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选择（精选十篇）
模式选择 篇1
刘易斯提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两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部门, 一个是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工业化部门, 一个是生产率比较低下的传统农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且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由边际生产率低下的农业部门向边际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转移, 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被现代工业化部门全部吸纳为止。这时, 农业部门摆脱了沉重的剩余劳动力的负担, 边际生产率随之提高, 进而促使农业部门发展, 达到工农业部门的发展平衡。
拉尼斯和费景汉针对刘易斯模型的不足进行了修正和发展。和刘易斯模型一样, 他们也假定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 不同的是, 他们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与工农业部门之间的发展联系起来并将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传统的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接近于零, 现代工业部门可以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上从农业部门得到无限的劳动力。第二阶段, 现代工业部门吸收的劳动力达到一定的数量后, 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开始下降, 造成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升高。此时, 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有所提高。第三阶段, 在现代工业部门持续吸纳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过程中, 传统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会得到不断的提高, 直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
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决策主要与两方面有关:第一是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第二是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所以, 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是由城乡的预期收入差距决定的, 而这种预期收入是通过迁移者的收益与成本的差额乘以城市就业率得出的。托达罗的核心思想是: (1)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取决于预期收入; (2) 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收入的差距, 导致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 造成了失业问题严重; (3) 应通过农村和农业自身的发展, 增加农民就业机会, 缓解城市就业压力。
刘易斯模型和拉费模型主要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强调以农村自身的发展来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我国学者在上述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模式的基础上, 提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主要表现为就地转移模式和异地转移模式。
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转变历程
第一阶段:1978-1988年, 改革开放后的起步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处在起步阶段, 基本上以农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的同时, 国家还实行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政策, 在确保粮食产量稳定的前提下, 开展农、林、牧、副、渔业多种经营, 鼓励农民发展商业、服务业等个体经济, 活跃农村经济市场。此外, 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 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据计算, 1984至1988这5年间,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5566万人, 年均增长率为23.11%,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率由1984年的11.9%提高到1988年的21.5%。这段时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起步发展阶段, 农业结构调整和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力量。
第二阶段:1989-1991年, 转移低潮期。在这一阶段, 乡镇企业的优势逐渐减弱,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速度减缓。80年代初经济建设的高速增长导致了经济运行过热, 社会供需结构矛盾突出, 工农业比例失调, 通货膨胀严重。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 国家决定用3年的时间进行经济整顿, 调整经济规模, 改革企业结构, 减少新增投资。乡镇企业的人数由1988年的9545.45万人, 下降到1989年的9366.78万人, 再下降到1990年的9264.75万人。在1989至1991的3年间, 农村剩余劳动力累计转移296万人, 平均每年转移99万人, 平均每年仅增长1.1%, 出现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率的低潮期。
第三阶段:1992-1997年, 飞速转移阶段。在这一阶段,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都得到了快速发展, 且异地转移速度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并一度超越就地转移。1992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 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 掀起了经济发展的新一轮高潮。此时是我国国民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 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 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地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 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省际区域间转移。同时, 国家鼓励农民进入小城镇就业, 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第四阶段:1998-2004年, 缓慢稳定阶段。在这一阶段, 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还是很大并以异地转移模式为主。以1999年和2003年为例, 这两年异地转移人数累计突破1亿和1.5亿, 而就地转移人数仅为3000万左右。国有企业的不断深化改革, 造成城市下岗人数持续增加。为了缓解城市巨大的就业压力, 各地政府奉行城镇保护主义, 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 人为地提高农民工转移成本, 农民工非农就业环境恶化。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受到了重大的影响,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能力逐渐下降。这段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缓慢, 1998年劳动力转移增速为0.6%, 1999年只为0.4%。
第五阶段:2004年至今, 快速转移阶段。在这一阶段,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实施, 滞后长达10年之久的就地转移模式开始复苏, 与此同时, 劳动力异地转移数量仍然很大。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式中, 国家逐渐开始着重强调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模式, 通过加快推进小城镇的建设,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促使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 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三、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1. 就地转移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就地转移模式是指在不发生地域转移的前提下, 通过农业产业化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进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模式是以乡镇企业为主要载体, 乡镇企业的发展有其局限性。首先, 乡镇企业布局分散, 导致了转移要素的封闭性。其次, 乡镇企业与城市企业的同构性严重。最后, 乡镇企业与农业发展不衔接。乡镇企业的发展没有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和农村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 严重阻碍了乡镇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2. 异地转移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异地转移模式是指农村人口以就业为目标, 长期或短期地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 以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转移为主, 就业领域发生变动的一种迁移行为。异地转移模式中出现的问题如下:
第一,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难解决。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中城市转移的就业模式中, 逐渐孕育出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进城以后, 他们的社会角色、资源获得途径及空间位置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 “农民工”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和各种社会保障政策, 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却不被城市接纳, 被“边缘化”, 成为漂泊不定的流动人口。
第二, 减缓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一方面, 城市下岗职工增多, 城市自身不断高涨的失业率阻碍了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另一方面, 随着经济的发展,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要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 以资金、知识、技术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代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对一般劳动力的需求大量下降。随着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会不断的提高, 会进一步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第三, 农村社会“空洞化”现象严重。一方面, 农民工常年在外, 只有在农忙季节或春节等大型节日的时候回家, 他们的父母、妻儿留在农村老家, 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留守家庭”, 引发了一定程度的农村社会问题。另一方面, 农村劳动力长期大量的异地转移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资源严重缺乏。
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的路径选择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表现为就地转移模式和异地转移模式。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的异地转移积累了不少的矛盾, 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规律和东部沿海地区实施的“产业转移”战略也显示了就地转移模式的趋势。本文从三个方面提出实现就地转移模式的路径选择。
1. 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发展, 探索农业与工业的衔接。
大力促进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 促进农村工业化发展。农村是以农业为主, 其与城市工业化的不同之处就是要发展与农业相关联的工业化。首先, 通过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 促进农业多样化经营, 提高农产品质量, 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效益;其次, 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促使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发展相结合, 延伸农业产业链, 推进农村第二、三产业发展。
2. 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 推进乡镇企业集中。
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 推动小城镇发展, 逐步将小城镇发展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同时, 要积极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 提高基础设施利用率, 降低成本, 更重要的是产生规模经济效益, 加强乡镇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乡镇企业向小城镇聚集的规模效应可以进一步带动小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会进一步促进小城镇的发展, 小城镇的发展反过来也为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基础。
3.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原有资源优势的丧失及产业结构的优化, 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换, 使得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利益也越来越低。因此, 将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有承接能力的、土地和劳动资源丰富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是东部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经济发展欠发达的地区, 尤其是中西部省份, 要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优势, 抓住产业转移的契机, 积极主动承接产业转移, 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式发生变化, 逐渐由异地跨区域转移向省内就地转移模式转变。
