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科学论文

2022-05-12

小编精心整理了《中国工程科学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科技创新是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大科学工程的成功开展则是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有效创新管理模式是大科学工程良好运行与目标达成的根本保证。

第一篇：中国工程科学论文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如何回答中国问题

2017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四十周年时强调，希望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研究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面对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重要论断，为我们做好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回答中国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起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有着优良的传统，那就是不断回答中国的问题，用新的理论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引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中国近代的落后，很大程度上是与封建落后文化有关，中国封建的农耕文明抵御不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研究中国问题，回答了要进行什么样的革命、如何进行革命等重大问题，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逐步发展起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得以建立。这些科学的理论和先进的文化，引領和推动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中国的发展进步打下了制度基础。在前苏联暴露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后，又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和观点，为后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创立科学发展观，在新的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研究回答治党治国治军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等，全面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演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也逐步发展起来。回顾这一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靠的是回答中国问题，而对中国问题的科学回答，又推动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

新形势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还面临很多需要回答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如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如何提高改革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集中显现的新形势，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这五个方面的“面对”、“如何”和“迫切需要”，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指明了努力方向。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他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为自己的奋斗目标。90多年来，一方面，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人人平等、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观，始终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政治立场。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

1978年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从前苏联学过来的，经济方面是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单一农业集体经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逐步发生了改变，认为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所以纯而又纯，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落后基础上的，无法实行那样的社会主义。中国长时间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就要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允许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并存，允许农业以家庭为单位经营，还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的先进经验。

中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国情和新的时代特征，赋予了许多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背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背弃社会主义，而是更好地发展了社会主义。中国人民从实践的比较中欢迎这样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也赢得了良好声誉。

反观已经垮台的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教条地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前苏东地区没有发展，表面上很坚持，但是教条式的僵化的坚持，坚持的都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以前的说法，没有发展，跟现实的某些方面对不上号了。比如说，马克思当年讲资本主义，每个毛孔都充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工人阶级不光有相对贫困化，还有绝对贫困化，工人阶级也没有民主权利。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很宽，保障水平很高，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明显缓解。还有，社会主义也跟马克思说的不一样。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基础上的，是纯而又纯的理想状态。但包括前苏联、中国在内的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那样的基础，只有落后的基础，实践中又走了弯路，没有哪个国家有马克思说的那么理想。这样，过去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些说法与现实发生了较大的反差，一种理论连现实都解释不清楚，怎么指导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成功。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验时指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研究新问题，得出新结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总结中国的实践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总书记提出的这些要求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走过了有些国家用一百多年甚至更长时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经济高速发展，政治社会稳定，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这种局面不仅在中国历史上难得，在世界范围内也少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很值得总结。

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温饱问题迅速解决，城镇居民也得到了丰富的农副产品供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用市场配置资源，让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告别了短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使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在经济总量、纳税额、就业人口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对外开放带来了外国的资金、技术、先进设备、先进的管理理念，还带来了一些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例如，现行的公务员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股票、基金等，都是从其他国家学来并丰富和发展的。开放还带来了国外的资源能源，带来巨大的国际市场份额。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广泛吸纳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社会主义，没有这样的吸纳，绝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

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表现出明显优势。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各党派为了国家发展、人民福祉共同协商。中国共产党实行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即重要决策由各级党委集体做出，然后由政府、人大、政协等有关各方具体实施。这样的政党制度和领导体制，能够有效避免政治上的争拗和内耗，保持政治稳定和政策连续性，还有决策的高效性和很强的执行力。中国共产党实行党管干部的原则，干部的选拔、管理等都由党来负责，这就容易保证党的团结统一。选拔干部强调政绩和多岗位锻炼，既能积累干部的经验，又能增强他们的能力和素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能保持国家的团结统一，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使中国的民主真实普遍。

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并使之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一定可以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這样的总结，有助于党员干部和群众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有助于国外人士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多一些理解和尊重，也能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只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就一定能够大有作为，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

（选自2017年第6期《党建》杂志作者系中央党校教务部主任、教授）

作者：谢春涛

第二篇：中国特色大科学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构建研究

摘要：科技创新是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大科学工程的成功开展则是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有效创新管理模式是大科学工程良好运行与目标达成的根本保证。基于全生命周期管理理论，本文探求有效地协调运用好各方资源，并结合其性质和特征构建中国特色的大科学工程管理模式：遵循中国大科学工程高度集体协作和系统化管理“三步棋”思想，继承我国“行政”+“技术”两条线管理模式，根据大科学工程特点及其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需求，通过研究把大科学工程生命周期划分为顶层设计、预先研究、项目评审、实施管理、项目验收、成果转化、项目后评价等七个阶段，并由此总结出各阶段的设计结果。

关键词：大科学工程;全生命周期;科技创新;管理模式

收稿日期：2019-08-20

引言

当下，世界范围内各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其中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则是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实践证明，谁掌握了高技术，抢占到科技的“制高点”和前沿阵地，谁就可以在经济上更加繁荣，政治上更加独立，战略上更加主动。因此，世界各国都将科技创新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计划，并且投入大量的资金作为支持。各国为了拓展前沿技术，越来越重视重大科学工程项目的实施，以期引领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潮流。对于发展中国家，大科学工程的成功开展，是造就新的追赶和跨越机会的重要手段，是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1]目前我国已投入大量资金用于重大科学工程建设。[2]

通常情况下，大科学工程项目由国家层面立项，由财政直接拨款，包括基础性研究、大型科研装置和网络系统等研究。[3-4]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两弹一星”还是载人航天，包括杂交水稻等大科学工程项目的实施，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国家竞争力。一方面，中国大科学工程项目的成功实施离不开高度集体协作的科研创新系统;[5]另一方面，中国大科学工程形成了特有的系统化管理思想—— “三步棋”，即所谓的“预先研究——研制定型——生产”。[6]

