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构成要件

犯罪构成要件（精选十篇）

犯罪构成要件 篇1

传统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 通过对犯罪客体, 犯罪客观方面, 犯罪主观方面以及犯罪主体的“齐和填充”来确定犯罪。所谓犯罪的客体是指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 它所探讨的是刑法对其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认同, 此处要注意区别与犯罪对象的异同。犯罪对象是指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行为所作用的具体的人或物。犯罪主体是指实施犯罪行为并需承担刑事责任的自然人或单位。其核心研究的主体是刑事责任的承担, 即刑事责任能力问题。刑事责任能力是指, 行为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行为人所具备的刑法意义上的辨认和识别自己行为的能力。我国刑法根据年龄及其他相关因素将刑事责任能力分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相对无刑事责任能力、减轻刑事责任能力。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对犯罪客体造成损害的外在客观事实特征, 犯罪外在的表现必然是行为主体通过一定的表现与外的介质即行为, 才能达到并展现出来的一系列可被人知晓的外在表现。那么, 既然符合一定的行为, 而犯罪又要符合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处罚性的三大特征。则该行为一定产生了危害的后果。所以, 犯罪客观方面研究的主题是犯罪行为、犯罪结果及二者的因果关系问题。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其犯罪的行为、危害社会的结果多抱的心理态度。所以犯罪主观方面研究的主题是犯罪的故意、犯罪的过失、无罪过事件以及认识错误问题。犯罪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希望且放任此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犯罪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遇见自己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 因为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而轻信可以避免的心理态度。无罪过是指无故意和无过失, 例如意外事件和不可抗力。讲清楚了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中的四要件是下文继续的保障。四要件的思维模式的前提是有罪判断。即先判断此人有罪, 然后再看是否符合四要件的条件。例如:甲杀人, 应判故意杀人罪。那么法官首先应看犯罪客体———甲有没有杀了人, 要是没有, 那可能是犯罪未遂, 或者是故意伤害等等。然后再看犯罪的客观方面, 即其是否有不可抗力等因素, 有的话, 那可能就不是犯罪。然后, 看他的主体因素, 是否到了年龄等等。然后看他的主观方面, 即故意过, 这对罪的定性以及刑罚具有重要作用。这样看来, 四要件是一系列思维点的集合。如下图:

近来, 国内某些专家学者追捧犯罪三要件构成理论。所谓的三要件构成理论。与四要件相比稳定性更强。但是, 与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相比, 犯罪构成三要件理论是从无罪构成出发, 例如甲犯杀人罪, 应判处死刑这个例子。先断定甲并非罪犯, 然后根据犯罪构成三要件, 逐一确认:首先推断其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该当性, 其次判断其是否有违法性, 最后来看甲的年龄等相关因素判断其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且思维模式亦不相同。“四要件”说是点状的, 一个一个点, 描绘犯罪构成的蓝图。而“三要件说”是线状的, 他相当于一个生产线, 从犯罪构成的符合性也就是该当性再到犯罪构成违法性, 到犯罪构成有责性是一个有机的又是相互独立的整体。他们分别解决能不能构成犯罪的硬性条款, 是不是违反刑法的相关行为, 再到该不该为违反法刑法的行为负责。其实质是从事实评价到法律评价, 在到主观评价的一个过程。事实评价即该当性, 它是对犯罪的主体、犯罪行为、犯罪结果以及二者因果关系的评价, 而法律评价是对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违法阻却事由的评价。最后的主观评价是对责任能力、主题心态, 即主观方面及其阻却事由的评价。由上可知, 其实, 三阶层理论并未从实质上改变四要件的本质, 只不过改变了法律人的思维模式, 也就是由点到线的思维模式。

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

最近, 犯罪二元说这种介于激进的三要件和保守的四要件之间的犯罪构成理论, 也逐渐展现出了它的魅力, 二元及主观层次和客观层次, 所以犯罪二元说又被称为两层次的犯罪构成理论。其中主观层次包括犯罪的故意、过失、无罪过事件以及主观方面的阻却事由。客观层次包括犯罪主体、犯罪行为以及二者的因果关系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客观阻却事由, 行为对象等。由此也可以看出, 犯罪两层次理论也未改变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的实质内容, 而只是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模式———以客观方面为横轴, 主观方面为纵轴, 从形成的一个平面, 它是线性思维模式的集合。

从犯罪构成看犯罪防控 篇2

引言

犯罪具有可防控性，所以，研究犯罪的防控体系具有意义。在犯罪学界，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许多犯罪学家在讨论对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时，往往都不作关于犯罪的预防和控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的探讨，其原因可能就是：犯罪之需要防控并可以防控是不证自明的。当然，特别认真细致的刑法学家和犯罪学家，在论述对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时，还是注意对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加以探讨的。如，储槐植、**等撰著的《犯罪学》就设有专节讨论“犯罪预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结论是：现存社会基于共同的道德情感，出于维护社会共同体不毁灭以及社会统治秩序免遭瓦解的需要，必然要对犯罪予以防范和排除。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控制和预防的。控制和防止犯罪的可能性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性质和政府的决策及其作为。[1]本文探讨犯罪防控的问题，其前提就是这样的研究结论。

另一方面，对犯罪预防和控制的研究，一般是承接着关于犯罪原因的研究的成果，即在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犯罪原因的基础上，展开对犯罪防控的探讨。关于犯罪防控的研究结论往往与关于犯罪原因的研究结论可以作相关的对应，即有犯罪的社会原因就有犯罪的社会防控，有犯罪的心理原因就有犯罪的心理防控，有犯罪的治安原因就有犯罪的治安防控，等等。也有的将犯罪防控与犯罪的类型相对应。如，我国台湾学者许金春、马传镇、陈伟平等撰著的《犯罪学》的第三篇即为“犯罪类型与犯罪防治”。[2]不论是将犯罪防控与犯罪原因对应还是将其与犯罪类型对应，都是很具有研究价值的。但本文中，笔者想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犯罪防控问题，即对应于犯罪构成来探究犯罪防控。

一、关于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是备受刑法学界重视的理论问题。犯罪构成理论的提出，是罪刑法定主义在刑事定罪问题上的一种体现。德国的费尔巴哈首先把犯罪构成作为一个刑法上的概念加以使用，并将自己的思想观点融入了他参与制定的18的《巴伐利亚刑法典》。该刑法典第27条规定：“当违法行为包括依法属于某罪概念的全部要件时，就认为它是犯罪。”这以后，关于犯罪构成及其要件就一直成为有关理论界反复讨论的问题。20世纪初，对犯罪构成理论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德国学者贝林格。贝氏强调，必须以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概念为中心来建立犯罪的概念，即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有责任的并对此有适合的处罚规定和满足处罚条件的行为。其后，麦耶尔将贝氏的`犯罪概念简化为：犯罪就是符合构成要件、违法而归责的事件。尽管贝氏理论受到了后来的新构成要件论者、目的行为论者等的批判，但“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有责的行为”是得到广泛承认的犯罪概念，“构成要件-违法-责任”三段论体系是最普遍流行的犯罪论体系。关于犯罪构成，贝林格认为，“构成要件，从狭义上说，就是表明犯罪类型轮廓的全部要素(特别构成要件)”，是犯罪类型的外部轮廓，是纯客观的，记述性的，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的东西。麦耶尔原则上赞同贝林格的观点，同时又认为，“实际上在法律上的构成要件当中，可以发现有规范的要素和主观的要素……构成要件有外部的(客观的)构成要件和内部的(主观的)构成要件”。但是他又认为，内部的(主观的)构成要件是属于责任的问题，应把它从构成要件的符合性中排除出去，而把构成要件符合性限定为法律上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的符合性。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赞同贝林格和麦耶尔的“构成要件-违法性-责任”的犯罪论体系及以此为基础构成的犯罪概念，但他认为，仅把构成要件的实体看成是“犯罪类型的轮廓”是不够的，构成要件应该包括行为人、行为、行为客体、行为的情况、行为的结果等因素。他又认为，行为，作为伦理评价的对象，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动态过程，所以，应作为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整体来把握，可以把行为分成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①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之外，美国刑法的犯罪定义由各具特点的要件构成。带有普遍性的犯罪构成要件是犯罪行为、犯罪心理、犯罪结果、因果关系、情节和刑罚。其犯罪构成理论具有双层次性：实体意义上的和诉讼意义上的犯罪要件。实体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要件是包含在犯罪定义之中的犯罪行为和犯罪心理，犯罪定义之外的责任条件和政策性危害则是诉讼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要件。[3]

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刑法理论皆不相同，苏联刑法理论中有具有自己特色的犯

犯罪构成要件与刑事证明标准 篇3

摘要： 犯罪构成是刑法学的重要论题，刑事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法学的热点问题，但两者并不是分立而没有关系的。犯罪构成要件是刑事证明标准确定的基础，犯罪构成要件体系的科学与否决定着刑事证明标准是否科学和明确，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充分展现了这一点。我国平面犯罪构成要件体系无法为证明标准的明确化提供实体法基础，应当采纳具有层次性的犯罪构成要件体系。

中图分类号： D90

文献标志码： A

在诉讼中，证明标准是一个既重要又实际的问题，在刑事诉讼中更是如此。刑事证明标准的确立关系到承担证明责任一方应当将案件事实证明到什么程度，才能使裁判者信服自己的诉讼主张为真，从而作出有利于己方的判决。因此，对控辩双方而言，这都是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通常是从诉讼法和证据法的角度研究证明标准的确立及其内容，但刑事证明标准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程序法或证据法的问题，它与刑法中犯罪构成要件体系有密切的关系。