摘要：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模式主要有就地转移模式、异地转移模式, 两种模式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交替出现。不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式带来了相应的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但是仍存在一些弊端。此外, 就目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而言,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应逐渐以就地转移模式为主。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地转移模式,异地转移模式
参考文献
[1]周正宾.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2010.
[2]江宗德.城乡统筹视角下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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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制模式选择 篇2
改制模式的选择是改制方案设计的关键与核心。改制模式没有固定范本，国有企业基础条件和面临的环境决定着改制的约束条件，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进行改制模式选择往往会遇到两难问题，对国有企业改制模式两难选择问题的研究有利于破解国企改制模式之争。
国有产权究竟应该卖给内部人还是应该卖给外部人，两种改制模式虽然都符合“国退民进”的取向，但改制路径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改制效果：
（一）内部人收购模式的利与弊
按照国有产权的最终受让主体不同，国企改制可分为内部人收购模式与外部人收购模式。简单地说，内部人收购模式就是原国有企业管理层和员工作为国有产权主要受让主体的改制模式。按管理层拥有的股权集中度和决策权集中度从大到小排列，内部人收购模式又可分为： MBO（经理层融资收购）模式、员工信托管理层持股模式、职工持股会控股模式和股份合作制模式。
支持国有企业采用内部人收购模式的主要观点是：经营层及骨干员工稳定，对企业历史及现状熟悉；改制过程震动较小，系统风险也较小；能激发企业内部人对改制的积极性，推动改制顺利进行；由于内部人收购往往将产权置换与身份置换联系在一起，减少了改制过程中的现金支出。
但也有专家指出内部人收购模式存在的弊端：管理层收购的资金来源问题难以解决，即使融资成功在巨大还贷压力下其实管理层无法给企业发展继续注入资金资源；事实上形成的内部人控制不利于制度创新；内部矛盾潜伏而非消除，未来的系统风险加大；员工观念转变困难，职工持股会控股模式和股份合作制模式下容易形成新的一轮“大锅饭”；特别是在监督机制不健全情况下内部人收购容易滋生“暗箱操作”。
（二）外部人收购模式分析
正因为内部人收购模式在实现企业跨越式发展方面存在的不足，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选择了以引进外部战略投资者进行控股式收购的模式。从实践来看，成功和失败的案例均不鲜见，成功引入外部投资者的经验是：借助外力（优势企业）介入，有利于快速改变企业现状，特别是企业战略方面；借助外力
有利于消除长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可以借优势企业的资金、品牌、管理、技术、制度等优势资源，快速做大企业。
外部人收购模式失败的教训是：由于制度、文化的差异较大，整合风险大；被购并企业往往在战略上会失去主动性；管理层人员往往变动较大，易造成整合成本高；若未选择好战略投资者对象，将反而会使原来的企业消亡。
（三）上述两难问题的选择标准和对策
1、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适宜于做MBO或内部人收购
由于MBO或内部人收购往往面临着融资和还贷问题，企业的基础条件在选择是否进行内部人收购时显得尤其重要，从成功案例来看，适宜MBO或内部人收购的企业特征大致为：
（1）企业所处的行业为竞争性行业，企业生存不易，企业成长与管理水平息息相关，因此有必要通过管理层收购来改善对管理层的激励；企业所处行业成长性好且发展稳定，能为企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2）企业股本或净资产较小，不需要动用太多的资金就可以实现管理层控股或内部人控股。
（3）企业创业之初国家没有投入资本金或投入资本金很少，企业的发展过程基本上就是管理层创业并领导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现有的股东财富中实际上有很大一块是管理层应得报酬的资本化的结果，当地政府对管理层认可程度高；企业的发展历程表明公司管理层有优秀的管理能力，特别是管理层内形成了一个有权威、有凝聚力的领导核心，对管理层收购涉及的内外矛盾具有最终驾御能力。公司业绩优良，同时管理层比较有进取精神并且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
（4）企业有较为充裕的现金流。实施管理层收购的目标公司一般要求资产负债率不高，且有较为充裕的现金流，同时企业现有资产状况良好且资产增值潜力大。
2、实行内外联合、优势互补是可行的解决对策
将外部投资者的资金优势与创新优势与内部管理者的管理经验结合起来，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和解决两难问题的有效办法。但在这个过程中要解决联合收购中的权利义务问题和在未来公司中的股权比例问题，需要艰苦的谈判。
3、选择内部人收购模式要着力做好收购后的管理创新工作
内部人收购完成的只是产权制度改革，但产权制度改革不是改制的终点，由产权制度改革带来的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员工观念更新和企业文化的彻底变革才是改制的最终目的。“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泉”，创新包括机制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管理层在收购完成后不仅要起到减少代理成本的效果，还要在治理结构、管理结构、基础制度方面作出创新以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4、选择外部人收购模式要着力解决收购前研究和收购后整合工作
对于外部人收购模式来说，收购前的研究工作实际上是决定收购是否成功的关键。最重要的收购研究工作包括两项：一是被收购方要研究收购方是否适合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主导者。因为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引入外部投资者进行收购目的是融资，但不仅是融资金还是融资源，外部投资者必须带来能支持企业持续发展的管理资源和市场资源才是最合适的收购者；二是收购方除了要研究国有企业的资产之外一定要研究国有企业的人，必须在财务规划之外专门制定收购的人力资源规划，保证国有企业的核心价值创造人才不至于流失。做好了收购前的研究和规划工作，收购后的整合工作就是执行，整合的最终目的是文化和行为方式的合一，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二、市场化操作模式与非市场化操作模式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国有产权经公开征集产生两个以上受让方时，转让方应当与产权交易机构协商，根据转让标的的具体情况采取拍卖或者招投标方式组织实施产权交易。这标志着国有产权竞标转让为主的市场化操作模式将成为国有转让的主流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非市场化的操作模式就此要退出历史舞台，在相当长时间里协议转让、新设公司、增资扩股等改制模式将作为竞标转让的有益补充而存在。在实践中，相当多地方中小国有企业进行了公示性挂牌后的定向转让，看来选择市场化操作模式与非市场化操作模式仍将成为改制过程中的两难选择问题。
（一）竞标转让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国有产权进入产权市场竞标转让模式解决了产权转让中的信息公开透明问题，推动了国有产权市场的三公建设进程。但目前竞标转让方式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国有产权是一个非标准的特殊商品，采取竞标的方式并不一定适合，因为竞标者的出价肯定会受到改制企业的债务、职工安置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债务问题，职工的安置问题，以及政府的支持程度，将是参与重组方的首要考虑因素，而这些问题，只有通过一对一的谈判才能够解决，通过竞标是无法得到答案的。不同参与者对企业的债务重组和职工安置方案不同，强迫参与者接受统一标准可能带来重组效率损失。
其次，竞标参与者可能在政策优惠程度上并不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比如对内部人和外部人的优惠程度不一样会使双方的报价基础不同，违反公平原则；特别是，竞标转让方式下内部人与外部人联合较为困难，管理层和外部投资者的关系以竞争为主，会影响投资者对企业内部信息的把握。
最后，国有产权交易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层次单
一、交易不规范、定价机制不合理。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实行竞标转让可能与市场化操作模式初衷相违背。
（二）非市场化模式的适用
非市场化转让模式在两种情况下适用：一是改制企业债务沉重、职工安置成本无资金来源，外部投资者不存在或少于两个的情况下，主管部门依据政策采取公示性挂牌后定向转让；另一种情况是，为规避在竞标转让中面临的收购成本增大风险，收购者不采取国有产权转让方法，而采取与国有企业一起投资新设公司，或对国有公司进行增资扩股的方法，目的是稀释国有产权而取得控股地位。当然，上述两种方法均要得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才能实施。
（三）两种模式的选择标准
国有产权在进入产权交易市场前面临着一系列改制前置问题，如债务问题、职工安置问题甚至搬迁改造问题。如果在上述系列问题上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或者方案无法对竞标参与人构成共同报价基础，则招投标模式显得不适用。比如：企业的改制前置问题需要管理层大力配合，而管理层在竞标中失败，则管理层在解决这些前置问题时积极性必然减少，这又会影响竞标成功者对于改制企业的接管和后续整合。
相反，如果国有产权附带的改制前置问题已经得到了充分解决，投资价值就容易得到量化，也更适合招投标模式。
三、整体改制模式与部分改制模式
国有企业整体改制，是指以评估后的国有净资产作为扣除员工经济补偿金和各项费用的来源，通过经营者、员工或外部投资者出资购买剩余国有净资产或合资成立新公司的方式，达到国有资本全部或部分退出、股权多元化的目的。国有企业部分改制，是指国有企业拿出部分资产进行竞标转让以筹集改制成本或将部分资产与外来投资者联合进行股份制改造以上市筹集资金的改制方式。判断整体改制或是部分改制有两个主要标准：一是资产标准，整体改制的国有净资产包括全部国有企业的完整经营性资产系统，而部分改制企业有可能只拿出部分优质资产或辅业资产进行改制，改制资产与未改制资产存在较强关联；二是母企业是否存续标准，整体改制中国有企业法人地位一般会注销，而部分改制中国有企业法人地位仍会存续以完成其安置功能。
（一）部分改制的“功”与“过”
应该说，部分改制在国有企业改制的初期发挥了巨大作用，多数大型国有企业或集团公司采取了部分改制的模式，采取部分改制的优势在于：
1、国有企业将部分优良资产投入新设立的公司，有利于该公司的迅速上市为集团发展提供大量资金；
2、国有企业集团存在大量辅业资产，采取并列式分立改制可以在进行主辅分离的基础上完成对主业的整体改制，在这种模式下其实部分改制为整体改制创造了条件；
3、债务沉重，难以为继的国有企业一旦破产会将大量职工推向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实施破产不停产的部分改制，将债务留在老企业或新老企业共同分担有利于企业在发展中消化负担。
但在发展过程中这种模式也凸现了许多问题：
1、部分改制公司以人随资产走为原则，许多部门职能和人员编制是从原国有企业照搬进新公司的。特别是改制上市公司，股份公司和原国有企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种现象必然造成上市公司法人治理不健全。特别是上市公司与母企业关联交易过多，上市公司沦为母企业的“造钱机器”，相当多上市公司都犯起了“国有企业回归病”，最后导致企业效率的重新低下。
2、困难企业的部分改制可能演变为“逃债式重组”，如：国有企业通过将其
优质资产注入新公司而在母体保留剩余资产和全部债务，最后利用母体破产达到逃废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使通过破产达到债务重组目的的行为变得更加敏感。因此，在困难企业部分改制的实施过程中，债权人的要求将有可能成为改制重组的最大阻力。
正是部分改制模式出现了上述问题，导致多数部分改制公司还要进行二次改制，也使政府主管部门在审批部分改制模式时慎之又慎，整体改制逐渐成为当前选择改制模式的主流。
（二）选择部分改制或整体改制的标准
要破除以改制上市或破产逃债为目的和标准的改制模式选择思路，以顺利推进改革和建立独立面对市场的企业法人为标准选择部分改制模式或整体改制模式：
1、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适用于整体改制，对于拥有众多辅业资产的大型企业集团来说，必须首先实施主辅分离的部分改制再对主业资产进行整体改制，主辅分离的部分改制最好使辅业资产在产权和业务方面与主体完全分离；
2、对于选择部分改制来上市的大型企业集团来说，要明确部分改制目的是要建立独立发展面向市场的股份制公司，拿出的资产要具有独立的供、产、销能力，与母体之间不存在过多的关联交易，特别是母体企业不能出现亏损而需要股份公司上市后进行“输血”。
3、对于困难企业部分改制来说，改制方案一定要与债权人充分沟通，充分考虑债权人的利益，以尽可能地减少改制重组的阻力。
电商模式选择 篇3
数据显示，美国前10大电子商务公司中，除了亚马逊，其余全部是传统企业电子商务。但在中国，传统企业做电子商务，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之举。随着线下市场被线上挤压不断缩水，他们不得不重新选择熟悉而陌生的电子商务。但面对新型渠道，传统企业因为缺乏对电子商务的理解和认识，缺少强势的团队，缺乏营运管理经验以及普遍存在的“奢望”心态，往往显得手足无措。
一般来说，电子商务的模式包括两个方面，即运作模式和盈利模式。对于传统企业而言，将销售渠道铺设到互联网上，盈利模式也不会像纯电商那样多种形式，传统企业可选的模式比较单一，就是通过卖货获得利润。而运作模式的表现就比较多样化，我们可以细分为渠道管理模式和实际操作模式，渠道销售模式要求企业从销售对象来考虑，是直接面对终端消费者的B2C（企业对用户）模式还是渠道过长的B2B（企业对企业）模式，或者是两者并存。除此之外，在实际操作上，企业需要考虑是自己组建团队亲力亲为还是借外包的力量短枪直入。具体策略需要根据企业所处行业特性和运营战略来定，大致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日用百货行业，比如服饰、鞋帽、书籍、家电等，由于商品趋向标准化，并且流动形式灵活，处于这类行业的企业，可以选择B2B、B2C的渠道销售模式，并且可以通过外包或者自建团队的形式进入电子商务。
第二，专业性较强的行业，比如新能源、医药、化学化工等，由于商品的特殊性对销售方的专业知识要求比较高，并且受到国家特定法规的约束，在流动环节上不够灵活，目标受众多数为企业。处于这类行业的企业，可以根据受众群体的特性选择B2B、B2C的渠道销售模式，不宜选择第三方外包做电子商务。
第三，重工行业，比如钢材建筑、机械制造等，目标用户大多数是企业，交易形式比较单一，所以在渠道模式上可以选择B2B形式，可以选择与第三方外包服务商合作或自建团队实操电子商务。
第四，其他行业，主要包括保险金融、教育培训、司法服务等，商品或服务非标准化，目标用户大多是C类，企业可以选择B2C和B2B两种形式。由于所处行业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因此这类企业可以通过外包部分或者自建团队开展电子商务。
走到今天，电子商务对企业而言已不再是一种趋势，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销售通道，而模式的选择决定了企业电子商务运作效能和销售路径。目前电子商务环境的不稳定性，导致多数传统企业在决策上偏于谨慎，可以肯定的是，传统企业谨慎地面对电子商务，不仅是正确的，更是必须的。但电商的高速发展，已经不允许他们有太多的时间考虑，快速进入迫在眉睫，并且如果无法自建团队并找到成本、效率和服务之间的“平衡点”，选择第三方外包或是上策。
北京金融产业集聚模式选择 篇4
(一)北京集中了大量国内大型金融机构总部。
目前,四大银行总部都设在北京,占据了中国银行业业务总量的60%以上。国家开发银行、中信集团、光大集团、民生银行、华夏银行的总部都设在北京。目前各家银行都在建立集中的统一数据库,把整个银行的资金集中到总部统一运作,这就意味着北京地区将集中中国银行业90%的信贷资金。同样,由于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再保险三大保险公司总部都在北京,中国保险业70%以上的资金也在北京统一运作。此外,银河证券、中金公司等大型证券公司总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也在北京,北京成了全国最大的金融结算中心。
(二)特大型国有企业总部绝大多数在北京.