由于大科学工程具有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多学科交叉、规模复杂且事关国家利益等特点，同时又涉及技术、经济、组织和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存在不可预测的条件限制和变动性，因而对其组织和管理提出了极高的要求。[7]大科学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重点是如何协调和运用各方资源，围绕大科学工程全生命周期，有效开展各项管理工作。[8]因此，要开展大科学工程并对其实现有效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应由国家综合考虑，结合大科学工程的性质和特征，合理设计组织管理体系，并在实现大科学工程的目标和高效管理上进行统筹规划，保障组织在科学和高效的环境下对大科学工程全生命周期实施有效管理。[9]基于以上，为了有助于我国大科学工程高效率、高质量的完成，本研究提出基于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的大科学工程管理方式，试图构建符合我国在建大科学工程项目要求、富有中国特色的大科学工程管理模式。

一、大科学工程管理模式研究综述

大科学工程即是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科技、工程、经济、管理等综合实力的重要表现。[10-11]已有文献围绕大科学工程管理内涵与管理模式进行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研究基础。针对大科学工程的内涵和范畴，贺新闻和王艳(2012)认为，大科学工程是国家或者国际组织为了实现重大科技项目创新，依托政府、科研机构等组织多元合作，实现核心关键技术突破与重大科技成果研发的活动。[12]大科学工程是大科学装置的建设与运营，其是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性研究设施，[13]是兼具工程性与研究性双重特点的大型科研项目，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从资金来源和项目的社会价值来看，大科学工程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从研发的周期来看，大科学工程从项目立项到验收的全过程都充满着创新的不确定性。[14]大科学工程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科技创新意义重大，建设周期长、建设规模大、资金需求大;二是具有工程与研发双重性，其工程项目需求大，工程管理任务繁重;三是项目产出属于科学知识与技术成果，从长远来看具有推动科技革命的技术潜能。[15]正是基于以上特点，大科学工程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决定着大科学工程有序开展和创新性价值的提升。针对大科学工程管理方式与模式的研究，戴国庆(2005)认为，在大科学工程建造、运营的整个周期范围内，为了确保研究目标的实现，需要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因此建立贯穿全过程的财务管理系统十分必要。[16]罗小安等(2007)从技术风险、环境风险、管理风险等角度分析了大科學工程的风险管理体系，认为大科学工程应该建立专门的风险管理体系，以围绕项目的有序实施进行全面风险管理。[17]肖显静和陆群峰(2008)研究了“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大科学工程的管理模式，认为建立科学的组织管理体系、合理的组织结构层次、有效的监理制度、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是该项目成功运行的关键。[18]邢超(2012)研究认为，大科学工程的有效管理可以通过产业链的确定性来引导各类科技资源化解创新链中的不确定性。[19]张丽娟(2018)研究了俄罗斯NICA大科学工程的管理模式，认为该项目成功实施的关键是通过组建大科学理事会来管理和监督合作研究协议的执行与落实。[20]刘昱东(2013)提出“两弹一星”工程的管理创新是突破了传统大科学工程“行政+技术”的管理模式，建立了政治、行政加技术三者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管理模式。[21]刘楠等(2016)基于需求方与供应商双方“共赢”理念，从供应商能力、服务水平、合作基础等维度构建了大科学工程的战略合作伙伴供应管理体系，实现了大科学工程供应商稳固化、互惠化、长期化管理。[22]仲平等(2017)分析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MREFC计划围绕大科学工程所设计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指出在项目立项、项目设计、项目建设、项目运营与项目终止五个阶段建立全生命周期的项目监管机制，同时在项目各阶段之间建立多个内外部评审与管理环节，能够确保大科学项目管理的科学有序。[23]张光军等(2018)运用修正区间Shapley值法，研究了大科学工程合同风险分担比例的科学参考区间，构建了更为科学合理的大科学合同风险分担体系。[24]张光军等(2018)以神光Ⅲ激光装置建设项目为例，从组织实施层与决策层、组织实施层与任务承担层、组织实施层内部、评估与监督管理层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科学工程管理模式。[25]张志会和马连轶(2018)研究了“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大科学工程的管理模式，认为行“首席科学家+工程两总”的管理模式是项目有序实施的关键，分布式天地大系统实现了各类项目资源的协同创新。[26]任振等(2019)构建了项目管理与职能管理优势互补的多层次复合式管理模式。[27]

综上可知，学者们对国内外大科学工程管理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已有研究对我国大科学工程管理模式的系统性研究较为匮乏，更多地是的围绕组织体系、财务管理、协同创新等角度进行分析，鲜有学者从全生命周期视角来研究大科学工程的整体管理问题。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通过将大科学工程生命周期划分为：顶层设计、预先研究、项目评审、实施管理、项目验收、成果转化、项目后评价等七个阶段，围绕大科学工程全流程管理，提出了大科学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并就每个阶段中国大科学工程管理的特点，提出了具体的管理策略。

二、中国特色大科学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框架

我国大科学工程管理模式及其主要生命周期如图1所示，主要由党中央、国务院、政府科技部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和专项领导小组构成的决策层;专项办公室、专项牵头组织单位、专项总体组、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等构成的组织层;任务承接单位构成的实施层和评估机构等监督层相互协调，共同实施对大科学工程的管理。[28]为了有利于大科学工程更有效和系统的完成，笔者面向宏观统筹设计了大科学工程的组织管理模式，在决策层由党中央、国务院直接指导，成立“专项领导小组”和专家委员会，同时继承我国“行政”+“技术”两条指挥线的管理模式，总技术系统和总指挥系统下设行政管理委员会、技术管理委员会和财政管理委员会，分别负责资金管理、行政管理和技术管理。组织层设大科学工程牵头单位，实现总指挥系统和总设计师系统有机配合。[29]其中，总指挥系统下设管理协调中心，总设计师系统下设攻关组和技术组。在实施层，根据协办单位参与任务的不同将其分为核心层、紧密层和协作层，配合项目完成。最后，组建相应的股份制企业推进大科学工程的成果推广与产业化。