一、刑事证明标准中的犯罪构成要件因素

（一）刑事证明标准界定

刑事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主体运用证据证明争议事实、论证诉讼主张以使裁判者信服、从而作出有利于己方判决的标准。简单地说，刑事证明标准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它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刑事证明标准与刑事证明主体的利益相关。刑事证明标准是刑事证明主体希望裁判者信服己方的主张为真，而作出有利于己方判决的标准，因此刑事证明标准与刑事证明主体的利益相关。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证明主体有控方和辩方两个主体。在公诉案件中，控方是检察机关，在自诉案件中控方是自诉人；无论是哪种类案件，辩方是被告人一方。由于刑事证明责任的内容中包含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因此如果属于控方证明责任的内容真伪不明，则控方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如果属于辩方证明责任的内容真伪不明，则辩方承担不利后果。在刑事自诉案件中，若自诉人无法将其应当证明的构罪事实证明到裁判者认为清楚的程度，法院会作出无罪判决，这种判决当然不是自诉人愿意看到的；在公诉案件中，如果代表国家起诉的控方无法将构罪事实证明到使裁判者清楚的程度，法院也会作出无罪判决，那么不但侦查机关、控诉机关所作的前期工作是徒劳的，还可能要承担国家赔偿的后果。同样，如果辩方无法对其承担说服责任的特定事由说服裁判者，那么法院会作出有罪判决，这当然是与被告人的切身利益相关的。

其次，刑事证明标准与争议事实、诉讼主张相关。证明标准作为一种证明要求，是对其诉讼主张和争议事实提出的要求，只有证明责任方将争议事实和诉讼主张证明到一定的程度，裁判者才会作出有利于证明责任方的裁判。在不同的诉讼中，争议事实或诉讼主张是不同的。在刑事诉讼中，控方的诉讼主张是被告人的行为构罪、构成何罪、多重的刑事责任，而辩方的诉讼主张就是无罪或罪轻。刑事诉讼中，争议事实就是围绕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罪、构成何罪、刑事责任程度。因此，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就与这些诉讼主张和争议事实相关。

再次，刑事证明标准与刑事证明责任密切相关。刑事证明标准是刑事证明责任主体向裁判者证明诉讼主张和争议事实为真的程度。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包括主张责任、举证责任和说服责任。主张责任是证明责任主体要提出自己的主张，告诉裁判者自己主张什么；举证责任则是证明责任主体要用事实来支撑自己的主张，告诉裁判者自己的主张有什么依据；说服责任是证明责任主体基于证据、法律（或判例）和理论说服裁判者其主张为什么真实。因此，刑事证明标准与说服责任密不可分，是证明责任主体对裁判主体进行说服后裁判者认为自己已经清楚案件事实，认为证明责任主体主张为真，而不是因为证明责任主体举证后就认为其主张是真实的。

（二）犯罪构成要件是刑事证明标准重要评判内容

刑事证明标准是裁判主体对诉讼主张和争议事实评判的尺度，因此诉讼主张和争议事实是裁判者评断的内容。虽然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诉讼主张和争议事实是围绕罪责两个方面进行的，但罪是评判的基础，只有解决了关于罪的争议，才能解决责任的争议。因此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是刑事证明标准评判中的重要内容，而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又完全是由犯罪构成要件决定的。

首先，从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罪的角度看。控方在法庭上要向裁判者主张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提出证据支撑其诉讼主张，并结合证据、法律规定（或判例）和刑事法理论说服裁判者其主张是真实的。辩方如果提出无罪辩护，就要向裁判者主张无罪并提出相关的证据，对于特定事由还要基于举出的证据说服裁判者自己的主张为真。因此，在构罪与否问题上，证明标准是围绕犯罪构成展开的。在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争议事实往往会围绕无罪辩护事由展开，即控方主张被告人基于犯意实施了危害行为，然后辩方提出正当化事由或可宽恕事由作为辩护。在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争议事实往往会围绕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展开，即控方主张被告人的行为符合犯罪构成，然后辩方提出违法阻却事由或责任阻却事由作为辩护。因此，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证明中控辩双方都是围绕犯罪构成要件进行证明。如果要说服裁判者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控方通常要将犯罪成立的入罪要件证明到裁判者认为清楚的程度，辩方要提出证据支撑其无罪主张使裁判者相信无罪事实的成立，对特定辩护事由也要证明到裁判者清楚的程度。

其次，从构成何罪的角度看。虽然通常情况下，控方在法庭上向裁判者主张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时要主张被告人的行为到底构成什么罪，而不会是只主张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因此，主张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实际上就涉及构成什么罪的问题。但控方主张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什么罪有时并不是完全准确的，这就为辩方留下了辩护的空间。从刑事诉讼的过程来看，辩方通常不会主张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什么罪，否则就有在刑事诉讼中指控自己或自己的当事人之嫌。但从诉讼策略上看，当控方基于犯罪构成的入罪要件向法庭主张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某罪后，辩方会基于犯罪构成的出罪要件主张被告人不具有控方所指控的犯罪所必须的某个要素，从而否定被告人构成所指控的犯罪，迫使控方改变指控的罪名或使法官作出有异于控方指控罪名的判决。我们来看一个案例——People v.Moua案。本案中，一名居住在美国的名叫Moua的老挝洪族男子被指控强奸和绑架一位老挝妇女。被告人声称他的行为不是犯罪，因为他实行的是老挝洪族传统的抢婚仪式（抓到妇女，将其带到自己家中发生性关系，成立婚姻）。辩护人提出了洪族这一文化仪式的证据。在辩诉交易中，被告人承认犯有非法拘禁罪，检察官将原来的绑架和强奸指控降低为非法拘禁罪的指控。在这个案件中，控方首先指控被告人涉嫌犯有绑架罪和强奸罪，但刑事诉讼中辩方基于文化辩护主张自己不具有绑架和强奸的故意，因而控方后来不得不改变指控的罪名。刑事诉讼中这种罪名的改变也是围绕犯罪构成要件展开的。endprint

二、两大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中的构成要件因素

（一）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中的犯罪构成因素

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控方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曾经使用过多种概念表达控方的刑事证明标准，如“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排除任何合理怀疑 ”。在19世纪初，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是最流行的概念，排除合理怀疑直到19世纪后期才作为一个普遍接受的概念而广泛适用。英美法系国家

并未对该标准作任何法定的解释。这是因为许多人看来“合理怀疑”的含义是自明的，因为它是由易于理解的普通词汇组成，非法律人士也可以理解和接受。“陪审员对合理怀疑拥有独有的理解力，这使他们能在没有解释性的指示下作出裁定。”“尽管一些人声称，以大意相同的同义词定义合理怀疑最能确保陪审员理解这一标准，但从历史上看，定义合理怀疑的司法努力并不令人满意，没有达到这一目的。因为合理怀疑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固定含义的词汇，它的适用过程中要求价值判断，作为社会的代表，陪审团最适合确定其含义。为了在审判过程中发挥社会的集体智慧，法院不应当在其对陪审团的指示中定义合理怀疑。”但毕竟陪审团成员大多是法律的门外汉，对于何为合理怀疑的理解可能会有偏误。为了防止在刑事裁定中出现不应有的错误，1987年美国一个关于陪审团制度作用的审判协商委员会的工作小组提出了一个示范的法官指示：

正如我已经多次说过的，控方有责任将被告人的罪行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控方承担将被告人有罪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的责任。你们中可能有的人曾经在民事案件中担任过陪审员，在民事案件中你们被告知只需将事实的真实性证明到比其不真实更可靠的程度。在刑事案件中，控方的证明责任则比这个要更为有力。它必须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当然，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辩方也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但相对而言由于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证明能力通常情况下也不及具有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的控方，因此辩方的证明责任范围要比控方小得多。一般情况下，辩方只要对辩护事由承担主张和举证责任，无需承担说服责任，否定辩护事由的说服责任由控方承担。但在特定情形下，辩方也要对特定辩护事由承担说服责任。但即使辩方在这些辩护事由上要承担说服责任，其证明标准也要比控方低，通常情况下是优势证据标准或清晰而确信的证据标准。

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控方的证明标准，它要求控方将被告人有罪的事实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根据英美法系国家犯罪构成要件体系，犯罪构成要件有表面成立要件和实质成立要件之分。犯罪成立的表面要件包括危害行为与犯意，实质成立要件即无罪辩护事由（正当化事由和可宽恕事由）不存在。从证明责任上看，控方对犯罪表面成立要件承担主张、举证和说服责任，控方要将被告人基于某种犯意实施了危害行为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控方将犯罪表面成立要件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后，辩方再基于正当化事由或可宽恕事由进行辩护，控方要对辩方的辩护主张进行反驳，要说服裁判者辩方的主张不成立。为了说服裁判者辩方的诉讼主张不成立，通常控方必须将其反驳主张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但辩方对特定事由也要承担说服责任，例如精神病辩护、减轻责任能力辩护等可宽恕事由的辩护中，辩方就要承担说服责任。如上所述，辩方承担证明责任时其证明标准并不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只需以优势证据或清晰而确信的证据对其承担说服责任的特定辩护事由进行证明即可。

（二）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中的犯罪构成因素

18世纪后期，在否定法定证据制度的基础上，法国首先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立法中确立了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上采取了法官内心确信原则。这主要体现在1795年法兰西国民议会制定的《罪刑法典》第372条的规定中：

