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第一篇：试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诗歌

篇一：白居易的诗歌主张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白居易的诗论主张，与正统的儒家诗论一脉相承。主要体现于他的《新乐府序》和《与元九书》中，而以《与元九书》为最全面、最系统。主要内容是：”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即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负起“俯察时事，泄到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補时阙”、“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也即《新乐府序》中所说“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将诗歌与政治、人民生活结合，这是他诗论的核心。重为实：再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上，他认为文学根植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策林》六十九云：“大凡人之感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尚通俗：强调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实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连。即诗歌创作须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便于入乐歌唱，“老妪能解”。如《新乐府序》：“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伦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专信也;其主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强调讽论：认为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论。如《策林》：”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補察之义废矣。”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脱离内容而从事形式。《新乐府序》云：“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藏也。„„其主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也。”所以，他“不务宫律高，不务文字齐”，力求做到平易通俗，音节和谐婉转影响：一方面有积极意义：白居易较为系统的诗歌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事得诗歌更更加接近社会现实，以至于干预政治。这一理论是对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对杜甫为实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有局限性：过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和讽刺功能，忽视了诗歌的抒情意义，审美功能和悦乐功能，影响了诗歌的艺术价值。因评价标准过于狭严，导致大量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被排除在外。

白居易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白居易诗歌的思想内容：在《与元九书》中将其诗歌分为讽喻、閒适、伤感、杂律四类。其中最受白居易重视的是分雨是与閒适诗，他体现了白居易思想中“兼济”与“独善”两个不同的侧面。閒适诗：意在“独善其身”，“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表现出淡泊平和、閒适悠然的情调及对“帝都名利场”的厌倦，对生活的满足。浅近平易的语言风格和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为人称道。但诗中表现的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更符合后世文人的心理，影响更为深远。讽喻诗最有代表性的是《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内容有四：一是及时反映土地和赋税问题，表达对臣民的深切同情，如《重赋》《红线毯》《缭绫》等。二是揭露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欺压人民的罪行，如《伤宅》、《歌舞》、《买花》、《卖炭翁》、《宿紫阁村》等。三是宣扬爱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如《西凉伎》、《缚戎人》、《新丰折臂翁》等。四是妇女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如《上伤白鬓人》、《母别子》等篇二：白居易诗歌的艺术风格

白居易与元、白诗派的诗歌风格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走上了一条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清人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 元白诗派的重写实、尚通俗的诗风，其远源可以追溯到三百首中的“风”诗和汉魏乐府民歌，其近源则是安史之乱以来一批具有写实倾向的诗人创作，尤其是伟大诗人杜甫的创作。如有名的“三吏”、“三别”、《兵车行》、《悲陈陶》、《哀江头》等。这些诗作有两点最值得注意：一是继承了古乐府的形式，自拟新题，缘事而发，写真实实事、亲身见闻;二是以朴实真切的语言乃至口语入诗，力求通俗浅显。白居易继承杜甫写实传统的意识是非常明确的。元稹则更欣赏杜诗通俗化的倾向。在这一诗歌通俗化的过程中，张籍、王建、元、白等人由于诗风相近，成为元白诗派的主要成员。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重要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居易作诗2800余首，有“诗王”之称。他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前两类体现着他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在诗风上，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长恨歌》《琵琶行》《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宫词》 《问刘十九》《买花》 《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等。

二、白居易诗歌的风格

(一)通俗

叙事直切，描绘真实，明白晓畅，平易浅显，叫做通俗。 白居易有意识地追求通俗。苏轼评之曰“白俗”，王安石评之“白俚”。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序》中美之为“务在分明”。清代的沈德潜称之为“浅易”、(《说诗晬语》)“平易近人”(《唐诗别裁评语》)，宋代惠洪《冷斋夜话》云：“白乐天每作诗，令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可见白居易的通俗，是经过修改加工的产物。白居易的好友、新乐府运动的参加者张籍的诗，也平易晓畅。王安石在《题张司业诗》中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则容易却艰辛。”这就表明，通俗是来之不易的。

