房地产市场行政规制与政府权力边界》和陈承堂的论文《临时性调控政策的合法性检讨》为主要标志

秦前红分析了新政中住房限购措施的原则要求，他认为限购令因取消购房者的买房权和售房者的销售权，违背了《宪法》的市场经济原则;另一方面他认为新政的税收征管手段也违反了宪法、税收管理法等有关税收的法律规定;同时限购新政以户籍为标准限制非户籍地居民购房违背宪法中的人人平等原则。秦文最终的结论认为“限购令”的出台是对“公民的财产权、交易自由权和平等权”的侵害，指出法治主义与政府经济职能的冲突值得反思。见秦前红《房地产市场行政规制与政府权力的边界》(《法学》，2011年第4期30-34页);陈承堂的文章则从法理的角度分别介绍、阐释了宏观调控的特性和国家应急权，论证房地产新政的价格调控行为并不是按照宏观调控权作出的调控政策，指出价格调控行为不能为行政调控手段的合法性做注脚，认为我们在“限购令”或“限价令”等“微观调控”中，遭受侵蚀的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限购政策让我们已经走向了市场经济的反面——计划经济，期待让临时的“微观调控”尽早结束以恢复常态的宏观调控。见陈承堂《临时性调控政策的合法性检讨》(《法学》，2011年第4期35-41页)。。郭煌则在《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合法性分析》一文中，从房地产调控的“主体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和内容合法性”等三方面探讨房地产调控，认为调控多少存在着政府违法和调控政策违法等现象和问题[2]。

(二)观点二：“房地产新政”具有合法性

李昌麒指出：“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3]众所周知，经济法就是因为社会的经济秩序混乱、市场经济盲目自由、社会公共利益与社会公正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国家作为主体对经济进行干预、宏观调控而产生的。拥有住房是公民的基本生存权，面对飙涨的房价，百姓通过市场取得住房权难以实现，这种状态下，政府对房地产进行适度的干预是其社会责任的体现，“房地产新政”的实施体现了经济法的适度国家干预原则。

郑少华认为，“‘房地产新政’的合法性不应该仅从法律角度来分析，还应该从经济、社会、政治等多视角来考量其合法性”，不能说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法律衔接有瑕疵而否认该干预行为的合法性

郑少华通过对限购令的法律依据、限购令的客观条件界定、限购令程序的设定原则等方面的探讨，给出了建议修改和增加《价格法》相关条款予以完善房地产新政(限购令)的合法性。认为中国制定的房地产有关法律、法规滞后于不断变化的房地产市场经济的客觀现实， “房地产新政”中出现的“良性违宪(违法)”的不足，则可以通过对相关法规的逐步完善得以弥补。见郑少华《“限购令”的法律解释》(《法学》，2011年第4期41-43页)。。

四、房地产新政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1998年中国实行房改，否定分配住房福利，实行房地产市场化，但房地产市场发展至今仍不完善，房价持续暴涨，导致百姓购房难甚至买不起房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尽管一轮又一轮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但是收效甚微抑或说尚未取得预期成效。

自2011年出台“房地产新政”再次成为学者们探讨与争论的焦点时起，不同理论关注进入了“模式化”怪象：中国的“房地产新政”不合法，在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既然已经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特征，房价的决定权就应该交给“市场”。 有学者认为“国家干预或者说宏观调控的合法性的评判依据不能只停留在法律层面，单向度的法律角度只会禁锢我们的思维，应多视角加以考量”[4]。

誠然，探讨“新政”的合法与否是一个基本问题，但如果说“新政”在某些层面存在“违法”，那么经济社会学的分析理论能否对此作出一个更好的注解?