法律不要求陪审员说明他们是如何获得心证的。法律也不规定要求他们必须遵守的关于证据的规则。法律命令他们以真挚的良心问自己：为了证明被告有罪而提出的证据和被告方面的防御给了他们的理性以何种印象……法律只是向他们提出一个能够概括他们职务上全部尺度的问题：你们是真诚地确信的吗？

这一规定的主体内容为法国1808年的《刑事诉讼法》第342条所继承和吸收。法国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在大陆法系国家中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德国1877年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证据调查的结果，由法庭应根据它在审理的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内心确信而决定。”现行的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61条对内心确信作了同样的规定。不过，在德国，原来的陪审团的自内心确信被职业法官的内心确信所取代。

作为刑事证明标准的内心确信并非纯粹的一种主观标准，它必须有其客观基础。而且，德国法律要求法官在判决书中写下自己形成确信的理由。

自由心证原则自明治维新后引入日本，起初是以法国的制度为蓝本，后来受到德国证据法律制度和理论的影响。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吸收了英美法系国家一部分证据制度，形成了自有特色的自由心证原则。

由于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要件体系为三层体系，控方对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承担主张、举证和说服责任，由于犯罪构成要件的符合性具有违法性、有责性的推定机能，故而控方无需就被告人行为的违法性和有责任进行独立的举证与说服裁判者。如果辩方主张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则由辩方对违法阻却事由或责任阻却事由承担主张和举证责任，但对精神病、年幼等特定责任阻却事由承担说服责任。因此，刑事证明标准也非纯粹控方的证明标准，也包括辩方的证明标准。不过，即使辩方对特定辩护事由承担说服责任，其证明程度也要低于控方的证明标准，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言：“在这种场合，主张被告所进行的证明只要达到‘证据的优越程度即可的见解也是颇为有力的。”

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都

是采取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

例如有学者认为：“近代西方国家，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普遍用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取代了封建时代的法定证据制度。”参见毕玉谦《证据法要义》，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73页。endprint

在刑事证明标准上虽然使用了不同的概念，但均是追求一种法律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虽然它们都要求裁判者形成自己对于被告人行为构成犯罪的判断时要有客观事实基础。在这种证明标准中，针对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裁判者采取了严格程度不同的证明标准。对于犯罪的入罪要件或形式要件，裁判者要求控方证明的程度远比辩方对出罪要件或实质要件证明程度高。

三、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中的犯罪构成要件因素

（一）我国刑事证明标准解读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的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法院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一规定完全是承继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一直被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概括为刑事案件有罪判决的标准。这一标准在表述上是存在问题的。因为“证据确实、充分”只是“案件事实清楚”的前提或判断依据，也就是说只有“证据确实、充分”才可能“案件事实清楚”，证据不确实或不充分案件事实就不可能清楚。因此，从最终标准上看，“案件事实清楚”才是有罪判决的标准。我国学者对“证据确实、充分”有了基本一致的解读。如认为“确实”是对证据质的要求，是指一切证据材料都必须经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充分”是对证据量的要求，刑事诉讼中的“充分”必须达到通过证据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的高度。《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应当从三个方面衡量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立法者并没有在该条中解释如何衡量“案件事实清楚”。

对于如何理解“案件事实清楚”，我国一直有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之争。客观真实说认为，“法院判决中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发生的事实完全一致”，“要求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而法律真实说则认为，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证明的过程中，运用证据对案件真实的认定应当符合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应当达到从法律的角度认为是真实的程度。近年来，客观真实说受到了诸多批判，因为案件事实是发生于案件审理前的事实，由于时间、技术等多方面的限制，要裁判者认定的事实与案件发生的实际事实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因此，许多人认为客观真实只能作为一种裁判者在刑事诉讼中追求的美好目标而不能作为一种实践标准，有罪判决的标准只能坚持法律真实。

上述有罪判决标准实际上包含了控方刑事证明标准，即控方应当在刑事诉讼中以确实、充分的证据将案件事实证明到使裁判者清楚程度。这个证明标准有没有包含辩方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使用的是“案件事实清楚”，没有使用“犯罪事实清楚”，似乎在概念上立法者并没有排斥辩方在刑事案件中的证明标准。因为“案件事实”包括“犯罪事实”和辩护事由，“案件事实清楚”就包括“辩护事由清楚”。但我们要将《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一）项的规定综合起来看。该法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法院应当作出有罪判决”。所以在本法条中“案件事实清楚”是指与被告人有罪相关的事实清楚而不包括无罪事实（无罪辩护事由）清楚，是指作出有罪判决的事清楚而不是作出无罪判决的事实清楚。因此，我国现行的“案件事实清楚”仅指控方的刑事证明标准而不包括辩方的证明标准。

（二）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与犯罪构成要件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中只有控方的证明标准而无辩方无罪辩护的标准，这是与我国犯罪构成要件体系存在的缺陷分不开的。我国的犯罪构成要件体系是一个平面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犯罪主体、犯罪主观、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四个要件处于同一层次，它们之间必须同时具备才能成立犯罪，缺一不可。由于这四个要件处于同一平面，没有层次性，致使我国犯罪构成要件体系无法像英美法系国家或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要件体系一样，将犯罪构成要件区分为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入罪要件与出罪要件。既然没有这些要件的区分，也就无法划定辩方的证明责任。辩方证明责任都无法确定，当然就无法确定其证明标准，因为证明标准是与说服责任密切相关的。

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的相对明晰，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完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向。刑事证明标准的完善前提是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明确化，而这又要以犯罪构成要件体系的科学化为基础。我国应当抛弃现有平面四要件结构，采纳具有层次性的双层或三层犯罪构成要件体系。在具有层次性的犯罪构成体系的基础上，立法者才能明确控方承担犯罪构成入罪要件的主张、举证和说服责任，辩方对无罪辩护事由承担主张和举证责任，对特定无罪辩护要件承担说服责任。由于控方与辩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强弱情况不同，证明能力也存在差异，因此控方与辩方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也不应当相同。

我们不能将现有的“案件事实清楚”作扩大解释而将辩方的刑事证明标准包括进来。因为“案件事实清楚”是一个笼统的标准，实际上裁判者对于不同的案件事实“清楚”程度是不同的，这一点得到了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的确证。同样，我国在完善刑事证明标准时也要将控方的证明标准与辩方的证明标准区别开来。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53条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评判中采纳了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说明立法者已经倾向于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笔者对此持赞同的态度。但立法者仅仅在控方的证明标准上采纳了英美法系国家的标准，辩方证明标准方面在刑事诉讼法中只字未提，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一大缺陷。从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出发，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辩方的证明标准，可以采纳优势证据标准。

优势证据标准本是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它是指在诉讼中裁判者综合全案证据，认为某一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时，裁判者有理由相信它很可能存在，尽管已有证据不能完全排除存在相反结论的可能性，也应当允许裁判者根据这些证据认定该待证事实。刑事诉讼中的有罪判决当然不能采纳优势证据标准，因为这会使被告人处于被错误定罪的极端危险中。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处理案件性质上存在差异，当事人在诉讼中所处的位置也不相同，因此刑事诉讼中控方的证明标准当然不能与民事诉讼中控方的标准相同。但这并不说民事诉讼中的一些规则不可用于刑事诉讼中，而将凡是民事诉讼中的原则、规则、制度都排除在刑事诉讼之外。实际上，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在刑事证明标准方面并不完全排斥对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的借鉴，前述两大法系关于辩方证明标准中采纳优势证据标准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优势证据与排除合理怀疑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前者在程度上低于后者。之所以刑事诉讼中对于辩方的证明标准低于控方的证明标准，这是因为在刑事诉讼法攻防上控方是攻方、辩方是防御方，攻方的证明标准要严于防御方的标准，以保护公民的权益。同时，控方在证明能力、手段、经验和所处的诉讼地位上通常也明显优于辩方，因此诉讼双方都只能负担与其能力、手段、经验和地位相应的责任。因此，我国对于辩方承担说服责任的特定辩护事由也可以采纳优势证据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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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地沟油”犯罪的犯罪构成 篇4

关键词：地沟油,地沟油犯罪,犯罪构成

“地沟油”系一系列不符合食用油标准油的简称。笔者主要从其原料来源把“地沟油”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下水道中掏捞出油腻漂浮物或从餐饮行业低价购买获得废弃餐厨垃圾经过简单加工从而得到的油脂。第二类系劣质动物肉、内脏、皮等熬制加工而成的油脂如用死猪肉加工。第三类把用于油炸食品适用的油重复使用或往其中添加一些新油后再重新使用。可见“地沟油”不卫生系有害。此外武汉工业学院教授、全国粮油标准化委员会油料及油脂工作组组长何东平曾估计“地沟油”中含有有害物质黄曲霉素的毒性是砒霜的100倍[1]。故“地沟油”有毒。“地沟油”作为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公众的餐桌构成犯罪时如何对“地沟油”犯罪进行处罚, 笔者认为应首先明确“地沟油”犯罪构成即明确什么行为构成“地沟油”犯罪。

一、“地沟油”犯罪客体

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上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2]“地沟油”犯罪作为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要犯罪形式之一, 笔者从食品安全犯罪客体来解读“地沟油”犯罪的客体。食品安全犯罪既侵犯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食品安全监管秩序同时也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通说观点认为食品安全犯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的食品安全监管秩序。但有论者认为[3]食品安全犯罪的严重性及从严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有效性需要将食品安全犯罪认定为经济犯罪低估了其严重性不利于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故应将其客体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