在唐代诗人中，从理论到实践都提倡通俗的，是白居易和元稹。他俩是诗友，又是挚友，世称元白。他们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由于他们主张通俗，就大大促进了中唐诗歌的改革。特别是白居易，影响最大。他的《与元九书》，可以说是中唐诗歌改革的纲领。其中，生动地描绘了他的诗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巨大影响。上至王宫贵族、达官显要，下至黎民百姓，贩夫歌伎，无不喜诵白诗。为何白诗能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呢?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通俗。 那么，通俗的特点究竟何在呢?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新乐府序》)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言必有据，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这里提出的质、径、直、切四条标准都有来历，其涵义与所谓“俚俗”绝不相同。根据典据，可知“质”的意思是质实、真实，“径”的意思是不费言、不迂曲，“直”的意思是坦直真率，“切”的意思是表达(包括运用比兴等手法)真切易晓。简言之就是：质朴、率真、切实。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白居易所提倡的通俗，开一代诗风，成为中唐诗歌发展史上的巨大潮流。白居易不仅在理论上提倡通俗，而且在创作上也实践通俗。他的《秦中吟》、《新乐府》就是推行通俗诗风的力作。

通俗既追求艺术表达的浅显，又追求思想内容的深刻。因此，它浅而深，而不是浅而薄。它浅中藏深，寓深于浅。浅，显示出它的通脱、俗拙;深，表明了它的深刻、充实。叶燮《原诗》云：白居易的“重赋、致仕、伤友、伤宅等篇，言浅而深，意微而显。”薛雪云：“元白诗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一瓢诗话》)这都道出了通俗的妙处。言浅意深，平易近人，是通俗的最高境界。俗有通俗和庸俗之分。平易浅显是通俗，俗不可耐是庸俗。唐代许多民歌都通俗而有情致，是诗人学习的范例。白居易和他的诗友元稹、张籍、李绅、刘禹锡都吸收了民歌的精华。如刘禹锡的《竹枝词》这是一首明朗流畅、情趣诱人的好诗。可见通俗的诗是不卑俗也不浅薄的。 在诗歌批评领域里，“俗”是一个应用对象十分宽泛甚至随意而且随时间间距而变动、随评价者的趣味和古典意识的变化而变化的负面评语。接近世情、内容普通、情调不高的被称为俗，新兴的、特别是有民间下层背景的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俗，使用过多、老套的形式和手法也被称为俗。任何形式和手法，任何题材，只要在评论者看来使用不当，太冒险或太一般，都可能被视为俗气。鲍照曾被齐梁人视为俗，李白、杜甫也曾被宋人视为俗，其他小一些的诗人更不必说了。

白居易诗歌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是大家公认的事实，用语流便，平常事、口头语、眼前景，意到笔随，“称心而出，随笔抒写”，意深而词浅，很少使用典故。僧惠洪《冷斋夜话》甚至说，白居易诗成之后，“老妪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此话虽不能视为信谈，但至少可以说明白诗的通俗平易。应该指出的是，白居易诗歌语言的平易晓畅，是千锤百炼后达到的一种艺术境界，并非信手拈来，正像赵翼所说:“看是平易，其实精纯。”

刘熙载《艺概·诗概》也曾经指出这一点:“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宋人周必大也曾经指出:“香山诗语平易，文体清驶，疑若信手而成者。闲观遗稿，则窜定甚多。” 由此可见其良苦的匠心。而袁枚的“平淡”也并非矢口而道，他所追求的是大巧之朴、浓后之淡，惨淡经营之后的不经意。 元、白之诗，之所以能风靡天下，雄视百代，同诗人锤炼字句有关。因此，元、白之通俗，绝非粗制滥造，而是千锤百炼的。在锤炼过程中，诗人尽量采用民间语言，以口语入诗，并对口语进行加工改造，惟求词能达意，明白晓畅。所以白诗能够雅俗共赏。俗与雅，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相反相成的。要俗中有雅，雅中有俗，有雅有俗，方为上乘。元白之诗，就是如此。《长恨歌》就是这样的作品。上至王公贵族、文人雅士，下至黎民百姓、凡夫俗子，无不喜爱。故吏部、礼部选举人才，常以白居易的诗为评判的标准，而广大的人民则以会吟咏白诗为荣，连长安的歌伎都以会吟诵白诗而抬高了身价。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诗风是俗中有雅、雅中元、白之通俗，绝非粗制滥造，而是千锤百炼的。在锤炼过程中，诗人尽量采用民间语言，以口语入诗，并对口语进行加工改造，惟求词能达意，明白晓畅。所以白诗能够雅俗共赏。俗与雅，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相反相成的。要俗中有雅，雅中有俗，有雅有俗，方为上乘。元白之诗，就是如此。正如叶燮在《原诗》中所说：“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至于元稹诗风，也是如此。