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公布了直接监管的196家企业名单,这些企业拥有619万亿元净资产,占到了整个国有资产总量的60%以上,而这些企业总部在北京的又占了绝大多数,可以说国有资产的总量有一半以上由总部在北京的企业所控制。这些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将需要完善的金融服务,这对北京金融业发展提出了挑战。
(三)金融街为各金融机构进驻提供了条件。
北京金融街自元代起被称为“金城坊”，明、清两代更是遍布金坊、银号,清末户部银行即设于此。其地理位置极为优越,开发条件得天独厚。目前已有300多家金融、电信等各类知名企业在金融街安营扎寨,四大金融监管机构都已集中在金融街上。此外,国有银行除农业银行外的三大银行的总行、中保集团总部、银河证券以及中国中央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等金融业服务机构都已坐落于金融街。金融街聚集着中国金融业50%～60%的金融资产,汇总着每年15万亿元居民和企业存款80%以上的数据,是独一无二的全国性金融管理和信息发布中心。
二、金融产业集聚模式选择
金融产业集聚形成所存在的两条有效途径:一种是借助历史和特殊事件等偶然性因素所形成的路径依赖,依托所在实体经济的发展积累,自发吸引金融企业迁移而形成集聚。早期的区位优势一旦形成,必然通过前向和后向产业关联的乘数效应形成锁定,从而进一步巩固集群的稳固性,扩大集聚地的辐射效应和吸引力;另一种则是主要依赖国家的相关扶持性产业政策,由政府根据经济发展战略进行空间布局,按照相关标准对城市进行评估,比较选择出具有金融产业集聚潜力的城市,并给予相当宽松灵活的产业政策进行发展配套,引导企业选址投资的方向。
(一)北京金融产业集聚模式选择.
产业集聚是新兴工业化道路中提升竞争力最重要的发展动力。金融产业集聚一旦形成,以金融中心、CBD为空间载体,以北京各区为网络节点,通过资金融通和资本运作来实现资源在北京甚至全国的优化配置,并持续带来集聚地及周边地区交易的增长、投资的繁荣和产业的扩张,不断强化该城市的地位和功能。
金融产业的集聚对于外部环境、制度背景、配套产业的发展基础的敏感度要高于制造业集群,由于金融服务对象的广泛性和金融业务对信息处理的特殊性,无论是由于何种模式主导了集聚形成,其对区域内的社会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已有产业基础、市场开放度及高级专业人才的聚合都存在着相当高的要求。
无论产业集聚发端于何种模式,一旦金融产业集聚地初步成形,就会具备组织惯例作用下的路径依赖特征:金融集群内部具有自组织演化的规律,集聚地内任何一个组织的自组织过程都是在与其他机构的相互联系和作用中实现的,也必然不同程度地受到整个集群的制约,从而有效促进了金融产业集聚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产业集聚地的发展水平及稳固程度,还会不断受到外部拉力的挑战,尤其是金融企业所为之服务的制造业集群的转移和政府产业政策的变化都会对现有集聚水平产生影响。总而言之,区位可以成为优势,同时区位也是可以选择的。因此,面对金融产业集聚,政府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就我国而言,金融产业的建设属于国家战略,需要有效的政府行为和市场机制相匹配。换言之,我国金融产业集聚所选择的应当是筑巢引凤式的嵌入发展,要选择那些具有较高基础积累和发展潜力的城市,通过大量金融设施等硬件投资,吸引中外资金融机构入驻。
(二)北京金融产业集聚对策建议。
北京推进金融产业集聚,首先必须坚持政府有为的原则,通过产业政策的推动,科学抉择出具有发展可能性的地区,并积极影响引导金融机构的选址决策;同时,也必须准确把握产业集聚的规律,对于金融集聚的规模、程度和辐射范围等按阶段提出切实可行的目标。
1、借助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力,促进北京金融体系的健全和发展水平的提高。
北京要吸引大批金融企业和机构的进驻,必须具备某些要素和标准。不同的优势条件将吸引不同类型和规模的金融机构,导致集聚所产生的规模、辐射效应相差很大,并最终影响北京在金融市场中的层级地位。因此,要寻找到最优化、便捷的发展路径。
2、循序渐进,准确把握金融产业集聚的核心要素.
无论是哪种金融集聚模式,其形成和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比较而言,产业集聚雏形的诞生一般都相当困难,但只要形成了集聚趋势,发展速度就会以乘数增长。实践证明,金融业最基本核心是银行业,业务发展顺序也是从零售银行业务到批发银行业务。因此,相关城市应尊重金融产业的内在规律,在发展本土金融企业及吸引跨国金融企业的类型、顺序及政策力度上有所轻重选择。
3、深化金融制度改革,进一步降低金融产业进入壁垒,加速金融产业国际化进程。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短期内唯有依靠政府推动模式来启动金融产业集聚,因此政府的金融政策是金融产业集聚能否顺利推进的最根本制度框架。大力推动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进程,创新金融产品,尽快统一市场准入标准,取消存在于不同产权主体、国别主体间不合理差别待遇;加快利率市场化、提高汇率弹性是吸引金融企业投资的必要条件。
三、金融产业集聚的效应
北京金融商业中心营造了一个人人向往的环境,具有强大的人气汇聚功能,公用设施能互相利用,最大限度地提高建筑物的利用率。在整个区域内达到人流、车流的完全分离。从而使该区域成为工作、休闲、娱乐、购物的天堂。
(一)能够提高群内的生产率。
这主要是指在使每个企业在不牺牲大规模企业所缺少的柔韧性的条件下,从群落中获得益处。群落内专业人才市场的发展,降低了雇员与企业之间的相对搜寻成本及交易成本,还由于群落的外部经济性,这样能够吸引优秀的人才到群落内工作。地理上相互邻近的企业之间容易建立起协调与信息机制。由于邻近及企业之间的联系、信任等原因,有关市场、技术、竞争的信息在群落内的集中与传播更加迅速。在满足消费者需求、提高信誉与增加对消费者吸引力方面的组合经济效应具有“1+1>2”的性质。此外,群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及相互模仿推动了成本的下降与操作方法的优化。
(二)能够提高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
产业集群能够提高群落内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并日益成为创新的中心。企业之间持续联系有助于企业通过相互学习来改进技术以及服务与市场观念。精明的买主与“市场窗口”的性质有助于企业看清楚市场。同时,产业集群的柔韧性及迅速行动的能力有助于企业抓住市场机会并采取创新行动,本地的供应商与合作者也卷入了创新。发生在产业集群内的竞争压力、潜在压力和持续的比较也构成了产业集群的创新动力。
(三)降低企业进入风险.
企业物流模式的选择 篇5
摘 要：对现代企业的三种物流模式――自营物流、第三方物流及物流联盟进行分析比较，将企业物流模式选择中考虑的关键要素作为衡量指标体系，构建企业物流模式决策方案。
关键字 ：物流 ；物流模式；现代企业
随着商业竞争的加剧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物流在商业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物流水平成了衡量商业企业管理现代化水平的关键标准之一。选择适合企业的物流模式，运用快捷、高效和低成本的物流系统来支持商业企业更好的发展，已成为管理者们决策的重点。
一、商业物流模式的类型
商业物流是构成消费品供应链的终端环节，也是形成商品使用价值最重要的环节，涵盖从商品采购到商品销售给消费者的整个物流全过程。具体包括商品采购、进货运输、商品储存、加工配送、门店物流以及为各环节提供配套服务的信息系统等。根据提供物流服务的主体，一般将其运作模式分为以下四类：
1.自营配送模式。从提高企业的绩效和便于管理的目的出发，许多能力较强的商业企业采取自建物流系统的发展战略，特别是在常温仓储和冷冻品及生鲜产品仓储方面，这一现象更加普遍。2.外包物流模式。自营物流虽然可以提高企业的绩效，也便于管理，但并不是每个企业都必须采用自营物流的模式。
3.共同化配送模式。共同化配送是指多家商业企业联合起来，组成物流联盟，为实现整体的物流配送合理化，在互惠互利原则指导下，共同出资建设或租用配送中心，制定共同的计划，共同对某一地区的用户进行配送，共同使用配送车辆的配送模式，联盟各方通过契约形成优势互补、要素双向或多向流动、相互信任、二、商业企业选择物流模式的依据
商业企业在什么情况下采取自营物流，什么条件下将物流外包，可从以下方面考虑：
（一）从定性方面分析
企业物流采取自营物流还是外购物流服务，主要基于两个因素：即物流对企业成功的影响程度和企业对物流的管理能力。
1.应当注意的是采用自营物流的企业物流能力一般比较全面，但许多企业受自身业务规模的限制，其物流要素的利用率偏低。为了提高物流要素的利用率，这类企业可以采用反向外包物流业务的战略，即充分利用自身的物流能力，在保证本企业的客户服务被满足的前提下，同时为其它企业提供物流服务，这样不仅能够提高企业物流要素的利用率，降低企业的整体物流成本，而且可以拓展业务范围，开辟新的利润源泉。海尔物流便是这类企业的典型代表。
2.如果物流在企业战略中起关键作用，但企业提供物流服务的能力却较低，组建物流联盟将会在物流设施、运输能力、专业管理技巧上收益极大。
3.如果企业一方面物流业务规模不大，在其战略中地位并不很重要，另一方面物流能力也不是很强。这类企业多为一些初创的企业或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企业，可以考虑将其物流业务直接外包给那些定位于为客户提供全面和高质量物流服务的第三方物流公司。企业将物流业务外包给这类物流公司，可以使企业对其客户的服务承诺更有保证，并减少了要素能力建设方面的投资。
4.对于物流在其战略中不占关键地位，但其物流服务能力却很高的企业来说，可以寻找伙伴共享物流资源，通过增大物流量降低成本来获得规模效益。
（二）从定量的角度分析
用规模经济的理论，借鉴量本利分析的模型，来解释商业企业是采用自营物流还是采用外包物流。其计算公式为：P=R-（V+F）= KQ-（VCQ+F）=（K-VCQ-F其中P表示自营物流与外包物流的成本差；VC表示自营物流的变动成本；F表示固定成本总额；K表示外包物流单位物流量的价格；Q表示物流量；R表示外包物流成本。假设商业企业的物流总量在达到一定的数额后，外包物流成本等于自营物流成本时，P=0即： KQ=VCQ+F在这种条件下，得到一个商业企业物流外包还是自营的物流业务量分界点QO，即：QO=F/K-VC
因此，当已知商业企业自营物流在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发生的总固定成本F（如固定资产折旧费、企业管理费和养路费等），外包物流的单位价格K（如每吨公里的运价），和自营物流的单位变动成本VC（如燃料费、人工费等）后，即可计算出在同期内（比如一年）商业企业的物流自营还是外包的边界物流量Qc，如果某商业企业的年物流量小于QO，此时外包物流成本小于自营物流成本，则适合采用外包物流的战略；反之，则适合于自营物流。
（三）企业实证分析
商业企业选择的物流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应该根据企业在不同时期物流量的大小以及自身能力的变化随时进行调整。
以山东三联集团为例，山东省三联集团是一家经营家用电器为主的全省连锁的大型商业企业，他们的物流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物流量较少，再加上没有合适的第三方物流提供商，以自营为主。将配送对象主要局限在三联商店所经营的地区内，而外地少量的客户则通过中国邮政等第三方物流企业来配送；第二阶段是以第三方物流配送为主，这是由于自身物流规模的不足，特别是网上销售分散配送的需要，利用第三方物流的效率高于自营物流；第三阶段主要是以自营配送为主，这时集团的物流量随着销售量急剧增加，用自营物流的配送网络逐渐替代第三方物流，这主要是基于连锁经营规模较大的情况下，为了增加本企业的竞争能力，并以其自营物流的总成本最低、快速性和可靠性形成核心竞争力。
综上所述，商业企业选择物流模式，既要考虑物流对企业成功的影响程度和企业对物流的管理能力，又要考虑外包物流与自营物流的成本，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决策。
1.规模大、实力雄厚、年营业额多的连锁企业集团，在经过可行性分析后，当物流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可建立自有的物配中心，为整个连锁集团服务。
2.如果企业物流业务规模不大，在其战略中地位并不很重要，同时物流能力也不是很强，可以考虑将其物流业务直接外包给那些定位于为客户提供全面和高质量物流服务的第三方物流公司。
3.原有批发企业或储运企业可以改造或联合建立社会性物配中心。对原国有批发企业和储运企业的物流设施进行改造和利用，建立起为各种零售商业企业服务的社会性物配中心。
4.由多个中小商业企业联合建立共有的物配中心。这样能把分散于各中小型商业企业的物流设施集中起来并形成合力，从而能高效地为有关企业服务。
5.企业应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物流决策。