笔者认为食品安全犯罪系贪利性犯罪涉及的主体均为食品链条上的相关人员。涉案人员目的在于获取经济利益而不在危害公共安全且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也是涉案人员不愿所见。此外食品安全中危害公共安全的危害程度一般情形不及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危害程度。而我国现行《刑法》对于严重危及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能够达到罪责刑一致的惩处。综上, 食品安全犯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的食品安全监管秩序。故制售“地沟油”犯罪侵害的客体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的食品安全监管秩序。

二、“地沟油”犯罪客观方面分析

犯罪的客观方面指刑法规定的能反映行为对犯罪客体的侵害从而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2]具体包括危害行为、行为对象等因素。“地沟油”在工业上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而其原料废弃性及生产的粗糙性及低成本外加自身含有某些致癌物质如砷、黄曲霉素。若流入市场进入公众餐桌则侵害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秩序及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故制售“地沟油”犯罪的犯罪行为笔者理解为将生产、销售的“地沟油”当作食用油来生产、销售的行为, 若当作工业油使用自然不构成“地沟油”犯罪。

三、地沟油犯罪的主体

通说认为犯罪主体指实施犯罪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律拟制的人, 具体对于“地沟油”犯罪的主体来讲包括企业犯罪和个人犯罪。根据我国“地沟油”实践中犯罪主体情况, 笔者以是否将生产的“地沟油”直接当作食用油出售而简单的将常见“地沟油”犯罪的主体概括为以下三类:只产不销类主体, 笔者将此类犯罪主体界定为客观上从事“地沟油”生产行为并以生物柴油、饲料油名义对外销售。并且有从事生物柴油、饲料油生产资质。即这类主体存在以合法生产形式掩盖非法的生产事实行为。如2013年5月31日宣判的“全国首例特大制售‘地沟油’生产环节案”涉案主体就系此类。自产自销类, 笔者将此类主体界定为客观上从事“地沟油”生产行为为谋取暴利将生产“地沟油”当作食用油直接销售。这类主体具体来讲, 部分具有生产、销售食用油资质而部分却不具有, 如日常生活中以一个人或家庭为单位为获取利益而制售“地沟油”的黑作坊。不产只销类, 笔者将此类主体界定为客观上未从事“地沟油”生产行为只是将购买的“地沟油”冒充食用油销售或是将“地沟油”与合格食用油勾兑后销售。这类主体一般都具有销售食用油的资质如粮油经销商。

四、制售“地沟油”犯罪主观方面分析

根据《通知》第一、二部分的规定, 制售“地沟油”构成犯罪的主观方面要求被告人具有主观故意即知道或应当知道。明知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2]对行为本身的认识即对刑法规定的危害行为内容及其性质的认识。对行为结果的认识即对行为产生或将要产生的危害结果内容与性质的认识。对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相关联的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认识主要包括对法定犯罪对象、行为手段或方式等要素的认识。对于制售“地沟油”犯罪中的明知结合制售“地沟油”犯罪主体笔者理解如下

(一) 只产不销主体明知

行为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生产的产品是以餐厨垃圾、废弃油脂、各类肉及肉制品等非食品原料, 通过过滤、加热、水解、分离、沉淀等特定程序生产出来的油脂产品即对自己生产“地沟油”行为及行为对象的明知。此外明知的内容还应包括知道或应当知道其生产产品被他人生产为食用油即主观上存在对他人的行为放任的间接故意。

从生产者角度讲, 对于生产什么、怎么生产、用什么生产等不论从必然还是应然上讲都是明知即“地沟油”的生产者肯定是知道自己在生产“地沟油”。故若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地沟油”的生产者将自己生产“地沟油”当作食用油出卖那就构成生产“地沟油”犯罪。若生产者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生产的“地沟油”被他人生产成食用油而出售那生产者显然是放任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故具有间接的放任故意, 所以也应当认为是明知。

但司法实践中如何用证据证明只产不销类主体明知其生产的“地沟油”被生产为食用油却存在困难。《通知》中规定对于生产“地沟油”的明知认定应该结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知能力,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同案人员的供述和辩解, 进货、销售渠道及价格等因素认定。结合《通知》有学者认为在认定明知时除了根据《通知》提供的参考因素外, 还应当赋予侦查机关对明知的推定权同时要求赋予犯罪嫌疑人举证证明侦查机关推定事实若不能举证则明知推定成立。[4]笔者认为该学者的观点减轻了国家机关举证责任但加重了犯罪嫌疑人举证责任, 严重有违《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举证责任原则。对生产“地沟油”明知认定时笔者认为应由审判机关审理案件并结合案件本身的证据以及考虑生产“地沟油”客观事实基础如是否有资质生产、出售“地沟油”及销售对象、价格及生产方式等事实来进行综合认定。

(二) 销售“地沟油”之明知

销售“地沟油”的明知认定即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地沟油”而当作“食用油”销售。笔者认为对于自产自销类主体明知认定可以结合只产不销类进行认定即其生产“地沟油”而以食用油的名义出售, 生产者系明知。而对于不产只销类还应该结合对销售主体以食用油名义销售“地沟油”鉴定。鉴定结论即客观、真实的说明销售油脂是否是“地沟油”而非是食用油。

虽然2013年5月2日联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条规定只要是国家明令禁止在食品当中添加的物质都属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应该按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显然“地沟油”处在明令禁止的范围当中。但笔者认为在认定“地沟油”犯罪是否构成犯罪时还应从其犯罪构成方面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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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防卫是否构成犯罪 篇5

一、基本案情

案例一，甲乙共谋抢劫丙，丙反抗，三人发生争斗。甲抱住丙，乙拿刀捅丙，结果丙一闪捅到了甲，甲死亡。

案例二，张某李某两人有仇，张某计划杀李某。一日夜间张某看见一个背影确认为李某，后开枪杀李某并将其击毙。而此时李某正在对一夜间下班的女青年实施强奸。

二、分歧意见

案发后，对上述两个犯罪嫌疑人丙伤害甲的行为和张某杀害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存在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以行为无价值为中心理解违法性实质，主张防卫意识必要说的人认为，偶然方位行为没有防卫意识，事实上也发生了结果，故成立犯罪既遂。即丙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即遂，张某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即遂。

第二种意见主张违法性的依据不仅在于行为无价值而且在于结果无价值的人认为，在偶然防卫的场合，虽然具有行为无价值（行为人具有恶的故意），但由于其结果是正当的，因而缺乏结果无价值，只能成立犯罪未遂。即丙与张某分别构成故意伤害的未遂和故意伤人的未遂。

第三种意见重视结果无价值的人认为，偶然防卫如同将尸体当做活人进行射击，虽然具有故意，也存在法益侵害的危险，但没有“违法的结果”，故只能成立犯罪未遂。

第四种意见中坚持结果无价值的观点认为，偶然防卫缺乏结果无价值（结果是正当的），因为缺乏违法性，所以不成立犯罪。

三、笔者的观点

笔者认为，认定上述犯罪嫌疑人能否构成犯罪即解决偶然防卫是否能构成犯罪。根据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偶然防卫是指“紧迫不正的侵害虽然现实存在，但不知侵害存在而实施侵害行为，结果产生与正当防卫相同的情形的场合”。

依据这一定义，偶然防卫的构成要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客观上存在“紧迫不正”的侵害。这是构成偶然防卫的首要条件。如果客观上并不存在紧迫不正的侵害，行为人故意加害或者误以为存在紧迫不正的侵害而加以“反击”的，则分别成立故意犯罪和假想防卫。

第二，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紧迫不正”的侵害。这是构成偶然防卫的主观要件。如果行为人认识到了“紧迫不正”的侵害而反击的，则可成立正当防卫。也就是说，虽然客观上存在“紧迫不正”的侵害，但行为人对此一无所知。第三，行为人所实施之行为在客观上阻止了不法侵害。这是构成偶然防卫的结果要件。如果行为并没有阻止不法侵害，那么就根本谈不上防卫问题，可直接认定为犯罪行为。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所谓偶然防卫，是指行为人不知道他人正在实行不法侵害行为，其对不法侵害人所实施的欠缺防卫意思的不法侵害行为，在客观上恰好制止了此人的不法侵害的情形。首先，偶然防卫是一种不法侵害行为，这种不法侵害既可以是故意的，同时又可以是过失的；其次，偶然防卫欠缺防卫意思，也就是说行为人的行为并不是为了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其行为或是存在不法侵害的目的，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目的；再次，偶然防卫还有一个条件，即行为人不知道他人正在实行不法侵害，也即行为人对行为的环境没有正确的认识，或者存在错误的认识；最后，“行为人的不法侵害行为正好制止了他人的不法侵害，偶然防卫之所以有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它有一定的积极的社会效果，行为人的行为虽是一种不法侵害行为，但其客观上却有应予以肯定评价的价值”。

对于偶然防卫到底是何种性质的行为，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在日本刑法理论中，第一种观点认为，防卫意思不是正当防卫的必要条件，因此，偶然防卫仍不失为正当防卫；第二种观点认为，违法的本质在于结果无价值，而偶然防卫的结果保卫了合法利益，因而不具有违法性；第三种观点认为，偶然防卫不是正当防卫，不阻却行为的违法性；第四种观点是所谓的“二分说”，即对保护他人利益的偶然防卫应视为正当防卫，以无罪论处，对保护自己利益的偶然防卫则以犯罪论。