(二)轻艳 通俗，在不同诗人的笔下，会有不同的色彩。虽然元白都以通俗著称，但因他们气质、性格、出身、经历、习惯、兴趣等等的差异，其诗风也迥然有别。苏轼说：“元轻白俗。”这里用了一个“轻”字就把元白的诗风区别开来了。元稹虽也通俗，但却俗而轻;白居易则俗而不轻。所谓轻，绝非轻薄、轻佻，而是轻浅、轻艳。它虽也尚俗，但色泽鲜润，色彩斑斓，兼纤秾、繁缛之美;而白居易则崇尚一个“淡”字。故元稹为艳俗，白居易则淡俗。白诗的通俗是浅、淡、清，元诗是轻、浓、艳。元稹的轻艳自有特色。它色彩浓，密度稠，层次厚，甚至给人以腻的感觉，并时有雕琢的痕迹。唐代的李肇在《国史补》中说：“学浅切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白体’。”这种评价对元稹虽有微词，但的确指明了元白之间诗风的区别。 元、白诗风，对于新乐府运动起过巨大的促进作用。元、白诗派的四人中，风格也各有特色，成就也自有不同，张、王成就逊于元、白，影响也不及元、白。就元、白而言，则元逊于白。白诗质朴平实，剀切深刻，一针见血，一目了然，平淡自然，活泼自如，现实主义精神很强。(剀切：讽喻)

下面重点赏析几首白居易的代表作。 《秦中吟》是组诗，共十首，“一吟悲一事”，集中暴露了官场的腐败、权贵们的骄奢淫逸及其对劳苦民众的多重欺压。如《重赋》直斥统治者对百姓的残酷剥夺：“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伤宅》揭露达官贵人为富不仁，“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却“忍不救饥寒”。如《轻肥》：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注释：朱绂：fú，古代贵族穿的一种礼服。擘，bāi ,分开。衢，qú。 《秦中吟》十首之一。诗题“轻肥”，轻裘肥马。取自《论语。雍也》中的“乘肥马，衣轻裘”，用以概括豪奢生活。

开头四句，先写后点，突兀跌宕，绘神绘色。意气之骄，竟可满路，鞍马之光，竟可照尘，这不能不使人惊异。正因为惊异，才发出“何为者”(干什么的)的疑问，从而引出了“是内臣”的回答。内臣者，宦官也。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骄横神气以至于此?原来，宦官这种脚色居然朱绂、紫绶，掌握了政权和军权，怎能不骄?怎能不奢?“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两句，与“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前呼后应，互相补充。“走马去如云”，就具体写出了骄与夸。这几句中的“满”、“照”、“皆”、“悉”、“如云”等字，形象鲜明地表现出赴军中宴的内臣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帮。“军中宴”的“军”是指保卫皇帝的神策军。此时，神策军由宦官管领。宦官们更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前八句诗，通过宦官们“夸赴军中宴”的场面着重揭露其意气之骄，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义。

紧接六句，通过内臣们军中宴的场面主要写他们的奢，但也写了骄。写奢的文字，与“鞍马光照尘”一脉相承，而用笔各异。写马，只写它油光水滑，其饲料之精，已意在言外。写内臣，则只写食山珍、饱海味，其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已不言而喻。“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两句，又由奢写到骄。“气益振”遥应首句。赴宴之时，已然“意气骄满路”，如今食饱、酒酣，意气自然益发骄横，不可一世了!

