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鉴定与司法公正

司法鉴定与司法公正（精选十篇）

司法鉴定与司法公正 篇1

公正是司法的灵魂也是法官良心的要求, 法官要怀着追求公平正义之心, 公正裁决。弗朗西斯培根曾说:“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 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树立法律权威, 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环节。立法的失误以及行政权力的滥用能够通过司法的得到纠正。法官违法渎职败坏社会风气, 影响人们对法律的信任, 损害法律的权威。法律的权威不在于强制更在于公正, 只有公正之法才能获得人们内心的服从。而司法则是法律作用于社会最明显的环节, 因为在法庭上是各种矛盾对峙之处, 人们期待着公正的判决, 而判决也影响了人们的期待。然而, 法官的良心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一、法官的地位要求法官必须有良心

法官享有法律赋予的决定是非善恶, 恢复或者重塑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权力,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法官的判决、说理影响了社会公众的道德认知、法律认知以及社会认知。可以说, 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道德风尚、法治状况均能够从法院的判决中体现出来, 法院即是当事人讼争之地也是社会观念、思想的汇集之地, 但其中最主要的是人们对正义的渴求, 对法官作出公正裁决的期盼。查士丁尼钦定的《法学阶梯》中指出:“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1]正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主观标准, 产生纠纷的当事人必然对于就其纠纷来说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有不同的看法, 并且客观上来讲当事人往往通过诉讼寻求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或许他们所认为的正义与自己提出的主张并不相同, 但依然会通过法院寻求自己主张的实现,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的遗憾, 因此有时当事人的纠纷并非有关正义观点的分歧, 而是利益的相悖, 这就要求法官在不同的主张、不同的利益之间作出权衡, 给予每个人“其所应得”的东西。由于法官的特殊地位以及判决的特殊效力 (这种效力来源于宪法以及强制力) , 关于什么是“其所应得”往往取决于审理案件的法官的观点。因此, 法官的观点、立场、价值观就内在地影响了当事人的命运。司法公正有赖于法官的良心。

二、法官与法律的关系要求法官具有良心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法律的合理实施依赖于法官的司法活动

法律规定者人们的权利和义务, 维护着社会秩序和社会正义, 是法官进行判决的准绳。但是, 正如孔子所说:“徒善不足以为政,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法官在实际案件中的运用。然而, 法律不可能详尽到保罗一切。因此, 法律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来权衡裁判一些复杂、特殊的案件。法官必须本着良心使用自由裁量权, 否则会出现一些合法不合理的想象, 引起合法与合理的冲突。实际上很多案件自由裁量全的存在正是授权法官在合法前提下做到裁判合理。裁判合理则需要法官具有良心。

(二) 法律滞后性的弥补有赖于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法官不能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拒绝裁判。面临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环境, 法律总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性, 而这就要求法官在裁判过程中运用法律原则进行补充, 但是原则的抽象性又给法官自由裁量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法官选择何种原则, 在何种程度上运用相关原则无一不关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

(三) 法的权威性要求法官以身作则

法的权威性除了依赖于自身制定的好坏、效力等级之外, 更依赖于法官的司法活动是否公正。有关正义最朴素的观念是相同情况形同对待, 如果法院对相同的案子判决不同甚至相反, 那么就会影响到人们对法律的信任, 缺乏人们信任的法律何谈权威性在运用法律这一公器的过程中, 由于法官的主导作用, 存在着法官假公济私的机会。权力越大, 违反职责寻求自身利益的诱惑也越大, 再加上外在监督的缺乏、法律解释和运用以及案件事实认定、证据认定过程中的主观性, 法官就面临着相当大的物质利益的诱惑, 也就更可能徇私枉法、枉法裁判。法官必须以身作则、公正司法才能够使法律在人们心目中具有权威, 才能使人们相信法律、相信法官、相信司法。

由此可见, 在法官的审判活动中, 一切外在的约束存在滞后性, 并且缺乏必然性, 因为法官的主观情况的在审判中占据重要地位。“法官的审判活动无疑应当坚持实事求是, 其中的‘实事’就是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呈献于法庭的证据, 法官只能根据这些‘实事’, 对其所反映出的案件事实之‘是’做出内心确信。在这一过程中, 法官根据经验规则评价证据, 认定事实, 既有主观性的一面, 也有客观性的一面。”[2]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实际存在使得法官打着法律的旗号追求私利、逃避责任的行为有着较为宽松的环境。缺乏道德约束, 再严格的监管制度也也是徒劳。“公正是司法改革追求的永恒的目标, 而法官作为法律的适用者, 裁判的做出者, 其品质决定了裁判的品质。”[3]

纪伯伦曾说:“一切的知识都是徒然的, 除非有了工作;一切的工作都是虚空的除非有了爱。”法官固然是一种职业, 但司法的特殊性要求法官用良心适用法律、维护法律。司法公正不仅仅是一种客观要求, 更是对法官良心的要求。良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因素, 要做事先做人, 法官更是如此。有了良心的法官才能不被贪心、偏心、虚荣心所害, 才能做到司法公正, 成为合格的裁判者。

参考文献

[1][罗马]查士丁尼钦定, 张企泰译.法学总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9, 12:5.

[2]杨文革.论法官的良心[J].环球法律评论, 2005 (3) .

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 篇2

一、问题的提出：司法公正的双重内涵

司法，是国家权力通过法律适用形式在社会纠纷解决领域进行的活动，是国家“为当事人双方提供不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法”。[1]在法制社会中，司法被视为救治社会冲突的最终、最彻底方式，社会成员间的任何冲突在其他方式难以解决的情形下均可诉诸法院通过司法审判裁决。合法的裁决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具有显著的强制性。“司法最终解决”的原则，要求司法必须是公正的。司法制度或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任何社会冲突，都包含着对某一社会公正原则的扭曲，因此，矫正这种现象必须有公正的意识、公正的评价和公正的力量”。[2]普鲁士国王弗里得里克二世在历史上虽然不是一个尊重法律的典范，但他也曾说过，“如果非正义找到了扰乱事务的手段，那么正义就应当有排除这种扰乱的艺术。”[3]从诉讼主体的角度看，任何冲突的主体都必然在形式上强调自身行为和要求的正当性，对这种对立的“正当”作出裁判，必须有真正公正的标准。因此，司法公正，实质上有两层涵义：一是程序公正，二是实体公正。

在适用法律解决社会冲突的活动中，司法程序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司法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历史表明，司法程序模式的内容及其公正与否，与法律的实施效果密切相关。然而，程序公正又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具有相对性，不同时期或不同阶级对程序公正有不同理解和要求。西方学者认为，程序公正主要包含如下两层意思;一是法官不能自己审理自己，不能审理与自己利益有关系的案件，法官应该是公正无私的：二是应该平等地通知当事人各方，让他们准备陈述或答辩，允许被告为自己辩护，给当事人以同等机会和权利接受司法。[4]有的法学家则把程序公正概括为;法院公开司法：当事人有权聘请律师;原告负举证责任;陪审团参加裁定，判决书要写判决理由;判决公开，当事人有上诉权利：控制可能发生的藐视法庭的行为，等等。一般来说，不公正的程序是难以实现实体公正的，因此，程序本身是否公正是当事人、执法者以及社会主体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认为，程序公正，即在整个司法过程中公正地对待作为当事人的冲突主体，保证冲突主体能足够和充分地表述自己的愿望、主张和请求的手段及其行为的空间。从司法程序的历史演进过程考察，程序正的含义包括下述几方面：

(一)程序的`独立性。程序的独立性是指诉讼程序的开启和运作应当以实现法律目的为依归，免受其他法外程序的干扰和影响。法官在审判中，只服从法律，不受其他国家机构及其官员的干预。程序独立性是程序公正的首要保障，它使程序具备了自身的理性，从而可以对抗其他国家机构的法外干涉。

(二)程序的民主性。程序的民主性是程序公正的要义，它包括;程序设置是否以大多数人利益为重，是否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程序设置是否便利大多数人;程序能否体现和保障公民权益在实体上的实现：程序性义务是否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负担;等等。古代专制社会的程序法是树立君主专制个人淫威的工具，与民主无缘。民主的程序法生成于民主政体和社会之中。

(三)程序的控权性。程序的目的和功能之一是制约权力的运行。权力失控将导致不公正，因此，程序公正要求法官的行为不应当是反复无常或专横武断的。现代程序法与古代程序法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前者可以通过法定时限、时序、原则和制度来制约权力行为，防止法官主观臆断和偏听偏信。“诉讼程序，一般来说，不过是法律对于法官弱点和私欲所采取的预防措施而巳。”

(四)程序的平等性。古代程序法确认公开的程序特权，不同身份的人在诉讼程序中的地位是有别的。现代程序法坚持诉讼双方“无差别对待”的平等原则。程

司法公正与大数据 篇3

关键词：大数据 司法公正 同案同判 价值分析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定为主题，表明了国家对法治化建设的决心。“司法公正”作为法治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司法界需要不断强化的一个目标。如何将抽象的司法公正目标进行落地，本论文做了一次工具层面的尝试。