基于我国大科学工程的性质和特征以及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在进行大科学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构建时，应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面向宏观统筹和中观协调层面配合我国大科学工程组织管理模式，把握好大科学工程的有效性和系统性，实现重点控制和全生命周期管理。二是基于项目管理的理论与方法以及项目群集成、协同等管理手段，结合大科学工程管理的特殊性，合理划分大科学工程的生命周期，为有效管理大科学工程的全生命周期提供依据。三是明确生命周期中各阶段的控制重点，分阶段识别关键问题，对关键问题实施关键管理，全面实现大科学工程风险、成本、质量等与大科学工程生命周期的有效结合。四是基于我国国情，合理借鉴和引进国外大科学工程管理的经验，在继承和发扬“技术”+“行政”管理模式的同时促进产学研联合研究，并且要注重我国合同约束机制的完善，最终使得整个大科学工程形成协同一致的有机整体，保障大科学工程目标的实现。

(一)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是一项工程“整体理念”的具体化，直接关系到国家宏观指导作用的发挥，因此，顶层设计必须进行系统思考，以更好地指导大科学工程项目的实施，进而有效解决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在进行大科学工程顶层设计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大科学工程的目标模式、框架结构、重点领域、方式方法、运行机制和成本收益等方面的问题在国家最高决策层主导下做出战略性和系统化的总体安排与部署。具体来说，就是对大科学工程的需求目标进行整体把握，从宏观上确定大科学工程的运行机制和管理的组织框架，指导大科学工程的协同发展和高效完成。

顶层设计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准确识别国家科技发展需求，合理选择大科学工程。这就要进行完整细致的需求调研，掌握大科学工程的战略方向，采取合理的需求分析工具和流程。在大科学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设计中，应按照以下流程进行需求分析：第一，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科技发展现状及研究趋势出发，通过德尔菲调查等方法，实现技术预见，识别大科学工程的战略领域和关键问题;第二，认真分析项目涉及到的关键问题，明确科技作用点;第三，充分了解技术发展方向，制定合理的科技作用计划。计划必须详细到每一年重点支持领域;第四，通过绘制技术路线图，征集和项目实施相关的建议，通过提炼之后得到组织方案;第五，通过对大科学工程的总体评估，归纳整理项目的关键技术，明确其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制定相应的技术路线，不断改进和完善技术路线;第六，报决策部门研究决策。

大科学工程项目的选择应在规划主体的精心组织下，使用技术预见方法，结合科技规划目标，按照一定的编制程序组织来进行，具体的实施方式见图2所示。通过科技发展水平、经济社会需求这两个因素与大科学工程发生因果关系。一方面科技发展水平影响着技术预见的结果即战略研究领域和技术群，技术预见能帮助大科学工程选择正确的领域，并确定合理的关键技术，为大科学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另一方面，技术预见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受到经济社会需求的影响，重大科技专项实施有利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瓶颈，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技术预见把产学研的专家组织起来，通过灵活使用以需求为导向的需求调研法、以技术为导向的专家咨询法、技术与需求兼顾的市场德尔菲法，按照启动和准备、调研分析、评估和遴选以及选定和实施四个阶段分步合理实施，以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确定战略研究领域和技术群。

(二)预先研究

大科学工程在建设之前应进行预先研究，包括关键技术、样机研制、非标加工设备等。预先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降低工程的实施风险，同时使得工程能够顺利实施。[30]领域预研对科学研究而言至关重要，是具有战略价值的研究工作，一方面可以将其视为技术演习另一方面是培养人才队伍和积累宝贵经验的过程。具体来说，首先需要组建一支素质过硬的专业人才队伍，其次是要制定合理的预研管理方法并严格执行，最后是要将科技成果转化预期充分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保证科技项目顺利实施的必要前提。完成了上述前期工作之后，接下来需要发布立项指南，以保证审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预研阶段应尽可能地和企业之间进行协作，一方面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资助，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其自主监督机制，提高项目实施水平。同时，按照“体现国家目标、促进自主创新、加强统筹协调、明确权责划分、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效率”的原则，建立多元化、公开化的管理制度。

大科学工程预先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对大科学工程可能涉及的新原理、新技术等进行预先研究与验证;第二，对工程建设与运行过程中大量使用的部件、样机及大型设备模型机等进行研制;第三，对子系统或者核心部件不同的技术方案进行实验检驗，对系统与部件之间的协调关系进行预先判断;第四，建立项目质量控制体系，准备项目质量与项目验收评估所需要的检测检验设备与仪器;第五，对项目的关键环节、关键设备、关键技术骨干进行分析;第六，对工程项目实施的外部环境进行评估;第七，对项目各个阶段的建设目标、建设方案、建设要求、设备情况及人员状态等进行综合评估，重点分析项目各个阶段的投入产出情况。

(三)项目评审

我国的大科学工程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完成制定，并明确计划制定的基本原则，同时给出相应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项目指南。政府部门和各领域创新团队根据项目指南和要求进行项目申报。由政府部门和业内专家对项目申报进行评审，最终综合评价给出项目承担结果。事实上，大科学工程立项是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结果，由政府与市场主体组织立项，立项时需要明确其时间和范围，并提出应用科学技术的发展目标，给出实施大科学工程研究的具体要求。大科学工程立项与评审流程如下：

⒈发布指南。参考科技发展规划的总体目标，科技管理部门首先需要对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有准确的认识，同时将其与科技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按照预先研究结果制定合理的计划，一般计划的时间周期为5年或者10年，经过专家与相应部门确认之后发布项目指南。