(一)符合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理论

任何一个市场有序健康发展都无法脱离现实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同样，房地产市场行业的健康发展也不能完全靠市场的自我调节。匈牙利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是20世纪公认的最彻底的、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其“嵌入”理论认为：经济是“嵌入”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之中……无论是社会生产还是交换过程，并非单纯的经济利益关系，而必须充分考虑诸多社会因素

Polanyi K.The economy as insistiued process，in Polanyi K，Arensberg G M，Pearson H W(eds.)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yly empires，1957。。在人类经济史上，“自我调节市场”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创造。“房地产新政”或者说政府限购令的出台是“自发和无计划的反应的产物，是社会上所有的群体对难以忍受的自发调节市场体系压力的反弹”[5]。房地产经济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房地产政策“嵌入”中国的社会、文化当中，房地产经济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住房更是民生问题，实现有所居是中国每个家庭的企盼。对于中国当下的房地产经济而言，房产市场脱轨于普通民众的社会矛盾已经无法自我消解。所谓的社会问题指的是“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由于存在某些使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失调的障碍因素，影响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对社会正常秩序甚至社会运行安全构成一定威胁，需要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干预的社会现象”[6]。

社会的经济生活主要取决于人们根据集体与个人利益所作出的决定与行动。房地产业价格的暴涨与行业的暴力，必然促使不同群体进行利益博弈甚至产生冲突，飞涨的价格利益为少数群体独享，其结果必然加剧社会收入分配格局不公正，致使社会矛盾凸显，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这一切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形成可怕的社会隐患。由此，党中央、国务院推出的“房地产新政”抑制房价暴涨，积极推进保障房的建设、稳定市场等一系列举措对于解决群众的住房问题、缓解不同群体的利益不均分配问题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

(二)国家对房产市场的干预，可以有效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社会问题的多元化与矛盾的日益复杂化，早在2003年7月，中央就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又进一步把科学发展观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就在思想上为有效调整、干预房地产的市场无序化提供了政策依据。

毋庸置疑，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房地产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着巨大作用，促使中国经济实现较快增长，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一定改善。科学发展观是经济学与社会学二者的有效契合——在实现房地产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也要关注社会的协调发展，发展房地产经济不是社会发展的核心，房地产经济的发展与实现过程势必要受到系列政策、制度、文化等社会因素的规制。房地产经济的发展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手段，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更多的人群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由此，我们面临“高房价”这一凸显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时，国家推出积极的“房地产新政”规制房价飞涨这一不正常状况，对于缓解社会压力、促进和谐社会发展，不仅可以发挥减压阀的作用，也是落实党的科学发展观的有效方法。

(三)房地产“新政”是调整经济增长结构方式的必要手段

“房价高”“住房难”等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的集中体现，住房问题的解决、落实最终依赖地方政府。但不可否认的是，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的前提下，作为房地产经济的利益攸关方，缺少自身主动调控房价的积极性。如果要有效解决住房问题，协调房产经济下不同利益群体如地方政府、开发商、个人等不同群体的矛盾，就需要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中国经济增长结构方式的转变。

中国实现经济增长，“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并未产生实质效果。究其原因，在于每一种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都要求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来保证”[7]。中国的现实是国家的经济或者说地方政府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于房产，即我们所说的“土地财政”。2014年，绝大多数城市房价在一系列调控政策的有力干预下，价格达到了天花板，短暂的房价低迷(仅指二三线城市)，造成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捉襟见肘。在财政减少的巨大压力下，济南、郑州等城市纷纷取消限购令，自2015年年中后，深圳等城市掀起了新一轮房价上涨潮，至2015年底，深圳房价上涨了57%，合肥等二线城市房价也跟风上窜，仅2016年春节前后一个月的时间，春节后比春节前房价上涨30%。正月十五以后，法院的立案中，因房价上涨而违约取消买卖合同进行诉讼的案件占比30%，到2016年底，合肥领涨了全国房价，涨幅居全国第一，同比涨幅达60%。可见，政府对房价政策的严控与放松之间，难免出现不少社会矛盾。