以上十四句，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内臣行乐图，已具有暴露意义。然而诗人的目光并未局限于此。他又“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笔锋骤然一转，当这些“大夫”“将军”酒醉肴饱之时，江南正在发生“人食人”的惨象，从而把诗的思想意义提到新的高度。同样遭遇旱灾，而一乐一悲，却判若天壤。

这首诗运用了对比的方法，把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现象并列在一起，诗人不作任何说明，不发一句议论，而让读者通过鲜明的对比，得出应有的结论。这比直接发议论更能使人接受诗人所要阐明的思想，因而更有说服力。末二句直赋其事，奇峰突起，使全诗顿起波澜，使读者动魄惊心，确是十分精采的一笔!篇三：白居易诗精选 白居易诗精选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曾祖父白温迁居下□(今陕西渭南)，遂为下□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祖父□、外祖陈润俱善诗。父季庚，做过彭城县令，徐州、襄州别贺。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自幼聪慧，

5、6岁学作诗，9岁熟悉声韵。11岁时,因两河藩镇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

15、16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后来，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的微俸维持家用，奔波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比较艰苦。贞元十六年，白居易29岁，进士及第。十八年(802) ，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士。次年授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依旧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但却被腐朽的官僚势力攻击为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时，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饮用。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白居易从58岁开始,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他在舒适的晚年仍然时常想到人民。73岁时,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终。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见彩图河南洛阳白居易墓)。诗人李商隐为撰墓志。今已辟为游览胜地。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白居易生前，曾对自己的诗文进行过几次编集，初名《白氏长庆集》，后改名《白氏文集》，共收诗文3800多篇,成75卷、抄写5部。分藏于庐山、苏州、洛阳及其侄子、外孙的家里，唐末**，抄本散乱，又经辗转刻写，已非原貌。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刻本,仅71卷,收诗文3600多篇(其中还羼入几十篇他人的作品)，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元调重刻《白氏长庆集》71卷,与绍兴本基本相同。另有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分前、后集，内容也与绍兴本大体相同。清汪立名则刻有《白香山诗集》40卷，仅诗，无文，其中包括辑佚而成的《补遗》 2卷，并于原注外增加笺释。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加以订补;又编《外集》2卷,搜集佚诗佚文，并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研究资料方面,新、旧《唐书》有白居易的本传,陈振孙、汪立名均撰有年谱。近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和岑仲勉的《白氏长庆集伪文》，对白居易的诗文多所考订。今人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所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收集自中唐至晚清有关评论资料。另有日本花房英树著的《白居易研究》等,都是研究白居易的较重要的参考书藉。

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 寄微之三首 送兄弟回雪夜 和元九悼往 感旧蚊帱作 卖炭翁 上阳白发人 买花 轻肥 长恨歌 琵琶行并序 赋得古原草送别 寄上浮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圭阝]弟妹 问刘十九 后宫词 暮江吟 钱塘湖春行 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

啧啧雀引雏，梢梢笋成竹。 时物感人情，忆我故乡曲。 故园渭水上，十载事樵牧。 手种榆柳成，阴阴覆墙屋。 兔隐豆苗肥，鸟鸣桑椹熟。 前年当此时，与尔同游瞩。 诗书课弟侄，农圃资童仆。

日暮麦登场，天时蚕坼蔟。弄泉南涧坐，待月东亭宿。 兴发饮数杯，闷来棋一局。 一朝忽分散，万里仍羁束。 井鲋思返泉，笼莺悔出谷。 九江地卑湿，四月天炎燠。 苦雨初入梅，瘴云稍含毒。

泥秧水畦稻，灰种(上余下田)田栗。 已讶殊岁时，仍嗟异风俗。 闲登郡楼望，日落江山绿。 归雁拂乡心，平湖断人目。 殊方我漂泊，旧里君幽独。 何时同一瓢，饮水心亦足。

寄微之三首

江州望通州，天涯与地末。 有山万丈高，有水千里阔。 间之以云雾，飞鸟不可越。 谁知千古险，为我二人设。 通州君初到，郁郁愁如结。 江州我方去，迢迢行未歇。 道路日乖隔，音信日断绝。 因风欲寄语，地远声不彻。 生当复相逢，死当从此别。