⒉项目申请。首先必须保证所申请项目和科技发展需求一致，其次要保证申请项目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最后是保证发展规划、总体部署以及计划安排等满足基本要求。申请的渠道主要参考行政隶属关系，也可以通过行业和科技管理部门推荐，并且通过科技计划项目管理部门受理。

⒊立项评估。立项评估是项目管理的核心环节，是对项目经济社会效益进行权衡比较的重要手段。因此，项目评估需要明确立项的必要性、目标的可行性、技术路线的合理性、科技成果的应用及项目实施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储备情况等。

⒋资金来源。现阶段国家级科技项目资金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出资，二是企业注资。事实上，项目顺利实施和成果转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两种资金比例的影响。

⒌项目审批。对于大科学工程而言，立项审批环节至关重要，通常需要专家咨询与政府决策相结合的立项审批制度。两种方式结合，既反映了政府推动大科学发展的行政意志，又保证了项目立项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⒍合同签署。合同签署是项目内容与实施管理方法更加明晰的必要手段。结合审批后的可行性报告，项目承担者需要填写相应的合同。在签约各方审核无误前提下完成签订，合同必须经过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核准。

(四)实施管理

⒈明确关键过程控制内容。大型试验的加载点安装、试验调试是已识别出的影响试验质量的关键过程，试验研究室可根据不同试验项目的特点及关键特性识别出其他关键过程，一并填入关键过程明细表，明确关键过程控制项目及内容。

⒉进度跟踪控制。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为了适应外界技术环境的动态变化，必须通过进度跟踪管理及时调整目标。同时，还应周期性地提供总结报告，通过检查与评议及时跟进项目的实施情况，时间周期的设定需要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而定。大科学工程进度跟踪的主要内容包括：明确项目实施的真实进度，并分析其对项目总体进度产生的影响，在进度计划中纳入变更的信息，在计划变更后重新计算进度，对项目的总体进度进行有效控制。

⒊完善风险监控体系。大科学工程项目的创新性较强，其所面临的未知风险较高，这也使得项目管理风险较大。若忽略这些风险对项目实施的影响，缺乏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将会对项目的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很大的损失。具体方式可包括：第一，引进项目风险评估系统;第二，采用多种监管方式，实行全过程风险控制;第三，实行多元化投资体制;第四，完善政策法规，规范监控责任制。

⒋完善中期评估体系。中期评估能够帮助项目管理机构更好地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对项目实施情况与预定目标进行管控。评估的主要依据是科技活动的实际效果，同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预测并给出科学的建议。中期评估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中止相关项目，以减少损失，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为后期项目的顺利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

(五)项目验收

科技部门需要在大科学工程结题时对其进行全面验收，验收的主要目的是评估承研单位是否完成预期的科研任务。

⒈验收材料的准备。项目验收之前应将相关资料准备齐全，且资料的繁简程度应科学合理，将重点资料凸显出来。通常情况下，承担项目的责任方需要提供以下几方面的材料：一是对整个项目研发工作的总结;二是项目的技术分析报告;三是建设中的试验基地介绍;四是项目合同;五是科技成果鉴定资料;六是示范点相关信息介绍。

⒉验收方式。项目验收之前需要明确其级别高低，不同验收级别所对应的深度存在较大差异，若验收级别过大，验收的深度就有限;验收级别过小，验收时间又太长，因此要结合实际考虑可操作性，选择合适的验收级别和验收方式。项目验收方式主要有书面验收和会议验收，对大科学工程项目应采用会议验收的方式，可借鉴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检查方式进行逐级验收，以减轻管理部门时间和技术上的成本。

⒊验收意见。验收意见是对具体大科学工程的完成情况、设定目标的达成情况、技术创新的先进程度、项目经费的使用情况等进行总体评价。验收意见最终表现为验收结论，即通过验收、暂缓验收或不通过验收。对于暂缓验收的项目，应给出明确的原因和下次验收的具体时间;对于验收结论为未通过的项目，需要指出具体原因，并问责项目承担单位与责任人。项目验收结束后，主管部门应针对项目验收意见出具最终的结题通知，未通过验收的应宣告该项目结束，并对项目经费进行清算。

⒋建档与移交。在大科学工程项目验收前，应将项目的技术文件和实验记录等进行建档整理，待项目验收后进行档案资料移交。具备建档条件的含义是主要的技术文件或记录。科研活动的档案由项目组移交到档案管理部门是保证项目期间产生的科研成果归国家或单位所有的必须手段，而研制的硬件产品向资产管理部门移交是证明硬件研制完成的标志，必须明确要求项目结束一定时间内应完成建档与移交工作。

(六)成果转化

大科学工程项目成果转化是指对取得的有价值的科技成果进行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等的一系列活动使大科学工程取得的成果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推动大科学工程成果的商业化和产业化。通过成果转化能够使大科学工程成果走向市场，实现有偿转让，得到相应的价值认可，进而帮助大科学工程成果形成科技产业，实现效益最大化。所以，大科学工程项目成果转化是项目成败的最终检验标准，因此，科学有效的成果转化过程是必不可少的。

⒈大科学工程项目成果转化模式。大科学工程项目成果转化可以通过多种模式实现，但在本项目组设计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框架下，笔者建议根据大科学工程项目的特点和不同的合作方式来选择适宜的成果转化模式。第一，属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或企业自身研究的大科学工程项目成果转化宜采用自行投产模式。如果使用自行投产方式，交易手续费可大幅度降低，也可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果泄露问题。此外，内部科研人员对技术水平与生产现状有清楚的认识，有利于对科技成果进行二次开发和产业化。第二，若是由科研院所或大专院校自身研究的大科学工程项目成果转化可采取技术转让模式。技术转让模式是通过有偿方式将科研项目成果转让或许可企业使用，该模式虽涉及到成果拥有方、需求方和中介，但有利于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第三，若成果属于少数几家核心企业实施的战略合作型成果，转化宜采用委托开发模式。委托开发模式是政府将新技术开发任务委托给企业，同时向这些企业提供一定的费用。该模式能够将成果源和吸收体有效地分离开来，政府作为转化中介，使得转化率得到很大程度提高。第四，属于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三者共有的大科学工程项目成果，转化宜采用产学研联合模式。此类成果源和吸收体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这种关系可从项目实施开始直至项目成果转化完成。