作为二难选择，政府既要保证财政收入，又要调控房价，这就与作为企业的开发商的逐利天性之间利益纠缠的矛盾难以解决。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机制尚未完善，加上土地先天稀缺性约束，我们要有效调控房价，就必须改变主要靠房地产经济这一物质资源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即除了传统的出口拉动、消费需求拉动、投资拉动和物质资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之外，还要积极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形成组织、政策、制度创新的外围环境，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在中国市场经济不成熟的背景下，房地产调控政策对房价的影响具有举足轻重的杠杆作用。

国家政策层面在2016年12月14-16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由此，中国房地产的再一次调控靴子落地。恢复房子住的功能，是房地产回归正途，是国家对其进行经济、法律手段的形象说法。从近几个月的合肥房市价格看，短期内的调控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五、政策之治与法律之治的选择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级市场是国家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商的土地出让市场，该市场有国家(政府)垄断性。土地这一稀缺资源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具有非完全自由流通市场因素，天然地具有国家计划性。国家(政府)虽不直接干预房地产市场的交易，但却直接垄断着土地这一流通首要因素，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伴、共融、共生。只是在不同的市场领域，二者发生的作用孰强孰弱存在一定差异。土地的国有化是国家干预市场化进程的主要因素，市场化的改革由“渐进到完全市场化”的理念无法对应中国的历史与国情。考察中国的市场因素，要考虑到不同商品的特殊性，如“水、电”等仍是国有经济控制，而不是像其他完全民营化或市场化的商品。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两大经济思潮或者说计划与市场两种机制在中国的路径依赖并不是说“选一舍他”，二者作为市场调节的手段，选择计划还是市场是可以建构的，选择谁多一点少一点也是摸索着前行。彭澎指出“不仅市场失灵的方面要干预，市场成功的方面也要政府进行保护，以防市场失灵;政府不仅要干预生产，还要干预分配，以创造条件刺激经济增长，维护社会公正”[8]。可见，国家层面的“房地产新政”调控，对于维护房地产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维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通过政府自上而下导入的，在法律权威尚未建立起来的渐进改革过程中，中国走的实质上是一条特殊的‘政策之治’的路径，是以富有弹性的和灵活的政策为主来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的。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是作为经济体制的内生变量而不是外来力量存在的，因而产生了大量的短期和临时的政策规制”[9]。我们探讨房地产国家干预这一经济问题，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社会协调发展的因素，即要考虑到“地方性”的特性，不能直接拿西方的市场经验对应或验证，西方有些方面无法与中国经济进程进行比对。因为西方的市场经济是自发的，且发展日益完善，其市场失灵主要源于经济垄断。而中国的失灵则是由于中国计划经济影响的惯性，而这种惯性的影响并未退出中国舞台，由计划到市场的渐进或并存、共融乃至相悖在一定时期继续存在是中国最现实的国情之一。由此看来，政府出台的诸多的“限购令”“限价令”等临时性短期政策来调控市场失灵与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内在本质完全适应。但是，在建设法治国家、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下，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经济，如果一直采用“政策之治”是不合适的，政府对房地产的干预行为要限定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中。“只有控制政府的权力，使之处于法律结构之中，政府才不至于扭曲市场、破坏市场秩序”[10]。不言而喻，无论是法律还是政府其终极目的是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未能达到目标的法律或政令不能永久地证明其存在即为合适的。虽然法律对于现实具有“滞后性”，但我们要实现科学的、有效的国家干预就需要引入“与时俱进”的法律，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市场经济运行的顺畅，我们也才能最终走向“法律之治”。

国家干预的外部影响力巨大，对个人、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政治等多方面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说我们是“模拟的市场经济也好”，“政策之治”也罢，形成有效、科学、合理的国家干预，将国家干预限定在法律的框架内，逐步完善国家干预制度，使房子真正回归住的功能，对中国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构建和谐社会、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功能。参考文献：

[1]张泓铭.建立对冲楼市异常波动自动机制[EB/OL].[2017-03-09].http：//news.jinghua.cn/lianghui/jsbd/20170309/f283822.shtml.