企业物流合理化意义重大，有人说：“从一个企业的物流状况，可以判断一个企业的管理水平”。企业物流贯穿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全过程，企业物流的改善可以带来预想不到的收益。物流系统的改善对缩短原材料流转周期是起决定作用的。通过物流系统的改善，可以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提高物流企业的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马士华，企业提高物流能力的路径及外包战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332001）.[2]赵杰.浅谈我国流通业的现代化发展[J].北方经贸
企业渠道分销模式选择路径 篇6
第一步：全面设计渠道分销模式
诚然，企业在规划渠道模式的时候，能够考虑到更多的渠道路径能够为企业的销售业绩增长做出积极的贡献，规划企业的渠道模式，应该分别从市场需求满足的维度、内部资源和管理满足的维度、显示与竞争和未来与创新的“四只眼”规划和设计自己的渠道模式。两种维度的方向进行组合，分别形成了分销多样化、管理集约化、关系紧密化和模式创新化四大渠道模式的设计路径。如下图：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概念，我以人们最常接触的大米产品来说明。
分销多样化：就是要考虑产品销售的多途径。我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有的是在现代终端购买，或者是别人送，或者到餐饮店、机关单位食堂购买。其次，我们还可以通过机构发放的福利获取，客户或会议召集人发放的礼品等等。逆向思考，我们知道大米企业的渠道可以有现代终端，KA、BC类连锁终端店；可以有粮油店和批发店；可以有团购、礼品、机关福利；可以有餐饮终端等等。当然，上述渠道模式都可以由厂家进行直营操作，可以由经销商、代理商或者二级分销商进行操作。
管理集约化：实现管理资源的集约化。如果企业主要进行生产和原料供应，所以可以对一家品牌运营公司授权销售，或者搭建B2B或B2C电子商务平台，实现销售渠道的管理简约化。
关系紧密化：直接拉进企业与终端的关系。厂家可以考虑自己成立专卖店，或者连锁专营店，既可以在农贸市场和社区内开设，也可以在消费者聚集的现代商超、现代农产品专营店内设立店中店的专营区。当然这些店的设立，厂家可以直营，也可以通过品牌运营商进行操作。
模式创新化：通过企业、消费者和渠道商的关联性成员进行创新性渠道模式的规划和设计。考虑企业的关联性，如大米作为原料的企业客户，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储备粮机构，都可以成为大米的销售渠道，大米可以和粮油一起捆绑销售，共同搭建新的销售通路。考虑渠道商的关联性，如医药店可以将大米作为礼品赠送也可以作为商品销售，这样看来，凡是靠近社区的经营店铺都有可能成为大米的销售通路，如纯净水销售机构、牛奶定制销售机构等等。考虑消费者的需求关联性，可以考虑厨房产品的销售单位作为大米销售的通路。除了这些思考外，我们还可以从产品的关联性进行渠道的规划，大米是在农田生长的，借鉴现代体验农业的概念，可以通过“基地定制”销售大米。对于此，需要企业进行附加服务的支出。
按照上述思考维度进行枚举法列举出所有能够进行操作的渠道模式后，我们还要按照渠道操作特性进行分类，以便于我们组织专业化的销售人员进行运营操作。
第二步：精确选定渠道分销模式
按照上述内容不难看出，产品的渠道分销模式可以有许多种，但具体有哪些渠道分销模式适合企业呢？或者是企业可以操作的呢？对此，我们要采取切断式的管理思维进行选择。渠道分销模式的实践是为了达到营销绩效最大化，根据平衡计分卡的绩效管理原则，不难发现，阶段性渠道分销模式的产出量、投入费用率、退出风险性、资源匹配性、运营能力要求、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分销模式影响力等都对营销绩效（品牌绩效）产生关键而直接的影响。而企业能够选择什么样的渠道分销模式，则要对上述关键因素进行权重评估。以下示例为我总结的双相权重评估法。（图1）
第三步：渠道分销模式实施策略
精确选定渠道分销模式后，不见的是分数越高的越应该优先实施。这是因为什么呢？根据我之前研究的渠道分销模式共振原理，我们还要看渠道的优先选择性实施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因为分销模式之间有着促进和引导的作用，或者迟滞和阻碍的作用。对此，我们可以用下表进行优先性评估。
操作介绍：以列的模式对行的模式进行评估，如果有促进和引导的作用则填写“2”，没有影响填写“1”，具有迟滞和阻碍的作用则填写“0”，最后得出合计数。
按照商标内容评估后，可以看出得分越高的分销模式对于其他渠道分销模式有更多的促进和引导作用。这样在后续的实践中，首先拓展该分销模式，对其他模式的拓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对于整体的拓展和品牌建立有着事半功倍的作用。
之后，将各渠道分销模式按照重要性和优先性的维度放入波士顿矩阵中，就可以获取渠道的最佳实践路径。
选择路径后，企业在实践的过程中，按照从右上角到左下角的渠道分销模式定位逐步进行策略性的实施。
城市衰退产业转型模式选择 篇7
产业衰退现象是经济发展中产业有序更替的产物, 它是由产业的产生、发展、成熟、衰退的基本变化规律所决定的。当前, 由于竞争全球化、产业结构变动和技术的不连续性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产业转型难以避免。推进衰退产业转型的前提是准确识别城市衰退产业, 依此为基础探索城市产业衰退的内在机理, 并提出相应的转型方案。本文根据周敏、卫丽娟的研究, 把影响城市产业衰退的因素分为创新能力、产出能力、盈利能力三类。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徐州实际, 确定各类衰退产业的转型方案和措施, 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二、衰退因子分析
周敏、卫丽娟等把影响城市产业衰退的因素归结为创新能力、产出能力、盈利能力、教育水平四类。本文认为职工再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将促进员工的创造力, 是企业创新能力的内因。因此, 本文把教育水平归入创新能力。
1.创新能力包含了科技活动人员比重、科技活动经费占销售收入比重、R&D经费占销售收入比重、R&D活动人员比重、职工教育水平这五个指标。Freeman把技术创新区分为增量创新、基本创新、新技术体系和技术经济模式的变革四种类型。本文所指的技术创新为增量创新和基本创新。
2.产出能力包括每百万元固定资产实现产值和每百万元流动资产实现产值两个指标, 主要反映资产有没有合理流动的渠道、合理的结构。在衰退产业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存量资产利用效率不高, 企业开工率低, 设备利用率低;二是企业普遍存在产品品种陈旧, 能耗大、效益低。
3.盈利能力包括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产业利润占GDP的比重和盈利企业比重三个指标, 主要反应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发展趋势以及作为产业载体的企业的现状。衰退产业主要表现为产业利润占GDP比重低, 盈利企业比例小。
三、衰退产业调整方式
根据国内外衰退产业调整的理论与实践, 衰退产业调整方式可以归结为产业升级、产业创新、产业区域转移三类。
1. 产业升级方式
产业升级即把某一产业不断由低使用价值、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变的过程。可分为生产定制化、流程再造和产品升级三种方式。
(1) 生产定制化。
大规模定制就是厂商按客户要求设计产品, 根据订单规模定制, 大规模定制的优势在于:①解决了传统生产多样化、个性化与低成本的矛盾, 能够增加有效供给, 创造需求;②有效地克服产业零散性, 实现集中, 降低产业成本, 提高产业利润率。
(2) 产业流程再造。
迈克尔.哈默哈默在他的著作《企业行动纲领》中写到:“业务流程”是一个技术术语, 它具有准确的定义:有组织活动, 相互联系, 为用户创造能够带来价值的效用。流程再造是产业适应技术进步的调节机制, 只有通过流程变革才能转化为生产力, 并固化在产品中。产业内分工的合理化分工是产业演进的基本动力之一。
(3) 衰退产业产品的高新技术改造。
高科技改造衰退产业产品的发展模式大致有两种:一是由高能耗、高物耗向低能耗、低物耗发展。这是衰退产业升级的重要方面。二是产品由“重厚大”向“轻薄小”转变。产品的“轻薄小”型化是科技进步的反映。
2. 产业区域转移
国际经验表明, 产业地理集中能延长产业生命周期, 延缓产业衰老。某一产业在特定的地理区域自然聚集并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是一个漫长过程。一旦产业地理集中开始形成, 就会出现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理论和现实都说明产业聚集在传统产业中更普遍, 效益更好。因而可通过产业区位调整来着手进行衰退产业调整。其大致思路是:
(1) 产业区位重构。
在工业化过程中, 通过在地理空间上的相对集中配置产业, 来获取产业地理集中的集聚效益。产业区位的重构是发达地区的衰退产业向欠发达地区传递的过程。因为这些衰退产业在欠发达地区则可能仍有较强的生命力和比较优势。
(2) 促进衰退产业的聚集。
衰退产业的集中是一种通过外力的作用加速产业聚集的过程。政府应着重抓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为优势产业区位创造外部经济, 克服产业区位移动壁垒。二是通过资源重组加速产业聚集。
3. 产业创新
产业创新, 即企业突破已经结构化的产业的约束, 运用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市场创新等行为来改变现有产业结构或创造并进入一个新的产业, 为顾客提供全新的产品或服务。产业创新是最彻底的产业转型, 是产业序列不断更新的过程。创造全新产业的整个过程大致分为三步, 即构想未来产业、创建核心能力和开拓市场。
四、徐州市各衰退产业转型模式选择
针对不同衰退产业类型选择合适的调整方式, 减少产业调整所引起的社会资源再配置和转移的效率, 是衰退产业研究中的主要议题之一。本文根据各产业因子得分, 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分类, 用SPSS10.0进行处理, 并结合徐州衰退产业实际情况, 给出相应的转型方案。
根据上图把衰退产业分为三类, 第一类:饮料制造业、纺织业、木材加工等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第二类:塑料制品业、金属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第三类:食品制造业、化工制造业。各分类中的产业衰退原因相似。因此可以分类给出相应的方案。
第一类衰退产业的特点是创新能力和产出能力都小于0, 同时盈利能力大于0。这类产业可以采用产业升级与区位调整方式。例如纺织业的衰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行业技术创新停滞的缘故, 是供给结构不能满足需求结构的原固所致。我国纺织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是全部产业最为突出的。目前我国高档面料的自给率不到50%, 国内一些技术较先进的纺织企业如江苏阳光等企业的产品历年供不应求。可见, 纺织品并不是绝对过剩, 而是现时的产品结构不能满足需求结构造成需求下降。同时徐州纺织企业规模偏小, 可以考虑采取区位调整, 鼓励企业兼并促进产业集聚, 提高整体竞争力。
第二类衰退产业属于全面衰退型, 适宜采取区域转移。因为该类产业各方面都处于全面衰退, 转型成功难度大。可以考虑区域转移, 比如塑料制品业在我国一些落后地区还具有比较广阔的市场。同时可以创造全新产业转型方案, 但是难度非常大。因为创建新产业的核心能力实非易事。
第三类衰退产业的特点是盈利能力小于0, 同时另外各有一个因子得分小于0。其中食品系人民生活必需品, 考虑其特殊性, 建议采用产业升级这一方案, 可以采取生产定制化, 扩大有效需求, 减少库存, 提高盈利水平。化工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因子得分小于0, 同样可以采用产业升级的方案, 提高其产品附加值。
产业转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诸如替代产业选择的多目标决策模型、产业转型的时机选择等内容是本文的下一个研究目标, 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意义的领域。
摘要：对城市产业衰退因子进行分析, 将产业转型划分为产业升级、产业区域转移、产业创新三种模式, 并结合徐州衰退产业实际情况给出相应转型方案建议供相关部门参考。
关键词：衰退产业,产业转型,转型模式,聚类分析
参考文献
[1]Freeman Chris and Luc Soete.1997.The Economic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L ondon:P inter.