笔者认为，由于偶然防卫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致不法侵害人伤亡等），在客观上被法律所允许，而且事实上保护了另一种法益，故将该行为认定为犯罪即遂存在疑问。如果考虑行为无价值，将偶然防卫行为认定为犯罪未遂，也未尝不可。但笔者坚持结果无价值论，主张偶然防卫行为不成立犯罪。因为虽然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犯罪故意，但其客观行为没有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相反刑法还允许以造成损害的方式保护另一法益。概言之，偶然防卫行为缺乏法益侵害性（类似于不可罚的不能犯）。退一步而言，从刑法第20条的表述来看，防卫意识似乎是正当防卫的必要条件；但这并非意味着不具有防卫意识的行为必然成立犯罪。换言之，即使认为偶然防卫不成立正当防卫，也不能因为它不是正当防卫便直接以犯罪论处。基于同样的理由，过失行为制止了不法侵害的，也成立正当防卫。

四、偶然防卫的处理

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基于对偶然防卫性质、正当防卫是否必须以防卫意识为必要以及违法性本质的不同认识，对如何处理偶然防卫，大体上有以下几种学说：第一，不可罚说。此说主要基于正当防卫之防卫意识不要说或者违法的本质在于结果无价值之立场，认为偶然防卫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以及偶然防卫制止了不法侵害，保护了合法利益，不存在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侵害的结果之结果无价值，认为不应该处罚偶然防卫。第二，犯罪既遂说。此说基于正当防卫之防卫意识必要说或者违法的本质在于行为无价值之立场，认为偶然防卫不属于正当防卫，同时偶然防卫也发生了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因而也能肯定其结果无价值，应按既遂犯处罚。第三，未遂说或准用未遂处罚规定说。此说主要基于正当防卫之防卫意识必要说之立场，认为偶然防卫不属于正当防卫，欠缺结果的违法性，而属于违法行为之“对象不能犯”，成立未遂犯，按未遂犯处理或准用未遂的处罚规定处理。第四，二分说。此说认为，对那种保护他人利益的偶然防卫应以无罪论处，而对保护本人利益的偶然防卫，则按未遂犯处理。

对于偶然防卫的处理问题，我国只有少数学者进行了研究。他们从刑法规范的规定以及行为的主客观统一等方面首先论证了成立正当防卫必须以防卫意识为必要，进而认为偶然防卫由于不具有防卫意识，肯定不是正当防卫，而是具备犯罪构成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在认定偶然防卫具备犯罪构成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基础上，他们认为，在偶然防卫的场合，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犯罪故意，并在这种故意的支配下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行为，而且已经引起了预期的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的发生，其行为完全符合犯罪既遂的特征，因而对偶然防卫应按犯罪既遂处罚。但是笔者认为偶然防卫刑事责任的认定应当坚持结果无价值论，即偶然防卫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以及偶然防卫制止了不法侵害，保护了合法利益，不存在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侵害的结果之结果无价值，认为不应该处罚偶然防卫。

综上，以上两个案例中丙伤害甲的行为和张某杀害李某的行为笔者认为不构成犯罪。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检察院

这是否构成犯罪？等 篇6

问：16岁的我酒醉后误骂了一个人,那人打我并捅了我一刀,伤口缝了6针，他的行为构成犯罪吗？

读者明时

答：如果对方已年满十六周岁，且其行为对你造成了轻伤以上的伤害程度，则构成了犯罪。

2、收了还款又索取是不是诈骗？

问：我借了别人5万元钱,一年后，我还他时没要回借条，我是汇给他的，并留下了汇款单,现在他又来找我还钱。 这是不是诈骗?读者 非常

答：虽然你在还钱时没有将借条收回，但汇款单能够证明还钱的事实。他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其虚构借钱的事实是一种诈骗行为，但该行为并不构成诈骗罪。

3、公司不让员工导出个人资料

就收回电脑是否侵犯个人隐私？

问：公司突然收回办公用的电脑，拒不让员工导出个人资料，是否侵犯个人隐私？读者杰平

答：公司对该办公用的电脑享有所有权，故其收回电脑的行为是合法的。但如果公司将电脑中员工的个人资料及隐私公之于众，则侵犯了员工个人的隐私权。反之不构成侵犯个人隐私。

4、 不知情时收购了赃物有罪吗？

问：我收购废品后才发现其中有别人偷窃的东西，这种行为是不是构成销赃？会有哪些后果？

读者庄晓

答：在不知情时收购赃物不构成犯罪。如果收购后明知是赃物而予以销售的则构成犯罪。将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5、如何索取未签合同的应付余款？

问：我在给别人装修时没有签订合同,装修完后,对方只付了80%的装修费,剩余的钱,对方拒绝支付,请问我该怎样要回余款？读者文田

答：虽然没有签订合同，但双方如果书面约定有装潢总价款，你可以通过诉讼方式来追讨。如果都没有，你就很难通过诉讼追回你剩余的钱。建议协商解决。

6、房产证上有两人名字，能证明是共有财产吗？

问：我买房时在买房合同以及后来的房产证上写了我和女友两人的名字，但她没有出钱。现在我们分手了，这个房屋还全部属于我吗？我能要回我的房屋产权吗？读者房平明

答：该房已经属于你们的共同财产，你只有一半的产权。如果你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你女友没有出钱，你可以要求其支付该部分购房款给你。

7、身份证被人拿去注册公司怎么办？

问：我的身份证去年被亲戚借去注册了一个公司，其法人代表是我。最近该公司出现一些经济纠纷，追查到我这里，我从未经手也没获利。请问，我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吗？读者游艺

答：虽然是以你的名义注册的公司，但实际的经营者不是你，且你也未亲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签订过任何同意办理公司的申请或授权委托书等书面的字据。故你不应当承担其纠纷带来的法律责任。

8、网婚犯法吗？

问：老公承认了他的网络婚姻。但他始终认为那是一场游戏，说他们连面都没见过，更没实质性的接触。我该怎么办？读者钱议

答：我国法律没有关于虚拟世界的“网婚”的规定。故其行为并不违法。建议你与你丈夫经常沟通，让其走出心灵的误区。

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概览 篇7

关键词：递进式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双层次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耦合式犯罪构成理论体系

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就是由主观和客观的一系列要件组成的，这种要件是按照一定的逻辑构建形成的理论体系。由于世界各国政治法律文化背景不同，各国刑法文化传统和法律规定上的差别，以及对于犯罪构成认识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其中包括：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英美法系双层次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前苏联和我国的耦合式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

一、何为犯罪构成

首先要注意的是犯罪与犯罪构成二者的区别。犯罪概念是说明犯罪是什么，它具有什么基本属性，从客观上揭示一切犯罪行为的共同基本特征，从总体上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而犯罪构成则是在犯罪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犯罪是如何构成，成立犯罪需要具备哪些要件，从微观上分析各个犯罪行为的内部结构及其成立要件，是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的具体标准。由此看出，我国的刑法理论承认犯罪概念也具有划分罪与非罪的功能，这便在认定犯罪时确立了两套标准，容易导致混乱。如果犯罪构成的标准服从于犯罪概念的标准，势必抹杀具体犯罪的个性特征，如果犯罪概念标准服从于犯罪构成的标准，则会丧失犯罪概念的指导意义。言外之义，我国犯罪概念或者犯罪构成概念二者在表述上、内容上还有待完善之处。

我国刑法中把犯罪构成的概念表述为：犯罪构成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的一切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的整体（有机统一体）。日本的刑法学家小野清一郎则概括为“所谓构成要件，是指将违法并有道义责任的行为予以类型化的观念形象（定型），是作为刑罚法规中科刑根据的概念性规定”。日本的大冢仁说：“所谓构成要件是使违法、有责行为类型化而规定的法律上的概念”。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是三要件说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认为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与有责性的行为才能认定为犯罪，在具体适用时，对该三要件则采取依次递进性的认定。英美刑法中的犯罪构成分为实体意义上的犯罪构成要件与诉讼意义上的犯罪构成要件。实体意义上的犯罪构成要件是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它们包含在犯罪定义之中。诉讼意义上的犯罪要件则是通过合法抗辩事由体现出来。而前苏联和我国的犯罪构成则是由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犯罪主观要件四个要件构成。

二、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构成理论体系

日本刑法学家福田平、大冢仁编写的《日本刑法总论讲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该理论体系通说的观点，认为该构成理论体系包括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违法性、责任三大件，三者合称为犯罪的一般成立要件。构成要件的该当性，即该当刑罚法规构成要件的事实，包括：行为（作为、不作以及因果联系）、结果、行为客体和情况，以及构成要件的故意和过失。违法性指构成要件违法性的类型，如果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在没有违法阻却事由的情况下，可以推定行为违法。违法阻却事由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法令行为或正当业务行为；正当行为。责任要件包括：责任能力、责任要素即包括故意和过失、期待可能性等。行为人在自己的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并确认违法后，如不存在责任阻却事由则受到刑事处罚。这三个要件形成了理论上的有机综合体，责任以违法性为前提，违法性以构成要件该当性为基础。三要件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逐步深入，无一遗漏。由此看来，德国日本刑法犯罪构成三元递进式理论结构是理念型、是学者型的、是刑法学家依据刑法理论对刑法运作情形进行的理论创造。

三、英美法系双层次犯罪构成理论体系

英美国家由于属于判例法的实务操作性传统，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犯罪构成理论，他们刑法理论是通过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来衡量和判定犯罪是否成立的，具有双层次性特点，故称为双层次犯罪构成理论体系。