1 研究目标：用大数据技术来提升司法公正

1.1 司法公正的个案目标。习主席提到“让民众在每个司法案件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即司法公正在个案中如何得到落地。同案同判是司法公正非常好的一种阐释，同案同判的形象特征，最符合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民众的直观感受。

1.2 同案同判的实现方法：从传统个案到大样本。同案同判传统的落地方式，是法官在个案审判过程中，利用个人司法实践经验，对当前需要裁判的案件，根据法律规定，比照之前类似的裁判案件，得出当前案件的结论。这种方式依赖于个体法官的能力、经验和司法习惯，难免会出现个体之间的差异，及自由裁量权可能会出现系统性偏差，从而影响到宏观层面的司法公正，因此，还必须考虑从大量司法案件实践整体上来获得裁量的一致性。

1.3 大数据与同案同判。随着信息技术在法院信息化建设中的不断发展，所有的案件信息，以电子化的方式集中在一起，这就为深入利用这些案件信息数据提供了基础条件。

每一个案件信息，都是一次社会冲突矛盾的法律解决过程，案件信息中包含着丰富的司法裁判规则，如何將这些裁判规则抽取出来，为未来的司法实践提供规则参照。这样一个命题，利用大数据技术能够充分的解决。

2 大数据技术如何实现同案同判

2.1 同案同判大数据应用的理论和操作含义。所谓“同案”，在操作层面，并非普通意义上指的“相同案件”或“同类案件”，而应该聚焦到待裁量问题和案件背景两个方面。按照三段论的逻辑，一个案件需要裁量的问题，对应该问题有关的案件背景信息，法律规范，这三个方面是我们构建同案同判大数据解决方案要关注的要素。要得出待裁量问题的法律结论，需要分析案件相关背景信息，适应对应的法律规范，最终导出结论。每一个经过裁判的案件，都包含若干个这样的过程。我们设计大数据解决方案的目标，就是为法官匹配出最接近当前待裁量问题和案件背景信息的案件，法官通过对这些“相似”案件的比较，导出当前案件的若干结论。

据此，我们需要实现对历史案件“待裁量问题”的自动分析提取，对“相关案件背景信息”的自动分析提取。如何将“待裁量问题”、“相关案件背景信息”进行分析提取，并获得相似性的归类以便于提供比对。类型学是一个可实现的方法论。即我们要将“待裁量问题”、“相关案件背景信息”进行类型化，以相同的类型来提供比对。

那么，为确定“类型化”已达到法律上的相似性，不同的案件类型（民事、刑事、行政），应该选择不同的类型化的路径。

在刑事法律层面，按照罪名、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事实与证据、量刑来进行分类，每个分类角度在不同罪名下，再进行更细的二级、三级甚至更多级的分解，最终，会找到两个在法律类型方面一致的案件。请注意，这种一致是针对“待裁量问题”、“相关案件背景信息”的类型一致，而不能泛指整个案件。

民商事法律，可以从案由、主体、客体、内容、事实与证据、法律责任等方面来进行层层分解。

行政法律，可以从案由、诉讼主体、行政行为、事实与证据、法律责任等方面来进行层层分解。

根据比对方式的不同，可以将“待裁量问题”分为定性法律问题和定量法律问题两类。对于“待裁量问题”需要依据的“相关案件背景信息”，可以分为单一要素比对和综合要素比对两种方式。

综上所述，通过类型学、三段论、法律构成理论等，可作为我们构建“同案同判大数据分析技术” 专业理论基础。

2.2 大数据技术实现同案同判操作框架体系的步骤。实现同案同判的大数据应用的基础就是创建一个同案同判的数据仓库，在数据仓库上进行大数据应用。对创建一个同案同判数据仓库的步骤分析如下：第一步，采集案件信息数据。从各种数据来源，采购案件信息数据。数据来源包括案件信息管理系统、电子档案库等。数据种类包括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第二步，数据处理。为了实现同案同判的应用目标，需要将各类数据，以案为基本单位进行数据的结构化处理。结构化的标准，来源于上述的同案同判理论和操作设计思路。这里，重点需要处理的是针对非结构化的裁判文书文档数据的结构化处理工作。需要研究一套能够从裁判文书提取案件裁判规则体系的自动化技术，来实现数据的结构化目标。第三步，数据主题设置。同案同判是要解决一个个的具体法律问题，而这些法律问题，以及海量的案件信息数据，形成一个庞大的案件信息海洋，需要对这些信息按照主题的方式进行存储，以提供下一步的大数据分析应用。

2.3 大数据技术提供的同案同判大数据分析技术成果设计。同案同判大数据技术根据对案件裁判文书的智能分析，或通过手动勾选案件信息，自动关联系统案例库中的历史生效案例，并进行多维度比对分析，为法官办案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案件定性或裁量问题提供同案比对参考。其具体功能如下：①同案自动关联功能。同案自动关联功能涉及的案件相关信息来源分为两个途径：a通过各案由（罪名）下的案件信息动态模板中信息项的勾选，系统可自动关联检索案例库中符合条件的历史案例，供法官查阅参考；b导入案件裁判文书，系统通过文书智能分析引擎自动分析提取文书相关案件信息，并在案例库中关联检索相关历史案例，法官可逐一进行案件比对参考。②同案案例自动分类功能。系统将关联检索出的历史案例分为本院案例、上级院案例、本省案例以及权威案例，同时在每类案例中又分为完全匹配检索条件的案例和包含检索条件的案例，便于法官分类查阅。③同案案例统计分析功能。系统能够将关联检索出的历史案例进行统计分析。以量刑比对为例，系统能够自动分析出关联案例中的量刑最重值、量刑最轻值、量刑平均值及量刑最多值，同时自动生成线状图、散点图等多种统计图表。④同案案例比对功能。系统能够对检索关联出的历史案例进行单个文本内容查看、待决文书与历史案例文书内容比对以及案件信息比对。a单个文书内容查看。法官可对检索出的历史案例文书进行文本内容查看，同时可根据系统自动提取出的文书案件信息进行准确回溯定位，能够快速查看该案件的相关信息内容。b待决案件与历史案例文书内容比对。法官可对待决案件文书与历史案例文书进行内容比对查看，同时可根据系统自动提取出的两文书案件信息进行准确回溯定位，能够对两案件相关案件信息内容进行快速查找与审阅。c待决案件与历史案例文书案件信息比对。系统可将待决案件文书与历史案例文书中的案件信息全部展示出来，法官能够直观的看到两案件中涉及的案件信息，并进行比对参考。

3 本研究的价值分析

①为司法公正提供了一个公开的平台：司法诉讼活动的各类主体，都能够通过该软件获得基本一致的司法结论，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极大的解决，司法更受类似案件约束而不受外力影响得到更大的保障。②让司法人员能够快速的找到类似案件，参考获得裁量的结论，司法效率得以极大的提升。③为社会公众、机关和其他团体、当事人提供了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司法裁判工具，司法效果得以极大的提升。

4 小结

综上所述，大数据是世界最新的技术革命、观念革命和商业革命。当今时代谁能够抢占大数据研究先机，谁就能在未来社会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大数据技术在司法中的应用不仅可以有效地提升其办案效率与质量，而且还保证了司法的公正性。大数据可以运用到各行各业。加强大数据的司法应用，是人民法院推进司法为民和公正司法的必然要求，是信息化建设的必然趋势。本文首先分析了运用大数据技术提升司法公正的可能性，再就大数据技术如何实现同案同判进行了分析，最后还进行了价值分析，从而提升了本研究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1]孙海龙，高翔.科技应用与司法公正的思辨[J].人民司法，2012（01）.

[2]郑小苗.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法理问题[J].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4）.

[3]龙世发.“同案同判”的法理分析[J].人民论坛，2011（11）.

法官伦理与司法公正 篇4

司法伦理, 是职业伦理的一种, 是关于司法人员职业道德的规定, 是一般伦理范畴及其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司法工作者职业生活中的具体化。司法活动的职业性, 必然要求有相应的职业伦理与之配适, 以满足该行业对于特定伦理道德规范的要求。

法官伦理, 是司法伦理的一种, 是专门针对司法人员中的法官的职业道德的规定。一位名人曾说过“对正义的实现而言, 操作法律的人的质量比其操作的法律的内容更为重要”。由于法律判决的做出不得不依赖于法官, 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 而“任何一件由法官自由裁决的案件, 实质上都是在该法官的道德标准影响下处理的”, [1]因此在从事司法活动中, 尤其是进行法律判决的时候, 要做到法律判决的合理合法, 就有必要提高法官及其他司法人员的道德素质, 使他们的司法活动能遵循基本的道德原则。

法官作为法律的守护神, 就司法权的最高屏障地位和法治社会中法律至上的角度而言, 法官伦理应是各类型职业道德中层位最高、要求最严、义务性最强的。法官代表着社会公正权力, 法官的职业道德将直接关系着人们的利益公正。而且法官的职业活动是代表国家行使国家审判权, 审判的结果将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相关利益关系, 加之审判结果的广泛社会性, 审判的结果还将影响社会中潜在的其他相关利益关系, 进而由具体某一个体波及到整个社会整体, 在这一过程中, 法官的职业道德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