⒉大科学工程项目成果转化制度。大科学工程项目成果转化程度对于大科学工程最终实现的效益大小至关重要。大科学工程科技成果的成功转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因此需要严格的制度来引导、规范、监控成果转化过程，以实现高效、高附加值的成果转化结果。基于大科学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框架，大科学工程项目成果转化需要坚持以下几项制度：一是重大成果报告制度。大科学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取得重大成果时，项目任务承接单位应及时填写大科学工程项目重大成果报告表，并按照计划管理渠道提交报告，科技部计划管理机构负责接收其传递的报告，报告内容必须包括成果应用及产业化前景介绍。对确定为重大科技成果的，项目管理机构应及时要求项目承担机构做好项目成果管理工作。二是重大成果发布制度。重大成果发布和管理工作一般应由科技部门负责，按照定期或需要发布重大科技成果信息。大科学工程项目的重大科技成果，需要项目承担单位根据成果发布需要向国家科技计划管理部门进行申请，成果管理机构根据收到的申请材料决定是否发布成果信息。三是学术报告、论文或专著的发表。在实施大科学工程项目时一般会产生各种类型的科研成果，其中学术报告、论文以及专著等比较常见，在公开发表这些成果时需要明确项目专项经费资助字样，写明项目编号等。四是核心专利的申请。部分大科学工程项目会形成核心专利、技术秘密等知识产权。该类大科学工程主要围绕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领域开展创新工作，其研究成果除了突出研发成果在国际科研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之外，更多地是成果产业化应用价值。对于拥有技术领先地位的大科学工程研究成果，应实施有效的专利策略，在依托技术预测、专利检索等手段规避已有专利的基础上，构建相关科技成果的核心专利申请策略，对于涉及国际技术市场的成果，还应加强国际专利申请与保护。

(七)项目后评价

项目后评价需要由政府科技部门与专项领导组成评价小组，参考科学的评价体系和标准。项目评价应对项目执行情况有准确的把握，且项目评价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均应存在。大科学工程项目评价应包括前中后三个阶段，前评价是后评价的基础，中期评价能够确保项目科学规范地开展。大科学工程项目的后评价是承前启后的，一方面总结了已经实施的大科学工程的成果，另一方面可为未来项目的前期开展和评价提供重要参考。项目后评价是大科学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循环点，是下一轮项目构想的依据和基础，因此项目后评价在整个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奠定了其在大科学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中的地位：一是全面性。后评价工作一方面能够论证项目前期可行性，另一方面也能够对前期评价的真实性进行验证。鉴于此，后评价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多，因此需要全面考虑多个层次和多个角度，如评价内容中应该涉及到项目的可行性和执行情况，还应该包括验收情况、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等各个方面，通过全面的评价能够更好地保证实施项目的价值。二是预测性与指导性。建立在后评价报告的基础之上，实施后继项目的时候能够有所参考，因此后评价具有较强的预测性，能够指导后继项目的实施。三是总结性。通过对大科学工程项目进行系统全面的评价，使得后评价具有典型的权威性和全面性，是对项目整体工作的总结。四是真实性。后评价主要是针对项目实施的情况，评价时使用的数据具有很强的真实性，因是发生的数据，所以评价结果真实客观。五是反馈性。项目在完成后评价之后需要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基于这些评价结果，项目的生命周期管理、制定项目投资计划，及投资政策等都可参考，因此评价结果本身就是宝贵的财富，充分利用项目后评价能够保证大科学工程项目顺利实施和完成。

三、研究结论

大科学工程管理模式是包括组织管理模式、管理流程、管理机制与管理方法在内的系统的、整体的创新模式。完善大科学工程管理模式，有利于优化大科学工程管理流程，帮助和促进研究人员自主创新，营造适合创新的内外部环境，从而加强大科学工程的成功率，提升我国科技综合水平。通过实施大科学工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科学工程管理模式，不仅有利于提升我国大科学工程项目管理的水平，对其他科技项目管理也有着启示和参考意义。[31]根据大科学工程项目的特点和大科学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需求，笔者把大科学工程生命周期划分为：顶层设计、预先研究、评审立项、实施管理、项目验收、成果转化、项目评价和后续跟踪等阶段。针对每个阶段，从必要性、流程和重点工作等方面进行总结，得到大科学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的七个阶段设计结果：在顶层设计阶段，按照遵循未来科技发展战略形成共识和优先领域的提出要服从国家战略目标的原则，采用德尔菲调查、技术预见等方法，分析经济社会需求和科技发展现状及趋势，识别大科学重点战略领域与技术，深入分析确定重点领域和主要方案，绘制技术路线图，制定大科学工程实施方案。然后，对大科学工程的目标模式、框架结构、重点领域、方式方法、运行机制和成本收益等问题做出战略性安排与部署。重点掌控大科学工程管理框架设计、国家大科学工程专项资金统一设立和长远规划的布置等问题。在预先研究阶段，遵从国家大科学工程的总体规划，合理制定预研经费来源和配置方式，重点做好工程新原理、新方法、新技术的验证等工作，在预研的基础上发布科技项目立项指南，并据此进行科技项目立项审批工作。在评审立项阶段，按照发布指南、项目申请、立项评估、确定资金来源、项目审批及合同签署等流程，做好专家评审制度的完善、立项评估体系的完善和全社会招标制的实施等工作。在实施管理阶段，遵从现代项目管理理论及项目群管理理论，从评估、风险、质量控制和进度等方面对项目进行全面管理。完善项目中期评估体系，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完善项目风险监控体系，实行全过程风险控制;强化项目质量控制，做好项目质量计劃、项目质量检验及评定工作;做好关键过程的识别和控制等工作。在项目验收阶段，从验收材料的准备、验收方式的确定、验收意见、建档及移交等方面，合理明确项目验收流程。同时，应提高结题时间管理水平，要明晰责任，一旦项目产生拖延可进行责任追溯。除此之外，应为验收工作的开展做好充分准备，并对信用档案体系进行不断完善。在成果转化阶段，首先应根据大科学工程的特点和所属的不同合作方式来选择适宜的成果转化模式，并在成果转化过程中坚持重大成果报告制度、重大成果发布制度及学术报告、论文和专著的发表制度。此外，着重关注相应政策的完善，积极采用多种方式增加成果转化的资金投入，并完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和激励机制。在项目后评价阶段，按照设置组织项目后评价机构、启动项目后评价工作、确定项目后评价对象等一系列科学、公正的评价程序规范项目后评价工作，同时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提供适当的资金保障，并建立大科学工程成果信息共享平台，将项目后评价结果作为后续评审和考核的重要指标，以实现对新项目过程管理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董佳敏，刘人境，张光军.大科学工程组织管理模式对比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2016，(16)：183-188.