英美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在结构上包括犯罪本体要件和责任充足要件。犯罪本体要件包括行为和心态。行为即犯罪行为，由行为和意识构成，表现为作为、不作为、持有。心态即犯罪心态，又称为犯罪心理是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就是行为人在实施社会危害行为时应受社会谴责的心理状态，包括规范内容和心理内容两层要素，以《模范刑法典》为代表的美国当代刑法中的犯罪心态模式有四种，即蓄意、明知、轻率和疏忽。责任充足要件是美国犯罪构成诉讼意义上的构成要件，要求排除合法辩护。合法辩护在美国刑法上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可得宽恕”，如未成年、错误、精神病、被迫行为等等，相当于大陆刑法的责任阻却。另一类是“正当理由”，如紧急避险、政党行为、警察圈套等，相当于大陆刑法中的违法阻却，这两类都是免除刑事责任的根据。

美国犯罪构成双层模式，即犯罪构成方式由两个层系相结合的过程来完成。第一层系侧重体现国家意志，表现为公诉机关的权力，确立行为规范，发挥刑法的防卫社会功能。第二层次体现公民权利，发挥刑法的保障人权的功能，制约国家权力，两个层次相辅相成，构建美国刑法运行的内在制约机制，体现刑法公正性的价值取向。正（符合犯罪本体要件）反（排除合法辩护）两方面结合完成刑事责任的认定。完成独特的犯罪构成模式，反映犯罪构成是动态的“定罪过程”，而不仅仅是静态的“犯罪规格”。两个层次相结合，实为控辩双方的斗争，是刑事司法民主化的反映。美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结构奠基于传统司法实践（判例法、对抗式诉讼模式、陪审制），同源于刑法立法，是刑事责任基础和责任充足要件的结合，全同于法律结构即犯罪本体要件和排除合法辩护，理论上的双层次是法律文本两部分的再现。总之，美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是实践性的，是法官型的。笔者甚至认为更是趋于开放的犯罪构成要件的理论结构。

四、前苏联和我国的耦合式犯罪构成理论体系

形成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前苏联犯罪构成理论是以前苏联刑法学家A.H.特拉伊宁为代表的四要件说。该通说认为犯罪构成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犯罪主观要件。这种耦合式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在借鉴、吸收和批判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为指导，以推进社会主义法制为动力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的。

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的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基本上是以前苏联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为蓝本。通说认为犯罪构成是成立犯罪所必需的一切要件，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犯罪客观要件是刑法规定成立犯罪所必须的以行为为中心的客观事实，包括犯罪行为与由该行为引起的危害结果。犯罪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还有犯罪行为和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以及犯罪对象、时间、地点、环境等中犯罪行为实施的客观条件。犯罪主体要件是指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主体资格，如刑事责任年龄、精神障碍、生理缺陷等。醉酒人犯罪应负刑事责任。犯罪主观要件是指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主观心理状态，包括犯罪故意、过失、犯罪目的和动机。刑法上的错误包括法律上的错误和事实上的错误两个方面。

前苏联和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并非完全对立，其理论共性诸如：犯罪成立是主客观的统一，事实评价和规范评价的统一等等。三者都得到了全面的体现。但其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前苏联和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呈现出一定的封闭性。前苏联和我国的犯罪构成要件是犯罪成立的全部要件，而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犯罪构成要件只是犯罪成立的条件之一。在大陆法系国家，要成立犯罪，除了具备构成要件的该当性之外，还要依次具备违法性和有责性要件；英美法系的还要有排除合法辩护的责任充足要件。而我国犯罪构成要件，与前苏联是相同的，即属于犯罪成立意义上的犯罪构成，只有入罪的预设，没有出罪的出口。

五、结语

何为犯罪构成？如何表达才愈发完善，学者们所下定义不一，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但是，就像小野清一郎教授所说的那样“问题不在于定义，而在于内容实质”。虽然各国犯罪构成理论概念表达不尽一致，但其内容实质则有相同或则相近之处，都体现了犯罪成立是主客观的统一，是事实评价和规范评价的统一，都反映了刑法防卫社会和保障人权机能的统一。但实质内容的最大不同之处则是，德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内涵从构成要件内部来看，既有从正面肯定犯罪成立的要素，又有从反面排除犯罪成立的因素，是正反两方面的统一，而这一点则是我国犯罪构成概念的理论缺失。我国传统犯罪构成只规定了入罪的条件而没有出罪的通道，这一缺失也是本文的论述宗旨所在。

参考文献

[1]周恒阳, 郝守才.比较与反思: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重构[J].河南大学学报.2004 (3) .

[2]高铭暄, 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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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储槐植.美国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中外犯罪构成理论比较研究 篇8

第一, 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

现代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的构成要件是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组成的综合, 这三个要件之间的逻辑结构递进式的, 因此称其为递进式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

第二, 英美法系犯罪构成理论。

因为英美法系国家法学以判例法为基本特征, 没有形成完整、科学、系统的犯罪构成理论, 但也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英美刑法中是通过实体 (本体要件) 和程序 (合法辩护) 两个方面来衡量和判定犯罪是否成立的, 前者由控诉方证明, 后者由被告方证明。这种具有双层次逻辑结构的犯罪成立条件被称为“犯罪构成的双层模式”。

第三,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

我国的犯罪构成要件由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四部分组成, 这种犯罪构成是事实评价与价值评价相统一。我国犯罪构成评价方面的特征是综合性的一次性评价, 被称之为耦合式或四边形结构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

2 中外犯罪构成理论比较

2.1 中外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共性

(1) 历史起源的关联性。

几大理论体系都起源于意大利, 创立在德国。在19 世纪下半叶, 前苏联受德国刑法理论的影响开始研究犯罪构成理论, 形成了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 并得到发展。20 世纪50 年代我国借鉴了前苏联的理论。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和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同根同源的。英美法系国家是不成文法、判例法国家没有犯罪构成理论体系, 但随着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相互影响和逐渐融合, 英美法系受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的影响也逐渐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犯罪构成的双层模式”。因此, 可以说中外犯罪构成理论的起源、历史具有关联性。

(2) 本质内容相通。

我国和大陆法系理论, 虽然其研究的逻辑、层次不同, 但是研究的本质内容是一致的, 相关内容大体上有对应。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对应大陆法系构成要件要素中的行为主体的特定身份;主观要件与大陆法系构成要件的故意和过失及责任的故意与过失对应等。大陆法系的递进式犯罪构成体系与英美法系犯罪构成的双层模式在本质上亦有相通之处, 即都反映了刑事责任追究范围上逐步收缩的定罪构成, 体现出犯罪构成的内在制约机制, 从而有利于犯罪的司法认定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

2.2 中外犯罪的构成理论的差异

2.2.1 犯罪构成的基本性质

大陆法系刑法学则主张形式的犯罪构成, 而我国刑法界主张实质的犯罪构成, 这是两种犯罪构成区别的关键。

2.2.2 犯罪构成要件是否等于犯罪成立要件

在大陆法系刑法学中, 犯罪构成不能最终决定某一行为是否成立犯罪, 它的符合性只是与违法性、有责性相并列的犯罪成立的一个要件;而在我国刑法中, 犯罪构成就是犯罪成立要件的唯一意义上的犯罪构成。

2.2.3 犯罪构成各要件的逻辑结构不同

我国犯罪构成体现的是各要件具有密切的相互依存性, 对犯罪与否的评价是综合性的一次评价, 形式和实质内容的判断没有先后循序之分, 各要件间的逻辑关系相对模糊;而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体系三要件之间是相互独立并各自发挥独特评价功能的关系, 三要件之间环环相扣、层层递进, 对某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先形式后实质”的一种判断过程, 各要件间逻辑结构相当清晰。

2.2.4 构成要件要素的差异

第一, 有无“犯罪客体”。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成立体系中有称为客体的, 也是作为行为客体或保护客体意义上的概念来使用。这里的行为客体就是前苏联刑法理论中的犯罪对象, 而保护客体是指法益, 行为客体是构成要件, 保护客体不是构成要件, 而在我国, 在保护客体意义上使用的犯罪客体概念却是作为构成要件来使用的。

第二, 排除犯罪性行为 (违法阻却事由) 的法律性质与法律地位。

由于我国强调实质性的犯罪构成, 形式要件是以实质要件为基础的, 实质要件的排除同时也就意味着形式要件的否定, 因此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及意外事件等事由之所以阻却犯罪, 是因为其根本不符合犯罪构成, 没有犯罪构成的形式存在, 且其法律地位是被排斥于犯罪构成 (成立) 体系以外独立存在;而大陆法系由于主张形式的犯罪构成, 认为对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 在违法阻却事由存在的场合可排除违法性而并不排除犯罪构成符合性, 且其法律地位, 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犯罪成立体系中都能找到立足之处。

2.3 中外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优缺点

(1) 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的优缺点。

通过构成要件符合性, 违法性, 有责性, 这一从事实判断到价值判断的收敛性递进式过程, 有利于对刑罚权的制约, 构成要件符合性的明确性与法定化, 使公民对刑法使用具有可预测性。超法规的阻却事由、实质的违法性论与期待可能性理论, 强调了刑法的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机能。三元模式体现了与刑事诉讼机制的一体性, 为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提供了实体法基础, 反映了刑事诉讼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固有之缺点在于未将主客观要件统一于构成要件中, 将责任能力与犯罪主体剥离; “行为的客体”、“保护的客体”的论述值得反省, 将故意、过失置于责任能力之前的矛盾没有解决。三层次的评价不仅使要素的评价发生不必要的重复, 还使得三要件间的关系与内在联系难以在理论上取得一定的解释, 并且由此也使得这三个要件的含义莫衷一是, 各要件间的区别日趋模糊, 学说纷争异常复杂。