[2]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247.
后发地区技术进步模式选择 篇8
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 如何快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获得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话题, 也是经济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话题。自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 经济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 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 大量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文献对该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较早在这方面进行理论尝试的是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 由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拥有相同的技术, 这时, 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 欠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速度应该比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速度快, 因此, 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大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 从而最终会发生欠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向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收敛的现象。另外, 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 除非有外生技术变迁的作用, 否则经济稳态下的人均收入增长将等于零。然而, 经验证据表明, 虽然美国各州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之间出现了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敛 (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2) , 但是, 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并没有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 (Romer, 1994) 。并且, 自工业革命后的二百多年里,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地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
新增长理论对使用了世界上最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的解释是很有见地的。然而, 对于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以及中国大陆在20世纪后三十年里超常的经济增长和向发达国家收敛的现象, 新增长理论未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 由于它们处于世界技术前沿, 它们要实现技术创新的方式只有通过自主的研发。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的内生增长模型尽管可以解释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现象, 但是它们忽略了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来实现更快的技术创新, 因而它们无法解释二战后新兴工业经济向发达国家收敛的现象, 也无法解释20世纪后三十年里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奇迹般的增长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a、b、c) ) 。Chuang (1998) 通过引入不对称的贸易引致的学习溢出效应 (asymmetric trade-induced learning spillover) 来解释东亚奇迹, 由于欠发达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获得贸易引致的学习溢出效应, 而发达国家不能从欠发达国家获得贸易引致的学习溢出效应, 因此, 当欠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相差较大时, 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不对称的贸易引致的学习溢出效应来获得更快的技术进步;但是随着欠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向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靠拢, 不对称的贸易引致的学习溢出效应逐渐减弱, 最终造成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出现持久的技术差距, 从而使得欠发达国家不能实现向发达国家的收敛。相对于Chuang (1998) 的关于欠发达国家在发展的早期, 其技术进步速度可能超过发达国家技术进步速度, 同时欠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也可能在发展的早期超过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结论, 其他关于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内生增长文献对贸易引致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则显得更为悲观。关于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创新和模仿的模型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 得出结论认为欠发达的南方的增长速度从来不可能超过发达的北方的增长速度, 因此, 南方和北方将出现持续的发展差距。更有甚者, Young (1991) 认为, 在自由贸易下, 发达国家会牺牲欠发达国家的利益来获得自己的快速技术进步。Stokey (1991) 认为, 开放贸易对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有负面的影响。由于动态的在实践中积累知识 (learning by doing) 会使得欠发达国家初始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得到强化 (Lucas 1988;Matsuyama 1992) , 因而开放贸易会使得欠发达国家永远专业化生产技术含量低的产品, 而发达国家则专业化生产技术含量高的产品。
对于一个欠发达国家或者地区来说, 要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加快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就必须比发达国家有着更快的技术创新速度, 因此, 欠发达国家必须能够以比发达国家更加低廉的成本来实现技术创新。内生技术变迁的增长模型虽然给出了发达国家技术变迁的实现机制, 但是对于欠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来说, 是否需要遵循像发达国家一样通过自主的研发来实现呢?至少在经验上并非如此。对于一个欠发达国家来说, 它们的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 如果欠发达国家遵循按照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的话, 那么它们的企业所进入的产业应该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 企业所采用的生产技术绝大多数是比较成熟的技术, 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的自主研发。
本文第二部分从国家长期增长的S型和技术差距两方面探讨后发地区的长短期技术进步模式选择, 第三部分以中国西部地区为例阐述了后发地区在利用后发优势过程中应该进一步注重的问题——人力资本积累, 第四部分为结论。
二、后发地区技术进步模式选择的理论基础
1.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从经济增长角度看, 后发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存在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杨小凯 (2003) 认为, 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 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模仿制度, 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 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 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么说是“诅咒”呢, 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 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 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 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 模仿制度比较困难, 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 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 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 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 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与杨小凯的观点相反, 林毅夫 (2003) 通过对后发劣势观点的讨论发现, 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 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 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 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 产业结构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 如果试图赶超, 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 结果是欲速不达, 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 而且还将出现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可惜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社会精英, 不知道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其实是内生决定于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 把经济发展的目标直接定位在产业和技术向发达国家的赶超, 使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遭遇种种困难。
这两种观点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我们认为, 不能简单的从静态的角度来判断后发地区存在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 后发地区在工业园区建设过程中首先应当确定园区建设的技术水平定位, 而技术水平的确定决定与经济增长的路径变化和与发达地区的技术水平差距。我们下面将着重从这两方面论述后发地区工业园区的技术进步模式选择。
2. 经济增长的S型变化与后发地区技术进步模式选择
根据 (刘霞辉, 2003) 有关长期经济增长路径的分析, 我们认为,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路径从长期来看, 遵循一个S型的发展模式 (如图1) :
图1中k为人均资本存量, g为经济增长率。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 对某一经济体来说, 经济增长过程并非伴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使人均产量呈递减的增长趋势, 而是将人均产量增长分为明显的两个阶段。在人均资本存量处于较低水平的增长阶段, 图形凸向原点, 这表明在经济增长的该阶段中, 随着人均资本的增加, 人均产值也呈加速增长之势, 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 这时的经济增长是超越常规的快速成长期, 所以被经济学界看成起飞阶段。这一阶段发生在人均资本存量较少, 有大量人力资本有待开发且经济已进入起飞阶段的时期。
进一步从长期看, 人均产出是不断增长的, 但一经济体的加速经济增长并不是永远持续的, 而是有一时间限度, 即, 当人均资本存量达到某一水平时, 在该处存在一拐点 (P) , 也就是增长速度的极大值。一经济体高速增长到该点后, 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进一步增加, 人均产出将在越过该点后呈递减的增长趋势, 其后遵循新古典增长的足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折, 经济学解释是标准化的, 因为尚未利用的人力资源基本开发完后, 则每个劳动者都遵从个人产出的增长速度随资本存量增加而降低的规律, 自然人均产量增长也依这一趋势变化。由此可见, 一个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时期在整个经济增长时期中必然是非常短暂的, 这一过程的持续时间长短决定于待开发劳动力资源的多少及开发的速度, 一般情况下, 经济起飞前劳动力闲置越多, 该经济体会维持一相对较长的加速经济增长过程。
另外, S型增长曲线的增长特征除了有增长的加速、减速期外, 另一重要特征是增长不是无限可持续的, 而是会达到极限状态;而且也存在经济起飞前期的经济停滞期。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从短期来看, 后发地区按照林毅夫的比较优势发展是正确的, 因为这样有利于资本要素的积累, 从而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打下基础, 但是从长期来看, 随着要素积累水平和速度的减慢, 经济发展模式会进入新古典增长的轨迹, 即由于存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经济的增长速度最终会趋于停滞, 如果要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必须要提高技术水平, 即从发挥后发优势为主转变为以自主创新为主, 但是同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必须注意完善创新制度, 以为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即部分的要体现后发劣势中关于制度创新的思想。总的来说, 我们认为后发地区在建设工业园区, 发展工业化的过程中, 在初始阶段应当利用后发优势, 主要以模仿和模仿创新为主的技术模式为主;随着经济的增长, 技术模式应当慢慢地从以模仿创新为主转变为以自主创新为主,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 要重视技术创新体制的建设, 从而为技术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3. 技术差距与后发地区技术进步模式选择