[2]王贻芳.建设国际领先的大科学装置奠定科技强国的基础[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7，(5)：483-487.

[3]杜澄，尚智丛等.国家大科学工程研究[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

[4]李建明，曾华锋.“大科学工程”的语义结构分析[J].科学学研究，2011，(11)：1607-1612.

[5]邢超.参与或加入国际大科学工程(计划)经费投入模式刍议[J].中国科技论坛，2012，(4)：22-24.

[6]聂继凯，危怀安.大科学工程中政府角色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基于5个大科学工程案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4)：6-10.

[7]王续琨，张春博.试论大科学工程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功能[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1-8.

[8]孟春瑶.高校承接大科学工程项目的激励机制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9]陈光宇，王惟贤，邵云飞，何菊芳.大科学工程项目效率动态建模方法[J].技术经济，2015，(12)：93-100.

[10]赵俊杰.国外发起和参与大科学项目的相关情况研究[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7，(1)：13-20.

[11]王传珂，淳于咏梅，裴丽君等.大科学工程年度计划编制模式比较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8，(11)：95-100.

[12]贺新闻，王艳.大规模科学技术工程管理模式架构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12，(7)：14-19.

[13]张恒力，高元强.我国大科学工程改造升级的管理与运行——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BEPCⅡ)为例[J].中国科技论坛，2007，(2)：39-42+88.

[14][16]戴国庆.我国大科学工程财务管理的现状以及对国际合作的影响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05，(1)：25-29.

[15]王玲.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实施经验及启示[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8，(2)：33-39.

[17]罗小安，许健，佟仁城.大科学工程的风险管理研究[J].管理评论，2007，(4)：43-48+64.

[18]肖显静，陆群峰.国家大科学工程“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管理与运行模式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08，(2)：27-31+34.

[19]邢超.创新链与产业链结合的有效组织方式——以大科学工程为例[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10)：116-120.

[20]张丽娟.俄罗斯NICA大科学项目初探[J].科技管理研究，2018，(18)：215-219.

[21]刘昱东.“两弹一星”工程管理创新研究[D].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22]刘楠，何海恩，何伟，申晨，王成程.大科学工程战略合作伙伴供应商关系管理模式浅析[J].项目管理技术，2016，(1)：95-98.

[23]仲平，李昕，汪航.美国大科学计划和工程管理的制度与模式——以美国NSF大型研究设施建设计划为例[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7，(Z1)：43-50+73.

[24]张光军，吕佳茵，刘人境，徐青川.大科学工程项目合同共担风险分担模型研究[J].情报杂志，2018，(6)：61-66+72.

[25]张光军，吕佳茵，刘人境.我国大科学工程项目组织管理问题与对策——以神光Ⅲ激光装置建设项目为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21)：1-6.

[26]张志会，马连轶.“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大科学工程的历史与管理模式探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8，(11)：1-8.

[27]任振，张文健，王成程，何伟，熊勇.基于复合式管理模式的大科学工程项目实施管理体系研究[J].项目管理技术，2019，17(04)：84-89.

[28]聂继凯，危怀安. 大科学工程的实现路径研究——基于原子弹制造工程和载人航天工程的案例剖析[J].科学学與科学技术管理，2015，(9)：3-10.

[29]黄振羽，丁云龙.大科学工程组织的治理结构与治理策略研究[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

[30]唐素琴，李志红.我国大科学工程预制研究的特点及几点思考[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1)：62-67.

[31]王晓义，白欣.高技术带动与中国大科学工程——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为例[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4)：37-41.