二、法官伦理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一直以来, 公正都是人们最基本的价值追求之一, 一个社会的公正程度, 标志着这个社会的文明发展水平。司法公正作为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既是司法活动的应然价值目标, 也是法治社会的实践支撑。司法公正的实现状况, 不仅直接影响法律的权威和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以及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心, 而且还直接影响到社会的道德风尚和整个社会的秩序、稳定和发展[2]。司法公正涵盖整个司法行为和司法过程, 其含义有三:适用法律的平等, 诉讼程序上的规范, 判决结果上的公平。从理论上讲, 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是:在法律活动中, 处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无须通过任何非正当的手段便能依法受到司法机关及其人员的公正对待。[3]保持公正是司法的第一属性, 没有了公正, 司法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因此保持公正也就必然成为法官在其司法活动中必须具备的伦理素质。公正是法官的基本伦理素质, 理想的法官就是公正的化身, 缺乏公正意识的法官根本不是真正的法官。

自由裁量权以及法治自身难以克服的瑕疵, 要求法官有较高的伦理道德水平。自由裁量的存在, 法律条文中的一些模糊的表达, 有赖于法官个人的把握。[4]法治活动的运作离不开人的因素, 好的法律也不会自动产生效能, 需要作为“行走着的法律理性”的法官来操作。法官的行为要确保司法公正, 英国的丹宁勋爵在“通向正义之路”这一著名演讲中曾经告诫读者:“起步伊始, 君当牢记, 有两大目标需要实现:一是领悟法律乃是正义的, 一是务使其得被公正施行”。从实践上看, 司法公正的难以实现在于整个执法过程中, 法官始终存在着被当事人贿赂的可能性, 法外因素始终有可能出现, 法官的法律认知能力、法治信念、职业道德和执法勇气常常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法官的伦理对于司法活动保持公正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法官不仅要具备法律素质, 更需要具备职业素质和人文素质。

由此所见, 法官自由裁量行为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而法官自由裁量行为合理性的主要依据是其价值观以及伦理道德水平, 因而法官的伦理道德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然内容。

三、我国法官的伦理历史、现状及其原因

(一) 中国法官伦理的历史及现状

秦汉以来, 古代中国的司法人员倍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而儒教伦理在他们定纷止争的实践中得以充分的体现。如董仲舒的“春秋决狱”, 他直接把孔子的著作《春秋》一书中的微言大义应于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再比如明代的海瑞断案时有一句名言“宁屈其富, 不屈其贫”, 这些都反映了法律审理过程中的道德化思维。而在道德化思维背后所反映出的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信念伦理。即他们都把捍卫儒家的经典教义作为司法过程中应遵循的首要原则。法律审理中的信念伦理对中华法系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方面导致了法律的道德化;另一方面又使中国司法具有注重实质理性的特征。但是, 缺陷也是很明显的。信念伦理依靠的是人的纯粹的道德理想, 而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

从清末到现在, 中国构造现代法律制度的努力已近百年, 尚没有圆满的结果, 这其中有复杂的原因。其中, 对于西方法律及其运作模式的照搬没有充分考虑我们的传统文化及现实基础, 是诸多原因中最根本的一个。正如德国伟大的法学家萨维尼所说:法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产物, 它根植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中, 渊源于传统民族的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法律由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所决定, 法律文化作为人类历史的积累和沉淀, 亦有其自身的延续性与继承性。在社会转型中, 中国固有的法意和法制悉遭批判与抛弃, 而引植的西法却又与固有的人生和人心颇多格格不入, 以至于百年来的中国法律, 多数时候, 既缺内在的伦理品质, 亦乏外在的逻辑力量。正是在这样一种价值多元化阶段, 以往的价值体系不复存在, 而从西方传播过来的马克思主义似乎还没有在这个社会上真正地扎根。目前是很多人价值虚空的时代。当代情况似乎更糟, 法官的信念伦理缺失了, 市场经济的发展, 把效率作为司法的目标, 使成本效益的考量进入司法裁判的实践, 对法官的职业伦理等许多方面的确都会带来冲击。

在缺乏法治保障的市场经济下, 追逐私利的最大化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然选择, 贿赂成为权力设置、资源配置的重要调节器之一, 各种权力的寻租现象十分普遍, 而司法腐败也仅仅是各种领域腐败现象中的一种。自90年代中期以来, 司法腐败似乎在滋生蔓延, 且法官违法犯罪的绝对数呈上升趋势。法官伦理建设往往因此失去依托而变得十分脆弱, 正面的典型教育和政治教育、作风整顿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在道德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双重人格。现实中也往往会出现勇于在道德上自我完善的个体先进和典范人物, 但整个司法队伍在道德上的整体完善、伦理建设上的整体推进却显得不十分理想。

(二) 法官伦理问题原因分析

1、法律素质欠缺

法律素质是衡量法官道德水平的首要尺度, 法律素质的欠缺将严重影响法官的伦理状况。中国法官职业化建设起步较迟, 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法官队伍中的有些法官根本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素质, 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 但他们却在法官队伍中从事着专业要求极高的工作。还有些法官对法律的学习缺乏积极性、主动性, 对条文的理解止于表面, 对案件的分析缺乏逻辑分析能力, 这些都使得他们在案件审理中难以判断案件的真实情况、难以把握案件的法律适用, 最终在定罪量刑上造成错误、偏差。

2、社会生活中逐利思想的影响

在权力与市场的关系错综复杂、腐败极易产生的时代, 一名法官从进入司法领域、个人提拔晋升到家属就业、子女入学、招工招干或就医等各个环节, 都有可能亲历不同行业的腐败, 由此感知贿赂的存在和重要。这种状况对法官伦理的负面冲击可想而知。我们可以设想一名受到不公平待遇、靠贿赂才能维护切身利益的法官会以怎样的心态去看待自己的职业, 去开展司法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官的伦理构成, 阻碍了法官良好伦理素质的形成, 使得法官的伦理系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

3、伦理教育的缺位

法官伦理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需要长期的教育熏陶。但在当今的法学专业教育中, 法官伦理教育未列入法科学生的必修课。法官在职工作阶段也如此。法官在职期间接受的多是对法律法规的更新学习, 对于专门的伦理学习不仅少, 而且容易走形式。法官伦理教育的缺位, 使得法官难以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难以抵制不道德因素的影响, 进而阻碍司法公正的实现。

4、法外不正当因素的干扰

尽管法官在案件审判过程中享有独立审判权, 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良干扰, 无论何种形式的干扰都对法官独立审判造成了严重的干扰。一些法官在决定刑事案件最终命运时, 难以抵抗金钱与人情的诱惑, 从而贪赃枉法、拘私舞弊, 滋生了“金钱案”、“人情案”的产生。这些现象的产生, 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官良好伦理素质的形成。

5、制度设计的不合理

尽管法官的选任是按照《法官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的, 但法官的职称、待遇、晋升、奖惩及相关法律保障等, 却都是按照国家行政公务员的标准进行管理, 并没有针对法官职业特点设计的职业化制度。在法官选拔制度上, 基层法院从近些年才开始从社会招录, 上诉法院的法官却没有完全像域外那样从下级法院或优秀律师中遴选, 法官成长过程短平快, 对选拔法官的道德考核也流于形式。此外, 较低薪酬制度、粗放的监督制度、宽松的职业道德规则也是影响法官法官伦理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构建理想的中国法官伦理

建立中国法官的职业伦理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从信念伦理角度出发对法官修养、法官理念的导向;一个层面是制度角度出发对法官行为的约束。

(一) 信念导向

对法官信念伦理理念的导向, 应在法官中立、超然、自勉的职业伦理、职业道德原则的指导下引导法官。确立一整套良好的司法伦理准则, 和执行这套伦理准则的机制。司法伦理一定是建立在对于司法官的职业特色清楚意识的基础上的一套行为准则, 比如说他跟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 他跟律师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 他是不是应该远离商业、远离政治, 还有他跟法学学术之间应该有什么关系, 他应该怎样避免自己的偏见影响司法决策, 如何解决司法拖延的问题, 都是司法伦理所涉及到的主要内容。

(二) 制度规范

法官伦理素质的培养与提高, 除了要有自身对于更高伦理道德的追求外, 还辅以有关制度性规范, 以保障其良好伦理素质的形成、巩固和提高。

1、法官的选拔机制

建立法官的选拔机制, 可以从源头把握法官的伦理道德状况, 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官先天伦理素质不足现象的发生。建立法官的选拔机制包括两部分内容, 一方面要强化法官的任职条件, 另一方面要建立刑事法官的伦理素质档案。

对此, 英美法系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在英美法系国家, 法官都是从有一定资历的、有着良好职业道德的律师中加以选任的。因此, 美国建立了严密的任命法官的公开听证制度, 把法官的司法伦理纳入其中, 力图通过遴选机制及听证、任命等各种制度确保法官的专业知识和优秀品德, 并且对高位级的法官比对低位级的法官要求更苛刻, 所以英美国能够及时地参加司法领域各种新型法律法规的学习与培训。然而, 本应共同进步的法官伦理教育则显得相对比较薄弱, 无论在形式抑或规模上, 都不及法学专业知识教育。我们应在在校期间及在职工作中大力开展法官伦理教育, 使法官伦理素养跟上法学专业知识发展的要求。