君游襄阳日，我在长安住。 今君在通州，我过襄阳去。 襄阳九里郭，楼堞连云树。 顾此稍依依，是君旧游处。 苍茫蒹葭水，中有浔阳路。 此去更相思，江西少亲故。 去国日已远，喜逢物似人。 如何含此意，江上坐思君。 有如河岳气，相合方氛氲。 狂风吹中绝，两处成孤云。 风回终有时，云合岂无因? 努力各自爱，穷通我尔身。

送兄弟回雪夜

日晦云气黄，东北风切切。 时从村南还，新与兄弟别。 离襟泪犹湿，回马嘶未歇。 欲归一室坐，天阴多无月。 夜长火消尽，岁暮雨凝结。 寂寞满炉灰，飘零上阶雪。 对雪画寒灰，残灯明复灭。 灰死如我心，雪白如我发。 所遇皆如此，顷刻堪愁绝。 回念入坐忘，转忧作禅悦。 平生洗心法，正为今宵设。

和元九悼往 感旧蚊帱作。

美人别君去，自去无处寻。 旧物零落尽，此情安可任? 唯有缬纱幌，尘埃日夜侵。 馨香与颜色，不似旧时深。 透影灯耿耿，笼光月沉沉。 中有孤眠客，秋凉生夜衾。

旧宅牡丹院，新坟松柏林。梦中咸阳泪，觉后江陵心。 含此隔年恨，发为中夜吟。 无论君自感，闻者欲沾襟。

卖炭翁

卖炭翁，

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 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 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 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 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 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 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 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 千余斤，

官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 系向牛头充炭直。

上阳白发人

天宝五载已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 六宫有美色者，辄臵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 尚存焉。

第二篇：白居易的诗歌特点

在古代，植物的一些特殊品质常被诗人用来表述自己的品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白居易的诗歌特点，希望大家喜欢。

白居易一生热爱种植，其生活的四周种满了各式各样的植物，但在其诗作中描述得最多的就是“松、竹、莲”。松、竹位列岁寒三友之列，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的毅力，而莲出淤泥而不染，自珍自爱，正直坚贞。这些其实都是白居易自身人格的真实写照，白居易将自己的人格意于“松、竹、莲”之中，既含蓄又明显。

白居易闲适诗艺术特色

白居易的闲适诗与养生诗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同点，所以本文关于白居易闲适诗艺术特色的描述着重于与养生诗的不同点，主要是遣词用句及修辞手法。

(一)白居易闲适诗的遣词用句

1.叠字的使用

叠词，顾名思义就是重复、重叠的词，例如“声声、皎皎”等。叠词是一种很常见的修辞手法，它的特点就是利用汉语音节，使诗词在结构上显得更加工整，在节奏上显得更加有韵律美。使用叠词描述声音时，会使声音更具真实性;使用叠词描述景物颜色时，会使景物带给人们更多视觉上的美感。白居易的闲适诗中通过使用叠词，使其看似平淡的生活更显趣味，也更具有吸引力。

2.喜用数量词

数量词的运用，会使得整首诗更具带入感，“两只”“一双”等数量词的简单使用，会使得诗词所描述的画面更具真实性。读者在品读诗句时，可以在脑海中将诗句化作一幅图，形象又生动，既便于理解又便于记忆。白居易闲适诗中常常使用数量词，这不仅与其描述的内容有关，更与其自身生活特点及人格特点有关。

(二)白居易闲适诗的修辞艺术

首先是浅显的比喻。白居易闲适诗的创作仍以日常生活为题材，讲究写实，虽然白居易不会过多地运用夸张的比喻，但白居易还是会运用一些浅显的比喻来给自己的诗词润色，使其更具吸引力和关注度。白居易主张平淡闲适度日，又不失对人生的思考，为了使其写作风格与其个人人格相符，白居易摒除了使用华丽及夸张的修饰，而是转用易于被大家所理解而又不失诗人风范的浅显的比喻。这种比喻方式在白居易的诗中经常可见。

其次是平易的典故。古代的用典就是运用各种典故来讲述自己的观点，也可为自己的诗词润色。如果只是粗略地品读白居易的闲适诗，很难发现有用典，但如果细细品味，其用典之处还是相当多的。这说明白居易有着丰富的典籍知识，能熟练透析地了解典故的内容，从而将其中更为平民化的小点运用到自己的诗词中，使得自己的诗词既能达到平易近人之效，又能运用典故阐明自己的观点。