[2]郭煌.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合法性分析[J].天府新论，2008(S2)：83-84.

[3]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208.

[4]杨三正，王肃元.论宏观调控合法性的公众评判依据[J].法学评论，2007(5)：49-53.

[5]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刚，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6]何清漣.经济学与人类关怀 [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54.

[7]林毅夫.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EB/OL].(2006-04-11)[2015-05-04]. http：//www.nsd.pku.edu.cn/teachers/professorNews/2015/0504/15181.html.

[8]彭澎.政府角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9.

[9]李昌麒，王怀勇.政府干预市场的边界——以和谐产业发展的法治要求为例[J].政治与法律，2006(4)：15-23.

作者：袁野 徐海静袁冰如

第三篇：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新议题

摘要：金融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对社会生活的塑造，为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研究的兴起提供了现实基础。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家分别从社会网络、新制度主义、场域和述行分析的角度对金融市场的研究，既突破了金融学的解释逻辑，又深化和丰富了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主题。通过对金融行为、金融权力、金融技术、金融风险等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研究议题的概述，强调了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和扩展已有的社会学理论观点，具有实现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中国金融市场二十年的发展实践，为开展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关键词：金融市场;金融社会学;经济社会学

一、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研究的兴起

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W.Stanley Jevons)在1879年早于社会学家首先提出了“经济社会学”的术语[1]4，但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经济社会学诞生于古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马克斯•韦伯和齐美尔时代[1]4。基于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差异，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马克斯•韦伯、迪尔凯姆、齐美尔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社会学时期;以帕森斯、斯梅尔瑟和卡尔•波兰尼为代表的现代经济社会学时期以及由格兰诺维特、尼尔•费雷格斯坦、薇薇安娜•泽利泽等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时期。但就整体而言，经济社会学家在研究中延续了一个共同分析的路径，斯梅尔瑟和斯威德伯格将其概况为：将社会学的参考框架、变量和解释模型应用于分析关于稀缺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及消费活动这样复杂的现象[2]3。

显然，斯梅尔瑟和斯威德伯格的这种界定，既确立了经济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又将经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几乎扩展至经济学的所有领域。但是作为经济领域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市场却是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例外，并没有引起社会学家极大的关注。虽然马克斯•韦伯通过研究股票市场中的投机交易、市场权力及其具有的政治性质[3]305-338，开创了社会学家研究金融市场的传统，但这一研究领域只被后来极为少数的社会学家所继承。伴随着1980年代中后期新经济社会学的崛起，被誉为“经济生活的社会学”研究的全面复兴[4]81，但是与经济社会学的网络研究、组织研究和文化研究相比，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研究却相对显得比较冷清。究其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与经济社会学家对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理解密切相关。经济学家将经济活动理解为运用稀缺资源满足人们生产、消费和交换方面的需求或欲望;受此影响，经济社会学家从制度与生产、消费和分配之间的关系角度界定经济行为。在经济社会学家的研究中，他们主要关注经济领域的生产方面，并将公司视之为核心内容。因此，当经济社会学家研究市场问题时，也主要倾向于工业生产和非金融服务的生产市场而不是金融市场。[5]3-4其二，由于金融发展的数学化、模型化和抽象化，以至于社会科学家将金融市场视为只有内行才懂的领域，金融市场也被看成一个边缘的研究对象，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也只是偶尔地关注这个领域[6]506。

经济社会学对金融市场研究的不足，不仅明显落后于金融市场的发展，而且与金融活动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日益增强的地位和影响也不相称。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得到了迅猛发展，金融系统不仅仅是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系统的其他部门。正如Saskia Sassen指出的那样，自1980年以来由23个发达国家组成的经合组织(OECD)所有股票的金融资产增长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倍，并且货币、债券和股票的成交量增加了五倍。[7]19-20因此，金融已成为经济的核心，经济呈现出金融化的趋势。金融市场作为一种重要资源的分配机制，在增加人类利益的同时，与金融市场如影相随的金融危机对个人、企业和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现代金融市场出现以来[5]7，区域性和国际性金融危机从未间断，源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波及全球，直到今天其阴霾都没有完全消退。因此，我们又真真切切地生活在一个高风险的社会中。