3、法官的激励机制

在任何一个社会, 法官都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守护者。在司法文明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 法官被赋予了极高的声望, 而在我国, 法官并无什么特殊地位, 其地位在普通百姓看来, 同一般的政府官员不无他样, 甚至弱于政府官员。与此同时, 我国法官的工资水平普遍不高, 近年, 优秀法官大量流失, 纷纷走上从政之路或者从事律师职业。故此, 我们要建立司法系统自主的财政供应制度, 真正实现高薪制, 使法官享有与其知识、能力、道德相对应的财富、地位、荣誉和幸福, 使法官伦理建设具有完整的精神保障和物质保障。

4、法官的申辩机制

法官伦理建设方面的一个重要事项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执行机制, 我们现在一方面是一些违反职业伦理的行为得不到及时的矫正, 另一方面, 法官又动辄得咎, 经常受到不正当的威胁甚至惩罚。例如, 对于新闻界“曝光”的某些行为, 我们惯常的做法往往是不由分说, 不顾正当的程序, 免去一名法官的职务简直易如反掌。法官的地位如此没有保障, 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一些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 严格的身份、职务以及收入保障是司法公正的制度前提。我们需要建立起一种机制, 让涉嫌违反职业伦理的法官也能得到公平的对待。可以在人大中设立一个机构以公开的程序审理被追诉的法官, 让他们也能够有一个公开申辩的机会。

摘要：在我国法治进程中, 公民对司法活动寄予了热切的期待, 法院成为救济公民权利的最后屏障, 而法官伦理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法官伦理建设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目前, 我国法官的整体伦理状况良好, 绝大部分法官具备“法律素质”、”职业素质”、“人文素质”的基本要求, 但仍存在不足之处, 这就需要法官提高自身的伦理素质, 同时加以外在的制度保障, 以促进法官伦理素质的不断完善, 居中裁判, 实现公正司法。

关键词：法官,司法,伦理,公正

参考文献

[1][美]波斯纳著:《法理学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转引自龚向和、胡楚周:《论司法公正的伦理底蕴》, 刊于《长白学刊》2003第一学期第33页.

[2]程秀波:《法官伦理制度化与司法公正》, 刊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3期, 第62页.

[3]缘梦:司法公正与司法腐败[J].法律与生活.2006, (8) .

[4]李军, 陈淑萍:浅析司法伦理与司法公正.刊于《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4月第20卷第2期, 第115页.

[5]岳悍惟:《法官的司法伦理基础探析》, 刊于《法学论坛》2002年第6期, 第105页.

[1]陈淑萍.李军.论司法伦理实现之进路[J].河西学院学报, 第24卷第6期 (2008) .

[2]李军.陈淑萍.浅析司法伦理与司法公正[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8, 4, 第20卷第2期.

[3]李忠建.朱学英.《唐律疏议》司法伦理思想探究[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4, 第26卷第2期.

浅论司法公正与司法体制改革 篇5

浅论司法公正与司法体制改革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更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它对于维护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司法公正的内涵司法公正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光明与黑暗、愚昧与科学、善良与罪恶、正义与专横的斗争史，而这一斗争的原动力，来源于人们对光明、科学和正义的不懈追求。公正与公平、公道、合理等词义等同或者类同，它们是人类生活在群体之中，谋求公平地分配权利和义务，合理地处理善恶、荣辱、得失等问题，为保障共同的安全、自由和幸福而维持和谐的社会关系所遵循的伦理准则。公正未必与法治相关，而法治则必定以公正为基调。在宪法体制下，法律的权威和法治的公正性要依赖于司法公正；没有公正司法，就不会有法治。无论是实质正义，还是程序正义，都是宪政社会的本质内涵。要实现宪政社会的这一本质要求，最首要的是要实现司法公正。没有司法公正，就谈不上民主宪政，而没有民主宪政的社会，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社会。可见，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法治国家的首要标准。法治国家是一个充满着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的国家，在那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再是一句口号。而要真正达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彼岸，非“司法公正”之舟莫属。可见，公正司法是法治社会一条最根本的司法原则。换句话说，现代法治国家的根本标准之一，就是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司法公正是良法的本质要求。自古以来，法律有“良法”与“恶法”之分，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是良好的法律，亦即“良法”。17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业已成为英国全社会的细胞，并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开始形成近代市场经济体制。契约自由、平等竞争和人身安全已成为人们的价值准则。这种价值观念反映在治国思想上就是法治。英国法治思想的奠基者哈林顿与洛克顺应时代潮流，提出和论证了法律一方面要保护和扩大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另一方面又要防止独裁、专制和限制政治权力这一法治原则。19世纪，英国著名的宪法大师戴雪在其代表作《英宪精义》中。把英国法治思想系统地概括为“法律主治”，并形成一个思想体系，这就是他立于英国法治的三要素论，即：第一，“英吉利人民受法律治理，惟独受法律治理”。这一要素的实质，就是反对政府专断，要求政府只能按法律办理，而不能在没有法律根据情况下去处罚公民；第二，任何英国公民都必须受命于英国的普通法；如果违反，均受普通法院管辖，这一要素的实质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对英国人来讲，宪法不是一切法律规范的渊源，而是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良法的本质就是，法律是维护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必然产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要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实现良法的这些本质内涵，就必须严格司法，通过严格司法来实现司法公正。如果只有良法，而缺乏严格的司法活动，那么，再好的法律也不过是写到纸上的空话而已。司法公正是司法权行使的最高目标。正因为人世间有“冤情”，才需要设置司法；正因为社会上有“不平”，人们才格外渴望“公正”。司法人员是人间“公正”的捍卫者。为了维护司法权的公正性，法律赋予其如下六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被动性；二是程序性；三是独立性；四是中立性；五是审查性；六是终极性。司法的最高准则就是公正，如果没有公正，那么这种司法对社会就是一种反动。要做到司法公正，就必须要求司法人员把追求司法公正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司法人员应当是社会正义的卫道士，应该是公平的化身。二、我国司法现状及其存在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有了长足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还应当清醒地看到，在司法领域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司法不公的问题在某些地方或个别案件中还相当严重。司法腐败问题令人忧虑。司法腐败的外在表现林林总总，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是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甚至索贿受贿，徇私枉法。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事情是随时都可以碰到的，只要是有人一涉讼，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首先想到的不是依法诉讼，而是“找门子”、“托关系”，好象不找关系，不托人，这场官司就无从下手，就不好打。当事人把能否胜诉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有力的证据、客观的诉讼请求和法官公平判决之上，而是寄托在自己的“路子广不广”、“门子硬不硬”、“下的本钱大不大”。打官司“找关系、托熟人”，已尼成为一条约定俗成的“规矩”。而作为司法人员的法官，办案

“和谐社会”与司法公正“防线” 篇6

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迅速稳步发展，社会财富整体增长的大背景下，由于利益分配不平衡及不公平引发的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等问题，导致了不同阶层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专家指出，通过政策的调整和规则的重构，我们完全能够协调各方利益，预防冲突并走向和谐。这也充分显示了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正视现实，顺应潮流民意的非凡勇气和卓越智慧。

实现社会公正诚信，司法公正是构筑这一目标的最后一道“防线”。古往今来，老百姓为什么对清官廉吏的传闻一直津津乐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贪官污吏的憎恶，因为民众的利益受到侵害乃至身心遭受欺凌，渴望出现主持公道和正义“清官”之诉求就尤为强烈。当然，老百姓希望的“清官”，除去不贪赃外关键是不枉法：能够以民为本，剖析是非，辨明曲折，秉公执法，匡扶正义，惩恶扬善。因为司法机关是国家法律的最后实施者，也是社会关系和矛盾的最权威的调节裁判者，不仅负有打击各种罪犯的职责，而且司法活动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自由等权益息息相关，无论社会责任还是个体职责实在是“重如泰山”。试想，如果丧失了司法公正，怎么能够建设整个社会的“公正和谐”呢？

客观而论，我国各级司法机关均能做到严格执法，依法判案，执法为民，确实体现和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极少数司法人员违法违纪的严重问题，什么“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屡见不鲜，还有的插手经济纠纷，替人讨债要债“吃回扣”，更有甚者徇私舞弊，枉法裁判，无法无天，充当邪恶势力的“保护伞”，使一些无钱无势的老百姓含冤负恨。由此可见，一个社会如果丧失了司法公正，那就只能重演封建社会“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悲剧了。据媒体披露，在2004年查处的我国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案件中，竟有十几名法官知法执法犯法，且花样翻新，令人震惊。最可怕的还不在此案犯罪人数之多，而是这些人的“默契”：即无论是谁主审，从书记员到分管副院长，只要参与案件审理过程，就“利益均沾”。这种“吃案子”的“潜规则”，人人心知肚明，潜移默化毒害人性良知。在这种环境之下，如果谁敢“跳出来”清正廉明以维护司法公正，反而“从不能容”，成为所谓的“害群之马”。