(2) 英美法系犯罪构成理论的优缺点。

英美法系同大陆法系一样, 其犯罪构成理论体现了对刑罚权的制约和程序正义, 有利于保障人权, 体现了与刑事诉讼机制的一体性, 更明显地为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提供了实体法基础。与大陆法系不同的是其整个理论着眼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强调司法经验, 注重简便、实用, 仅适用于英美法系的刑事诉讼模式。也正是因为如此, 其犯罪构成理论不注重抽象研究, 缺乏系统性, 很难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发展, 更不适合其他法系国家的借鉴、移植。

(3) 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优缺点。

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优点在于不仅充分反映出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的本质, 而且不必像大陆法系那样主观、价值评价重复进行, 可大量节省司法资源。但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在对刑罚权的制约、保障人权、体现程序正义等方面仍不及欧美的犯罪构成理论, 在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方面也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事实与价值评价未分离而在同一平面内综合性一次进行必然出现重事实判断轻价值评价的倾向。此外, 我国在排除犯罪性行为的处理、客体的存在必要与否、实用性、价值判断过于前置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

3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的完善

笔者认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现有框架下经过改造、完善完全能成为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同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应当将犯罪客体要件排除出犯罪构成体系, 而在犯罪本质理论中进研究。

(2) 将我国的正当化事由 ( 违法阻却事由) 纳入到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 作为独立于犯罪构成四要件的一个层次。

(3) 在我国现有体系内加强对违法性阻却事由中的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和“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研究, 使我国理论更加完善。

4 结语

犯罪构成理论在犯罪论体系中甚至整个刑法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不同类型的犯罪构成理论在其构建思路、体系、方法上有很大区别, 各有其特征和优劣, 但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说是毫无缺陷或是一无是处的, 因此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理论体系的不足, 学习、研究、借鉴外国犯罪构成理论的精华部分并将其融入到我国的现有体系中来, 不断地完善、优化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

参考文献

[1]李永升.中外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之比较[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1999, (3) .

[2][日]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M].王泰, 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04.

[3]魏东.当代刑法重要问题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343-344.

[4]王勇, 高拓.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三阶段史的四维解读[J].宁波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 2009, (5) .

[5]马克昌.简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J].刑法论丛, 2009.

犯罪构成要件 篇9

1.1 构成要件的历史沿革

构成要件一词来自德语Tatbestand, 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意大利纠问程序中的Constare de delicti (犯罪的确证) 。后来, 意大利刑法学者法利那休斯从Constare de delicti引申出Corpus delicti一词并加以使用, 意指“已被证明的犯罪事实”, 它的意义主要是证明客观犯罪事实的存在, 强调如果没有严格按照证据法则得来的确证, 就不得进行特殊纠问 (包括拷问) 的原则, 从而达到限制官衙主义的目的。这一具有诉讼法性质的Corpus delicti概念传到英美法中后, 在有关口供、辅助证据方面, 仍然使用着这一概念。

现代意义上的犯罪构成理论, 形成于本世纪初。德国学者贝林在其1905年著作《刑法的纲要》和1906年著作《犯罪论》中首先提出了系统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 贝林起先认为, 构成要件是“犯罪类型的轮廓”, 只包括客观的、论述的要素, 而不包含主观的、规范的要素。到了晚年, 他又认为, 构成要件不是犯罪类型, 而是犯罪类型在“观念上的指导形象”。贝林的构成要件理论奠定了现代资产阶级犯罪构成理论的基础。迈耶一方面继承了贝林的观点, 同时又认为, 构成要件是违法性的认识依据, 二者如同烟与火的关系, 即可以从构成要件中推定行为的违法性。此后, 麦兹格进一步认为, 构成要件是违法类型, 即行为符合构成要件, 原则上便具有违法性, 故构成要件是违法性的存在根据, 构成要件不仅包括客观的、记述的要素, 而且包括主观的、规范的要素。

1.2 构成要件相关概念辨析

在探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构成要件理论以及我国犯罪论体系之前, 我们有必要对“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要件”和“构成要件”这三个现行刑法中未明确作出规定的基本概念作出区分。

“犯罪构成”是前苏联和我国刑法理论中使用的一个犯罪论中的基本范畴。它是标志某一行为依法成立犯罪的一系列主客观要件的统一体。在一犯罪构成为核心的刑法理论中, 某一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就可以成立犯罪。因此, 犯罪构成是一个既体现行为的“形式违法性”, 也体现行为“实质违法性”的概念。

“构成要件”理论一般认为是由德国刑法学家贝林 (Bling) 首先于1906年系统提出了“古典的三分犯罪理论体系”, 这三个层次顺次包括了“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其中“构成要件”是指刑法分则所具体描述的各种犯罪类型, 如杀人罪的杀人行为、抢劫罪中的暴力行为。而后来为德、日刑法所继承发展,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犯罪论中, 由于主张犯罪成立的条件一般要经过“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重递进式判断, 因此“构成要件”只不过是在确定实行行为是否成立犯罪过程中进行的第一个事实性判断, 是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其中一个条件。也就是说, 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并不意味着行为就成立犯罪, 如伪造一个社会上并不存在的公司企业的印章, 符合构成要件, 但并不一定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行为除了符合构成要件, 还需要对违法性、有责性进行分析判断。所谓构成要件就是刑罚法规中所规定的违法、有责的值得处罚的行为类型或定型。这里的构成要件发挥罪刑法定主义的机能, 故对构成要件的解释不得超过刑罚法规文理范围, 对行为的筛选、定型、收缩行为的范围从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构成要件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

我国通说认为犯罪构成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以及犯罪主观方面四个方面的要件, 因此构成任何一种犯罪, 都要同时符合这四个方面的要件。

2 试析构成要件在犯罪论体系的地位

2.1 对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反思

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由四大要件构成, 这四个要件之间相互依存, 一存俱存, 一无俱无, 四大要件的整体对犯罪成立与否具有决定作用, 任一要件不能脱离其它要件而独立存在, 否则便失去了构成要件的意义。正是由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相互依存、不具有层次性和递进性的内部结构特征, 我国犯罪构成体系被学者们形象地称之为“耦合式”的犯罪构成体系或平面的“齐合填充式”的犯罪构成体系, 而没有像大陆法系那样作进一步的违法性、有责性的排除分析, 从而使罪责与罪量始终处于开放状态。其结果, 失去在定罪过程中应有的谨慎, 不仅不能明确违法的相对性, 而且未免有扩大定罪范围之嫌, 不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因此, 有必要对我国刑法犯罪论体系中的构成要件 (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类型) 作出重新定位。

2.2 构成要件是犯罪论体系的第一位阶

首先是对行为进行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评价。如果行为不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 则定罪进程即告中断。只有行为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 进而才能进行违法性的评价。在违法性这一要件中, 主要考察行为是否具有违法阻却事由, 例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如果具有违法阻却事由, 则定罪过程即告中断。只有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 进而才能进行有责性的评价。在有责性这一要件中, 主要考察责任能力与责任形式。如果行为人不具备有责任这一要件, 则定罪过程即告中断。只有具备有责性, 犯罪才能成立。

我国也应重新排列犯罪成立体系位阶, 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应是第一位阶。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 构成要件是犯罪论体系存在的前提。构成要件是一种将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事实加以类型化, 并且将它抽象为法律上的概念。构成要件体现的是对犯罪行为的重视, “无行为便无犯罪”, 一切犯罪构成的基本结构都是犯罪主体-中介-犯罪客体, 其中犯罪主体和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这个有机整体的两极, 连接这两极的中介是犯罪主体实行的犯罪行为。而犯罪中的行为概念因具有有体性、客观性、可察性, 往往最容易为人们所发现和把握, 因为犯罪分子是隐藏的任何实行了犯罪行为的犯罪分子出于本能都会藏而不漏, 而犯罪的主观方面则是人内心的思维活动, 更加难以察觉。

其次, 扒窃、入室盗窃、顺手牵羊的盗窃等在生活中是不同的犯罪类型, 但在构成要件中就是一个犯罪类型——“窃取他人财物”。又如在社会生活中存在各种不同的杀人行为, 有刀杀、枪杀、毒杀、绳索杀等, 但在刑事法中只规定为一种犯罪类型——“杀人”。构成要件的判断是对事实的判断, 是形式的判断, 是为了明确犯罪的形式和类型, 再对该行为进行违法性和罪责等价值判断。但我国现有的犯罪构成模式是事实判断与价值评价均在同一时间完成, 没有先后之分。在这样一种犯罪构成体系中, 必然出现重事实判断轻价值评价, 甚至以事实判断代替价值评价的倾向。没有正确地处理好事实判断与价值评价的关系, 是我国及苏联犯罪构成体系的一个重大缺陷。这种犯罪构成模式是违反认识论原理的, 根据认识论原理, 应当先有生活事实, 再有价值判断, 价值一定存在于事实之后, 不能价值判断先行, 否则会导致罪刑擅断, 等于先定罪再找证据。因此, 构成要件是犯罪论体系的第一位阶, 并具有人权保障功能。

再次, 罪刑法定是法治在刑法上的体现, 又是保护法益和保障公民自由的要求, 所以, 构成要件对依法治国、保障法益与保障公民自由具有重大意义。由于构成要件将犯罪进行了定型化, 什么行为应当受处罚、什么行为不应当受处罚, 就有了明确的界限。只要不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 就不会受到国家刑罚的干预。在此意义上说, 构成要件保障一般公民的人权。另一方面, 刑罚只在符合构成要件的范围适用, 在此意义上说, 构成要件又保障犯罪人不受不恰当的处罚。