在经济金融化的背景下，面对金融市场对社会生活的塑造作用日趋显著的现实，经济社会学在研究生产领域的同时，也应更多研究金融市场。经济社会学作为一门立足经济生活的学科，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背景下聚焦于生产市场，形成了被称之为“工业社会学”、“管理社会学”甚至是“奶牛社会学”[8]28式的经济社会学。但是随着1970年代“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已经转向了服务业，在此背景下得到迅猛发展的金融经济又将形成一种金融市场的社会学抑或金融社会学。因此，经济社会学对金融市场的研究既是经济结构变迁和金融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经济社会学实现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金融市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理论视野

经济学家对金融市场的研究范式主要经历了1950年代的古典经济学的供给和需求范式和1960年代至1980年代的有效市场假说范式[9]2-3。尽管这两种研究范式的思维理念和分析框架各不相同，但两者均以经济人和完全竞争假设为基础。有效市场假说范式将有效市场理解为证劵价格总可以充分反映可获得信息变化的影响的市场[10]383。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的有效市场假说，不仅是现代经典金融学的前提，而且已成为近30年来金融学理论的核心命题[11]1，但自1980年代以来不断面临着理论困境和实践异象的双重挑战[12]47-57。作为挑战者的行为金融学借助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通过研究金融市场中投资者的决策过程和市场价格的确立过程，对有效市场假说的有效性和经济人假设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其意义在于肯定了金融市场参与者理性的有限性和认知过程的重要性，从而将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从资产定价转向参与者的行为，这被认为是向经济学本来面目的复归[13]5。同时，行为金融学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研究金融市场的学科界限，推进了对金融市场的理解和认识。

无论是古典金融市场的研究范式还是现代经典金融市场的研究范式，都是在一种高度抽象的框架下展开的研究。然而现实中的金融市场既不是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市场参与者也不会像经济人一样去行动。因此，经济学的这两种研究范式仅仅表明了价格波动的模型，但很少能解释市场内部的运作机制。[9]3相比较而言，行为金融学将经济学的理想类型式的研究转向分析市场内部参与者的认知过程，从而对有效市场假说的前提进行了批判性修正。但是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又过分强调了市场参与者非理性心理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忽视了社会因素对个人认知活动的影响和制约。总之，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的理论视野都是在固守经济学学科界限的框架内展开的，从这个角度而言行为经融学的反省和批判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和局限性。

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研究，尽管可以追溯到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但直到1980年代新经济社会学的复兴，这一重要研究领域少有社会学家涉入。作为应对经济学帝国主义挑战而兴起的新经济社会学，极大地激活了社会学家研究“经济生活”的兴趣，先后形成了以怀特和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网络研究、以尼尔•费雷格斯坦和沃尔特•鲍威尔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研究和以薇薇安娜•泽利泽和保罗•迪玛乔为代表的文化的经济学社会学研究。在此背景之下，以韦恩•贝克尔(Wayne Baker)、米歇尔•阿伯蕾菲亚(Michel Abolafia)和布鲁斯•卡罗瑟斯(Bruce Carruthers)等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家对金融市场运行的社会动力、制度基础和文化意义等方面开展了别开生面的探索，并形成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在亚历克斯•布莱达(Alex Preda)看来，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包括金融市场的网络结构研究、金融市场的新制度主义研究和源于欧洲的金融的社会研究[6]507。