历史经验证明，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必然产生滥用和腐败。依法治国，执政为民，必须强化对权力包括司法权力的监督。如果司法机关不能树正气除歪风，必将严重损伤法律的尊严和公平正义的原则，使公众丧失对法律的信心。“大盖帽，两头翘，吃了被告吃原告”；“讨说法，打官司，不讲法理打关系”，老百姓的一些话虽然不好听，但也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一桩不公正的判案，不仅可能造成当事人一生的身心创痛，而且会波及和影响周围群众的爱恨情感，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目前在一些地方，人们有纠纷宁愿私了，或到处找“关系”，乃至请“黑社会”摆平，也不愿意“打官司”，致使一些法院受案数量呈下降趋势。这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与人们对司法公正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信心亦不无关系，甚至可能滋生一些人不自觉尊纪守法，被坏人利用的严重后果。

司法公正与“青天文化”刍论 篇7

提到“青天文化”, 极易令人联想到我国封建社会中“神邪迷信”的思想。然而, “青天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 每个时代都不乏百姓津津乐道的“青天”, 其中最有名的不外乎明察秋毫的“包青天”。在《包拯传》中对于包拯有一段非常经典的描述:“拯性峭直, 恶吏苛刻, 务敦厚, 虽甚嫉恶, 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1]这也体现了从古至今人们衡量一个好法官的最高要求:嫉恶如仇, 法理人情。到了现代, “青天文化”尤为明晰地被具化为了抗日战争时期发源于陕甘宁边区的“马锡五审判方式”[2]。马锡五对其首创的审判方式曾有过这样经典的表述:“作为法官, 当你下乡找老百姓调查了解情况, 恰好遇到他下地归来, 这时候, 你应该把他手中的牛绳接过来, 帮他把牛拴好, 让他在一旁喝喝水、抽抽烟, 好生休息后, 才跟他了解情况。”[3]“青天文化”是一种符合我国长久以来道德“审美观”的文化, 体现着我国古代最广大阶层人民的正义观与情感观。

通读历史, 我们不难发现, “青天文化”在每个时代的涵义都有所不同。坦言之, “青天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符号, 其描述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客观事实, 更是人民群众在那个时代的一种愿景与认同;因之, 在历史的不同阶段, 人民对于“青天”的期望与需求不同, 艺术作品中体现的“青天”形象的侧重就有所不同。因此从各类戏曲和文学作品中不难看出:与其说“青天”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形象, 不如说它是一种愿望;与其说“青天文化”反映了我国历史, 不如说它更完善于艺术家的加工。

“青天文化”“是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特色, 在人们心目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基本内涵是惩恶扬善、刚直不阿、为民做主”[4], “即是指中国古代有作为官员, 上不负君恩, 下不失民望, 清正为民, 公正判案的‘清官文化’”[5]。现代不少学者认为集行政权、侦查权、审判权于一人的“青天文化”是集权的化身, 是官本位思想的流毒;但长久以来“青天文化”或者说是“清官文化”早已以一种信仰的方式深深扎根在了人民群众的心中。

二、中国司法公正略论

从古代文学作品来看, 我国的司法公正大都与“青天”们的“神机妙算”难舍难分;而我国与裁判相关的活动又大都与“天”和“神”分不开, “在古人的观念中, 城隍神是冥界的全知全能的法官:一切善行他都能够知晓, 并会对好人佑护有加;一切邪恶, 他都会明察秋毫, 并对作恶者严惩不贷”[6];换言之, 我国古代的司法公正就是一种对“好”与“坏”、“善”与“恶”的正确判断行为。然我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左传》中体现出的对“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7]的豁达让创造“青天”形象的人们左右为难:“青天”是人, 但要在“青天”身上体现一点都不能错的古代“司法公正”就需要借助如“城隍神”一般的神力, 于是我国的古代的司法公正就成为了“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代名词。

反观含义丰富的现代“公正”的概念, 有学者认为“在司法意义上它分为‘程序公平’、‘实体公正’和‘制度正义’三个层次”[8];也有学者将司法公正解释得更为简单和直接, 他们认为司法公正的“基本内涵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的精神”[9], 这种定义较之前一种, 除却了“制度正义”的要求。笔者更加赞同后者。因为相比程序活动与实体结果来说, 制度更加具有确定性, 即在民权国家, 制度大都是“社会契约”的体现, 因此,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活动中, 制度设计更加具有不可控性。

较之我国古代神秘莫测的司法公正, 现代司法公正有了清晰的层次划分和明晰的标准。但若要将构成司法公正的两个方面中分出主次, 就不得不提苏格拉底在遭受诬告并被错判后不愿越狱的历史;老苏格拉底的逻辑是:“只要程序公正哪怕是实体结果不公正, 也要接受它, 因为司法公正肇始于程序公正。实体不正义的矫正也必须是在公正程序过程中进行”[10]。苏格拉底就死的理由让司法公正最重要、最基础的层次不言而喻:程序公平。但在我国这种自上而下都将实体正义作为正义终极目标的国家, 程序正义较之实体正义是一种可牺牲的价值。

而法官作为“法律由精神王国进入现实王国控制社会生活关系的大门”[11], 拥有着“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法律准则”[12]的审判权, 作为法庭上的居中裁判者无疑是司法公正实现的最重要渠道;无论是在哪种法律体系下, “作为法治的人力基础, 两大法系法官都是核心”[13], 因此法官的个人素质与精神认知对于司法公正来说至关重要。

三、司法公正与“青天文化”之辨析

虽然我国古代司法公正的概念与“青天文化”相辅相成, 但不难看出, 我国古代两者的概念不能等同, 我国古代的“青天文化”也并不必然导出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 因此如果将两者相提并论显然是不合理的。本部分将从同与异两方面来辨析司法公正与“青天文化”两个概念。

司法公正是一种现代意识, 它源于古代原始、朴素的正义观, 因此与我国的“青天文化”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首先, 司法公正与“青天文化”都源于人们对于“恶”与“丑”的憎恶和对于“善”、“美”与“正义”的追求;其次, 两者都只有通过法官的审判, 才能达到“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标准;第三, 两者的实现都要求法官做出公正的判决, 从而产生人们所追求的正义价值。

然而, 司法公正与“青天文化”毕竟是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因此存在差异在所难免。首先, 两者内涵不同:司法公正包含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两个层次, 而我国的“青天文化”仅侧重于实体正义。第二, 司法公正在我国古代不可能完全实现, 因此追求司法公正的人在“望而不得”的情况下往往以文学艺术加工等虚拟方式完满现实缺憾, 而非改造和完善制度。第三, 在两者的评定标准上, 司法公正的标准相对“青天文化”来说更为稳定, 在制度要求、程序执行、实体结果方面都更加严格。第四, 由于两者的完善途径不同, 普通民众对待它们的态度也存在区别:一方面, 对于有明确标准、需要制度来加以完善的司法公正, 更多的人们习惯于像苏格拉底一样去遵守它, 甚至于接受其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因为司法公正作为一种共识, 不仅存在于制度上, 更存在于内心中;“青天文化”则不然, 与其说它是一种现实存在, 不如说是一种文学意象。因此, 人们虽然存在着明显的“青天”崇拜倾向, 但因没有明确标准, 实际上人们对于这种文化也存在着相当的怀疑态度, 一旦这种文化不能满足人们的预期时, 人们就不会顺从地接受了:在现实中, 人们会通过“击鼓鸣冤”、“进京告状”等方式来表明自己的冤屈;而在文学作品中, 艺术家们则会通过艺术加工的方式来修饰不完美的形象。

四、如何善用“青天文化”实现司法公正

任何文化的发展与革新不可能脱离本土的历史文化背景, “事实上, 我们今天所要构建的法律文化、法院文化抑或法官文化, 不可能缺少历史法律文化传统的元素。”[14]但“青天文化”毕竟不可避免地保留了部分封建思想的因子, 因此对其在现代法制社会中的利用不能一成不变。

司法公正虽存在明晰的标准, 但这些标准晦涩难懂, 相较于“青天文化”中“为民伸冤”等日常现象, 对于我国老百姓来说太抽象。因此将司法公正渗透入我国传统的法制文化, 不能只一味谋求“高大全”, 更要深入到我国传统的历史文化习惯中去。不可否认, 在我国古代行政长官就是法官的时代, “青天文化”就是一种“清官文化”, 要让“青天文化”融入我国的司法实践, 其第一要义就是塑造法官的“清官意识”, 这是重启“青天文化”的首要要求。但为“青天文化”赋予新的时代含义远不是有意识就足够的。首先, “青天”作为一种形象, 只有落实到人才有真正的价值。我国的司法公正不能仅仅依靠几位“青天”, 只有树立讲求司法公正的新“典型”才能在司法活动中真正地赢得民心。其次, 现代“青天”形象应当与现代司法公正理念的标准结合起来:不仅应包含我国传统文化中“青天”们“惩恶扬善、刚直不阿、为民做主”的形象, 更应加入遵循法律制度与程序规则等现代司法公正的要求。只有这样, “典型”才可能既契合现代司法公正对于制度、程序、实体等多层面的要求, 又符合我国普通百姓感性的标准。再次, 以人民对于“青天”形象的“崇拜”为基础, 带动人们对于现代法官的“关注”与“监督”。置于人民群众监督下的权力腐败和滥用最容易被发现和制裁, 因此司法公正更要借力于普通民众的监督。