(责任编辑：赵婧姝)

作者：詹圣泽

第三篇：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

摘要：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但究竟何为法治中国却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然而，厘清何为法治中国的内涵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起点。依据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和“中国”的内涵以及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关系理论可知，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完成后的结果，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法治成为一种全社会的主要生活方式和一种全民的信仰，并且形成和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一种良性法律秩序的现实状态。

关键词：法治；法治中国；法治建设

收稿日期：2013-09-10

作者简介：房旭（1989—），男，安徽长丰人，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管理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在经历了“神治”、“人治”、“德治”之后，人们最终选择了法治，这是因为法治的合理性和社会的可接受性。选择法治、走法治之路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最终选择。反之，法治的成果对国家发展的促进作用也为世人有目共睹。

就我国而言，选择法治、走法治之路早已成为全民的共识。在改革开放初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即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

2013年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明确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新时期提出的新的法治建设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的更高要求。［1］在提出法治中国这一法治建设目标以后，理论界积极撰文论述如何建设法治中国；实务界则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具体落实建设法治中国的要求。但笔者发现，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把响应法治中国号召的重点放在如何来建设法治中国上，很少关注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问题。①从学界以法治中国为题出版的学术著作来看，对法治中国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进行剖析，并对其价值内涵进行科学的构建，这样的自觉性研究成果基本上没有出现。［2］然而，依据奥斯汀教授的名言，“对词的深化认识去加深我们对现象的理解”。［3］对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的理解是对法治中国建设这一课题展开深入探讨的逻辑起点和必负责任，也是用科学的法治中国的理论来指导法治中国实践的必要前提。如果把握了科学的法治中国内涵，就会使法治中国建设更具有针对性；否则就难以建成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中国。因此，对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进行诠释实属必要。

二、“法治”、“中国”与法治中国

从法治中国一词的构成来看，它是由“法治”和“中国”二词结合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把“法治”和“中国”的内涵简单地结合就能得出科学的“法治中国”的内涵。正如哲学上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一样，法治中国的内涵要远远大于“法治”和“中国”内涵简单的相结合。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法治中国建设具有过程性，法治中国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发现弊端并不断地对弊端进行修正和完善的结果，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因此，简单地把“法治”和“中国”的内涵相结合很难体现法治中国的真正涵义和建设法治中国的过程性。二是因为在法治中国建设的过程中，时时刻刻都在考虑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因素，法治中国建设的最终目标——法治中国已经融入了中国的具体国情要素。因此把握科学的“法治”和“中国”的内涵是把握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的前提和必要方法。

（一）科学的“法治”内涵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被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它最初起源于古希腊的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对“人治”弊端的反思，他认为，只有实行“法治”才能克服“人治”的弊端。但是柏拉图所主张的“法治”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他认为“法治”是从属于“人治”的、是第二等好的治式。［4］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虽然也主张“法治”，但是他的观点与柏拉图的观点却有所不同，他认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是最好的治式，“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亚里士多德对法治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5］由此可知，亚里士多德的主张是良法之治，这正是现代意义上“法治”的雏形。后来，西方的“法治”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目前，西方的“法治”已经具有了丰富的现代法治的内涵，基本上可以作为现代法治的典型代表。①因此，法治中国建设也必须在充分考虑中国具体国情的前提下合理地吸收西方法治理论和法治建设的经验。否则，在一个不能对他者完全开放的语境里我们没有机会真正理解当代中国所追求、所需要的现代法治。［6］

就“法治”的内涵而言，它是一个难以达成完全共识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法治’被认为是一个无比重要的，在内容上却未曾被界定甚至是不可能被界定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一般法律理论和已有法治实践中，‘法治’就像‘正义’那样，拥有一张普洛透斯般变幻多端的脸庞，它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7］笔者很赞同此种观点，虽然不同学者由于研究的偏好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进而对“法治”内涵的界定也有所不同，但是“法治”的内涵应该有个最低限度的共识。正如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应该是良法之治的观点一样，是所有人都认可的。但毕竟这个观点是几千年之前提出的，在此期间法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丰富。因此，“法治”内涵的最低限度共识也应在亚里士多德观点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笔者认为，从“法治发展时间顺序的角度来看，现代意义上”法治“内涵的最低限度共识应该是依法而治、良法之治、法律至上、全民信仰法律的和谐状态。具体如下：

⒈依法而治。“法治”最初的涵义就是依据法律来治理，此时它是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意旨治国理政的依据是法律而不是领导人的意志、道德、神意等，是与“神治”、“人治”、“德治”相对的治道。采取这种意义法治国家又被称为法治国家或者法治国，意味着法律已成为处理国家一切事务的依据。虽然现代意义上“法治”的内涵不仅仅指此意，但是强调依据法律来治理而不是其他治道仍然是现代意义上法治的应有之意。

⒉良法之治。只依据法律治理国家而不对治国之法进行限制也不可能实现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对于法治国家应是良法之治的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就已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说：“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良好的法律。”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中国秦朝和法西斯国家都是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事务的，但是大家都认可它们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无非是因为其治国之法并非良法。对于法治国家来说，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内在方面——治国之法自身符合法治精神、原则和要求。这一特质不仅将法治国家与“人治”国家最终区别开来，而且决定着法治国家的外在方面，即法能否被社会所有成员普遍服从。［8］

⒊法律至上。仅仅依据良法治理的国家仍然不能称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因为，法治便是一切均由法律来管治，法律有最高的权威，法律高于政府和政府的领导人，不单人民受法律统治，而且政府也受法律统治。［9］柏拉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的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10］如果在一个国家中，法律不具有最高权威，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威人物或组织，那么，在法律的规定不利于该权威人物或组织时，他们就不会遵守法律。在这样的国家中，实际上是借法治之名行非法治之实。因此，“法治”还要求法律至上。

⒋全民信仰法律的和谐状态。“法治”不是静止不变的概念，它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当中。［11］随着“法治”理论的不断发展、法治内涵的不断丰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不再仅仅具有行为意义上的内涵（如依据法律而治、良法之治等），状态意义上的内涵（如法治是一种良性的社会秩序状态等）也是现代意义上“法治”的应有之意，它是法治化的状态，是法治发展到高级程度的必然结果，“法治”概念的最高层次是一种信念。笔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发展到高级程度的“法治”内涵更侧重是一种理想的、和谐的状态，当“法治”与“中国”、“国家”、“政府”、“社会”等词语结合使用时，这种涵义则更加明显。此时，“法治”具体是指全民（指一定范围内的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信仰法律的状态，既包括普通民众学法、守法、用法、护法，也包括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二）“中国”的内涵