参考文献

犯罪客体要件“排除论”之否定 篇10

关键词：犯罪客体,排除,构成要件

近年来, 关于犯罪构成要件重构或者完善的讨论中, 犯罪客体要件总是饱受争议, 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犯罪客体是“一个巨大而空洞的价值符号”, [1]进而对犯罪客体理论进行全面和彻底的否定, 从而终结它在我国曾经无限风光的历史命运。但是, 反思“排除论”的诸多理据, 犯罪客体要件不宜排除在犯罪构成要件之外。

一、“政治性”、“价值中立”不是排除犯罪客体要件的理由

“排除论”的支持者认为, 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在历史起源上是随着社会主义刑法理论中曾经出现过的政治需要高于一切, 政治压倒法律的理论氛围下形成的, 是为了政治需要而被一些偏离法学应当具有的价值中立的学者鼓吹的理论泡泡, 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犯罪客体理论是前苏联刑法学者的创造, 是我们生搬硬套而来。“排除论”者进而指出, 应建立中立价值的刑法理论, 通过引进德日抑或英美刑法理论以改造我国“落后”的刑法理论, 从而与世界潮流接轨。

然而, “政治性”或者意识形态其实不应当成为否定犯罪客体要件价值的理由。不可否认, 我国刑法理论中大量继受前苏联刑法传统, 但是我们是否能够因为现有理论是继受前苏联的, 就可以无视我国刑法理论30余年来的自身完善和发展?我国刑法理论经过几代学人的发展, 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的体系和特色, 并且在吸收各国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向前进步。我们不能因为刑法理论中存在前苏联的影子就对之全盘否定, 推倒重来。我们可以看到, 学者对犯罪客体的内涵、价值等都在进行新的解释, 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如果说我们引进苏联理论是因为政治性原因, 那我们全盘照搬德日或者英美刑法理论, 废除犯罪客体要件, 引入法益理论等是否又再重复昨日的路径?当今世界, 德日或者英美在经济上凸显强势地位, 我国在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上向其靠拢无可非议, 但是在犯罪构成理论上照搬这些国家的知识无疑也是在向经济强国献媚, 与当年照搬苏联理论没有实质差异, 仍然是缺乏民族独立性、创造性的一种表现。

二、犯罪客体要件并未混淆犯罪“立法依据”和“司法依据”

有学者认为, “我国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在刑法修订过程中暴露出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 它混淆了刑事立法规定某种犯罪的立法依据和刑事司法认定某一犯罪的司法依据之间的界限。……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却不但将刑法保护的社会利益看成是刑事立法立罪的依据, 而且还将其视为刑事司法定罪的依据, 混淆了两者的界限。”[2]论者认为, 某种行为具有了刑事违法性 (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的情况) , 必然具有社会危害性, 刑法所要保护的社会利益在刑事司法的定罪过程中不再具有印证的作用。因此, 没有必要保留犯罪客体要件。

其实, 犯罪客体要件不仅是“立法依据”, 更是“司法依据”。通说认为, 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3]行为之所以会为刑法所禁止, 在于它侵犯了一定的社会关系, 而这种社会关系恰恰是统治者所需要保护的, 和统治者具有密切联系的政权关系、人身权利关系、财产关系、婚姻家庭关系等。为保护这种关系, 统治者不仅将其纳入民法、行政法等范畴, 更将其纳入刑法范畴, 任何符合条件的触犯者都将成为刑罚的对象。侵犯不同社会关系, 会对统治者的治理产生不同的破坏, 遭受到的刑罚惩罚也有差异。而且, 随着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变化, 对相同社会关系会产生不同认识, 有些社会关系会纳入刑法保护范畴, 有些会不再由刑法保护, 有些会加重惩罚, 有些会减轻惩罚, 这会导致刑法中罪名的变化和法定刑配置的变化。所以, 犯罪客体是立法依据。

而司法过程中, 犯罪客体则能够起到区分罪与非罪, 此罪与彼罪的作用, 对指导司法实践有独特的作用。例如, 贾某因琐事与人争吵, 用砖头将对方砸成重伤, 在其他要件符合情况下, 贾某的行为会构成犯罪。如果胡某见路边有人正在实施抢劫, 他奋不顾身将劫匪用砖头砸成重伤, 则不构成犯罪。原因在于贾某的行为侵犯了刑法对人的身体健康保护的关系, 胡某的行为没有侵犯刑法对这一关系的保护。

三、犯罪客体并非“无边无沿”、无法把握

有学者认为, “把犯罪客体说成是犯罪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 必然是把犯罪行为看成可以跳越一定的人或物直接与他人之间已存的社会关系发生接触或者联系。然而他人之间已存的社会关系又无不以一定的人或物为基础的, 跳越一定的人或物, 犯罪行为与社会发生接触或联系, 简直成了真空世界的行为, 这样社会关系又如何能成为犯罪客体?这样, 传统的犯罪客体观念一开始就给人一种无边无沿, 无法把握的感觉。”[2]

这里需要说明的问题有两个:第一, 社会关系是可以把握的。在人类社会中, 一个个体必然与他人发生关系, 完全不与他人发生关系的个体是不存在的, 或者我们不能称之为社会意义上的人。人生活在社会中, 需要与他人合作, 一个人满足自己需要的条件是建立在他人的容忍基础上的。如果一个人满足自己需要的方式、方法超越了他人的忍受限度, 则会被以各种方式惩罚, 使其行为回归正常。犯罪, 即个人满足自身需要的方式超出了他人的忍受限度, 使社会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被打破, 犯罪人必然要受到刑罚惩罚以维持社会关系的稳定。如果这种合作关系的破坏不被惩罚, 那么更加严重的这种合作关系的行为将会出现, 最终是引起这种社会关系的破灭或者变更。所以, 这种关系不是虚无缥缈的, 是可以透过现象加以理解的。第二, 社会关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表现。犯罪行为侵犯的对象中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犯罪行为有时候表现为侵犯了某个人的身体, 有时候表现为侵犯了某个人的财产, 有时候表现为侵犯了某地区的环境, 有时候表现为侵犯了某地区的秩序……无论是身体、财产、环境还是秩序, 都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

社会关系通过具体的人或者物表现, 即使通过物表现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犯罪通过侵犯人或者物侵犯了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关系。论者认为犯罪行为与社会关系之间直接发生关系实则混淆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忽视了犯罪的抽象性以及犯罪行为的具体性, 忽视了社会关系的抽象性与犯罪对象的具体性。

四、对犯罪客体的认识或其归类发生变化将导致犯罪构成的变化

有学者认为, “对犯罪客体的认识或其归类发生变化并不导致犯罪构成的变化, 这正说明犯罪客体并不是犯罪构成的要件。”[4]并有论者举例证明, “原刑法中贪污犯罪属于侵犯财产罪的一个组成部分, 很多人认为贪污罪的同类客体主要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所有权, 而当新刑法将贪污罪与贿赂罪合并组成独立的一类犯罪后, 很多人又开始认为贪污罪的同类客体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今天的贪污罪依然是昨天贪污罪的继续, 只是刑法在规定的排列上稍作一下变化, 在犯罪客体上就立即出现法变亦变的情况, 丝毫不能体现自己的独立品格。”[2]

但是, 事实却是对犯罪客体的认识或者归类当然将导致犯罪构成的变化。社会是发展变迁的,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 随着立法者对社会关系认识的变化或者归类差异, 犯罪构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有些被认为是十恶不赦的罪名在今天被认为是正常的行为, 没有社会危害性。如, 唐朝法律中规定的“大不敬”, 指对帝王不尊敬的言行, 如盗取帝王祭祀用的物品或帝王日常穿戴的物品, 盗取或伪造皇帝的玺印, 为帝王配制药物有错误, 为帝王做饭菜误犯食禁, 为帝王建造的车船不牢固, 咒骂帝王, 无理对待帝王派遣的使者。古人认为这些行为严重触犯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关系, 要加以严厉的惩处, 甚至会被处以死刑。而今中国, 对国家领导人不尊敬的言行已经不会成为犯罪, 对国家政策或者国家领导人的批评、建议已经成为宪法中赋予公民的权利。原因就在于立法者对这些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有了认识上的变化, 认为这些行为不足以破坏统治基础或者不足以毁坏关系人类生存的社会关系, 所以这些行为不被认为是犯罪。这当然导致犯罪构成的变化, 即行为人的行为不被认为是犯罪。

贪污罪的客体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但把握好该罪的客体, 有利于我们认识这一罪名的变化。学者认为的“在犯罪客体上就立即出现法变亦变的情况”, 实则相反, 是立法者对贪污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之认识发生了变化导致了贪污罪名的变化, 这是客体变法亦变的现象。笔者认为, 贪污罪的客体在现行立法中是复杂客体, 既包含共有财产, 又包含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性或国家公权力的不可收买性该罪客体以公共财产为主, 原因在于贪污罪中规定个人贪污5, 000元以上才会构成犯罪, 如果是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性或者国家公权力的不可收买性则贪污一分钱都会构成犯罪。

综合以上论述, 我们可以看到, 对犯罪客体构成要件的批评缺乏充分的理由, 很多时候其反对的论点恰恰可以成为支持犯罪客体构成要件成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理由。所以, 犯罪客体要件不宜排除犯罪构成要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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