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这意味着后发地区在通过工业园区实现工业化过程中, 其技术进步模式将是技术引进、模仿与自主创新的有机结合, 并逐步实现从技术引进、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转变。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呢?根据易先忠的看法 (易先忠、张亚斌, 2006) , 我们认为, 技术差距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影响因素。在技术水平较高的区域通过增加创新性投资能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而在技术水平较低的区域, 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对国外技术的模仿, 创新性研发资本投资并不能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通过增加生产性投资能促进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技术差距是影响研发资源在生产性投资与研发投资、模仿性投资与创新性投资间分配的重要因素, 根据技术差距权衡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资、创新性投资与模仿投资有利于经济赶超。
由于后发地区通常是技术水平较低的区域, 与前沿技术水平差距很大时, 由于可学习的空间很大, 因此鼓励模仿创新的科技政策对于经济增长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通过图2我们可以更明显地看出, 技术差距与技术增长速度的变动关系 (如图2所示) , gA, 表示技术的增长速度, A-A表示一地区与发达地区的技术水平差距。从他们的变动关系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随着技术差距的扩大, 后发地区的技术进步速度会有明显的上升, 相反在技术差距很小的地方技术进步速度很慢。
因此, 后发地区由于其技术进步模式的选择内生于其经济发展水平, 技术差距太大不利于自主创新, 只能通过模仿创新的形式实现技术进步, 当技术差距很小时, 模仿创新的空间很小, 自主创新自然成为后发地区主要的技术进步模式, 因此后发地区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 应当充分考虑技术差距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三、后发地区技术进步模式的选择一个计量分析
根据C-D生产函数中产出的影响因素和我们上文的分析, 构建如下待估计模型:
其中Yit为i省第t年的产出总量, HTGit为i省第t年的模仿创新水平, Kit为i省第t年的资本投入量, Lit为i省第t年的劳动投入量, Rit为i省第t年的自主创新水平。
本文实证选择西部12省 (以西部大开发所包含的省份为主) , 年度为2002—2008年, 其中产出总量Yit采用西部地区各省的GDP来表示, 并根据西部各省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以1996年为基期转化为实际可比变量;模仿创新水平HTGit我们用我们用西部地区各省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总量来表示, 并以1996年为基期的CPI进行平减;资本投入量Kit我们用西部地区各省固定资产投入量来表示, 并以1996年为基期的CPI进行平减;劳动投入量Lit用西部地区各省年底就业人员数来表示;自主创新水平Rit我们用西部地区各省的自主研发投入水平R&D来表示, 并采用1996年为基期的CPI进行平减;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科技部》 (2003—2008) 。
本文采取国际上通常采用的Panel Data (面板数据) 进行实证分析, 我们仅以样本自身效应为条件进行推论, 粗略地检验西部地区技术进步模式的选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 (如下表) 。
技术进步模式选择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科技部, 2002—2008。注:括号内数值表示各变量回归系数的t统计值, 其中“***”表示在1%的水平显著。
(1) 式模型回归结果 (如上页表所示) , 进一步通过Hausman检验我们发现, 选择随即效应更加合理 (Hausman检验P值为1) , 因此, 估计模型的结果表明, 资本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最高, 技术进步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就会增加0.35个百分点, 说明在西部地区过去的经济增长过程中, 资本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次是劳动力影响因素的效应, 劳动力每增长1个百分点, 就会带动0.26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再次为自主研发投资, 其弹性大小0.12;模仿创新的弹性系数最小为0.017。
这一结果与我们上面模型的分析结果有一点不同, 不过经过仔细推敲, 我们发现这一结果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
正如我们上文的分析, 后发地区由于资本要素水平很低,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模仿创新是其必然的选择, 但是由于后发地区存在另一缺陷, 就是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 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差距很大, 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也略显不足, 因此, 后发地区对高新技术产品的模仿吸收能力也就不够, 模仿创新的空间有限, 从而导致高新技术产品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贡献度很低, 而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也不十分明显。
其次, 从上页表中我们同时可以看出, R&D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非常小, 说明自主创新投资并非西部地区主要的技术进步模式, 并没有脱离我们上文后发地区有关经济增长路径和技术进步模式选择的分析。进一步, 考虑K和L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这两个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大小可以看出, 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仍旧是要素推动型的, 其技术创新和模仿的空间很大。
四、结论
从我们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 每一个发展时期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经济发展特点, 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和技术进步模式的选择应当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特点来选择。具体到后发地区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 资本积累水平很低, 因此, 该地区按照首先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 通过资本要素的积累, 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打下基础。随着要素积累水平和速度的减慢, 经济发展模式会进入新古典增长的轨迹, 即由于存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经济的增长速度最终会趋于停滞, 如果要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必须要提高技术水平, 从而后发地区的技术进步模式应当从发挥后发优势为主转变为以自主创新为主, 但是同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必须注意完善创新制度, 以为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即部分的要体现后发劣势中关于制度创新的思想。
总的来说, 由于工业园区建设是后发地区实现工业化的主要途径, 其技术进步模式的选择应当以后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我们认为, 后发地区在建设工业园区, 发展工业化的过程中, 在初始阶段应当利用后发优势, 主要以模仿和模仿创新为主的技术模式为主;随着经济的增长, 技术模式应当慢慢地从以模仿创新为主转变为以自主创新为主,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 要重视技术创新体制的建设, 从而为技术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另外, 从我们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 由于存在技术差距, 后发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又略显不足, 结果是, 后发地区对高新技术产品的模仿吸收能力也就不够, 模仿创新的空间有限, 从而导致高新技术产品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贡献度很低, 而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也不十分明显。因此, 后发地区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本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重视教育投资和建设, 提高对高新技术的吸收和模仿能力。
摘要：后发地区应该首先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 通过资本要素的积累, 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打下基础。随着要素积累水平和速度的减慢, 经济发展模式会进入新古典增长的轨迹, 即由于存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经济的增长速度最终会趋于停滞, 如果要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必须要提高技术水平, 从而后发地区的技术进步模式应当从发挥后发优势为主转变为以自主创新为主, 但是同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必须注意完善创新制度, 以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
关键词：后发地区,技术进步,比较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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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模式选择 篇9
关键词：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模式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以破除管制型市场化体制机制为总任务。绩效型行政化、治理型市场化和双向混合是破除管制型市场化的三大改革模式: 绩效型行政化模式力图借助政府“看得见的手”破除管制型市场化体制机制, 治理型市场化模式力图借助市场“看不见的手”化解管制型市场化体制机制, 双向混合模式力图借助政府和市场的“两手夹击”破解管制型市场化体制机制。依据路径依赖的理论, 改革模式的选择决定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的成败。那么, 县级公立医院体制创新, 如何选择改革模式呢?
1 县级公立医院的改革对象
“管制型市场化” ( regulated marketization) 是当前我国公立医院体制机制的主形态[1]。管制型市场化类似, 但区别于顾昕教授的“行政型市场化[2]”: 行政型市场化突出的是政府对公立医院行政管理的危害, 所以主张破除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行政管理制度; 管制型市场化突出的是政府对公立医院行政管制的危害, 所以主张破除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行政管制体制。在公共管理学中, 行政管理与行政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行政管制是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功能, 但是不是全部功能。行政管理除了有行政管理功能以外, 还有行政监管功能, 两大功能相辅相成, 所以破除行政管制的过程, 也是强化行政监管的过程, 否则破除管制后的公立医院必然陷入“一放就乱”的局面, 而且这种破除行政管制导致的混乱绝不亚于强化行政管制导致的危害。那么到底什么是管制型市场化? 管制型市场化有哪些严重弊病呢?
管制型市场化以收入结构市场化和管理体制行政化为主要特征。从收入结构角度看, 公立医院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业务收费, 包括医疗收入和药物收入, 而政府投入不到公立医院总收入的10% 。所以, 依收入结构判断, 我国公立医院已经实行市场化机制。但是, 从管理体制看, 政府仍然对公立医院实施包括价格管制、收支管制和人事管制在内的全面行政管制。所以, 依管理体制判断, 公立医院仍然处在政府的行政管制之中。因此, 公立医院的管制型市场化本质上是行政管制和市场机制的制度组合。由于市场机制对医疗效率的促进功能以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放权让利为保障条件, 而行政管制对医疗公平的维护功能以政府对公立医院的集权夺利为保障条件, 所以行政管制与市场机制实际上是一对错配的制度组合, 在力量上完全相反在功能上相互矛盾。将难以兼容的行政管制和市场机制进行硬性“撮合”, 结果必然是政府失责和市场失灵的并存: 行政管制在市场机制的冲击下“失责” ( 例如财政投入不足) , 而市场机制也在行政管制的阻滞下“失灵” ( 例如医疗价格扭曲) 。政府失责以公立医院“公益性不足”为后果, 市场失灵以医务人员“积极性有余”为后果, 政府失责和市场失灵以群众看病“既难又贵”为后果。综上分析, 破除管制型市场化体制机制, 是当前县级公立医院弊病重生的总病根, 也是当前我国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总目标。
2 县级公立医院的改革模式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模式决定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成败。从本质上看,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模式, 不过是医疗服务行政化和市场化的优化版或整合版。这是因为, 医疗服务市场化存在不公平的缺陷和看病贵的后果, 医疗服务行政化存在低效率的困境和看病难的后果, 所以完全行政化或绝对市场化的改革模式必然招致社会各界的质疑和反对。因此, “市场化”要成为改革模式, 必须在市场机制的制度设计中镶入可以维护公平的制度安排, 以矫正医疗服务的市场失灵; “行政化”要成为改革模式, 必须在行政管制的制度设计中镶入可以弥补提升效率的制度安排, 以矫正医疗服务的政府失灵。依此逻辑, 要破除管制型市场化的体制机制,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主要存在三条路径, 一个是绩效型行政化改革模式, 本质上是医疗服务行政化的优化版; 二是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 本质上是医疗服务市场化的优化版; 三是双向混合型改革模式, 本质上是医疗服务市场化和行政化的综合版。
2. 1 绩效型行政化改革模式
所谓绩效型行政化改革模式 ( Efficient Administration) [3], 实际上是指“有效率的行政化”改革模式, 本质上是指行政管制与绩效管理的制度组合, 在内容上主要包括举办服务、财政补偿、绩效管理。绩效型行政化改革模式的理论基础, 是医药卫生领域的市场失灵和政府万能: 政府不仅是维护公益性的有效手段, 也是调动积极性的效手段, 所以其对县域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政府举办服务”, 对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的主要思路是以优化行政管制和引入绩效管理为途径推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强化行政管制制度、优化行政管制方法、去除市场运行机制。