然而, “青天文化”中的许多制度缺陷与封建残留在现代法制社会是不可取的。其一, 必须要抛弃的是审官在司法判案过程中过度的“自由心证”。在我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 由于技术水平的局限, 审官不得不在“证据链”的断裂处辅以个人的主观臆想;但在现代, 技术进步日新月异, 证据至上的原则被不断巩固, 因此在判案时全盘的“自由心证”应当被抛弃。其二, 在封建社会中“刑讯逼供”是重要的破案手段, “通过对法官包拯办案故事的法律阅读, 我们也惊讶地发现:原来包拯也是一个酷刑主张和适用主义者”[16]。但在我国, 从“2004年‘尊重与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到“2012年‘尊重与保障人权’被写入刑事诉讼法”, “人权”意识在我国“更具有普世价值和规范意义”[17], 因之封建时期判案时刑讯逼供、蔑视人权的行为亦应当被抛弃。其三, “青天文化”中流毒最严重的集权思想也不应当被继承。在我国封建社会, 审官往往集“司法、行政、侦查、逮捕、审讯”等各种权力于一身。但正如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所言:“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在权力被善用时, 自然能够造福一方百姓;一旦权力遭到了滥用, 就可能对百姓造成巨大的、无法弥补的伤害。因此, 只有坚持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才能真正从最广泛的角度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受权力滥用的侵害。

结语

论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 篇8

1991年3月2日晚上, 罗德尼·金酗酒驾车、违规超速、耍蛮拒捕, 被洛杉矶四位白人刑警打翻擒获。这一白人警察殴打黑人的过程被一名叫做霍得利的公司经理用摄像机拍下了, 但这段短短八十一秒的录像既没拍摄到金扭动臀部挑逗辛格警官的画面, 又没拍摄到四位警官徒手格斗时横着飞出去的丢人场景, 更没拍摄到孔恩警官先后两次启动高压电警试图制服金的镜头。不早不晚, 这段实况录像恰好从金向鲍威尔警察猛扑过来开始到警察给不再动弹的金戴上手拷结束。随后, 这一录像在美国的主流媒体的黄金时段反复播放。然而, 在接下来的法庭审判中, 陪审团看到的证据录像中, 有罗得尼·金在拒捕过程中攻击警察的镜头。因此, 法院对涉案警察的无罪判决一出, 便引发了震撼全球的洛杉矶黑人大暴动。 (1)

二、新闻自由对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

美国新闻媒体历来标榜客观中立, 以揭露事实真相为职业的最高要求。其中司法新闻更是强调以事实为生命。但是, 由于主客观因素的限制, 新闻报道实际上不可能包括事实真相的全部细节, 它只能接近事实, 或只能是一种有选择的事实。毫无疑问, 在罗得尼·金案中, 新闻自由妨碍了司法公正。

首先, 新闻自由对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在于媒体的报道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如果新闻媒体对未决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发表带有倾向性的意见, 法院和法官又不能顶住舆论直接或间接带来的压力, 往往就只能顺从媒体的意见做出判决。决定裁判结果的不是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和对法律的理解, 而是媒体的意见。就这看来, 媒体实际上就成了裁判者。

新闻自由体现于拥有对任何原始录像的进行删减和编辑的权利。在美国社会中, 新闻媒体被称为独立于总统、国会和最高院之外的“第四权”, 是美国各行各业中受到宪法第Ⅰ修正案保护的特别行业。但在此案中, 美国主流电视新闻网播放的电视录像却把不利于金的镜头和画面全给掐掉了。换言之, 新闻媒体用偏离事实真相的“司法新闻”误导民众。在法院审判前, 媒体已用被删减的电视画面预先提供警察有罪的证据, 致使绝大多数民众在法庭审判前, 就已经认定涉案警察难辞其咎, 罪责难逃。

其次, 新闻自由对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还在于媒体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会对司法独立造成妨碍, 还会影响当事人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当媒体的报道能左右法官的裁判的时候, 法官裁判的依据就不是自己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理解, 而是媒体的报道。这当然谈不上法官依法独立行使裁判权。而如果法官一味考虑迎合媒体, 或者证人受到媒体的干预, 做出与自己所知的案件事实不同的陈述, 当事人受到公平的权利也因而受到到侵害。

最后, 新闻自由对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还在于媒体的报道可以直接地影响公众对案件事实真相的了解。如果新闻媒体对未决案件进行不正确、不公正的报道, 造成公众对法院的判决不理解, 会直接影响司法权威。司法没有权威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它使社会公众对司法丧失了信心, 从而影响了人们的行为预期, 这无疑是法制进程中的一种破坏力。

在罗德尼·金案中, 由于媒体的负面报道, 一个假释罪犯超速飞车、借酒拒捕引发的警察执法过当的事件, 竟然演变为白人警察无故殴打手无寸铁、善良无辜的黑人事件。1992年4月, 当地方法院陪审团做出裁决, 宣布四位警察无罪 (对鲍威尔警官一项罪状的指控未定) 时, 随即爆发了黑人大暴乱。1993年4月, 联邦地区法院小陪审团做出裁决, 四名警察中鲍威尔警官和孔恩警官被裁定有罪。另外两名警官无罪。由于对量刑有异议, 立即引起了洛杉矶各地民权团体的抗议。在舆论的压力下, 1995年1月, 联邦第9上诉法院下令重新量刑加重刑罚。因律师费已负债累累的孔恩和鲍威尔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最终, 1996年6月, 联邦最高法院以9比0票对孔恩诉美国案做出裁决, 以警察违法打人与金拒捕有联系为由, 推翻了联邦上诉法院关于对警察加重刑罚的裁定。就在涉案警察忙着上诉的同时, 罗德尼·金在州法院的民事赔偿案中胜诉, 获得了总额高达380万美元的伤害赔偿, 摇身一变成了百万富翁。 (2)

三、新闻自由对司法公正的积极影响

媒体的不正确、不正当的报道, 会对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裁判权造成不当影响, 并侵害当事人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但媒体对司法进行正确、客观的报道, 则会促进司法独立提高司法品质, 有助于当事人受到公平审判权利的实现。

在罗德尼·金案中, 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媒体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 媒体对司法是否仅有负面的作用, 或者像某些学者说的那样, 媒体与司法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张关系, 司法独立对媒体监督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呢? (3)

首先, 媒体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在于对公众的影响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通过揭露、报道司法活动过程的违法之处, 可以让人们认识到司法不公正的弊端, 认识到司法公正的重要性, 从而形成维护司法公正的共识的合力, 形成排除对司法的干预。另一方面, 媒体对司法过程进行报道, 能够使更多公众更加了解司法的现状与缺陷, 增进其对司法活动的认识。

其次, 新闻自由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还体现于最大程度上实现司法活动的公正、公平、公开。不仅维护了司法权威, 也更好地维护了当事人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媒体对司法的报道, 使没有时间和机会旁听法庭审判的人们都可以了解司法过程。而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一方面, 媒体对案件进行报道, 不仅起到鞭策法官公正执法的作用, 有助于对法官司法活动的监督;另一方面, 也有助于保证证人证言的品质。而这一切不仅维护了当事人的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 而且促进了司法公正。

四、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寻求一个平衡点

新闻要求及时、真实、自由。而司法要求公平、公正、公开。司法公正不仅包括实体公正, 还包括程序公正。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并不直接地对司法发生作用, 媒体仅是一个媒介, 它的报道和评论对司法并没有强制力。但是应该看到媒体的报道可以通过舆论或借助管理或控制法院的领导或领导部分间接的对司法发生作用。可见, 过分夸大媒体的积极作用和负面作用都是不可取的。而是应当在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以便更好地加强新闻界和司法界的良好互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莱克有句名言“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是我们文明中两种最为珍贵的东西, 实在难以在二者之间取舍。” (4) 罗德尼被殴案反映出的诸多问题, 正是这两种两难境地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1]徐静村.刑事诉讼前沿问题研究 (第五卷) .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

[2]贺卫方.传媒与司法二题.中国改革报.1998-2-20.

[3]顾培东.论司法的传媒监督.法学研究.1999-6.