在怀特和格兰诺维特看来，市场不仅仅是一个交换系统，也是一个社会关系网络。市场交易行为不仅总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且还影响着价格、质量和可信度等市场信息[6]508。受网络市场观的影响，韦恩•贝克尔对金融交易的动力、股价和成交量的波动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他将美国股票期货市场理解为社会网络化的结构，它塑造着期货交易者的行为、微观网络结构、宏观网络结构和价格的波动。而且交易者之间不同规模的网络结构(微观网络结构和宏观网络结构)对股价波动的方向和幅度具有不同的影响。[14]775-811总之，这种把市场理解为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分析方法，侧重于分析社会关系对金融债券价格的影响。网络不仅被视为处理不确定性的安排，还为市场行动者提供惯例和稳定的预期框架，而且它既是交易信息的流通渠道，又能产生此种信息。[6]511

金融市场的运行不仅要考虑网络结构的作用，还要注重社会的、政治的、文化背景以及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这些宏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金融市场理解为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在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野中，市场的交易行为嵌入在复杂的组织安排(制度)之中，因此交易行为不可能脱离惯例、象征和信念系统。在研究中一方面需要研究具体的惯例和象征如何塑造交易者和投资者的金融行为;另一方面需要讨论金融市场与其它社会制度之间的关联，尤为注重分析政治信仰系统如何扩溢到金融市场并影响着市场规则。[6]511-512米歇尔•阿伯蕾菲亚在《造市》一书中对华尔街金融市场中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研究堪称该领域的经典。他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将金融市场理解为由买者和买者重复交易所形成的一套相对稳定的制度安排，它们塑造着个体的机会主义策略。尽管个人的经济行为总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中，但它们又没有完全抑制住个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制度的约束和个人的自我利益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张力。[15]6-11查尔斯•史密斯(Charles Smith)结合自身股票交易的经历，认为市场中的估价和定价过程不仅仅是在交易博弈中赢得优势的算计，而且是嵌入在共享的惯例和象征之中的互动。[6]513从宏观角度而言，政治制度与金融市场也是密切相关，政治团体通过具体的法律框架约束着金融交易，以此实现自己政治利益[6]513-515。

在1990年代末期受科学的社会研究影响以及金融交易中技术化的实践，作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的金融的社会研究已成为欧洲经济社会学研究新进展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金融的社会研究以金融信息和交易者的认知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1)以价格数据表现出来的金融信息是如何产生的;(2)金融信息与个人的认知活动(观察、记忆、分类、计算)之间的关系;(3)科学技术赋予价格数据特定的性质，价格数据不是既定的或中性的，而是交易者的实践问题。[6]518-524金融的社会研究的视角可分为微观层次的场域分析和宏观层次的述行分析(performativity study)。

场域分析主要研究交易者如何观察由电脑屏幕显示的价格数据、价格记录和显示技术对金融市场交易者的社会意义和影响。如卡林•诺尔•塞蒂纳和尤尔斯•布鲁格的研究表明，在全球性金融市场中围绕电脑屏幕介质表达出来的金融信息(价格)，在市场的参与者之间形成了制度化的、经济性的以及全球性的持续互动关系[16]151-182。他们的观点暗示着由技术构成的价格数据和其它与交易者相关的信息不仅不是中性的，而且这些数据的特征、交易者的反应将会受到用于记录、记忆和价格转化技术的影响[6]513-522。以Michel Callon、Donald Mackenzie和Yuval Millo等人为代表的述行研究，主要关注金融理论模型与金融市场交易者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正式的经济模型不仅仅是经济现象的反应，而且也创造着经济现象，这样述行的思想就与社会学中能动的行动者具有相似性。总之，场域研究与述行研究在对待金融认知方面一致认为信息不能被简约为信号，认知过程(诸如观察、记忆、分类、计算)在赋予数据特别特征方面扮演重要作用。[6]523