2. 2 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
所谓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 ( Governed Marketization) [4], 实际上是指“有治理的市场化”改革模式, 本质上是指市场机制与治理结构的制度组合, 在内容上主要包括竞争供给、预付制约、多元治理。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的理论基础, 是医药卫生领域政府和市场的优势互补: 政府是维护公益性的有效手段, 市场是调动积极性的有效手段, 所以政府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可以实现公益性和积极性的均衡。因此, 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对县域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政府购买服务”, 对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的主要思路是以竞争机制和付费方式撬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强化市场机制、破除行政管制、优化治理结构。
2. 3 双向混合型改革模式
2.3.1县级公立医院双向混合型改革模式的内涵。所谓双向混合型改革模式 (the two-way mixed type reform model) , 实际上是指“医疗保险和卫生行政”的双向混合改革模式, 本质上是指需方市场化与供方行政化的制度组合, 在内容上主要包括行政管制、垄断供给、绩效管理、预付制约。如果说治理型市场化和绩效型行政化, 是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理想模式;那么双向混合型改革模式, 是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现实模式。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意见》 (国办发〔2012〕33号) 以后, 许多地方开始如火如荼推动县级公立医院的双向混合型改革模式。双向混合型改革模式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改革主体的多元性, 从政策角度看,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由卫生行政部门主导和负责, 但是实际上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保险部门均对县级公立医院形成重要影响———卫生行政部门主要从“监管”角度推动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而医疗保险部门从“筹资”角度推动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二是改革方向的异质化, 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保险部分都在推动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但是两大部门对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卫生行政部门以绩效型行政化模式推动县级公立医院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医疗保险部门以治理型行政化模式推动县级公立医院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2.3.2县级公立医院双向混合型改革模式的困境。县级公立医院的双向混合型改革模式, 不仅将导致县级公立医院改革陷入多头领导及不知所措的现实困境, 更将导致县级公立医院运行陷入价值矛盾和制度冲突的现实困境。 (1) 从价值层面看, 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主要遵循“以患为本”的价值取向, 必然形成为患者服务的行为模式;绩效型行政化改革模式主要遵循“以上为本”的价值取向, 必然形成为上级服务的行为模式。这种以患为本和以上为本的价值矛盾, 必然导致县级公立医院的人格分裂和行为混乱。 (2) 从制度层面看, 绩效型行政化改革模式对县级公立医院采取行政管制和绩效管理的制度组合, 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对县级公立医院采取预付费方式和市场机制的制度组合。这样必然形成三重矛盾, 一是行政管制与市场机制的矛盾。行政管制要求政府集权, 市场机制要求政府放权, 所以行政管制与市场机制的矛盾难以调和。二是预付费方式与绩效管理的矛盾。预付费方式与绩效管理均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激励机制, 但是由于两大机制适配的体制环境截然相反, 行政管制下的绩效管制制度, 以“结余上交、超支下拨”的收支管制为基础。而医疗保险的预付费方式, 以“超支自负、结余归己”的分配制度为基础。三是预付费方式与行政管制的矛盾。预付费方式与行政管制的制度矛盾源于市场机制与行政管制的难以兼容, 预付费方式作为市场机制的重要制度, 必须要求县级公立医院形成以破除管制为核心的管理体制和优化治理为核心的运行机制, 因为这样才能发挥医疗保险预付费方式在控制医疗费用上的制度优势 (破除管制) , 并防范医疗保险预付费方式在保障医疗质量上的制度劣势 (治理机制) 。
2. 3. 3 县级公立医院双向混合型改革模式的动力。既然县级公立医院的双向混合型改革模式存在价值矛盾和制度冲突的严重缺陷, 那么为何县域政府对它乐此不疲和趋之若鹜呢? 中庸的国民性格和整合的政策取向自然是其重要原因, 但是不是其主要原因。双向混合型改革模式方兴未艾的主要原因, 一是医改政策矛盾。2011 年由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主导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的意见》 ( 人社部发〔2011〕63 号) , 2012 年由原卫生部主导制定了《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意见》 ( 国办发〔2012〕33 号) 。从内容上看, 前项公共政策实际上从需求角度推动公立医院的治理型市场化改革, 后项公共政策实际上从监管角度推动公立医院的绩效型行政化改革, 所以两项公共政策举的是不同旗帜, 走的是相反的道路。在国家医改政策的相互矛盾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必然采取“相向施工、各管一段”的避险选择 ( 将医改失败的风险向上转移) : 卫生行政部门从“左边”推动公立医院采取绩效型行政化的制度安排, 医疗保险部门从“右边”推动公立医院采取治理型市场化的制度安排, 结果形成县级公立医院的双向混合型改革模式。在尚未接头的时候, 两边都对外声称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和喜人成绩, 但是当两边接头的时候才发现各自制度的规格完全不同的, 无法进行有效“接轨”。如果公立医院是一辆在这个轨道上高速行驶的列车, 怎么不会“脱轨”而导致车毁人亡的严重后果呢? 二是部门利益作怪。在威权体制 ( the authoritarian system) 下, 公共政策看似维护公共利益的制度安排, 实为捍卫部门利益的策略选择。 ( 1) 在管办合一的体制下, 卫生行政部门是公立医院的父亲, 公立医院是卫生行政部门的儿子, 所以如果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推动县级公立医院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那么卫生行政部门必然对县级公立医院采取绩效型行政化的改革模式, 因为这个模式不仅可以强化卫生行政部门对县级公立医院的管制权力, 而且可以固化县级公立医院对县域医疗市场的垄断地位。 ( 2) 在全民医保体制下, 医疗保险是人民群众的经纪人, 承担着促进医疗服务物美价廉的功能, 所以如果由医疗保险部门推动县级公立医院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那么医疗保险部门必然对县级公立医院采取治理型市场化的改革模式, 因为“市场机制”是确保医疗保险预付费方式发挥控费功能的必备制度, 而“治理机制”是确保医疗保险预付费方式发挥保质功能的必备制度。目前, 我国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呈现“多头领导”的态势, 卫生行政部门从监管角度采取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形式推动县级公立医院改革, 而医疗保险部门从需求角度采取诱致制度变迁的形式推动县级公立医院改革, 这样必然形成县级公立医院的双向混合型改革模式。
2. 4 三种改革模式的本质
综上分析, 县级公立医院的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绩效型行政化改革模式和双向混合型改革模式, 均以破除县级公立医院的管制型市场化体制机制为目的。耐人寻味和令人深思的是, 对一个完全相同的“疾病”, 竟然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诊断”, 形成完全相反的“药方”。 ( 1) 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认为, 管制型市场化体制机制的根本问题在于“行政管制压抑了市场机制”, 所以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在于破除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行政管制, 并强化社会对公立医院的多元治理。 ( 2) 绩效型行政化改革模式以为, 管制型市场化体制机制的根本问题在于“市场机制扭曲了行政管制”, 所以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在于摒弃公立医院的市场机制, 并引入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绩效管理。 ( 3) 双向混合型改革模式认为, 管制型市场化体制机制的根本问题在于“政府失责和市场失灵”, 所以医疗服务供给方面必需采取优化行政管制的办法弥补政府失责的缺陷 ( 例如加大财政部门和价格管制) , 医疗服务需求方面必需采取优化付费方式的办法矫正市场失灵的缺陷 ( 例如将后付费方式转化为预付费方式) 。从三大模式对管制型市场化的诊断和处方可以看出, 公立医院的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 实际上是基于医疗卫生领域政府失灵的制度设计, 本质上是医疗服务市场化的优化版; 公立医院的绩效型行政化改革模式, 实际上是基于医疗卫生领域市场失灵的制度安排, 本质上医疗服务行政化的优化版; 公立医院的双向混合型改革模式, 实际上是基于医疗卫生领域政府失责和市场失灵的制度安排, 本质上医疗服务行政化和市场化的综合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双向混合型改革模式只是对行政体制和市场机制的“综合” ( 对异质制度的胡乱杂糅) , 而不是行政体制和市场机制的“整合” ( 对互补制度的协同治理) , 所以行政体制和市场机制无法实现优势互补的结果。因此, 双向混合型改革模式本质上仍然是对管制型市场化体制机制的路径依赖 ( path-dependence) , 其所设置的制度安排必然陷入难以兼容的困局。
3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模式选择
3.1三大改革模式的初步筛选
由于双向混合型改革模式在推动模式上存在“多头管理”的制度缺陷, 在价值取向上存在以上为本和以患为本的价值矛盾, 在制度安排上存在治理机制和市场机制与行政管制的制度冲突, 所以如果对县级公立医院采取双向混合型改革模式, 必然将导致三个极其严重的后果, 一是行政管制, 包括财政补偿和价格管制, 对维护公立医院公益性富有显著的功能优势, 但是由于受到市场机制的抵消和扭曲, 行政管制难以充分发挥维护公立医院公益性的有效作用, 从而不利于县域群众看病贵问题的解决。二是市场机制, 包括法人结构和竞争机制, 对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具有显著的功能优势, 但是由于受到行政管制的抵制和破坏, 市场机制难以充分发挥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的有效作用, 从而不利于县域群众看病难的解决。三是治理机制, 主要指医疗保险的预付费制度, 不仅具有控制医疗费用的功能, 而且具有保障医疗质量的功能, 但是由于行政管制抵制内部市场机制 ( 独立经营权) 的建立, 医疗保险预付费的控费功能难以有效发挥; 由于行政管制破坏外部市场机制 ( 竞争机制) 的建立, 医疗保险预付费的保质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基于以上分析, 双向混合型改革模式绝对不能成为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路径选择,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只能在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与绩效型行政化改革模式中间选择。那么, 是应该选择县级公立医院的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 还是应该选择县级公立医院的绩效型行政化改革模式呢? 只有通过理论上的定性比较和实践上的定量比较才能获得正确的结论。由于两大改革模式缺乏实践样本, 定性比较难以进行, 所以我们从理论角度对两大改革模式进行定性比较, 力图为公共决策提供参考。
3. 2 两大改革模式的理念比较
县级公立医院的制度安排可以从两个角度予以设计, 一是看病难和看病贵的权重排序角度, 二是公益性和积极性的权重排序角度 ( 表2) 。 ( 1) 从看病难和看病贵的权重排序角度, 看不同改革模式下公立医院的制度安排。依据绩效型行政化模式的基本研判,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理应以解决看病贵为中心任务, 为此要设置价格的行政管制和成本的财政补偿等制度安排; 在解决看病贵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看病难问题, 专设资源整合、竞争上岗、绩效考核、信息管理等制度安排予以解决。依据治理型市场化模式的基本研判,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理应以解决看病难为中心任务, 为此设置扩大和盘活医疗卫生资源增量和存量的制度安排; 在解决看病难过程中引发的看病贵问题, 另设医疗保险的分担机制、付费机制予以解决。 ( 2) 从公益性和积极性的权重排序角度, 看不同改革模式下公立医院的制度安排。所谓绩效型行政化改革模式, 实际上是指依据公益性和积极性均衡推进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本质上是指以维护公立医院公益性为先导、以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为补充的制度选择, 调动积极性的制度安排是对维护公益性制度安排缺陷的一种弥补和矫正。所谓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 实际上是指依据积极性和公益性均衡推进的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本质上是指以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为先导、以维护公立医院公益性为补充的制度选择, 维护公益性的制度安排是对调动积极性制度安排缺陷的一种弥补。
3. 3 两大改革模式的制度比较
绩效型行政化改革路径本质上是基于县域医药卫生服务领域市场失灵 ( Market failure) 和政府失责 ( Government default) 的前提假设所作的制度安排, 必然以强化政府职能与优化管理制度和技术为基本内容; 治理型市场化改革路径本质上是基于县域医药卫生服务领域政府失灵 ( Government failure) 和市场失效 ( Market limited) 的前提假设所作的制度安排, 必然以转变政府职能与建构治理结构和机制为基本内容。具体而言, 绩效型行政化和治理型市场化在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完全相反。 ( 1) 从供给体制看, 绩效型行政化以强化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为诉求, 治理型市场化以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格局为目标。尽管绩效型行政化也主张引入社会资本兴办医疗机构, 但是民办医疗机构与公立医疗机构不是竞争关系, 而是分工关系: 公立负责基本医疗、民办负责特需医疗。相反, 治理型市场化提倡的民办医院可以在医疗保险的购买服务机制下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并对公立医疗机构形成鲶鱼效应。 ( 2) 从筹资体制看, 绩效型行政化将医疗保险定位为医药费用的分担机制, 所以主张强化医疗保险的后付费方式; 治理型市场化将医疗保险定位为医药费用的分担机制和控制机制, 所以不仅主张强化医疗保险的分担功能, 更主张采取医疗保险的预付费方式。目前, 我国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和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的协同程度较低: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以绩效型行政化为目标, 而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以治理型市场化为条件。 ( 3) 从监管体制看, 绩效型行政化对政府的职能定位, 是政府与公立医院政事合一和管办合一: 政事和管办合一均以强化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管理权为目标, 两者均为防范公立医院陷入“一收就死”的制度安排。治理型市场化对政府的职能定位, 是政府与公立医院政事分开和管办分开: 政事分开是为了下放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管理权, 管办分开是为了上收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监管权, 两者是防范公立医院陷入“一放就乱”的制度安排。 ( 4) 从医院自身看, 绩效型行政化要求公立医院成为以执行命令为使命的预算组织, 治理型市场化要求公立医院成为具有自主决策的独立法人。可见, 公立医院的治理型市场化和绩效型行政化改革模式在制度安排上完全相反。