[4]汪建成.冲突与平衡刑事--程序理论的新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

浅谈司法公正与法官形象 篇9

一、如何看待法官形象在体现司法公正中的重要性

首先要明确的是, 这里所指的形象不仅仅是一个人外在的形象, 或者说他人或社会对形象主体的动态和静态的印象, 而是广义的、抽象的, 是形象主体价值观念、思想道德、精神状态、习惯爱好、行为规范等多方面的综合反映, 代表的是一种素质、涵养和能力。

任何一个职业都应该有其代言的形象, 而这一形象也要诠释着这一职业的使命责任、道德标准和具体要求。那么, 司法的公正性要求也自然就对法官的形象明确了相对应的内容体系。法官的形象就是司法是否公正的自然表现和外化, 主要是通过司法过程中的活动和与他人之间交往的社会活动来反映和固化的。这里所谓社会活动主要是包括司法过程内和司法过程外。由此可以推断出, 司法的过程给予当事人或者人民群众的感受和法官给当事人或人民群众留下的印象是相统一的。良好的法官形象给人的感受就是一个人对司法过程和结果的认同, 也就是给人以司法公正的认可。可见, 是否具备好的形象需要通过社会去评价, 通过群众去审视。

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卫平教授对司法公正做了这样的解释:“司法公正是一种社会评价, 是一种包括诉讼当事人、参与人及其非当事人、非参与人在内的人们对司法活动的评价。因此, 欲使当事人、参与人和其他人对司法有所信赖, 必须要使社会对司法公正性具有充分的信心, 而法官的形象如何就关涉到这两个方面。当事人、参与人和其他人对法律运用的规律、理论和技术往往缺乏了解, 对司法结果公正性的判断有时就只能通过法官的形象来感知和体会。在有些情况下, 司法判断和处理是符合法律要求的, 但由于法官的形象不当而影响了人们对司法公正性的判断和信赖。而信赖是制度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

从张教授这段话我们可以分析出, 在群众的眼中, 司法的公正主要通过法官的公正表现出来, 法官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司法过程是否公正或者群众的感受是否公正。在当前中国的现实国情条件下, 虽然法律的重要性日渐人心, 但一般民众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理念距离现代法治国家对人民群众自觉学法、懂法、守法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一般民众对法律的理解还只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层次和比较肤浅的层面上, 甚至是夹带着感情偏见和个人喜好, 理性认识相对不足、法治理念更为欠缺。在这样的条件下, 人们感受和理解司法是否公正, 就更直接的去看法官的形象是否良好。假设一名当事人面对着两名法官 (前提条件是都秉承着一份公正的态度) , 一名法官在执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份质朴自然的微笑, 含蓄豁达的风度, 慢声细语的谈吐, 而另一名法官却是严肃冷酷的表情, 粗鲁不雅的举止和拖泥带水的作风。试想, 这名当事人肯定会对两名法官最终的执法结果会有截然相反的理解和感受, 对后者的司法公正性产生怀疑。

对于法官的形象, 无论是在我国, 还是在西方国家都有着明确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明确规定了要维护和塑造法官应有的形象, 如第一条规定:“法官在履行职责时, 应当切实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并通过自己在法庭内外的言行体现出公正, 避免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美国法官行为准则条例》第2条也明确规定:“法官在一切活动中均应当避免不当行为或留下不当行为的印象。”这说明, 无论东西方国家, 无论社会制度有何区别, 作为现代法治国家, 都从制度的层面上严格明确了法官的形象, 以确保司法的公正。以此我们不难推断出法官形象在维护司法公正中的重要性。

形象的良好与否直接代表着司法是否公正。因此, 我们必须站在维护司法公正的高度去认识这一问题, 站在能否让当事人感受到司法公正的情感上去审视这一问题, 把自身的形象与司法公正的重要性同等看待, 就会去自觉的维护好自己的形象。那么, 一名具有良好形象的法官一定会把坚定信念的基本要求, 公正司法的实际行动, 培植奉献精神的努力方向, 知荣明耻的道德养成, 都聚焦到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和权威上来, 从而实现司法公正与法官形象的内在统一。

二、如何树立好人民法官能够公正司法的形象

前面谈到了形象在维护司法公正中的重要性。那么对一名法官来说, 如何树好形象, 应该树好那些方面的形象呢?这是我们每一名司法人员都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的法官制服, 从原来头顶国徽的藏青色制服, 换成现在胸佩徽章的黑色制服。黑色代表着严肃、高雅和端庄, 而把徽章扣到胸前, 是让我们时刻把齿轮为底, 麦穗为垫, 巍然屹立的华表构成的徽章牢记在最能拴住我们心扉的地方。这无不寓示着法律的横梁在每个公民面前都将永远公平与公正。简简单单的制服, 反映了法官是社会良知的象征、正义的化身, 是法治社会人民权利的最终捍卫者。

我们知道, 制服只是我们的包装, 关键是内在的品质。如何才能让我们的形象与制服相称, 不去玷污制服和徽章的神圣, 自觉维护司法的公正呢?我们必须具备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 忠诚事业的执著精神, 渊博深厚的文化底蕴, 与人为善的道德修养和追求卓越的精英品质。

(一) 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

公仆的价值定位是第一要求。毛泽东同志说过:“为什么人的问题, 是一个根本的问题。”这个根本关系到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 关系到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为谁服务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 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一名法官办一两件好事不难, 而要始终不渝地办好每一件自己经手的案件, 没有深厚的爱民之心和扎实的为民服务的思想根基, 是很难做到的。深怀爱民之心, 恪守为民之责, 办好利民之事, 维护好司法的公正, 就必须淡忘自己的身份, 低姿态、高境界, 低身段、高追求, 这是良好法官形象的基本道德素质。具备了公仆的意识, 我们才会自觉的去公平公正运用手中的权力, 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真正去诠释“以人为本”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真正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一份力量。具备了公仆的意识, 我们对待当事人才会做到起身迎接热心, 一张笑脸暖心, 业务办理耐心, 前因后果关心, 临走送别细心。才不会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存有私心, 才能使当事人对我们加以信任。对法官的信任才能进一步促进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信任, 维护司法过程和司法结果的权威性, 在人民群众中树起良好的形象。

(二) 忠诚事业的执著精神

忠诚是干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代表着真心诚意、尽心尽力。忠诚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基本道德规范, 是人们衡量人品的基本准则, 涵盖了人们的信义、操守、诚实、正直、善良等美德。一个忠诚老实的人, 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一个忠诚勇敢的人, 才会不辞辛苦的主动无论多么困难的任务;一个对事业无限忠诚的人, 才会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 积极履行自己的使命。

具备了忠诚的精神, 我们才有积极主动的态度。有了对事业的忠诚, 我们才会主动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一个人只有忠诚自己的事业, 才能有干事创业的激情和动力, 才能焕发出热忱。而热忱是一种具有矢量性的精神力量, 是人们奋斗的原动力, 一种督促并帮助我们前进的助推力, 任何的困难都会被热情溶化。“如果我们把信念比作是生命航船的舵, 那热情就是促使船全力航行的帆。”热忱是发自内心的、充满激情的, 是享受着工作的乐趣和幸福感的。这种乐趣和幸福感是职业道德的源泉, 是我们从事工作的内在动力, 同时也是推进工作创新发展的根本支撑。具有了忠诚的品格, 我们才能抗得住各种诱惑, 自觉做到清正廉洁、秉公执法。如果违背了对自己职责的忠诚, 我们就可能会通过各种不正当的渠道为自己牟取不正当的利益。特别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处处充满了诱惑。但是, 如果我们忠诚于自己的事业, 忠诚于国家和人民, 就会自觉抵制酒绿灯红、贪污腐败等等不良的社会现象, 自觉坚守道德、操守的信念, 维护自身的形象。对法官的形象来说, 忠诚的意义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讲, 要远胜于一名法官的执法业务能力。试想, 一个只有忠诚, 只能用语言表达忠诚的人是个无用之人, 但一个有能力却用于不正当用途的人终将被人民所唾弃。所以, 维护好法官的形象必须培养自己忠诚事业的精神和品格。

(三) 渊博深厚的文化底蕴

良好的形象需要良好的文化素养。而一个人的素养包括温良、宽厚、高雅、谦和、包容甚至幽默等等, 这些都来自于深厚的文化底蕴, 特别是渊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这不仅是一名法官的道德基石, 更是语言表达的基石, 与人沟通的基石, 受人尊敬的基石, 形成智慧的基石。社会科学知识丰富了, 才有利于规范我们的言行、陶冶我们的情操, 培养我们的德行。修养不是与生俱来, 主要靠后天的学习和修炼。学乃进德之基。“腹有诗书气自华, 善于学习品位高。”一个人学习的时间多了, 博览群书、学贯古今, 始终把自己的知识结构处于时代的前沿, 眼界就会开阔, 胸怀就会坦荡, 做人就会显得大气, 生活情趣就会显得高雅, 就会在群众面前树立起具有良好修养和人格魅力的形象, 树起文明的形象。所以一个高素质的法官,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法官必须具备哲学、历史、文学、心理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知识。

法官的渊博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一种品格魅力, 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气度、一种神韵。美国著名的恩格尔法官在他的就职誓词中就是这样保证的:“我祈祷, 当我的法官生涯结束时, 无论是在明天早晨还是三十年以后, 别人都会说我的工作是完美的, 为人是诚实的, 我为美国的司法体制增了光;我希望, 对自己的法律知识永远不感到满足和懈怠;我希望能够有效、有序地主持法庭, 使其成为一个能够做出公正判决的法庭, 同时也让所有出庭的人感到公正和客观;我将不在法庭上进行讽刺和挖苦, 因为我知道法官的一言一行, 无论对治愈创伤还是造成创伤都将有深远的影响;我希望最重要的案件就是现在正在审理的案件”。这种宣誓体现的是一名法官的精神追求, 体味的是一名法官的品格魅力。有了这种品格魅力, 怎能不在群众中树起良好的法官形象。