综上所述，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借助于新经济社会学关于网络结构、新制度主义、场域理论和述行分析等理论视野，对金融市场中的交易行为、价格信息、认知和金融技术等方面进行了丰富的阐释。因此，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研究既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支领域，又是不断深化“经济生活的社会学”研究的具体体现。根据经济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济学解释的接近程度和与经济学传统主题的接近程度，经济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路向分为扩展路向、背景路向和替代路向[17]146-148。从上文的分析可知，新经济社会学家对金融市场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替代路向的研究，即他们争锋相对地给出了与经济学不同的社会学解释。

三、金融市场的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议题

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研究虽然主要借助于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资源，但基于金融市场的独特性，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研究也拥有自身独特的核心议题。在笔者看来，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是对金融的行为、金融的权力、金融的制度、金融的风险以及金融的意识等方面研究。这一观点在史登斯(Linda Brewster Stearns)和密苏奇(Mark S.Mizruchi)总结美国社会学家对金融市场的研究中得到了部分印证，他们认为美国社会学的研究主要包括：(1)探讨股票价格形成的社会机制;(2)资本市场中风险资本的投资选择;(3)银行的角色和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4)社会结构和制度对金融公司合并行为的影响;(5)资本市场的管制与政府角色;(6)金融投机中的集体行动与金融危机。[18]332-346毫无疑问，这些领域都是金融社会学必须予以关注的核心主题，但本文无意对这些领域给予全景的审视，仅以其中某些方面的研究为例，试图表明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研究所蕴含的理论阐释力和理论创新。

(一)金融市场运行的社会动力机制。在现代经典金融理论中，金融市场是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的“有效市场”，即金融市场中的价格总是可以充分反映可获得信息变化的影响的市场。对此，不仅行为金融学予以了批判和反思，而且也引起了新经济社会学家的高度关注。在新经济社会学旗帜的指引下，社会学家极为强调金融市场中的价格波动、利益诉求、信息获得以及各种交易行为等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制度结构、认知模式和文化系统等社会因素的促使与制约之间的张力中展开。这方面经典的研究主要以韦恩•贝克尔对美国金融市场中的社会结构[14]775-811和群体动力的研究[19]107-126以及米歇尔•阿伯蕾菲亚对追求个人利益的机会主义策略的研究[15]为代表，他们分别从嵌入性和社会建构性的角度出发，强调了金融市场运行的社会动力。

(二)金融技术的运用与社会影响。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金融市场经历了一系列科技再造的过程[5]7。各种通讯、交流技术的广泛运用，尤其是计算机的问世，不断改变着金融市场中的金融信息传播的途径和交易的方式，进而重组了金融市场中的交易空间和交易时间，实现了“全球实时”的工作形式[20]217-218。金融市场与科技的全面结合，催生出了形式多样的金融符号分析专家与普通交易者之间的分化，不断强化着符号分析专家对普通交易者的权力。不仅如此，金融市场的“全球实时”工作形式，将全球金融系统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全球性金融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

(三)金融市场中的嵌入性问题。格兰诺维特将卡尔•波兰尼的“嵌入性”观点改造成新经济社会学的一般理论和范式之一。他认为经济行为嵌入在具体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之中，这样社会关系网络就成为其嵌入概念的中心。因此，格兰诺维特的嵌入主要是一种“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1]25-26在现代金融市场中，由于以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金融行为的嵌入形式和内容发生了重大转变。金融交易不再是面对面的“在场”交易，金融活动完全是在一个高度“脱域”的时空中展开。因此，金融行为从具体的“关系嵌入”转变为行为主体的“认知嵌入”和宏观的“政治嵌入”、“文化嵌入”。在全球性的金融市场中，市场交易行为主要依赖交易员的全球性沟通和交流，因此全球性金融市场是嵌入在以知识为基础的数字、描述和解释并通过屏幕介质表达的全球市场现实之中。这种现实既是价格信息持续变化的过程，又是市场细节不断被更新和解释的过程，并受到各自地方文化、政治和社会事件及趋势的影响。[16]151-182因此全球金融市场活动既是一种知识嵌入又是一种新型的关系嵌入。