白居易亲情诗艺术特色

白居易的亲情诗主要是讲述白居易对亲人的关爱及思念，虽然其艺术特色也有与上述两种诗相类似的地方，但它也有其特殊之处，主要就是其在亲情诗的创作中，在抒情时不忘讲明道理，喜欢运用主客颠倒的“对写法”。

(一)抒情中偏爱说理

白居易的亲情诗从表面看是抒发对亲人的思念及关爱，但细致品读不难发现，其大多数诗词在后半段更加注重的是说理。也就是一首亲情诗的前半段描述思念，后半段以对亲人的思念有感而发，引出相关哲学、心理学甚至佛学的道理，使得思亲有情有理。白居易这种亲情诗的撰写方式更容易引起读者共鸣，也不会被后人定位为“无病呻吟”，也能以其独特的方式与其他诗词区分开来。

(二)“对写法”的运用

所谓对写法，就是“主客颠倒”，将原本的抒情主体和抒情对象相调换。这是古代描述思亲诗句中常用的写作手法。白居易的亲情诗中，绝大部分描述的都是白居易的友人或者亲人在某地思念白居易，很少描写白居易对亲人和友人的思念，这就是典型的对写法。这种手法的运用可以更加强调诗人对友人与亲人的思念，有一层递进的关系，就是你在想念我的同时，其实我也非常地想念你。这种反弹琵琶式的抒情既达到了抒发思念之情的效果，又不会显得自己柔弱不堪，不会现出自己的寂寞与孤独。

白居易的诗歌虽然很大程度上具有共同的艺术特色，但是将其分为不同类型进行描述，会得到更加准确的艺术特色。本文从养生诗、闲适诗和亲情诗三类看似可以归为一类的诗词入手，主要介绍了养生诗的艺术特色，又从闲适诗和亲情诗上对白居易的诗歌艺术特色加以补充，使其更加完整，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第三篇：白居易诗歌的语言特色

主要成就是新乐府运动主要倡导者、写下了不少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小编整理的白居易诗歌的语言特色，供参考!

语言特色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

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生平简介：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县东郭宅(今河南新郑市城关乡东郭寺)。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

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

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 《池上》。

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臣，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 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

元和十年，因率先上书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

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

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

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铭。

白居易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

诗歌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当他受皇帝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个人感受。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很多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同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争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许多诗人，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除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

由上可以知道，白居易不仅在诗歌上给予后人有很大的影响，更是以其超然自适的性格和人生智慧赢的文人的尊敬与崇拜。他的一生，影响深远。

第四篇：白居易诗歌集锦

著名诗人白居易写过许多的诗词，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白居易诗歌集锦，欢迎参考阅读!

青门柳

青青一树伤心色，曾入几人离恨中。

为近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减春风。

译文

柳树的青色却是让人伤心的颜色，多少个离别的人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中分别。

附近的关卡周围也全是送别的人，每个人都折柳来送离别的友人。

阴雨

岚雾今朝重，江山此地深。

滩声秋更急，峡气晓多阴。

望阙云遮眼，思乡雨滴心。

将何慰幽独，赖此北窗琴。

译文

今天的山岚雾霭特别的重，天涯广阔这里却是如此的偏僻深远。闻见滩头江水带来的秋意扑面而来，山谷的气候湿润，晴天也多像阴天。

望向帝京但是云遮住了眼，想着故乡，檐上的雨一滴滴的滴到心里。用什么来安慰我这幽深彷徨的思绪，唯赖这北窗下的琴来解我心中孤独。

买花 / 牡丹

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

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

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

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

上张幄幕庇，旁织巴篱护。

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

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

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

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

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译文

这一年暮春，长安城中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原来是到了牡丹盛开的时节，长安城里的名门大户纷纷相随前去买花。牡丹花的价钱贵贱不一，价钱多少以花的品种来定。这里的牡丹有的枝繁叶茂，鲜红欲滴，小小的束花，要付五捆白绢的价钱。它们被精心呵护着，主人还给张上了帷幕，筑起了樊篱，辛勤浇灌之余还培上了最肥沃的土，因此花的颜色还和以前一样鲜艳。家家习以为俗，更没有人认为是错的。有一个老农无意中也来到了买花的地方。目睹此情景，不由得低头长叹，然而此叹又有谁在意呢：这一丛深色的牡丹花价钱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一年的赋税了。