(四) 与人为善的道德修养

著名法学家乌兰德说, “法是人类共同的善德”, 那么我们可以由此推论“法官便是铺洒人类善德的使者”。铺洒人类善德, 就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情怀作为基础, 乐于铺洒善德。与人为善, 就必须懂礼仪、明廉耻、淡名利;必须具有正义感、责任感、荣誉感;必须诚实、诚信、诚挚;必须心胸宽阔、虚怀若谷、厚德载物;必须办事有真情、服务很热情、对人讲感情, 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表率、弘扬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表率, 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表率。这是道德要求, 更是职责所系。

凡人善举感人心。与人为善传递的是民族的优秀品质, 呼唤的是时代的奉献精神, 编制的是和谐的锦绣之美。我们每天都在做着与当事人相接触的工作。而当事人因为种种的法律纠纷, 精神压抑、心情沉重、烦躁不安, 甚至会苦闷、失落、绝望, 产生轻生的念头或是冲动的不计后果的举动。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份与人为善的心, 一句温暖的问候、关切的交流, 就会给当事人带来一份感动、感激和感谢之情, 给予其一份希望和信心, 使其的心境得到平和、冲动得到抑制、理性战胜感性, 增强当事人对我们的认同感和亲和力, 从而心情舒畅的去面对我们对案件的审理, 避免当事人冲动甚至吵闹等种种现象的发生, 这不仅会影响到办事效率, 更会影响到法官的形象。德国哲学家康德说:“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 一件是我们心中崇拜的道德准则, 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这句话彰显了道德是何等的重要。

(五) 追求卓越的精英品质

追求卓越体现着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 奋发图强的创造精神和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 永远朝着更好、更高、更强奋进。追求卓越, 就要有精英标准, 就是精益求精, 这是一种作风, 更是一种能力。有了这种精神, 我们才会有热情、有动力不不断丰富我们的专业知识, 断提高我们的综合素质。对于司法活动来说, 这是一种专业化程度极高的专门性活动, 法官代表国家依法承担定纷止争、实现社会正义、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职责, 必须掌握专门的法律知识和业务技能。特别是在信息化时代, 知识的更新更加频繁, 学科的分类更加细化, 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没有精英标准, 没有随时更新知识、拓宽视野、提高能力的紧迫感, 就无法适应发展变化的形势, 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 从而造成思想陈旧、知识落伍、能力低下, 那么, 也就担当不起维护司法公正的责任, 从而丧失自己在群众中的形象。能力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 其重要性好比:过河时, 能力就是一座桥;上楼时, 能力就是一部梯;划船时, 能力就是一柄浆;拓荒时, 能力就是一把镐。法官的能力应该是全面的、深邃的, 必须具有深厚的法律素养、精通的业务素质, 同时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在业务精通的基础上, 代表高素质法官形象的几种能力还要特别注意:语言表达能力、文字书写能力、公文写作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善谈, 给人以演说家的语言美;善书, 给人以书法家的文字美;善写, 给人以作家的词语美;善思, 给人以哲学家的智慧美。这些都反映着一个法官的外在素质和内在气质, 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和美的感受。没有追求卓越的精神, 没有精英标准, 这是做不到的。一个知识缺乏、不善言辞、文字潦草、语无伦次、满足一般的法官, 不仅不会有好的形象, 更担当不起公正司法的使命与责任。

论司法公正与法官自由裁量 篇10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根据自己的知识识、经验以及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对案件作出裁判的权力。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法官职业的基本属性, 其正当行使, 对于公平合理解纷止争、确保司法公正有着重要意义。

司法公正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职权和诉讼程序,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公正裁判案件, 真正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打击犯罪、制裁违法, 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生产、生活秩序, 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司法公正与自由裁量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是为了更好的将法律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的结合起来, 根据案情和法律的弹性幅度准确把握法律, 妥善的裁决纠纷, 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达到定纷止争,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进一步树立司法权威和公正司法意识。总的来说, 司法公正是自由裁量的前提和保障, 自由裁量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法律方式。

2 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现状

第一, 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受到来自行政机关及个人的干扰。

为避免来自行政机关及个人的干预, 我国宪法赋予了人民法院及法官相对独立的审判权, 要求法官摒弃一切可能影响裁决的因素, 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 独立地进行思考并最终对案件作出公正的裁决。但是, 目前我国各级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的人事权和财权仍然受制于地方政府。在法院内部, 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 还要顾及上级法院、本院领导。所以, 实践中, 不少法官不敢大胆行使自由裁量权, 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总是顾虑重重。

第二,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缺乏法律充分的支持。

纵观我国法律, 对法官自由裁量权及行使的规定既少又模糊。由于没有得到法律充分的支持, 有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就不可避免的是非正当, 导致法官在行使裁量权上不自信, 有些法官往往就放弃行使, 有的就会以非常隐蔽的方式行使, 这就为裁量权滥用提供了土壤。

第三, 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存在较大的随意性。

在“宜粗不宜细”、“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立法指导思想下, 已制定出的法律存在着规范不详、弹性较大、可操作性差的问题, 法律空白、法律规则之间的冲突也时有出现, 这使得我们的法官实际上过拥有着西方诸国法官所无法比拟的自由裁量权。法律的缺陷性导致法官在依据法律做出裁决时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 特别是对证据的采信上具有较大的随意性。由于缺乏有效地约束机制, 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对案件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行使任意性也被扩大。

第四, 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往往导致同案不同判。

从我国《法官法》第九条的规定的法官任职条件看, 我国对法官的任命条件较低, 对专业素养和法律经验没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这不同于西方国家法官的任命。目前我国法官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 每个法官由于对法学理论理解程度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 获得的实践经验也有差异, 使得不同地域的法官在对同一问题行使裁量权的依据和理解上具有较大差距, 从而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3 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 促进司法公正

正确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手段, “如果每一位法官都能正确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 法院的公正司法水平将会有很大的提高, 司法的公信力也会大大提升, 申诉人上访率会大幅度下降。因为从现在申诉止访的情况来看, 明显违法的为数很少, 大多是司法自由裁量权行使得不好。”可见, 正确行使法官自由裁量权, 实现自由裁量与司法公正的互动, 对确保司法公正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何实现自由裁量与司法公正的互动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 进一步完善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 减少法律漏洞。

要进一步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将法官自由裁量权调整到合理的幅度, 使法官的主观意识与法的原则相协调。一是要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法律规定的数量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大小成反比;法律的模糊度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成正比;法律的精确度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成反比。”二是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要进一步细化、明确, 尽可能减少模糊性的语言。同时司法解释要与时俱进,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废止一些已不适应的司法解释, 制定相应的新的司法解释。三是坚持判例指导原则。我国是成文法国家, 不承认判例的法律效力, 但判例可以弥补不完善的缺陷,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经常刊登一些案例及裁判文书, 以指导全国法院的审判工作, 这一做法值得推广和借鉴, 在法没有明确规定时, 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可以上级法院的判例为指导, 对案件做出处理。

第二, 进一步健全司法体制, 确保法律公正高效运行。

改革法院现行管理体制, 全面推进司法改革, 促进司法公正。一是改变法官人事管理机制, 法院系统人事采用垂直管理的方式, 法官的任命由上一级法院提请人大任命, 与当地政府的人事部门脱钩,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排除行政干预。二是法院经费保障纳入中央财政预算, 由中央财政直接拨付给法院, 法院与中央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 与地方财政分离。三是大力推进审判方式改革, 明确合议庭、独任审判员的职责, 完善、规范诉讼程序, 禁止法官单独会见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进一步强化案件质量考评, 完善错案责任追究制, 增强法官的责任心和公正司法意识;深化庭审方式改革, 大力推行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便审及简易审, 实行量刑指导规范刑罚自由裁量, 增强裁判透明度, 规范民商案件自由裁量, 提高办案效率和调解结案率, 严禁超期审理。

第三, 提高法官素质, 打造一支高水平职业化法官队伍。

影响司法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主客观因素是多方面的, 关键在于法官的素质高低, 为确保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必须打造一支高水平的职业化法官队伍, 采取多项措施切实防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增强司法公正意识和法治意识, 确保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领导。二是培养法官的道德, 要求法官加强自身修养, 约束业外活动, 做到保障司法公正, 提高司法效率。三是严格法官的职业准入, 要走法官精英化道路, 建立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四是强化法官业务教育, 不断提升法律素质。

第四, 加强执法监督, 改善执法环境。

防范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与采取行之有效的监督措施是分不开的, 要不断增强法官的廉洁意识、忧患意识和自我约束意识, 使法官滥用权力不敢为、不能为。一是要自觉接受人大的监督, 使人大监督经常化、制度化;二是推行办公公开化, 增强案件审理透明度, 认真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 对群众反映司法不公的问题, 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 依纪依法予以查处, 自觉接受群众的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三是进一步健全内部制约规章制度,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充分发挥诉讼体制本身的监督制约机制, 并进一步健全法官自律机制。

参考文献

[1]甘雨沛, 何鹏编著.外国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2]江必新编著.论司法自由裁权[J].法律适用, 2006, (11) .