(四)金融信贷与社会不平等。金融信贷是一种以信用为基础的借贷行为，它是对价值非一般化、延后的以及可变化转让的合法声明。信贷的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资源动员的过程，它主要依赖于贷方、借方、两者之间的正式的合同关系和非正式的社会关系、中介、第三方关系网络以及商业法框架等因素，藉此克服借贷行为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信任的脆弱性、不确定性。[21]402-421因此，不同社会成员获得信贷的方式和途径存在着差别，暗含着由借方的地位、职业和声望等衍生出来的获取信贷能力的差异，由此在贷方和借方之间、借方内部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不平等。金融信贷中的社会不平等关系，强调了掌控信贷资源的贷方在经济和社会中的权力。

(五)金融风险、风险传导与风险社会。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此现代经济风险集中体现为金融风险，金融风险具有规模性、潜在性、突发性、加速性、扩散性和传染性等特征[22]92-109。通过价格机制和其它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自我实现的预言”机制、群体规模信号和重要主体信号、政府政策的非预期结果等社会传导机制的共同作用，金融风险的“多米诺”效应不仅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而且也会进一步传导到社会领域，并最终演变为社会危机[23]。因此，金融风险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风险，更有可能成为社会之中的风险。金融风险既是当代社会风险的来源之一，又是其重要表现形式。

毫无疑问，上述对金融市场的社会动力机制、金融技术的社会影响、金融市场中的嵌入性、金融权力以及金融风险的阐释，并没有完全涵盖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研究的所有主题。但笔者相信，通对这些有限主题的研究，可以发现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研究的问题与传统传统社会学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相反，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继承性，但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研究既突破了金融学的解释框架和解释逻辑，又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修正和丰富了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其中也暗含着实现社会学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而言，金融市场的社会研究，既是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又是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四、中国金融市场的经济社会学研究

从改革开放到1990年代初，深圳和上海分别正式成立证劵交易所，标志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初步形成。在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金融市场进入了规范化的发展时期，其中既包括一些重要的制度建立和完善，如《证券法》的颁布和实施等，也包括一系列重大的制度改革，如国有股流通、减持以及股权分置的改革等。同时，在渐进式的改革中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也面临着形形色色的发展困境，如股票发行制度不完善、市场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市场监管不到位、股权结构不明晰以及股市起伏波动大等。这其中既有一些纯粹金融技术方面的问题，但大量的矛盾都与已有的思想观念、社会结构、制度环境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

中国金融市场面临的这些发展难题，不仅为经济学、金融学也为社会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和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令人欣喜的是，中国社会学界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对金融市场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信贷行为、社会分化与不平等以及金融风险展开了研究。史晋川、孙福国、严谷军[24]和张翔[25]等分别对中国民间的融资行为进行了研究。王水雄沿着齐美尔社会分化与不平等的路径，从借贷的角度分析了作为“群体承诺标志物”的金融工具的社会属性，及其所引发的信用能力的分化、人际交换结构的调整和社会不平等体系的改变[26]。赵琼认为银行对企业的信贷交易行为是一种制度的多层次嵌入和关系嵌入，并对两者的相互作用、成因机制、运行逻辑以及社会基础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理性选择的理论进行了修正[27]5-6。刘世定对金融危机传导的社会机制和金融危机向社会危机传导的机制问题进行了探讨了[23]。

这些研究表明，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研究不仅为社会学提供了一套暂新的学术话语体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不同程度地探索金融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这一重要问题。但是客观地讲，这些研究成果，不仅研究的内容仅为金融市场极为有限的领域，而且尚未涉及到中国金融市场正在发生的一系列具有根本性的重大制度改革和利益调整方面的内容。尽管如此，这些探索性研究在丰富社会学学术积累的同时，也将引领更多的社会学学者投入到这一崭新的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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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焦德武)

作者简介：王国伟，男，湖北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

作者：王国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