二月二日

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

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

咏菊

一夜新霜著瓦轻，芭蕉新折败荷倾。

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

赏析

初降的霜轻轻的附着在瓦上，芭蕉和荷花无法耐住严寒，或折断，或歪斜，惟有那东边篱笆附近的菊花，在寒冷中傲然而立，金粟般的花蕊初开让清晨更多了一丝清香。

夜里寒霜袭来，本来就残破的芭蕉和和残荷看起来更加不堪。只有篱笆边的菊花，金黄色的花朵在清晨的阳光下看起来更加艳丽。用霜降之时，芭蕉的新折和荷叶的残败来反衬东篱菊的清绝耐寒。此诗赞赏菊花凌寒的品格。

整诗是借咏菊之耐寒傲冷逸清香亮霜景，自况言志的。

浪淘沙·借问江潮与海水

借问江潮与海水，何似君情与妾心?

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觉海非深。

赏析

这首词形式与七言绝句相同，本来是白居易的自度曲，“相恨不如潮有信”句诗人化用了李益《江南曲》诗意：“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在中唐当时，官府重商弃农，盐商和珠宝大贾成为一个特殊阶层，“姓名不在县籍中”，“不属州县属天子”，他们牟取暴利，生活豪奢，“商人重利轻离别”、“日日逐利西复东”，故商人妇便更要常受“来去江口守空船”之苦。这首词通过自问自答的形式来写闺情。词人通过对一位复杂微妙的闺中女子内心矛盾的刻画，真实地表现出她对爱情的忠贞和被人抛弃的悲惨境遇。

“借问江潮与海水，何似君情与妾心”首二句劈空发问，以水喻情。“江潮”常汹涌而来，倏忽而去，与薄幸人起初热烈却又转瞬即逝的爱情极为相似。大海既深且广，有如思妇对情人的思念。但词中思妇却并不这么看，她认为江和海水不能与自己的情意相比。“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觉海非深”，上二句设问，这两句予以回答。“江潮”纵然倏忽而逝，但它有日日夜夜有来有往，而那负心郎呢?他走后却再没有音信。海水纵然很深，却不及自己对“君”的情意深厚。真是“君心不如潮，妾心深过海”。词以“君心”比“江潮”，以“妾心”比“海水”，十分贴切自然，读之叫人拍手称妙。这首词虽写闺情，却是以欢情来显现，形式清新活泼。

鸟

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

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第五篇：试论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创新

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胡锦涛总书记深刻指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推动我国发展的迫切需要,是落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的迫切需要,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迫切需要,并要求我们要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大意义。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领会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思想统一到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进一步提高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重大意义的认识,更加主动、更加积极、更加有效地开展好学习实践活动。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基于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深切愿望,基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基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履行党的执政使命作出的重要结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是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义,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只有紧紧抓住和搞好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民的愿望,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把握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关键。 第一要义是发展,又要求我们坚持又好又快发展,又好又快发展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好”与“快”互为条件,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又好又快,要求快以好为前提,忽视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惜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片面追求一时的高速度,势必会造成大起大落,就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同时,快也是好的必要条件,较快增长本身就是较好发展的重要基础,只有保持较快的增长,才能抓住机遇,不断增强经济实力,使经济增长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深刻理解以人为本,才能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切实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把握。首先是“人”这个概念。“人”在哲学上,常常和两个东西相对,一个是神,一个是物,人是相对于神和物而言的。因此,提出以人为本,要么是相对于以神为本,要么是相对于以物为本。大致说来,西方早期的人本思想,主要是相对于神本思想,主张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强调把人的价值放到首位。中国历史上的人本思想,主要是强调人贵于物”,“天地万物,唯人为贵”。《论语》记载,马棚失火,孔子问伤人了吗?不问马。说明在孔子看来,人比马重要。在现代社会,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作为一种发展观,人本思想都主要是相对于物本思想而提出来的。