3. 4 两大改革模式的效果比较
从“效率与公平均衡”和“看病难与看病贵并治”的两大标准看, 治理型市场化模式是我国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的理想路径 ( 表2) 。 ( 1) 绩效型行政化本质上是在行政管制中镶入绩效管理的制度安排。但是, 由于行政管制和绩效管理在功能上是冲突的: 前者“压”低医疗绩效、后者“提”高医疗绩效, 而且行政管制的力量远远大于绩效管制的力量: 向下“压”的力量大于向上“提”的力量, 所以绩效型行政化改革模式, 尽管有利于维护医疗公平, 但是不利于提升医疗效率。因此, 公立医院绩效型行政化改革的结果, 从价值上看必然是“公平有余、效率不足”, 从效果上看必然“刚刚摆脱看病贵的陷阱、又要陷入看病难的泥潭”。 ( 2) 治理型市场化本质上是在市场机制中注入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由于市场机制和治理结构在功能上是分工的: 治理结构 ( 如付费方式) 主要承担控费的功能, 市场机制 ( 如竞争机制) 主要承担保质的功能; 而且市场机制和绩效管理在功能上是互补的: 治理结构 ( 付费方式) 控费医疗卫生费用, 市场机制 ( 竞争机制) 防范医疗质量风险, 所以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 不仅有利于维护医疗公平, 而且有利于提升医疗效率。因此, 公立医院治理型市场化改革的结果, 从价值上看必然是“效率与公平均衡”, 从效果上看必然“看病难和看病贵并治”。因此, 我们主张县级公立医院的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必需说明的是, 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绝非赢利化改革模式, 而是将医疗机构的趋利性转化为公益性的制度安排。
4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模式建构
4. 1 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的三大障碍
治理型市场化是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最优模式, 也是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最难模式。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有“三难”, 第一难是该改革模式必须破除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行政管制, 所以必然招致政府相关部门的竭力反对。第二难是该改革模式必须打破公立医院对县域医疗市场的垄断格局, 所以必然招致县级公立医院的隐形抵制。第三难是该改革模式必须转变医保机构对医疗服务的主要职能: 医疗保险的后付费方式向预付费方式的转换, 意味着医疗保险从被动付费者角色向主动购买者角色的转变, 医保机构不仅要承担医疗费用的分担和控制功能, 还要承担医疗资源的管理和配置功能。在公立医保部门“大锅饭”的分配机制和“计时制”的激励机制下, 职能的扩大和责任的加重必然增加医保经办机构的负担, 从而招致医保经办机构的消极抵制。县级公立医院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面临的困难, 本质上由管制型市场化体制机制所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的抵制问题。以最低的交易成本 ( transactioncosts) 化解既得利益改革模式造成的阻滞, 是成功推进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的关键。
4. 2 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的建构路径
古希腊著名物理学家阿基米德 ( 公元前287-212 年) 曾有一句名言: “给我一个支点, 我能撬动整个地球”。任何改革都是既得利益格局的调整, 而既得利益永远是一个难啃的骨头, 谁被动了奶酪谁就会拼死抵抗。然而, 只要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改革主体、有力的改革杠杆和恰当的改革支点, 我们就撬翻公立医院管制型市场化机制, 并建成治理型市场化机制。 ( 1) 什么样的改革主体最适合呢? 当然是医疗保险部门。任何政府部门会从部门利益角度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因为卫生行政部门与县级公立医院是一种“父子关系”, 所以如果由卫生行政部门扮演改革主体, 必然推动县级公立医院的绩效型行政化改革模式; 因为医疗保险部门与县级公立医院是一种“买卖关系”, 所以如果医疗保险部门扮演改革主体, 必然推动县级公立医院的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当然, 由医疗保险部门推动县级公立医院改革, 必需在人民群众和医保机构之间建立激励相容的委托代理关系, 否则医疗保险机构缺乏“动力”推动县级公立医院的治理型市场化改革。 ( 2) 什么样的改革杠杆最有力呢? 当然是需方补偿机制。供方补偿机制和需方补偿机制是医疗机构的两大补偿模式。公共财政的供方补偿机制, 本质上是公共财政办公立医院以供医疗服务的体制, 所以适配公立医院的绩效型行政化改革模式; 公共财政的需方补偿机制, 本质上是公共财政补医疗保险以买医疗服务的机制, 所以适配公立医院的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公共财政的需方补偿机制, 可以让医疗保险机构成为公立医院的“衣食父母”, 所以它可以赋予医疗保险机构以“能力”推动县级公立医院的治理型市场化改革。 ( 3) 什么样的改革支点最恰当呢? 当然是医疗保险预付费方式。目前, 有两个支点可以推动县级公立医院改革, 第一个支点是医疗保险的预付费方式[5], 第二个支点是基本药物的零差率政策[6]。以医疗保险的预付费方式为改革支点, 实际上是一种由需方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必然可以撬动公立医院的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 以基本药物的零差率政策为改革支点, 实际上是一种由供方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必然可以撬动公立医院的绩效型行政化改革模式。医疗保险预付费方式作为改革支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为它赋予医疗保险机构以“方向”推动县级公立医院的治理型市场化改革。基于县级公立医院改革“主体-杠杆-支点”的结构及“动力-能力-方向”的逻辑分析, 我们强烈建议以医疗保险部门为主体、以公共财政的需方补偿机制为杠杆、以医疗保险的预付费方式为支点撬动县级公立医院的治理型市场化机制。同时, 坚决反对以卫生行政部门为主体、以公共财政的供方补偿机制为杠杆、以基本药物的零差率政策为支点撬动县级公立医院的绩效型行政化体制。
参考文献
[1]赵云.我国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的形势分析[J].现代医院管理, 2012, 10 (5) :11-14.
[2]顾昕.行政型市场化与中国公立医院的改革[J].公共行政评论, 2011, (3) :15-31.
[3]赵云.县级公立医院的绩效型行政化改革模式评价[J].中国医院管理, 2013, 33 (2) :1-3.
[4]赵云.县级公立医院的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创构[J].中国医院管理, 2013, 33 (7) :4-7.
[5]陈仰东.撬动公立医院改革的杠杆:支付制度[J].中国医疗保险, 2010, 9:20-22.
浅析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 篇10
1 会计计量模式的类型及特点
1.1 传统的会计计量模式就是建立在马
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的, 用名义货币来计量, 以历史成本为基础。
这种计量模式认为只有交换的商品, 其价值才能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 交换中投入价值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增值, 而只有在对投入价值补偿保全的基础上, 才算得上增值。针对不同的会计对象, 选择不同的计量单位和计量属性, 就可以形成不同的可供选择的计量模式, 例如:历史成本/名义货币, 现行成本/名义货币, 现行市价/名义货币, 可变现净值/名义货币, 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名义货币, 历史成本/不变购买力货币单位, 现行成本/不变购买力货币单位, 现行市价/不变购买力货币单位, 可变现净值/不变购买力货币单位, 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不变购买力货币单位。
1.2 介绍几种常见或可能运用的会计计量模式的特点
1.2.1 历史成本/名义货币。
这种会计计量模式依据了货币计量假设, 配比原则和稳健性原则, 它的优点在于它具有较强的客观性, 可验证性, 有利于资产保管责任的履行。缺点在于不考虑货币价值的变动, 不能较好的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 不能反映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 不适于制定经营与投资的决策。
1.2.2 历史成本/不变购买力货币单位。
这种会计计量模式与历史成本/名义货币计量模式相比, 所不同的是它考虑了一般物价变动水平, 但没有考虑个别物价的变动, 而且一般物价指数的选择也比较困难。
1.2.3 现行成本/名义货币计量模式。
这种会计计量模式否定了传统的历史成本会计计量所依据的货币计量假设, 计量的收益中包括了资产置存的收益, 属于按投入价值计价。它的优点在于能够正确计量企业的收益, 并做到计价在时间上和方法上的一致性, 它的缺点在于现实成本很难予以确定, 而且报表项目之间也缺乏纵向的可比性。
1.2.4 现行成本/不变购买力货币单位。
这种会计计量模式试图通过现行成本计量属性来消除个别物价变动的影响, 通过不变购买力货币单位的调整来消除一般物价变动的影响, 从而全面的解决物价变动对会计信息的影响问题, 不足之处在于取得会计信息的成本较大, 缺乏客观性与可行性。
2 会计计量模式选择的依据
2.1 理论依据
所谓理论依据是指在不考虑会计信息本身所代表的经济利益及其可能的经济功效与影响, 纯粹从理论角度来推定应选用的会计信息加工、生成操作手段的主要内容---计量模式。
会计计量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会计目标对会计计量具有决定性的导向作用, 一方面会计目标是会计计量的理论基石, 不同的会计目标理论会产生不同的会计计量模式;另一方面, 会计计量是实现会计目标的重要环节, 不同的会计计量模式提供的会计信息的侧重点不相同。由此, 决定了会计系统运行的终极目标不同。目前, 有关会计目标理论存在两种最基本的学派:受托责任学派和决策有用学派。
2.1.1 受托责任学派。
它是在公司制盛行的时期发展并逐步完善的一种思想流派, 是以资源的“委托-受托”的形成为经济前提的, 而资源的“委托-受托”关系的建立又是以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基础的。只有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发生以后, 作为经营者主体的受托者才有义务对所有者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而作为所有者主体的委托者才有必要对受托者受托经营责任的过程进行监督, 对受托责任的结果进行评价, 受托经营责任主要包括对委托者财产的保管责任, 以及有效使用委托资源并使其保值增值的责任。受托责任学派主要强调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因此, 认为历史成本是以资产取得时的交易价格并经交易双方认可为基础, 能够正确反映企业财务状况, 确保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公正性, 主张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和历史成本计量模式。
2.1.2 决策有用学派。
它是在证券市场日益扩大化和规范化的历史经济背景下发展的, 即从20世纪60年代后开始得到迅速发展的一种思想流派。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 发达的资本市场已经开始建立, 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需要大量而且相关的会计信息, 而会计信息的供给又离不开会计信息系统, 因此, 会计系统必须以提供会计信息, 服务于投资者决策为目标取向。由于会计持续经营假设的存在, 经济决策所需要的会计信息依照时间序列表现为: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历史成本用来衡量经济活动的历史状况, 现行成本和现行市价用来衡量经济活动的现实状况, 因此, 决策有用学派在会计计量上主张多种计量属性并存择优, 以便为现在的和潜在的投资者提供相关的且有用的会计信息。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 受托责任学派是倾向于事实性基础的, 是从信息提供者的利益关系出发的, 而决策有用学派则是更倾向于目的性基础, 是考虑从信息使用者的利益要求出发的。
2.2 现实依据
所谓现实依据是指计量模式的确定并不是纯粹理论的推理与演绎所能完成的, 在计量模式的选择, 确定过程中, 各种非理性因素往往会影响以至决定这一选择过程。
总起来看, 影响会计计量模式选择的非理性因素主要来自经济的、政治的、技术的、环境的等多方面的因素, 这其中, 又以经济利益因素的影响最为明显。
2.2.1 经济因素。
由于会计信息代表的是一定的经济利益关系, 并且会计信息因公开披露, 还会直接或间接的造成一些具有经济后果的影响, 因而, 各种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 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 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 例如, 在英国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的标准会计惯例公告第十六号《现行成本会计》要求用现行成本代替历史成本, 但后来因遭到公司经理阶层的普遍反对, 最后不得不予以放弃。
2.2.2 政治因素。
政治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 但相形之下, 它对会计的影响不是很直接的。例如, 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会对会计准则委员会只允许采用“递延法”处理投资贷款项目进行了干预, 使得两种会计处理方法可以并用。
2.2.3 技术因素。
这里的技术因素是指会计职业的发展水平, 如果现实中会计人员素质低下, 则影响复杂的计量方法与计量模式的选用。
摘要：我国加入WTO后, 随着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 我国在会计计量方面将受到很大的冲击, 历史的看, 一种经济理论有历史的局限性, 新事物出现之后, 它无法解释, 而存在不足, 那么, 一种自然的选择就是取长补短, 兼容并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会计系统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以及会计人员素质的提高, 可适时的选择相应的计量模式, 所以, 多种计量模式并存会是一种趋势。
关键词：会计计量,计量模式,计量单位,计量属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