据笔者的理解，“中国”有两种涵义：一是指与美国、英国等相对的组织意义上的国家，这是最常用的涵义；二是地域概念，指某个领域范围，如长城在中国。那么，法治中国中的“中国”究竟是哪种涵义呢？我们不妨用假设的方法来得出结论。假设“中国”是指组织意义上的国家，那么法治中国就等同于法治国家。一些著名的法学学者提出，“法治中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新时期提出的新的法治建设目标。它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的更高要求。法治中国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结合体；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实现之日，便是法治中国建成之时。”［12］因此，法治中国中的“中国”不是组织意义上的国家。然而，如果把“中国”理解成地域概念，即中国领域范围内，那么，法治中国的涵义就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都实现了法治，包括在中央和地方、港澳地区和大陆都实现了法治，这正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在新时期对依法治国提出的更高要求。因此，将“中国”理解成地域概念更符合新时期法治建设的要求和时代精神。

（三）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2013年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明确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随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又指出：“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也是深刻理解法治中国科学内涵的必要前提。正如姜明安教授所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个概念在同一时空使用时，法治国家指整个国家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政府主要指国家行政权行使的法治化；法治社会则主要指政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法治化。”［13］由此也可以看出，法治内涵的核心就是公权力的法治化，即公权力的规范化、公权力得到有效地控制和约束。法治中国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内都实现了法治化，当然也包括国家公权力的法治化、国家行政权行使的法治化、政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法治化，即法治中国包含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由此可知，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最终目标和实现后的结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实现法治中国的前提和必经之路。

三、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

通过上述对“法治”、“中国”以及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关系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法治中国科学内涵的认识，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对法治中国的核心部分——“法治”内涵的认识是难以达成完全共识的。另外，认识、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也是难以达成完全共识的原因之一。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法律就好像有许多大厅、房间和角落的大厦，法学家的错误在于往往只看到这座大厦中的一部分，而忽视它的其他构成部分。”［14］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对法治中国就不能形成最低限度的共识。俄罗斯的法学家认为，“不管法治国家的解释如何不同，还是可以找出这一政治法律模式的某些共同特点和外形轮廓，因为法治国家的形成和最终建立是与下列因素密切相关的：人权和自由的最大保障，个人对国家和国家对个人的责任，法律威望的提高，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团体和公民对法律的严格遵守，护法机关的有效工作。”［15］也如莫纪宏教授所说：“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法治中国’可以扩展表达为‘法治化的中国’、‘法治状态下的中国’、‘达到法治水准的中国’等等”。因此，笔者认为，法治中国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都实现了法治化、法治已经成为一种全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及全民的信仰并且呈现出一种良性法律秩序的现实状态，这种现实状态又具体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一）科学立法

科学立法的目的是保证治国之法是良法，而良法是法治的逻辑起点，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科学立法是法治中国的前提，具体表现在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在程序方面，法治中国的立法严格遵循既定的立法程序（当然，既定的立法程序本身也必须具有科学性），尤其是民主立法。在实体方面，法治中国所立之法既遵循客观规律又不超越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既符合普遍性、稳定性、逻辑完美性等法律的内在道德性又追求自由、正义、秩序等法律的外在价值。

（二）严格执法

徒法不足以自行，即使有良法的国家也未必就能被称之为法治国家，因为法治国家要求法律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得到严格地执行，否则，法律也只仅仅具有“本本法”的意义。因此，严格执法是法治中国的关键。在执法方面，法治中国表现为执法机关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法律，即按照法定的执法程序和法律的实体内容来执行法律。由于行政机关是我国最主要的执法机关，所以严格执法主要表现为依法行政。

（三）公正司法

众所周知，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英国大哲学家、法学家培根也曾说过：“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触犯了法律，但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毁坏法律，就好比污染了水源。”这无疑都说明了公正司法的重要性，在法治国已从“立法国家”转向“司法国家”的时代背景下，公正司法显得更加重要。［16］因此，公正司法是法治中国的防线。笔者认为，法治中国的公正司法表现为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并且时刻秉承公平、正义的精神来进行司法活动。在运用证据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严格遵循法律的程序和实体要求进行一系列的司法活动。哈耶克就此曾经说过，“适用法律的法官除了依据现有的法律以及受理案件的特定事实作出判决外，别无其他的选择”是法治的标志之一；［17］在法律没有规定之处或者法律留有自由裁量空间之处，司法自由裁量权是在公平、正义原则的指导下行使的，其会使司法真正、全面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四）全民守法

法治不单指用法律来统治，也指被法律所统治。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任何公民、政治领袖或政府官员所做的任何事，都必须有法律上的依据，即全民守法。全民守法是法治中国的基础，也是法治中国的最高要求。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全民守法是法治的要素。法治中国中的全民守法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等所有应受法律约束的主体都遵守法律的一种状态，既包括他们积极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又包括及时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此时，法治已经成为一种全社会的生活方式以致最终成为全民的信仰，依法办事成为全民自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因此，法治中国下的全民守法应重点强调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而不是运用政治思维和方式等其他非法治思维和方式。

【参考文献】

［1］［12］胡建淼.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新提升［N］.瞭望，2013-07-01.

［2］莫纪宏.论“法治中国”的价值目标［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3）.

［3］肖北庚.法律秩序的概念分析［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02）.

［4］严存生.西方法律思想史［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20.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169.

［6］季卫东.法治构图［M］.法律出版社，2012.15.

［7］［16］陈林林.法治的三度：形式、实质与程序［J］.法学研究，2012，（06）.

［8］杨亚非.论法治国家的治国之法［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01）.

［9］陈弘毅.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5-6.

［10］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5.

［11］施蔚然.推进中国法治进程的四大课题［J］.思想战线，20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