其次是“本”这个概念。“本”在哲学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世界的“本原”,一种是事物的“根本”。以人为本的本,不是“本原”的本,是“根本”的本,它与“末”相对。以人为本,是哲学价值论概念,不是哲学本体论概念。提出以人为本,不是要回答什么是世界的本原,人、神、物之间,谁产生谁,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而是要回答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什么最重要、什么最根本、什么最值得我们关注。以人为本,就是说,与神、与物相比,人更重要、更根本,不能本末倒置,不能舍本求末。以人为本思想是我们党摒弃了旧哲学人本思想中的局限和理论缺陷,借鉴国际经验教训,针对当前我国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种片面的、不科学的发展观而提出来的。这种片面的、不科学的发展观认为,发展就是经济的快速运行,就是GDP的高速增长,它忽视甚至损害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这种发展观“见物不见人”,其实质是一种“以物为本”的思想,它和以人为本所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目的是以人的发展统领经济、社会发展,使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与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相一致,使发展的结果与发展的目标相统一。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不仅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回答了为什么发展、发展“为了谁”的问题;而且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回答了怎样发展、发展“依靠谁”的问题。“为了谁”和“依靠谁”是分不开的。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二者的统一构成以人为本的完整内容。只讲根本目的,不讲根本动力,或者只讲根本动力,不讲根本目的,都不符合唯物史观。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同时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并不断深化的。全面发展,是指各方面都要发展;协调发展,是指各方面的发展要相互适应;可持续发展,是指发展进程要有持久性、连续性。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来强调,是从全局高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体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持这一基本要求,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以征服自然为目的,以科学技术为手段,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动力的传统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使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转化为毁害人类自身的力量。人们在试图征服自然的同时,往往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被自然征服的对象。例如,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资源浪费、城市缺水,这一系列问题都向人们发出警示:人类的行为如果违背自然规律,必将遭到自然的惩罚。其实,恩格斯早就告诫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而今天,我们依然在“交学费”。这一切告诉我们:决不能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找到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找到一条生态与经济“双赢”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我们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一是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亟待扭转。近年来城市困难群体的出现,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现实极不协调。二是在很多人眼中,发展似乎就是增长,从而造成了经济高增长、社会低发展的失衡局面。我国经济发展了,经济结构调整了,但社会结构却没有相应调整,社会事业还没有得到相应发展。三是在经济日趋活跃、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社会经济秩序的规范问题变得日益突出起来。四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经济发展要讲究“效率”,社会发展要讲究“公平”。现在的情况是,一些地方往往只重视效率,不重视公平。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只有经济发展而没有社会发展不叫全面发展,同样,只有经济和社会发展而没有人的发展也不叫全面发展。新发展观突出发展是以人为本,正是抓住了发展的核心和本质。为此,要逐步增加各项社会发展、生态资源、环境建设的投入,特别是要加大对社会管理和公共卫生、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对那些能够帮助贫困群体、失业群体和弱势群体重新融入社会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重新获得机会发展的项目,更应给予优先考虑,尽快形成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我们无法设想,在一个工业文明高度发达但人们利益存在严重对立和冲突的社会里,人与自然的关系会处于“田园牧歌”式的和谐状态。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发展,首先是建立相互尊重、理解、信任和关心的良好人际关系。其次,要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党群之间、各阶层之间、不同地区人群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再次,必须关注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其中最根本的是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即提高人的教育水平、文化品位、精神追求和道德修养。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深刻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规律,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发展问题上的科学运用,是我们党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关系的智慧结晶。统筹兼顾是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历史经验,是我们处理各方面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的重大战略方针,也是我们一贯坚持的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统筹兼顾的战略思想。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必须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使各个方面的发展相适应、相协调。党的十七大把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在“五个统筹”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关于统筹兼顾的丰富内容。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我们要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必须更加自觉地运用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只有坚持统筹兼顾,我们才能真正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问题,真正处理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方面具体利益的关系,真正把广大人民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形成广泛共识、集聚强大力量。□

(编辑/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